中国冤案录

廖亦武

目录

目录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

百岁和尚灯宽

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戍边女兵之女刘思湘

冤死者杨继年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村民谢明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反革命分子刘德

上访诗人老陆

偏三轮胡小松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采购员霍海仲

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上书者蒋朝才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被抄家者廖亦武

同案犯李齐

专政对象刘世昌夫妇

被收容者李明凯

花案魏西

“盗墓贼”田志光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二卷

序言1 余杰：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 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序言2 北明：自由的现状 ――境外通信节选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民运列传: 许万平

作曲家王西麟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戒毒者木邸

残疾妇女贾凤珍

法轮功练习者陈氏

1970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上）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下）

台胞唐存理（上）

台胞唐存理（下）

间谍教授谷正

六四画家武文建

思想犯李必丰（上）

思想犯李必丰（下）

职业讨债人老曾（上）

职业讨债人老曾（下）

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纳西族东巴和君（上）

纳西族东巴和君（下）

洞洞舞女戴凤凰

天安门市民纠察队队长刘仪

光棍刘长五

川菜厨子周半岛

广场行为艺术家余志坚

六四死刑犯张茂盛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上）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下）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上）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下）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

胡平序：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望外的动机

“麻风病人”张志恩

土改受害者阿泽

土改受害者张应荣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上）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下）

午夜读旧报

与地主女儿同行

贫农李正才

地主后代刘金琴

民兵主任余学康

放羊娃彭绍宗

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贫农酒鬼余金元 (上)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

夜祷

土改受害者张茂恩

日祷

土改受害者孙大川、陈秀英

用脑袋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在自己家里坐牢

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1）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2）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3）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4）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5）

疯狂的石鼓

土改受害者和瑞尧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记忆随风而逝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向南，再向南

土改受害者康朗罕

答案随风而逝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事故及后果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基督徒孙医生

土改受害者杨自海

土改受害者杨品英

退休政府官员苴公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一）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二）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三）

土改受害者朱家全

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上）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下）

寻访未遂

再次寻访未遂

第三次寻访未遂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

百岁和尚灯宽

采访缘起：

2003年的一个阳春下午，我随友人王海文到离成都60公里左右的崇庆凤栖山游玩，不禁被树荫深处的一座源自隋代的千年佛庙深深吸引。

俗称“古寺”的光严禅院依山势而建，分上古寺和下古寺，信众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殿宇恢宏、香火兴旺的下古寺，而佛法的魂魄却在断柱残塔、荒草凄凄的上古寺。

晚钟低回，天色朦胧，我在恋恋不舍地出门之际，听说了一百零三岁的灯宽法师。从明朝永乐年间的法仁法师往下数，历600余年，他是寺里的第八代住持。

老人家在成都治病，一直没回来。而我被内心的冲动所驱使，一次次盲目往返，对寺中掌故逐渐烂熟于心。

2003年9月18日下午，我领着来自法国的摄影师高磊，第五次到古寺，拍了许多与环境水乳交融的个人照片，准备用在即将出版的法译《中国冤案录》里——缘分却悄然而至——我们在即将离开时遇见灯宽和尚的侄儿陈全。我随便问了声：“灯宽在么？”陈全答：“在。”

大喜过望，我们随陈全居士入“四法界”院内的一间普通僧室，拜望了正坐沙发上看电视的灯宽，他戴着毛线帽子，小眼睛，长相平凡，由于年老怕冷，还用着电热烤火器。

在为我们摩顶祝福后，高磊迫不及待地拍了几个胶卷。灯宽耳背，提问需贴着他的耳门大声呼叫，所以第一次访谈借助了陈全的“翻译”和解说。一个多星期后，我再次登门拜佛，由于已混成熟脸，就不再顾及礼数。

在我一声声贴耳呼号中，灯宽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的一生，其间抽了两次叶子烟，吮了一次牛奶。我喜欢他吸烟叶、磕烟灰的举动，这个乡下老头儿，我几乎忘了他是个蒙冤多年，几乎万劫不复的高僧。

他在自己的佛堂里，供奉邓小平的像，他说没有邓小平，古寺的香火就绝了。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也点头称是：“佛法在心，你说得没错。”接着，他象许多和尚一样，宣扬积德行善。“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和睦地理，”他说。“还有爱护众生。比如蚊虫要吸你的血，就让它吸个饱。千万莫打耗子，耗子是吉祥物，它要吃点喝点，你就用个碗喂它嘛。嘿，耗子经常钻我的被窝，贴着我的下巴睡，它冷嘛，它缺亲情嘛，它是我的儿女嘛。有一回，这个淘气的儿子，把我用了多年的佛珠拖跑了，我就吓它说：‘耗儿耗儿，佛珠又吃不得，你偷它干啥？再不送回来，我就用灭鼠灵毒你了。’耗子在洞里听见了，一会儿就把珠子还回我脚边。”

我哑然失笑。并在合十祝祷之际，再次敲定下次访问的时间。我明白，百岁老人的故事流逝得太快、太快……

灯宽：施主来自何方？

老威：成都。这位摄影师从法国来。

灯宽：哦。

老威：我到过五次古寺……

灯宽：哦。

老威；天擦黑，庙门也快关了，我正在说：“今天见不着灯宽老和尚……”

灯宽：哦。

老威：您的侄儿陈全出现了……

灯宽：哦。

老威：您的气色不错……

灯宽：哦。我在成都春熙路住了两个月院，刚回古寺。不算啥病，就是岁数太高，躯壳有点不听使唤。前列腺肥大，堵塞尿道，小便出不来。

老威：目前还正常吧？

灯宽：下面接一根导尿管。过一晌，精神养得足些了，再去开一刀。

老威：饮食呢？

灯宽：随时想起就吮两口，都是稀的。稀饭、鸡汤、鱼汤、菜汤、果汁、牛奶，外加输液瓶，有时一天最多8顿，象婴儿吃奶。

老威：婴儿吃奶？老还小嘛。

灯宽：阿弥托佛。如今我腿脚不灵便，每日除了床上躺一躺，就是坐在这儿，一边数珠子念佛，一边想着自己这一生。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竟不知身处何地何时？何人在身边？哦，我灯宽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公历1900年，俗名陈锦荣，7岁就到上古寺出家。我的师父祖润法师是远近闻名的高僧大德，他不仅教修行，还请秀才到庙里教小沙弥们识字读书，历时几年，替我打下了牢固的文化基础。

民国17年，师父让我步行100多里，到成都文殊院受戒；随后入禅安大和尚主办的空灵佛学院（又称四川佛学院）做学生；民国19年毕业，到新都宝光寺修行，师父师爷爷都当过本寺方丈。再后来，转入草堂寺、昭觉寺研修佛法，与众多高僧大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逐渐心明眼亮。

民国33年，我结束游学回到古寺，任知客师，抗战胜利的次年，升任主持，直到解放。

老威：您是世纪老人，以1949年划线，您的一生被裁成了大致对称的两段。而你就这么三言两语，把前半生给潦草打发了？

灯宽：从100年的这头望那头，三言两语足矣。要不，三天三夜，这口气落了，也说不完。一位师父就够写一部书，使我终身受益的有几十位师父，写不了，也没法说。

老威：怪我多嘴，法师您随意吧。

灯宽：1950年解放，接着闹土地改革。有一天，工作组和村里贫下中农们突然涌进庙门，召开群众大会，我被揪出来，划为寺庙大地主和四类份子，接受批斗。他们剥下我的袈裟，一个接一个上台揭发我的罪行，除了不劳而获和封建迷信，还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工作组长不时插话，上纲上线，群众的情绪就越发激昂，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仿佛不杀我这吃斋念佛的出家人不足以平民愤。

全寺几十名和尚也受我的连累，被宣布为地主，押出来陪斗。后来，批斗会变成了打斗会，几百贫下中农轰地揪住几十个和尚，吐唾沫、煽耳光。我被民兵捆绑起来，一直拷打到深夜。根据当时的政策，庙里所有的财产没收，寺产（包括庙宇以及周围近千亩原始森林和几百亩土地）收归国有。

老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寺庙地主”。

灯宽：我当时也懵了，因为出家人四大皆空，地方上改朝换代的俗事，不会去过问。况且这川西平原有上百座佛庙，都是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衣钵传承，没有哪一个住持、方丈认为寺庙是自己的财产。

老威：对，既无私产，哪来的地主？

灯宽：单道这古寺，就始建于隋朝，隋文帝在青城山脉敕封了三十六庵，以常乐寺（古寺原名）为主庙，有上千僧人的规模。后经历代沧桑变故，至明朝，才被朱元璋、朱棣两代君主正式敕名为“光严禅院”。自朱元璋的幺叔悟空和尚往下数，经600年，我是本寺第八代住持，可谓因果轮回。

老威：您能想得通？

灯宽：你只想自己，肯定不通。因为在旧社会，当和尚的绝大部分是穷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干脆就入庙念佛，图个六根清净。可一转眼，成了地主！一天福没享就受这个报应，冤不冤？佛事取缔了，别提念经，就是你的眼睛一闭上或嘴巴一咕嘟，就会被检举上去，当作“封建迷信屡教不改”，挨斗挨打。从土改前到61年遣返回原籍，我起码被斗过几百次，有时白天种地，晚上挨斗，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老威：您这头“死老虎”被打了十多年，有啥劲？罪状数来数去就那几条。

灯宽：后来就不数罪状，上来就打，就吊，寒鸭凫水可晓得？就是把衣裤剐光，手脚反剪着吊起来。熬不过十分钟，人就昏死了。我的右臂吊脱臼过，至今抬起来都吃力。大冬天，一桶桶冷水从头顶往下灌。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那年头就这样子。

老威：您是高僧，能熬得住不偷偷念经？

灯宽：只能在心里念。太难了，袈裟、衣袍、经书都没收、烧毁，连钵也砸了。他们强迫我交100个金碗，因为有个和尚揭发我私藏金银财宝，其中有100个金碗。我连吃饭家伙都是寺里的，哪有一寸金？交不出，他们就吊打，于是我只好领他们去斋房找金碗，果然在墙角码了100个，原来是土海碗，一个能装一斤大米，和尚们因此叫“斤碗”。

老威：善哉善哉。

灯宽：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前世的孽报，我不承受，总会落在别人头上，所以到后来，我就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放弃内心的善念。立地也能成佛。

老威：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知道与你经历相似的高僧，仅四川就有好几十。成都文殊院的宽霖法师，在土改中被“革命群众”严刑拷打，手脚砸断，牙齿脱落，直到被折磨得瘫在地上，昏迷不醒，幸而抢救及时，才捡得一条命；昭觉寺的清定法师，因早年投奔黄埔军校等历史问题，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渡过20年的铁窗生涯，1975年出狱时已73岁；重庆狮子山慈云寺住持惟贤法师，因创办佛学院，于1954年蒙冤入狱，坐牢近27年；崇庆县永圣寺的普云法师，土改时被撵出寺院，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直到21年后方重着僧衣……随着住寺高僧的“沦入凡尘”，几乎所有和尚都弃庙还俗，并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灯宽：这是孽报，从50年解放到78年宗教政策落实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孽报，整整28年，寺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和尚。

老威：可是佛教协会还在。

灯宽：和尚归生产队管，不归佛协管。和尚扫地出门，农民住进庙，世象颠倒了。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不管是和尚还是农民，都不准私自开伙。公共食堂设在半山腰的梅花寨，全生产队的人都去吃。吃完了，就上山挖铁矿，我听天由命，积极报名，生产队长就批准我和十几个和尚参加炼铁。庙里的残垣断壁间也架起了土法上马的高炉。从古到今，这凤栖山上就不产铁，所以当地人不晓得辨认。上面派来个巡回技术员，按图索骥教了几口烟功夫，社员们就摩拳擦掌上山，胡乱捡些沉甸甸的黑石头回来朝炉膛里添。家家户户的锅、铲、瓢、盆、锁、环都搜去炼。和尚没家，为了不当落后分子，就象狗一样，自己耸着鼻子，嗅庙里的香炉、化钱炉、钟、罄、锁、香案的镶边、飞檐翘角上的古铜色，总之，凡是沾点金属的东西都撬的撬、刮的刮、砸的砸，入炉为净。架炭猛熬几昼夜，结果出来的都是怪头怪脑的砣砣。

老威：什么砣砣？

灯宽：有点象粘了许多石头的马蜂窝，凝固冷却以后，用锤子一砸，就全散成黑铁渣渣。大伙就劳神费力做这种事，一个个象喝醉了酒。我呢，被民兵押着，背石头，背炭，呼哧呼哧拉风箱，就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哑巴。由于从小师教很严，站如松，坐如钟，有童子功护身，所以经得整。其他人都累瘫了，饿绵了，我还能弓步扎在高炉旁，一来一往拉风箱。

老威：当时你快60了吧？

灯宽：可二、三十岁的人都不如我，社员们私底下给我封了个绰号叫“无根山上的钢铁战士”。

老威：这么说，你已经适应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灯宽：我是追求进步的，但别人不答应。铁炼完了，食堂又只能吃个小半饱，于是生产队就开会斗四类分子作为消遣，没时间没章法，想起就斗。中国这么大，可有户口管着，没地方逃。每次被打得无缝可钻时，我就记起古寺的一段掌故：朱元璋的重孙，明朝的建文帝推行削藩，四太子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由，发动了长达四年的皇位争夺战，结果朱棣夺位登基，成为明成祖，国号“永乐”；而失势的建文帝却转眼失踪，数年后，摇身变为这凤栖山中古寺的和尚。又过了数年，明成祖派出的东厂特务暗访出废帝下落，火速回报。可就在其下手前夜，建文帝再次失踪，只在其禅房墙壁留下一首诗：“沦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河无声水自流。常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气收；青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东厂特务把壁上遗诗抄下，回禀明成祖；成祖吟罢，不禁潸然泪下，随之挥挥袍袖道：“任他去吧。”于是东厂停止了追杀。

老威：可叹可叹。

灯宽：明朝苛政严刑，东厂和锦衣卫遍及天下，可废帝仍能乘乱藏身于古寺；而如今，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和尚，却想躲也躲不开，孽报嘛。

老威：共产教就是要灭佛灭心，灭一切宗教。

灯宽：灭佛？不可能。谁也做不到。因为佛是水，是空气，是善，是忍让，是人的慧根，国灭了，佛也灭不了。否则我灯宽活不了这么长。

老威：是么？

灯宽：有个姓汪的贫农老太婆，就住在这半山腰，她接济了我好几年。我是敌人，她不敢公开接近，就在地边或田坎假装歇气，用镰刀敲几下，这样，正埋头种地的我就晓得啥意思了。她前脚走，我后脚就扑过去，抓起留在那儿的包谷馍馍就啃。那是60年正月，生产队已经饿死人了，她却从牙缝里抠下口粮给我，观音菩萨显身嘛。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念经超度汪婆婆。到了61年，四类份子饿死大半，政府干脆将我遣返，隔房侄儿接我回原籍崇庆县锦江公社，名义上是还俗了，可每日仍不忘着僧衣打坐、念佛。如此虚度似水光阴，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干农活、受改造，做没有庙的野和尚，不料山水一转到1978年，就有个外乡人跑来对我说，宗教政策已经恢复，可以公开信佛了。

虽然半信半疑，但眼前刹那亮了一道光，这是佛祖在开悟我了。白天不敢露声色，因为阶级斗争还在搞，生产队一旦晓得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肯定又要开批斗会。只好半夜三更爬起床，把脑壳伸出门打探一番，才上路。我跑一阵，走一阵，一百多里，第二天中午就到成都。直接投文殊院，里面已聚了几十位破落和尚，都是川西坝子各寺各庙的方丈、主持，各自提起九死一生的“农禅”改造经历，唏嘘不已。

我在文殊院住了几年，任金刚上士，主持佛事。由于放焰口（超度灵魂）的本事过硬，在信徒中逐渐有了感召力。1984年阴历7月15，我被迎回光严禅院，重继香火，山上山下，聚了一万多人，鞭炮响了一阵又一阵，那炮烟象雾一样罩住古寺，久久不散；更有唢呐、锣鼓助兴，真比过节还要隆重热闹。

老威：这一年，您已经84岁，算一位能洞穿世象的高僧了，从辉煌的云烟中回首过去，您的得失如何？

灯宽：来不及想，因为我已风烛残年，而古寺处处残垣断壁，荒草凄凄，连一间不漏雨的屋都没有。我和师弟灯可领着几十和尚、居士，三个人挤一张床，或者就铺油布睡地下，蛇和耗子经常钻进来，有弟子害怕，我就说：“耗子也冷嘛，让它拱进被窝睡。”我从小与耗子有缘，哪怕是脱了毛的老耗子，我也经常用心窝暖它，用我的饭碗喂它……唉，这辈子挨了几百次批斗，各种苦头都吃了，可人还在，慈悲心肠还在嘛……人还在有啥用？无力回天嘛。

老威：法师不必感叹，这千年古寺能恢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灯宽：施主你误解了。你这个年纪，当然不晓得原先古寺的规模。上古寺去过了吧？

老威：去过了。

灯宽：接引殿、韦陀庙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在燃灯殿上头，是历代祖师的塔林。塔林正中是悟空祖师——明太祖朱元璋的幺叔，他早年就看空红尘，虔心向佛；在永乐皇帝登基，废帝朱允文潜逃以后，他从印度、西藏云游至此，豁然开朗，遂剃度出家，法号“法仁”，赐号“悟空”。由于法仁住持的密宗修行博大精深，在他成正果、盘膝圆寂后，肉身被供入“悟空灵塔”，历550余年，不朽不坏，为光严禅院之头号镇寺佛宝。

老威：我在悟空灵塔前至少站了一刻钟，神龛是空的，塔身颓败，连两边的对联都模糊了。

灯宽：两边的对联是“从今日回头大悟，是浮云过眼皆空”，联隐“悟空”。土改时，村上的民兵连长率领一彪人马进庙破除迷信，从下古寺砸到上古寺，最后来到灵塔前。民兵连长举起日本三八枪刺刀，喊了一声杀，照准悟空祖师的肉身捅过去。这中了邪魔的可怜的人连戳了几十下，肉身就烂了。一伙人糟蹋够了，留下满地零碎在塔前就走，到了下午，当他们押着和尚去“胜利成果”跟前受教育时，肉身早风化成一滩水，浸入了地里，一些干干净净的碎白骨摆在哪儿。我强忍着眼泪，在下半夜上山，收拾祖师的遗骨。据说祖师有西藏人的血统，身材高大，骨头比普通人长得多，旧社会，当地人都称他的肉身为“蛮娘娘”。我心痛，但不能说，只能偷偷用青篾筐把遗骨一点不漏地装好，没法藏，就花了很大力气吊在观音殿的梁上，以为万无一失。

不料到了文革，天下都在造反，破四旧，古寺的大雄宝殿、观音殿、财神、韦陀、接引、燃灯诸庙，全遭毁坏。由于悟空和尚主持本寺，他的侄孙——明朝永乐皇帝敕封了诸多佛宝，其中包括《洪武南藏》孤本经书一部，共678函，7000多卷，总重量有三吨多；皇锅一对，永乐帝亲赐，为生铁铸造，高约1.65米，直径为2.1米，可供2000余和尚吃饭，此皇器只在传戒或重大佛事活动时使用；半副鸾驾，为皇后、王爷出宫时开道的标志之物；龙凤旗，帝、后出宫的开道之物；琉璃瓦大殿5座；明太祖朱元璋的御书“纯正不曲”等等。

老威：都毁了？！

灯宽：除了《洪武南藏》被崇庆第一任县长姚体信组织人马，在解放初期运到成都保存外，其它都难逃劫数。生铁皇锅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砸烂，送去回炉了，皇锅太大太厚，砸它时，一窝蜂上来几十个壮劳力，在灶台上下，抡起二锤，象开山打石头，那一阵阵回响，隔几座山都能听见。

要炼化这些古铁，不容易，满山遍野的人，把树砍运回来，烧成炭，才能炼钢铁，因为炭火的温度比柴火高几百度。这周围的古林子，从小陪我念经学佛，都是些名贵树种，银杏、楠木、红豆木、古柏、古杉等等，近千亩，都砍的砍，伐的伐，弄来炼铁。现在你能看见的那棵千年古楠，就因为长在峭壁上，人够不着，才没砍成。来的人都夸它漂亮，千载难遇，却不晓得在寺中七棵三人合抱的古楠中，它是最丑最不成材的。

接着是文革，连摆摆样子的和尚都不准存在了。观音殿被拆，我吊在正梁上的祖师遗骨自然摔下来，失踪了。有一次，我跑回来躲在山上，远远望见几座琉璃瓦盖的殿顶，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啥子“战斗队”的红旗在迎风飘扬，那些人排排坐着，一脚一脚朝下蹬瓦。还唱歌，仿佛那些皇帝亲赐的几百年古瓦的破碎声在伴奏，令他们越蹬越高兴。

瓦蹬空了，殿顶就亮了出来，人们又坠下地砸佛像，用绳子套住大雄宝殿的柱子，一根接一根地拉。几十百把人，喊着号子，舞着小红旗，一起使劲，从上午拉到天黑，把8根柱子都拉垮了，摔在台阶上，断成好几节。这些石柱都是古迹，现在都摆在山上，柱身有各朝各代名家题的楹联，最晚的是四川第一代督军尹昌衡的对联，看以后能不能恢复。

柱子倒了，大雄宝殿轰地塌下来……我再也看不下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还有数不尽的鸾驾、御书、楹联、佛偈、诗词都没了。上古寺整个没了，下古寺只剩些残墙断壁。直到84年以后，才靠上万皈依弟子出钱出力，重塑菩萨，建庙宇，一点点恢复，总算成了些气候。据说恢复半座古寺也要2000多万。

老威：您肯定能功德圆满。

灯宽：众人添柴火焰高，寺里功德碑上，已添了几千名字，都捐100元以上，有个当公司老板的居士，为请接引殿的玉佛，捐资30万。其它收入，如香火钱、茶点钱、长明灯钱也过得去。

老威：和尚纳税么？

灯宽：如果是正常的税收，古寺也给得起，可世风日下，大小贪官都想到和尚脑壳上拔毛。我们归宗教局管，而宗教局又是统战部的下属，这些当官的，看见别的部门生财有道，早就眼红了，你不上供，他就威胁要开除你的和尚资格，甚至卖掉庙子。不少规模小的寺庙，就被他们以十几万的价格承包给私人。

老威：您是百岁高僧，他们未必敢到您头上拔毛。

灯宽：无神论者啥都敢。告诉你，连统战部的轿车，都是和尚出钱买的，一个庙至少捐5000以上。有一次，县宗教局长驾到，我亲自把他请到客堂，奉上茶点，不料他把门一关，就跟我拍桌子，指头都戳拢鼻子尖了。他吼：“你马上给我拿10万元出来修路！”我心里明白，修公路的钱国家早已拔了200万，被他们分掉大头，如今添不满亏空，只好打和尚的主意。

老威：你可以告他。

灯宽：出家人慈悲忍让为本。我只好先答应说：“等化到缘再说。”他立马命令：“给个期限！”我说：“今天化齐今天给，明天化齐明天给，永远化齐就永远给。”局长一听，下不来台，就要日我妈，结果惊动了门外的几十个居士，他们冲进来，和局长对骂，赶他走。罪过罪过。

其实，只要贪官胃口不是太大，我都会满足，比如一伙人到寺里打麻将，输了钱，就找我老和尚借，两百嫌少，起码500，或者800、1000，借了就借了，从不提还。闹得乌烟瘴气，临走前还对我双手合十，念声“阿弥陀佛”。唉，罢了，宗教局管佛庙、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一手遮天，局长就自称是“所有神仙的父母官。”

老威：岂有此理！

灯宽：历朝历代，官再贪，皇帝再昏，也没听说要在和尚脑壳上拔毛。

老威：我也是头次听说。

灯宽：所以除掉寺里的各项开支，到底能拿多少钱去重建庙子，我实在没数，唉，随缘吧。

老威：只能随缘了。

灯宽：施主是有心人，我送你一张悟空祖师肉身照片。拍这张像的人法名“续空”，家住山脚古镇街子场。40年代，他扛着街子场的第一台箱式镁光照相机去灵塔拍回这张法照，立即轰动一时。以后，他把法照当作通行证，经打箭炉（康定）入藏区，往来多次贩买鸦片烟，均畅通无阻。因为藏民笃信佛教，尤其崇拜密宗高僧，一见照片，立即五体投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断有人追查，审他，打他，吊他，一关黑屋就是好多年，可他宁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直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也许是天良发现，他才让家人去锦江公社找“师父”。待我气喘喘地赶到，他瞪着眼，就是不落那口气。直到我捏住他的手，叫声“续空”，他的泪水才扑簌簌地下来。慢慢松开拳头，把那张包了许多层棉花和绒纸的小底片交给我，连师父也没喊一声就去了。孽缘呀。

老威：阿弥陀佛，愿这位摄影师的在天之灵安息。

灯宽：一转眼，连这张法照也有60多年了。

老威：但是上面的悟空祖师，面容慈祥，两耳垂肩，双目炯炯有神，超凡入圣。再添上这个摄影师的故事……这就是不朽。

灯宽：阿弥陀佛。

老威：阿弥陀佛。法师，这几个月，我进出了五趟，古寺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看了，恢复得不错，特别是您，称得上这方圆百里乃至川西平原的第一件佛宝。

灯宽：施主的玩笑开得过了。藏经楼看过了吧？

老威：外观看过了，白粉壁，稚朴的瓦盖，有些象唐代或日本京都的建筑风格。壁间“藏经楼”三个字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题，算古寺的一件上乘文物，从书法的风骨上，远远盖过朱元璋的“纯正不曲”和康熙帝的“光严禅院”两件御书。

灯宽：于右任先生是民国34年在青城山里，听佛门中人偶然提起《洪武南藏》孤本的下落，才兴致勃勃地赶到古寺的。他上藏经楼读了几天经，几乎足不出户。右任先生美髯齐胸，二目不怒而威，俨然一幅大儒的风范，他应前任住持之邀，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写下“藏经楼”三个草字，口称“难得！难得！”在他之前，国民党省主席林森也坐滑竿来古寺检视过楼中《洪武南藏》。

老威：若蒙法师应允，我也想步后尘入楼拜拜经。

灯宽：如今经书已不存寺中。

老威：毁了？！

灯宽：阿弥陀佛。1951年初夏，崇庆县首任县长姚体信根据县志上的记载，亲临古寺，直奔藏经楼，出来就表示：在众僧人面临遣散，住持登宽已在土改中划为大地主，遭受管制的无序情况下，寺中已无人力财力保存如此卷秩浩繁的国宝。姚县长是知识分子，他当即命令封闭藏经楼，将经书打包装箱，随之派人请省里的文物专家鉴定。那时无公路，县里就征召了上百挑夫，把这重达三吨的佛典一路担到成都，入省图书馆存放，至今已52年。

老威：幸好搬走了。

灯宽：这姚县长是护法金刚转世吧，一般当官的可没这种觉悟。《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敕令刻造，至洪武36年（1403）完成。历时31年，共1600部，7000余卷，有几百人参与了点校、分类、刻印和装帧，大功告成后却只印了两部。一部在永乐年间毁于金陵的一场火灾，而另一部，直到1930年，才被外界披露出来。古寺因悟空肉身和此经，一时名气远播，徒步来寺中求开眼界的文人骚客，源源不断。

老威：古寺条件简陋，如何保证这经书几百年不蛀不霉不变质呢？

灯宽：几百年来，每年翻晒一次，动员全庙和尚。我7岁出家，只要在庙中，就年年参加晒经。方法极原始，不能用手，只能用竹片，一页一页地翻，不能重，也不能漏。晒透后，再将防蛀的叶子烟夹在书中。这是寺里代代相传的礼拜仪轨，仅叶子烟就要耗几百斤。

老威：现在没有毁经灭佛的危险，可以把藏经请回来了。

灯宽：从前是镇寺之宝，而眼下是国宝，任何转移都要请示国务院。

老威：看一眼也不行？

灯宽：有管理制度，连我都无缘重温，但出过意外。彭县一个贼和尚，叫××，竟花12万买通省图书馆，把《洪武南藏》一次性盗版，偷运到海外，赚了大钱。为这事我和弟子们找过许多政府部门，包括省委办公厅，我一再声明藏经的传统主权在古寺，但没人耐烦听。

老威：我晓得省图书馆搬过几次家，那些管理人员既不信佛，又不会往书中夹烟叶，几十年没人翻晒的藏经命运到底如何，迷雾重重啊。

灯宽：万物皆有因果，罢了。

老威：虽说“罢了”，但法师您在这百余年的光阴中，似乎坡坎多坦途少……这到底是谁造成的？恐怕不能单用“孽报”二字来了结吧？

灯宽：直到如今，我也不能说成了正果。佛法无边，我只能学，只能战战兢兢去接近那轮回之道。学佛就得戒嗔，戒怒，戒怨，把众生当作活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活佛，因为他们是皇上。历代皇上，有兴佛的，有灭佛的，还有逢佛杀佛的，何解？民国时期有个普钦法师，曾经在观音菩萨成道日晚上，割开胸脯肌肉，把灯芯草插进去，并用面团做成茶碗大的灯柱，灌满菜油，然后点燃。这就是所谓“燃心供佛”。在大雄宝殿内，灯焰霍霍有声，窜高四尺许，直达佛晓。普钦法师被烧焦了，肺腑都裸露出来，却居然被抢救活了，康复如初；后来，普钦又发愿刺舌血书写《严华经》，刺了7年写了7年，终于大功告成；到最后，他干脆在大殿僧众的面前，燃指供佛，将左手无名指烧成灰烬。

老威：这是自虐。

灯宽：舍我供佛，与佛主舍身饲虎一脉相承；毛泽东在另一端，灭佛存佛，他不灭佛，现在会有这么多人信佛么？他说：“我要人民享受电灯电话。”现在连我老和尚也有电灯电话了。我当地主时，许多人打过我斗过我，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儿孙穷，念不起书，我就布施，拿钱供他们念书；病了，拿钱去看病；反正我的钱也是别人供奉的，留在手里就是祸，佛主要怪罪，但不会说。我与和尚们在斋堂，谁做错了，我心里清清楚楚，但我不会说，不会嗔和怨。

生从何来，死归何处；无名无处，去西方极乐，极乐又归何处？所以，众生也，父母也，打我斗争我，相当于父母教育我。

你打了，嗔了，怒了，疯狂了，佛报就落在你身上，你代我受了。比如那个民兵连长，用日本三八刺刀捅悟空祖师肉身，头一刀戳在胯根，几个月后，也就在胯根，在同一个地方，生了一个大疮，奇臭，并且越烂越深。求遍天下名医，没治，整个下身烂掉了，人也死得很难受。又过了几年，连长的老婆娃娃也接二连三地死，最后包括亲戚舅子都死光了，绝户了。

我听说连长一门几代都绝了，并不高兴。我怜悯，为他们念超生经——他们不绝，这孽报或许就落在我这儿。因为我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做过啥，我不清楚。

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８月下旬，我８０高龄的老父因肺癌晚期住进了成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１１楼，直到驾鹤西逝，前后一个半月，我尽孝榻旁，饱尝生离死别之痛。

７５岁的于东山就住父亲的病房隔壁，且与父亲的体形（偏胖）、某些习惯（收听美国之音）、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相似，在三天两头死人的这层癌症楼里，我与他几乎日日相见，成为短暂的忘年交。

因此有了９月１３号和１７号的访谈，再以后，老人家的病征也和我父一样，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如果说，这篇从文字上加工了不少的东西能算他的人生遗嘱，那其中细节方面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父亲逝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７日凌晨，于老先生在７天后相随而去。当时我正忙于料理家丧之头七，所以不知他的遗容是否安祥——但我焚烧纸钱时也想着他，并祈祷这个被不同的时代所误伤的灵魂安息。（以下，于：于东山；威：老威。）

于：老威先生，我有话对你讲。

威：直呼其名吧，老伯您千万别客气。

于：我没有客气的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个通宵，打了三针杜冷丁，痛啊，你没得癌，不晓得这种滋味！白天要好过些，所以叫你来，想讲讲自己的经历，否则……我看了你送的《底层访谈录》，很不错，只是不明白，别人怎么会把这么多属于隐私的东西告诉你？

威：我在江湖上厮混得太久，太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家的种种经历也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现在，我望着你的眼睛，内心有一种震颤，因为我父亲就在隔壁，我守了他一两个月，您们是同代人，目前又在相似的处境中……

于：上午我去拜访你父亲，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威：一个星期前，他还对我说，要把这辈子的主要事情大致理一下，或者他讲，我记。当时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不及了！当他睁圆双眼，直楞楞地盯住我，我就把耳朵贴上去；他的喉管咕隆了半晌，那种声音，很深很含混，我辨识不了，他的手就下意识地拍床……所以，老人家您千万别对我客气，生死大关，俗套的安慰话我说不出口，但是，在这层楼里，您只认得我这么个写字的人，天意乎？而我父亲此时这种状态，也是天意乎？

于：你会怀疑我的话吗？

威：也许会，但我会尽量完整地记录您的意思。

于：我今年７５岁，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为了自由，我把自己弄成了肺癌……

威：什么？

于：我的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想到啊。在大墙内，自由和女人都让人疯狂，为了得到这两样，逃跑，自残，要么就变态，就变老，成为废人，总之，你得选择。当然，大多数犯人不会选择，关几十年，重新做人吧，注定要被社会淘汰。我不行，就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威：请您从头讲起。

于：１９４７年，国共开始内战，地方上征兵征税，按战时三丁抽一的政策，我们家刚好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娶了亲，有了儿女牵挂，不便上前线打仗；只有老三我，刚满２０岁，就被拉到乡里凑了壮丁的数。那一年秋天，光我们于家坪一个乡，就招募了２１个壮丁，由保长、乡长和三青团乡党部的人领着，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彭山县城集中。父亲、大哥、二哥都陪着送行，一长串壮丁家属队伍，上百人，一直送到募兵处，已是傍晚了。各乡送来的壮丁好几百，热闹非凡。第二天，领了二尺半军服和两个银元，我就趁着告别，把银元揣进父亲口袋，因为从此吃公家粮，花不着钱。 这就是我和亲人的最后一见，周围爹啊娘啊的震天响，父亲和哥哥们也扯 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舍不得的样子。而我呢，血气方刚，胸前戴朵大红花，一心要报效国家，奔个好前程。一声哨子响，新兵们就列队上敞蓬汽车，沿着颠簸的公路离乡去了成都，现在一小时的路程，那时要折腾一整天。进了成都，有路灯了，大伙还挺好奇地东张西望——这是我头次看见电灯，彭山县城没电灯，路灯都是灌煤油的风灯，天黑尽了才撑个长竿子往上挂，一条几十米长的街，只挂十来盏玻璃风灯。 我们在成都北较场（现在的成都军区后门）的中央军新兵训练队进行训练，出操、打枪、拼刺刀、投弹，每天早晚还要升降青天白日旗，背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唱“三民主义我党所崇”，那阵式，也跟新社会升降五星红旗，唱《国歌》差不多。三个月后上前线，坐火车出汉中，编入新２军第４师３８１团２营３连，这是宋希濂的部队。后来又过了黄河，与解放军打运动仗，每天都跑路。记得第一次与解放军打阵地战是在陕北榆林，我闭着眼睛放枪，待我睁眼时，左右两边的同乡都一脸鲜血歪倒了。 共产党呆的地方又穷又荒凉，解放军士气高，会打仗，虽然武器落后，但枪法准，在战壕里不小心脑袋冒高了，就要吃子弹；而国军派系多，壮丁抓了一批又一批，草草训练，就上前线充数，所以经不起打。新兵怕死，一门心思开小差，我也不例外，结果于１９４８年底在徐州外围的永城地区的一次遭遇战中躺下装死，被解放军三野１２兵团２８军８４师俘虏。 解放军很宽大，开罢忆苦思甜，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后，师首长讲话宣布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就遣散，发放路费回家。我前思后想，就投诚当了解放军，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国统区，回去没好日子过，再说种田也没意思。 １９４９年５月的渡江战役后，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三野奉命进军东南，负责解放福建的是第１２兵团，司令员为著名战将叶飞。大概９月份，除了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境内的国军主力都垮了，省主席汤恩伯逃到了台湾，接着厦门失守。 我所在的２８军８４师接到兵团下达的攻打金门的命令：“肃清沿海残敌，建立尔后解放台湾的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以及金门守敌防御部署混乱之时，以２８军第８４加强师为主，２９军８５师配合，即日发起对金门的攻击。” 当时全军上下很乐观，因为厦门岛大兵重，厦门都拿下了，一百多平方公 里的金门肯定弹指可下。我还以为打完这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和许多以前连海都没见过的“解放战士”一样，向党表决心，一定不怕牺牲，争取立功赎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４日晚上，解放军的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３三个团，８７００多人，加上船工３５０多人，乘紧急征用的各式渔船，从大山登岛、厦门、澳头东北海湾出发，渡海攻金门。午夜三点多钟登上北岸海滩，因地雷爆炸，国共两军开始激烈交火。此后，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在国军兵力５倍于我的劣势下，解放军困兽犹斗，终致全军覆灭，三个整团加第二梯队增援的２４６团，１万多人，无一生还。 ２７日上午１０点左右，金门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阵亡５０００多人，被俘５０００多人，剩余的残兵败将，由古宁头突围，转移至岛东南山区。我们３营２连１班，就剩我和副班长刘永禄，汇合２５１团其他残余，共４７人，在团政委田志春的带领下，东躲西藏了半个月。无奈金门岛太窄小，几万国军从滩头到山区，从民房到山洞，象篦虱子一般，一寸一寸，反反复复地梳。我们弹尽粮绝，军装碎成些布片，披挂在身上，犹如野人，连下身都暴露着。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我只伤了胳膊，饿得不行了，就趁下半夜，从岩洞里跑出来，到几百米外的农田掏番薯吃。等不及抹泥，就边回跑边朝嘴里塞，探照灯隔五分钟来回扫一次，动作慢了，子弹就风一样刮过来，把人打成蜂窝。 为了偷番薯，牺牲了６名战友，岛上的居民都是渔民和华侨，除了“共产共妻”，对解放军没啥了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告密，还主动带兵来搜人。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番薯地拉了铁丝网，不敢去了。重伤员全部活活拖死，而我们也半死不活。水源卡断了，国军就在山洞上头筑工事，扎营，明明晓得我们在脚下，故意不打扰，看你扛到啥时候。我们都渴恍惚了，喝自己的尿，后来尿比海水还咸还涩，奇臭无比强咽下去，喉管更干更疼更辣，犹如吞火。终于，团政委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然后对大伙宣布出洞缴械求生。 大伙互相抱着干嚎，人都消耗得跟鬼一样，还不理解团政委的命令，认为有损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２连刘排长是陕甘宁老区来的兵，打惯了胜仗，很倔，他跳起来用枪托砸政委，还连骂：“叛徒！”政委一脚踹翻他，含着热泪，也不解释，就头一个摇着栓白布条的树枝钻出岩洞。我们跟在后面，一长串，２０多人，洞里还留着十几具战友的尸体，已有臭味了。投降以后，国军允许我们先埋葬战友，我们在里圈，他们围了好几层，下葬时，国军还一齐朝天鸣枪三次，表示敬意。 我曾目睹２５１团刘天祥团长阵亡的情景，当时他正与２８军前敌指挥部通话。掩体已塌了，话务员倒在一边，刘团长一手搂电台，一手握话机趴在瓦砾里叫：“报告首长，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有二话说！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话没落音，敌阵地就射来一堆炮弹，前后左右地开花，刘团长一下子飞起来，他原来趴的地方炸出磨盘大的一个深坑。一瞬间，警卫班全报销了，没有全尸，我钻进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金门的几千战俘押回台湾，又从基隆港转乘闷罐火车，运至台东，入战俘营。稍后又转到对岸著名的火烧岛，开荒，筑监狱，兼学文化和政治，进行反共洗脑。几年里，那儿陆续进来许多共军战俘，有朝鲜战场的，有沿海各岛的，１９５２年，国军突袭南日岛，一次就抓回上千名共军俘虏。

威：国共两军没有交换过俘虏吗？

于：据说朝鲜战场交换过，可我们当时完全与外界隔绝，除了《中央日报》和蒋总统训示，啥也不晓得。大约关了６个月，训导处主任找我谈话，他们根据我提供的个人情况和部队番号，确认了我的原国军下士身份，准备开释。×主任试探性地问：愿意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么？我干脆回答：不愿意，因为共产党饶不了我。后来知道，不仅我，连众多正宗的共军俘虏也害怕回去——在红色中国，俘虏是叛徒的同义词。

威：你又改换门庭了？

于：那时我才２０多岁。再次“新生”后，又编入１７师４９团六零炮连服役，一年后，送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接受预备军官训练，每月剃一次光头。由于在射击、肉搏训练中的出色表现，改制后的调查局到学校物色人选时，看中了我。在局属台北站工作了５年，转调国防部特别军事情报室，军衔为上尉——这一时期，我算春风得意了，讨了老婆，她姓佘，祖籍河南新乡，４９年随父母迁台，在新竹做水果生意。我们经人介绍，按传统习俗，三媒六证。我们育有一儿一女。 ５０年代，光复大陆是国策，蒋总统经常发布训示，勉励全军将士“勿忘国耻”。朝鲜战争之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海陆空配合的模拟登陆战。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台湾报纸都尽情渲染；三年大饥荒时期，更是天天有逃荒要饭，饿俘遍野的记实报道和巨幅图片，惨不忍睹。勘乱之际，宣传声势一边倒，连我老婆以及街坊邻里都相信“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中共政权人吃人”。我至今还记得１９６０年×月×日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与其饿死，不如造反——大陆民众的心声。” １９６３年元旦，蒋总统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国军军政战士的团拜典礼，１月５日，又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主编迈克尔的采访，他说：“反攻战争是革命战争，就数字上说，共匪军队的人数诚然较多，然而我军有旺盛的士气，有充足的武器用于出击登陆。”蒋总统还说：“大陆民众渴盼着革命军队回来摧毁灭绝人性的共产制度。”

威：在上一辈人的回忆中，６３年的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此前还有较大规模的中印边界战争），为配合国际大气候，国内风向再次左转，大搞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我访问过一位盗窃犯，叫杨继年，１１岁被判刑，坐了３４年牢。１９６３年，他因《反标罪》被加刑，起诉书里的罪证是：“坚持反动立场，于６３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时，三次书写反动词句……‘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 资料证明，城乡都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监管。著名右派流沙河先生认为，当中共内部的狗咬狗因相持不下而趋于白热化时，老毛的惯用伎俩就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于：啥意思？

威：５９—６２年，国内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天灾是人祸，更确切的说，是老毛想当然的“共产试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铁案——在党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老毛言不由衷地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引咎放权，由较务实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纠正政治和经济中的“失误”，宣告共产风破产。６２年底，因政策调整，粮食丰收，饥荒得以遏制，刘少奇的威信借此提高，最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与老毛平起平坐，连标准像也在百姓家中并肩而挂了——这是老毛不能容忍的。为了防止刘少奇等人借“几千万饿俘该谁负责”逼官，维护其绝对的权力垄断，就“金蝉脱壳”，借台海局势突围。应该说，蒋总统帮了毛主席的大忙，使他赢得喘息之机，并把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进行到底，直至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对头一个个置于死地。

于：掰指头一算，整个６３年“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有十来路，每路六、七或十几个人，全部加起来不足百把人，一个连的兵力都不到，“光复”个屁，开国际玩笑嘛。

威：这百把名特务是老毛的救命稻草，是“蒋匪全面进犯”的铁证，你说国共两党合作得默契么？

于：１９６３年６月×日，我被编入“反共救国军第××支队”，抵达大金门，然后由军舰送至福建漳蒲境内，转驾汽艇，一行十几个人，在支队长××的率领下，从将军澳（地名）登陆。我们携着电台和武器，准备按上峰指令深入到福建武夷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没想到，上岸不过４０多分钟，就被民兵发现包围了。随着三颗信号弹射上夜空，周围的海滩和礁石突然长满了人，一齐吼：“缴枪不杀！”我们惊呆了，忙背靠背地端起枪，做出抵抗的架式。子弹嗖嗖地飞过来，有两个弟兄倒下了。可我们面对这密密匝匝的人，不晓得该咋还击。终于，支队长带头扔枪，高举双手走到明处。数不清的手电乱晃，马灯更象八卦阵，从远处渐渐游拢来。支队长高喊：“我们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一幅吓坏了的嘴脸，其他弟兄也跟着叫：“投诚！投诚！”我这是第三次当俘虏，要镇定些，双手投降时心里还在想：该咋交待？要不要把三次被俘的经历全坦白？

威：您真够倒霉的。

于：这叫身不由己。回来才知道，国民党的宣传也同共产党一样，只强调“形势大好”，结果正好相反，老百姓并没有在水深火热之中夹道迎解放，反而杀声震天。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太可怕，无怨无仇的，渔村里一听说抓特务，男女老少全出动，有枪拿枪，没枪就提鱼叉和棍子。我们十几个弟兄，一半是当地人，有两个还是４９年抓过海的壮丁，很快被辨认出来。于是渔民们冲我们拳打脚踢，还扔石块，婆娘也上阵，撕衣服抓脸。弟兄们边躲边用闽南语叫：“我们是苦出身啦！是蒋匪帮抓去的啦！”大伙回骂：“渔霸、土匪、地主、爪牙！没一个好东西！”弟兄们又辩解：“不是事实啦，我是张叫化的儿子，在村里吃了五年的百家饭啦。”大伙气愤说：“还嘴硬充好人？揍这个美蒋特务！”幸好有边防军出面阻止，我们才没变成肉酱。临出发前，台湾特别军情室还认为当地人熟悉闽南话和地形、民情，容易长期潜伏于民众之中；可落网后，大陆的报纸却说：“当年的渔霸和匪徒，被他们的主子送回来投案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威：后来呢？

于：我们都被当作“美蒋派遣特务”判了刑。由于我的情况特别，就与其他同案犯分开关押，单独审讯了６个月，重判１５年，被转到内地，在四川省达县专区的××监狱服刑。有关部门曾找我谈话，令我不准泄露解放军战俘的那段经历，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所以在狱中我只能装聋作哑地苦熬。１９７８年６月，我本该刑满释放，狱方却接到上级指示，将我强留下来，在狱内当工人，这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并永不减刑。我与劳改犯唯一的区别就是每月领取２６元人民币的工资。

威：工人与犯人还是有区别吧？

于：监狱分内外圈，有三道岗哨，还不算巡逻哨，其它留场工人有《出入证》，通行无阻，并可以利用这点特权替犯人买书、买熟食品，偶尔还捎封信，赚不少外快；而我的名分虽为工人，但仍住在监区内，没任何自由。我气疯了，就吞钉子自杀，狱方还算人道，马上弄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开刀取出钉子。政委亲自到病房来探望，他说：于东山，你在劳改期间，踏实肯干，不多言多语，监狱上下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就我个人来讲，巴不得尽早放你回社会，自食其力，但是上级有安排，我们只能服从。我说：我没有在任何场面谈论自己的过去，今后也不会，请政府放心。他说：我很放心。我说：过去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太冤了。政委瞪了我一眼，想批评我，又不忍心，就说：想开些，退后一步自然宽，说不定留监比回社会还好些，在这儿，只要好好工作，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就没人敢歧视你，结婚生子，养老送终，我们都会管到底；而在社会上，劳改身份就低人一等，难哪。

威：这官僚挺会做思想工作。

于：这是人家的基本功，天天都练着。所以，话到这份上，我只有死心了。政委给一大队打招呼，我就从集体监房里搬出来，单独住楼梯下面的小屋，有五个平方米，进门得低头弓腰。大队卫生员刑满，我就接任，这就算政委恩赐的特权了——在狱内，这非同小可，我有单独的卧室，周围有两个破药柜，我平时不用上班，只在犯人去车间改造时，才检查监舍的卫生，被子叠得要棱角分明，我随身带卷尺，拉一拉，看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床底有杂物要扣分，门框有灰也要扣分——天天如此，这活儿我一干又是２０年。除此之外，就是给头疼脑热的犯人发药，领他们去监狱医院看病。日子久了，分队长的权利下放，我甚至能批一天以内的病假。

威：您已经适应了做个模范囚徒？

于：都认为是这样，一般犯人惹不起我，因为我通了天，能直接找政委汇报工作情况。我整天绷着脸，象只老耗子，已习惯了在阴暗、潮湿的楼梯底活动，我的腰一天比一天塌。但我死心了么？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一个人能这样死心么？我有妻子，有儿女，有生之年，难道就象梦一样，永无相见之日？不，我等待着，盼望着邓小平的政策能放得更开，两岸尽早三通。我养成贴剪报的习惯，近２０年，我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俗分类，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上，每天剪贴些文字，一年做一本，２０年２０本，这可是一笔财富。如果有一天牢门为我而开，凭它我就能糊口。

威：是么？

于：我９９年初出狱，直到得病前，都同时向全国３０多家文摘杂志投稿，每个月要寄几十份。由于资料丰富，命中率极高，除开日常开支，我三年存了７万元钱的稿费。

威：您太有远见了。

于：２０年，加上原判１５年，我迎送了多少批犯人，可自己却没有动静。我见识过几代反革命分子，哥老会，会道门，文革造反派，破坏计划生育的农民，还有８９年**进来的学生和教师。我不和他们往来，在背后，犯人都把我叫“特务”。我甚至有了一个收音机，夜深人静时可以收短波，偶尔，能听到美国之音。犯人成分很复杂，收听敌台的事很快就传到政府耳朵里，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回答：“我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不是劳改犯。”指导员惊讶得眼睛瞪大了，追问说：“你咋不是劳改犯？”真叫人哭笑不得，新来的指导员竟忘了我的身份！还开玩笑说：“于老头，你不愧为特务嘛。”后来真正的特务叫我撞上了，一个案子五个被告，首犯关在我隔壁，叫周××，潜伏在重庆２０多年，三年前通过收音机短波与台湾取得联系，领受任务和经费，发展了四个特务成员，代号叫“沙漠变绿洲计划”。据说他们在八九学潮当中，曾四处散发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单，被游行反腐败的学生拾起来，马上报告了公安局。

威：政府方面一直没开释您的意思？

于：我被遗忘在牢里，监狱的领导已换了几届，每一届都没接到有关我的指示。绝望之中，我只能孤注一掷。９８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躺在被窝里，象往常一样瞪着楼梯底想心事，渐渐，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老鼠的吱吱惨叫。我爬起身，从药柜下面拉出鼠夹，那小东西的肚皮已被压开膛了，可还龇牙咧嘴地乱动。我把它放在小桌上，慢慢欣赏，心里突然觉得开了锅：坐了一辈子牢，逆来顺受的，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人还不如老鼠！它都知道折腾，宁死也不守规矩，我７０岁的老头，风烛残年，有啥怕的？太窝囊了！太窝囊了！我不停地咒骂自己，比老鼠惨一百倍。 老鼠挣扎了几分钟就死了。我没有摘下它吃肉，而是拽下一条后腿，鬼使神差地找出一把小刀，仔细地剥皮。光光的耗子腿，半透明的肉，我咽了几口唾沫，就将它丢在酒精里浸泡。接着，我把刀子消了毒，点燃酒精灯，让刀锋在上面烧。准备工作就绪，我最后一次用药棉涂抹右胸，就自己给自己开刀。 没有麻药，第一刀横着戳下去，浑身疼得触电一般哆嗦。我急忙止血，稳住神，把刀尖深入上下搅，扩大刀口。最后为了结束剧痛，一不做二不休，我猛拉了几下，感觉到胸皮和肌肉分离了。我扔下刀，在冷汗淋漓中夹出耗子腿，切下脚爪，把豆瓣大的一块精肉朝伤口里塞，我用棉签充填了约五分钟，眼前一片浓雾，看不清，也忘了自己在干啥。缝合伤口就没咋痛了，已经麻木了，耳朵里一片呱呱的青蛙叫，我缝了五针，然后包扎止血。 我吃了十来天消炎药，自己拆了线，又涂了一段时间的疤痕灵，窄窄的伤痕就变得很淡。但耗子腿在肉里隐隐作痛，折腾得我整天整夜睡不着。白天提不起精神，脸色蜡黄，这正好装病。我在警察跟前缩着脖子，拼命地咳嗽，喉咙不痒也咳，到后来，气管拉破了，口水里带血丝，严重时，就是血砣，这是肺癌的显著征兆——如此硬撑了三个月，终于，我感冒了，低烧长久不退——这是肺癌的征兆之二。我天天观察右胸的伤口，直到确认凭肉眼看不出什么，才老谋深算地报告政府，要求到监狱医院体检。这一去，命运改变了。

威：我听过许多犯人自残的事，例如挑手筋、吞烧碱，还有长期每天吞服少量砒霜，直到脱发烂肉，显出麻疯病的特征。但最终，还是被识破，因为狱警见多识广。您居然能瞒过去，算是奇闻吧。

于：我不吭不哼地忍了３０多年，把监狱当家，警察早麻痹了。狱内的ＣＴ机太旧，清晰度差，院长和狱政科长就亲自带我到重庆一家大的医院复查。等了２０多分钟，医生从机房露头，盯我一眼，然后把院长叫进去——我心理有数，片肯定出来了，右胸肺显示出肿瘤阴影——只是医生做梦都没想到，那叠在肺上的阴影是鼠腿！ 很快，我被当作癌症晚期病人释放了，监狱发给我２０００元钱，并与有关方面联系，将我安置回彭山老家。父母和两位哥哥已去世，侄儿侄女根本不认识我，于家坪呆不住，我就乘车到成都，先租房安顿下来。 我按３０多年前的地址，先给台湾的家人写信，虽然那边变化大，很渺茫，也得试一试。接着我就开始搜集全国的文摘报刊和开有文摘专栏的杂志，真是多如牛毛，较有名的也有３０多家。分门别类的投稿生涯从此进行到我生病住院前。

威：您的耗子肿瘤取出来了？

于：出狱没几天，我就趁夜到一家小医院开刀取瘤，一路鬼鬼祟祟，生怕有人跟踪。鼠肉在里面已成溃疡，打了麻药，一刀下去，一股很臭的黄脓就喷了出来。医生小心翼翼用镊子捡出鼠肉渣，还又刮又清又消毒，忙活了两个钟头，胸上被刨出一个核桃大的洞。人老了，免疫能力下降，伤口愈合了两三个月，我心里却去了一块大石头，以为苦了一辈子，老天爷有眼，让我得个善终。家人没回信，可能是地址已变了，或者老婆已改嫁？于是我又按查找来的地址，给《中国时报》等几家台湾报纸寄过《寻亲启事》，后果咋样不晓得，就当“老夫聊发少年狂”。

威：我真替您高兴啊！

于：当头一盆冷水，不，一盆血！一个月前，我查出了肺癌，就在右胸，在我塞耗子腿的原地，ＣＴ照出有肿瘤阴影，胡豆大。可过了十几天，再照，胡豆就长成了胡桃！这次取不出来了，扩散得太快，连淋巴结支气管都出现了葡萄串。昨天刚抽了腹水，医生晓得我开过刀，却不晓得为啥开刀，留下这么宽的感染区域。没料到鼠肉这么毒，会一滴滴地渗透进内脏，变成瘤子。

威：如果晓得鼠肉最终会引出这种后果，您还会干么？

于：我不后悔，烂在监狱，活一百岁也冤，毕竟我自由了三年多。最近，我到底盼来了台湾家人的回信，是我儿子。我老伴已去世多年，儿女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能撑到见面那一刻算运气，不见面也没啥，免得给后代心里留下阴暗。

戍边女兵之女刘思湘

采访缘起：两年前，我去河北某市的石油公司总部拜访一位旧友，其父在设宴 款待我时说：“老威您听说过新疆军垦老兵的故事么？”我摇头，这位出身西北的前副总经理接著说：“有机会，我安排您去南疆看看，那儿还有些王震的兵，５０年进疆，就死扎在戈壁滩，如今七、八十岁了，连火车都没见过。” 酒桌上的话不算数，两年中，我与河北旧友通电话数次，可从未听说他的爸爸 准备兑现承诺。直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８号，我在成都巧遇十多年前的熟人刘思湘，我与他同代同龄且同行，却不晓得他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母亲。

“两年前的话题总算有了个开头。”我感叹。 “几十场悲剧中，也可能有一场喜剧，”刘思湘边在我家喝茶边对我说：“所以我妈的拉郎配结局还算圆满。”（以下，刘：刘思湘；威：老威。）

威：大约两年前，我去河北市拜访一位老朋友，无意间了解到２０万人民解放军西征新疆，并扎根戍边的一些故事，当时说不出啥滋味，嗯，百感交集吧。

刘：您的朋友多大岁数？

威：你我的同代人，４０来岁，也写诗，在石油部门做党务工作。

刘：他能知道什么？

威：他的父亲是一位厅局级离休干部，８０年代中期，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回河北老家。老人家５０年进疆，一扎就是３６年，可以称得上是南疆通了，故事一筐接一筐，倒不完。我与他一见如故，在饭桌上聊了一下午，可惜我酒量太小，老人的话匣子才刚刚打开，我已醉得迷迷糊糊了。我感觉他似乎在几丈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说，１８岁投军，一门心思地打日寇，打反动派，入疆时升到副营长，都２５了，还没讨老婆。清一色的硬梆梆的光棍汉，乘著敞蓬大卡车，浩浩荡荡往西挺进、挺进。戈壁的风象刀子，明晃晃的，哪怕军大衣裹得只剩鼻子尖和嘴，可还是叫割出一道道血口子。后来公路没了，就下车步行，累垮的人骑骆驼。到了焉耆县，部队休整一天，又继续行军，过了库尔勒，沿塔里木河，还不能停。千里戈壁滩，一浪一浪起伏的沙丘，骆驼偶尔悲鸣一声，撕心裂肺。幸好都是革命军人，有理想，不悲观，依靠铁的纪律终于抵达目的地。白手起家修水库，放下枪杆握锄头，战争军人全部转为农垦军工，多数西征的老战士就永远留在异乡了。行路难，绿洲周围全是漫漫黄沙，他们象劳改犯一样，开荒种地，过几乎与世隔绝的兵营化集体生活。日子一久，人最大的欲望肯定是讨老婆，解决性问题。

刘：你讲的这些，我早就知道，我爸当时就是二军六师的一个营长。大约三年前，我陪他最后一次回南疆，探望农场的老战友、老部下，死了大半，埋在大西海水库周围；剩下的寥寥无几，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几十年没出过百十里地，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真叫人哭笑不得。 有些忠心耿耿的退役老兵，还长期穿戴当年的戎装，胸前挂两三排军功章，走不动了，就拄著拐，坐在门坎上边晒太阳，边等候著某一天王震将军突然降临，安排他们回故乡，或回延安，回３５９旅垦过荒的南泥湾看一眼。他们唱了一辈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著祖国的大地”我爸爸和他们灌了一夜酒，唱了一夜，心脏病都闹翻了。他们的妻室儿女看上去有当地蒙古族牧民血统，脸蛋红朴朴的，小孩连汉话都说不利落，却一律会唱“向前！向前！向前！”

威：王震将军接见过他们么？

刘：王震已去世了，报纸也登了，但这些老兵，没啥文化，活得稀里糊涂。我爸爸也不忍心提醒他们，人没盼头，就象庄稼没阳光，蔫巴巴的。我想既使有人告诉王震死了，他们也不信，惹翻了，非提著棍子追著打你个报丧星。

威：你有牧民血统？

刘：没有，我妈妈是湖南人。

威：湖南人？作战部队里有女兵？

刘：说来话就长了，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在那个年代，只有党组织才有这个能力。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将来准备写个长篇。王震在解放军中以垦荒将军著称，抗日战争，就在南泥湾开荒，南疆比南泥湾大几百倍，需要往里填多少人？光男人不行，光棍对光棍，环境又恶劣，长此下去非撞出火来，兵就会变成匪，变成狼。王震当年肯定也是这样想的，怎么办？革命军队纪律严明，当然不可能有随军妓女，于是王震作为镇守边关的统军司令，亲自充当头号红娘，给他的老战友──湖南省省长王首道、省委书记黄克诚、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副省长袁任远等人写信，并派出二军六师政委熊晃作为“军婚特使”，先赴京拜望朱德总司令，借汇报新疆军区的工作，取得了尚方宝剑，然后下湖南遍访各军政高层码头，商定操办细节。 王震在致王首道、黄克诚的信中写道：“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紧接著，一场国家性质的骗婚案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新疆军区招聘团”抵湘期间，长沙所有的报纸天天出特大号外：解放军征招女兵！参军去新疆！那儿紧邻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到处是俄文学校。新兵们可以选择学俄文，去苏联深造；也可以选择进工厂学技术，进文工队当文艺兵；还可以选择进苏式集体农庄，在绿油油的广阔田野上驾驶拖拉机总之，按照人间天堂的构想，吹得天花乱坠。那时全国刚解放，人们渴望新生活，对苏联更是心驰神往。整个５０年代，学苏联都是潮流，它的政治、经济模式，它的文学和歌曲，它的服装、交谊舞，深入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它的语言，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外语。所以，这场骗局可谓是对症下药，女孩子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哪儿痒痒，我就下手搔哪儿。于是，全社会迅速达成了共识：名额有限，得抓住机会！只要当上兵，去了新疆，所有的理想瞬间就成现实，出国也指日可待。

威：太离谱了吧，人们还真相信？

刘：你不知道那时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威信有多高！你是党员干部，你是军人，那么你的言行、衣著，甚至发型和眼神，都是年轻人效仿的对象，这相当于目前新新人类对明星的崇拜。特别是地主、资本家、旧军阀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找工作受歧视，在人前头也不敢抬，却突然间听说可以参军，学俄文， 去苏联！脱胎换骨的良机啊！

威：你的感触这么深？

刘：我妈妈讲的。她出身于小资本家，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念书。她们班上有３０多人报名，结果只录取了５人，大伙还挺羡慕。妈妈只有１７岁，就虚报了１岁。她说：连续半个月，我外公天天起早，走两里路，去报馆抢购各种报纸，稍晚一点，“征兵号外”就卖光了。街坊邻里三五成群，袖著手，聚在街沿上议论纷纷。她怕家里反对，就先报名，后通报，谁知父母都很支持。我外公还摸著她的脑袋，心疼地责备：挤坏了吧？我已去过招聘团办事处，人山人海，排队报名的女娃儿拐了一里多路呢！你怎么不先给家里打个招呼？我妈说：新社会讲民主，自己的事自己办。我外公叹气说：我的成份不好，帮不上忙，但替你排个队总还行嘛。妈妈她虽报了名，也没报太大希望，可过了十来天，学校接到通知，她被录取了！接著是非常简单的体检，她就算正式入伍了。临行前夜，一家四口都舍不得睡觉，就围著火炉扯家常。我外婆不断线地掉眼泪，外公却高兴地用小锡壶烫酒喝，还让年仅几岁的舅舅呷了两口。外公说：珍儿光荣入伍，我家就成革命军属了，看来，新社会男女平等，共产党、毛主席说话算数。我这样的小资本，只要加紧思想改造，出路会越走越宽。我妈妈忙点头称是，又安慰外婆说：过一晌，我会请假回来看你。外公严肃地叮嘱：当了兵，就要守纪律，有志向！刻苦学习俄语，力争出类拔萃，早成大器，切莫重小家之情而轻国家大义！

威：你外公像个党的政工干部。

刘：向组织靠拢是时代风气，所有家庭都一个样。你的父母还能例外？

威：开个玩笑。请你继续讲吧。

刘：１９５１年３月，经过两个月集训的３６００多名湖南女孩子穿戴著崭新的军装，在父老乡亲的依依惜别中，在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中，从长沙登火车西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风尚，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都习惯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而女孩命中注定走不出故乡水土。“打破了封建传统，妇女彻底解放了！”各报纸都借此大做文章。 而一向门庭冷落的外公家转瞬热闹非常，贺客进进出出，宛如出了新科状元。大家天不见亮就到火车站送行。妈妈她胸戴大红花，与同班的其它小女生一道挤出窗口，拼命挥手告别。车轮启动了，不过分把钟，她们这辈子就再也望不见自己的亲人。抵达西安后就没有火车了，女兵们换乘敞蓬大卡车，继续向西；过了兰州，再向西，在一派荒凉中颠簸。一辆车坐４０多人，都把背包垫在自己的屁股下。那灰头土脸的情景，与今日离开乡村外出谋生的打工妹没啥区别。

威：这些女孩子没感觉到不对劲？

刘：过了兰州就感觉到了，因为沿途停车休整时，地方部队首长都出面接待，并讲话，大谈革命和恋爱、婚姻的辨证关系，还一反惯常的严肃，扯些男女关系的笑话。开头女孩们懵懵懂懂，红红脸就过去了；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就对组织产生了怀疑。妈妈说，到了新疆后，恐怖的气氛笼罩著每个人，这时她们才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悟：为什么一个大军区的招聘团只收女兵？为什么征兵号外中反复渲染的“俄文学校”、“苏式农场”、“工厂”、“拖拉机”等等连影子也没有？越想越可怕，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周围全是荒漠，没有退路。既使有退路，你也不能当逃兵。部队有纪律，逃兵一律视为敌人，就地正法。女兵们找到领队，有的还提出要面见招聘团团长熊晃政委。谁知领队铁板著脸，一口一个军事秘密。女兵们直截了当地问：组织上会强迫我们嫁人吗？ 领队回答：不会。又问：去哪儿？苏联吗？答：不知道。再问：去干什么？答：军事秘密。 在乌鲁木齐稍事休整，不准上街，不准单独行动。紧接著，一头雾水的女兵们就在组织上的精心安排下各奔东西，分散到天山南北，进入清一色的男性聚居的农场。据我了解，这是按部队连以上未婚干部的人数平均分配的。我妈妈所在的塔里木场，离焉耆还有好几百里，是塔里木河下游的一块绿洲。 一个整团扎在这里，光棍汉少说有１０００以上，而按名额分配去的女兵不足２０个。

威：这咋分啊？

刘：妈妈她们被接到场部后，被安置在一排平房里，暂不与普通官兵见面。与此同时，新疆军区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有十年军龄，八年党龄的才能谈恋爱”，没这个条件，不准擅自找对象，否则就犯错误，不但不批准结婚，还要受到纪律处分。这个文件在全体官兵大会上公开传达了两次，就把绝大多数与妈妈她们年纪相当、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卡在了门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由恋爱是绝对行不通的，否则一个场２００个女的也不够分。

威：可是有《婚姻法》啊，我记得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就公布了有关“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法律。

刘：在新疆，部队是个特殊的环境，与地方区别很大。比如生产建设兵团与自治区政府是同级的，都直接受中央管辖，互不干涉。那么地方讲法律，而在部队，命令高于法律，只能执行。你想想，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落入男人堆里，都按自己的心愿去自由恋爱，那不乱套了。所以，还得组织出面。一开头，个别懵懂女兵还等待著分配革命工作，很快，局势就明朗化，她们唯一的革命工作就是见男人。先是座谈会，连、营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参加，师参谋长讲话，向姑娘们介绍手下的爱将：“王！”立即有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从前排坐位啪地起立答“到”。“脱衣服！”“是！”转瞬间，半尊铜塔凸现，累累弹痕触目惊心。参谋长大踏步走下来，把住王的肩头旋了一圈，详细介绍了每处弹痕的来历，“这就是你们的团长！ 共和国的功臣！如果按封建社会哪一套，论功行赏，他早就该衣锦还乡，回到湖南老家。不知道有多少湘妹子会爱上这样的男子汉是啊是啊，我们这样的戍边军人，如果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话，早就个个有老婆喽！但是，”参谋长提高嗓门强调，“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建设新疆，我们的青春被战火一次次洗礼，脸变黑了，心却明亮，在座有许多象王团长这样的革命英雄，恋爱和婚姻都被耽搁和拖延了。姑娘们，你们爱这样的人吗？”几十对喷著烈火的眼睛一齐转向蜷缩一块的女兵们，据妈妈讲，她们全被镇住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旁边的曼云埋著脑袋，泪水一个劲往下掉。首长再一次发问：“你们爱这样的人吗？”在虎视眈眈中，女兵们轻声回答：“爱。”“大点声！”“爱！” 参谋长哈哈大笑说：“我们这农场好久没听见过这么甜的声音！吓破胆啦，姑娘们！虽然在座的个个都是战场上的虎将，可在你们跟前温顺得象小猫似的，不信就试一试嘛。”一场哄堂大笑中，新疆维吾尔舞曲响起了，参谋长亲自走到一个叫方菲的漂亮女孩跟前，两手一摊。方菲红著脸站起来，与首长一进一退舞了两回，王团长见大伙都楞著，就挥手发命令：“同志们，上啊！”于是哗啦一声响，在荒原上焦渴坏了的狼们瞄准事先瞅定的小羊，扑了过去。女孩们来不及躲避，已落入壮汉们的怀中。军官们多数出身农村，文化低，在战场之外，见的世面太少，所以对跳舞这种新鲜玩意，过去一直认为是“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有首长领头，大伙就磕磕绊绊地跟进。聪明点的，就搂著姑娘依样画瓢，互相踩几回脚，也能跳出个模样来；狠一点的，就箍著女的不吭声，直到都气喘如牛；还有的干脆把人家兜屁股抱起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碰撞。我妈妈说，爸爸算是最笨的，他把住妈妈的腰，腿动不了，脖子却拧过去喊：“报告首长！怎么跳啊？”首长把方菲让给团长，就过来做示范，然后猛拍爸爸的背：“想咋跳就咋跳，总之要先动起来！”舞跳到夜里十点，军官们还搂住姑娘不放。参谋长却停了舞曲，宣布散会。团部警卫员进来取下汽灯，并护送女兵回房间。走过空地时，她们能感觉到周围营房内众多热辣辣的目光，不禁加快脚步。洗漱躺下后，她们就头碰头地埋在被窝里，拉起了悄悄话。曼云是妈妈同班同学，生性活泼，喜欢梦想，所以她先开口：“不行，一点浪漫都没有！跟我跳舞的刘连长，都２６岁了！我才１８岁哩。”妈妈说：“对，我们参军来新疆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找叔叔伯伯辈的。再说这么早就谈恋爱，家里也不会同意。”邻床的李小宛附和说：“对，要找也要找个年龄相当，懂点礼貌的，哪能上手就死抱著？”曼云说：“我们要向组织反映，培养感情有个过程，不能刚到就谈婚论嫁。”妈妈说：“那我们一起要求上俄文学校。”方菲噘著嘴说：“别做梦啦，党叫嫁就嫁吧。”曼云说：“英雄团长看上了你嘛，虽然他已一大把岁数，能做你的爸爸了。”方菲哇地气哭了。妈妈说：“大家都是落难姐妹，曼云你咋这样说话？”曼云也哭了，大家蒙头哭成一团，还不敢声张，只好各自咬著手背。方菲抽著气说：“革命就是这样干的？还不如死了干净。”李小宛说：“你死了，我们咋办？你在长沙的男朋友李咋办？” 她们说著哭著，天就朦朦亮了，兵营的晨号哒哒一吹响，临时班长蒋碧春就敲门唤起大家。早餐毕，又到礼堂开座谈会。团政委简单讲了几句话，就让大家“自由交往”。由于是大白天，军官们拘束了许多，只是嘿嘿傻笑，没人主动到姑娘堆里来。又不能再跳舞，怕动静闹大了，引起战士们的反感。所以，不管领导如何动员，场子依旧冷清。有一次，营长挑头走到姑娘这边，人家却挤得紧紧的，连针也插不进。营长是东北人，臊得骂了句“妈那个巴子”，就在大家的起哄中败下阵。自由交往行不通，一对一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全面开展了。军官们先把相中的对象汇报给组织，然后按级别，师长给团长找，团长给营长找，以此类推。 如果几个人同时看中一个，那就下级服从上级，同级则比军龄和党龄，绝不含糊。 弱女子们被“包办”下来。所谓谈心，就是熟悉未来丈夫的情况，媒人们全捡光明面，吹得天花乱坠。一天两天，五天七天地磨，一些姑娘的耳根子终于软下来，叹口气，提出与对象见面。也有心眼死的，车轮战术也攻不下来，就干脆下“最后通牒”：这是革命的需要，不嫁，就是阶级立场、感情问题！ 可怕的是对象年龄太大，或相貌偏丑，怕你见著不乐意，就干脆躲著，直到组织上代办了《结婚证》，布置好新房，把两个人朝里一推，反锁房门。一拨汉子挤在窗外听动静，乒乒乓乓，坛坛罐罐全砸稀烂，还有哭闹、叫骂、寻死觅活，直到呼哧呼哧地干出响来，大伙方捂著嘴笑，知道生米已煮成熟饭啦。

威：这叫强暴啊。

刘：这叫“先结婚，后恋爱”，或“党叫干啥就干啥”。时间长了，在荒漠里呆久了，新婚之夜这点创伤不知不觉就弥合了，特别是生了几个孩子，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威：没弄出点意外来？

刘：３６００多个女的，不可能个个都顺利。也有逃婚，被追回来，关几天，到头来还得嫁人。在农场，还有新郎把枪亮出来，搁桌上吓唬人的事。可新娘子不信邪，还闹，枪啪地就响了，把窗外的人骇了一跳，急忙开锁进屋，见新娘子傻在哪儿，下身光溜溜的，地上一滩尿。新郎还张牙舞爪的，团长命令缴了他的械，押回禁闭室反省清楚了再成亲。还好，只擦破了新娘的耳朵，没出大事。

威：后来呢？

刘：后来新娘的脑子出了点问题，一见新郎就筛糠，就小便失禁，不过，都是一时的，过一年半载，肚皮整出了怀，记忆就淡了。 最不幸的要数妈妈的同窗李小宛，对象是营长，骑兵出身。新婚之夜，她才发现新郎的脸上和胸上都有刀疤，一激动，就鲜红鲜红的，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狰狞。李小宛万念俱灰，听凭他吹灯上床。新郎凑过来接吻，她一偏头，那边嘴落空，就火了，竟卡住她脖子一顿乱咬！李小宛逃不了，躲不开，大喊救命！新郎却使枕头盖住灭口，用力过猛，她就昏死了。 还好没出人命，第二天，她从新房跳窗逃出，找团政委汇报情况，营长因此被降级留用。而李小宛在农场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转到别处草草嫁人了事。

威：你妈妈还顺吧？

刘：她的运气不坏，遇上了我爸，人老实，没有强迫她。新婚之夜，爸爸坐了半宿让妈妈考虑能否跟他过一辈子？接著，爸爸又扛了两三晚上，妈妈的心肠就软了，觉得他象个革命军人的样子。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所以吵架时总能让著她。文革期间，农场也造反，妈妈被查出家庭成份不好，就挨斗。还是爸爸把她从黑屋里救出来，连夜驾车去库尔勒，躲进军区老战友的家里，才免了一劫。

威：现在他们还好吗？

刘：爸爸去年已去世了，剩下妈妈和妹妹一家住在乌鲁木齐。妹妹是学医的，从军区医院出来后，自己开了家门诊，生意还不错。我写东西，最受妈妈疼爱，总给我唠叨些过去的事。本来我以为人老了会落叶归根，就陪妈妈回了趟长沙，可老家已经没人了，四处打听，也没结果。我估计已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或因出身不好，死于文革。街道也变了样，老地方彻底蒸发了。不知妈妈５０年代回去过没有？那时我还小，没记忆。

威；你的哥哥姐姐呢？

刘：他们一个在自治区当官，一个去了深圳。妈妈说，连个熟人都找不到，故乡就成了虚幻。当年一道进疆的姐妹，都退休了，大半留在乌鲁木齐。妈妈在那儿熟人多，关系网宽，不那么孤独。

冤死者杨继年

采访缘起

2002年1月13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一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杨继年。

出于慈悲，老陆立即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2月5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强制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仅5天，就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作为遗产，杨继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所以，他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当我在去年秋天听人提到这一头衔，不禁嗤之以鼻，并反问道：“11岁坐牢？您在编小说吧？”

2001年10月12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3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记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杜撰有何意义？还是让冤魂开口，用自己的原声告诉读者吧。

老威：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11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1946年12月8日，1957年11月5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10年；1958年1月10日又被加刑3年。老威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威：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威：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威：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懵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34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50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哪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1998年6月23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威：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700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帐，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懵头懵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1957—1958”，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的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埋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梁上牵网都不晓得。“1957”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1958”，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醒豁，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威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张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威：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四川省二监狱的黄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3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威：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57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堪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威：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1953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10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4年多。到了1957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碴碴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双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谗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象蒸笼上气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逑了，一头扎过去，转眼间包子和汤就下肚了，连滋味都没尝出来。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气，将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个馒头。我兴奋得连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脚举上我的脑壳，敲了两下说：“切莫胀死逑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楞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威：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威：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11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中共1955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您……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1946年，千真万确！

老威：莫激动，老杨。

杨继年：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13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骇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威：疯了么？

杨继年：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老威：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继年：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1957至1991，我关了34年才出狱。坐牢唯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威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11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1991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11岁经查不实。”

老威：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继年：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煽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老威：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继年：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老威：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查院的“手工”《起诉书》——……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62年6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62年7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7月14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犯人之笔误——老威注）经常来往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62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两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犯人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杨继年：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嘛。

老威：是您写的么？

杨继年：直到现在，我都没把“反动词句”的意思弄明白。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有美蒋特务在沿海地区登陆的报道，监狱结合形势开会讨论，警告囚犯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对反动派心存妄想，否则将“加倍从严处罚”。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顶风作案，写“打倒毛主席”这样挨枪崩的反标！——这次我被加刑两年，您想想，收听一次敌台（指港台、苏联及西方电台——老威注）都判10年以上，写反标哪会轻易放过？

老威：咋回事呢？

杨继年：我因为不服罪，被树为反改造典型，那边美蒋特务一登陆，我就被控制起来，打入小间。谁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反标事件”。我被脱得赤条条，吊打几天几夜，只好承认是“反标”主谋。狱方整理材料，正准备上报，反标真凶暴露了，原来是本队的“风水先生”×××。他妈的，×××被枪毙时，我还被弄去陪杀场，就在老矿井旁边的空地。监内犯人开了大会，他就插上亡命标，送县城示众。快到晌午，我也被五花大绑，与他碰头，同赴鬼门关。那一瞬间，我和×××都反绑着跪在一个土坑边，间隔才一米，老实说，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栽的，枪一响，我就闭上眼睛，只感到一盆滚水兜头浇下来，我打了个冷战，裤裆就湿了。接下来，绳子松了，我一抹汗，半边脸和半个肩头，都是×××的血，胡茬上还粘着脑浆渣子。回到队里，我洗了个澡，打肥皂使劲搓，还感觉×××附在身上，我晓得肉皮是搓不白的，煤矿的油已侵进去了，连内脏都黑了。

才加两年！我当场松了口气，感到太便宜了。然而5年以后，我又以“反标罪”被加刑！事情是这样：1968年5月15日，我在煤矿严管集训队打扫厕所时，发现蹲位边有一大把纸条，我用扫帚理开一看，竟然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推翻共党专制”的反标，共50多张。我见四处无人，就没管这事，盘算着搞完卫生后再汇报敌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来，反标不见了。

岂料一星期后，中队管教付××亲临监舍，半夜一点钟将我从床上拽起。拖到饭堂背后的臭水沟，踹进去，挥棘条把我抽得死去活来。然后叫来犯人组长，给我钉脚镣，镣链上还加几十斤的大铁砣，双手则戴马蹄土铐。我连叫：“冤枉！”付××说：“我让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来，命令人轮番乱打。我熬不过折磨，只好写交代书，承认犯有写反标、无理申诉、破坏刑具，企图私藏凶器杀害审讯干部、企图逃跑等罪；另外还检举揭发李星明、厚大文、谢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云等人的“犯罪事实”。由于我无中生有的检举，致使厚大文加刑3年，谢丕安加刑12年，王月西因“反标罪”被枪毙，王清云被判无期徒刑。

大会开过了，我蹲在小间等待处决，头顶双岗管制，不放风，不洗澡。手脚被铐死，一动弹，就叮铃哐啷闹地震。唉，真是命不该绝，还和上次一样，骨节眼上真凶暴露了：经查证，“反标事件”系本中队犯人王春林、刘永龙、谭永照、华超群四人所为，与我无关。王、刘、谭三人很快被枪毙，华被加刑四年。知情不报视为同谋，我加刑七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与他们不是同一张《判决书》。

老威：文革中还有法律么？

杨继年：公、检、法统统砸烂了，代替专政机构的是“ⅹⅹ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ⅹⅹ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我的判刑单位属以上两家。《判决书》抬头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老威：这东西让我复印一份，也算历史文物。

杨继年：历史文物？它可把我气疯了。大概怕我陪杀场时喊反动口号，那天狱医朝我嘴里打麻药，还塞了棉花。有过一次体验，我就不闭眼不尿裤子，听一声枪响转一下头，盯着身边三人的脑壳开瓢，栽下土坑，双脚还朝天连蹬几下。有个人连挨几枪都稳住不倒，刽子手就使枪筒将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当夜梦里，我都在无边无际的乌红色里爬不出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明明看见那三个死鬼提着脑壳追我，围我，骂我害了他们，可一转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害的。

老威：您要报复他？

杨继年：我现在还想整死他，我神经彻底错乱了。加刑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写“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骂。我还主动找付××汇报思想，我说：“我要杀人。”他问：“杀哪个人？”我说：“杀你。”他问：“啥时候杀？”我说：“吃完饭就杀。”他问：“用啥子刀？”我说：“砍甘蔗的刀，或者铡刀。”他问：“刀在哪儿？”我说：“铡刀埋在你过路的地方，切掉你的脑壳老子就逃跑。”

思想汇报完毕，付××叫来犯人，打断我两根肋骨，还撬开嘴塞大粪，验证我是否装疯。随后，我被关进小间，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四年。1975年春天重见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老威：您逃跑过么？

杨继年：我三次弄烂刑具，把小间的墙戳了一个大洞。我要自由，要阳光。提讯时，我装着起身看口供，把一个手印盖在付××脸上，转身就跑。一大拨解放军脚跟脚撵，赶鸭子一般。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我不理，继续喊叫着逃跑、撞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都没伤着我一根毛。我折腾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嬉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老威：这样下去您只有烂在牢里。

杨继年：所以我心灰意冷，从此停止写申诉信，见干部和红毛犯人就点头哈腰。我尽量不说话，不瞒您说，除了学习发言、汇报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课，16年来，我没主动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扬我脱胎换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闭症。

我减了两次刑，1991年1月30日释放时，左膀子吊着，永远抬不起来了，左脚也跛了，幸好内脏没大毛病。

老威：之后您就开始上访？

杨继年：没有。我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路都不认得了。我两眼抹黑地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治保主任就带着人捉贼。我忙掏出《释放证明》，治保主任说：“什么杨继年！这儿没这个人。”我说：“我离家时你还没出娘胎。”

后来到了村委会，村长叫来几个70岁以上的老辈子辨认，都确定我就是当年的“杨小娃”。但老辈子们说，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六一、二年被活活饿死！由于绝了门户，家产就归集体。我问：“宅基地呢？父母的坟呢？”村长回答：“旧社会的事，我咋晓得？你走嘛，我们要关门下班了。”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你得按政府规定安置我。”村长生气说：“人民公社垮杆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喊：“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几个人把我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好心老人的指点下，找到我家原来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11岁的我被肖民警从这儿抓走，父母钻山洞，房子被扒……而现在，一切都没影儿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厂，我稍微靠近一点，紧闭的铁门里就炸起狗叫。

接着我想拜祭父母，可村头村尾瞎窜了一天，也找不着坟地。后来才晓得，当时饿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单独起坟。能够掘一大坑，十几具尸混埋就不错；坟头也垒得浅，日晒雨淋，荆草猛长，翻两个春天就辩不出原样了。

老威：村里绝情，您还可以找乡（镇）政府，国家有“两劳人员”回家落户的政策。

杨继年：我去了，可凤天乡政府的答复是：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无钱无粮，也无房无生产工具。

老威：那要政府来干啥？

杨继年：乡长和书记都让我滚远点，我说我要告他们，乡长说：“你尽管告，告到江泽民哪儿也顶逑用。”我说：“我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请大人们给我指条生路。否则饿死在政府门口也不光彩。”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我说：“你开玩笑么？”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我说：“哪你们出个证明。”于是凤天乡人民政府就给我开了回监证明，也算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落款是1991年3月4日。

老威：您真回监狱了？

杨继年：走投无路嘛。

老威：您好不容易才熬出头啊。

杨继年：自由不能当饭吃，与其流落街头，不如回去继续劳改。于是我沿途乞讨着走了几天，拢监狱时岗哨森严，根本进不去。我只好绕到犯人家属接待处，嚷着要见监狱政委。里头的人回答政委没空，我就轰地双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没空，我非见不可！否则我就跪死在这儿！”

这一闹，围观者就朝屋子里涌，狱方害怕影响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狱政科，还问寒问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一会儿，狱政科长出面，我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口头表达了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科长皱眉说：“这咋行，你又没重新犯罪。”我说：“我在里头习惯了，我愿免费为牢友们服务。”科长说：“你想留监再就业？更不行，你的户口已迁回原籍了。”我绝望了，又跪下磕头说：“×科长，劳改单位管了我三十几年，凭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长说：“杨继年，就我个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监狱大锅饭，添一付碗筷不算啥，但国家法律摆在那儿，留你就是渎职、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随便去哪儿，你是自由人了，谁也没权利再抓你。”我说我真的没地方去。科长说：“我们协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乱来你就告他。”

监狱又给我开回乡证明，狱政科长还亲自给当地公安局、乡政府打了电话。我被“请”出门，第二次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上户口，办临时身份证都顺利，但乡政府仍以“无钱安置”为由，拒绝我落户，还说：“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无奈，我只好再回监狱。这次，乡政府开的证明写着：“你省级监狱释放杨继年回家，房子、生活生产用具的钱应该负责，你们不解决，我乡不收。国家的房子壹佰贰拾元钱一个平方米，我乡人民政府、民政没有一分钱，是空架子，所以杨继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侯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凤天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1991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凤天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83）公安部文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老威：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吧？

杨继年：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哪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老威：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继年：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老威：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继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1998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50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老威：欺人太甚了！

杨继年：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嘎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个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老威：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继年：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10公斤炸药，10支铜雷管，1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附录1.

××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法判字第017号

公诉人：××县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 刘顺富

被告人：杨继连，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初识字，贫农家庭成份，盗窃出身，住高梁区奉天乡二联社，汉族。

案由：偷窃及偷盖公章

本院于1956年2月24日由代理审判员樊敦让担任审判长和人民培审员桌府之，黄云祥组成审判判庭，书记员赵桂华担人记录，对本案进行了公社审理。

案经审终结，现查明：

被告杨继连不从事生产、以盗窃为业，曾专门向惯盗杨玉明学习偷窃技术，历年以来，多次行窃，并提屡多次，属屡教不改，从1951年起，经常在内江市内江县所辖高梁、新店、

田家、大佛、奉天等地以及安岳县所属南薰周礼、文峰等地多次伙同杨玉明或单独行窃，51年至55年先后在以上地区偷窃人民币140多元、火柴一大包、草帽12顶、锄头15把．米一斤、豆粉一斤、花生两斤、猪肉、香肠、心肺等六斤多、鸡肠带两把、镰刀12把等以上各物余与杨玉明共同偷窃，又因其兄杨继利，偷李家冲羊子一只，另外偷碗豆一斤，锄头—把和人民币等。

被告偷窃行为曾多次教育，仍然不改，56年在内江又偷免儿皮六张，被条等东西。

尤其恶劣的是，56年4月插秋苗时，被告又潜入高梁区供销杜把销扭烂偷走人民币17元锦币5斤多，并将锦币四处分别出卖，长期潜伏活动，57年正月又潜入新店乡供销合作

社，企图进行偷盗，被查觉未遂。

其次，1956年被告曾经利用与太平乡干部李学文认识关系偷盖爱国乡人民委员会公章，(盖了5张空白条子纸)伪造考服入伍军人的证明，跑到兵役局吵闹，错潜行骗、同年又利

用一张盖有乡政府印的证明则贯桐油证明，裁去前面有字部份，官下空白地方，又伪造证明，跑到兵役局吵闹。

56年在新店乡仓库卖黄谷12斤，有意将码单文字改为72斤，企图骗钱用，经仓库抓着未遂，令其写检讨时，乘机逃跑。

根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杨继连，不从事生产，一贯行窃，危害群众，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经多次捉获教育，仍然不改邪归正，继续进行偷窃，甚至竟敢偷窃供锁社的公共财产。偷盖乡人民委员会公章，伪造证明，冒充入伍军人进行诈骗，情节属实恶劣，特依法判决如下：

被告杨继连被处有期徒刑拾年(刑期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四川省××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樊敦让

陪审员：桌府之，黄云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完成

书记员：赵国华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

附录2.

广元县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

（63）检诉字第76号

被告杨继年，又名杨志年。男，现年18岁。四川内江县人，家庭贫民，本人惯窃，小学文化程度。58年因盗窃、偷盖公章，经××县人民法院判刑10年。因抗拒改造，加刑叁年，合并原判为13年，现在荣山煤矿劳改。

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62年6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62年3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7月14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经常往来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62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二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人犯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62年2月至63年2月先后在劳改队偷有毛衣、衬衣、胶鞋、红糖等衣物，价值300余元。

根据上述事实，罪犯杨继年，在劳改期间，一贯抗拒改造，书写反动词句，大肆进行盗窃活动，煽动犯人抗拒改造。其情节严重恶劣，已构成重新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改条例71条之规定，为此，特移请你院依法惩处。

此致！

广元县人民法院

检察长：苏崇坤

一九六三.九.十一（盖章）

附录3.

最 高 指 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 ☆ ☆

四川省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绵阳专区公检法军管会

刑 事 判 决 书

军公管（69）刑字第32号

罪犯：杨继年，又名杨志年，男，现年21岁，贫农出身。本人系惯偷，小学文化程度，汉族。四川省内江县人。1958年因偷窃偷盖公章犯罪，经××县人民法院判刑10年，在劳改中抗拒改造，加刑三年。1963年又因书写反标，经广元县人民法院 加刑二年，连同原判合并十五年。现押荣山劳改队。

罪犯杨继年，在劳改期中，一贯不认罪服法，多次无理申诉，均被驳回，因而对我党和政府极为仇恨，一贯抗拒改造，曾先后两次受到加刑惩处，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被集训从严关押改造。在集训中，杨犯坚持反动立场，与罪犯华超群（另案处理）相互勾结，竟胆敢于1966年指使华犯在集训队饭堂处写了内容极为反动的反革命标语。尤其恶劣的是，杨犯于同年9月以 其狡猾的手段，收集不同字迹，采用各种卑劣手法，组成发动标语，又于1968年5月15日再次投入集训队一号禁闭室门外，妄图达到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更为严重的是，杨犯在作案后，还积极准备了铡刀等凶器，企图杀害我审讯干部。情节实属恶劣，罪行严重。

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之精神，依法加处罪犯杨继年有期徒刑七年，连同原判徒刑合并执行为二十二年。（刑期从原判决1957年11月5日起算）

四川省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绵阳专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70年元月25日（盖章）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采访缘起：

2003年5月22日，《中国底层》之法译本在彼国南部蒙佩利耶书展上举行首发式，我因没拿到护照和非典型肺炎的双重因素，不能前往出风头，难免心气浮躁，拍遍栏杆。

是夜辗转难眠，照旧坐回桌边，翻检种种原始材料，竟发现这篇谈话稿已搁置了将近一年，几乎淡忘了。

犹如梦中惊醒，我一点一点回想在上访旅馆初遇老人的情景。那是个太阳天，羊老租张小茶桌，摆放在旅馆门口，自己却长髯飘飘，手捧“代写书信、诉状”之纸招牌，端坐一旁。

穿梭在那条陋巷中的上访专业户极多，所谓谋生手段大致为乞讨、拾荒、擦皮鞋、钟点清洁工或小偷小摸，而77岁的羊定清却选择了如此与世风格格不入的清雅古业，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于是交往，进而长谈，方知此老颇有来历：他曾向国民党官办之《扫荡报》和《中央日报》投稿数次，为我辈“自由撰稿人“之祖师，因逢改朝换代，其旧社会的言论被新社会治罪，九死一生，并殃及家族。

唏嘘未了，我父随之病重入院，不久撒手尘寰，接着是祭七、择墓、入土。再接着，中共交班，伊拉克战争，非典。家事国事，一桩又一桩，在走马灯一般的旋转中，双鬓依稀添白。

而羊老先生今在何方？前几日，我才骑车重游过旧地。因非典，旅馆配合公安机关将所有“外来人员”扫地出门，剩一片白地。我在那儿站了一刻钟，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别的——我的脑子也只剩一片白地……

老威：老先生，在这上访堆里，您的岁数最大吧？

羊定清：今年虚岁77，和在高院门口擦皮鞋的霍老头同庚。

老威：可您的名字、资历相比老霍，一个天，一个地。

羊定清：啥意思？

老威：人家老霍虽满腹冤屈，但阅历单纯，哪像您这鼎鼎大名的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羊定清：大风大浪是经历过，可“记者”算不上。

老威：大伙背地给您取的绰号就叫“扫荡报”。

羊定清：看来这个黑锅我得背到死。

老威：不想自己澄清一下？

羊定清：我对许多人当面澄清过，可说来话长，人家不耐烦听。唉，一个人没有社会地位，说啥都顶个屁。

老威：我喜欢“说来话长”，我相信您的故事。

羊定清：不是故事。好吧，您当作故事也没啥。我是宜宾高县云河乡人，生于民国15年（1926）正月初八，头上两个哥哥，脚底三个妹妹，据我老母亲讲，羊家的香火原来很鼎盛，自晚清到民国，在当地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姓氏，出过好几位秀才，还出过举人。可到了我这“定”字辈，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乃，家道就有些中落了。民国25年，二妹、幺妹死于天花，民国28年，大哥、二哥又累死在背盐途中。旧社会，川盐很值钱，特别是自贡自流井的盐，一贩运出川境，价格顿时涨一两倍。所以，老家许多青壮劳力都相约去自流井打工，熬盐或背盐。那时山川阻隔，如今半天的路程，要走十几天，而且都是崎岖小路。我的两个哥哥据说死在贵州安顺场附近，可噩耗让同村人捎回来时，已过了一月余。我还小，正读私塾，还依稀记得父母在祖坟地里为哥哥们垒了两座空坟包，埋了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衣裳。丧事不久，被伤痛弄懵了的父母就商量着要我辍学，因为家中太缺人手，我虽年幼，也可放猪放牛，干些杂活。可祖母溺爱我，老人家把父母叫到膝下训斥，并令其诅咒：哪怕拆房卖瓦也要借清娃念书、进取，待来日飞黄腾达，为列祖列宗争光。

长话短说，民国33年（1944）夏天，我18岁，高县中学初中毕业。家里张灯结彩，遍请亲戚后，父母就卖掉20亩水旱田，一头牛，凑足一大笔银元，助我去重庆求学。当时，父母要求我读工商，将来做个生意人，中兴已衰败不堪的家道；而我身处抗战胜利前夕，同所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知识青年一样，心系国是，渴望投笔从戎。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秋天，我于家中稍事休整，准备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时，竟在高县郊外被绑了壮丁！其时晴天白日，我刚走上公路，就从路边树林里窜出一彪人马。一条麻袋自脑壳罩到脚，我还以为撞上棒老二（土匪）了，就在麻袋里大喊救命。外头捣来几枪托，痛得我一下子耷在地下，只听得有人拉枪栓骂道：“喊个屌！一枪毙了个狗日的。”

我骇出一裤子尿，就低声求饶：“大爷们放我学生娃娃一条生路，身上的钱财都孝敬。”

麻袋外应答：“老子们不是大爷，是国军！而今打抗战，前方兵员缺乏，对不住了！”

就这样，我昏天黑地栽进驻县城的壮丁部队——叙泸师管区当了壮丁。随后辗转宜宾、泸洲、自流井、贵州安顺、遵义、毕节等地背盐，作牛作马。

老威：当兵咋做苦力呢？

羊定清：国民政府的战时壮丁法令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一到地方，就乱套了。有钱人家不愿出壮丁，就出一大笔钱，空缺的壮丁名额，就四处抓人顶替。到了管区内，不发枪，不操练，先白做几个月的苦工，累不死的，才交给正规部队。这之前的军饷、粮饷，以及壮丁们背盐挣来的辛苦钱，统统落入各级长官的腰包。

老威：他妈这壮丁部队就是人贩子团伙。

羊定清：跟共产党贪官一样，国民党贪官也在政策法令的保护下，无法无天。短短两个月，我所在的连队就因害红白痢疾、闷头摆子不治身亡，逃跑，累成肺痨等原由，减员过半。剩下的30多个骨瘦如材的弱丁，缩编成一个排，由排长和班长押着，继续背盐。为了怕我们逃跑，每人都刮光头，却在脑顶盖留一撮毛作为标记，屙屎屙尿也喊报告。最后，干脆5人一组，一条绳串起来，在路上就谁也跑不了。

抗战胜利时我仍在贵州山路上背盐，直到某一天，上峰要到叙泸师管区视察，营里才急了。为了应付，就由连排长带上人枪，挨家挨户抓县城老百姓，临时套上军装充数。我记得已是民国34年（1945）双十节，站在操场上接受视察的壮丁不足200人，而抓来的假壮丁却超过300。谁也不敢吭声，因为长官言明：应付了场合就放人，出了纰漏谁都走不脱。

那天来的是省城大员，屁股后还跟了大拨本地贤达士绅，没想到，我的同窗沈云山居然也在其中！我老远就认出他了，却忍住不吭声，直到沈兄随显贵们来到跟前，我方突然伸出手，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轻声叫道：“云山！”

场里所有的人都楞了，营长气极败坏地跑过来，瞪我一眼，却又转脸笑对显贵们。我已豁出去了，死揪住同窗的胳膊继续叫道：“我是羊定清！云山，认不出了？”

此时，连过去了十几米远的省城大员都回头来。沈兄见状，急忙拍拍我的肩，耳语道：“我会救你。”随后大声说：“莫激动，莫激动。”就抹下我的手闪开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以为完蛋了。不料当日下午，沈云山就亲自到壮丁营接我出去。犹如囚犯出狱，我当即大哭一场。沈兄温言劝慰，原来一两年不见，他进了国民党高县党部，任通讯秘书，所以能够很快打通关节，救我于水火。

回到家，父母一见皮包骨头的儿子，以为大白天见鬼，傻了一阵，才互相抱头痛哭。经历这场变故，我本已心灰意冷，不料在家没歇多久，国共内战又开场，好歹是读书人，总不甘心这辈子在庄稼地里混。正郁闷着，就接到沈云山来信，一番叙旧，赞我志向高远，才华出众，为诸学兄中之翘楚。接着，就引出替《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之地方时政版约稿的正题。我受宠若惊，免不了回函谦辞；沈兄再次来信恳请，并寄来样报若干，他说：“拙弟不才，滥竽充数为扫荡诸报之特约通讯，当竭尽犬马，举存兄之高文，幸勿推辞。”

两番知遇，沈兄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于是从命动笔，在一年内，通过沈兄向《扫荡报》投稿8次，刊登4篇；向《中央日报》投稿6次，刊登两篇。内容均为地方见闻，穑稼之辛，兵役之乱。我还评论了所谓壮丁法令，以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道：“抓丁者如匪类，贩丁者视国家律令如废纸，长此以往，则将贪兵疲，官强民弱，共产魔道乘虚而入，社稷危矣。”

老威：内战结果还真被你言中了。

羊定清：《扫荡报》稿酬不错，发表一次能挣一个银元，在乡下就算一笔大钱了。所以父母很高兴，就起早贪黑，承担全部农活，让我潜心撰文。四邻也羡慕，都说羊家祖上显灵，风水要转了，只这定清一人，就抵过几任秀才。因为在整个县境，能在国家大报上发文的，也凤毛麟角。

老威：您是我辈的祖师爷，因为本人目前就以卖文为生。

羊定清：现在的稿酬如何？

老威：比您挣银元差远了。

羊定清：我也就挣了一年。48年夏天，沈云山调升重庆，断了联系，我的投稿生涯就告一段落。捱至49年，国民党败象已显。经济滑坡，军事吃紧，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父母还捏住这银元不肯用，而金元劵和法币又贬得太快，揣几大卷去赶集，只能买回两斤盐巴。

转眼岁末，四川全境解放。接着，工作组下乡来，按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家十几亩薄田，本来划阶级成份只够上中农，却被贫协一致推选为地主，为啥？就因为我“落入了法网”。

老威：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

羊定清：本人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老威：那为啥“落入法网”？

羊定清：因为发表文章。朝代一变，《扫荡报》就成了反动喉舌，我当然罪不可赦。父亲年纪大，想不开，几场批斗下来，就“畏罪自杀”了。我挣的银元一文没用，连同房子、耕牛、田地和祖传的首饰，统统充公。我被关押在乡公所的黑屋内，白天黑夜都点着煤油灯，写交待材料，向人民缴械投降。

老威：这同我爸在文革中的状况差不多，大约是1971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几百个臭老九一起，集中关押在盐亭县城关小学内，天天写材料，背靠背检举他人。有人受不了，在厕所用剃胡刀片抹脖子，死了，还抬出来，放在水泥乒乓台上曝尸示众。而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出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羊定清：文革和土改不一样，在土改中，工作组就是法律，枪毙、管制、关押、批斗、用刑，全凭一句话。幸好我在土改初期就被揪了出来，当时正“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组的作风还较温和，主张说理斗争。划清阶级后，工作组领导由南下的外省干部换成了本县的复员军人，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镇压“坏蛋”。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毙人，只要有三个以上的贫下中农检举某个不法地主的复辟言行，马上就把地主抓起来批斗，当场就枪毙。杀人上瘾了，后来，连贫协组长、民兵连长都随时提着枪，找借口消灭了敌人，方先斩后奏，向工作组补充汇报。

老威：您没被毙掉？

羊定清：如果我留在村里，十颗脑袋都不够崩，因为几十年后，出狱还乡，才晓得方圆十里的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已被消灭了大半。有的地主，全家老小被斩尽杀绝，连看门狗也没逃脱。幸好我被早早定性为反革命敌报记者，问题步步升级，在村里关几天，就转乡公所，接着又进县监狱，才得以公审公判，走完法律过场，保住脑壳。

老威：谢天谢地。

羊定清：是该谢天谢地。因为当时不比现在，要经过侦察、预审、正式逮捕、检察院动检、请律师、开庭，人犯在接到《起诉书》时，就能大致猜到自己要判啥子刑。当时全懵，只要被抓起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背景，聪不聪明，全懵。你不晓得这颗头明天还在不在脖子上，甚至开万人大会，你被五花大绑架出去公审，仍然不明白最终结果。法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判，书记员在旁边龙飞凤舞地手写《判决书》，这一场走下来，灵魂早就出窍了。你居然还活着！感觉好奇怪嘛，那些呼口号的胳膊好象在另一个世界起起落落。回到监房，松了绑，掐一把自己，那一阵痛，来得又缓慢又遥远。

当局者迷，记得1951年初春，我得知沈云山在重庆郊区歌乐山农村落网时，还暗暗叫苦。果然，沈兄熬不过，屈打成招，承认是我的“上级”，并交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本县向敌报投稿的记录，一共18人。稍后，这18人悉数落网，除了在土改中被当地群众枪毙6名外，其余12人均被判刑，而我因发表次数多而名列18人之首。

形势所迫，我连叫声冤枉都不敢，只整日心惊肉跳地怕“升级”，年纪轻轻，头发就急白了。连做梦都是脑浆、血和拼命地逃。民兵提着枪，满山遍野地撵。累醒吓醒了，还喘，腿肚子还抽，还妈呀妈呀地乱叫。同监关了20多个人犯，恶霸地主、袍哥、土皇帝、特务、一贯道、破坏分子，可谓货色齐全。

枪毙沈云山是我陪的杀场，土改中我已陪了好几盘杀场，本来已习惯了。其大致程序是，在开会崩人的头天下午，狱警就从监房挨次点名，提出一批囚犯，转交给候在监外的武装民兵，然后被押往城郊某个地方（一般是山脚下或河边斜坡）挖坑。这坑有锅台大，半人深，大伙用铁铲和锄头拼命挖刨，稍有迟缓，背后的民兵一枪托捣来，你就一跟斗栽进自己挖的坑。说实话，这活儿又累又紧张，但犯人乐意干，甚至越干越兴奋，因为挖坑就意味着吃了暂时不掉脑袋的定心丸。

睡我旁边的目不识丁的千年平安国土皇帝就死在我挖的坑中，他姓李，罪名是搞封建迷信，串通信徒围攻工作组。结果在“案发”两个钟头后，就被闻警赶去的剿匪小分队制服。我跪在一旁，一见枪管抵住土皇帝的后脑勺，赶紧扭头闭眼。执行民兵见状，骂我一声龟孙子，影响他的情绪。于是押解民兵就把我的头掰回去，命令不准闭眼。我只好眼睁睁地瞪着土皇帝开瓢，脑浆子卜地向前射出一股，两尺远，白白地溅落在坑那边；然后才是血，咕嘟咕嘟从那泉眼往外冒。土皇帝的桩子太稳了，好几秒钟都不倒，刽子手蹬一脚，轻了，他身子晃了两晃，居然要后翻。刽子手赶紧补上一枪一脚，狗日的才栽进坑中。

我哇地一下呕了，幸好早上没吃东西，只呕出一滩绿茵茵的汤水。刽子手毙人不顺，就骂骂咧咧地过来，踩住我的后背，起劲揩擦鞋底。我死了一样趴着，感到土皇帝的魂附体了。

老威：这刽子手不会做恶梦吧。

羊定清：亲不亲，阶级分。那时，这种“杀敌”的光荣任务，只有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才有资格担当。而我，杀场多陪几次，就麻木了，不扭头不眨眼，哪怕脑浆子溅上脸颊，也不闪不避。手反绑着，又擦不了，只得让铜钱大的脑浆晾干在那儿。

老威：沈云山是你的恩人，毙他你也麻木么？

羊定清：我还以为会结伴走上黄泉路，因为头天挖坑没有我。次日凌晨，我被提出监房，解手铐换绳子，不是五花大绑，而是下巴以下，膝盖以上，一圈圈绕着捆紧，连裤腿也扎了。据说这是典型的死人捆法，人直通通栽地上，要么向前跳，要么一寸一寸移。扎裤腿则为防大小便失禁。

我晓得不妙，但万念俱灰，任由狱警架过长长的走廊，扔出监狱大门。一辆苏式嘎斯车早停在那儿，我和另外3名犯人被解放军战士接过，拽上车，顶着满天星斗驶向宜宾。

公审大会在宜宾中学操场举行，我们被押到时，天已大亮。操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专员、书记讲过话，法院××庭长就一个挨一个地通过高音喇叭喊“把反革命恶霸地主×××带上来”之类，一共喊了三十多遍。整个场子沸腾了，解放军战士两人一组，一手持枪，一手架起坏蛋们飞快穿过人海正中的小道，跃上临时搭的木台子。

沈云山就站在我旁边，好几年不见了，神采奕奕的他已皮包骨头，形同厉鬼。几轮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后，开始宣判。有19个死刑，沈兄在其中，罪状是特务、颠覆、破坏等等。

宣判我时，刚好接了一轮口号，我竖起耳朵，不知咋的，竟误听成死刑了。沈云山瘫在台上，又被拽起，我没瘫，却骇出尿了。接着天蓝地白，云里雾里就去了法场。解放军比民兵专业多了，一声口令，各就各位。射击前，战士自己检查了不算数，带队军官还过去一一拉枪栓，确认无漏洞。子弹也在皮鞋帮上摩擦几遍，方咔嚓上膛。接着分两轮执行，即甲组上前三步，一齐平端起步枪，啪啪射击完，马上后退，再由乙组重复补枪。沈云山不经打，一枪就进坑，那解放军后撤时，还吹了吹枪口的青烟，歪头对战友笑了笑，很得意。

我跟前也有一坑，但枪口只在我背心点了点，就迈过去了。我几乎死了，直到周围响过枪，又平息了一阵，才慢慢活转来。松绑换铐时，我接到了《判决书》，原来是无期徒刑！

我先在宜宾监狱服刑，62年转到新疆塔里木××农场，65年又转回重庆弹子石的省二监。如此煎熬了大半辈子，还总是梦见沈云山。虽然我没害过他，但感觉对不住他。这叫啥子阶级斗争？不分青红皂白，错杀了多少好人！

老威：是啊，没有沈云山，您恐怕早累死病死在壮丁营里了。

羊定清：直到改革开放后，监狱不那么左了，我才敢在《申诉书》里讲讲当壮丁的悲惨遭遇，说一点沈兄的好话。可惜死无对证，没人相信我会受国民党欺压。

老威：您是《扫荡报》记者嘛。

羊定清：可笑可叹！

老威：老先生冤狱几十年，也不知咋过来的？

羊定清：千头万绪，理不清。

老威：您是读书人，曾经有过抱负，总不至于象普通犯人那样浑浑噩噩地混吧。

羊定清：我对国共两党均无好感，生不逢时，岂能言他。

老威：但您仍然申诉了20多年，不甘心嘛。

羊定清：我能苟活至今日，全凭母亲的教诲。年轻时，父母含辛茹苦供我念书明理，等不及回报，就逢改朝换代。家破人亡，劫后余生，曾是当地大户的羊氏就剩下孤儿寡母。我身陷囹圄，母亲四处打听，终于在1953年的春节亲自到监狱墙外，给儿子送进她亲手缝制的冬衣！从高县乡下到宜宾，上百里水路，有时船工同情她，愿意捎带一程；但更多的时候，她老人家拄根棍子，拖着小脚，走五、六天才到。母亲初识几个字，见不着儿子，就寄简单的信进来，她总是写：“儿呀，有妈在，你千万别想不开，你想不开，妈也要想不开了。”

1954年端午节，母子终于通过接待窗口见面，她递给我两个青鸭蛋，就边摸我的脸边流泪，说不了一句话。连旁边的张管教都看不下去，转过脸，叫里面的人打开门，放母亲进去。

母子俩坐在一条板凳上，老人家就抖着手剥蛋，喂给我吃，我推开，反过去喂她。接见时间结束了，张管教才开口劝说：“羊定清，好好改造，莫惹你母亲难过。”

在我发配新疆以前，母亲每三个月必来探监。也不晓得她一个人在外面咋活的，可总给我送来一点吃穿：两个饼、三个馒头、两个蛋或一两件衣裤。那时我还年轻，总盼望着某一天出狱，能守在母亲身旁尽孝——我们这辈人，受的传统文化熏陶，孔夫子的忠孝仁义已入骨髓，所以，将来为母尽孝也作为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

母亲第一次探监才50多岁，满头青丝，身板硬朗，直到1983年，她探了30年的监。新疆太远，她没法去，只好仍去宜宾，在监狱大门口哭诉了三年，狱方多次出面解释，但她下次还去宜宾探监。也许是母子情感动了劳改系统，我三年后又破例转回四川，重庆虽比宜宾远，但见面总要容易些。

老威：您的母亲太伟大了。

羊定清：谈不上，因为血缘无法选择。在牢里，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扛不过两三年；上了五年不离婚，就算世界奇迹。所以犯人刚进来时，探监送东西的几乎都是老婆孩子；过一段时间，老婆孩子来得稀了，你如果在外头人缘不错，还有三朋四友探望；再过些日子，朋友也不来了，只剩下母亲，年复一年地惦记你，探望你，只要她还能走得动。

所以牢里的长刑犯都明白“娃儿是娘心头肉”这句话。

老威：您母亲还健在么？

羊定清：如果健在，我就守在家中，再冤也不上访。我出狱的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她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如果日子安乐，老人家可能要活90岁以上。可惜我在重庆坐牢时，她每探一次监，就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还被收容遣送过几次，受了惊吓，脑子出了毛病。她活了84岁，死前还放心不下她快60的老儿子，怪自己没福气看见儿媳妇。

村民谢明

采访缘起

2002年4月30日下午，我第二次与来省城上访的蓬安农民阙定明等人约定，在成都西玉龙街的××招待所见面。由于案件主角突然回避，只得转而访谈43岁的配角谢明。

为了大家的阅读顺畅，我没能采用大量的地方土语，虽然这非常可惜，但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这件事。苛政猛于虎，所谓三农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许多。

应该说，冤案主角政治觉悟很高，信赖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所以他过分自负，竟要通过反映、举报，依法查帐来揭露贪官，减轻乡亲们的人头税费，却阻力重重，最终被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锒铛入狱。

“天哪，”据说他在法庭上仰天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天哪？”

老威：我搞了多年的底层访谈，这个旅馆，我进进出出了好多回，但是昨晚看完了你们的上访材料，还是失眠了，用一句书面语来形容，就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

谢明：谢谢老威同志为我们作主。

老威：我一个跑滩文人，作不了什么主。我只能保证尽量真实地记录这个案子，让更多的人了解阙定明的冤情，至于以后咋样，不敢说。

谢明：这几年，我们接待了几十位报社记者，有的还亲自跑到中坝村走访，都说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转眼间，阙定明的四年牢也坐满了，也没见有啥报刊公开报道过。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通了天，可整人害人的贪官至今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贪官有利。

老威：想不到您还挺懂政治啊。

谢明：折腾来折腾去，中国人个个都炼成了政治家。

老威：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份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的申述状可是您起草的？我挨着数了3个钟头，大约有1100多人在上面签名划押，手印盖得密密匝匝，真是触目惊心！

谢明：您的心这么细？看来有些来头。不过，这文章我做不了，至于谁能做，暂时保密。

老威：哪就算了。

谢明：我直接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口水话太多，上不了台面，还得麻烦老威同志您花几把力气加工整理。

老威：您放心吧。

谢明：您晓得，我们的申述状标题是“嘉陵江畔第一案”，为啥这样说？因为在我们那儿，自盘古王开天地以来，还没出过这种事。你说国民党坏，苛捐杂税多，但是听老一辈讲，也就是乡长、保长、甲长带几个民团、乡丁进村来走几圈，催催摊派款；情况严重了才背上几杆破枪，壮壮声势。可在共产党手里，在公元1998年4月14日上午，朗朗乾坤，竟有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驶着警车，冲进了我们长梁乡，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接着包抄了四面环水的中坝岛。这帮兵匪的总指挥是蓬安县的父母官，县长孙明君。

老威：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怎么得罪了县长？

谢明：因为上访和查帐。1996年2月以来，中坝村5组村民阙定明就多次向上级举报村社干部的贪污腐败，还就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多次上访，迫使蓬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到中坝村调查。阙定明在工作组驾临当日，抄写了《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央1996[13]号文件，以及省农业厅对阙定明上访问题的批复意见，在村里张贴了好几处，还找了一面祖传的铜锣，边敲边喊，四方游走，通知大伙开会。他是个瘸子，一大拨娃娃跟着他，他喊一句“查帐啰！”娃娃们也跟着喊，直到全村2000多人都出来了，才挟着锣去接待副县长刘光福率领的工作组。

阙定明只有小学文化，可人耿直、仗义、见的世面多，所以他的口才在村里很出名。他当即走到刘副县长跟前，鞠个躬，代表村民汇报说：“我们长梁乡中坝村是嘉陵江畔四面环河的小岛，地势低洼，河滩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玉米，花生、烟叶、油菜。广柑本来是传统产品，但无资金改良，也老化了，变不成钱了。全村2300人，负担人口1910人，耕地面积992.5亩，人均不足5分地，有的社还不足3分地。人多地少，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只能维持温饱，更何况常年遭灾（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村舍淹没，地里颗粒无收，青壮村民就只有成群结队逃荒，出去讨饭、打工，把国家救济粮省给跑不动的老小吃。幸好苍天有眼，阶级斗争不搞了，中央和四川省政府都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积极性，把近百种税费砍掉一半以上，后来又出台了《条例》，政策透明，我们到底可以直一下腰了：虽然天灾难免，但人灾总能免吧？93年中坝村的人均负担为40元，94年50元，95年60元，如果一直按这个增长度，我们没啥怨言，乡村两级有那么多干部拿工资、补贴，农民不出钱出血供着，政府班子就瘫痪了。没人管事，影响了安定团结肯定不行——我们能体会基层政府的难处，但你们也该为我们想想，农民的钱是一分一厘从这块不争气的地里挤榨出来的，总有一天，这地就荒了，就大家都没吃的。一人出60元，一户六口之家，就要出300元。花生、玉米，几毛钱一斤，300元要买多少？你们每天拿一分钟为我们算算帐，为土地算算帐，也就不至于在1996年，突然把人头负担提高到170多元，比上一年增加180%！这就意味着六口之家要负担1000多元，而中坝村两年的人均纯收入才483元！砸锅买铁也出不起啊。你们于心何忍？

“当然，如果基层政府需要这么多钱来为老百姓办事，需要这么多钱去爱国爱党，去打击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我们也认了，卖儿卖女，卖房卖血都行。想不通的是，中央想减，地方却增，长梁乡好象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因此，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要依据法律、政策，要求查帐。全体村民都可以作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坝村就从来没有公开过帐务。”

老阙的语音刚落，掌声就打雷一般响起来，整整持续了几分钟；刘副县长也感动了。当场和工作组其它人交换看法，同意了村民的查帐请求，并且说：“这是民主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和蓬安县委为你们撑腰、打气。”

老威：关于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有什么具体的精神？

谢明：我这儿藏有1997年9月1号的《蓬安信息报》，上头全文发表了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蓬安县委、县政府为此公开表态，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3）号文件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并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主管部门的数额。

老威：哪1997年的人头负担是多少？

谢明：180多元。

老威：我明白了，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传达惯例，基层政府比你们预先知道了新政策，所以赶在实施期限之前，把人头负担从60元猛提至170多元，这样，在高基数上再增加，自然就符合“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5%”，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谢明：可人头负担增加了，纯收入并没有增加。

老威：哪就做假帐，泡沫帐。

谢明：所以老阙提出查帐，可拖了一年多，不成。因为平头百姓查政府的帐，古往今来都没先例，虽然如今有法了，副县长也表态了，但县委班子调整，前任答应的事后任凭啥兑现？村民代表们乡里、县里，脚跑大了，人头负担还直线上升。老阙说：“这样下去，农民吃不起饭，政府的税费收不上来，恐怕人心惶惶，要暴乱了。”就在1998年2月20日，邀约中坝村各社村民代表十几人，一道去乡政府请求查帐。当时政府里只有副乡长唐杰超执班，其它干部都到乡治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了。唐乡长晓得大家来意，就说我们没有会计证，无权查帐。老阙说：“都是农民，哪来会计证？只怕乡政府的会计也没证。但我们有《村民组织法》，还有中央（13）号文件，请乡长您依法办事，兑现县上允许查帐的承诺。”姓唐的又磨了半天，见溜不脱，就签了字，并带领我们去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92至97年的帐本。

我们喜出望外，就分头进行，各社代表查各社的帐。正上了劲，正乡长彭会昌吃喜酒回来，闻讯暴跳如雷，大吼：“反了！反了！搞颠倒了！”代表们不愿交回帐本，彭乡长又吼：“帐目坚决不许查，今天要打要杀，陪到底。”代表们气极了，就拉他上市里县里评理，争吵起来。闹了个把钟头，三个政府官员借故脱身，去乡治安员家汇合其它人，商量对策。下午，蓬安县委和政府接到密告，派调查组来长梁乡走访当事人，并在乡电影院召开大会，县委副书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都讲话，批评了乡政府，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卫县长说：“对反贪污腐败的人要重用、大用；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拉下马来，依法惩治。”还宣布：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正式成立，县检察院唐联喜副检察长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任组员。

话音没落，全场鼓掌，大家都连叫“包青天卫县长”。于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帐务清理按部就班，先从群众反映最大的九社和十社开始。一上手，就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2.7万元；九社有数笔巨额款项跟县长孙明均有直接牵连（县里兴建马回水电站，九社全部房屋搬迁，时任马电公司董事长、总指挥的孙明均经手了国家下拨的巨额房屋街道重建款。马电计划投资1.7亿元，实际耗资4.3亿元）。谁也没想到，拔了萝卜带出一堆泥，一桩特大经济案眼看暴露——帐务清查被勒令终止。

父母官亲自出马了，村民代表不小心捅漏了天！1998年4月14日，中坝村2000余位乡亲终生难忘，100多警察带着枪杀了进来！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乡电影院，把骗到场的村民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打翻在地，反扭手臂，以十几支手枪和冲锋枪抵住脑袋。武警班长喝叫：“老实点，动就一枪崩了！”接着被拖出电影院，一顿拳脚。三人还被按跪在公路上，锁了背铐。当时在场有几十个村民，都骇炸了，四下乱窜着叫唤：“抓人啰！共产党抓人啰！”县委副书记兰坤发见了，命令鸣枪示警，并大吼：“今天接到密令，如有妨碍执行公务者，就地正法。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

在阙定明等三人被拖上囚车带走的同时，武警大部队已过河包围了中坝村九社，挨户进行大搜捕。大祸临头，许多村民房门紧闭，但都被踹开了。当然，农民家穷得叮当响，一眼就望穿了，于是兵匪们又驾着警车，冲进庄稼地，碾倒大片庄稼。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代表何文有，还没弄醒豁，就被枪托砸翻，嘴巴啃泥，戴上铐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吕德良，只有20岁，血气方刚，质问了一句：“光天化日，你们凭啥……话没落音，就挨了几拳，口鼻直喷血，跟着，也被戴铐扔进囚车。

一帮兵匪歪戴帽子，在宽阔的田野上施展威风，谁敢吭气就打就抓。受伤的村民横躺在地里，没人管，而警车却一路拉着警报，制造恐怖气氛，老人和妇女都吓得发抖，紧紧抱住自己家的强劳力，不让再出门惹祸。还在外头的村民，象受惊的鸡鸭，哇哇往家跑。警车不停地撵人，横冲直撞地耍疯了，村民代表吕功辉被撵到嘉陵江边，跳水逃命，差点被淹死。兵匪们耍尽兴了，就鸣着警报到县轮渡码头会师，命令俘虏们当众跪在河边，打得死去活来，群众远远围观，指指戳戳，还以为破获了一起抢劫杀人集团。

阙定明等五人被关进县看守所，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精神几乎崩溃，只能在审讯人员早已写好的定罪材料上签字划押。一个月后，除老阙外，其他“认罪态度较好”的四人均“取保候审”，作为释放条件，四人书面保证：“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违者再抓进来，罪加一等。”

“首犯”阙定明继续坐牢，在此期间，县太爷孙明均指挥的专案调查组进驻中坝村，拎着手枪、手铐，揣着《拘留证》“收取”已定证据。为了逃避作伪证，村民们纷纷在夜里外逃，十几个村民代表更是有家难回，20多天在河边荒草地露宿，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投嘉陵江。天老爷，这是啥日子？蚂蚁都有巢，难道做农民连蚂蚁都不如？

老威：这狗日的贪官也太很毒，贪了，不让查；不让查就算了，还要搞恐怖活动，封人的口，这和本?拉登有啥区别？老谢，您可晓得朱镕基总理说过“预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话？

谢明：中国起码有几十万贪官，见钱不怕死，所以几百个朱镕基也不够用。

老威：湖北监利县有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曾经为民请命，给朱镕基写信，他反映的人头负担问题同中坝村大同小异，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跟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涨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地哭。’”

谢明：这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可惜没生在长梁乡。

老威：接下来有：“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多么不公平啊。”

谢明：变了农民，脸朝黄土，就没啥公平的，我们从没要求公平，只要求能过得下去。

老威：没想到您还挺平静。

谢明：眼泪已经淌干了，老阙为中坝岛坐牢，大家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不是官，就一个农民，一个瘸子，却心比天高，非要拗这个劲。他和清官一样，为民请命，但写不了那么好的文章，小学文化，给市长、省长写信都不行，词不够用，不够用来形容当农民的苦。何况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总理，绝对看不过来。农民的眼泪只能把农民自己淹死。

老威：我理解，请您继续讲。

谢明：这是命，阙定明命中该坐四年牢，1998年9月14日，蓬安县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10月7日，法院开庭公审，被告和辩护律师都作了“无罪申辩”。群情激愤，几百名当地村民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举着“阙定明冤枉”的横幅，多次从旁听席上起立发言，要求释放被告，惩治贪官。法官多次制止无效，就宣布休庭。因证据不足，11月3日，县检察院撤回起诉。11月5日，村民们聚集法院门口，要求依法放人，刑庭庭长刘××出面接待，并压低嗓门对大家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法院判不下来，可是县委主要领导一再施压，我们叫他们签字，我们判，他们又不签。”

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1998年12月1日，县检察院第二次提起公诉，罪名和罪证无一字改动。12月22日，县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一时的冤案，为了防止骚乱，县委书记谢发国亲自出马，在县邮电局设立临时指挥部，致使城内电话中断数小时；并出动大量警力，在城外拦截从成都、南充等地赶来采访的记者。

全城戒严了，岗哨林立，公路和水路交通被封锁，警车响着警报在街上巡逻，水上派出所出动汽艇阻拦从中坝岛过江的渡船，超载的渡船在江中摇摇晃晃，眼看要沉了，汽艇才网开一面。

而在庭上，检察官和律师嘴仗打得激烈，只听律师声音洪亮地说：“本来‘奉命起诉’，‘奉命审判’，权大于法已成为过去，然而在新刑法，刑诉颁行的今天，又重现这个问题，这将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悲剧。是蓬安县的悲剧。因为，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官，你可以镇压一个阙定明，而无法镇压百万蓬安人。一个阙定明被镇压下去了，千百个阙定明会站起来，历史将宣判阙定明无罪。历史将把蓬安的大、中、小贪官钉死在耻辱柱上。历史上的莫须有都是这样，可以压得了一时，却不能压一世，历史上的秦桧，至今还跪在杭州的风波亭外，受千人骂，万人打。”

老威：这律师胆够大的。

谢明：他是南充的律师，蓬安管不了，而且他实在被气毛了，明摆着的冤案嘛，硬要开庭。到了中午，天阴得很，几千群众不断线地涌入法院，挤在旁听席，为阙定明和律师鼓劲；而检察官一开口，群众就起哄，喊冤枉，法官制止不了，就连连叹息。到最后，检察官就只擦汗，不说话，蜷在座位上，像受气的小媳妇；而律师穷追猛打，滔滔不绝，把法警和城里人都感动得热泪直流。阙定明在被告席上，边哭边冲着四面八方拱手道谢，连说：“我满足了，满足了！”

拖到下午3点，法官摸出事先拟好的官样文章宣布：判处阙定明有期徒刑四年。

老威：依据是什么？

谢明：前头已讲了，是因为98年2月20号的查帐。

老威：我看过南充市中院的“终审裁定”，纸上的罪名有：私立社员代表；聚众强行提帐；殴打乡干部，致使一人轻伤，两人轻微伤，共用去住院医疗费五千多元；致使乡政府当日瘫痪。

谢明：纯属造谣，律师在法庭上已逐条反驳：村民代表是根据卫副县长和工作组的指示，由各社自己推选的，小社2名，大社2—4名；定期张榜公布帐目，允许村民查帐也是中央（13）号文件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的；至于殴打乡官，在场的群众都写了证明，阙定明没动过一根指头。您想想，十几个泥腿子对两、三个乡官，若真要打，狗日的早爬不起来了，咋会只是轻、微伤？从古自今，只听说官欺民，很少有民欺官的。律师说，鉴定书是伪证，因为2月20日出事，伤者24日才住院，直到4月29日才通过法医鉴定，早过了“24小时内验伤，过时不认”的期限。还有，破一点皮，就赖在医院不出来，花去国家5000多元，也太贪了。

老威：5000多元是十几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吧。

谢明：这样下去，我们在本乡本土都呆不下去了，98年发特大洪水，村庄淹了不少，大春农作物颗粒无收，但人头费还在提，管理费提得更高，老人和小孩都分摊。农民，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可现在，地里出不了东西，养不了人，你不种地，跑了，可税费还得交，在外面打工挣血汗钱回来交。不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村、乡干部下来，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黑啊，太黑啊，我爸已七、八十岁了，他说还是毛主席好，毛主席至少不会让干部随便抢社员的东西。阙定明就是个例子，他只是想查帐，反反村官，他从来没想得罪乡以上，县以上的官，自己才几斤几两？但他的命太硬，一摸帐本就发现大问题，查下去，县太爷就下不了台。若在文革中，就把这贪官当走资派打了，现在呢，贪官一批比一批密，你垫脚后跟也数不到头，阙定明敢反，敢怀疑人头负担有鬼，就扰乱了社会秩序，就有枪杆子对准他。

老威：看样子您很悲观。

谢明：年轻人活不了，还可以去抢去偷，我已50多岁，没有身体本钱了。我陪着老阙上访，打官司，这条路再长也要走到黑。大不了要饭，当盲流。除了房子和地，农民已经没啥可失去的，要关要杀，他们看着办吧。

附录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1999）南中法刑终字第29号

原公诉机关：蓬安县他们检察院。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男，生于19952年4月27日，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五组。现押于蓬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冯开熙，南充市金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蓬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蓬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阙定明犯聚众扰乱秩序罪一案，于1998年12月24日作出（1998）蓬刑初字第9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96年下半年以来，被告人阙定明为了搞垮中坝村村级组织，利用群众关心的提留等问题，先后书写大字报张贴，打起锣走村窜户煽动，私自确定社员代表进行活动。特别是在1998年2月20日上午，被告人阙定明组织带领数十名群众到长梁乡政府提帐。先后将副乡长唐杰超、农经站长代文平围住进行推搡，当乡长彭会昌出面制止时也遭到阙定明等推、打，致使三人受伤住院，经法医鉴定，唐杰超为轻伤，代文平、彭会昌为轻微伤，用去医药费近六千元，致使长梁乡机关、单位当天无法正常工作。同时阙定明的行为使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中坝村提留款项无法收缴。原审认定被告人阙定明的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且系首要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被告人阙定明不服，以其是受迫害且查帐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辩称该案人为的假案，应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1998年2月初，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到长梁乡政府找到乡长彭会昌要求由自己对本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彭给阙等人作了解释并当即决定由乡政府出面组织对该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随后乡上召开了有关会议进行安排布置，决定成立查帐小组由乡武装部副部长刘国福带队。2月13日查帐小组到中坝村准备召开动员大会，后因逢场、下暴雨等原因，未开；第二天查帐小组找到中坝村文书谢建国准备查帐，但因谢要抢修被风吹垮的西瓜蓬，致使查帐工作暂停，同月20日上午9时许，上诉人阙定明便组织中坝村由其个人确定的所谓社员代表等人共计数十名，来到长梁乡政府所在地，上诉人阙定明首先对副乡长唐杰超说：“今天我们是来提帐的，不提帐就提人”。同时用手推了唐一掌，唐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拒绝了上诉人阙定明的无理要求，上诉人阙定明等人便抓住唐的手和衣服进行推、搡，部分人员还对唐进行拳打，唐被迫到厕所躲藏，上诉人阙定明将唐找初，并强迫唐在其事先写好的提帐申请上签字，随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又找到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要代交出有关财会凭证，遭到代的拒绝，上诉人阙定明称“是代在装怪”并打了代一掌，随后其他人员将代围住进行拳打和推、搡，代文平被迫同意交帐。此时长梁乡乡长彭会昌围讯赶到予以制止，上诉人阙定明冲去打彭背部一掌，其他人员围住彭进行拳打，并将彭的手提电话天线折断，彭被迫离开现场。当日下午二点左右，上诉人阙定明便安排社员回家吃饭后再来；一个多小时以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为了壮大声势先后聚积了几百人到乡政府，直到晚上经有关人员疏导才得以离开，当日乡政府工作陷于严重瘫痪。乡长彭会昌、副乡长唐杰超、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被打后均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五千余元；后经法医鉴定唐杰超所受损伤属轻伤，彭会昌、代文平所受损伤属轻微伤。认定上诉事实有阙定明及其他参与者的供述并与受害人唐杰超等人的证实相映证；围观群众及乡政府有关部门均证实当日乡政府部门工作处于瘫痪；蓬安县委、县政府1997年8月15日作出的蓬委字（1997）57号《关于全面开展农村财务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财务清理方法和步骤，要求由党委、政府牵头组织，社员代表参加，有序地进行；这进一步证实了阙定明等人是无组织的非法活动。

本院认为：上诉人阙定明无视政府有关规定，私立社员代表，并以其为首聚众到乡农经站准备强行提走有关财会凭证，当遭到拒绝时又致伤多人，情节严重，致使乡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并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阙定明在上诉人中辩称其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理由，经查与政府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辩称这是一起假案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文 明

审 判 员 袁 彪

审 判 员 陈 登 科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书 记 员 罗 勤 阳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采访缘起

2002年6月28日下午，星期六，我与妻子搭长途客车去崇庆县回龙沟躲避酷热，黄昏在沟头红纸村某农家大院投宿时，认识了山野散步归来的郑大军先生。

郑老72岁，原籍河北，宽身板，亮嗓音。一望便知颇有来历。他是县团级离休干部，但目前已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当其回首几十年前，自己初涉仕途，任县委下乡工作组组长的历史，不禁悲从中来，几番欲潸然涕下，“大冤案啊，”他叹道，“饿死几千万人，可至今没个正式的交代。”

老威：老人家好逍遥！

郑大军：穿了一辈子制服，再不逍遥一点，黄土就埋齐脖子根了。告诉你年轻人，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十年，每年都要来这回龙沟，找一农家乐（接待外来客的农家院子，包吃住，月费约450元人民币——老威注），避暑几个月，连世界观都住变了。

老威：除了党报，现在可没人在乎世界观了。您以前做啥工作？

郑大军：48年参军打老蒋，50年转业到地方，搞土改，学文化，从此步入仕途。算啦，提这些老皇历没意思，而今无官无职一身轻，正好为自己活两天。

老威：率性而为？难得难得。

郑大军：年轻人，你的马屁拍得肤浅，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能“率性而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千万共产党员中也只有一个彭德怀“率性而为”，上书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为人民鼓而呼”，其下场如何？相比之下，我这种多如牛毛的县团级芝麻官算个屁。

老威：您算个屁，我就只能算个跟屁虫，嘿嘿，扯个笑话。老人家，彭德怀的冤案早已昭雪，而今，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不是天灾是人祸，已不再属于国家机密……

郑大军：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老威：我是1958年大跃进出生的，60年春天饿出水肿病，差点都没命了。您当时呢？

郑大军：58年我26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当时，反右斗争刚刚结束，中苏关系即将破裂，毛主席、党中央认识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初、高级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逼人，共产风在上下一心的运动激情中越刮越猛，终于不可收拾。放卫星成为时代潮流，各行各业，钢铁卫星，轰麻雀、拍苍蝇的除四害卫星，诗歌卫星，犹为恐怖的是粮食卫星。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在造假方面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比如上面一推广“合理密植”创高产，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们因怕戴“保守落后”的帽子，竟当着参观团的面，把秧苗象开大会一般热热闹闹地密插。小麦、玉米也如法炮制，结果青苗倒满眼绿，就是季节到了不抽穗、灌浆。那时候，只要敢吹牛，一不小心就上报纸，还配大幅图片，紧接着，各级检查参观团如潮水般涌来，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亩产上万、几万”的示范田，赞不绝口。所谓示范田就是把山上沟边的几十亩水稻连夜抢收，并移植到大路旁的一亩田内，那光景真是密不透风，记者把娃娃抱上去拍照，谷穗竟丝纹不动。

58年秋，“钢铁元帅”升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达到白热化。男女老幼都上山，不是秋收，而是砍树、捡矿石。当地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铁矿，乱捡回来的黑石头，与挨门挨户搜缴的锅碗瓢盆，甚至锅铲、火钳、门扣、门环一起投入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没日没夜地架柴禾狂熬一气，最终炼出了嵌着些碎矿石块的废铁疙瘩。造孽呵，山砍秃了，庄稼烂了，颗粒无收，连苞谷杆也被秋雨给泡垮了。面对冬天，发高烧的社员们冷下来，日子没法过了。

老威：往年存的余粮呢？

郑大军：大办公共食堂时征用了，一平二调嘛。

老威：一平二调？

郑大军：就是以公社为单位，实行全面的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任何财产，为彻底铲除私有制，走向人类大同铺平道路。说得简单些，就是一切归集体。每家的灶台都拆了，碗筷也上缴了，因为有了公共食堂，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小家庭就不用开伙，否则违法。猪、羊、鸡、鸭统统进了集体的笼圈，有的社员甚至从家徒四壁中搬出来，住集体茅棚，好让人民政府放心。

开头几天食堂还挺红火，大锅饭嘛。我们工作组一进食堂门，大伙就全体起立，放下饭碗鼓掌，并齐唱《社会主义好》。我问：“伙食好么？”大伙回答：“好！”我又问：“吃得饱么？”大伙更响亮地回答：“饱！”此时，有个豁嘴老头还出场打了一段赞美快板，大意是从今以后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共产党端碗了。

我们在大队党支书的陪同下检查了厨房和每张饭桌，红苕稀饭敞开供应，玉米窝头在笼屉里堆成小山。我惊讶地问：“这也敞开吃？”支书回答：“无论大人、娃儿，每人限吃四个。”我说：“这窝头足有三两吧？小孩没撑着？”支书说：“农村娃儿撑不着，蹦两蹦肚子就瘪了。”我厉声批评说：“要有计划，不能浪费！”支书连连称是。

由于准吃不准揣，农民们顿顿死撑，稀饭锅里的红苕没人舀，窝头皮满地扔。大队干部五、六人簇拥着我们进小饭厅，桌子上已摆好两脸盆红烧肥肠和回锅肉。我问：“这是咋回事？”支书答：“前天公社批准杀猪，经支部研究决定，留了些下来慰问工作组，这也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我和其他同志都拒绝搞特殊化，命令把肥肠和肉加菜烩了一锅，在晚餐时按人头分给社员。

那年头，我们常下乡，对农村干部的阳奉阴违深有体会，但时代风气如此，谁不识时务，就要犯错误，所以没人对公共食堂的浪费现象提出异议。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老威注），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樁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九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

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

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屙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卜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3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没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

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老威：人命关天，居然敢不上报？

郑大军：我们当年审讯王解放时，也这样问，连口吻都一样。可他反问：上报了又能咋样？国家都那么困难。

老威：还忧国忧民呢。

郑大军：我说上报了就能刹住吃人歪风，人民政府再困难，也会发放救济粮。王解放说：我们队已经领过救济粮了，一户人70斤陈谷子，管一年，牙缝都不够塞。

老威：我在图书馆查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些原始材料，的确艰苦，连毛主席都穿打补丁的衣裳，自己在屋前开地种菜；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去郊外拣野果，琢磨饥荒中的粮食替用品。中央领导们都纷纷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郑大军：这些报道我都清楚。我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头上，他一直瞒着中央，搞统购统销，都饿死人了还搞，还吹嘘风调雨顺，粮食吃不完，能调拨多少多少援助兄弟省。罢了，扯远了，总之那年头人命如草，不仅会计王解放，连吃人生产队的队长也抱我们的腿，痛哭流涕。

老威：干部也吃人？

郑大军：“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名字和作者都忘了，谈到三年大饥荒中，某地发生过贫下中农围剿地主和富农，当场宰杀，放入露天大锅内煮熟分肉的事，那欢欣鼓舞的场面，令人久久难忘。您经历过类似的“阶级斗争”惨剧么？

郑大军：没有，并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得已而吃人的主要原因是饥饿，而不是阶级斗争。土改伊始，剥削阶级在历次运动中都受打击，吃人并不光彩，哪怕吃坏蛋，也只能偷偷摸摸，让人民政府晓得了，一定会追查到底。

老威：您是工作组长，政策水平高，但您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水平。

郑大军：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

老威：那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郑大军：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老威：后来呢？

郑大军：啥子后来？

老威：饥荒还在继续么？

郑大军：一直到62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草、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搅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老威：您们真是些廉洁的好干部啊。

郑大军：“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61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它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老威：您们咋处理新一轮的吃人案件？

郑大军：这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汲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

老威：啥子意思？

郑大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刍，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

老威：真是命贱如蚁。

郑大军：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反革命分子刘德

采访缘起：

刘德这个名字，我最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那是1992年隆冬的某日黄昏，我与老李一块在大墙内兜圈暴走，不料他突然刹步发问：“晓得刘德么？”我边摇头边继续赶路，他只好追着我叫道：“此人是1985届反革命，因为一堂课，判了7年刑。”

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李必丰有没头没脑、独往独来的艺术家脾性，你若较真，他反而会前言不搭后语——直到2002年隆冬的某个夜晚，我再次听诗人雨田提到刘德，内心不由一震，赶紧打探，得到此人仍在绵阳本地做临时工的确切信息。

圣诞节前夕出了点事，我家受到警方突袭，散失了部分冤案资料，但我始终没停止追踪刘德。几经周折，我终于在2002年2月21日下午从成都出发去绵阳，约见一位刘德的故交。经四处联络，方在天色黑尽时探明刘德的大致去向。

我们找了辆车，在城郊十几公里的路段来回跑了三趟，终于在一加油站旁边发现一鬼火闪烁的土路。车缓行几百米，在一派凄凉中抵达新华书店储运料仓库的门。叫门，无人应答。我们才注意到在车灯照射中的楹联：“祥云普降意欲达；金光高照气如虹。”原来是座无殿无香火的弃庙。

我们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到底感召了守门人。“刘德？”他将我们上下盯了好一会儿，方接过我朋友的小灵通，给一个双方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得到不是匪类的担保后，就给了我们不确定的指点——跟着，我们就驶入了迷宫中的村庄，并迎着寒风探出头，撕心裂肺地叫“刘德”。犹如一个梦，所有的房屋都相似，脑袋一个接一个从二楼或三楼窗户探出来问：“喊啥子？”“这儿没刘德。”

车再次撤退回来，载上守门人进村。我们停在一个路口，守门人下车，七拐八弯，消失了大约半个钟头。终于有一只手在黑暗中向我们招摇，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墙根蹦出来说：“我是刘德，你们跟着我，绕过两根土埂和一个大坑，就到家了。”

老威：刘德先生，总算找到你了。

刘德：这荒郊野地，真有点难为你们了，没跌跤吧。

老威：我们从成都出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快车，抵绵阳天已快黑了。没顾上吃饭，就赶到新华书店宿舍，在大门收发室，××兄一个个联络与你沾点边的人，小灵通（一种类似手机的区域性通讯工具，因单向收费而备受用户青睐-----老威注）都用得烫手了，才打听到你在这离城十几公里地租了间农舍。

刘德：农舍？太雅了。你当我是晋代陶渊明躲在这儿隐居么？

老威：你没电话，没呼机，也没有门牌号码，相当于隐居吧。

刘德：原准备安个电话，想想又算了，白交几十元话费，图个热闹，不好。热闹要惹祸。

老威：这房实在太简陋，还是毛糙的水泥墙面，连钢筋都露在外头。家徒四壁，你空荡荡的朝里一站，倒像个搞建筑的民工。

刘德：我就是民工，不过一般民工都这个地那个地的流动，我这个民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钉在新华书店库房里捆书、码书、装书、卸书，月工资500元左右，所以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跑这么远栖身。难啊，老婆是农村户口，一家三口的嘴都栓在我的裤腰带上。

老威：不容易。

刘德：像控诉旧社会的歌里唱的，星星满天就出门，走出一段村子里的黄泥路，去赶进城的头班公共汽车。我是临时工，饭碗没保障，所以不敢迟到。好在干体力活不费脑筋，人一累瘫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老威：你一个四川大学的老牌高材生，曾经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如此安于现状？

刘德：这是命。

老威：那我们今晚就从你的命谈起吧，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你的大致情况：出生于四川安岳乡村，1977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不愧为天之轿子……

刘德：以我当时的成绩，可以上全国任何大学，但我出于乡土观念，最终选择了川大。77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多叫人羡慕呀！不仅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瞩目。我们中文系，102位同学，大约30%为高干子弟，另60%有家庭背景及知识渊源，只有6位同学来自农村，我呢，就是这6位中年龄最小的。

老威：不简单。我晓得77，78，79，连续三届高考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因为65年后，由于“教育要革命”，致使高考中断，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从学校涌入“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政治方面早熟了，可青春和学业却被耽误了。

刘德：老三届的特点是年龄偏大，自学能力强，思想活跃并超前，加之教材滞后，经常在课堂上，老师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无所适从，无法照本宣科。因为稍不留意，就会受到诘难，下不了台。这可是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呀，当红卫兵，造反，武斗，上山下乡，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要说辩论演说的口才，随便抓一个都比老师强。但是，历史的错位使他们成了学生，在当时，也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在一夜之间鸡犬升天。回忆起来，我对课堂印象不深，激动人心的好时光都在课外，例如参加锦江文学社，写诗、小说和评论。伤痕文学很风行，文学社自筹资金创办的《锦江》文学杂志影响相当大，在校内发行一部份，我们就成群结伙，拿到校外去卖，春熙路、总府街、校门口、锦江宾馆周围都是发行点，一元钱一本，抢购一空，没买着的还不甘心地追着我们问这问那，场面火爆。那时，文学社最有名的才女是徐慧、龚巧明，一诗人，一作家，诗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伤感，叫人读着读着，眼里不知不觉有点湿润。她们毕业后，都分配到作协，徐慧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干了一段，不久就出国了；龚巧明一腔热血进藏，写了不少好小说，却死于一次翻车，太可惜了。另外，评论界的名人王岳川，北师大教授，我在中央电视台还看见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老威：解冻之后就是文学的繁荣期，毛死后的中国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些相似吧，民间的各种压抑已久的情绪都想借文学发泄出来。好了，长话短说，你毕业后就分配到绵阳吗？

刘德：先准备到〈〈四川日报〉〉内江记者站，因名额被会拉关系的一位同学占了，只好再分配到绵阳地区文教局。８４年，文教分家，我就到文化局所属的〈〈剑南文学〉〉杂志当编辑。现在这份杂志属文联，还在办，不过主要刊登中、小、学生的作品，发行渠道也主要是中小学。

老威：记得８０年代，我还在〈〈剑南文学〉〉上发表过散文诗。

刘德：文学时代嘛，所有的杂志都火，名家稿子也多。绵阳地区不少作家都是通过〈〈剑南文学〉〉走出去的，赵敏，女诗人；郭同旭，气功大师严新的专职吹捧作家，一本书卖好几十万本；还有雨田，得过两岸很多奖的本地大诗人，过去跟我在同一张桌子编稿。绵阳是省会成都的卫星城，文学青年一浪接一浪，在学校，文学社团更是雨后春笋，密密麻麻地长势喜人。为了适应社会，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剑南文学〉〉的编辑或作家、诗人经常应邀去学校讲课。

老威：多少钱一课时？

刘德：完全免费。那年头在有一点上延续了毛泽东的经济计划时代：蔑视金钱，至少不重视金钱。特别是以普及文学为己任的文化人，一说钱，自己都觉得该煽自己两个嘴巴。我敢说，当时所有的杂志编辑都讲过课，而不象现在，编的编，写的写，分得很清，举手投脚都要经济效益，所以就只有文学垃圾而没有文学。

〈〈剑南文学〉〉小说编辑耕夫是我的朋友，他与本地各中专混得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课讲，忙不过来，就摊派些“任务”给我。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７日晚饭后，一辆大货车刹到我的住处，车上跳下一群绵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热情洋溢，不由分说，将我“请”上货车就一阵风驰电闪，驶向该校礼堂。

老威：这么说，全校师生都出动喽？

刘德：没有。开始礼堂内就２０多个学生，因为那年头请校外文人讲课很风行，跟日常生活一样，我又不是名家。但是我年少气盛，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比许多名家更有名堂。果然，我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续讲了三个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而听众也由稀稀拉拉的２０多个增加到好几百，不仅座无虚席，最后连过道、窗台、门口都挤得不透风。许多人挤不进来，就一堆堆地趴在窗外，我边讲边用眼角环视左右——连一人多高的护窗，甚至树上都有人。

老威：你也算超水平发挥了。

刘德：现在这副倒霉的小老头模样，你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刘德了。《列宁在1918》，记得吧？如果让我继续发挥，我能讲到天亮，那场面说不定比老电影“1918”中的领袖演说还要壮观。我的题目是〈〈今天和今天的文学〉〉，作为例证，我评论了众多当代作家及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故土〉〉、〈〈花园街5号〉〉。由于解放军作家李存葆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受到官方推崇，风靡一时，我就拿它作为靶子，阐述了我与正统的“主旋律”相佐的观点。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就该反对一切战争，包括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也反对。

老威：现在的所谓反战同你80年代的反战可不太一样。

刘德：总之，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堪称战争英雄的将军，他的双手肯定沾满了鲜血，古往今来都如此。可〈〈高山下的花环〉〉却从正面肯定，喧染了非正义的战争，鼓励战士们去送死。

老威：这叫爱国主义。

刘德：中越、中朝过去都亲如兄弟，因为要并肩作战，打美国鬼子；后来美国鬼子跑了，人家要搞人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要投靠苏联了，我们的脸面下不来，两兄弟马上反目为仇。先是老山的边界摩擦，然后投入野战部队，终于一口气打到越南重镇谅山。深入别人国土几百公里，还叫“自卫反击战”么？当然，这是国家行为，小人物奈何不得，但总可以发发议论吧？兄弟邻邦打来打去太没意思了，而文学对一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有另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

老威：〈〈高山下的花环〉〉我也读过，还拍成了电影。但是现在，我几乎全忘了。这种按中央文件打造的应命文学，虽然名噪一时，但留不下来。花环飘零后，花环下的累累白骨就再也引不起后人的兴趣。

刘德：我的话还没有你说得狠。

老威：我恍惚记得魏京生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也就是说，他在中越之战打响前夕，同一位西方记者聊到当时路人皆知的时局，并阐述了与你相似的反战观点。他因此坐了十几年牢。

刘德：我不晓得魏京生，但同老外侃国内敏感问题总有不妥。

老威：除了文事，你还涉及到哪些方面？

刘德：我谈到改革，中央雷声大，地方雨点小。比如绵阳，人事机构越改越多，越改越浮肿庞杂，编一份文学月刊，两三个人就够了，偏偏十几、二十个人，从科级到处级，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还谈到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历史倒退，百姓遭殃；我还点评了“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抵触。因为说到底，执政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合法性就值得怀疑。

老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1985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1984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1983年1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1985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德：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60%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老威：你在骂我？

刘德：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老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德：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1985年5月26日，也就是9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7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8月26号，我入狱刚满3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王律师30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11月6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老威：真他妈胡扯。

老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1985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1984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1983年1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1985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德：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60%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老威：你在骂我？

刘德：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老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德：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1985年5月26日，也就是9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7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8月26号，我入狱刚满3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王律师30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11月6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老威：真他妈胡扯。

刘德：接着宣读了证词，即工业学校50多位师生写的揭发材料。我的脑袋嗡地大了，因为证词上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老威：比如哪些话？

刘德： 就是《起诉书》《判决书》里引用的“我要看到共产党垮台”，“新的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新的政党代替共产党”之类。

老威：有证人出庭吗？

刘德：没任何证人露面。我当时情绪反应强烈，一再要求揭发者出来与我当众对质，都被法官喝断了。什么群众揭发？公安局和校领导往师生跟前一站，再启发、动员，谁还能不写？文革中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夫子弄成一家子，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写了批判文章吗？

老威：有演讲录音吗？

刘德：我的律师也质疑过，没录音，没证人，所谓证词也是学生们事后根据回忆提供的，这就不能排除诱供，受唆使作伪证的可能；甚至证词提供者是否在场都值得怀疑。公认人回答不上来,律师就趁势申明我无罪，并强调不能把过激的政治言论或政治错误与犯罪混为一谈。眼看公诉人招架不住，法官却赤膊上阵，连吼住口，并威胁要把律师赶出去。

老威：这幕闹剧太有意思了。

刘德：公诉人有法官撑腰，缓过劲来，又继续出示东拉西扯的证据，《剑南》负责人谢××、刘××创作的“我一贯对党不满”言论，连玩笑话也记录在册，什么“犯了毛病你要改，你不改，要劳改”等等。连我谈恋爱也被斥为“流氓罪”，警察还调查审讯了我的对象×××，与我保持通信的×××，×××，指称耍流氓也同反革命有前后因果关系。我的律师气得脸都变色了。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奈何？终于，法官看了看表，宣布休庭。整个过场走了一个多钟头，稍后接到〈〈判决书〉〉，徒刑7年，剥权3年，我不服上诉，被驳回。原来我的刑期早就定了，开不开庭都是一个结果。

老威：你咋晓得刑期内定了？

刘德：律师透露的，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离开了绵阳。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案不由公、检、法说了算，而要上报政法委员会。省里管政法的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主任。

老威：我明白，政法委属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它既管法院，又管律师。不少案子，连当事人的律师及辩护口径都由政法委安排。

刘德：关于我的事，海外报道很多，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都做了醒目的标题，如“共产党培养的反党大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据说四川方面把我作为反动典型报到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乔石还签了字：“此案全国少有。”并把四川的刘德反党反人民与上海的杨巍投敌叛国相提并论，要杀一儆百。

老威：听李必丰讲过，你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

刘德：铁案嘛，翻不了。随后去四川广元荣山煤矿投入劳改，编入掘井队，没日没夜地 陷在几十米深的井下。不过，我的个头矮，腿软皮松，只能跟在打巷道的屁股后干些杂活，修修水沟，调调水泥。一年多后，时来运转，我上地面当起了教书先生，教文盲劳改犯识字，瞎混了四年余。

老威：你被整服了？

刘德：我申诉了五年，每年至少申诉10次以上，每次我都把〈〈申诉状〉〉同时抄写六份，中央、省、市各相关部门一份，同时投寄出去。

老威：有回音？

刘德：石沉大海。最后两年，大队长找我谈话，暗示只有停止申诉才能减刑，于是我照办，监狱就给我减了两次，让我提前一年半出狱。

老威：按常规，政治犯是很难减刑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刘德：你指国际压力吧？我承认，自判刑以来，海外媒体一直关注这件事，西方各人权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坚持追查我的下落。但是他们和我的立场、情感不一样，他们只会干扰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

老威：我不明白。

刘德：我出来后收到不少信、杂志、书以及贺卡，寄自英国、荷兰、挪威、美国，有普通的同情我的市民、学生；也有各个国际笔会中心，他们一直想帮助一个叫刘德的在狱作家。可惜劳改时，我蒙在鼓里，政府对内对外都封锁了消息。这是毛时代的传统，你施压越凶，他反弹得越厉害，就象大墙内的红衣主教龚品梅，关了30多年，西方年年都在呼吁，连罗马教廷和政府要员都数十次出面交涉，要求放人，可咋样，牌在我手里，想押多久就押多久。幸好我不够资格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张牌。

老威：你这种心态有问题，你冤枉坐牢，别人关注还有错？

刘德：邀请信不少，挪威、德国、美国，组织和个人都请我去，人家把我当成历尽沧桑的作家。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会外语，除了早年给《锦江》投了几篇幼稚习作，几乎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所以，在所有的邀请中，我只选择性地给英国笔会中心回了一封信，大意为：1、我本人不是作家，因此不会接受对一个作家的邀请；2、我没有作品，因此没资格，也不会考虑成为国际作家笔会的会员；3、作为中国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应当爱国。当然，如果能去西方旅游观光，我很乐意，可是没钱没护照，去不了。

老威：你倒诚实。

刘德：老实人吃亏吧。鲁迅先生说：一个人说真话，就不被别人理解。

老威：被人理解是两方面的，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寻求别人理解你嘛。

刘德：啥意思？

老威：你先是被动坐牢，到后来，你不知不觉放弃了前半生那种闪光的青春冲动，自我封闭太久，灵魂就成监狱了。

刘德：一个人的命是有定数的。

老威：知识分子也信命？

刘德：我老家安岳乡下，出了个算命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19岁那年，这位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以及腰间的一颗大红痣，就掐指算出我22岁要离乡外出，读书升学跳龙（农）门。当时没人信，因为1974年，老毛没死，文革还在搞，城里人出差还要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证明呢；一个农村娃离乡去升学，更是天方夜谈。于是我妈就请求作进一步解释，先生爱理不理地抛了句“天机不可泄露”。

果然，这天机就是唐山大地震，中国连死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接着粉碎四人帮，再接着恢复高考。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那可是我老家几十年出的第一个状元。

老威：这么神？也许是撞上的。

刘德：更神的是1985年，我出事前的半个月，一向不太出门的妈妈到绵阳来，硬要拉我回家避祸。我年少不懂事，就嘲笑妈妈迷信。可老人家说：那神算先生推断我有牢狱之灾，要离开绵阳这是非之地，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先生还说：要老实，少说话，少动气，切忌跟人吵，这一劫要持续到1987年阴历8月间，不出事，方免。

我不信这一套，妈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总算回去了。唉，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第三次是1992年，我新婚燕尔，就趁回门，把妻子的生辰八字给神算先生看。先生把我的八字重新翻出来，对照着，边掐算边念念有词地“合八字”。结果，脸色刷地变了，连命金也不收。我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不死则离”四个字。我象挨了一闷棍，晕乎乎地回到家中，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我前妻真从二楼摔下来！当时她正搭凳子，垫脚往阳台上晾衣服，不料旋头风一刮，她就倒栽下去，脑壳戳在铁桩上，头盖骨都稀烂了。

上访诗人老陆

采访缘起：２００２年春节后的某天中午，有个陌生人来电话，自称“上访专业户”老陆，并受我的记者朋友老张的引荐，想找“老威”谈谈。由于怕国家有关部门设陷阱，我十分客气地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后，就借故推脱了。

接着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陌生电话，逼得我急匆匆找老张核实。“无误，”老张说。“人家可是上访名人，曾两次告赢地方公安局，一度成为‘民告官’的热点。”我说：“报纸上热过的东西我不感兴趣。”老张说：“你还有不感兴趣的东西么，同志？”

一时语塞，我只好转头去拜访老陆，接着又拜访了几次，拎回一蛇皮口袋上访材料。老陆最先住四川省高级法院后墙陋巷内的一家下等旅馆，这是省内上访者聚集地，每晚收费１０元，条件极差；而最近一次——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我与他联系见面时，此人已干脆沦为露宿街头告地状的乞丐诗人矣。

可敬可叹的是，老陆仍旧长发披肩，举手头足，豪迈之情溢于言表。“陆某某，３７岁，四川蓬安人，”他作罗圈揖，朗声告白道，“我给大家当场作诗一首。”（以下，陆：老陆；威：老威）

威：这段日子跑哪儿去了，老陆？我到你原来的住处找了好几次，都说你搬家了。

陆：我被收容了，５月１８日进去，昨天刚出来。本来打算上京，火车才拢广元就被查获了。听说中央下了死命令，严防死守，不准法轮功和我们这类人出川。半夜１点钟，几十号牛鬼蛇神被押拢，黑压压一片。我背着铺盖卷，一点不在乎，反正作为长期的上访专业户，一年要进局子报几回到，让政府的脸面添些光彩，让警察的腰包添几两贿银，才算给社会作了贡献。

威：此话咋讲？

陆：现在开放了，表面上不象毛主席时代那样搞政治运动了，其实暗地里，运动一个接一个：扫黄打非，清理外来人口，整顿市容，严打，年复一年，运动名目越搞越多。收容所的生意好惨了，平时，关百把人，运动一来，百把人的空间就象发洪水，一夜就能涨到七、八百口，比猪笼子还挤。赌、嫖、非法同居、没办暂住证的民工、小偷小摸、沿街叫花、占道经营、下岗闹事、抗拒城管，等等，真是五湖四海，五花八门。特别是大热天，大伙肉贴肉，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直冒人油。屎尿没法屙，也不见人屙，我估计是汗出得多，蒸发了。老哥你想，一入这鬼门关，谁撑得下去？可你急警察不急，先熬你一天半晌，才慢吞吞地露面，象训兽员一般隔着铁栅栏，一个个核对名字。里面的人炸锅了，拼命伸手朝外递纸条，上写亲人好友的电话和地址，哀求警察尽早联系，好带罚款来保释自己。嫖和赌的，罚得快走得快，因为沾这两样的家伙经济都宽裕，警察张口要几万，都拿得出。一般人至少罚５００元，底价４００元，我这等吃百家饭的穷人，也必须交够底价。没人保释？对不起，你就一月两月地坐吧，过了三个月，再用闷罐车将你遣返回乡。????，这和土匪绑票有啥区别？抓人换钱嘛。

威：你没犯法呀。

陆：我上诉上访几百次，不认输，这就犯法了。我还喜欢写诗刺激政府，是上访这堆人中名气很大的诗人，这就更犯法了。

威：你是诗人？真没想到，我在这儿还碰见一个同行。老陆，你的作品发表在哪儿？也让我拜读拜读。

陆：我的诗经常发表在大街上，有时也自己印成传单，到处张贴，我还给省高院、全国高院、人大、国务院信访办、《民主与法制》，以及一些报刊投寄过。今天早上，我在省高院大门发表了一副对联，挨了几枪托，差点又被抓了。我念一遍：上访户，排排站，盼青天老爷击鼓申冤；人财尽，一场空，这高级法院是猴戏院。横批是：来一个耍一个。

威：不错，请再背诵一首你的代表作。

陆：我送给你一份诗稿，我念，你看，这样也可以替我纠正错别字。我只有小学文化，靠着这８年官司，写上诉，翻字典，也算得到了锻炼。后来倾家荡产，沿街乞讨，就试着把心里的想法编成诗，写在地上，过路人读着新奇，就有了社

会效应。

威：你这头一句就有两个错别字，政府不是“正腐”。

陆：没错，政府就是“正在腐败”的意思，还有法院滑头，所以叫“猾院”。

威：原来如此！老陆，高明呀。

陆：我献丑了——

当今正腐真是好，舞台清官个个高，冤民血泪谁知晓，活该坐牢官难告。

铁脚磨穿走京城，沿街乞讨来维生，客官问我何原因，官官相护路难行，

人民猾院缺人性，五年六审搞不清。如今清官哪去找？繁荣娼盛是正道。

宋朝奸臣包公斩，今朝贪官谁来管？婊子牌坊给人看，百姓头上三座山。

有道是，

贪官不怕烧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

桑拿按摩浑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有道是，

舞台包公比天高，毕竟宋朝过去了，今朝冤狱管不了，饥寒交迫命难保。

替人擦鞋为求生，城管撵得到处逃，哀告求援为治病，凄风苦雨讨不成。

巡夜恶犬来咬我，身上心上有伤痕，捡张报纸当被盖，没脸回家见乡亲。

光棍汉，一个人，无国无家无双亲，申冤申到黄泉路，见了老毛和老邓，

毛邓变鬼叹口气，平反要找江泽民，学好三讲讨公道，花钱买通看门人。

绕来饶去还是钱，所以敬告好心人，施舍在下钱几文，有钱保命讨公道，

无钱都市做冤魂。善心做了善事情，子子孙孙保太平。

威：好，比很多正儿八经的诗人写得好。老陆，可惜你的文化低了些，否则这个时代的杜甫就是你了。

陆：你莫挖苦我。

威：这类诗适合用你的家乡方言念。再来一首咋样？

陆：刚才的调子太低沉，我弄首好耍的活跃气氛——

上级领导来开会，“三个代表”天天背，忙了公事忙酒会，水平越高越开胃，

只有上司说酒话，下属工作才到位，人民不醉公仆醉，喝空国库无所谓。

醉鬼才好打醉拳，违法乱纪乱收费。假如胃肠出了血，医院里头来相会，

革命同志不后悔，舍命为了本单位，有人乘机来送礼，你吹我拍为了谁？

二奶三奶加三陪，齐心协力花公费，利益均沾官官有，百姓哪个敢反对

——判他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罪。

威：你写过多少诗？

陆：记不清，有些东西，一时冲动就写，过了就忘了。但记在本上或心中有数的总有几百首吧。去年我在北京上访，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当地歹徒毒打，造成脑震荡，经常头晕、呕吐，记忆力不如以前了。也可能是止痛片吃多了，记忆神经麻痹。我得抓紧写，否则将来成白痴就惨了。

威：至少目前还没这种迹象。老陆，讲讲你是如何成为上访专业户的，也好替你的诗作个人生注脚。

陆：关于我状告本地公安局胜诉的事，全国各地媒体都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报道，大概经过是这样：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６号，我在本组清理阴沟时，发现了蓬安县烟厂几年前因改道而废弃不用的大半截锈水管，就捡回家。此时有过路人对我说，前面不远的荆棘丛中还有些废水管，可以挖出来卖钱。１９日上午，我拖了辆板车去挖水管，由于是废弃多年的破烂，开挖过程没人干扰。可当天下午，自来水公司以“失主身份”找到我，要求退回所挖水管，因所有权的争议，他们又改口要钱，并承诺只要给钱就可以长期照顾我的废品收购生意。

第二天，我主动到自来水公司业务科，与科长老熊达成付钱６０元挖废水管的口头协议。５月２３号，我刚挖出半根水管，业务科就迫不及待派人追钱。明明说好卖了废品再付，况且我身上没一文钱。这就惹毛了他们，说好话也不顶用，他们马上以失主身份去派出所报案。

我被抓进派出所，家也抄了，发现了“与我身份不符的赃物”：破自行车四辆，电动机两台，烟丝筒、排风扇等等，统统没收。当时正“严打”，我成了有重大盗窃嫌疑的典型，当日的本地电视新闻这样播的：“自三月以来，陆某某趁夜深人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大肆盗窃……”

我被收审了２０多天，由于“死不认罪”，被反铐，被拳打脚踢，更恐怖的是为两名死刑犯陪杀场。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朝我扔石块，吐唾沫。我叫了声冤枉，武警就把我踩跪下去，且同死刑犯一道，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毙人时，我也跪在旁边，脑壳随枪响一开瓢，我就吓晕了。

６月１４日，由于没查出任何真凭实据，我这个县城里赫赫有名的贼被解除收审，无罪释放。回到家中，所有的财产都被村里强制没收、变卖，我一下子成了自己家门口的流浪汉，悲愤之下，为了洗清贼名，我向法院起诉公安局并索赔。两次都败诉了，派出所长还上门威胁我：“你再告，看老子今后收拾你。”

既然地头蛇放了话，我只好连夜收拾行李，上省城申诉。由于“民告官”具有新闻效应，所以全国多家媒体都找我采访，进行报道，终于惊动省高院。１９９８年元月１２日，南充中院按照高院旨意重审此案，我胜诉了。可３月２６日，公安局竟答复我“不予赔偿”！

没办法，我只好再次起诉，要求公安局赔偿关押２３天的误工损失、家庭财产损失、名誉损失共计几万元，我有自己做人的标准，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漫天要价。７月１５日，我再次胜诉，得到５６６２?３５元的赔偿。这与我的实际损失相差太大，况且几年官司下来，我已欠债８万余元。

我再次上诉上访，跑成都，跑北京，成了一个打赢了官司的乞丐，一个上访专业户。我一度靠擦皮鞋为生，在擦鞋的同时，向群众背诗，诉说冤情和对社会的看法，但鞋箱一次次被城管和巡警没收。后来，我没钱买谋生工具了，就写诗告地状，每天乞讨２０个小时，借以糊口和交上诉费。有一次，我病倒在大街上，两个１１０巡警赶来，竟把我当盲流暴打一顿……。

威：你这种饱一顿，饿一顿的上访何时有个头呢？说不定哪天就倒毙街头了。老陆哇，我看你还是回家种地算了。

陆：你读书读呆了吧？而今不是古代，你想种地就种地？我妈改嫁过两次，７９年，我才１４岁，就因不堪忍受继父的歧视而离家出走了，我还被人贩子卖到了河南，后来四处流浪打工，早成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了。就这命，在哪儿都生不了根。以前还有成家立业的想法，现在，啥都显得渺茫。只有上访能提神，能使我活得象个人样。我已经穷惯了，欠债欠惯了，这辈子，怕是还不清，所以经济赔偿倒是其次，我的第一要求是：公安局必须在县、市、省三级电视台上，２０天以内以循环滚动播出的新闻方式，公开向陆某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威：这可能么？

陆：不可能，我就耗下去。大不了——一进牢门心惊肉跳，二人同行一副手铐，三顿糙饭准时送到，四季衣裳只有一套，五花大绑陪了杀场，六亲不认闭目修道，七根钢筋把天分割，八条监规条条霸道，九肉没有口水滴哒，时辰一到该你报销。

威：又吟诗了。

陆：狗屁国法早失灵，腐败官僚已成精，天公若有分身术，化作万千江泽民，一个单位派几名，双手倒提机关炮——共产共惨党员们，哪个还敢起贪心？

威：你真是出口成章。

陆：活鸡活鸭活王八，好烟好酒好贡茶，请来请去请公仆，吃垮私家吃公家，不怕报应就怕罢，乌龟王八是一家，只有人民输定了，因为官帽比法大。

威：打住吧，老陆，别激动过头了。

陆：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吟诗到世界末日，激动有啥不对？脑溢血死了还痛快些。下面一首是……

威：我们换个话题。让我看看你这条蛇皮口袋，装的都是上访材料么？

陆：你不想听诗了？

威：实话告诉你，我８０年代也写诗，发表过不少，后来因诗惹祸，进了监狱。我已经十来年没沾诗，没和过去的诗友交往了，没料到，今天不小心听了这么多好诗，一时消化不了。

陆：你太谦虚了。其实我的蛇皮口袋有好几条，随身带着，除了上访材料，就是诗，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替自己写，也替别人写。由于我是民告官的赢家，所以许多有冤屈的上访者找到我，咨询法律，联系媒体，求写申诉状。我的生活规律是：白天乞讨时凭灵感编诗，晚上接待上访者，并熬夜写材料，我瞌睡少，实在累了就身体一歪，闭闭眼睛。当然，每月一次的高院院长接待日不能错过，那天半夜就得起身，赶去排队，几百人的长龙，去晚了，连领导的面都见不着。忙啊，累啊。你是文人，能不能帮我分担一些？

威：怎么个分担法？

陆：这只口袋你提去，里面有四、五个人的申诉材料，你分类整理，凭着良心拉他们一把。这个杨继年，１１岁就判刑坐牢，恐怕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劳改犯。他被关了３４年，释放回乡时，竟又被当地踢回监狱。监狱当然不能再收留，他去哪儿呢？无家无地无任何亲属的孤人！我第一次遇见他流落成都街头，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充饥时，就心酸落泪了，我带着他乞讨，上访，去北京。他的冤屈比我深，所以写东西比我勤，都堆成山了。可惜去年在北京，他遭遇了一场火灾，身体大面积烧伤，被抛在街头。我赶过去，与几个好心人一道，送他进陆军总医院，没钱，医院只作了简单的处理，就放弃抢救。我在守护他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毒打，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乘我昏迷，杨继年被弄出医院，终因溃疡感染，不治身亡。他全部遗物都在这儿，一个人惨到这地步，你不会没有一点感想吧？我准备在他的老家为他立个碑，刻一首祭诗在上面，也算对这个申诉了７００多次的冤魂的安慰。

威：这需要多少钱？

陆：起码５００以上。当地让不让立碑也是问题，他同我一样，是个被冤枉的贼。世人只习惯给革命英雄、名流、大官、德高望众的长老竖碑立传，给贼立诗碑就过分了——这算我许给死者的一个遥远的愿。

威：我和我的朋友老张都访问过杨继年，我会尽力去写他。

陆：还有个比杨继年更惨的，叫胡显林，１９５７年，他家喂养的一头黄沙耕牛因病死亡，被当地县法院以破坏农业生口袋里，有他的亲属提供的原判材料。你猜都猜不到，这个姓胡的自逮捕之日起，就失踪了！他的家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和申诉，要求依法探监，可公、检、法三家都说不清犯人的下落，档案内既无解往何处劳改的记录，更无逃跑或意外死亡的记录。这有点像侦探小说了，可不相信“失踪”的家人们终于上访到北京，惊动了某位政府要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原判法院以（１９８６）蓬刑监字第１６９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胡显林无罪，可无罪的大活人早已蒸发掉了！

威：哪有这等怪事！当年承办此案的人呢？

陆：都健在。

威：找他们要去。

陆：５０年代错判误判的多了，没人能回忆起来。一位法官说，我们一年成百上千地判，累瘫了，也忙不过来，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大形势逼人嘛。公安局也曾几次发函给看守所，让协助查询胡某去向，均无结果。

威：蒸发一个大活人索赔多少呢？

陆：当时只有关人毙人的国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一分钱不给。

威：哪“宣告无罪”有啥意思呢？

陆：心理安慰嘛，老百姓善良，政府承认整错了，也就算了。如果你想不开，提进一步的“无理”要求，政府的脸面就撑不住。就象我，虽然告官告赢了，但沦落街头，一屁股烂帐，可谓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为啥？就为了争这口气！

威：有意思么？

陆：有意思。每次进收容所，我的腰都挺得直直的，没偷没抢，就为了争气！我这条腿已被打残了，我只能柱着棍，慢慢走，前景不乐观。只要共惨党不垮，老百姓的前景都不乐观，但我这辈子活得不冤。从５０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要弄死弄废多少人，加上饿死和自杀的，至少几千万上亿吧？大家都算了，只要新政府上台，宣布上一届政府的某些作法不对，大家就够满足了。只有我老陆，天生的犟牛，我就要你公安局以整我的方式公开消毒！全中国，就我这么个不起眼的破烂王，赢了两回官司还不放过他们。当然，如果几十年来这些被整、被冤、被杀、被饿的全学我，国库掏空也不够赔，推倒北京城也不解恨，所以老陆只能出一个。

威：口气大啊。

陆：口气不大，能做诗人么？我本想以失踪的胡显林为题，编一首长诗，但又觉为难。人没下落，碑都没法立。算了，我今后还是多关心没失踪的人。这儿有一份《冤民申诉》，上呈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省长、政法书记和主任，省高院院长，全国高院院长，在上面联署签名的一共１０５位，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状告四川省内１８１个法院、７８９个法庭的司法腐败，办案不公，走后门，贪赃枉法，造成１００００多起冤、假、错案，致使多位涉案人含冤而死。高院法官经常拖压申诉案件，有的甚至拖压长达十年，十几年。法官某某某公开回答申诉人说：我们只有五个人，要看全川一万多起案卷，看不过来，就烧掉，你们有意见去省人大反映……

威：这东西递上去有结果么？

陆：结果就是好几个人又进了收容所，唉。

威：你是上诉群体的社会活动家。

陆：我的案子上下都清楚，就耗着嘛，多关心别人，眼界就宽了，这也是诗人灵感的来源。正是——华夏古国谁乐土，贪官污吏大老鼠；民脂民膏搜刮尽，太平盛世冤民苦。初院中院又高院，法律游戏弯弯曲；露宿街头梦清官，惊醒方知警犬毒！

偏三轮胡小松

采访缘起

偏三轮又叫“爬耳朵”，起源于文革中后期。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既破旧又拖沓，所以大家习惯骑自行车上下班。大约是为了方便家中妇孺长辈出行，有聪明人就利用工厂里的材料，在自行车后架右侧焊接一个座位，使两轮变成了三轮。

偏三轮省钱省时，很快在底层民众中流行开来，到了80年代，此车外型不断改进，一度成为家庭客货混用车。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偏三轮开始活跃于大街小巷，逐渐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偏三轮小巧、灵活，适宜短途客运，老年人出门，骑自行车不安全，打的不划算，因此张口就叫“爬耳朵”。例如我父亲，年已80，仍然坚持去两里之外的牙科诊所上班。老人家每天的交通工具就是偏三轮。父亲说，偏三轮的主力军是进城农民和下岗工人，“工农联盟”沦落到如此朝不保夕的境地，恐怕毛主席在阴曹地府也闭不了眼。

2002年8月9日晚，天气暴热已久，我经人介绍，在成都骡马市附近拜访了28岁的胡小松。他虽然只拉过一回偏三轮，却因为“咬警察”的事件，上过报纸，一度成为这个行业中的新闻人物。

看来，阶级斗争仍旧尖锐、激烈。

老威：我读了你的《判决书》，仿佛又回到文革时期，那时的大字报就这种文风，什么“狗急跳墙”，什么“气焰嚣张”，看来这法官是红卫兵出身。

胡小松：我早就瞅着不顺眼，你一点，我就醒豁了，法律咋能骂人呢！

老威：不过，你真的咬伤了警察？

胡小松：逼急了，就捞住跟前的一条膀子下口，当时我的脸已被捶变形了，眼睛根本睁不开，就一条缝，一些影子在缝外晃来晃去。我捞住一条膀子咬下去，接着就倒了，昏了，我被判了三年，天啦，我胡小松不抢不偷，不嫖不赌，从小到大，还没跟谁红过脸，却成了劳改犯！

老威：咬一口，判三年，太不值了。

胡小松：我真急了，如果手里有把刀，我就砍他个狗日的，你不让我活，那就都活不成。我们村上的牛三妹，平常从荷花池批发些小百货，拿到五块石去买，结果被城管踩了地摊子。牛三妹一晌温顺，不知咋的突然疯了，从一家饭馆抢了把大片菜刀，出街砍人。附近诊所的医生来拦，脖子挨了一下，血蓬地射出几丈远，几个病人见了血，吓得满地乱钻。牛三妹又闯进里间，把床底的一个拖出来，照准那背梁几十刀，人都晕了，尿壶大的一个洞。没人敢进屋，防暴警察围了几层，磨了个把钟头，直到牛三妹把自己给劈了，才敢踹门进去。骨灰没留，捎信回村，家里也没人来，可能走得动的全出门了，老的讨口小的打工，总之都比守着那几分地捱饿强。

老威：咋乱砍人呢？

胡小松：她没捞着城管，当然就乱砍。这是凶兆，就在牛三妹出事的第二天，我就倒邪霉了。一大早，我从中间贩子手中接了辆新车，花了300元。一般的偏三轮都是旧的，刷回漆，只值百多元，我考虑要换行当了，图个吉利，就狠心出血。

老威：此话咋讲？

胡小松：现在市面上转动的偏三轮，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交警和城管随时采取行动搜缴上来，集中运到××市场，以几十元钱一辆的低价甩卖给有关部门的。二道贩子定期去××市场收购，再批给三道贩子，价格也在转手中一次次攀升，最后，兜一大圈……

老威：又卖回给拉车的人。他妈的，难怪每次沿街搜缴偏三轮的行动都兴师动众，有时还十几辆摩托车四下出击，城管车警灯闪烁，大卡车压阵，不弄个满载而归绝不罢休，原来这是几级部门的固定财源啊。

胡小松：所以，我要进入这行道，就不想要兜圈子倒卖过几次、几十次的破烂。我检查了轮胎，链条和轴，还把车杠的漆皮刮点下来查看，钢材是新的。其他人都笑我瓜，因为久走夜路必撞鬼，你天天在道上跑，鬼更是说来就来。哪怕你路再熟，胆再小，一年也要损失几辆车。我隔壁的张大爷，70岁，拉了近十年偏三轮，他扳着指头算，平均一年被缴四辆。他说：“最倒霉的一个月就赔四辆，一般倒霉的一季度差不多赔四辆，我是本地居民，运气好，就当赔车给国家交税吧。”

老威：这位张大爷是人精，你该重视他的话。

胡小松：可我年轻气盛，一心要凭力气挣大钱。一环路内风险太大，我就跑二环路以外。地方敞，新开发的小区多，公共汽车的线路一时半刻又规划不过去。有的地段正修路，挖得乱七八糟。拉车得小心，提防陷坑里。我考察过，除了自行车，偏三轮是这些小区主要的交通工具，很受欢迎。那天下午，我下了一斤面条，撑得饱饱的才出门，穿小巷小街，一路倒风平浪静，只是过二环路口子时，突然有一拨偏三轮飞叉叉地从西延线方向过来，沿途叫唤：“牛蚊子来了！牛蚊子来了！”这是暗号，大伙一听，只恨少长了两条腿，有辆车正逃着，龙头咔地失灵，撞了街沿，前轮扁了，那瘦儿一个饿狗抢屎翻上人行道，再也爬不起来。我是新车，关键时候显神威，当然比众人都溜得快，拐进一个菜市场就脱险了。后来听说，交警缴了车，还把拉车的老头扔进了臭水沟，激起公愤，交通堵塞了几个钟头。

府南新区正在开发，战旗这边人住满了，菜市场从小区里面摆出来，好大一片；而另一边的楼盘建到一半，从‘清水绿苑’到摸底河，两里多长，全是工棚。那是民工社区，城里人这么叫，工棚下除了住人，还开饭店、录相和茶馆。当然，最大的露天厕所是摸底河，晚上从那儿过，老远就一股股比大粪恶心几倍的河风吹来。

老威：你做过民工？

胡小松：我啥都做过，在建筑工地干得最长，三年，从挖土方、砌砖到外墙装修。说不定，你住的楼房都是我建的。我用工钱买了新车，大小是个老板，不必受资本家剥削了。前年5月份，我们本乡本土的一个包工头招了30多名工人到××高尚社区装修外墙，那栋大楼有15层，我们悬在上头没日没夜地贴瓷砖，刷涂料，每天干20个小时，屎尿胀了都夹着。原来讲好每月500元，可我们连干3个月，没拿到一分钱。包工头也不露面了，大家见势头不妙，就停工四处找人，终于在另一个建筑工地揪住包工头。可狗日的狡辩说，他没钱，因为承包给他活路的建筑公司转眼蒸发了，连办公地点都是假地址。大家顿时瓜了，气急攻心，于是30多名工人扭住一个包工头一起上了十五层顶，小朋友一样排排坐在楼沿，准备朝下跳。脚下万丈深渊，车辆和行人比眼屎还小，包工头埋头瞅了一眼，一身冷汗，就忙招呼大家说：“莫乱来，我先给110报个警。”旁边的张大鸟也是个怕死鬼，就帮腔说：“再给××报、××××报打电话，招些新闻记者来，搞点社会效果！”我问：“万一真不给钱呢，还跳不跳？”包工头说：“一定跳，只要下面消防队把网绳拉开，我就跳！为自己的工人兄弟争利益嘛。”我说：“恐怕到时由不得你。记者上来又拍照又采访咋办？”同村的五娃子说：“对，不给钱就一起跳，否则太没面子。”张大鸟说：“人都摔成肉酱了，还要鸡巴面子。”

大家意见不统一，包工头借打手机，想趁机溜，却被我们挟持住，大伙一横心，就手挽手挤在沿边上，大喊：“不拿钱就拿命！”胆子果然壮了。恰好楼底的警报响了，110、119，还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都到了。再朝下看，黑压压的群众，扎断了大街，都仰着白花花的脸。

不过几分钟，110和抢险人员都上了顶，记者一大群，扛着摄像机、照相机。一个当官的戴着安全帽，举着电喇叭冲我们喊：“赶快下来吧，工人同志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不开的烦恼，都可以商量，千万别开这种玩笑！”包工头说：“我们不开玩笑！不给工钱就跳楼！”电喇叭又喊：“没有命，拿钱干啥子，莫冲动呵！”包工头说：“没有钱，就没法活命！您看见了，我们手挽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不给钱就一起跳！”电喇叭迟疑了半秒问：“为了啥事？请您现在告诉我，要相信党和政府。”

于是大伙你一言我一语，鼻涕眼泪地诉苦。抢险人员摊开手，微笑着，企图借机靠近，马黑娃忙喊：“跳啰！”就向前挪屁股，左右的人被他牵得身体直晃，惊爪爪地叫起来。虽是夏天，烈日当头，但在几十米的高空，一阵阵风仍把头发吹竖了。电喇叭立即命令抢险人员后撤。我说：“不见票子就见棺材！”这话经典，大伙一起喝彩，可惜手挽着，没法鼓掌。热劲头上，只有怕死鬼张大鸟叹气说：“现在哪来棺材？做你妈的春秋美梦！”我回骂：“做你妈的发财梦！跳楼死哪点不痛快？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死鬼才让人瞧不起。”张大鸟反问：“跳楼就让人瞧得起了？”马黑娃说：“至少动静大。”包工头也上了情绪，说：“这回出名了，比无响无臭强他妈一百倍。”

我们和抢险人员对峙了三个钟头，又渴又饿，脑壳开始嗡嗡响。太阳偏西了，我们再没力气斗嘴。此时若有人带头跳，我们真的会一个个往下掉，因为都被晒得软绵绵，象快融化的硬糖。110毕竟神通广大，一边在楼下拉网、铺垫子，一边根据包工头提供的线索全城追查蒸发了的建筑公司，终于在一家馆子里找到已喝得醉醺醺的总经理。有政府出面，不给工钱就抵押财产，总经理一听，平时逆来顺受的民工居然闹出这么轰动的乱子，只能出血。天黑时，一叠钞票由民警带上来，大伙见了，才木偶一般松手，转身，溜下顶沿。四肢酸痛，大伙牵成一线，残兵败将似地由抢险武警押着，下楼，被送进附近的派出所。群众象满河的鸭子，议论纷纷地撵着我们看，记者不停的拍照，再加上街两旁的灯箱广告和明星彩照，我们顿时觉得也过了盘出名的瘾。挨个讯问，填表，手续过到半夜，我们才领钱出来。本来每人1000元，可包工头摸出合同，闹着扣除了他那份，每人就只得了600。包工头太黑了，可白纸黑字，你拿他没办法。我们在路边鬼饮食吃面，人多好讨价，结果三元五一碗的面只收两元。划得来，也不敢多吃，连手最散的马黑娃也没超过三碗。回到住处又饿了，我说：“还是自己做饭实惠，一斤面才一元多钱，加菜，加点佐料，就冒尖尖的一盆。”大伙表示赞成。

老威：你们算跳楼讨债的先驱了。据我所知，你们后继有人，阵营一天天庞大。据《成都×报》载，本市本月就发生过8起跳楼被解救的事件。请听相关点评：“跳楼不是正常渠道——如今的蓉城高楼林立，这些大厦的设计建设者们想不到，凝聚着他们心血的建筑居然成了一些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经常有那么一幕两幕跳楼秀上演，或讨要工钱，或为情所困，稍不满意就爬上高楼，向解救人员讨价还价。拿跳楼作秀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跳楼者得到的只能是人们的不齿。”

胡小松：咱们也是活不下去才跳楼，啥秀不秀的，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老威：你们该找报社讨工钱去。

胡小松：开玩笑！

老威：也算作秀嘛。

胡小松：只有女人才秀得起来，男人也秀，不成了鸭子？嘿嘿，你莫诳我，鸭子比鸡贵，有钱人的奢玩意，我这号的玩不起。

老威：扯远了，还是回到拉车的话题吧。你买偏三轮的钱是跳楼换来的？

胡小松：对，所以头一盘就招凶。我从战旗菜市场出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提着菜，招呼搭车，我拉了两站路，收两元钱，算开张。老太太是退休教师，下放过，很同情劳动人民，她沿途和我聊天，担心农民都跑进城，地没人种。我说近几年讲环保，退耕还林，已没多少地可种，况且捐税太多，既使有地也没法种。老太太叹口气，我把她搀下车，问要不要帮她提菜进屋？我晓得她不肯，但言语要拿得顺。

接着又拉了三个客，不知不觉快到九点半钟，按规律，过了十点，二环路以外就是偏三轮的天下，虽然客源稀少些，但大热天，回房憋着难受，不如敞地凉快。我这样想着，警惕就放松了，望见几个同乡，歇在“铁旅”门口摆龙门阵，我绕开了，负担重，没闲功夫磨牙啊。

十点多钟出的事，抠破脑壳也料不到，交警这么晚还出动，并且深入到黄忠小区，这旮旯离二环路好几站，连路灯都没装。摩托从几个方向围追堵截，偏三轮又下河鸭子一样嘎嘎嘎地逃开了，我奔的是绝地，去金沙的路两头都在修，中间挖了个大坑，所以摩托不着急，一左一右慢慢跟在后头，亮大灯罩住目标，看你这跛脚鸭子能不能扇翅飞上天去。我在坑边咔地刹车，钢圈都擦出火花来，轮胎肯定瘪了。我转过车头又跑，摩托见我这么疯狂，就闪开道，继续，依旧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整个人都绷直了，嗷嗷吼着，居然迎头撞向城管大卡车。看来狗日的已收获不小，车厢上垒成一匹山不说，车屁股还重重叠叠挂了二十几辆偏三轮。我跌翻在地，又一跟头爬起，死死抱住车。几十个交警把我团团围住，戴着头盔，套着几道黄杠的亮背心。一个高个子过来掰我的手，我抵死不放，他就叫：“放开！”我不晓得哪来的胆量，就把整个身体扑上去。他气坏了，就挥警棍敲我的手背，下雨一般，手背都整血浸浸的了，我仍不觉痛。有几双手从背后拿住我的膀子，使劲扭。你晓得，农村人的蛮劲一上来，九头牛也搬不弯。

他们吼，我也吼，吼的啥，我也忘了。因为所有的想法都挨扁了。我一根筋抱住偏三轮，直到怀里偏三轮没有了，我还抱住交警的腿不放。我被拖了几十米远，眼睛睁不开，但感觉得到周围人山人海，群众都在议论：“太过分了！”“没偷没抢的，何必把人打成这样！”城管车拉了几遍警报开道，群众不让，有个声音还骂：“拉警报值个鸡巴，今天不给个说法走不脱！”

有群众撑腰，我忍不住哭了。交警说：“车都缴了，你抱我的腿有啥意思？”我一个劲地叫“车”，比死个亲妈还惨。有好心人劝说：“把车还他嘛，人家也是凭力气吃饭。”交警说：“缴偏三轮是市政府的规定，消除交通隐患。”好心人反驳说：“有这个功夫就去抓贼，消除治安隐患。”交警说：“这是两回事。”好心人说：“一回事，你们这样乱来，偏三轮走投无路，就去抢去偷去傍黑社会，交通隐患不就转化成治安隐患？”

交警说不赢，就威胁说：“我奉劝大家还是各回各的家，莫在这儿聚众闹事，抗拒执法。”群众立即喝倒彩，驳斥说：“也奉劝你们莫执法犯法，伤天害理。”交警又冲着对讲机鸡鸡歪歪了一阵，就弯腰掰我的手，不知咋的，我突然气急攻心，就丢开腿，扯住他的膀子咬了一口。

交警叫了声哎哟，接着我的嘴被卡住，腮帮子挨了一拳。我在许多裤裆下钻来钻去躲，结果还是被拖住双腿，扔上面包警车。群众还在后头追撵，终于，防暴大队也出动了，一个当官的坐在副驾位说：“偏三轮居然敢咬警察，抗拒执法，造反了么。”

我两手反铐着趴在后厢，汗背心稀烂，刷把一般绕在腰上，下半身光着，鞋和短裤不知啥时候丢的。进了××派出所，当官的让把一条油抹布裤衩给我套上，接着是连夜审问，盖手印，第二天，我就被转送市中区的××看守所。

老威：这么快？

胡小松：警察说，性质一转眼就变了，咬人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口就是敌我矛盾。

老威：就为了一辆偏三轮。

胡小松：你觉得我没出息？也许吧。如果不是新车；如果不是跳楼钱买的；如果不是翻本的愿望太迫切；如果我是你这样的城里人……唉，世上没后悔药可吃。

老威：这不是城市人和乡下人的问题。

胡小松：城市人有工资，钱总要来得容易点。

老威：不见得，许多下岗职工和街道居民一个月才拿两百来元，还要养家糊口，根本买不起300元一辆的偏三轮。六月初，通用汽车公司的几百老职工在武侯商场门口请愿，把闹市区的街扎断了一上午，他们举着××的遗像，要求增加待遇。我刚骑自行车经过现场，见挽着盾牌的防暴警察与老头老太太们对峙着，却不忍下手打。我向围观群众了解，原来该公司的女工××下岗好几年，凭每月两三百的工资养家糊口，可最近，公司不景气，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的几岁女儿不谙人事，仍嚷着向妈妈要10元钱过六一儿童节，××回答：“没有。”女儿降价说：“哪就要5元。” ××回答：“没有。”女儿眼泪汪汪地再降：“两元，妈妈，给我两元过节，别的小朋友都过儿童节啊！” ××不出声，她身上只剩下5毛钱了。女儿伤心地跑开了，××把自己关在房内，想了一下午，终于找了一根绳，上吊自尽。

胡小松：太惨了！

老威：你以为呢。

胡小松：这么说来，我就增加了熬下去的信心。流动人口，三无人员，名称虽不好听，可总比在一个地方穷死没有退路强。

老威：到底是坐过牢的人，容易看开。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采访缘起：认识刘圣诗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正闹文学革命，狂人辈出，而她作为ＸＸ主义诗派的当家女将，风华正茂，一张利嘴所向披靡。但后来，她舍弃诗歌，投身天主教，从此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红颜尽失。

我恍惚记得８９年六四之后见过她一次，黑衣黑裙从墙根边闪出，吓我一跳。她说自己曾经去人民南路广场看望静坐示威的学生们，给饿晕的人灌糖水，“可怜极了，都是上帝的孩子啊。”

然后是２００１年某个深秋下午，我与朋友在成都西门栅子巷的三一书店喝茶，天气晴朗，场地上人很多，当黑衣黑裙的她又突然出现在跟前时，我都傻了。她压低声音说：“你有门路么，老威？”不等回答，她又说：“我在国内呆不下去，我要逃跑。”

我打了个寒战，开始与她窃窃私语，不知为什么，她竟泣不成声了。同桌朋友诧异地盯我，好在进出三一书店的艺术家不少，见怪不怪。

最近一次见面是２００２年大年初三，我约她在ＸＸ露天茶园传教，在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ＸＸ。“因为天天祷告，我平静了不少。”她说，接着不紧不慢地讲述了圣徒张神父的故事。（以下，【刘】：刘圣诗，【威】：老威）

【威】：三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没多久，你就失踪了，咋回事？我起码给你打过十来个传呼。

【刘】：你真顽强，老威。

【威】：你比我更顽强。不过你是信教的人，应该讲信用。

【刘】：三言两语无法跟你解释清楚。

【威】：哪就算了，我们还是接着上回的话头继续吧？

【刘】：我忘记了，你先提个线索。

【威】：我凭印象说说你的家庭履历——刘圣诗，祖籍河北，家庭成分革命干部。１９５０年底，其父作为一名师部宣传队长，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摧毁了旧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成都。大规模的本土战争结束，其父同许多浑身硝烟的军人一道转业，投入地方新政权的基本建设。受组织安排，其父参与遣散国民党所属之“三民主义共青团”，以共产党所属之“共产主义共青团”代之，并出任团市委秘书长。

刘母家庭成分工人，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认识了刘父，改造完资本家，作为纱厂女工中的首批党员，她与他的工作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爱及家庭关系。１９６０年春，刘圣诗呱呱坠地且茁壮成长，这太稀罕了，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饿鬼遍川，中华民族的婴儿出生率几乎下降为一千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刘；打住吧，老威，你适合干间谍，脑子和录音机一样，有用没用的乱录一大堆。不过，无意间你已提到了原罪，我与生俱来的原罪，我后来接受天主的安排，走上传播福音之路，大概也同我的家庭，我赎罪意识的苏醒有关。

【威】：请继续讲。

【刘】：我是革命家庭的叛逆，与父母没任何共同语言。我一岁半就进托儿所、机关幼儿园，跟着接受填鸭式的共产教育，直至考上大学。我的父母热衷于工作，并把这种热情传染进家门，所以，他们与儿女的每次相聚都挺正式，像探监一般。后来他们离休了，党连余热也不需要他们发挥了，他们突然感到作为一个人，这辈子活得多么贫乏，业余爱好没有，连家庭生活也不会过，七十多岁的老俩口，整天吵个没完，毫无理智，把对方当敌人来攻击。

【威】：他们的信仰呢？

【刘】：信仰顶个屁，共产党开了张空头支票，把几辈人都耍疯了。现在许多老干部迷上了法轮功，九条牛拖不回头，其原因就是心灰意冷，早年投入了青春、热血的支票缥缈得永远兑不了现。我父亲一提起江泽民就破口大骂，他们那批革命老人还在暗中串联，约定Ｘ年Ｘ月Ｘ日Ｘ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师，着军装，戴勋章静坐，抗议现政权背叛革命传统，把军区和政府都骇坏了。前一晌天天派人上门慰问、做工作，父亲犟着脖子与他们辩论，总算英雄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威】：你们父女都成了政府的敌人。

【刘】：我错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洗时，我请求张神父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因为我在８０年代写过现代诗，算颇有名气的ＸＸ主义诗人。我结过婚，走过相当长的弯路，命运才开始出现转机，引领我找到了主。

【威】：我与你的原夫是朋友。

【刘】：我晓得。我们住轮回巷时，你曾经来过。你忘了，我们还一起尝试过潜意识写作？灌得烂醉之后，就打开录音机，一伙人硬撑着，你来我往地胡言乱语，以为这样能诞生“杰出的诗歌”，结果就一句“酒里的红狼滴着口水”算过得去。到了１９８６年，诗歌流派最火时，我家里象客栈，一拨接一拨疯子进进出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购买，各种酒，各种熟菜，再后来，我就在一个深夜把自己关在厨房，开煤气自杀。

【威】：为什么？ [ 相约加拿大:枫下论坛 rolia.net/forum ]

【刘】：这些男男女女的，竟然在我家里群交！ＸＸＸ也躺在他们中间，丑恶极了，这就是他们艺术的目的和境界！我气得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视幻听。唉，罢了，我不想再提这种事。

【威】：好吧，回到信教的正题上。你是怎么找主的？

【刘】：六四之后，情绪极为消沉，与“诗人”们分道扬镳，与学校同事也没交流，于是我经常独自一人逛街。我既不化妆，也没购物习惯，只是无目的地乱逛。有个星期天上午，我路过走马街的天主教教堂，里面隐隐约约地传出歌声，出于好奇，我就穿过大门进去了。高而缥缈的教堂穹顶下，笼罩着大约几百人，整整齐齐地站着，跟随着台上的唱诗班吟诵圣歌，一曲终了，台角的管风琴就奏出下一曲的前奏，然后又是几百人的齐唱。我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嘴唇不出声地蠕动，突然感觉有只手肘轻轻碰我，我侧目一看，是旁边的一个老婆婆，沟壑密布，皱纹比千年老树还多，她冲我微笑，边唱边示意我挺胸抬头，大胆出声——我太惭愧了，３０岁之前我从没听过圣歌！没接触过如此圣洁、美好的天堂之音！我摇头，眼里充满了泪水，老婆婆把她的歌单递给我，挺着干瘪的胸脯，特别卖力地唱，她已经只剩一颗门牙。整个教堂只属于耶和华，没杂念，没杂音，明亮，洁净，我永远铭着首次望教时的圣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上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一边流泪一边用心唱，仍不敢出声，怕影响了整体的和谐，那种感觉，就象迷途的孩子走上归途，我凝视着台上的十字架，架中挂着为人类受难的耶稣，我体内触电般涌起诗歌的激情，但是，我此刻已不是过去那个ＸＸ主义诗人了。

【威】：你描述的教堂我去过，门口似乎挂着“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的招牌。

【刘】：我不是冲招牌去的，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除了三自爱国会外，还有地下教会。望过教，我走出教堂，找到爱国会主席，一个矮个子神父，向他咨询信教问题，我问怎样入教？每个月有哪些活动？能不能购买《圣经》？神父却十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宣传了一番党的宗教政策和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爱国宗旨。我粗略了解点常识，就提到“梵蒂冈”，神父居然回答：“跟我们没关系。”然后又说：“你想入教，首先要持单位介绍信，经过会里审核，再报宗教管理局同意备案。”我觉得太离谱了，有些生气地说：“不是人人平等，信教自由么？”神父说：“当然自由，但手续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你先买本《圣经》回去看看、想想。”

我捧着《圣经》回家一翻，更加失望，原来是三自会编印的删节本，附页还有自办教会的组织结构：中共宗教局→三自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一级管一级，顶头上司还是共产党！一气之下，我就找回去退货，不料“主席”外出，我却在大门口碰见白老师，她后来成为我的代母。

白老师对我说：“退什么货，这种伪劣产品，扔了！”然后把她的《旧约全书》送给我。白老师说：“如果您是上帝的孩子，以后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啥子三自会，魔鬼！地狱！”

白老师引我到她家，那儿正在举行家庭弥撒，快近尾声了，白老师对大家介绍说：“来了一位受难的新姐妹，大家一起为她祈祷吧。”于是十多位姐妹一起默祷“通功玫瑰经”。从此，遇上厄运，我就念“玫瑰经”，并约定许多教内姐妹在同一时刻于不同的地点一起念，直到九天，叫“九日敬礼”，我们可以没有公开的教堂，我们的教堂是超越时空的，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是主的疆域。

【威】：你现在还跟着代母么？

【刘】：没有。１９９３年复活节我在西北ＸＸ县ＸＸ村的地下教堂朝圣时受洗，由富有传奇色彩的张刚毅神父施洗。张刚毅神父，当年８７岁，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威】：你的代母呢？

【刘】：被抓后，判了七年刑，罪名是从事非法的宗教活动。１９９３年，成都的家庭聚会被搅了几次，敕封的神父都关起来了，据说与梵蒂冈的“遥控”有关，说来话长，我还是先讲讲张神父的故事吧。

【威】：为什么？

【刘】：他是影响了我一生一世的圣徒。

【威】：我晓得的唯一一位天主教圣徒是龚品梅。１９９１秋天，我在监狱里学习《人民日报》，瞅见国际新闻版上有中共外交部的“严正声明”，抗议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宣布任命某某监狱的在押罪犯龚品梅为红衣主教。龚品梅５０年代因传教被捕，关押了３０多年，出狱不久就去世了。有人根据道听途说，还编了本《大墙内的红衣主教》，摆在地摊上卖。

【刘】：这几十年，由于国家的压制、迫害，以身殉教而鲜为人知的圣徒较多，所以前不久，梵蒂冈举行封圣，向天下广为传扬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不幸死难的传教士。龚教主有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为“反面教材”，这点与许多人通过《人民日报》认识了张神父及ＸＸ村相似。

话说７０年代末，党报上刊登了一篇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通讯，以陕西ＸＸ村为例，论证封建迷信的危害。文章用嘲讽的笔调叙述道：ＸＸ村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人都染上了，于是坏人趁机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胡说是“不信上帝的结果”。Ｘ月Ｘ日夜半，在被铲平的外籍传教士的墓地原址，突然浮现出巨大光圈，圈内有手握十字架的圣像，于是，一位自称神父的劳改释放犯召集少数落后群众蛊惑说：“主最后一次行圣迹，使愚昧的人迷途知返，皈依耶和华，否则世界末日真要降临了。”这个所谓的神父还以“使徒彼得”自居，并带头喝脚下阴沟里蝇虫衍生，散发着阵阵恶臭的污水。转眼间污水变清，阴沟蔓延成哗哗流淌的小溪，得病的人闻讯纷纷前来瞻仰“圣迹”，取水治病，结果立刻就痊愈，身体比患病前还好。如此一来，污水变小溪的骗术被越传越神，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每天都吸引受骗群众涌进ＸＸ村，可当记者也前往实地调查时，臭水沟还是臭水沟，什么“圣迹”也没发生。

文章借此告诫大家，要破除迷信，普及科学卫生常识，发现规模较大的传染病要及时向政府报告，通过医疗手段诊治；要警惕制造谣言的坏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张神父和ＸＸ村就这样出名了，朝圣者手持党报，源源不断从省内省外赶来，直到９０年代，张神父每年复活节仍要在当地教堂主持大弥撒。

【威】：这算非法集会吧？张神父没被抓起来？ ＜ r o l i a. n e t ＞

【刘】：他有些来历。大约在１９４４年，张神父作为神学院的特使，受派遣，在抗日烽火中穿越多重封锁线，从香港出境，绕道去梵蒂冈朝圣，报告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满世界都在打仗，所以他颠沛流离了好几个月，才进入意大利边境。当时的意国是个大兵营，层层设卡，不管张神父如何乔装打扮，但中国人的黄面孔，人家一眼就能辨出。他被抓起来，投进靠近梵蒂冈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在走过场的简短审讯时，他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是传教士，不是战俘。”可人家回答：“你来自敌国，所以是战俘。”他争辩说：“除了撒旦，天主无敌国。”人家笑道：“目前战时状态，除了撒旦没别的，梵蒂冈已划为禁区。”

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墨索里尼政府临时构筑了多座战俘营。大墙、铁丝网、报警器加探照灯，一个中国传教士挤在上千名英美联军战俘中间，那情景有点像拍二战电影。张神父不久就出名了。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屈辱处境，整日吟诵《圣经》，全身心地为大伙祷告、服务。他陪伴伤兵，任劳任怨，还每周在监舍主持弥撒，祈祷上帝让战争结束，让战俘归乡。据说连墨索里尼也对“中国神父”产生了兴趣，接见了他。总之，命运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被放出囚笼，成为整座战俘营的专职神父，主管在逆境中的人的灵魂问题。他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囚犯交谈，让其暂时摆脱可怕的现实，接近天堂，接近纯精神的快乐。最后，连守卫都信任他，尊敬他，有时还把监舍的钥匙交给他。

终于在一个雨夜，上帝的雷车轰隆隆地压过云层，张神父在闪电中打开了牢门，对战俘说：“你们是上帝的孩子，除了耶和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你们的自由！跟我来吧，逃出这人间地狱，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吧，众生平等，主与你们同在。”于是他率领战俘们依次缴了守卫的械，断掉电源，沿着事先勘查好的路线，成功越狱。

战俘们四散了，张神父换了一件当地妇女的袍裙，裹着花头巾，重新踏上朝圣之路。他终于越过边境进入梵蒂冈。通往罗马的列车早已停开，火车站一派萧条，张神父在封闭的铁轨上趴了半个时辰，确定没巡逻军队，方一跃而起，冲过站外的开阔地带，从后门闪入圣彼得教堂。他躲在廊柱后张望，刚巧一位助祭进来，他就偷偷跟在身后，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助祭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张神父却猫着腰，气喘吁吁。教堂与西斯廷、图书馆、寝宫等连成一片，内部犹如迷宫，所以助祭一拐入大厅旁边的廊道就消失了。张神父不禁张皇失措，正没主意，斜刺里一只人腿横扫过来，将他绊倒——原来助祭早就发现自己被一位荡妇跟踪了，他不动声色地“诱敌深入”，却意外发现摔在地上的“荡妇”本色。他扯下他的花头巾不解地问：“难道东方的男人都戴这个？”

张神父却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站起来，已热泪盈眶。他尽可能平静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使命，半个小时后，助祭也热泪盈眶了。他们拥抱了很久，他将他妥善安置在紧邻圣彼得广场的营房里，让他沐浴、更衣、用膳，而自己却匆匆去禀报教皇。

当天晚上，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式召见了张刚毅神父，并与他促膝交谈至深夜。教皇也热泪盈眶了一回，良久，方抚着张神父的肩说：“张，您就留下来侍奉主吧。”

张神父起立向教皇致礼，然后说：“感谢教皇的赐恩，但是张的使命只完成了一半，请您允许张回到祖国，向蒙昧中的同胞宣扬主的福音。”

教皇说：“杰出的张！在梵蒂冈服务也是使命啊。”

张神父回答：“那我就尊从圣命到战争结束，我会日以继夜地学习。而我最终得回去，梵蒂冈不仅仅是一个城池，它的精神疆域遍及西方和东方。传教士走到哪儿，圣迹就会出现在哪儿。”

张神父谢绝了教皇的几番挽留，在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当月，即收拾行囊准备回国。教皇亲自敕封他为七品神父，地位相当于司祭，并赠与大量的经卷和藏书。岂料刚抵达梵、意国界，意大利的战后政府早已派车迎接，由于他在战争中义释战俘们的壮举，张神父被意政府授予了“国家一级英雄勋章”，他还被邀请到罗马市中心大教堂作了一场弥撒，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不同肤色的人们祈祷、安魂。

１９４７年初，张神父载誉而归，受到国民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一番热闹之后，他仍旧回到ＸＸ神学院，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直到１９４９年岁末，内战将息，国民党败局已定，流亡台湾。张神父谢绝多方去台或去欧美的游说，在兵荒马乱中同一批神职人员一道留在了祖国。他说：“我的内心充满狂喜，因为我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天父为多灾多难的汉民族，为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乱世，选中了我。”

１９５０年，在改朝换代的首次镇反运动中，“被选中的”张神父落入法网，锒铛入狱；１９５３年６月，ＸＸ法院以间谍罪判他无期徒刑。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复出，国内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张神父才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得以释放。

他回到原籍陕西ＸＸ村，意外地收到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信函，原来在漫漫几十年中，教皇始终在关注和查找他的下落。意中建交后，更是通过外交渠道致函中方，均未得到具体答复。随着毛泽东逝世和大批传教士的暗中探寻，梵蒂冈终于得到张神父被秘密关押在ＸＸ监狱的信息。

曾留学西方的邓小平不仅承诺开释张神父，而且亲自批准他前往梵蒂冈朝圣。１９７９年冬天，失去自由２８年的张神父踏上已阔别３５年的梵蒂冈城领土，朝圣者络绎不绝，与二战时期与世隔离的萧条形成对照，物存人非，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庇护十二世已驾鹤西去，而新教皇登位不久，日理万机，仿佛是为了考验对上帝的忠诚，老态龙钟且风尘仆仆的张神父并没有受到特别召见。他挤在人流中，三天三夜，司祭才出宫领他到秘室进行试探性谈话。司祭说：“我全权代表教皇，张，这几十年您受难了。”

张神父缄默着。

司祭接着说：“但您的处境马上会改善，会越来越好，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有独立于教廷之外的‘三自’爱国会，您完全可以加入，并且为它服务。”

张神父困惑地抬起头问：“这是教皇的意思？”

司祭点头说：“邓小平主政后，红色中国的宗教活动合法公开了，所以您应该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一个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教会。”

张神父再次追问：“这是新教皇的意思？”

司祭又点点头：“约翰．保罗教宗是波兰人，而不是意大利人。”

张神父倏地站起，拍案大骂：“假教宗！”

司祭大吃一惊：“您骂谁？”

张神父一字一顿说：“我骂这个波兰人是假教宗！您去告诉他，教皇可以是波兰或其它国籍，但教廷只有一个，并且只能在梵蒂冈！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之首都只能在梵蒂冈！”

司祭愣住了，旋即拥抱了张神父：“我向您道歉！并代表教皇欢迎您回家！”

张神父老泪纵横之际，保罗教皇召见了他，并坦率地说：“张，我们以为您被共产主义洗脑了，没想到呵！”

张神父以《圣经》中的耶稣箴言作答：“为我增添荣耀的人，我必将荣耀赐与他。”

“教皇召见中国神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使张神父再次成为社会名流。但此时的他，年届古稀，内心澄明，在对梵蒂冈和意大利进行短期访问后，他再次谢绝了宗教和世俗首脑的盛情挽留，毅然踏上归程，走上了在大陆仍被视为异端的传教之路。回到ＸＸ村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用意大利政府对“战时国家英雄”的金钱补偿，修筑教堂和道路。张神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党报也著文要“破除迷信”了，然而，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指令地方政府“必须宽容”。

８０年代初，被禁绝多年的“帝国主义精神鸦片”的天主教可以公开活动了，当时在上海某某大教堂，全国３００多名主教和神父举行首次瞻礼日会议。然而，此会始终在中共宗教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宗教自由”的前提是爱国主义，连梵蒂冈指派观察员的外交要求也被大会拒绝。张神父在愤怒之余，为了捍卫传统天主教的纯洁性，竟不避危险，向主席团提出“在梵蒂冈城国的教皇是全世界，也包括全中国各教区天主教徒的身体、精神之领袖，是耶和华无上权威的体现，任何世俗政权不得以任何世俗的借口予以改变。”

此案一出，满堂哗然，张神父成为众矢之的，大家纷纷发言，指责张神父为“祖国的叛徒”，要把中国天主教引入邪途，教堂成了文革式的批判会场。张神父手持《旧约》，反驳众人为“撒旦附体”，他引用《提摩太前书》说：“上帝在肉身里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纳在荣耀里——宗教局的官员们懂其中的含义吗？他们连《圣经》都没读过，他们，也包括你们，不知道篡改主的教义是怎样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由于张神父的“国际背景”，大会没将他革除教籍扫地出门，还就其议案进行集体表决。当大会主席念出“赞成梵蒂冈教皇是中国全体天主教徒之唯一精神首脑的请举手”时，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条孤零零的手臂举起来，袍袖自手腕滑落，犹如死海里的孤帆，在没有一丝风的空寂里降下。那手臂，那青筋徒露的桅杆就这样一直高举着；它被“３５１对１”的绝对优势迅速否决，主席宣布进入下一个议题，但它还是高举着；接下来，大会开了四个小时，那条手臂就举了四个小时。

【威】：这会还能开下去吗？

【刘】：既然张神父没被警察抓走，会就必须开下去，这是强权下的游戏规则。你可以对张神父的手臂视而不见，以此应证自己的罪孽、恐慌和虚伪。

【威】：后来呢？

【刘】：张神父是举着手臂走出教堂的，天已黑尽，满目尘世繁华，他仰天叫了声“主”，就昏倒在台阶上。

【威】：圣人啊！相比之下，我这种怀疑论者显得猪狗不如。好吧，您下次去ＸＸ村朝圣时约上我，让我也瞻仰一回圣迹。

【刘】：张神父已在前年去世，终年９３岁。他曾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并且在上千人的弥撒中，为死难者祈祷、安魂。１９９７年，他在ＸＸ村召集地下１２主教秘密会议，被当局抓捕，囚禁４２天，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

【威】：您在张神父身上受到了什么启示呢？

【刘】：一言难尽。

【威】：您愿意象他那样历经磨难而坚持传教？

【刘】：我尝试过，我知道，我永远达不到他那种境界，这是天意。我下过农村，去过矿区，甚至在漆黑一团的矿井底传播过《圣母福音》，矿坑坍塌，险些就出不来了。我在坟前为夭折的农民孩子祈祷，还没完，警察就撵来抓人。我坐了几次牢，最长一次，８个月。狱警让同监女犯盯死我，不让祷告，连喃喃自语也不行，否则就扑过来上刑。

【威】：女人也互相摧残么？

【刘】：许多肉刑我根本讲不出口，例如用筷子夹奶头。总之，出狱那天，我一下子跪在太阳地里哭了。我忏悔说：“主啊，饶恕一个普通传教者的软弱！我动摇了，我怕得要死，我不能死在中国！”

【威】：您有门路？

【刘】：我的门路就是祷告，关在家里，与两个姐妹一道念《玫瑰经》，一日三次。我相信九十天后，我能如愿以偿地摆脱恐惧，抵达上帝恩宠的国度。我还买了一本韩国人写的《千万别学英语》，照书上写的七个步骤，反复听，反复练习，凭本能抓突然涌入脑海的单词。我的理想就是去西方教堂里打义工，侍奉主。

【威】：我想不出您用何种渠道出国，办护照没问题吧？或者通过中外婚姻？

【刘】：不知道。

【威】：我由衷地祝您顺利、幸福。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采访缘起

关于清代庄园“陈家桅杆”的新闻，本地媒体早几年就已经炒过，至今却加速破败到倾废的地步，

“你再不去，就永远看不到了,”学者朋友李亚东在去年的某一天叹息道。我当时没怎么在意，因为比这更有价值的传统民居也因无钱维护而在消亡之中，“眼不见为净。”我敷衍道。

2003年6月13日下午，雨没下透，天气异常闷热，有着浓厚考古兴趣的李亚东死拉硬拽，领着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位于成都远郊温江县寿安镇界内的陈家桅杆。大门紧闭，墙上有“正在抢修，谢绝参观”的木牌，而传得挺神的双桅杆和圣旨碑已没了踪影。

李亚东轻车熟路地敲开圆墙旁边的农家小院，露头者就是65岁的周开里，他身材高大，知书识礼，因祖上与陈家是世交，所以从小随意出入庄园，有一肚子桅杆背后的掌故。

历史血腥的一页就这样揭开了。

2003年7月2日下午，我也领着朋友，轻车熟路地去了。同样花20元钱买通看门人，由一狗洞似的缝隙鱼贯挤入；也同样由周大爷充当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导游，流连惆怅，不觉天色已晚。

周大爷恋恋不舍地送行，回望他以废园为背景的孤寂的身影，我耳边还回荡着他绘声绘色的讲述：“我爷爷周志远与陈地石在竹林盘里赌刀，他们互立了《生死状》，二话不说就亮出大刀片子，嗖嗖砍了起来。月亮刚升时开砍，直到第二天太阳出头，两个人才歇手。两个人都血淋淋的，衣裳成刷把了，居然都没倒下……”

然而共产党来了，以“保境安民”为已任的豪绅统治倒下了，众多无辜的冤魂在改朝换代的枪炮声中呼喊、哭泣，直到消失，直到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老威：大约几年前，成都几家媒体曾经有“抢救川西传统民居陈家桅杆”的报道，当时我溜了一眼，没怎么在意，因为在中国，值得抢救的旧东西太多太多，新闻再如何呼吁、鼓噪，没人出钱，旧事物最终的命运也就是逐渐消亡。

周开里：陈家桅杆不是一般的民居，它大有来头。

老威：来头？至多相当于大邑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吧。

周开里：名气没有地方庄园炒得大。

老威：建筑规模也不如。

周开里：那可不见得。当然，现在破败成这个样子，已看不出当年的辉煌了。

老威：老人家，就请您从头讲起吧。

周开里：陈家桅杆占地十几亩，修了8年，据说是清朝同治8年完的工。原先的地形为三沟两渠，将庄园和外界隔开，成为一座虎踞龙盘的岛，现在沟渠早填平了，一点痕迹没留，庄园也只剩不足两亩，断墙破瓦，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今天塌一角，明天垮一方，所以政府已挂牌封闭，不准人参观了。

老威：今天算沾您的光了。

周开里：沾陈宗典在天之灵的光吧。他是陈家桅杆的第一代主人，祖籍重庆壁山县，在清朝做了多年的翰林，一品大学士，专门为皇上起草诏书。晚年衣锦还乡，因信奉道教，就举家西迁。本想一直去青城山脚下，不料刚进温江寿安境内，就感觉神清气爽，风景如画。找风水先生一侧，风水绝佳，于是陈翰林就定居下来，建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宅子。

陈家桅杆有24座院落，不是报纸上介绍的12座。照壁、堂屋、正院、偏院，一环扣一环，陌生人乍一进去，稍不留意就迷了路；更有雕梁画栋、金壁石嵌、歌赋诗词，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来历，紧系着道教的掌故。陈翰林还把青城山微缩下来，从安徽和湖北专门运来特殊石材，请能工巧匠垒了一座两层楼高的青城山全景盆栽，并将道教观庙融入其中。

老威：这可是典型的道家园林，比大邑地主庄园境界高出许多。

周开里：刘文彩、刘文辉、刘湘，当时都是土绅、军长、司令，修宅子可以，尾巴翘上天可以，就不敢立桅杆，而且是双桅杆。陈宗典的儿子中了武举，封为边关守将，于是由同治皇帝特许，在陈家庄园大门外，立一文一武两根十几米高的斗座桅杆，天晴时，两里外都能望见；同治帝还亲书斗大的“圣旨”二字，让陈家父子刻成石碑，立于宅外大道旁。你是文人，晓得一见这圣旨，文官要下轿，武将要下马，叩拜之后，方可过路。

老威：了得！

周开里：后来，陈翰林彻底看破红尘，上青城山当了道士。而这宅子一代接一代往下传，倒也人丁兴旺，到了民国，以陈家桅杆为轴心，散布在寿安乃至温江境内的陈氏后代已达数百。那时候，四川军阀派系众多，拉锯式的混战，只为抢夺地盘。胜者为王败者 寇，杨森、邓锡侯、唐敬尧、刘湘刘文辉俩叔侄等等，风水轮流转着，但所做的头等大事都是抓壮丁征粮，盘剥老百姓。多亏有陈家桅杆在，寿安地方才有安宁的日子过。

老威：是么？可我听说地方军阀都是天王老子，连中央政府的号令都不认，哪还认得清朝的死翰林！

周开里：在这方圆十里，陈家桅杆是天王老子的老子，势力大，气焰旺。陈翰林的末末（玄孙）陈地石传下令，在各保各村都竖起保境安民的大旗，并且自己出钱出枪，组织团练，农忙耕种，农闲演兵，一遇乱兵犯境，快马就四处出动传讯，一呼百应。后来，“保境安民”叫响了，周遭地区的旺族、士绅、袍哥都上门来拜帖，寻求保护和相互声援。最后，军阀也纷纷找陈家巴结，给陈地石封官。陈地石不愿受制于谁，一概谢绝。只是解放前夕，国军兵败如山倒，他才于危难之际，一拍大腿，出任“反共救国军司令”。

陈地石治下，本地不抓丁，不横征暴敛，因为陈家桅杆就不怎么纳税，连省主席亲征的税也不交，所以那时的寿安，官民富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本地人都以陈地石为榜样，彪悍尚武，男女老幼玩枪弄棍。一遇赶场，必有人山人海的比武大会，得胜者有奖，并选入陈家桅杆的卫队。

老威：这陈家桅杆是个由地方豪绅统治的独立王国。

周开里：四川都是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手一直插不进来，好不容易借打抗战把山大王刘湘骗出省去干掉，其它军阀马上就搞割据，四分五裂。连成都都划了势力范围。以驻军为界，东城姓唐（敬尧）或姓邓（锡侯），西城姓刘（文辉）。老百姓也习惯了，哪怕猛追湾在两军混战，枪炮声隐约可闻，皇城坝的小吃摊和茶铺依旧热闹，人们吃喝得面不改色，川戏票友还在唱《风波亭》或《秋江》。

老威：那陈家桅杆是独立王国内的独立王国。

周开里：差不多，从同治皇帝到解放初期，这宅子风风雨雨，也算有100多年的基业。也许是命数至此，共产党打来了，覆巢之下终无完卵。

老威：听我的朋友李亚东说，你对这宅子的末代主人了如指掌？

周开里：我们家和陈家世代交好，我从小就喜欢在庄园内玩耍。当时正面有大门和侧门，平常侧门开着，由人进出；大门一般在贵客驾临时才敞开。而陈地石骑快马，打双枪，拢了门前，就马上一纵，空中翻个筋头，即落入几米高的墙里了。陈地石的三姨太生一脸大麻子，比东北大汉还魁伟，也是耍双抢，不瞄准就开火，百发百中，她是老公的贴身保镖；另外，还有“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腿快枪快，所谓腿快赛过马，枪快比过风。这三员虎将，人人见了都喝彩。

陈地石的卫队有九九八十一人，个个都是神枪手。有一次，卫队里的一个镖头在家里与老婆角逆（当地土话，意为打架），那婆娘也不是吃素的，隔着灶台，连飞去两把菜刀。镖头一闪一蹲，只听得耳边嗖嗖两声，好险！他顿时毛了，就从腰后摸出双抢，崩崩开火。那枪打得蹊跷，不中要害，却象泼水一般贴着皮肉，密不透风。婆娘吓瓜了，从灶房跑到睡房，又从睡房跑出来，站在院坝中央跳脚。镖头射完了几匣子弹，才停下来吹枪筒的烟，再定睛一看，婆娘的衣裤却已碎成渣渣，几乎成了光身子，却毫发不损。

老威：老人家，这有点评书的味道了。

周开里：这样的事儿还多，你不信，我就不深说。总之，解放军、工作组刚开到时，正是考虑到陈家桅杆的影响，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才使软绳套猛虎，通过谈判，劝陈地石投诚。陈地石晓得大势所趋，就在共产党承诺不动他家一草一木的前提下，答应接受收编，解散团练，只保留八十一人的贴身卫队。

接着闹土改，工作组挨门挨户访贫问苦，阶级斗争的大道理讲了一筐又一筐，但群众就是发动不起来。大伙哪敢到地主家去分东西？陈地石不发话，乡上村上的会都开不起来。工作组只好去庄园请“开明士绅”到场，陈地石一去，会场就挤得满满的，明明是斗地主的忆苦会，却开成对陈家的歌颂会。政府的脸挂不住，解放军荷枪实弹，一个营围住了会场，却不敢对陈地石轻易动手，因为他带了十几个挎双抢的保镖一道赴鸿门宴。

陈家和新政权周旋了近两年，私藏了大量枪支弹药。解散了的三万多人，明里回家种地，暗里却仍是招之即来的兵勇。解放军曾调查到陈家缴过窜至本地的胡宗南败兵的械，得了上千套军事装备，但陈家百般抵赖不上交，省里市里来人做工作，也软硬不吃。

老威：胳膊哪拧得过大腿啊。

周开里：拧不过也得拧，因为土改是国策，深入不下去，就得拿拦路虎开刀。陈地石“保境安民”的祖宗规矩要破了，他晓得日子长不了——连卫队中，也安插了党代表，今天找这个，明天约那个，一心做陈家桅杆的反水工作。

陈地石觉得自己的一再忍让，不仅换不来共产党的信任，反而受尽窝囊气，被逼入死胡同。“撕破皇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于是他在亲信们的怂恿下，发动叛乱。

那是1952年正月初十晚饭后，卫队集合，党代表站在石碾上，正发表革命形势大好的演说，只听崩的一声，他就中弹栽倒，并且至死不明白从哪儿开的枪。

干掉党代表是个信号，陈地石全副武装，登高训话，接着快马传书。寿安地方的青壮汉子个个揭竿而起，重返陈家桅杆，领取枪支弹药，恢复团练的番号。几个钟头就聚集了三万多人。当时正值清匪反霸，崇庆、彭县、大邑、邛崃等地的袍哥大爷，正在山里与剿匪部队周旋得苦，突然接报，象快淹死的人捞到根稻草，立刻突围，急行军几十百多里，增援陈家。

陈家的旗号仍是“保境安民”，所以大本营设在庄园里，沿东西南北，连夜挖了几层战壕。眼看要打仗，老百姓就携小搀老，连夜逃难。只见田野道路，密密麻麻滚动着人脑壳，陈家沿大道设了几线马灯作路标，指示人们出境，不料人河淌得过于缓慢，凌晨四点钟，剿匪大部队开到，有一万多人。昏天黑地，民匪难辨，双方就不问三七二十一交上了火。当时我才十几岁，也夹在逃难人群中，只见往还的炮火，象马蜂窝炸营一样嗡嗡，搞得人不晓得该朝何处跑。

我亲眼所见，周围十几个人倒下，有一个腿炸没了，还在炮弹坑里乱刨乱抓，喊救命。有个背娃娃的婆娘，脊梁上血糊糊，娃娃已经被子弹崩开膛了，她还不晓得，一会儿朝左跑，一会儿朝右跑，躲开了炮弹躲不开子弹，她就在我前头栽下去，不知是绊倒还是挨了打。

还有人扯我的裤脚，可我也爹啊娘啊地乱叫，几乎路上的家庭都失散了，因为在暗中，躲子弹，人是慌的，见坑也跳，见坎也跃，比畜牲还不如。直到天色麻麻亮，我才发觉夜里逢上鬼打墙，又绕回到陈家外面。

我趴在一条田埂下，只听得机枪声嘟嘟的，象开了锅的水，而且一直不间断。解放军的武器好，有正规作战的经验，所以占了上风。天大亮时，几条防线都突破了，包围圈缩小到庄园附近。陈地石的大部队都打散了，只剩下铁杆卫队还在顽抗。

老威：我在成都生活了几十年，还从未听说过这么惨烈的战斗。

周开里：当时那硝烟，象起浓雾一样，把太阳都遮没了。好几里罩着雾，陈家桅杆周围的空地、竹林盘、圣旨碑底，那子弹壳铺满了，双手一舀，就一大棒。血啊，脑浆子啊，碎布片啊，挂在枝上，混在泥里。人都没了，地遁了，所以不觉得惨，只是过后想起来，觉得后怕。这寿安，村村户户，青壮年都去了大半；而解放军阵亡了一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老威：死了一千多？有没有夸张呢？

周开里：没夸张。土匪的阵亡数字还要翻几番，田坝地头随便捡，拖到一处，堆成一匹山。然后由解放军挖坑，耗了一整天，坑才挖好，把尸体丢下去，填平了，种了些树。而解放军则烧了，名字刻在县里烈士陵园的功德碑里。

老威：是纪念碑吧？

周开里：意思和皇上赐的功德碑差不多。

老威：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战斗场面？

周开里：太多了。陈地石的卫队，八十一人，每个平均都欠了共产党好几条人命。双方交火前，村民都看见他们把一男一女两个共产党干部绑到水渠边，用脚踹跪下了，就崩崩两枪，两个干部叫了声“妈呀”，百米外的人都听见了，还感到蹊跷。因为干部给农民的印象不应该叫“妈呀”，而是宁死不屈，喊两声其它的。

已过去五十几年，我这一闭眼，还能感觉到机枪嘟嘟嘟的，开了锅，压得陈家抬不起头。眼看庄园要攻破了，却见陈地石的镖头跃出墙，眨眼间，连翻跟头，就在地心滚碾子一般旋着双手开枪，把机枪手撂翻，接着一口气撂翻了八个兵，再夺过机枪，箭步射了回来，一查验，自己身上也挂了好几个窟窿！

就这样对阵到中午，解放军吹响冲锋号，浪头一般涌上来。陈地石中弹死了，卫队死伤大半，陈家桅杆被占领了。之后，园里的巷战又进行了大半天，直到肃清残匪，园内几乎没剩下活物。

这仗打了十来个小时，这边是团练、家丁、庄稼人、乌合之众，那边是炮火先进的从延安一路杀过来的正规军，能扛这么久不错了。那时交通也落后，邻近几个县来汇合的土匪在瓢把子老大的率领下，紧赶慢跑，不料在半路就打探到已平叛的消息，只好折返回去。

老威：接下来就是将陈家桅杆充公，骡马车在路上牵成线，搬运庄园里的粮食、财物、金银细软，搬了好几天。拦路虎崩掉了，政府就放胆开展清匪反霸，寿安一带，凡是跟着陈家桅杆，与解放军交过火的，管你是啥子阶级成份，都定为土匪，统统脱不了手。工作组在解放军的护卫下，走村过户，进行清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群众口头揭发检举，马上拿麻绳绑人到乡上关押。当时的公审大会是一个星期开一次，主要是毙人，少则5个，多达32个，眨间功夫就报销了。群众挤在主席台下，谁讲话谁宣判都不留意，只垫脚打望五花大绑跪在台下的坏人，他们或许昨天还在种庄稼，还在田埂上与你对火抽叶子烟，说不定就是你的邻居，你舅子的舅子，今天就被绑来吃枪子了。

陈家桅杆外面也开过许多次公审大会，四乡八邻都赶来，看毙陈家的人。陈地石的三姨太，打双枪的大麻子，挨了一梭子弹。开枪的兵边射边骂，还呜呜地哭，可能是战友死多了，解放军要报仇。沟里的水都染红了，地也被人肉蚀得特别肥，抓一把起来，油浸浸的，泥巴的汁水是土红土红的，直到几十年过去，这周围的林木、庄稼还是长得快，比其它地盘快。

陈地石的叔伯弟兄×××，本来没参与打仗，却被定为“恶霸地主”。由于×××吃斋念佛，在乡里人缘好，所以几次批斗会都没开起来。为了逼他向人民低头认罪，工作组派人将其按进一个石头水缸，整个人泡着，只露半个脑袋。然后抬来一架风斗，几个人轮换着绞，将一阵阵夹着糠壳的风直吹过去。这个刑叫做“养金鱼”，寒冬腊月，水面都结冰了，体质再好的人，都经不住水泡，更别说又泡又吹了。可说来奇怪，×××连养了三天金鱼，出水时只打了几个喷嚏就没事儿了，也不晓得他练的啥子功。

×××是陈家桅杆命最大的，第一次押他去乡上接受公审时，突降瓢泼大雨，会开不成，只得半路返回；第二次，政府铆足了劲要枪崩他，不料又是瓢泼大雨，并且一下一整天，连个停顿都没有，据说大道小路全淹没了；到了第三次，你以为肯定该死了吧——上面毙人的政策又变了，只有区级政府以上才有权批死。×××捡了一条命，被改判有期徒刑17年，最后死在劳改队。

老威：陈家桅杆还有后人么？

周开里：这一带，陈家后代好几百，但都属于远亲，不是直系。

老威：这么漂亮的老宅子，如此破败，怪可惜的。

周开里：这是个土匪窝，又没象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那样，竖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所以过去没任何维护。53年，这儿是棉麻仓库；54至56年，倒还辉煌过一阵，成为军政学校，许多国共两党的退休将军进进出出，讲课、休假，优哉游哉；58年大跃进，这儿又成为公共食堂的粮食仓库；61、62年生活紧张，庄园里的的集体财产几乎被偷光了，连房梁也差点让人锯下来卖；接下来就破落了，有几户人在里头养猪，敞放，屎拉得到处都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重庆开来十几卡车红卫兵，据说是陈翰林祖籍重庆壁山县的“反到底战斗队”，乒乒乓乓砸了一整天，梁上墙上的雕刻被当作四旧铲了，字画、对联粉碎了，连喷水池的蛤蟆头也被斩下。这次毁得彻底，园里显得空荡荡了。在1985年，陈家桅杆定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前，院墙外都是猪圈，臭气熏天。后来国家强令拆除，这墙面至今还有好多搭猪圈留下的插洞。

老威：既是“文物”，政府采取了那些保护措施？

周开里：前两年，报纸上登了陈家桅杆的大幅照片，认为这样有价值的民居毁了太可惜，应该开发利用。省市领导多次来视察过，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也来过，一个车队乌啦啦的一片官，可也就热了一泡屎的功夫。时过境迁，政府把恢复工程包给了私人，一个文盲老板，弄了三年，修了座大门，结果完全弄错，成了一座烧香拜佛的庙门，而侧门就干脆省略了。刚才你们进去看过，地基多，断墙颓壁多，能遮雨的房子几乎没有，满园子杂草、污水坑，维修的木板堆在那儿，都朽了。

老威：乱整一气，跟破坏没区别。

周开里：维修老板曾拿着图纸来拜访我，我费尽口舌，一点点指出毛病。他发火说：大爷你也太挑剔了，政府不出钱，我做的可是赔本买卖。我当场揭穿说:政府咋没出钱？省里市里都拨了钱。他承认上面是拨了款子，但是到了乡里，就被当官的吃掉了大头。他说：大爷你不晓得现在的乡官胆子多大，连皇帝买马的钱都敢花！再从牙缝里抠点零头，硬要承包给我，摆摆抢救文物的样子。所以，水泥、木材、砖瓦都只能选便宜货，请的工人也是便宜货，哪能与清代的上等建材和能工巧匠相比？！

老威：上面没追查么？

周开里：问题多，查不过来。大前天，乡里的书记大白天被人砍了，群众拍手称快。这路面不太平，专抢公共汽车的毛贼好几拨，公安打掉一拨，其它就逃到邻县。所以，时代变化太快，天天有热点，陈家桅杆迟早会被忘得干干净净。可惜满园的诗词歌赋、楹联妙对……只好让孤魂野鬼们去慢慢消遣。

附录：陈家桅杆偏院内遗诗一首——

春花开得早,

夏蝉枝头噪,

黄叶飘飘秋来了,

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

倒不如早清闲,

乐逍遥,

虽不能成仙了道,

亦不至混俗滔滔。

了一居士题

采购员霍海仲

采访缘起

75岁的擦鞋老人霍海仲称得上四川省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前的一道持久不变的风景，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他都在那象征司法公正的招牌下坚守鞋摊，且忙碌不停。

2003年3月28日，我花了一下午功夫泡在对街茶馆里窥视，却只见到3位匆匆过客坐下来擦鞋。清冷如斯，我动了恻隐之心，就现身趋前“照顾生意”。不料老人横乜一眼，将我和我的鞋均晾在一边，却转脸招呼两位风尘仆仆的外地上访者，并滔滔不绝地介绍与之相关的法律过场及熬磨经验，其中包括附近几家旅馆和小食店的最低价格，俨然是高院的编外咨询接待人员。

与老人交谈片刻，其冤情平淡无奇，一目了然。我追究久拖未决的原因，老人回答：“当年的案卷丢失了。”

我哭笑不得。老人又叹道：“我的一生可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总结。这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把我毁彻底了。”

老威：您是霍老先生么？我在某报记者武田那里看过您的材料。

霍海仲：武记者一年前找过我，写了稿子，还拿给我看，但以后就没下文了。

老威：没下文？很正常。因为报纸是党办的，武田再同情您，他的胳膊也拗不过党的大腿。

霍海仲：我懂，武记者头上有主编，主编头上还有宣传部。

老威：宣传部养了一大批离退休的老革命，组成读报委员会，每天上班唯一的头等大事，就是扛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串读本地几家主要报纸，挑毛病，上纲上线。正面的各种阳光新闻必须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所谓“阴暗面”只能有选择地刊登，还要留点“光明的尾巴”。

霍海仲：可上访人士登报的也有，比如老陆。

老威：老陆告赢了公安局，至少从司法上，他的事已有定论，所以媒体能够有条件地炒作。而您的案子好象还没有个定论……

霍海仲：我冤枉，这是明摆着的。

老威：您讲讲看。

霍海仲：我今年75岁了，还坐在这儿擦皮鞋，还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诉说内心的冤屈，想起来，跟做梦似的。前一晌开两会，公安局清理省高院周围的三无人员，把上访的撵得鸡飞狗跳，腿稍慢，就抓进收容所。我风烛残年，不在乎这些，但也被警察打了，腰和腿挨了警棍，趴在街沿，半天起不来。鞋摊也被踩平了，他们说我是老反革命，是特务，故意把个破鞋摊摆在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口，打反面广告，损害国家形象。我争辩说，上访没钱，我一个孤老，不偷不摸，不叫化要饭，而是擦鞋自食其力，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他们说，哪你到别处去，莫在这儿碍眼睛。我说就要日夜钉在这些官僚的眼皮底下，直到死。

老威：没用。冤案见得太多，人心就成了铁打的。

霍海仲：但一个人冤死在高院门口，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一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消耗了他一辈子。坐牢、留队劳动、申诉、上访，除此之外，他无儿无女，无家无室。

老威：我很难过。

霍海仲：我是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7村4社人，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草草训练，连枪都没打顺，就被送上前线。新兵嘛，一听排枪响，就鸭群一般嘎嘎后撒，被督阵官赶回，就干脆埋头装死。到了解放那年，壮丁更是抓得多跑得多，长官开枪止不住，自己也被挟裹下战场。有一次，我们遇上解放军，照例丢枪就跑，因为是开阔地，我跑得急，方向偏了，竟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我立马举手投降，成了俘虏，稍后成了解放战士。抗美援朝时，我23岁，刚跨过鸭绿江，准备上前线，却突然怕死，装病脱离了部队。

老威：你这段经历挺复杂的。

霍海仲：够写一部书了，但我只能三言两语，作为开场白，让你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壮丁出生，贪生怕死，希望能回老家，平平顺顺地过日子。总之，思想开了小差。部队领导还算宽大，没有过多地追究。复员回四川，我转到了江油钢铁厂当工人。1956年，厂领导根据我喜欢跑腿，好交际的特长，分派我做采购员，直到六几年。这期间，我经常回三台老家，与乡亲们混得火热，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大伙叫我“霍采购”，八竿子打不着的也瞅准机会来散烟敬茶，搭关系。说媒的更是接二连三，在家里寻不着，就揣着姑娘的照片在车站等。没料到，好境不长啊。

老威：我是58年大跃进出生的，三年大饥荒，我因营养不良得了黄肿病，差点就夭折了。你能在那种全国性的水深火热中活得春风得意，不简单。

霍海仲：社会主义初级目标就是缩小三大差别，我嘛，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中穿针引线，沾些油水，活命的空间自然就大。我经常受组织安排，为厂里采购农副产品；而农民也乐意通过我，把在集市上赚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成批卖给国营企业，即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个人也能得些油盐钱。

老威：供销对路，您也算改革开放的先驱了。

霍海仲：由于工作过分积极，我累出了病，经厂领导批准，我于1960年回家休养。在此期间，厂里派给我新任务：为江钢采购箩筐、蓑衣、斗笠等农副业加工物品。由于需求量大，我就专门找到长乐四村四社队长，与之签定加工合约。当时，社员们还挺感动，叫我大善人，因为我在普遍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为大家引了一条生产自救的路。1961年春，四社按和约交货，可我手里没现钱。为啥？因为按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的工资，所有支出，上了30元就必须由银行转帐，而四社却没有在银行立户头（那年月，恐怕大队干部也不懂“户头”）。

众乡亲嚷着要现钱，我一时又从帐户中提不出，只好凭多年的关系，四处借贷，自筹资金，先垫付了这笔1978.40元的货款-------我不能失信于生养我的故土，大家都在等米下锅呢。

完成任务回到厂里，正逢社教运动，冻结了江钢的帐务。经过相当漫长和细致的逐项审核，确认没问题，社教领导小组才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签字，将我的垫款作兑现处理。1964年，厂方按规定将1978.40元等额货款直接汇到我的老家-------三台县长乐七村四社霍海仲收，并且注明是三年前的蓑衣、斗笠、箩筐钱。在60年代，私人收到这么一笔巨款，肯定引人注目，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人们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长乐信用社收到钱后，马上作为重大“敌情”汇报给公社。据原分管民政和治安的副社长，现已80高龄的涂国华讲，当时公社连夜召开由几个部门参加的分析会，一致认为来路不明，应立案侦察。

老威：信用社没有通知您本人？

霍海仲：没有。他们直接扣下钱，就派专案人员按收款地址去我老家调查，都说从未做过箩筐、蓑衣的买卖，这刚好证实了先前“来路不明”的猜测，于是冻结了款项。稍后，我“落入法网”，严刑逼供，最终便认定我勾结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江油钢铁厂巨额现金。1965年10月3日，三台县法院“依法判处”我有期徒刑7年。

老威：您与四村四社做买卖，咋会去七村四社调查呢？况且，您为公家办事，前后应该有不少证人，他们都没有站出来？

霍海仲：这些我都说了，包括与谁签的约，谁验收的垫款，帐本在谁的手里等等。但整我的人都红了眼，宁左勿右，根本不顾我的申辩。

老威：这笔“冻结款”现在何处？

霍海仲：我打了18年的官司，倾家荡产，孤独无依，所以一再要求法院在平反冤狱的同时，助我讨回本属于我的财产，可那笔钱却蒸发了。

老威：不会的，既然认定您“骗领公款”，按法律就该退回原处，以“挽回损失”。

霍海仲：我都坐牢了，江钢还不知道自家的采购出事。直到30多年后，长乐合作信用社才在律师跟前查旧帐，证实此款经主管副社长涂国华签字，转给了永安电厂集资部。涂国华也承认，并称这是当时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的，可具体经办人不清楚。

然而，当年任永安电站财会股长兼主办会计的刘洪党却说“并无此事”，因为60年代根本没有集资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什么“永安电厂集资部”。如果长乐信用社确需要转款，也只能按那时的管理规定，通过电站所在的芦溪营业所，最后方转到电站指挥部财会部门。所以长乐方面提供的转款手续有“伪造之嫌”。

老威：这也算一桩案中案了。

霍海仲：我怀疑有人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黑吃这钱，可60年代搞阶级斗争，谁有这么大的豹子胆？唉，30多年了，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一团乱麻，只有老天爷去解了。

老威：您就稀里糊涂劳改去了。

霍海仲：刚结婚的老婆也在组织的感召下，“大义灭亲“，与我断绝关系。喊冤、撞墙都没用，只能在ΧΧ劳改农场抬石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由于我不服判，坚持申诉，不但没减一天刑，而且在1971年11月18号刑满之际，被强行宣布“留队就业”。

老威：这和劳改有啥区别？

霍海仲：挣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在农场内有一定活动空间，偶尔还能近距离地看女人。从外地来探监的家属，都要带些吃的用的给犯人，警察懒，只动嘴支使，搜查这一关就由我们手上过。

老威：这也算特权？

霍海仲：当然。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为了顺利过关，总要讨好我们，对我们笑，身子凑过来，近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你想，都是憋了若干年的老光棍汉，嗅着香水味，瞟着那衣领里的白肉，能不起化学反应么？没办法，一走神，藏在袜子、肥皂和食品里的纸条、现金就放过去了。而一回队，几圈骚哄哄的劳改犯就围着你，咽着唾沫让你谈感觉。谈就谈，添油加醋过过嘴瘾，但内心那个酸！那个痛！刚娶的老婆飞了，如果不坐牢，恐怕我已是几个娃儿的爹了。都怪我太要面子，对故土乡亲太有感情，垫啥货款呢？付不了现金，拖一拖又能咋样？唉，罢了，不能往下想，成天卖后悔药，这牢就坐不出头。

老威：我能理解，您壮年蒙冤，把大好的时光都废了。

霍海仲：我留队14年，农场只批准回过一次家；加上前面7年，我总共21年没有出过监狱大门。我在高墙、电网和警察的监管下干了21年的重体力活！1985年，我57岁，老了，干不动了，农场才按照党的政策“清放”我回原籍。

老威：按字面理解，“留队就业”既不是服刑，就应该算参加工作，有退休金的。

霍海仲：从未听说过。我只记得一条老光棍被踢出农场时，浑身皮包骨头，一根筋，连走路也晃晃悠悠的。没家没地没钱，我往哪儿去？但我晓得，冤还没申，气还没出，天子都换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我突然有个感觉：当年所以把我强制留队，肯定是某些人怕我在外面到处申诉、上访，制造麻烦。

老威：老先生，您这案子若要放现在，不仅判不了刑，您还能反过去告他们侵吞私人财产；但在64年的社教运动中，比您冤的大有人在。我曾经看过一则《人民日报》的老新闻：某个地主婆为了讨好新上任的贫农生产队长，私下送去几个粽子，并提出义务替队长妻子照顾小孩。不料，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暗中监视她的人发现，立即上纲上线。于是，倒霉的地主婆成了“腐蚀、拉拢革命干部”的罪犯，被判刑劳改。

在为此而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老贫农这样帮助差点失足的队长：“我们一眼就看透了ΧΧ的鬼胎，可是你还蒙在鼓里。原因是大家脑子里有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

霍海仲：在老毛时期，啥都朝政治上靠，所以不奇怪。

老威：您呢？

霍海仲：我不同，所以我上访了18年，从老毛，到老邓，再到老江老胡。象你刚说的地主、贫农以及阶级、成分，一转眼全没有了，取消了，平反了。如今回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几百年前。可我呢，还在老江老胡手里为老毛手里搞出的冤情奔波。

老威：这么简单的案子，这么多年就没进展？

霍海仲：1990年，三台县法院复查过一次，“维持原判”。1997年，两位大好人仗义免费替我打官司，他们是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邹光新律师和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两位恩人不辞劳苦，下乡走访了大量知情的干部、群众，进行取证，并将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上交有关部门。

老威：咋样？

霍海仲：杳无音讯。邓院长和邹律师多次找县法院交涉，催促尽快办理，但他们总是踢皮球。

老威：一个屁大的县法院还踢皮球？

霍海仲：当年判案的卷宗找不到了，所以就失去平反的依据。

老威：那1990年“维持原判”的依据又从何而来？

霍海仲：啥时有案卷，啥时没案卷，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跟变魔术一样。为此，邓院长于1998年2月23日电话联系省高院，经系统内查询，才知道相关资料已转至绵阳市中院；而中院则回答说，早在94年2月20日就已退回去存档了。无奈，邓院长又亲自去县法院，利用老关系查阅94年和95年的全部案卷，均无收获。

老威：这是渎职，您可以据《行政诉讼法》告他们。不过，这案子也够蹊跷；先是以“骗领公款”的罪名判您的刑，接着这公款又以集资修电厂的名义“不知去向”，具体经办人“都不清楚”。而几十年后，连案卷都不翼而飞，似乎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霍海仲：邓院长曾对Χ报记者公开表示：按照中央纠正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当年判我的主罪是“骗领公款”，而后来的事实却否定了；主罪都不成立，我当然该平反，获得赔偿。

老威：又过去好几年了。

霍海仲：75岁了，耗不了多久。我在这省高院门前擦鞋，也是不得已。许多上访的还年轻，路还长，我可是黄泉路近。冷、饿、挨骂，甚至受点皮肉伤都没啥，可最近这次，警察也打得太狠了，尽朝腰和腿上踢。我只有一双手，护得了脑袋抱不了腰，我直喊：“腰腿整不得，本钱收不得嘛。”我怀疑，他们动手了，不让我活了。因为我不在人世，就不用平反了。

老威：他们是谁？

霍海仲：不晓得。这辈子，我没惹过谁，没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但明里暗里，总有人和我过不去。眼看平反有望，可又一直拖着。

老威：所以您要尽可能地保重自己，开朗些，就算赌一条老命吧。

霍海仲：争取吧，努力吧，我现在最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两眼一闭，不完也完了。

附录：

关于请求重新复查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的报告

霍海仲，男，生于1928年2月6日，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现住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七村四社，原系四川省江油钢铁厂（现长城钢厂）职工。

1965年10月3日，三台县人民法院第12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霍海仲于1963年11月，勾结长乐七村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了江油钢铁厂货款1978.40元，判决霍海仲有期徒刑7年。1971年11月18日，霍海仲服刑期满被留队就业，1985年放其回到长乐七村四队。此后，霍海仲以没有骗领公款为由向各级人民法院不断申诉。三台县人民法院于1990年8月9日作出刑事通知书，该通知书在认定霍海仲任江油钢铁厂采购员期间，确实为江油钢铁厂购进了价值1978.40元钱的箩筐、蓑衣等的同时，但又驳回霍海仲的申诉。霍海仲仍然不服，坚持申诉。1997年6月，我们接受霍海仲的非诉讼委托代其申诉。我们认真听取了霍海仲的申诉意见，审查了霍海仲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深入实际走访了知情的干部群众，对霍海仲一案的事实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先将案件的有关事实报告如下：

一、 认定霍海仲骗领江油钢铁厂的货款1978.40元的事实确不成立。

据霍海仲陈诉，他于50年代初参加江油钢铁厂工作，任采购员职务。1960年至1961年期间在家养病时，受组织的安排为江油钢铁厂采购箩筐、蓑衣、斗笠。我们调查知情人刘宗进、刘宗易等人证实，1960年霍海仲确实在中太四村村办企业加工了箩筐、蓑衣，并且是支付的现金。三台县人民法院给霍海仲的刑事通知书认定：“案经复查查明，你于1960年至1961年在江油钢铁厂任采购员期间，经手调进箩筐二百余担，蓑衣六百余件，计价值1978。40元，因货源来路不明未付款。事实证明，江油钢铁厂收了霍海仲采购的价值1978。40元的箩筐、蓑衣未付款是事实，霍海仲在中太四村采购时支付了现金同样是事实。霍海仲收取江钢支付的货款完全是收取自己事先垫支的货款。交货结算后才由江钢财务科将应付款汇到霍海仲原籍长乐公社（现为办事处）七大队四生产队，霍海仲收回垫支款是合法行为，认定霍海仲骗领公款显然不能成立。

二、 错案形成的原因。

据霍海仲讲根据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工资之外的开支，上了30元必须转帐，而中太四村当时坚持要收现金（刘宗进、刘宗易证实），他就只好垫付现金1978.40元。当时江油钢铁厂搞社教运动，冻结了江钢的帐务，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社教运动领导小组才签字将他这笔垫付货款作兑现处理。1964年以霍海仲购长乐七村四队箩筐、蓑衣款汇至长乐信用社。据涂国华（1964年任原长乐公社副社长，分管民政和治保工作）讲，江钢给长乐七村四队汇来一千多元钱在信用社，当时公社讨论认为：这笔钱来路不明，说是箩筐、蓑衣款，他们就到霍海仲家那个生产队去调查（没有到四村去调查），都说没有做箩筐、蓑衣等。于是公社就认定这笔钱硬是来路不明哩，就冻结了此款。尔后便认定霍海仲勾结了长乐七村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了江油钢铁厂现金1978.40元，判处霍海仲有期徒刑7年。

综上所述：江油钢铁厂收到了霍海仲采购的价值1978.40元的箩筐、蓑衣未付款的事实已为法院查明。霍海仲在中太四村采购这批货物时给付了现金是事实。霍海仲收回垫支的货款完全合法！根据犯罪构成的四个必要条件，霍海仲一案没有被侵害的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霍海仲收回垫支货款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希望人民法院本着实事求是，对公民负责的精神，遵循有错必纠的司法原则，对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再次认真复查，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此案因未查及法院原档案，无法核对原判证据。

附：书证 页

报告人：邓烈文 邹光新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

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采访缘起：

杨成舍先生今年62岁，是和我父亲一起收听、交流“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同道。大约1999年的一个夏日，杨先生兴致勃勃地敲门拜访，向我父通报其儿子在电台朗诵“十分油爆的屠杀诗歌”。

刚巧我在，投缘之际，两代人各自谈起生活遭遇，竟相对唏嘘不己。比如我的户口自80年代迁出成都后，经历了调动、结婚、坐牢、离异，至今人户分离已近十年，给本人带来了无尽头的麻烦；而杨先生为我辈先驱，60年代就被当作“问题学生”踢出故乡，发配到边远山区接受改造，一波三折，逆来顺受，如今做“黑人黑户”已经二十余年矣。

据杨先生考证，户籍制度应追溯到2000年前东汉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在战火绵延之后恢复生产，把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捆回土地，就发明了“编户齐民”，即按登记在册的户主名字分配土地，“新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我提醒道。

2002年7月23日傍晚，我乘杨先生还书之机，企图做个采访，不料他摇头道：“不算冤，因为象我这种屡屡碰壁的黑人黑户，全国起码几十万；如果把从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也算上，就是一个填满各个城市的浩浩荡荡的流民大军了。”

我只好鼓动口舌，诱供不止。

杨成舍：老威先生，您这本《沉沦的圣殿》我慢慢翻了大半年，今天总算完璧归赵了。

老威：您若喜欢，就留下吧。

杨成舍：岂有借书不还之理？况且里面有收藏价值的文章，我已托人复印下来，比如第一章这篇《书的轨迹》，重点评述了文革前内部出版，供党政军高干当作反面教材去阅读批判的几百种黄皮、灰皮、白皮书（因控制发行，此类书籍没有单本的装帧设计，只笼统选用或黄或白或灰的单色作封皮——老威注），并列举了在高干子弟和知识青年中影响深远的四十多部，都是西方和苏联的文、史、哲名著。

老威：老先生不仅好学，而且勤思，佩服佩服。

杨成舍：您别戴高帽，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40年前，我曾经接触过其中一本灰皮书，叫《白轮船》，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薄薄的一本，前面还附有一篇大批判性质的导读。事隔多年，小说内容几乎忘了，但是那种凄美的描写和情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主角好象是个孩子，对，是用孩子的目光在看那人性和自然一天天毁灭的世界，“白轮船”是个象征。

那是1965年春天，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读四年级。借书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公子，与我同桌，在校期间就以江帆的笔名发表过诗歌和小说，是老师和同学都争相巴结的“贵族才子”。江帆放荡不羁，曾私下借黄皮书给好几个同学，都没出事，偏偏我鬼迷心窍，在上晚自习时看禁书，被班长告了密。

下课铃响，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辅导员和一帮班委给拦住了。《白轮船》从书包里搜出，人赃俱获，我只得招认是江帆主动借的。众人一听，哑了，辅导员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不管谁借的，你在上课时间偷看反动书籍都是犯罪！性质说严重点，这和收听敌台也差不多。”

我被骇得脸色发青，就心虚地辩解说：“江帆看过许多这种书，他家里还多的是，你们咋不去搜？”

辅导员一楞，答不上话，班长却心直口快：“杨成舍，屙泡尿照照，人家是哪一级，你是哪一级，人家的爸爸是领导干部，打过小日本，打过国民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自然就高，能从这种反面教材中汲收反帝反修的政治营养，你呢？”

我嘀咕说：“我咋个？我家也是城市贫民嘛。”

班长嘲笑说：“比革命干部出身差了几个等级。”

我反驳说：“马克思说过，革命就是要消灭等级，消灭三大差别。”

班长不屑一顾：“强词夺理！反正同一个东西，江帆爸爸能看，你不能看，看了就犯法。”

我气坏了，就争吵起来，辅导员厉声制止，并且指出：“你要深刻地检讨，一份不过关，就重写一份，直到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注意，检讨时只谈自己，不要牵涉别人！眼看要毕业分配，希望你不要把污点带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老威：什么意思？

杨成舍：威胁的意思，虽然当时学校没搞运动，但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紧。辅导员把《白轮船》搜去，亲自奉还江帆。从此江帆不再理睬我，他可能猜想我告了密，恶报了他的启蒙善意，而我却为此，一遍又一遍写检讨，最终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被发配到川北穷县盐亭境内的柏梓区（文革时更名为柏梓公社）教乡下中学。

柏梓中学坐落在一个山坳里，闹土改时，没收了当地一个乡绅的地产，包括大小两座四合院、鱼塘、晒坝和周围的田地，并增建了礼堂、教工宿舍和两层教学楼，就成了方圆百里最大的开放式学校。我所指的开放式，一是学校没围墙，与农田农户没界限，课堂外的树荫下常栓着牛羊，操场上常晒着粮食，礼堂的一半也做了生产队的秸杆、柴禾库，出没着钻来钻去“打游击”的农家小孩；二是柏梓区及相邻的黑坪，安家等数十个公社的生源都集中到这儿。一开学，只见四面八方的山梁子上，一串串学生背着米面红苕豆类，上坡下河、风尘仆仆赶来，真是毛主席“五、七”道路的最好样板；三是这儿离山垭的柏梓场口有五里之遥，并且全是三倒拐的上坡路，还要经过一片较大的荒坟地；四是师资力量在县境内算相当强，1965年秋天我报到时，一打听，暗暗吃惊，原来校内藏龙卧虎，不仅有我好几位校友，还有重大、川大、西南交大、川外、政法学院、川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体院等20多名大学生，占学校教师的70%左右。同是天涯沦落的“臭老九”，大伙见面，都对自己如何发配至此晦莫如深。

老威：这有点象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的“三闾大学”，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方鸿渐、赵辛楣等一帮读书人千里迢迢去了，才发觉这儿“人材济济”什么都有，连“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都有。

杨成舍：现实不是小说，三闾大学虽地处偏远，校风虚伪可笑，但来去自由呀。这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国民党再怎么混蛋，也没有用一个户口本把你死栓在一个地方，不愿伺候了，拍屁股走人，天下大得很，何愁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所以方鸿渐等人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湖南。就是远涉重洋也没啥，战争嘛，国民党想管也管不过来。但是到共产党手里，户口随工作调动而迁移，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市人，祖宗几辈都在川西平原，却突然之间，仅因为看过半本禁书而被发配这么远。可时代就这样，你撞上了，就得逆来顺受。柏梓中学实质上是农业中学，有果园、菜地、鱼塘，师生们一日三餐除了主食，其它都自力更生。那年头，文革一天天临近，升学率早就不是衡量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所以除了上午的正课、下午多半就是劳动，担水挑粪，喷药下塘，老师都得身先士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名义上我是数学老师，但整天一身泥一身汗，改造资产阶级臭思想。那阵评价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劳动，铁人一般无休无止的劳动。校长是本地人，大学毕业，学邢燕子、董家耕回乡务农，娶了个苦大仇深的雇农后代，生了三个孩子。他三年前走马上任，正逢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他拎着两只亲手打造的大号粪桶走上讲台，提出要把学校建成“革命的花果山和米粮川”的口号。校长总是嫌我的粪桶太小，直到某一天，我被炎炎烈日晒晕在地里，手里还下意识地死抓住扁担。

文革初期，县文教局派工作组下来，指导“校内闹革命”，校长、书记、主任、团委和学生会串通，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开始对出身剥削阶级或有政治把柄的师生进行审查，教师中一大半落马，我的问题也从档案中被抖出来。开罢全校斗争会，就戴高帽游乡，前面有人敲锣，历数罪状，跟电影中斗土豪劣绅一样。

接着就在烈日下，围着操场练长跑，十多个臭老九，排着队，有人手提棍子，站在树荫下喊“一二一”。操场中间，晒着豌豆，脚的落点稍偏，就踩着豌豆，人啪地摔得硬梆梆的，跑了一下午，每个人都散架了，鼻青脸肿，幸好那时都年轻，腰腿伤了，内脏还好。

稍后晴天一声霹雳，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工作组转眼成了刘邓路线派来的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手，我们挨过整的这伙人，立即响应号召反攻，组成造反军，把校长、书记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夜揪出来，如法炮制，以反对毛主席的名义，游他们的乡，戴高帽敲锣，也象演电影。

接下来的半个月也是围操场长跑，一整天一整天，不管天晴下雨、刮风打雷，就是不让他们停下来。校长比我们长十多岁，熬不过，累垮了，瘫在雨地里，被揍得遍地打滚都不起身。

老威：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杨成舍：我趁大串连之机回成都呆了一个多月，每日去红卫兵接待站免费用餐，如同过节。然而好运不长，当我在“浩荡东风”鼓舞下回校不久，又被造反派认定有散布反动书籍的“历史问题”，开除出组织。

这一来，我又成了走资派校长的狗腿子，陪斗陪跑。我熬不下去，就逃回故乡。不料才一个星期，学校的红卫兵就拿着介绍信，跟踪追击，并会同街道派出所民警，以查户口为名，将我连夜捉拿，押送回户口所在地接受监督改造。

大约是67年2月镇反之后，四川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先并肩打垮保守组织产业军，接着内部又分裂成红成和8?26两派，势均力敌，拉开真刀真枪的武斗序幕。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在几起几伏的欢呼声中，人民的注意力由批斗牛鬼蛇神转到保卫红色政权，柏梓中学也卷入，时常在半夜一声哨响，全体师生摸黑集合，跑步、爬坡，去柏梓场口外挖断公路，设埋伏，企图迎头痛击从邻县梓潼来犯的红成派。

直到71年林彪爆炸前后，我等臭老九都比较逍遥，种蔬菜，打扫卫生，渐渐也排几节课。闲下来，几个人也能凑一块，打电筒去田坝抓青蛙，或星期天沿着水沟摸鱼捉蟹，改善伙食。日子混久了，想法就多，苦闷、无聊，因为转眼间，我们这批大学生都已30岁左右。高学历的光棍在山窝里不好弄，找女生犯法，找女农民，人家还瞧不起，时代风气，臭老九掉价，特别是我这类有历史问题的。

老威：你们不设法在成都解决个人问题？

杨成舍：痴人说梦，大城市户口多值钱，会嫁给山区户口？况且，回家要请假，要开介绍信，否则住在父母家也不保险。70年暑假，我好不容易被校革委会准假，却把介绍信丢在长途客车上了。搞得我心神不定，在成都找同学借宿，东一晚、西一晚，做贼一般，自卑的心态，搞啥对象呢？

老威：你爱人看上去比您年轻。

杨成舍：她是中学旁边刘家院子的农村姑娘，只读过村小。当时院子进门的过道，安有一架榨面机，桂芝就成天围着榨面机忙碌，做挂面和切面。我们几个人都常去献激情，和面、绞面滚，将刚出的湿面条挂到太阳底。桂芝当时19岁，媒婆把她家门坎都踢断了，况且还有成都体院的老贺、西南交大的老李与我竞争。桂芝的脸红扑扑的，眼睛象豌豆角，笑起来好看。我以为她看不上我，还隐瞒了岁数。

桂芝的父母贪图小恩小惠，我就写信让父母省下票证，先后从成都捎来春燕牌纸烟两条，红糖两斤，固体酱油两封，细盐巴三斤，高粱饴软糖和水果糖各两斤，的确良衬衣两件，等等，分期分批贿赂，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初，这些都是根正苗红的当地相亲户所无法办到的。“名声是臭了点，”桂芝爸在面对同村人的质疑时回答说，“但好歹是拿工资的人。”

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这帮怀才不遇的臭老九，恍眼都30左右了。故乡回不了，只能削尖脑袋在本地找对象。于是“老师追村姑”成了柏梓区的旷古奇闻，还上了县文教局的内部报纸。老贺比我大两岁，31，却自称26，逗得农村的老娘们抿嘴笑，因为他教体育，晒得象非洲黑人，谢顶也早，恍眼还以为是两个孩子他爹。

桂芝慎重地接受了一盒雪花膏，算承认与我耍朋友了，一个周末傍晚，我俩一前一后地转田坝，遇一水沟，我先跨过去，回手牵桂芝，趁此机会搂了她一下，就被眼尖的贫民代表（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驻管理学校的庄稼汉——老威注）从远处瞅见，他长声吆喝着赶过来，指责我“耍流氓”，我以“自由恋爱”相反驳，老汉气得跳脚。“爱你妈个屄！”不由分说把我拽回校开批斗会。

学校“农家恋”成风，老农要杀一儆百，却没人站起来发言。老农下不了台，就将我隔离反省一星期，命民兵严加看守。老农自己去做桂芝工作，要她揭发我“作风败坏”，桂芝含羞叫冤，桂芝爸却叉腰站门口为女儿撑腰：“败坏你妈屄！你两代贫农，老子还是三代贫农呢。你造反动舆论，搞得我家黄花闺女莫法嫁人，狗日的阴险！”

两个庄稼老汉边骂边从刘家大院揪扯出来，站到学校操场去对阵，终于发展到解裤腰，亮家伙，让对方“啃了”。桂芝在家寻死觅活，被她的妈和弟抱住。事情一闹大，挨了煞威棒的贫农代表就叫人写了检举材料，亲自到区上汇报，要求政府将我“劳改”。不久，文教局派专案组下来调查，所有的人都证实贫农代表的确当众脱裤子，给毛主席抹了黑。

解除隔离，恢复上课后的一个星期，我就用三盒春燕烟哄着贫农代表盖章开证明，与桂芝扯了《结婚证》。当时她只有20岁，生产队替她虚长了3岁，因为山区农村，失节事大，两人“流氓”都耍了，就“降价处理”吧。吃喜酒时贫农代表不请自到，与桂芝爹你一杯我一杯，称兄道弟，原来这老汉是个不长记性的炮筒子。

老威：看您的模样还有些得意。

杨成舍：若不是贫农代表横插一杠，婚事还进展不了这么快，要论桂芝的年龄，长相，学校十几个未婚大学生要流口水，他们的对象都不如桂芝。老温的爱人教村小，都25了；老顾的婆娘特横，婚后，经常从坡上冲下来找他，与水牛一道立在教室外；倒霉的体育天才老贺，干脆就找了蒙家山上带一孩子的寡妇，就扎根在那儿了。

老威：您好歹回来了。

杨成舍：现在户口还没迁，一恍30多年，柏梓中学都撤了，操场、宿舍、教学楼都变农田了，我还没迁。大约是1972年，桂芝生了儿子杨都，由于生活较拮据，我就趁暑假，在生产队平价收购些鸡鸭和布票，搭便车回成都变卖，吃些差价。有一次，我在沙湾铁二局外面交易时，被市管会的人抓了。同时被逮的有十几个人，我因下意识舍不得鸡鸭，就闯了大祸，“投机倒把”的帽子稳稳戴在头上。

我被押回盐亭，依法判处三年劳教。掐指一算，我倒卖了两只鸡两只鸭一丈布票（还有四尺被从裤裆里的睾丸下面抠去），赚赃款200元左右，扣除成本，得110元。

75年刑满释放，由于劳教属“人民内部矛盾”，公职没开除，教书的资格却取消了。我被降级留用，做学生伙食团的会计，直到1978年。

当时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心思动，我再也呆不下去了。78年底，我领着一家三口，逃难一般回到成都父母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住不下，我又找同学故友租房，先是免费住别人的单位宿舍，后来因清查人口，就搬到东郊红瓦寺23号，8平方米，啥都没有。三个人睡地铺，剩下就一张桌子两条凳。

老威：太落魄了！

杨成舍：再苦也不走回头路！我找了个临时工。在东门外背河沙，几毛钱一个立方。一天要干15小时；稍后又俩口子合拉板车，一分一厘地挣钱，象毛主席说的，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不读书不看报，比摆烟摊的大肚汉还瞧不起文化。

然而，我们在红瓦寺住了半年，还是被赶了出来。因为户主和房产折子是其它的名字，我们是“黑人黑户”。半夜两点多钟，我和桂芝被查夜民兵带到派出所，在黑屋里冻了一夜。幸好父母还健在，他们接到通知，就揣着罚款和街道办事处的证明来领人。毕竟还是换了天子了。若是从前，又得遣送回原籍。

这些年，我们不知被查过多少次户口。直到93年，父亲去世，老屋也拆迁了，我才搬回去，与老母合住一套二。我已办了20多个《暂住证》。儿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还要在自己家里暂住下去。

老威：您去迁过户口么？

杨成舍：原来很着急，特别是桂芝，还是农业人口，一天到晚埋怨，催我托关系，找门路。七、八十年代，大城市的户口政策是进一出一，铁板一块。单位一再来函或托人，要我回去教书，县教育局也来了个科长，说要考虑给我平反涨工资。我啥都不要，那块伤心之地，毁了我一生。我就黑下去，只要不偷不抢不违法，能咋样？

老威：您就一直干体力活儿？

杨成舍：也代过两年课，高考补习班。后来用父母的户口办了个杂货店，桂芝经营，我当采购。经常登货三轮，身体反而比教书匠棒些。

老威：孩子呢？

杨成舍：我有同学在中学里当教务主任，多出点钱，就能升学。杨都小学只读过两三年，发蒙时我亲自买课本教的他。

老威：现在办户口简单多了，您也该叶落归根吧。

杨成舍：一个人要交15000元的城市建设费，两个人就是30000元，太黑了。这么多年都耗了，一把老骨头，骨油榨干无所谓，我总要熬到自由入户，自由成为成都人的那一天。况且，粮油关系取消了，票证消失了，户口也没过去那么值钱。

人生，人生，咋说呢，连梦都不是。我现在没梦做，想都不敢想这辈子咋混过来的。

上书者蒋朝才

采访缘起：

2002年11月30日下午，天气晴朗。我在四川省高院接待室门口，撞见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农民，当时他正被两个武警战士从里面架出来，扔到街上；一个上访群体中常见的装材料的蛇皮编织袋也被甩出来，并擦过我的肩头。我急忙去扶摔筋斗的人。两武警骂道：“傻B上书？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

农民回骂道：“老子照得很清楚，给胡锦涛的书上定了。”

武警道：“再闹，就送你进收容所。”

农民道：“进阎王殿老子也要上。”

武警作势抓人，围观者急忙劝架，我揪住这高烧不退的家伙撤进僻巷一家茶馆，几杯滚水下肚，双方就有了相间恨晚之叹。我当即奉读了自学成材的乡间文人蒋朝才先生的《致胡锦涛总书记暨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书》，虽文字谬误极多，可也算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于是我一手持蒋先生大作，一手持笔作访谈，不觉天色将晚。可惜接近尾声时，老蒋对我的身份和谈话目的频频质疑，我闪烁其辞，他就“为安全起见”而收回了我准备据为己有的蒋文原件。

幸好访谈已成，在此，将它与蒋氏上书中涉及到的李玉英婆婆之《求助书》一道，公开于后。

老威：听说您给中共中央16大上了一道《万言书》？

蒋朝才：这叫“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上台掌权，这是我一个沿街乞讨三年的特殊公民献给他老人家的第一份贺礼，至于他有没有肚量消化这份礼，我们就等着“以观后效”吧。

老威：您在《万言书》里写了什么？

蒋朝才：我列举了发生在四川地区的10大久拖未决的冤案以及社会影响，指出这是由于前几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腐败，高耗低效，执法犯法，不顾人民死活造成的，希望这一届领导能够把平反冤狱提上议事日程，向古代的包公学习，用虎头铡斩一批公，检，法系统的败类。否则，难平民愤，就将造成以暴抗暴，天下大乱，亡党亡国的后果。

老威：您的忧患意识令我佩服。

蒋朝才：我也佩服您这样的作家，如果老陆早介绍，我就会把《万言书》的草稿交给您修改一下。我只有初中文化，言语表达上不太顺手，律师又看不起这些东西，认为是“开玩笑”。

老威：既然已经递上去了，您的心意也就尽到了。

蒋朝才：我向中央、省、市各级部门投寄了100多份，大街小巷还张贴了一些，真奇怪，一直还没有人来收容我。真名实姓和地址都落在《万言书》上，找我很容易——这要在前两年，我早就进多宝寺（成都郊区有名的收容所，据说一年羁押南来北往的三无人员达几万人次-----老威注）了，从这一点看，胡锦涛还是比江泽民有人情味。说不定，共产党内部正在议论我的上书，考虑部分接受我的建议呢。

老威：这么有把握？

蒋朝才：我读报纸很细，胡锦涛提出“政治文明”，这和江核心的物质、精神两文明是有区别。

老威：您最盼望上面采纳您的哪些建议呢？谈具体点。

蒋朝才：我提出解决冤案的具体措施是------从全国各地秘密抽调出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干部，共产党员占一半，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一半，集中到一个绝对保密的地方受训。每天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包公、海瑞、狄仁杰的语录，讨论这些先贤是如何办案，如何体察民案，如何身先士卒，两袖清风，用他们忠君爱民的头脑代替自己贪财贪色的现代头脑。然后，由胡总书记亲自提口袋，亲自授给钦差大臣们独立行事的金牌一面，再分别派向各省、市、区、乡、镇进行微服私访。当然，众钦差大臣都要严守总书记御定的纪律，不能惊动当地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具体方案是------化装成身份不同的人，特别是流落在外乡的社会底层民工、妓女、上访人员、乞丐、收荒匠、买血的、耍把戏的、跑江湖的、做小生意的，深入到各地上访群体、建筑工地、垃圾场站、城乡结合部以及居民小区、乡村集市，平等地调查了解当地民冤和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真实地位和形象，找出原因及对策。对于有影响的案子，要及时升堂处理。当然，由于冤情遍布，民间有许多过激的言论，例如因“阙定明聚众闹事案”在南充地区影响太大，许多川北的农民称共产党为土匪党、贪污党、侵华日军等等，钦差大臣们大可不必计较。应该看到老百姓胆小、善良、爱国忠君的主流。狗急了跳墙，兔子憋慌了要咬人-----千万不能做贪官污吏的同党，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持不同政见者、达赖喇嘛、法轮功和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那么“三个代表”就将泡汤，千古之罪名……

老威：您不愧为上访人士中的演说家。

蒋朝才：您觉得我的设想如何？

老威：耳目一新，虽然操作起来有难度。

蒋朝才：您听我讲完……

老威：这个话题太大，我们改天再详细探讨，现在说说您自己，咋样？

蒋朝才：我是四川省威远县蚕马镇10村3社农民，28岁，初中文化，因弟弟蒋朝坤被逼致死，所以倾家荡产打了这场官司。1999年元月8号深夜，我弟与本村的几个小青年躲在村东头水冬瓜家里搞小赌博，用扑克牌押金花，一元钱一注。正玩得高兴，屋子外看家狗老黄突然狂叫，大伙立即藏牌灭灯。水冬瓜从窗帘缝朝外瞅，不料嘣地一响，老黄被一片满天星放翻，狗嘴顿时裂成几瓣了。大伙吓得人腿变狗腿，抽个不停。正愁没有地缝可钻，门蓬地被踹开，十来支大手电乱晃，随着，电灯拉开了，房内房外都是人。原来是镇长、执法大队长、派出所所长率领执法队伍抓赌，已在村里挨门挨户搜了七、八家，终于由举报人员带路，翁中捉鳖，将六、七个参赌人员围在屋中。

赌资没收，又抄家搜身，抽掉每个人的裤腰带，准备把这一连串的倒霉蛋押回派出所，拘留罚款。执法大队个个喜气洋洋，因为又可以分奖金了。一年到头，他们抓赌抓嫖越勤，奖金就分得越多，所以“执法”这项肥差，人人都想沾，但必须同镇政府、派出所勾兑，多上供，菩萨才会点头。我弟生性顽皮，20来岁的人，就喜欢凑个热闹，不料撞在枪口上，几十元赌款泡汤，还要罚钱。按惯例，至少500元以上，否则就拘留15天。我弟提着裤子，越想越怕，家里本来就穷，500元，够乡下人吃一年了，说不定，你累死累活，扣除各种税费和几级提留款，还剩不下500元呢。

老威：既然这样，为啥要赌？

蒋朝才：快过年了，又是农闲，乡下没啥玩的，所以年轻人就凑一块赌点小钱。我还念叨着过了这个年，就带弟弟进省城打工呢，没想到他命里只该长这么大。傻东西在路上，撞开执法人员，撒腿就跑，一大拨二警察（群众对联防队员的戏称----老威注）脚跟脚撵，追到一座水库边，我弟无路可逃，就一头扎了进去！你想想，寒冬腊月，水库里都结冰了，我弟在下面搅着冰喳，哇哧哇哧，至多扑腾了十几米远，就被冻住了。据在场的人说，他喊了几声救命，嘴里就进水了，他举着双手乱抓，脑袋隔几秒钟，呼地向上猛窜一下，逗得坎上的二警察哈哈大笑。有两、三根手电射着他，直到他冻成冰砣子，沉下去了。手电还钉在那儿。

天亮时，我弟被打捞上来，光着屁股，肛门的屎都挣出来了。而棉裤还缠绕着脚脖子，他当时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想回到坎边，可是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伸手救他，哪怕伸一根竹竿过去，他都活了。我能咽下这气么？二十几号人，都站在四周，用手电照着他笑，笑，好象在看猴戏。

老威：真是禽兽不如，你应该向他们讨个说法。

蒋朝才：事发后，镇党委和政府还是高度重视的，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考虑到我父母年迈，且母亲因重风湿半瘫，长期卧病在床的特殊情况，决定破格对我家一次性困难补助3000元人民币，条件是先埋葬死尸，就此了结，今后不得再找政府的麻烦。这太过分了，不仅是我，连邻里群众都聚在一块，议论纷纷，说如今超生一个娃儿，政府的罚款都是万元以上；一个20来岁的活鲜鲜的生命逼死了，却只给了3000元，并且还要从中扣除打捞和安葬费用，最终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天理何在？难道我弟就白白送命了？

这对于我父母，尤其是晴天霹雳，他们天天守着我弟，唠唠叨叨，都有些疯了。我一怒之下，就领着同村的几十名群众，抬着死人，去镇政府交涉。镇长和书记都躲了，只叫一拨二警察出面，威胁说：你们借死人压政府，就触犯了国法，奉劝你们先埋尸，再提进一步的条件，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说：如果是朝坤他自己落水淹死的，我家就自认倒霉；可是他被逼死在结冰的水里，你们不仅没抢救，还用手电射他，还围着边笑边看热闹，人心真他妈被狗吃了。领头的二警察说：我们的嘴没有长在你的下巴，你咋晓得我们笑了？况且，一个赌博犯自寻死路，没啥大不了的，政府解决3000元，也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如果你们得寸进尺，性质就变了。

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公愤，群众把尸体停在政府门口，并且骂：你们收了那么多的税费，死一个人，就出3000元！请镇长出面说话吧。

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没结果，这边群众越围越多，而那边也调兵谴将，公安，联防全体出动。傍晚，镇党委书记在警察的保护下，站在台阶上宣布了最新决定：经法医鉴定，我弟弟蒋朝坤属畏罪自杀，与任何人无关；而我率众抬尸到政府门口聚众闹事，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使其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已触犯了《游行示威法》。

群众不服，立即起哄，书记继续宣布：撤消对我家3000元的困难补助，勒令抬走尸体，马上处理掉，否者将强制火化。

群众齐吼：坚决停尸到底！书记冷笑着命令二警察抓人，双方发生了一阵抓扯，枪托子乱捣，我和帮忙抬尸的几个乡邻被当作罪魁祸首按翻在台阶上，五花大绑地进了派出所。

我被吊上房梁，由所长亲自审案。这手脚反悬的寒鸭？水太厉害，熬不过，我只好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画押。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被放了，所长说，本想按《治安处罚条例》治罪，但考虑到我家有丧事，就从轻发落。若再闹事，就送去劳改。

我回到家里，面对父母的眼泪和弟弟的尸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经过昨日的威吓，群众也不敢上门了。接下来的几天，派出所不断派人来催促埋尸。无奈之下，只得用白布将弟弟裹了，草草下葬。随后，我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到县法院告状；由于无钱交手续费，法院不受理。我就披麻戴孝，举着“为民作主”的大纸牌，在法院门口站了两天两夜。此事造成轰动，每天都有数千群众围观，有人打电话给成都的报纸，提供新闻线索。我是豁出去了，哪怕毙了我，也要出这口恶气。

春节期间，成都某某报纸有记者来采访，跟着，法院免费受理了我的案子。刑事案够不上，法院说：没人谋害蒋朝坤，他自己跳的水，我只能要求民事赔偿。我提出赔偿3万元，法院开庭，判定蚕纸镇政府赔偿人民币4000元。

一条人命4000元，况且，我在派出所挨打挨吊，膀子几天回不了原位，医药费也花了近1000元。欺人太甚哪！我又不能学梁山好汉提刀去砍这帮狗官，于是上诉，被驳回；我就到省高院上访。父母丢在家中，没吃没喝，就去县城作了乞丐；而儿子我，要高级些，做了省城上访的乞丐。

老威：从您的《万言书》看，上访三年，您的确长了不少见识，与当年的你不可同日而语了。同老陆一样，您除了自己的冤屈外，还挺维护上访群众的权利。

蒋朝才：过奖了。

老威：被您列入10大冤案的杨继年，阙定明，王翼，老陆等人我都写过，接下来的案子，有的我手里有材料，但一时找不到当事人；有的没材料，只是听说，而您又写得过于简略。

蒋朝才：《万言书》的重点是平反冤狱的措施，而不是案子本身。其实我提的10大冤案在全国，甚至在四川省都算不了啥，比这更惨的还多，我不过顺手捡来些案例。

老威：这个李婆婆是咋回事？您把她列在冤案的首位。

蒋朝才：这个李婆婆在南充市可谓路人皆知，她原有很幸福的晚年，3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而自己跟着大女儿蔡素碧居住在南充市区某黄金口岸的一栋祖传的三层楼房里。大女儿头脑灵活，就利用自家祖屋底层铺面开了个眼镜店，由于生意红火，几年下来，就积累了包括房产在内的上百万资金，其中流动资产就达60多万。

大女婿是现役军官，很孝顺，而眨眼间，孙女又上小学了。李婆婆过着要啥有啥的蜜糖日子，成天笑哈哈，见人就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她解放前读过女中，所以闲着还作些打油诗，歌颂盛世。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12月，由于城建需要，她家所在地段被规划为拆迁范围，可在尚未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之际，对黄金口岸早就垂涎三尺的房地产开发商就伺机动手了。有一次，大女儿去重庆进货，几天不归，李婆婆就去二女儿家暂住。但她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家中无人的空隙，她家的三层私房就已被开发商雇佣的民工大队撬了门窗，砸掉了部分墙体，并大模大样的住了进去。

大女儿进完货赶回家时，已一片残墙乱壁、床、桌子、柜台等家产被捣毁，全部扔到大街上。而锅碗瓢盆则扣下来，供民工们自己开伙之用。大女儿痛哭一场，拿强盗没有办法，只好报案。派出所接报，来人进行 一番实地调查核实后，就给蔡素碧出了一份“报案属实”的证明，并建议她上告法院。

蔡素碧代表李婆婆全家，向法院状告当地开发商违法侵权擅拆私宅，并要求赔偿。但法院由于同开发商的黑幕交易，一直拖着不开庭。与此同时，开发商又通过市政府拆迁办公室施压，并以逐步全部赔偿损失为诱饵，迫使缺乏官场经验的蔡素碧与他们签了《拆迁停业协议书》。尔后，此协议成了废纸，李婆婆一家不仅没有得到应按面积返还的新房，甚至连“通知”也没有。在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处境下，李婆婆家屡次找到房产公司和政府拆迁办，对方均狗仗人势，不予理睬。从此，李婆婆一家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地、市、省、中央，四处上访，官司一打就是8年，不仅耗光了原有的积蓄，而且债台高筑，一家人终于流落于街头巷尾。生活唯一的来源是女婿从部队寄回的工资。

老威：这案情并不复杂，咋就断不下来呢？

蒋朝才：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表面挺简单，可背后关系网就象地下的树根一样，缠来绕去，一言难尽哪。

老威：后来呢？

蒋朝才：后来就是一场横祸。

老威：李婆婆一家全死了？！

蒋朝才：2002年9月27日半夜12点多，大女儿正在北京上访，孤零零的李婆婆饿极了，就拄着根棍子，市内大北街正阳火锅店门口，在垃圾堆里刨捡些食物充饥。她埋着腰，正全神灌注地把一块什么东西朝嘴里塞，不料被一辆无牌照的小车从背后撞翻在地。

肇事者正是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巡警队长李华平，他们一行5人吃完火锅，醉眼朦胧地出门开车，竟撞倒在街沿上拾垃圾的老人。李婆婆当即大叫“救命”，将姓李的吓出一头酒汗，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即熄火停车，下去察看受害者的伤势，履行一个警察救死扶伤的起码职业道德，而是倒倒退几米，猛踩油门，向倒地的李婆婆碾压过去！后者本能地朝旁边一滚，躲过车轮，更凄厉地呼救，惊动了过往群众。火锅店的吃客们也纷纷涌出来，靠近李婆婆。可接下来的一幕令围观者膛目结舌，小车再次倒档，加油冲往受害者，终于将其卷入无情的车轮底。

老威：这象港台黑帮片里的镜头，不过，将一位老人连压数次，也太狠毒了。

蒋朝才：按照交通肇事法规，因过失或机械故障碾死一个人，赔偿五、六千元，加上其他费用，也就付万把元钱；可把一个人撞残了，或弄得半死不活，肇事方就得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总之伤者一天不康复，你就一天脱不了干系，这是个大把扔钱为他人当孝子的无底洞。所以，作为巡警队长的李华平，各种法规背得滚瓜烂熟，他当然清楚撞残一个老人该承担的后果，为了下半生的幸福，他必须变成畜生，狠下杀手，一次干不成再干一次。没想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这么命大，眼见不可能一次性了结一条饿、人命，只好在群众愤怒的谴责声中仓皇逃跑。由于事情闹大了，满街都有人围追堵截，姓李的才在逃出几百米后，面对人墙倒车回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将李婆婆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

经医院检查确诊：1。胸部双侧7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并形成畸形；2。胸部双侧内胸腔积液并广泛粘连；3。冠状动脉有钙化；4。胸腰尾椎骨压缩性骨折并形成畸形；5。手肱骨骨折并肩关节脱位。当晚，受害者失血3000多克，医院发了三次“病危通知”。

老威：李婆婆去世了？

蒋朝才：终身残废。她虽捡回一条命，但住院11个月，由于无钱支付医药费，停药9个多月。2001年3月29日，肇事者利用职权，背着受害者办理了出院手续。由于被遗弃，医院于2001年7月20日将李婆婆送还给交警一大队，再由区公安局和姓李的将其直接拖往收容站。李婆婆目前趴在街头乞讨，无法起立，无法行走，大小便失控，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生不如死啊，她多次想自杀，都动不了。

老威：政府不管吗？

蒋朝才：政府管了，交警大队的《认事故责任定书》判定李华平负全部责任。2001年7月31日又发出《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由于李华平拒绝给医疗费，李婆婆一家万般无奈才把他和公安局告上法庭。拖了半年，顺庆区法院下达《民事裁决书》，责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医治费用10000元。被告抗法拒付，还出警抓捕原告蔡素碧，煽她耳光，抢走并销毁大量医疗票据，逼得她走投无路，切腕自尽，幸被家人及时发现救起。李婆婆悲愤交集，向法院呈递了《支付令申请书》，但石沉大海，至今也没有得到一分钱。

老威：怎么是交通肇事呢？这是公开故意杀人啊。

蒋朝才：官官相护，古今同理。但可恨可叹的是，国家之大，竟没一个衙门为小民讨公道。到后来，公安局的人竟放话，快80的人了，早该死了，与其活在世上占地盘，碍眼睛，不如死了，一次性了结痛快。

老威：我设法将李婆婆的《求助书》向外界公布，看能否对她有所帮助。唉，她哪是栽在官府手里，纯粹是被土匪毁了。他妈的，遍地黑社会，我们活在怎样一个乱世！

蒋朝才：您说“遍地黑社会”？在哪儿？您指出道，我马上就去入伙。这上访太累了，跑来跑去，乞讨几个钱，没脸面，更没个结果。耗嘛，这上访群体吧，虽然彼此都面熟，也有老陆这样的热心人互相牵线，弄些集体签名什么的，但不算个团体。人嘛，得有个团体，香港录相中把黑社会演得不错，穷人可以去投奔，受了气，挨了打，才有人为你出头。

老威：您的《万言书》里还在盼望中央派钦差为民作主，怎么一转脸就向往黑社会了？

蒋朝才：钦差和黑社会，一上一下都渺茫。我也是气糊涂了，才说这没水平的话，谢谢您点醒我这个梦中人。

老威：还继续往下谈吗？

蒋朝才：下面这桩案子也是一桩车祸。大约在8年前，四川威远县境内发生过一件千古难逢的怪事-----大货车上了房顶，碾塌了半边农家大院，造成死亡14人，重伤20余人的惨祸。

当时已夜深，居住在公路拐弯山坳中的范姓和罗姓农户已入睡，不料哇哧一个炸雷，一辆失控的巨兽从公路上俯冲而来，几秒钟就滑过斜坡，弹上房顶，再晃着大灯压下来，撞开两面院墙，一片树林，最后卡在了一道石缝中。司机江某某从摔扁的驾驶室里爬出来，满鼻子酒气，一脸血，他愣在那儿，似乎自己也不相信眼前的情景。还好他没有受内伤。

他在漆黑一团中逃进草丛，目睹四方农民敲着锣，举着火把聚拢。尸体一具接一具从废墟中被刨出来，无论男女老幼，都半裸着。有两，三具尸都压成肉饼了，脑袋剩一个大窟窿，不能看，只好用被子盖着。亲属要扑上去揭，几个人就抱住。地上又是泥又是血，人脚又跑来跑去地踩。唉，我听受害者范正根讲了一下午，难过，恶心，连饭也不想吃了。老范当晚睡得不踏实，总是做梦，所以屋顶哗啦哗啦砸下来时，他抱住老婆打了个滚，刚翻到床底，房梁就把床打裂了，他从碎瓦中探头，墙倒了，砖头雨点般乱砸，他老婆顿时成蜂窝了。他在一扭一扭的蜂窝下面，才捡得一命。不过，后来他被埋住，一点也动不了，直到被人刨出来，才意识到腿已经断了。他被连夜送到县医院抢救，腿锯掉了。

14条人命丢在梦中，虽然死相难看，倒也没受活罪。可怜的是老范这样苟延残喘的残疾人，不断腿，就断胳膊，或者受了内伤。老范的侄儿，胸口受了压气闷，吐了两年多的血，也一命呜呼了。按照有关交通法规，一条人命赔了一千多元人民币，而由于雇佣肇事司机是私家老板，早已闻风而逃，所以这堆残疾农民至今为止，每人只得到两三百元的公家赔偿。

老威：人命贱如草啊。

蒋朝才：是草就好了，没知觉，没痛痒，割了还能长。

老威：肇事司机呢？

蒋朝才：判了三年，早已刑满释放了。

老威：这么便宜？凭什么？

蒋朝才：没凭什么。抓了送监狱，避过了风头，否则，这家伙早晚要叫受害者亲属给吃了。还有，人蹲班房，也就失去赔偿能力，一了百了。

老威：牢房成了避难所？《责任认定书》怎么说？

蒋朝才：交通大队实地勘察了，却没给受害者出《责任认定书》。都是农民，光顾哭去了，克制一点的，也忙着给死者洗擦换衣，给伤者送汤送药，都没有想到还要这个东西。受害者罗文礼说：事情明摆着，汽车从天上掉下来，把我们给压了，还赖得掉？

老威：我恍惚记得《责任认定书》应在35天内送达当事人，这也是法院判刑的依据。

蒋朝才：20多个受害者奔波呼吁6年，国内媒体也陆续有报道，威远县一位副县长才出面接见大家，并拍自己胸脯承诺，请死者家属放心，要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2000年9月27 日，也就是在惨案发生了6年之后，县交通大队才在这位副县长的监督下送达了《责任认定书》。

威：没有《责任认定书》，当年肇事司机判刑的依据是什么？

蒋：这正是受害者的律师要问的。他们因此将县交警大队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执法机关不作为，使他们错过了索赔的时间和机会，导致伤情恶化，残废多人。不到两个星期，受害者接到县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判定县交警大队已经作为了，受害者的诉状不能成立，所以不受理。

威：本该３５天内办的公差，拖了６年，这也叫“作为”了？还有，国家有哪条法规限定一条人命只赔一千多元？

蒋：山里农民懂啥法，还不是你咋解释，他咋听。狗日的就蒙一个算一个嘛。现在这些受害者没钱没能耐建房，就原地搭一个棚，一住这么多年，有一顿没一顿，靠八方乡亲周济着赖活。我曾跟老范回去过一次，老远就闻到一股股屎尿味。残了没有人服侍，就原地拉撒，绿苍蝇嗡嗡钉人，一头扎进脓疮中，死活轰不去。命啊，只能认了，把眼泪当粮食往肚里吞。人的善心也有尽头，残疾人，走动艰难，出门讨要吧，路一长就拖垮了。

威：您在《万言书》里也为他们呼吁了。

蒋：但愿中央能够听到，派钦差下来调查，处理。这个世道，当官贪一点也没啥，老百姓不敢有意见，但是你得让人活；死了算了，残废了也认倒霉，但是你不能丢下不管。不管还不准人揭短，还要说太平盛世，影响了安定团结。

威：这种事太多，靠您一人也呼吁不过来。

蒋：对，我天天喊破喉咙都不行，除非换一个大人物，比如胡锦涛，刚上台，阳气旺，就把３０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的耳朵揪住不放，连续朝里头灌一个月的血、泪、大粪、金元宝和民冤。

威：啥意思？

蒋：整傻当官的，工农就翻身做主人了。

附录一、求助书

我叫李玉英，现年７６岁，系四川省南充市原新街２号城镇农民。

９４年１２月我的私房被当地开发商侵权，致使我和我的子女停业、租房、告状长达八年之久，被整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无家可归。目前，不但无生活来源，且无栖身之处，祖孙三代逼迫流落街头捡垃圾糊口。不幸还未解除，又遭飞来横祸。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７日零时，我正在南充市大北街正阳火锅店门前街沿上的垃圾堆里捡垃圾时，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巡警队长李华平（一行五人）吃完火锅后（无警官证和执勤证）驾驶一辆无牌照小车将我碾压在垃圾堆里，连压两次，我紧急呼救，惊动街邻群众百余人，追住肇事车，扣住李华平的身份证，才阻止他继续逃离现场，强迫他将我送到南充市中心医院抢救后，李又将车开出现场不报案。

经医院确诊：“（１）胸部双侧７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并形成畸形，（２）胸部双侧内胸腔积液并广泛粘连，（３）冠状动脉有钙化，（４）胸腰尾椎骨压缩性骨折并形成畸形，（５）手肱骨骨折并肩关节脱位。住院当夜输血３０００余克，发病危通知书三次，不通大小便，无法进食，靠输液输氧维持生命。住院１１个月中，停药９个多月，医院确诊我已终身残废。因我及家属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肇事者李华平又对此置之不理，我的伤得不到正常医治。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肇事者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９日替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其手续至今还在李华平手中！由于李华平将我遗弃在医院，医院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将我（李玉英）送入交警一大队，后却被顺庆公安局和肇事者李华平将我拖进收容站，再次摧残我。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顺庆公安局交警一大队事故处理中心以第（２０００）９２７号下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中载明：“经本机关调查取证后，作如下认定：当事人李华平在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案，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李华平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顺庆公安局做出了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

我被压伤后，前后共花去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达９万余元，至今我尾椎骨骨折未愈，不能行走，而且大小便失控，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李华平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进行威胁、，我及亲属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子女、亲属要求肇事者李华平支付医疗费，却被关、被抓、被打，并抢走大量医疗票据（金额１万多元），逼得我大女蔡素碧割腕自尽。我弟李光成和大女蔡素珍家为了医治、护理、照顾我的生活，家中口粮卖尽，农村庄稼停种，无法生活。现我无法起动，无法行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大小便失控，需专人护理，现我无生活来源，又无经济收入。我女蔡素碧及亲属代我找遍了南充市及顺庆区公、检、法、政协、人大、党委、政府都相互推诿，上访到北京、四川省有关单位都没有解决问题。找到新闻媒体、报刊社、电视台都只表示同情而不敢接受我的求助！

苍天啊！你怎么不长眼啊！救救我这老太婆，救救我这个老太婆的子女们吧！

求助人（受害人）李玉英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６日

附录二、支付令申请书

申请人：李玉英，女，现年７６岁，汉族，住南充市大北街７９号。

申请人因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７日零时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巡警队长李华平肇事压成终身残废，大小便失控，不能行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现仍在医治之中。申请人无经济来源，如不先预支付，会严重影响申请人医治、生活及护理。南充顺庆区法院已于２００２年元月８日裁定先支付壹万元的医治费，可二被告至今未付，严重影响和威胁申请人生命、生存权利。为此，特向顺庆区人民法院再次提出申请，责令二被告支付人民币壹万元为其医治、生活保障费。

此致

顺庆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玉英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２日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采访缘起:1983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

今年54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2002年4月1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严打期间，司法从简，”他说。我追问“简”到什么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

左长钟：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老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长钟：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老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分，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长钟：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老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长钟：听说您也坐过牢？

老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长钟：哪您一定晓得1983年的“严打”。

老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1983年“严打”进去的。20来岁关到30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姓钟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某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长钟：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老钟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80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老威：你也犯“花案”？

左长钟：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78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 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80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像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14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分，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80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厮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33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像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像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嘭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1983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64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20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像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么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疡，脓淌到哪儿就烂到哪儿，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1983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20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咔咔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

20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肥蛆。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老威：明明是冤案，怎么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乱打”么！

左长钟：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老威：请您接着讲。

左长钟：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83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勺，从锅里舀铁水，像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矽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哨密布，插翅难飞嘛。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厮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12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当值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1986年1月3日下午5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20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么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20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80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7点，还要等1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

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像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踹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刹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站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铐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像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像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么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老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长钟：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老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长钟：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罢，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4年，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哐啷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

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20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老威：你咋回答？

左长钟：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老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长钟：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老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长钟：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老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用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长钟：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柱着拐下地。

老威：有后遗症么？

左长钟：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53，已相当于70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

老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长钟：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么？

被抄家者廖亦武

采访缘起：这是一篇自访。

我原以为借用谈话的体裁会使千头万绪的记忆得到梳理，可没想到，仍然遗漏了许多东西，例如1968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妈曾被查户口的街道民兵当作逃亡地主带走，还顺便抄了家。当时我们在成都没有落脚之地，只好暂时租借九眼桥外红瓦寺的一处熟人房屋，仅九平方米。

旧事重提有何意义呢？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别出血与血的差别么？刀从伤口里抽出来，你能辨别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凶手面孔么？

混淆了，生锈了，在此之上，新一轮的国家强暴理所当然地拉开幕布……

老威：最近又被抄家了？

廖亦武：12月18日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漆黑一团，我刚入睡两个多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不间歇地响了四、五分钟，接着，擂门声大作。宋玉惊得一弹而起，而我也相随着边提裤子边出卧室。这很像某部恐怖片里的镜头，电话铃和擂门声交织着，而室内主角如无头苍蝇乱转。

老威：你老婆没吓着？

廖亦武：她还算镇定。跟着我这种人，就得习惯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场景。推而广之，宋玉见识过其中几种：例如回门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间蒸发掉，只剩强装欢颜的新娘款待满座宾客；例如我明明与朋友相约烫火锅去了，却整夜不归；还有不胜枚举的神秘失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相关友人打电话探询丈夫下落，然后等待。所以，这次她很快恢复平静，对镜梳妆，准备上班。直到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从带队的科长手里要过《传唤证》和《搜查令》，仔细验收，还笑眯眯地说：“《搜查令》也应该一式两份吧？”科长答：“就一份。”她质疑说：“咋会呢？商场买东西的凭条都一式两份，出了问题我好找你。”科长声色俱厉地说：“搜查不是逛商场，扣押的所有物证，我们都会依法给清单。”宋玉还要犟嘴，我急忙拦住，让她快去上班。临出门，她还把两颗感冒药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忘了吃。警察对她的评语是：“小小年纪这么厉害！”

下午5点多钟，由于没弄到他们需要的证据，我被释放了。宋玉说，她作为家属准备在明早去《传唤证》标明的“抚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后几天，我们多次探讨平常无暇涉及的大问题，如“这辈子咋办”？如康正果、刘晓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品味，而我只是个啥都谈不上的饮食菩萨，等等。我竭力狡赖，于是，曾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家主妇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虑的结论：“你这种人根本不适合结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来。

廖亦武：生存如此艰辛，再不笑口常开，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时时挂脸上。小时候，你我围观过多起死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群众场面，过一阵，啥都忘了，可某个刀下鬼的当众粲然一笑往往会留下来，并长期成为街头巷尾小民的谈资。所以，抄就抄吧，八个便衣，分两批闯进来，又能怎样，我还得笑。电脑被抱走，里面存有几百万字的文稿，而我心里想，他妈的，不管情不情愿，我都是中国唯一的专门为警察而写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们拥有了80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书、便条、获奖证书、老照片，甚至有从便纸篓里翻出的臭哄哄的废稿。这一回，他们又荣幸地成为小说《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读者，并且破译了《底层》和《冤案》的艰苦的成稿过程，重温了《死城》《安魂》《屠杀》和《古拉格情歌》，还能系统地研读相关的评论和新闻。

在这6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搜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3个多小时，阳台、客厅、书房、卧室及不少卫生死角，都细细地梳理过了。有两个小伙子待在书房迟迟不露面，我心怀鬼胎地赶去充任书架向导：“这是我姐姐，88年死于车祸。”我客气地介绍完毕，就从他们手里抽回像框和其它照片。“我们不会要，”小伙子温柔地解释，并且补充一句：“其实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势重点介绍照片、字画、洞箫及部分名著，有意无意地干扰便衣的视线，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旧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杂志《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徐文立、魏京生、刘宾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若干文字资料。黄翔的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国同胞书》，他们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来源。“寄来的？”他们激动地问，“信封在哪儿？”

我多年以来，就丧失了收藏信封的兴趣，所以感到对不住人民政府。我只好用不断的赞美来变相表达由衷的歉疚，我说时代变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几年前凶神恶煞的传统造型，变得平易、细致而有耐心，这从抄家中能看出来；我主动把大叠的违禁资料往虎口里送，盼望能从牙缝里剩些零星。当他们提出替我收拾一下满地狼籍的东西时，我连说“谢谢”，其实是担心再翻出什么来。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吹捧：警察比我这种害人虫更适合成家，如果同志们把工作中的体贴入微用在家庭，天底下没有女人不为之倾倒。

警察大概被我感动了，出门前还叮嘱我锁好房门，谨防小偷。我点点头，并且建议：我这种不爱国不爱家还总是制造麻烦的野狗最好是放出去咬外国人。

一伙好汉浩浩荡荡地下七楼，上了三辆警车，小区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儿。好在这年头，刑事案件太多，人们不会大惊小怪。进派出所后，警察就兵分两路，审人脑和电脑，结果电脑比人脑的问题大，各方面的专家要会诊、定罪。目前，我暂时是《中国冤案》网上连载和系列政治签名的嫌疑人，至于到底有多少网站转我的文章或“签名”，我一个网络盲哪里晓得？

老威：你刚才说时代变了，抄家的传统手法也有所变化是吗？

廖亦武：说来话就长了，古籍上记载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产”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单就说“新社会”这几十年，在大小数百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过。巴金先生曾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以为范围过于狭窄，有那么一天，这块土地上会耸起一座政治运动博物馆，而文革只是它的一个分馆；人们还将树起一座“思想犯罪纪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诞生于未来的新的纪念碑上，将镌刻几千万个思想罪犯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泪包裹，远远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恒泪珠堆垒起来的寒光闪射的山丘。但愿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着没关系，他已融化在那段历史中了。

我还认定，在几十年后的政治运动博物馆里，抄家、监禁、批斗都该列为单独的学科，至少要有专门的课题，例如“抄家学”，如此浩若烟海的工程，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别和研究，就将动用上千名教授及勤杂人员，其学术规模不会亚于北大。

老威：你这是由专制机器压榨出来的诗人想象，落不到实处。因为以此类推，中国将来会凭空竖起各种名目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如“土改纪念碑”，“三反五反纪念碑”，“胡风案纪念碑”，反右、四清、大跃进、大饥荒纪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纪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间冤案，是否也要弄个中国底层或冤案纪念碑？当然，法轮功、民主党、藏独、疆独，碑馆都不能缺。总之，欠一笔帐立一座碑，我党目前已一屁股烂帐，那要立多少碑？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碑林中还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还有想象力，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没两天，案还没了结，却已经嬉皮笑脸与你站在这儿了。人们讨厌诉苦，同样的苦水多倒几遍，人家心里就暗暗骂你是“祥林嫂”，老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过家，我爷爷是个老地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啬。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80多岁，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乡村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爸爸说，50年土改，爷爷这倒霉蛋刚累死累活地挣够了40亩田产，上了政策线，就被工作组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地主。而同根同脉的三爷因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却光荣地成为贫农。还领着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都充公，并重新分配给穷人；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蓝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20多年前死于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他们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地契烧了，《土地证》重新颁发，妈妈当时刚生了姐姐飞飞，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四舅又逃到这儿，找到了妈妈。我不明白这一切如何收的场，只知道妈妈从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乡——盐亭，他们俩吵了一辈子，每一次，妈妈的开场白总是：“狗日的盐亭乡巴佬，害了我一辈子。”

1999年，我结婚没多久，四舅因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后来改嫁的四舅母陈挽礼于1980年4月9日写给他的信，称：“50年5月前后，新都派出所侯所长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从我这里取走金壳手表一只，黄金四两，这几样东西系你送我的，表是在重庆用100块银元买的。取走以上物品的事，当时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时日长远，也没有什么证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难追查吧。我仅提供以上情况，可以为你作证。”

老威：你四舅的家也被抄过了？

廖亦武：以他的身份，被抄家是必然的，但抄去的东西看来并没入库，而是落入私人腰包。30年后，四舅母仍愿出面为作为释放战犯的四舅作证，可见对查抄家产的印象已深入骨髓。现在，我家老一辈子中，只剩下妈妈，我曾好多次提起早年抄家的话题，她都不搭理。

老威：一笔令人颤栗的糊涂帐。

廖亦武：廖家幸好出了我这么个文人，能够在文字中捕捉些蛛丝马迹。到了文革，我七、八岁，就能记住事了。文革是精神革命，蔑视财产，所以查抄的主要对象，除了臭老九，就是古今中外的书。我爸爸被抄家是因为他教书教得太好，特别是讲授刘邓路线的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堪称一绝。于是，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挨批斗，天天写认罪材料。爸爸当时月薪50多元，要养4个孩子，所以没任何积蓄，红卫兵抄家时，的确比解放初期的穷人和警察都廉洁，他们把家里搅了个底朝天，却只将爸爸的书本成筐成筐地朝外抬，其中包括大量教案和备课本。他们在学校操场上，集中销毁封、资、修，一把火烧了近一个小时。接着，趁热打铁召开批判大会，爸爸被揪上台，与校长、主任和其它牛鬼蛇神一道，挂黑牌，弯腰九十度。而我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木木地站在家门口，边吃指头边看几个红卫兵在墙上刷“打倒×××”的巨幅标语。

老威：类似的抄家在文革中相当普遍，毛泽东和鲁迅之外的东西，大约有90%属于禁书。在你编的《沉沦的圣殿》里，叙述了残疾收藏家赵一凡被逮捕并抄家的经过：“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包围了赵家，并从‘罪犯’家中搜出大批‘文学罪证’，据若干当事者证明，这批‘罪证’内容庞杂，卷轶浩繁。包括解放前后的多种报刊；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资料；文革大字报、标语、红卫兵战报、演讲稿及各类文献；思想、文学通信；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作为地下读物流传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其数量之巨，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为世所罕见。”

“目击者称，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辆130型国产货车将那堆积如山的‘社会资料库’满载，然后远去。”

廖亦武：在这一厚本挖掘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人的书中，最令我心动的却是不写诗的赵一凡，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收藏家，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一个残疾人，一点一滴搜集了那么多地下读物，他死之后，这一脉单传的香火就断了，没人再继续默默搜集这个时代的地下文化史料。可惜，这本书仍有缺憾，第一，最后一校没来得及，错别字多；第二，一些当事人的采访没有做。1998年9月8日，十几名警车突袭了我在北京的暂住地，抄家之后，将我带到西城公安分局审问了一夜，并勒令我次日离京。

蒙赵一凡在天之灵保佑，我事先有预感，转移了编书的大量资料和采访录音，因此除了几本违禁书籍，几乎没受损失。我与赵一凡的罪名都是反革命，区别是他“传播禁书”，我“传播反动录音带”；他参加莫须有的反动组织“第四国际”，我拼凑了“《安魂》剧组”。

老威：还是回到你自己经历的抄家吧，否则几天几夜都谈不出结果。

廖亦武：其实在89之前，四川许多地下诗人的家都被抄过，那时地下诗刊发行渠道畅通，影响很广，因此，公安机关专门建立了地下诗人档案，像周伦右、石光华、万夏、宋炜等均列其中。87年我在涪陵地区艺术馆当创作员，曾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把馆办刊物《巴国文风》弄成《巴蜀现代诗群》。我忙碌了两个月，天天跑印刷厂，亲自动手捡铅字、搬字盘，可在刊物出笼的当天，几十名警察突袭印刷厂。当时我正在二楼喜孜孜地审阅样书、监督装订，楼下警报呜呜响开了。眼看无路可逃，我急中生智，抓起一本还没装订的诗刊，推开窗就跳楼。幸好楼下是条土巷，我摔得浑身稀泥，却没受伤。我没命地狂奔，到了码头，才回头侦察有无追兵。

我乘船转车，一路颠簸逃到重庆北碚周忠陵家，他是当地打字作坊的老板，所以很轻松地把唯一的母本复印装订了几十套，快速分寄全国各地诗码头，内夹我十万火急的亲笔鸡毛信。结果，每位得到子本的黑道诗友均如获至宝，满怀悲壮地再掏腰包复印——于是更多的“孙子本”投寄出去，并呈几何数字无休无止地增长、传播，直到字迹模糊，众多诗歌高热分子仍不肯罢手。

我传奇英雄一般在外混吃混喝几个月，回到单位时，政治风向已转。但得知：印刷厂于案发日被公安局踩平，厂长下课，两千本诗刊被拉回文化局，永远封存。我家也象征性地搜过，前妻说：领头的警官爱诗写诗，正暗地追我的星，因此带几个新警察入门在几间屋晃悠了一圈，就回去交差。

老威：虽然你的跳楼动作生猛，但只是虚惊一场，不算抄家吧。

廖亦武：我讲的这一段，跟我后来的东窗事发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屠杀》写作和朗诵的现场证人，我的加拿大同案犯戴迈河正是偶然在刘晓波家里得到那本孙子代复印诗刊，才给我写信，并且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此后两年，他经常在我家免费吃住，直到六四凌晨，我用他的录音机配乐，进行了声泪俱下的“犯罪”。

《大屠杀》的母带有两盘，我和他各一盘，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传播着。90年3月，我和一批同行拍摄了它的姐妹篇《安魂》，我是主演和原著者，16日，国家安全部门袭击了我们，整个《安魂》剧组全军覆灭。

至此我方见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威力，长达十几年的诗歌梦转眼破产。上午十点多钟，我背着《大屠杀》《安魂》等罪证，从重庆沙坪坝搭公共汽车至牛角沱，正要横穿马路，转车去火车站，却听见有人叫“廖亦武”。我本能地回头张望，却见一群穿军用雨衣的人从四面八方扑过来。

背包拿走了，我被反剪双臂上铐，然后塞进警车后座，一个特务在旁边咬牙切齿地揩鼻血，我下意识地挥拳击中了他。“你敢反抗！”他咆哮了几声，就抓住我的背铐狠捏，直到带齿的钢圈箍入我的肉里。前排副驾坐着个胖子，正用步话机喊道：“一号落网，押往松山。”

接下来的场景我在纪实作品《证词》里写过，这一回，所有同案犯的家都被抄了。摄像曾磊是上尉军官，上过老山前线，时为三军医大电教中心的负责人。16号凌晨，他与导演万夏共同剪辑完成《安魂》，并让我审看了一遍，确定再无修改，方定稿，分配母带，熄灯睡觉。

像工兵探雷，几十名警察将电教中心和曾磊宿舍来回地筛。据说，临上车前，曾磊和万夏都用带铐的双手捧着一摞录像带和书，任摄影特务拍“犯罪照”。两人目光呆滞，嘴角还有几星牙膏沫子。罪证装了满满一面包车，曾磊所有的摄像作品、资料带、书刊、信件、照片、化装油彩、服装道具在其中。

刘太亨、万夏、周忠陵、巴铁、苟明军、李亚伟、石光华等20余人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家都先后被抄，不计其数的文学艺术类私人物品都充公，进了罪犯档案。周忠陵家藏书丰富，警察把两米多高的大书柜稀里哗啦掏空，搜查时就在几尺厚的书籍上踩来踩去。诗评家巴铁损失了多年搜集的所有先锋诗歌资料、笔记、书刊和文人通信，在关押两年出狱后，遂心灰意冷，逃离了自己钟情了半辈子的文字。

我家和岳父母家都光顾过了。三天之内，我在地区艺术馆内的住宅被搜了三次，磁带、相册、阿霞日记、钢笔画、书籍、录音机、手稿均统统搬走，衣柜、书柜、沙发、床、桌子全被掀翻，用铁棍捅出窟窿。阿霞当时已身孕三个月，却被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达40多天，日日提讯，逼她揭发自己的丈夫。保释回家之际，她患上较严重的肺病，再也无法在家里待下去。因为据邻居讲，毛贼已经翻墙入室多次，把警察挑剩的东西都卷走了——首饰、衣物、各种摆设与电器等等。穿衣镜和床砸得稀烂，还在卧室拉了一泡屎——这大概是贼嫌在我家收入不丰，泄愤所致。

老威：真是世态炎凉，你家邻居也不起来喊抓贼？

廖亦武：白天警察进进出出，晚上家中仍灯火通明，邻居们还以为有人在继续执行公务。阿霞吓坏了——这埋下了日后婚姻破裂的种子。四年后，我刑满开释，企图重操文字旧业，而阿霞一见我摸出小说草稿就惊悚不已，我试图解释几句，她竟双手抱住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老威：当年抄家时进行了登记么？有《扣押物品清单》么？

廖亦武：阿霞没提，并且说永远不要提起这事。出狱后不久我们就离婚了。刘太亨也离婚了。他出狱当天就急于破镜重圆，结果被他老婆严辞拒绝。

老威：你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

廖亦武：也是一笔无头帐。我随身携带着80年代的全部手稿，多种录音录像带，袖珍录音机，相册，地下诗集，还有1400多元人民币，都没收了；接着押至歌乐山中的松山收审所，这是离白公馆不远的老牌囚笼，一进去，五个如狼似虎的劳改犯人就扑上来，把我浑身剥得精光。阳历三月的阴雨天，我妓女般赤条条地站在二楼过道里，双手捂着胯间，达好几分钟。而众犯熟练地又抖又捏，将兜里缝里所有的异物搜尽，并抽去腰带，用老虎钳夹掉金属衣扣和裤裆拉链。

接下来，我被众犯踩在地上剃光头。然后受命翘起臀部，为首的犯人用一支竹筷捅进去掏我的屁眼，还装模作样用手电照了照，确定没藏违禁品。

说实话，当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诗人的尊严被彻底摧毁。当我麻木地罩上衣裤，被锁进监舍时，我已经和里面多个刑事犯没啥区别：塌肩缩头，破鞋套赤脚，倒吸冷气，两手提着无法固定的裤腰。我想自己完蛋了，无可救药了。

老威：毕竟活了下来。

廖亦武：是啊，有时从梦中醒来，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居然还有脸活着！坐牢四年，查监、搜身是家常便饭，被侵犯的次数多了，就像妓女看待嫖客一样，认为人民警察的一切变态要求都挺正常，都属执法的一部分。终于熬到出狱，家破人亡，只能用一根箫挑一个空包回成都，与父母相依为命。但作为打上了烙印的政治犯，只要在国内一天，就无法摆脱传唤和抄家。95年6月，因卷入刘晓波牵头的为六四讨说法的56人签名活动，被关押了5天，查抄了我在父母家的几平方的窝；95年10月，因企图传递狱中政治犯致国际大赦的呼吁书，被拘留一天，监视居住24天，小说《活下去》的几十万字原稿，《底层》的原始资料以及大量书籍、信件被搜走；97年6月，因创办民刊《知识分子》，被拘传留置一夜，抄家前，有不明身份的人通风报信，我的所有文字被老父亲转移，致使警察无功而返；98年9月，因主编《沉沦的圣殿》，从事了“非法采访”，我在北京的暂住地被抄，次日，我被迫离京；99年2月，因从事《底层访谈录》的资料搜集，惊动国安当局，我在回门婚宴举行的前两小时落入法网，与一位摘除了右肾的江油当地诗人一起，被羁押突审了24小时，随身携带的《底层》原始稿件40余篇和通讯录等被扣。

在若干回抄家和搜查事件中，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警察的语言和动作一次比一次文明。其实我晓得，在一个思想犯罪的国家里，一个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试图表达更大范围的真实，那么，写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证。我的罪证已经多达几百万字，四川的几代警察都研读过它们。

迄今为止，除了12封私人信件，警察没有退给我任何东西。当大群赳赳武夫闯进门，以法律的名义制服你，并把你的私人空间当作免费超级市场，随意乱钻乱翻，挑挑捡捡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较完整的司法程序，开列扣押清单必须详细，虽然带走的一切几乎回不来了。

老威：那清单有何价值？

廖亦武：作为物证留下，提醒自己，将来也提醒别人。另外，我喜欢在警察上门时向他们提要求，以取得一种语气上的优势。90年入狱，那个叫“廖亦武”的诗人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一个证人站在这里，你搜查我，剥光我，掏我的屁眼，都没关系，我比你们任何警察都有脸面，因为我写着，记录着，反过去搜查着那些肮脏畸形的灵魂。如果有一天，我被剥夺得没法写了，我就吹箫、卖艺，直着嗓门哭和吼。从我的声音里，人们能听出对这个可耻时代的记录、诅咒和全部愤怒。当然，也包含孤独、自恋和忘我的爱——这是我活下去的最好的借口。

同案犯李齐

采访缘起：

我曾在长篇记实《天劫》之开篇里写道：“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城市，二十多位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次年11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案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并录制配乐诗歌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003年3月2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同案犯”。我下楼赴约，却见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走进社区大门，老远就向我张开双臂——此人的确是为《安魂》剧组跑过龙套的前诗人李齐，目前的职业为二渠道书商。

昔日的翩翩少年已荡然无存，嗟叹之余，顺便致歉，因为在《天劫》里竟忘了提到他。“无所谓，”他笑道，接着又谈起若干同案犯的近况。“发小财的居多，但也有意外，例如×××，还住在县城，娶了个吸白粉的老婆，瘾一发，就闹割腕，最终整得家徒四壁，成了你老威的访谈对象；还有×××，十年中死了两任老婆，只得醉死梦生打发日子了。”

“那么你呢？”我问。

41岁的李齐哑了一杯酒的功夫，方恢复常态。

李齐：我们有近10年没有见面了吧？

老威：对，大约94年，我刚出狱一两个月，我去重庆找过你。就象做贼似的，我俩站在你家巷尾说了几句话，你就突然塞给我200元钱，然后借故匆匆离开。当时我很沮丧，坐十几个小时火车从成都过来，你居然不请我进屋歇口气，喝口水。

李齐：你的记忆力真好，老威。

老威：这是我几经折腾剩下来的本钱。不过我不明白，你们为啥要躲着我？你我好歹还见了，ΧΧ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李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咋还像个怨妇似的。告诉你老威，我们虽然是同案犯，但谁也不欠谁的。

老威：我没别的意思。

李齐：该知足了，拍一个片子，这么多哥们垫背坐牢，就你一个人当首犯出名。

老威：如果在10年前听这话，我准和你打架，你晓得六四血案死了多少人？

李齐：莫唱高调，莫说你背后站着成百上千的冤魂……不要打断我！那是历史，是文学，是该放在永垂不朽的文章里去大书特书的。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桩反革命案的内幕，也许永远不为人知的内幕。你是首犯，走完了整个司法程序，有罪名，有判决，虽说关了四年，但值得呀。六四迟早得翻案，那时你有当英雄的凭据，有为了自己的苦难向国家进行道义和物质索赔的凭据——这个未来多诱人，想想都过瘾！然而我们这些同案，关押了两年、一年、几个月，遭一样的罪，却被“教育释放”，没结果，没凭证，也就没未来。

老威：这不是我能选择的，没人愿意为一两首诗去蹲四年嘛。

李齐：我为啥？

老威：我都莫名其妙。当时拍《安魂》，我从你那儿借了几件“戏装”，还有，你捐献了几百元钱，并陪我们一道去四川外语学院舞厅物色女演员。

李齐：我连正式的剧组成员都算不上，顶多在外围跑龙套，却因此被抄了家，进了收审所，一关大半年，吃尽了苦头。

老威：除了被正式逮捕的6位同伙，我真不晓得还株连了多少人。

李齐：监狱里的情景，你比我更熟，所以就不用多嘴。总之，我被轮番审讯了十几天，还吃过承办人的耳光。我彻底交待，写了一沓有关你的揭发材料。我一心想早点出去，收审所太恶劣，虽是政治犯，不过“手续”，却睡在马桶边，惹了一身虱子。当时，我的孩子刚一岁，老婆正需要人照顾。唉，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现在理起来，也一团乱麻。

老威：象你这种境遇的，多如牛毛，我身边好几个，都因为领呼口号，鼓动学生上街等等进去“受教育”。按警察的说法，书呆子血热，降降温。川师教授高尔泰叛逃，他的学生也受株连，关押数月，放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我估计，因六四进局子接受短期审查的，在全国有几十万。

李齐：本来在人的一生中，有点这种体验不算坏事，可我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老威：听说晓晓和你离婚了？

李齐：90年10月25号我出狱，已秋凉了，之前，我曾托人带信给她，并通知了几个好友，准备聚一聚。我想，虽然自己不是什么英雄，但至少没做亏心事，应该因受难赢得大家的尊重。我记得当警察打开铁栅门，喊“李齐，收拾东西”时，我的腿都抽筋了，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是笑。我连说：“不要了，啥都不要了！”

出大门爬了一个坡，就来到大街，太阳明晃晃的，汽车穿梭一样，弄得人头晕眼花。过街时我像个大山来的傻农民，一溜小跑，到了对街，还站着喘了半天气。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到晓晓的百货公司，让她回家等我，她居然说：“我还在上班。”我生气的命令说：“请假，马上回家。”她迟疑了几秒钟才说：“好嘛。”我没有意识到有啥不对，晓晓很温柔，结婚三四年，家里都是我作主。

我挥手打的，可好几辆出租车都一踩油门过去了。终于拦住一辆，拉开副驾门，司机却让我坐到后面去。此时才醒悟自己青面獠牙，还刮了个大秃瓢，标准吃牢饭的。

拢家，进屋拿车钱，狗日的司机还跟到我。付帐关门后，晓晓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我走过去，想弯腰亲亲她的脸，她却站起身，指着旁边的换洗衣服吩咐：“你先洗澡吧。”

我木偶一般进了卫生间，在牢里温习过若干遍的久别重逢的激动场景顿时化做泡影。不过，几个月没洗热水澡，泡一泡，搓一搓，我的挫折感就缓解了。我以为晓晓在赌气，丈夫这么久没在家，她带孩子太难了。

晚饭没吃出啥滋味，我的眼睛隔着饭桌，贼溜溜地盯着她不放。我太想抱她了！太想亲热了！一个久憋的囚犯最大的渴望就是彻夜搂着老婆，不停地性交，不停地诉说衷肠，可是晓晓始终平静，不起一丝波澜。每当我妄图越轨，她就把孩子挡在胸前，象圣女贞德不放下自己的盾牌。

老威：我记得原来孩子是在你岳父母家。

李齐：我教书，她上班，没空带孩子。80年代工资偏底，也请不起保姆，所以孩子断奶后，就让他外婆带。后来我晓得，她是故意把孩子领回来对付我的。当夜深人静，她没有理由再磨蹭时，就只好上床了。孩子已睡熟了，我低声说：“把兵兵弄回小床去吧。”她却回答不，并把孩子放在两个大人中间。

我几乎就趴下来哀求了，她依然回答不。熄灯躺倒，孩子在腋下，犹如一道战壕，隔开了硝烟四起的肉体和灵魂。我一次次伸手，摸她的头发，挽她的脖子，她却躲躲闪闪，并说：“莫惊动兵兵。”终于，我忍不住起身，越过“战壕”，压住她。两人无声地搏斗，从床上滚到地下，孩子惊醒了，大哭着要妈妈，她却在我的身体下一再叫唤：“兵兵莫哭，乖儿，莫哭嘛。”

我欲火攻心，啥也不顾了，我扯开她的衣裤强行顶入，她起不来，就掐我，骂我流氓，她还哭了。他妈的，床上床下，孩子闹大人哭，败兴透了。我真没料到重逢就象地狱，充满罪孽。草草完事，我就扎扎实实煽了自己两大嘴巴，吼道：“我有啥子错？有啥错？！”

晓晓说：“你没错，是我和孩子错了，我们拖累了你，让你干不成大事。”

我解释说：“我也不想坐牢，不想离开你们嘛。”

晓晓说：“我已经受够你们这些诗人了！我庸俗，我市侩，我见钱眼开，我想过平静的日子。你如果看不惯，就马上走。”

我说我死也不走。我赌咒发誓，这辈子追求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还日了你老威的祖宗八代。天濛濛亮时，我见她情绪缓和下来，就趁机求欢。这次晓晓没挣扎，而是如一块木头，任我搬来搬去。刚完事，她就立即推开我清洗去了。我太傻了，还跟前跟后陪笑脸，惹得她转过头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真可怜啊，李齐。”

老威：她在故意刺伤你，唉，晓晓咋会变成这样！

李齐：都跟你有关系。还记得六四以后我俩的通信吧？

老威：不太记得了。

李齐：你受了刺激，简直疯了，不仅把《大屠杀》的磁带拿到我家放，而且在信里骂共党，号称要用世界上最高最粗的烟囱去操邓ΧΧ的屁眼儿。你还说要逃跑，宁愿抹一把锅灰充黑奴，被卖到非洲砍甘蔗；也不做耻辱的中国人——后来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包括你用整页信纸画的一根冲天大鸡巴都到了警察手里。我栽进去没话说，可晓晓也受到牵连，蹲了十来天牢房，几乎每天都接受审问。你想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人，读大学，受文学熏陶，嫁我后，几乎天天写爱情日记，但一夜之间，梦全毁了。关进女号房周围都是妓女、贼、皮条婆和吸白粉的，折磨起新犯来，比男人更不择手段。什么火烤阴道，筷子夹乳头等等，把个晓晓吓得整日以泪洗面，差点成了精神病。

经历这一劫，她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她恨我，更恨你这祸根。女人这种动物真是难以捉摸，她居然动了改造我的念头。首先，她把我过去当诗人穿的奇装异服统统搜出来，处理掉，然后领着我去百货公司买西装、领带加皮鞋，如此从上到下装扮起来，我浑身不自在。说实话，打出娘肚子，我就没有这么光鲜过。更无法忍耐的，是她把一顶打了蜡的假发扣在我的光头上 ，骇得我虚汗直淌，却不敢摘下来，只好皱眉毛。晓晓却极为认真地拉我到穿衣镜前，端详半晌，满意地笑着说：“这才有个正常人样。”

老威：你太惨了，李齐。

李齐：当时没觉得惨，因为我欠晓晓的。接着，我就一身虚假去学校，方知被除名了。教书饭碗砸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去街道派出所查找户口，兼办临时《身份证》。户籍警向我当众宣布政策：每月来派出所报道一次，汇报思想动态。

老威：凭啥？你又不是罪犯。

李齐：我认了。这就是六四后的社会环境，没鲜花，没掌声，没游行和口号。眨眼间风向转了，人们把一切忘得干净。晓晓约我回娘家，亲戚们都来了，岳母弄了一桌子酒菜，大家就在饭桌上开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帮助我，什么：“李齐，你已是30岁的人了，汲取教训，好好过日子吧。”什么：“你老婆多不容易，自己受委屈，还拉扯着孩子等你回来，换一个势利的女人，早趁机攀高枝了。”还有什么：“读书人聪明，肯定能发，咱们为未来的富翁李齐干一杯！”

我一个劲地灌酒，终于趴下来。大伙把我扶回床上，朦胧中还听谁在说：“翻过这坎，轻装上阵，把你写诗的机灵用在挣钱上嘛。”

老威：这倒言中了，你现在算成功的书商。

李齐：逼良为娼嘛。

老威：80年代文学，90年代商业，这也是大势所趋。

李齐：对，六四一开枪，惊醒了众多梦中人，这国爱不起，思想和文学也爱不起，只有钱能够超越祖国、阶层和文学，可以尽情地爱。

老威：听你的口气，还有点愤世嫉俗。

李齐：谁都不是生来就充满铜臭。开始，我找不到工作，九一、二年，人们观念没有这么开放，一听说有动乱背景，就不敢要。我费尽口舌，解释“冤情”，人家就说除非公安机关出介绍信。重庆这地方，有地下党的传统，人们喝酒时，你一杯，我一杯显得耿直，但真要把酒话落实到行动上，就谨小慎微了。这样磋磨了大半年，晓晓建议写东西赚钱，因为我过去写诗投稿，有些老关系旧名声。于是我分别给全国各地二、三十家报刊去信联络，结果许多当年的编辑还没挪窝，其中一些还混成了副主编、主任什么的。

昏天黑地的写手生涯就这样拉开序幕，我化了七、八个笔名，利用过去写诗训练出来的文学功底，写各种文章。起先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字斟句酌，并限定在文化范围内，例如抒情散文、思想随笔、书评、短篇小说等等。一个月顶破天写两三篇，万把字，还吃力不讨好，屡遭退稿。晓晓提意见说，你别老盯着纯文学刊物，那是赔本买卖，你呕心沥血，一千字才三十元，这样下去，孩子没长大，你就累死在阵地上了。我说自己就这本事。晓晓说，你编时尚故事嘛，给滥杂志写嘛，时装、化妆、男欢女爱、撕心裂肺一齐上，只要给钱。我说这活儿干不了。晓晓不愧我的启蒙老师，当晚她就一口气创作了三篇一两千字的化妆文字，什么“我为什么不担心岁月流逝？”“对付皱纹的12条秘诀”“香水与情绪的调动”之类，令我惊叹不已。按如此一日三篇的造文神速，干三年我不就大发了？

但是，这种粗制滥造的激情只持续了几个月，我就受不了了。进帐倒快，因为滥杂志比纯文学稿费高两到三倍，我一个月能挣七、八千。93年的七、八千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万了。

老威：那你的小日子应过得相当不错了。

李齐：晓晓也对我改变了态度，并且一再强调，我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我读了那么多书，完全可以把书中的内容改头换面，再加些时尚的佐料；并且还该把一稿三投弄成一稿十投、二十投。记得92年底邮局征订杂志时，她就专门跑一趟，把征订目录买回家，划了一夜的勾。

老威：你就按即定方针办吧，据说武汉的《知音》和广州的《家庭医生》都是千字千元。

李齐：我不是机器，我他妈烦了。那时，我和你一样，内心还残存着一些精神的东西。我追求了多年的纯文学，读了数不清的名著，还为梵高和高更的艺术经历流过泪。我晓得什么是垃圾，我一下笔就是垃圾，我已表达不了我自己。

老威：你别逗了。

李齐：你居然不相信？

老威：我不相信，你现在也没回头是岸嘛。就像ΧΧ，多优秀的诗人，而今已做了近十年的写手，在成都买房定居，封妻荫子了。人家把码字叫做劳动，很坦然。

李齐：我不是ΧΧ，一手造垃圾一手写诗。我试图逃避，就同晓晓商量换环境，把孩子丢给岳母，一起到成都打天下。因为成都在80年代被称作“现代诗的延安”，有几代著名文人，积淀比重庆深厚。我们在磨子桥一带租房，一打听，方知这延安也不是圣地，诗人们百分之百下海了。办公司、开夜总会、做书、行骗，可谓各显神通。晓晓很快就在《商情咨询》找到工作，干得春风得意。这是一份由第三代诗人任主编和副主编的半月刊，内容除了各类时尚就是信息和广告，其编辑部就设在同样由第三代诗人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大音棚夜总会里。这是本市最早的大型娱乐场所之一，以鸡多客少而臭名远扬。

老威：晓晓在里面你能放心么？

李齐：从90年10月出狱算起，她已支配了我三年多，这次她编刊物，第一约稿对象自然是我。至于放不放心，提都别提，免得惹翻河东狮子。

老威：又为老婆打工了？

李齐：我已烦了。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并且骗晓晓说，要调整心态，挣更大的钱。她追问咋挣？我随口就敷衍：“弄电视剧。”我记得她笑咪咪地出门前，还夸我跟得上潮流。

我歇笔彷徨了一个冬天，睡懒觉，读文学名著，渐渐，有了创作的冲动。我开始写我坐牢的经历，因为出来这么久，我还是不踏实，连做梦都在号子里。老威，我虽然不是主要被告，但内心的刀痕比你们深。你们是注定要入文学史，至少是诗歌史，将来提到六四的文学，《屠杀》《安魂》是绕不过去的。可我，大半年的牢白坐了，自己不写，就没人注意了。

老威：这是历史恐慌感吧。

李齐：历史就是湮灭大多数，留下几个人，但人人都有折腾的权利。弄一本书留下来，给儿孙看，说不定将来一畅销，我就成为历史中的一段不可缺少的插曲了。

老威：向上之心可贵啊。

李齐：我觉得自己挺悲壮的，都啥年月了，还像耗子一样躲在地洞里描述监狱，为六四鸣冤叫屈。

老威：我在你的书中是啥货色呢？

李齐：一个裤裆燃火的疯子，把鸡巴当作机关枪无目标地乱射。审讯时，承办人把你描绘成老谋深算的反革命，认为你有多高的组织领导才能，我都听得傻了。你有领导才能？那我就可以当部长了。

老威：这么丑化我，倒值得本人认真学习。

李齐：你学习不成了，稿子已经毁了。

老威：可惜可惜。

李齐：我写了一个半月，近六万字，晓晓都没察觉。她早出晚归，一副职业白领的派头；而我蜷在家中，洗衣、拖地、做饭，成了标准的家庭妇男。她偶尔也问电视剧弄得如何，我都答正在编个多集的。她说能不能让她看一下，鉴定有没有卖相；我说弄完了再看。她见我神神鬼鬼，就指着电视中正在热播的王朔的连续剧（好象是《过把瘾》）说，如果哪一天你成为王朔第二，我就呆在别墅里当李太太。

坐过牢的人处事小心，那一段时间我每天11点起床，随便吃点东西就开写，直到下午4点半钟，才收拾稿纸，锁进抽屉里，接着做家务。也活该出事，那天我居然忘取抽屉钥匙，就下楼买菜了。碰巧晓晓提前下班，进屋环视一周，就直扑书桌。她大约怀着发现新大陆的激动打开抽屉——我的违禁文学立即被家庭警察查获。

记得我提着一刀猪肉和各类蔬菜进屋时，稿纸已满天飞舞，落了一地。“这就是你的电视剧？！”她歇斯底里地大叫，震耳欲聋，充满金属质感。“你这个骗子，害我还害得不够？！”

她象个小女孩，一屁股坐在那些乱纸中，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一声声拖得极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悲惨这么绝望的哭声！我六神无主，象个罪犯一般跪下去，求她宽恕；她却推开我，随手抓起一页“罪证”揩眼泪和鼻涕。她反反复复地念叨：“晓不晓得，警察要上门了，要上门抓你了，晓 不晓得？！”

一闹就是深夜，晓晓站起来，到梳妆台前擦脸补妆，然后要提包出门。我急忙抱住她，无论怎么打怎么踢都不松手。她说：“我们离婚！”我回答不离。她说：“我怕你了，李齐。”我一咬牙说：“烧了！”其实内心想的是：“我藏起来不行么？我挖个洞把稿子埋了不行么？”

老威：你真烧？

李齐：真烧。晓晓守在卫生间，盯住我一页一页地点，然后把 黑灰搅进抽水马桶冲走。一百多页啊，我两眼血红，面部肌肉在抽搐，但是我爱晓晓，这个暴君。我这辈子真的完了。

接下来的许多天，我心如死灰。晓晓不跟我说话，只是把一个个时尚题目扔给我，限时完成；而我满脑子都是销毁的原稿，飞扬的纸灰像癌细胞一样沾满我的脑髓，所以写不了别的。晓晓说：“你要自食其力。”我点头。她说：“点头顶个屁用，你得劳动。”

老威：这日子怎么过？

李齐：不晓得。

老威：还记得《王子复仇记》里的著名台词么？

李齐：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老威：离婚，还是不离，这是……

李齐：不用思考，我不离。

老威：活得象条狗。

李齐：别那么斩钉截铁，你没爱上过谁么？你不明白一旦爱上一个人，所谓脸面、自尊、理想都狗屁不值么？

老威：这不是一码事，既然相爱，你就应该给晓晓解释清楚：第一，绝不拿出去传播或发表；第二，只是对那段经历的回忆、记录；第三，六四是抹不去的，会有许多人在私下干同样的文字活；第四，仅仅写作不会有麻烦，因为不构成犯罪。其实在互联网上，现在有关六四的文章已多如牛毛，其中最突出的，当数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搜集的死难者家属及目击者的证词。

李齐：93年还没有互联网，我也不懂电脑。况且，女人横起来，就不听任何解释。糟糕的是，我明明知道她已变了，俗了，我还爱她，我对她的欲望日益强烈。

老威：受虐癖。

李齐：我有受虐的资格倒还好了，整整一个月，我们没有一次性生活。我像一头狮子在房里乱转，巴不得她找我岔子，抽我一顿。有个下半夜，我又憋醒了，就忍不住把手伸进她的被窝。我心惊胆颤地在乳房停留了一会儿，见没动静，就向下移，至小腹时还没动静，指头就插进内裤，触及到敏感区域，不料已湿漉漉的。我不禁狂喜，继而血脉贲张，泪如雨下——原来晓晓也不好受，她的肉体已春情激荡，却压制着、憋着，夫妻之间的冷战真是薄如一张纸啊！于是我撩开被子，信心百倍地进入……

老威：都是过来人，就别讲这么具体了。

李齐：你挺兴奋是吧？演春宫戏？看毛片？可接下来的一幕是，晓晓，我同床共枕多年，并养了一个儿子的老婆晓晓突然拳起一只腿，顶住我膨胀的下身说：“我不想和你做爱，身体有感觉也不想。”

我气急败坏地叫：“你都湿了！”

晓晓说：“我再重复一遍，湿了也不想。下去吧。”

我终于咆哮了，两人撕打着翻下床，我扯烂了她的衣裤，强行……

老威：够了。

李齐：是够了，完事后，彻底无话可说了。接着分居两个月，协议离婚，财产和孩子都归她，我按月付抚养费。就这样，我光棍一条，分文不名地流落到江湖上。

老威：你现在还爱她吗？

李齐：感情是有极限的，翻过这极限，世界就变了。

老威：你是变了。

李齐：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精。我给书商写了一年多，赚足两万块，就自己试当书商，很快亏光了本钱。接下来就借钱，连我妈的养老金也连骗带借，老人家一悔悟，竟追出门来，在大街上找了我一下午，幸好没出车祸。

我第一本赚钱的书是关于印度粤修的，发了七、八万，那钞票来得猛，淹死人啦！此书号是著名老诗人ΧΧ帮我搞的，他是我的恩师，从50年代到而今，出了几十本诗集，因此同出版社形同鱼水。那天他打电话约我晚饭后去他家洽谈，不料我一进门就是乌烟瘴气下的两桌麻将。ΧΧ头不抬，眼皮不翻，只随口问声：“来啦？”又继续搓他的牌。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陪着笑脸，直到长夜将尽，东方即白。

我第一本赚钱的书是关于印度粤修（奥修？——本博注）的，发了七、八万，那钞票来得猛，淹死人啦！此书号是著名老诗人ΧΧ帮我搞的，他是我的恩师，从50年代到而今，出了几十本诗集，因此同出版社形同鱼水。那天他打电话约我晚饭后去他家洽谈，不料我一进门就是乌烟瘴气下的两桌麻将。ΧΧ头不抬，眼皮不翻，只随口问声：“来啦？”又继续搓他的牌。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陪着笑脸，直到长夜将尽，东方即白。

ΧΧ伸个懒腰，与麻客们一一道别，剩我一人在客厅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硬着头皮拽住欲进卧室的ΧΧ，道明“正事“。

ΧΧ不耐烦了：“再说嘛，下午给我打电话。”

我一身酸痛地回家，心里把ΧΧ的十八代先人日了个遍。可出乎意料，书号顺利到手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老威：你现在钱也挣够了，还有写回忆录的打算么？

李齐：我感到离那种东西越来越远，就像一个孩子，把心爱的玩具丢在水里，漂走了，再也捞不回来了，但这个孩子依旧站在岸上，或沿着岸边跑着，追着。当然，我不会如小孩说哭就哭，但灵魂的痛，摸不着的无处不在的恐惧带来的痛，依然是坐牢和离婚。今天对你说出来，也算一种缓解或释放，因为二渠道没人相信这个。

老威：二渠道书商嘛，就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

李齐：等以后我谁也不欠的时候，我再隐居，学习写字。目前呢，我除了数钱啥都不会——这大约也是前妻晓晓最愿意看到的吧。

专政对象刘世昌夫妇

采访缘起：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７日，因迫于某种现实压力，我从成都出走到云南丽江，一下子被古城的明媚阳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惑，安顿下来，不觉在此逗留了４０天。

我于万古楼旁找了一家纳西族的民居，客房高高在上，既能鸟瞰波涛一般无尽起伏的古城瓦脊，又能遥望纯银一般永远闪耀的玉龙雪山。依着习惯，我天天在仙境中与房东夫妇东拉西扯，混得烂熟。我不仅了解到房东的阙姓祖先于清朝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之际，从江西吉安迁入此地，并且数代单传，至今人丁不旺；而且搞清了今日花３０元才得入内参观的木姓土司府邸，文革之前还是公安局和看守所，高墙电网，不少人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１１月２８日下午，阙家大嫂读完了《底层》，向我慎重引见一个“很惨很惨”的老人，他就是本文的主角，修过滇缅铁路、公路以及太多路的老工程师刘世昌。

从古城绕到新城刘家，大约要走２０多分钟。太好的阳光，太多的游客，令人觉得这世界不存在一丝丑恶。但是一扇门开了，我看见枯坐在阳台边的老者，他生于１９１４年５月，几十天前中过风，半边身子已不能动了。

这是一部转瞬即逝的道路史，它穿过了两个朝代及无数现实和精神的战乱，伴着泥泞和血，渐渐湮灭在永恒的昏暗之中……。

在随后的数天里，我贴在老人的耳畔，边听边笔记这最后的气若游丝的诉说。我不禁在阳光下哆嗦，我一再颤抖着嗓音，感谢老人对我的信任。

“路有阶级性么？”刘世昌一再用云南话问，“国民党的车跑得，共产党的车就跑不得？”

我用四川话答非所问：“天老爷晓得。”（以下，刘：刘世昌；威：老威。）

威：刘爷爷您好。

刘：嗯。

威：我是写过许多底层人物的老威，从四川成都来古城丽江，已在万古楼旁边住了一个多月。

刘：你是新闻记者？

威：新闻记者有体制，有单位，而我啥都没有。另外，记者以追踪当下各种热点为业，比如纳西古乐队又有某个老艺人去世，宣科先生与崔健的摇滚较上劲，丽江妈妈胡曼丽侵吞孤儿捐款，等等。他们可能没功夫光顾您这样的旧闻人物，而我感兴趣的正是旧闻，是随着旧闻被淡忘掉的寻常人的命运。

刘：哦，你是作家。

威：一个写书匠，当不起家，也没权势改变您的处境。但我的长处是用心听，用心记录您的话，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两天不行，就耗它个七八天，直到把这一点一滴汇集、整理成一篇比较完整的东西……９０年，这不容易呀！如果再过９０年，人们能通过查阅我的书，知道“刘世昌”这个名字；并通过这个人物索引，了解一点滇西北的道路史，我也就十分知足了。

刘：我９０岁了，没两天活头了。原想人太老了不死，就学点养生之道，尽可能健康一点，不拖累别人，但没办法，心静不下来。于是我每天早起，慢跑，跑跑走走歇歇，一两个钟头。运动的好处，就是转移注意力，逐渐平息往事在心里搅起的波澜。唉，这台机械不听话了，三个多月前，我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中风了，行人把我抬起来。送医院，抢救，结果就这样，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你已看见了一个修了一辈子路的人，一个四海为家好动成性的人，却只能坐着，从早到晚，吃饭要人端碗，屙屎要人解裤带，想看一眼太阳，还得憋足劲儿，把这发硬的颈项拧过去。

威：您的头脑还很清楚。

刘：儿子、儿媳都孝顺，我拖累了他们，心里不好受。有时候，我挣扎半天，终于把住窗台，站起来，坚持一会儿，浑身汗水。我太老了，您看这桌子上全是我的各种荣誉证书，还有十几年前的剪报，称我为元老，新中国的开路先锋。可顶屁用。冤没伸，反没平，工资一分没补，好话说得再多，也顶屁用。

威：慢慢说，从头说，刘爷爷，您千万莫动气。

刘：１９１４年５月，我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老海地村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刘永臣，母亲刘李氏，子女十个，我排行老七。那时我父亲种大烟和三七，兼做贩运生意，逐渐发财，成为当地有些影响的大户。记得我家还被土匪抢过，最小的妹妹被匪帮开枪打死。我父亲没啥文化，但家底殷实后，他就从外头请来万世师表孔夫子的牌位，供上神龛，让家里的男娃都读私塾。按封建习俗，男读女不读，所以我的母亲和五个姐妹都是文盲。我入私塾念到九岁，有了一定旧学基础，家里就选送我去县城，直接上小学三年级。三年后小学毕业，我顺利地考取了刚成立的云南省立开化师范学校，地址在文山，离老家西畴县几十公里。我在文山读书四年，虽然为父母长了脸，但花钱太多，成了家里的沉重包袱，于是父亲反对我继续深造。当时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感到父亲目光短浅，一赌气，就自己逃到昆明，进补习学校。稍后考取了云南省高级职工学校，这在乡巴佬看来，相当于中举了。乡邻们敲锣打鼓吹喇叭，往家里送红贴，讨喜酒喝。父母见木已成舟，只好召开家庭会议，让在家的子女分工，除了加紧耕作、生意，还纺纱织布，日以继夜，如此才勉强供得上省城高昂的学费。

威：一大家子就您一个跳龙门，不简单。

刘：还有四哥。不过他当兵拿饷，不拖累家里。后来他考取了化学兵团，随部队从昆明开拔，抗战初期时抵达南京。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立过功，接着就泥牛入海了。直到云南解放前夕，某一天，兄弟俩突然在大街上碰面了。可又能怎样呢？兵荒马乱，前途渺茫，只能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听说他大半年后就落网了，进了劳改队。刑满释放后，孤苦一人发配到蒙自，没多久就病死了。我父亲也于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大地主，挨打挨斗，受尽摧残，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彻底解脱了。

威：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家庭是您求学求知的经济支撑……转眼之间，它就成为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

刘：解放了，像我这类旧时代甩过来的旧技术人员，思想改造是头等大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提高了。我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都公开表态，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坚持拥护共产党镇压恶霸父亲；我为自己吸贫下中农的血汗而真诚悔罪，我流着泪发誓永不回家。果然，后半辈子，直到现在，我再没回过西畴县。至于父亲死后，家产的去向，母亲及兄弟姐妹的命运，我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威：那就搁下这话题，接着讲求学？

刘：没啥好讲的。１９３８年职校毕业后，我被对口分配到在云县的滇缅铁路局十四总段当练习生，中间又去西祥公路工程处实习，经过两年的野外考核，我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就任滇缅铁路第一工程处工务佐理员。

从此我的全部人生就与公路、铁路、飞机场缠上了，穿山越岭，东奔西颠，至１９４９年，我逐渐从普通员工提升为工务段总工程师兼代理段长。我亲自参与了滇缅、川滇、滇黔等铁路；云南境内百分之九十的公路、大型河桥以及昆明、保山、思茅和四川成都凤凰山等军用机场的勘测、设计与施工。八年抗战，我作为政府工程队中一员，赴印度参加铺设由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战时输油管道。滇缅铁路最初也是美国人投资，中方动员了十几万人力，日夜抢修。我们技术人员也受爱国热情的鼓舞，天当被地当床，几十天不刮胡子，不换衣衫，连吃饭也数秒，终于历尽艰辛把路基铺入缅甸。不料小日本还是比我们抢先登陆。他们以密支那为大本营，几天就扩散到缅甸全境。蒋介石急了，冒死飞临祥云视察鼓劲，没用，铁路工人不是军队。滇缅铁路被修了炸，炸了修，几年下来，铁轨七零八落，终于半途而废了。我们在印缅边界拉锯一般撤退，日本飞机每天在头上盘旋，一旦盯准目标，就一个俯冲，机关炮在人群中射出一条槽。工程队被打散了，在滇缅公路上，逃难的败兵如洪水一般，路旁随时有浓烟腾起，带不走的战备物资就这样被烧掉，令人心痛。唉，战争，无可奈何的浪费！如果把这些浪费兑换成钱，恐怕够上百万饥民吃几年吧。

开头技术人员还受优待，乘了一段汽车，后来就没油了。加上日本飞机日夜追撵，汽车目标大，只好放火烧毁。不晓得步行了多久，拢了畹町，边防哨拦住盘查，有意刁难。我们只好掏腰包行贿，才入了关，汇入了滇缅公路上一望无际的伤兵队伍。我们也“入乡随俗”，捡些血纱布把自己裹成伤兵，一拐一拐向前挪动，许多人的脚都拐变形了。

威：何必如此？

刘：不如此，肯定会被乱兵轰抢。有个同事叫瞧出破绽，乱兵就拿枪逼着，搜光了他身上的钱财，甚至连制服上的镀银扣子都扭下。当时的逃难人流中，还混入了一些汉奸，他们都藏着一面小圆镜，窝在手心，乘乱就向上瞄太阳，把光点往人密处晃。日机有了靶子，就怪叫着栽下来扫射、投弹，眼睁睁地把人打飞起来，那胳膊，那腿，那喊爹叫娘声，不晓得谁是谁。一轮炸过后，人们站起来拍土，冲天大骂，心里却暗自庆幸肉和骨头还在身上。

经过畹町到祥云，这一个多月的地狱之旅，整个工程局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２０多个残兵败将，受命搞完铁路决算，就暂时集中在蒋介石的军事工程委员会名下。

威：滇缅铁路也泡汤了。

刘：日寇投降后，它的战略价值就不大了。内战时期也修修停停，解放后就干脆放弃了。

威：请继续讲。

刘：我们在祥云休整了两三个月，我就被派往下辖云贵桂三省的第四公路局（当时全国划分为五个公路局），一直干到１９４９年７月。

威：您没想过逃跑？

刘：我是总工程师兼段长，若要逃，从芒市一伸腿就入缅甸，可技术人员嘛，哪个朝代都能发挥作用。况且，我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一种崭新生活。

威：所以您就留下来了。

刘：不是被动留下，而是起义。７月份，时局凶险莫测，先是云南边纵第七支队和平解放丽江，派代表朱家碧与我接头；稍后，接第四公路局集体起义的电报，称：共产党中央命令段内一切物资要严加妥善保护，违者重处。而在边境一面，由土匪、败兵、少数民族武装纠集起来的保山共革盟，上万之众，攻破龙陵县，杀人放火，搅得天昏地暗。芒市与保山近在咫尺，种种屠城谣言甚嚣尘上，闹得人们纷纷弃城逃难。我夹在两股势力之间，审时度势，决定弃暗投明。

段里几十人，有不少国民党骨干，他们主张把库存的汽油、钢铁、水泥、经纬仪、水平仪及电台偷运到缅甸卖钱，然后分赃，各奔前程。我断然回绝，并严令追查已分散偷运的物资，发动下属一件件地找回来。我怀着对新政府有个交待的心理，熬到１２月，卢汉宣布云南全境起义，芒市的土司衙门仓皇出逃。我终于完成任务，把物资库顺利移交给惠通桥抢修队，然后敲锣打鼓，去迎解放军。

威：您算是为党为国立了一功。

刘：在护厂护库斗争中有突出表现的人都受到奖励，我也于１９５１年被省交通厅授予三等劳模。

威：日子有盼头了？

刘：那时人人都觉得有盼头。特别是我们这类搞技术的，打心眼里想以一技之长为新生政权服务。因为路是没有阶级性的，同一条路，国民党的车跑过，共产党的车也跑，同一个工程师，国民党能用，共产党为啥就不能用？

威：您的底气挺足的。

刘：党的确在用我的一技之长。我的人生就好比一把铁锹，不断在碎石路上磨损，直到废掉，被丢弃在一边。

威：我看过您申请退休的简历，从５０年１月直到文革前，您一直在计统股长的任上。

刘：对，股长兼总工程师，负责过南大、丽中、中乡、中德、德盐等几十条公路的测量、预算和具体施工。一年中，我恐怕有２６５天在路段现场，这同民国时期没啥区别；而另外１００天，我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运动现场，要么写认罪检查，要么挨斗。可总的说来，斗争方式还比较文明，低头站台上，不管群众情绪有多激烈，逆来顺受就过去了。况且，革命要搞，路也要修，一派往工地上，我的气就顺了。与工人一道，泥里滚，风里穿，长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直至累倒，一觉到天亮。拍拍脑袋，还好好在那儿呢。

威：您挺乐观。

刘：是麻木。但文革爆发了，想麻木也不行了。我爱人比我先受到冲击，她被戴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

威：岂有此理！土改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有“漏划”一说？刘爷爷，您的老伴是什么样的人？

刘：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招谁惹谁，却与我同命，这辈子写了数不清的检讨。我背一下她的简历：初升娴，彝族，原籍云南楚雄迤拉么村，家庭成份地主。１９３６年以前在家乡读小学，１９３６年以后在姚安县城读简易师范学校，１９３９年又回家乡当小学教师。１９４０年结婚后，一直做机关家属，随丈夫东奔西颠，充当临时杂工。１９６０年的饥荒中因“盗窃托儿所食物”判刑１０年，送往宾川农场改造，后经查证系冤案，法院于１９６２年裁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回家后，更加死心塌地随夫，公路修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威：８月２６日？有纪念意义吗？

刘：这一天上午，工作队副队长王书基把我叫去说：“大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通知，要你爱人回去一转，证实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丈夫，你有意见吗？”我哪敢有意见！只好回答：“组织上的决定，我没二话。”接着又请示该带多少粮票，需要多长时间？王队长笑着说：“多少都可以嘛，不过最好多带些，吃不完再揣回来。”

我急匆匆地通知了初升娴，她有顾虑，我就安慰说：“可能就是解放初你偷跑回去看你的地主妈，并领她到祥云工地住了十几天的事儿。多少年的旧帐，你去理清楚，表示个立场就完。”当时下暴雨，没买到车票。工作队老是催着上路，我只好冒雨跑了几趟车站，好不容易买到３０号的票，段上又派医生赵宁极陪初升娴“出差”，明为“顺道”，暗为“押送”。三天后，总段开会，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初升娴是万恶的逃亡漏划地主”，已被公安人员押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威：您在现场有何反应？

刘：我被喊出去接工作电话，刚放下话筒，“打倒漏网地主初升娴”的口号已震天响了。我一下子懵了，浑身筛糠一般发抖。我爱人一拢家就叫武装民兵接管了，没让证实历史问题，也没宣布新的罪状，只命令她与地主妹妹同挤一屋，并立即下地，每天劳动十几小时，夜里还和地、富、反、坏一道，接受批斗。可怜我爱人，为了与剥削家庭决裂，多年不回老家，这次昏头昏脑被骗回去，受累挨斗，还不敢追问原因。这头称是丽江公路总段发配回去的坏分子，那头道是公社党组织要过来的地主婆，把我俩口夹在中间，不沾天，不沾地。为了破镜重圆，我们两头都打报告，请组织核查。于是工作队长王书基又叫我去，提醒说：“３７年，你老婆收过租、逼过债；还虐待过长工，牵走佃农的耕牛；还私设黑牢，关押贫农。５０年土改期间，公然潜回家带地主母亲，携金银首饰出逃，躲避阶级斗争。”

我两眼一抹黑，只能喊天哪，因为初升娴１９３７年还没满１８岁，况且她在师范学校，受的是西式教育，讲的是人人平等，咋可能与此罪状挂上钩？我们为此写了上百份申诉材料。但没用，只要组织上口头一宣布，就成铁案。

到了１９６８年，一场有预谋的迫害开始了。先是派往公路十团（文革中丽江公路运输总段的改称——老威注）的军代表刘政委宣布，根据群众意见和政审结果，决定给初升娴平反。于是我喜出望外地拿着平反通知，风尘仆仆地往返几天，接回爱人，不料却上不了户口。原因是我单位领导又打电话告知公安局，要入户，光有大姚县人武部支左委员会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不行，还得凭公路系统的《平反证》。那年头，黑人黑户的待遇和逃犯差不多。初升娴去也不是，留也不能。一直熬到１１月１３号晚上，一伙造反派把她五花大绑揪进团机关，挂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２０多斤重的黑铁牌，游行批斗，并锁入单人囚室。

与此同时，我也被揪出来，三次定为“罪恶累累的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防奸组骨干，历史反革命”。斗争每天都在升级，直到１２月份，我俩口子被宣布为“工农民主党”的首恶，而初升娴被团司法部第二次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第二次押送回原籍“管制改造”。

威：这人玩人的游戏太残酷了……

刘：我连十分之一的残酷都没讲出来，人老了，脑子乱了。

威：莫急，刘爷爷，记不起来没关系，晚上想一想，明天再接着讲。

刘：万一睡过去醒不了呢？

威：您肯定醒得了。

刘：难说。

威：这历史也是一条路，再艰难，您也要修完。这样吧，您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推……

刘：我想一想。

威：您在文革中被抄过家么？

刘：数不清了。第一次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晚上，造反派头头宋某某以监视地主婆为名，命令初升娴高举双手，走出家门立正，不准动。姓宋的满嘴酒气，晃着电筒，撞入我家乱翻，书架、桌子、壁橱全砸倒不说，还挺着匕首，象演练格斗，狂戳墙壁，撬开许多大洞。他打手电往洞内照射，检查夹壁里藏没藏变天帐和金砖之类，结果只有老鼠窜出来。姓宋的还砸散了床，甚至用竿子顶了瓦缝，方提着两大包“罪证”扬长而去。

我俩口子被分开关押在机关宿舍受审。５天后，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我和爱人又被造反派绑回家，站在门口，举手投降，引来几百人围观。他们当众翻箱倒柜，大抄特抄，将我家财产装走一大车。次日，又在囚牢里勒令我交出家中所有钥匙，大约有几十把，声称要“打扫战场。”后来听说，他们查抄家产后，就押送到总段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办“无产阶级专政成果展览。”

直到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０号，工宣队落实政策，才把我从猪圈带到家门外，扯掉封条，拿出一串钥匙塞给我说：“物归原主了”。我急性摇手说：“我是专政对象，老婆孩子还下落不明，这钥匙这房不能接。”

“什么，你不接？！”工宣队见牛鬼蛇神居然耍态度，就日妈操娘地吼开了，“反了你个的国民党！给脸不要脸。老子们代表人民群众，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勒令你立即收下钥匙，滚蛋！”

围观的几百群众，也一起为工宣队呐喊助威，我只好捡起钥匙，折腾半天才打开已封了三年多的家。臭气满屋，那股子霉味几乎要把人冲昏。仔细翻捡，没有一件东西可用，连早年的书籍、图纸、照片也被虫蛀了，被浸起来的地下水污给糟蹋了。我一下子软在门坎上，抱头痛哭失声，我好歹还算个知识分子，一辈子的家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就这么毁了。但铁蹄之下，遭此劫难又不止我一人。只好强咽悲愤，把一屋子垃圾统统扫出去，留出一片空荡荡。

威：您有被抄走的物品清单么？

刘：除掉被砸被腐蚀的家具、书刊，我凭记忆整理了一份清单，分文件、文具、衣物、金银首饰、药品和食品几大类。其中有《历代宗亲家史》、《历代祖先画像》、《道路测量学》、《铁路手册》、《铁路、公路、桥梁计算式》、《吊桥设计》、《公路手册》、《铁路测量学》、《铁路、公路标准图》《民国时期云南省公路局半圆、全圆拱桥图》、《本草纲目》２５卷等等；还有德国造绘图仪、计算尺、不同半径曲线扳、三角板；美国造指南针、三圆罗盘、有柄放大镜等等；存折和现金几千元、粮票几十斤也“失踪”，金银首饰“失踪”的大略有金银手镯、宝石戒指、玉片玉坠、金银耳环、项链、金锭、银元（含唐圆３０枚、龙圆２０枚、袁大头２５枚、孙头３０枚）等等。

威：您可以持清单去要。

刘：文革后，我已要了２０几年，如今９０岁了，还叫儿子接着去要。大约永远讨不回来了。

威：您对抄家这种事没有预感？

刘：啥意思？

威：前几天，我曾访问了白地东巴（祭司）第十二代传人和利军，据他讲，文革也波及到他家所在的不通公路的村庄，这么个骑大半天马才进得去的偏僻之地，也有贫下中农造反派。他们责令和利军的爷爷交出“搞封建迷信”所用的东文经书，可这位老东巴连夜在屋里挖个深坑，埋手抄经书近一千卷，盖土后，在上面垒个火塘，并叫齐一家数口，架柴围塘烤火，等着造反派来搜。当然，搜了一整天，墙都被掀倒了，谁也没发现这些从古到今传抄下来的“四旧”的下落。

刘：农村山高皇帝远，岂能和城里相比？况且，抄家之前，我和爱人都被控制起来。连我几岁的儿子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要回家拿点柴米油盐、旧衣雨具等等，也要打领条，请求专案组批准，然后才在专案人员的监护下前往。

我和爱人每天都被吊在房梁上，审问一句，抽几下，一天要打折好几捆竹条。晚上放下来。让四肢回一回血，吃口饭，再接着吊审。直至深夜，放回囚室睡觉……

威：讲不下去就别讲了……

刘：我要讲！过一天就少一天，万一我一会儿气不来，就没人知道了！这些王八蛋，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当官做生意，摇身一变，又成正人君子，好象从来没有

干过缺德事。他们一次次对我俩口棍棒相加，打得我们到处乱跑，群众追着围观。初升娴几乎是被抬上车押回老家的。伤势太重了，长期不能下地劳动，最后不得已，进了赵家店医院。公社医院条件有限，治不了，就出具证明，逼初升娴出院，回丽江找丈夫治病……

威：这几年，您的儿女咋生活的？

刘：不知道。儿子大了，怕我难受，始终不肯说。儿女是娘的心头肉，有一次，初升娴在难中感到自己熬不了多久，就悄悄告诉儿子和女儿，老床的草垫子枕心里，夹着一个宝石戒指，两点药（大烟土），如果你们爸妈被整死了，你们就拿去变卖了，走得远远的。可俩孩子害怕，为了“立功赎罪”，竟向专案组报告，领着人去取出上交了。

威：后来呢？

刘：我爱人在老家硬撑了两年，感觉不行了，才拖着病体回到丽江。当时我每月只发给３０元的生活费。莫提治病，连吃饭也勉强。可人落到这地步，还招人忌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０日，造反派宋某某、解某某率十几人闯进我家，质问初升娴何时回来的？请了多长的假？为何长住不走？是否想永远赖在丽江当黑人黑户？我爱人一时答不上来，宋某某就迎面一拳头，同时起脚踢去。一伙人蜂拥而上，把我爱人打得满地乱抓乱爬，口喷鲜血，下身也流血不止，连几层裤子都浸透了。他们还抄起凳子打砸，把家里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宋的老婆揪住初升娴的头发，往地下磕，还骂：“你个女流氓，敢扯我男人的下身！”眼看出人命，我只好大喊“打死人”，惊动四邻。共产党员朱尚珍分开观众，进屋制止，并叫人把一伙凶手劝出门外。围观者还在呼口号：“打倒地主婆！”“叫公安局整死她！”朱尚珍是个坚持原则的好同志，他始终挡在门口，隔开人群。

当晚，我向公路十团党委书记汇报，我爱人由儿子搀扶进医院，仍吐血不止。接下来的几年，我一边寻求民间偏方，为初升娴治内伤；一边打报告，请求解决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其间，她又被抬回老家几次，但对方不接手，说：“人都整瘫了，万一死在乡下咋办？”就这样，她在黑人黑户和漏划地主的双重帽子下，伤病一天天恶化，拖到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号，竟含冤去世！

威：１９７７年？文革不是结束了么？她还没摘帽平反？

刘：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党组织解决问题，写了上百份报告，可直到１９７６年２月，总段落实政策办公室才给了个《审查结论》：“经复查核实，亲自收租、打骂长工、分散财，贫下中农有意见，一致要求应划为地主分子。但根据政务院划分阶级成分之规定，初升娴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９解放时止，跟刘世昌居住、生活，不应划为地主分子，本人成分审定为学生。”

威：留了一条剥削尾巴。

刘：初升娴把结论翻来覆去地看，大颗大颗地掉泪，当晚她又写了上万字的《伸诉》，吐血数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说：“刘世昌啊刘世昌！我这辈子为啥要嫁给你啊？”我也哭了，使劲抽自己耳光，骂自己是个只晓得修路的窝囊废。

威：可叹可叹。

刘：她没有撑到摘帽那一天。

威：您呢？

刘：我被专政了五年，除了审查、关押、挨打、坐喷气式飞机，就是养猪放牛牧马，挑粪种地。后来降级留用，设计公路和大研镇的街道。三中全会后，省交通厅发文件恢复为公路工程师，７９年１月２３日，总段党委出具《残废证明书》，承认我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打伤致残，成“颈椎压缩性病性改变。”１９８４年，我申请退休，被国家授予“少数民族地区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的称号。

威：工资补发了吗？

刘：工资没补，抄走的家产没退，我是公路局的起义人员，本该算离休，也一笔抹煞了。解放前，我每月领１８０块现大洋，解放后调整为一百多万新币（相当于后来的１０９元人民币）；１９５６年，套成技术八级工程师，拿１１０元；后来除改革开放全国普调一级，再也没涨过。

威：您被搞得家破人亡，应该通过法律索赔的。

刘：我写了２０多年的告状材料，直到中风前还在写。材料都由中央、省、地区一级级批示，然后转下来，又落到原单位的头头手里。这些头头，不少是文革造反派，如今摇身一变，又做了官，给我平反补钱，就等于戳了他们的旧伤疤。党委书记某某某曾到家中，送２００元钱，并劝我：“忘掉过去，放眼未来。”２００元钱就要买我的记忆？太廉价了吧。

被收容者李明凯

采访缘起：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７日下午５点，我正在家中上网查看已传得颇为热闹的“孙志刚受虐致死事件”，不料门响了，跟著闯进个不速之客──好几年不见的瘦小的行为艺术家李明凯。

“电话里老是忙音，于是我就直接上来了。”他凑到电脑面前瞅道，“又是孙志刚？当然，这一晌除了非典，只能是孙志刚。”

我关上电脑，沏茶待客。接著，有备而来的李明凯讲述了他在四年前的那段被收容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比较道，“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 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象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了么？”

但是，李明凯的父亲却受不了儿子出事的刺激，积忧成病，在半年后死于绝症。

从古至今，做中国人都需要铁丝的神经，钢板的皮肉，百毒难侵的心灵，方能善始善终。所以，作为蹲过大狱，并多次出入公安机关的过来人，我安慰李明凯道：“日子还长。”并且，国家在进步。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大废除了暗无天日的收审制度；今年，因为孙志刚，虚拟世界里有几百万喉咙在怒吼，所谓收容遣送及《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再过一些时候，由于某个契机，就该轮到践踏人性的户口制度吧？然后，再轮到……

不知道还要“进步”多少年，不知道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还能不能看到比较顺眼的结果──脆弱的神经，敏感的皮肉，童言无忌的心灵也勉强能够在这儿存活并且生长。（以下，李：李明凯；威：老威。））

李：你还记得吧，老威，大约四年前，你象条猎狗，撵著访谈我？

威：我当然记得你的反复无常，分明约好时间、地点，事到临头又变卦，害得我屡屡扑空。不过，我不怪你，也不怪其他甩了我若干次的访谈对象。

李：我当时没心情，甚至有些反感你，因为你有文字窥阴癖。别人的伤口已经在淌血了，你依旧刨根问底，唯恐伤口撕裂得不够大。我记得你属木，木性人是最冷酷的。

威：木性人最冷酷？那金、木、水、火、土的天下五行中，冷面人占五分之一喽？好啦，我不争论，不辩解，因为我这辈子，越辩越黑的时候太多了。《易经》之困卦曰：“有言不信。”意思是被认定有罪的人无法自己为自己辩诬，所以才有律师这一行当。

李：看你扯哪儿去了。我晓得卜卦是你的强项，但也犯不著趁机卖弄嘛。

威：对不起，失言了。今天的话题应该是你。

李：非典时期，我在家里憋了十来天，感觉上过了十来年，差点疯逑了。昨天，试著给几个哥们儿打电话，约喝茶，都推有事。在成都× 报上班的老汪，已被隔离到龙泉驿的渡假中心，每天上下午都准时学习“三个代表”，众志成诚抗非典。目前成都的新闻单位都两班倒，一拨人马上班，另一拨人马隔离学习１５天，以防全军覆没，报纸瘫痪。约不上人，我只好独个儿上街逛，路过磨子桥一家网吧，见里面空荡荡的，几十台电脑，才两、三个不怕死的铁杆网虫，就贼眉鼠眼地进去找个位置。打开邮箱，通过无名氏寄来的最新代理服务器上了动态网，然后遍逛海外各大反动网站，嘿，真出事了。

威：又是伊拉克战争又是非典，当然出大事了。

李：我说的是孙志刚事件。他是个工科大学生，刚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公司任设计师。今年３月１７号晚上，他和我，和许多内心骚动、渴望聊天的他乡网虫一样，没带任何证件就出门上网，结果在大街上走著就被治安警察当作“三无”或闲杂人员抓了。紧接著，又从派出所转到广州收容站，最终被警匪一家，齐心协力用乱棒活活打死！

威：我读过有关的评论，孙志刚在三天中，挨了许多场打，尸体作解剖时，背部皮下淤了一大片黑血。幸好有互联网在，所以《南方都市报》４月２５日一曝光，立即引起全国性的连锁反应，因为此类事件多如牛毛。不瞒你说，我刚出狱回成都，就因没办《暂住证》被警察在深夜从父母家抓走过。我在白果林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补办了《暂住证》之后，才放出来。我当时一再强调，我在自己的父母家是长住，不是“暂住”，我生长在自己的家乡，大约在其他地方才算“暂住”。但“警察”充耳不闻，照章办事，“无《身份证》、《暂住证》和正式工作单位的闲杂人员必须接受收容遣返。 ”“闲杂人员”一词是李鹏在八九学潮期间发明的，一直沿袭到现在。

李：可人家孙志刚是三证齐全，只是没随身带著而已。更恐怖的是，因为“顶了嘴 ”，警察不准孙的单位和朋友出证明出钱保释，直到扔出一具死尸。目前，专家、学者都钻出来写文章，要求追究真凶；网上一片叫骂，我也敲了个千把字的愤青帖子，狂贴十几个地方，我还在东海一枭发起的“关于取缔收容遣送和 暂住证制度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威：你是兔死狐悲吧。

李：还是要绕回几年前的老话题？好嘛，趁孙志刚的冤魂给我的勇气，就讲一讲。我和他一样，来自农村。１９９３年，２０岁出头，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与美术系学生密切接触，爱上了观念艺术，并参与成立了人民艺术公社。９７年毕业，本来分配回甘肃老家教中学，我不干，就同成千上万应届毕业生一样，自己入社会闯荡。先是在文化公司打工，拉广告、当写手、装修设计，什么都做；后来，积累了两万多块钱的小资本，就同海南籍的两个同学搭伙，做水果汁生意，即把从海南岛运来的热带水果兑水机榨，定点推销给酒楼。半年之后，生意逐渐兴隆，我就在肖家河的居民楼里租了三居室，融办公、存货、寝食、会客于一体。当时，在此出入就两类人，一类助销小姐，一类行为艺术家，男女都长发披肩，这肯定引起居委会老太太的注意。

威：成都的行为艺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吧。

李：同诗歌一样，很热。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还拍了专题片。美国在华投资的贝特? 达蒙西还出钱与艺术家们合作，在府南河搞“水的保护者”。我很热衷，在生意的同时，弄了大量作品，如果不是后来出事，我还会在艺术的大道上不歇气地狂奔下去，直到人生有一个结果。

威：行为艺术赚不了钱，你能物质、精神两手抓，两手都硬，真不简单。我还欣赏过你的环保作品“抽刀断水”，整整三天，你举一把菜刀不停地砍都江堰的急流。

李：看不出这是果汁公司经理吧？

威：看不出。

李：警察叔叔也看不出，所以他们在居委会和联防的带领下，于１９９９年一个夏日深夜，上门来了。擂门声象爆炸一般，把我从梦中惊醒，裤子都套反了，在我边答应边调整裤腿时，外头已抬出电动切割机弄开了防护铁栅门。脑子一片空白，屋里一下子闯进来十几个警察和联防队员，象水缸似的，哗哗满了。出于应酬的本能，我拉开办公桌抽屉拿烟递过去，脸熟的户籍却挡开，厉声喝问：“《暂住证》？”

我松了口气，因为除了“三证”，其它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证照皆齐全。我为此花了１万多，几乎跑断了腿，图的是个保险。我打开文件柜，把七、八种证照批文都摊开桌上，还包括我的大学文凭、鉴定、人才交流中心的通知书等等。警察绕到桌后坐下，挨一查验，末了，抬起头，仍直戳戳地把手伸过来：“这些破烂没用，我们只要《暂住证》。”

我只好又在抽屉里翻找，浑身汗如雨下。我终于从一本书里找到，有两个，去年和今年的。按他们的规定，一个《暂住证》管一年，但半年登记一次，交一次钱。我如释重负地把这救命宝贝双手奉上。警察再一次仔细验看，然后宣布：“全部过期了。”

我争辩说：“没过期，今年才办的。”

警察一字一顿地说：“你下半年还没进行延期登记。”

我急忙说：“明天一早就去。”

警察又是一字一顿地说：“已经晚了。”然后当众把《暂住证》内页夹出来，撕得粉碎。联防受了警察示意，几间屋窜来窜去地搜查，水果踢得满地都是，鲜榨机和助销的镀银盘子也踩烂了。我心里著急，就根据有限的法律知识，指出不能毁坏私人财产。警察说：“我们依法搜查罪证。”还命人把我的ＶＣＤ机和一箱光碟全抱走。他们还搜出了５０盒避孕套，于是我看黄碟、卖淫嫖娼的嫌疑更大了。

威：你用得了５０盒避孕套么？

李：你这口气跟警察差不多。本来“三无人员”就该直接送收容站的，那晚上，成都市拉网清查外来人口，肖家河出租房多，属重点，所以居民楼下，四周都停著警车，警灯跟夜总会的彩灯一样，闪个不住。后来听说，光肖家河一带，就抓了几百，面包车不够用，就弄了几辆公共汽车。天快亮了，才颠到郊外多宝寺。警察个个干劲十足，这是绑肉票啊，抓一个没《暂住证》的，要赎回来，至少５００元。少了这个数，就得继续在里头挨打、挨饿、干苦力，直到油水榨得差不多了，才“降价处理”。我太倒霉了，平常受到居委会的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汇报到派出所，什么“小姐和嫖客频频出入，是个大白天也卖淫的窝点”啊，什么“毒品交易”啊，捕风捉影。其实，小姐卖果汁，艺术家搞行为，各干一行。

威：你的避孕套与他们有关？

李：放你娘的臭屁。我是艺术家，要做作品。我原准备亲口将５００个避孕套吹胀，在车辆最密的傍晚，拿到春熙路旁边的天桥上去放，我将留在原地，观察人群和车辆的反应……

威：你想制造交通事故啊？

李：许多哥们儿都这样问。人群混乱还没啥，怕的是司机们突然见这种东西降落前窗，一走神，就撞一串，那艺术的性质就变了。所以我这名为“人欲横流”的妙作，只得因现实的难度而暂时搁浅。

威：你可以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搞。

李：行为艺术是互动的，没有受众的反应，还不如一个人躲家里煽嘴巴──我也曾这样对警察解释，他们的回答是：那你就当众煽嘴巴，看我们有没有反应。我不动，他们就找来个小偷，与我面对面站著。小偷又瘦又脏，可还在警察的鼓励下对我呲牙裂嘴地笑。这下热闹大了，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都过来围观，警察说，艺术家优先，动手吧。我羞愤交集，浑身都哆嗦了，却不提防小偷恶狠狠地甩过来一耳光，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我本能地挥起右臂，要回敬，围观者却鼓起掌来，只听警察笑得气喘吁吁说：“劳动人民先动手？没教养。”我突然想起耶稣的至理名言：“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凑上去。 ”于是就听天由命地放下手臂。小偷劈劈啪啪煽了我２０多个耳光，见我仍不还手，竟被激怒了。扑上来，揪住我的长发，兜两圈，就按趴在地下拳打脚踢。我晕晕乎乎的，一会儿抱头，一会儿抱腰，实在受不了，就往围观者的腿上滚，许多双脚把我踢出来，小偷已累得气喘如牛，最后干脆坐在我的背上，揪住我的脑顶盖，一下一下往地上磕。

围观者打著哈欠散开了，都说：“捶一头死猪，莫趣莫趣。”此时派出所长装模作样地过来制止小偷，并演讲了一通依法治国、严禁刑讯的官话。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一夜，他们仍然审不出“避孕套的真实案底”，就丢下一句“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掌握我嫖娼卖淫的证据，派出所出动警力，传讯了我手下全部的助销小姐，无结果，只得将我作为三无人员，与打我的小偷同锁一副手铐，送进收容遣送站。

威：他们没有释放你？

李：乔石任内修改《刑法》，取消了收审，警察失去了无限期地关押嫌疑份子的依据。幸好收容遣送制还在，２４小时破不了“案”，警察就可以将你从公安机关“释放”到由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共同管辖的收容所。这里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妓女、嫖客、赌棍、上访人士、民工、下岗工人、乞丐、无照经营者、底层文人。总之，品种齐全，社会上有的这儿全部有。我一进去亮出身份，大伙都笑了，问：艺术家？画画、写诗还是唱歌的？我说搞行为。大伙说，那叫啥艺术家？我们都搞行为。

三层楼，２０多间屋都关满了，我被塞进顶楼２号房，进门就一大马桶。我在看守人员的一再吆喝下，好歹背靠马桶坐下去，下巴正好搁在别人的后颈窝上，一转脸，又碰上了另一人的鼻尖。不过几分钟，我就被臭哄哄的热气给蒸熟了，衬衣粘在累累伤痕上，疼得我丝丝抽气。就这样磨了一会儿，有人划船一般从屋子另一头过来屙尿，我只好站起，待那人瞄准马桶颈方便毕，企图坐回原位，不料地盘已消失。

万般无奈，我垫脚上了马桶，高僧一般俯视众生。我总想在下一个屙尿的光临时，夺回坐位，可人太瘦小，臀部不丰，屡屡败北之际，还饱尝了阵阵老拳。坚持到天晚，我已沿马桶上下了十几次，幸遇开门领饭，众犯列队而出下三楼，才透了口气。

晚饭是两个夹生馒头，塞进嘴里粘牙，无法下咽。汤桶立在院子当中，我四处寻碗，没有，就问身边犯人，那人指出一个窗口，我去领，却被告之一个土碗五块钱。我搜遍裤兜，有十几元钱，买了碗去院中舀汤。我闭眼硬灌了三碗，烂菜叶味直熏鼻腔──由于肠胃不敌这种猪狗食，当夜我就拉了三次，第二天大早，竟奇饿难忍。

我在顶楼号子里蹲了三天，与几十人一道苦撑苦熬，不刷牙洗脸。这世界上最臭的就是沤在一块的人肉，久了，连虱子也受不了，往颈窝、下巴、肩膀等明处爬。管理员每日早晚两次，收电话号码，通知外头来交钱赎人。市话一个５元，长话在原价的基础上涨５倍，暂记帐上，待解脱之日一次性结清。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递电话条子，所以三天后，号子渐渐松了。户口在本市的，走得较快，特别是嫖赌犯，进来就喊爹叫妈，顶多熬一宿，就不惜血本，也要让外头来赎人──干这勾当，警察高兴昏了，尽量把罚金往高处抬，１万到３万。我觉得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象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么？前两年，《南方周末》曾登载一篇报道，重庆的水上警察为了逼良为娼，增加收入，曾把两位误抓的良家女子扣押三天，调戏拷问，注射毒品杜冷丁，使其上瘾。

威：你在里面待遇如何？挨打没有？

李：同派出所相比，我的待遇还是有改善，至少没刑讯。孙志刚是学工科的，脑筋转不了弯，嘴硬，激怒了警察。我做了多年行为艺术，见过些场面，要油滑些。不过，整整三天都没人来赎，我还是慌了。在外头，我的朋友都是艺术家，穷，听说要出几百上千赎我，就有些迟疑。无奈，我一咬牙，双管齐下，也把甘肃老家的电话提供了，──这是个令人后悔终身的致命错误！

熬过７天，有点门路的几乎都走了，剩下的多是盲流。管理员说，政府没钱遣送诸位，你们得自己挣路费。过两天，就分期分批集合去搞基建，要么挖地基，灌钢筋混泥土；要么运鹅卵石，学做砖瓦。如此劳动三个月至半年，就免费遣送回原籍。

威：这是法律么？

李：不晓得，也千万别提法不法，否则哪天成了孙志刚第二，你还蒙在鼓里。总之，我的运气不算太坏，因为收容站里大队人马转移去做苦力时，我被留下来，看管法轮功分子。其实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挺老实，不用“看管”。底楼的号子比顶楼大许多，按照二比一，一个法轮功由两个人犯贴身守护，不准闭眼，不准动嘴，不准打坐。一见有盘膝的趋势，两人就一左一右，将法轮功的大腿掰开。我是文化人，还兼有高声朗读《人民日报》的重任，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都是钦定反邪教的狗屁文章。咽喉都冒烟了，但法轮功们挺顽固，哪怕四五个人轮番读报也难干扰。半夜三更，乘人打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坐起来盘膝抱掌。此时困得不行，也就由他去，可一旦被管理员发现，我们就得挨电棍受罚。

威：法轮功也关这儿？不可思议。

李：都是由北京遣送回川，据说是在天安门聚会，演示法轮大法时被抓的。其中还有教授、编辑、高级工程师等等。他们被关在这儿，等著单位领导来交钱领人，订保证。这有些象行为艺术，比如一察觉某个老头嘴唇颤动，我们马上就凑上去，贴耳朗诵

──这相当于美国对付伊拉克军队的噪音炸弹。

威：你还干得上瘾呢。

李：没人赎我，不上瘾，我怎么活？在收容站熬了１１天，最后都怪罪爹妈不该生我了，才被一个助销小姐弄了出去。她花了６００，我还了她１０００。这娘们同我耍了三个月，曾哭著要嫁给我，我没干，怕失去单身的自由和乐趣。这个小赵人不错，她不计前嫌，还为我父母安排了食宿。重逢的那一幕就别提了，经历这场惊吓，父母死活要我跟他们回甘肃，我却私下打定主意去北京漂几年。

威：故事就这样结尾了？

李：大约半年以后，我爸爸得了胃癌，住进兰州× × 医院。我变卖了所有的东西，筹到８万块钱，赶回去尽孝。我在病床边守了三个多月，一言难尽。

威：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李：爸爸他活了５６岁，在这５６年中，大约只有这３个月，才算父子有了真正的精神交流。我们这代人都这样，自我中心，不屑于了解父辈的内心世界，却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艺术家”。

妹妹告诉我，自从出了事，家里就一直提心吊胆，父母更是吃不香，睡不著。他们在天祝那样的穷县，教书育人几十年，除了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奉献给社会了。我考上大学，父母高兴坏了，以为这下子苦出头了，却没想到……

当地观念保守，这种事还不敢张扬，爸爸肯定积忧成病。因为以前他的身体一向健康，为供我上学，他甚至背著母亲，悄悄去卖过几次血。在老家，由于地薄人穷，四周的农民都卖血成风，但中学教师卖血，就不是啥光彩的事。

威：我似乎读过有关卖血村的报道，据说从６０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种卖血传统。

李：对，没有其它挣钱法子，不仅农民，连县城里的一些居民也卖。人长到１８岁没卖过血，在乡下会招人笑话。也许在内地，人们认为卖血养家或供学是多么凄惨，可在天祝县，稀松平常，一星期卖两三次，只要不把人抽得爬不起来，就稀松平常。

威：一次能得多少钱？

李：抽４００─６００毫升，得１５０─２００元，除了给疏通关系的血头百分之十的劳务费，统统归己。另外，卖血当时还能混免费午餐，得一包白糖、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所以农民觉得划算，甚至下馆子吃酒也付血钱。小时候，爸爸为了激励我发奋苦读，总是说：“没出息，将来就只有卖血糊口。”

孩子能回报父母的，只有“学而优则仕”，我的高考成绩在县上名列前三位，却仕不成，爱上了不中用的观念艺术。幸好挣了几个钱，能够体面地为父送终。

威：你父亲的医疗费该报销吧？

李：无论啥病，一年至多只能报５０００元，对于癌症，这只够十几天的费用。父亲只拖了三个月，也算他老人家生前修来的善果。假如拖一年，莫说８万元，就是１８万也不够用。医院太黑了，爸爸整夜呻吟，杜冷丁、吗啡，什么毒品都用了，每次只能管一小会儿。后来，他比划著，拍床，盲目地在半空指指点点。我知道他想回家，他心疼钱，我对他说：“我有的是钱。”他不以为然地摇头，含混不清地说：“用一个少一个。”

老威你看，是我害了爸爸，我不出事，不刺激他，怎么会得绝症呢？爸爸他虽出生苦寒之地，但家族中没有癌症基因。他不抽烟喝酒，更没有不良嗜好，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医院一心整钱，明明所有的药都没用了，还一瓶接一瓶往身体里灌。手背扎不进针，就改脚脖子；脚上也倒流了，就直插大腿根的股动脉。爸爸他一次次扑腾，要拔管子，扯氧气面罩，我都抱住他。他给我的遗言就一个字：“忍 。”我大声回答：“爸爸，我会忍了，我不会出事了！”就泣不成声。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关于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呼吁书

余樟法等204名公民

全国人大：

《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8日报道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案：孙志刚，男，27岁，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3月17日晚，他出门去上网时，因没随身携带身分证，被带至派出所，又被派出所遣送收容站，3天后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根据报道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孙志刚符合钝性暴力作用所致，被打至死可能性极大。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民政局肯定地指出收容站和救治站不可能打人，但是对孙志刚采取强制措施的派出所和其上级机关拒绝了采访。

一连串的与此类似和具有同等性质的事件表明（请参阅附件：《媒体关于收容遣送的报道》），孙志刚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固有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这个事件在何时、何地、在何人身上重演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确信，有关收容遣送和暂住证的整个制度是这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悲剧的真正原因。有鉴于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在此郑重提出关于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呼吁。我们提出这个请求，完全是出于我们的公民责任感和对血肉同胞的关心、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我们也不仅是向你们作为国家领导者和公民福利的受托人的身分提出以上呼吁，我们更向你们的良心呼吁：

我们希望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因为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社会效果上看，这些制度都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道路上的难以预测和无法回避的陷阱。这个制度在凌辱和掠夺它的规制对象的同时，也将执行这一制度的执法人员、甚至专业人员的人性也严重异化了（请查阅张森和孙志刚死亡案件中的有关医治记录）。

花案魏西

采访缘起：魏西是电影怪才。

魏西生活作风过硬。

魏西有阅历，有地位，算这个时代受人尊重的人物。

然而，魏西却犯过花案。

花案这个字眼，在阶级社会的民间辞汇里近似流氓，却比流氓还贱——这大约是受“万恶淫为首”的传统礼教的潜在束缚。

2003年8月22日下午和晚上，天气阴沉无雨，有隐隐雷声，我和魏西在北京土城西路一带，从川菜馆食盅汤到赌徒周忠陵的租房，再到大街以及电影学院的宿舍，入迷地连续交谈10小时以上，意犹未尽。接着又是23日的下午和晚上。

魏西讲述了自己在1983年严打运动中的偷生经历，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这段花案入狱拍成电影。89年夏天，外景选好了，监狱也搭起来了，演员都是一流的，统统剃成秃瓢。可是，这头正要入戏，那头突然开枪，军心浮动，厂里接令不准拍了，50万人民币连个水响都没听见就泡汤了。

老威：我最早晓得你的名字，是在康正果悼念诗人胡宽的一篇文章里，你们三人都是大个子，扎在一堆儿，肯定引人注目吧？

魏西：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个子，老康你已经熟悉了，被大学开除的反动学生，文革前就犯下给莫斯科大学写信，索要俄文版《日瓦戈医生》那样前卫的罪行；老康的爷爷，西北佛教界的大人物，旧社会与戴季陶等人传书往来，新社会成了政协委员，红了一阵儿，终于被打入尘埃，含冤死去。我和胡宽在文艺单位，也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和惊世骇俗的冲动，所以三个破落子弟凑一处，一拍即合。

老威：胡宽的诗我读过，比朦胧诗走得远，有人称他为“西安的食指”。

魏西：胡宽的爸爸是老诗人胡征，他有家传有天赋也有高贵的哮喘病，但他既不顾城也不食指，他很健康，很帅气，很讨女人喜欢。他最后的遗嘱是在杭州的医院里，对守护一旁的漂亮女护士说：“宝贝儿，我要窒息了，可很想和你亲吻。”你想想，这种连死都要标新立异的人物，在汉民族里有几个？

老威：所以你们要开风气之先了？

魏西：80年代初，生锈的国门刚透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都进来了，大伙没有思想准备，就跟着感觉走。党组织和居委会老太太也守不住防线，资产阶级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老威：当时成都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夜晚滨江路的夹竹桃缝中，埋伏着一对对情侣，而电影院是谈恋爱的上好场所，人们在暗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神仙似的。

魏西：你参加过家庭舞会么？

老威：跳贴面舞？太超前了，过分超前就是犯罪。我记得派出所和居委会曾挨门挨户地调查，提醒大伙注意“新动向”，有流氓舞会的敌情，要及时告密。

魏西：我们的黑道教母，人称“老马”，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就悄无声息地聚到她家，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老康务农多年，也没在文艺团体混过，像头手足无措的大棕熊，善解人意的老马就主动上前充当他的舞蹈教师。其实，不需要任何技巧，所谓贴面舞，就是借个舞的名目，男女搂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我和胡宽如鱼得水，只有老康勾腰驼背，勉强让垫脚的老马吊住他的脖子，显得吃力而滑稽。

老威：没闹出风流韵事？

魏西：绝无当场出轨的举动，跳出感觉了，就自个儿约会去。你笑啥？真的，不值得笑。因为到了1983年8月，严打第一战役开始，凡是跳过舞，被人检举的，都栽得惨。可怜的老马，就这么糊里糊涂给毙了，胡宽和老康大约嗅到了风声，先溜了。我呢，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就跳跳舞，没做别的，犯不着跑。8月15号夜里11点，西安全城戒严，警车扎住每个街口，拉网清剿。我还傻B呵呵地待在宿舍，突然听一个小孩在窗下喊：“老魏老魏，日本鬼子进村啦！”我探头问：“在哪儿？”小孩答：“刚才还打听你呢，我乱指路，他们就杀过去了。”我连声道谢，小孩说不用谢，你快躲起来。

我正犹豫是跑，还是当面跟政府交代清楚，公安局就折回来敲门了。转眼间屋里和身上都搜遍，因为我穿着工作服，相貌也朴实无华，公安局还怀疑是假的，连问几声：“你就是魏西？”我一再点头，正要开口解释，带队的老公安却挥挥手：“到局子里去说。”

我被搡进一辆面包车，里面像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地圈了二三十号，“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如肉楔子一般嵌入。窗外的手电光扫来扫去，终于，车发动了。在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时暴吼：“老实点！挤紧点！人肉是有弹性的！”

那晚到底抓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在路上，我听见两公安聊天，一个发愁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依我看，把这伙子整编成一个师，送到老山前线来一个大冲锋，把啥问题都解决咧。”

老威：这警察没一点法制观念。

魏西：严打就是乱打，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敞开，只见房沿、墙根，一溜溜蹲着的全是人，也不晓得我们是第几批。一个老公安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把臭脚丫缩上椅子，起劲地搓着，并眯缝着眼，一边办交接手续，一边从纸上抬头对号。当轮到我时，他将搓脚丫的手拿起来，直戳我的脑门：“你就是魏西？你在社会上名气大啦！”

我吓得一哆嗦，暗叫：“糟了！”不料过了一刻钟，又进来一车人，那老公安在对号时，又用臭手戳了另一个倒霉蛋的脑门：“你就是张京？你小子在社会上名气大啦！”

在凌晨5点开审前，老家伙起码重复了上百次“名气大啦”，每次都唬得人屁滚尿流。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已把“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的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小时，不料，5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家庭舞会”，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

6点钟进收审所，7点钟再次登记，更简单，令人觉得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对话内容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我才知道我犯的是流氓罪。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人，磨蹭了许久，雾散了些，地上蹲的脑袋才慢慢显豁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老威：哪有这么大的收审所？90年3月，我在重庆被收审，里面虽然热闹非凡，但也超不过500人。

魏西：你说的是正常时期，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发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西安市××劳教所腾出来，改成收审所，这地方在郊外，老康早年曾在里面战斗过。

老威：也塞不下几千人。

魏西：你忘了人肉是有弹性的？至理名言呀。连老公安都傻眼了，他们也没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说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这样塞下去，闷死人是谁的责任，如果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局面就不好收拾……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说关多关少是方法问题，关不关是个立场问题，扛过热天，秋凉就胜利了。

先剃头后进号，这程序你清楚。我蹲在地上，那推子连续作战，弄光了上百颗头，已钝得像锅铲。狗日的用这发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西一块，留下些撮毛的同时，扯掉了若干头皮。这大约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怖的理发匠，搞得我猢狲一般猛眨眼睛。终于，一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生了——“花砂”是西安号子的黑话，你懂么？

老威：牢里每个月必须剃头一次，我经常成“花砂”。

魏西：入了号子，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像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搡：“朝里走！朝里走！”

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朝里卷。一抬眼，发觉满目人肉，在蒸腾的肉雾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二只穿个裤衩，稍不留意，一根或几根锤子就甩过我的脸或嘴巴。“朝里走！”的鼓噪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我终于抵达墙根。尿骚熏得人热泪盈眶——原来9个大尿桶贴墙排开，每个桶都满得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来放尿。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点动静。

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尿桶里扔。若有人反应迟钝，屎弹就在身上爆炸。开始我感到这太过分，还愤愤不平，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发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发泄一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

老威：据我所知，号子里行规严酷，哪会这么一团糟？

魏西：俗话说的“监有监规”，指的是老犯众多新犯孤身的情况，可严打是春秋战国，没有规矩。你想想，几天内卷去那么多人，谁也不摸谁的底，连公安都是懵的，咋整？

老威：只有开打。

魏西：单凭两拳头打不出结果，搞不好啥没打着，自己先散架。

老威：这么说，你就从新贼朝老贼，一步步熬去吧。

魏西：我睡最里面的板。200多人就一个窗户，透不过气，我也将自己剥光了。拉铃了，两犯人一组，搂腰，一个把腿插入另一个的裆里，喊“一二三”，人扑通下去，肉和肉就贴得没缝了。整个号像超级沙丁鱼大罐筒，沿走廊两边码过去，热汗犹如红锅里的猪油，化开了，烟雾腾腾。我个子太高，加上扑通摔板时，动作生疏，脑袋一下子悬空。回缩无缝，就只能吊着头打盹。一天一夜没合眼，才犯迷糊，就见侵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密密匝匝地俯冲。我下意识地哆嗦，一巴掌抽醒自己，原来是从一尺开外的尿桶群直扑过来的绿头苍蝇，蚕豆大的几百只，嗡嗡叫嚣着袭击人肉。我刚才那梦中一掌，已将五、六只苍蝇拍扁在右脸颊，顺势一抹，蝇尸就坠落坑下。

这一夜，我在似醒非醒中不知道抽了自己多少耳光，蝇尸碾碎在脖子周围，犹如出水痘。啪啪声此起彼伏，四周好些手臂有气无力地坚持作战……终于，天折腾亮了，离起床还有几十分钟，我一下子睡死了。

老威：以后呢？

魏西：以后，当然是动心思，向上奋斗，谁也不想过满脸苍蝇的日子。号内花案大约十几个，有文化有智商，一会儿功夫就串通上了。互相一报名，要么是熟脸，要么“相见恨晚”，因为那年月，与贴面舞有缘的，几乎都是有点背景的前卫青年。大伙马上抱成一团，要弄出一片天下。

机会说来就来，管号老公安王叔在早饭后驾临，隔着铁栅叫“大专文化的举手”。雾腾腾的房里有五、六只手举起，我虽然是初中生，也麻着胆子举手冒充。王叔点完数，接着命令“举手的出来”。

这个王叔吃了20年公安饭，心肠不坏，所以犯人以“叔”相称，他把“知识分子”们唤出，意在提拔重用，文明治监。我接受的任务是发馍。

老威：美差吧？

魏西：鬼知道。监狱的定量是每人每天9两，经过剋扣，每人每顿就一个黑面蒸的馍，外加一勺老菜汤。刚进去的人，肚里还有油水，感到这黑馍像锯末，一嚼满口钻；三四天后，这锯末就顺了，不刮喉了；再过一两天，饥焰熊熊燃烧，锯末一入口就化了，你吧嗒着嘴，回味无穷。

我刚到，肚里有些油水，所以发起馍来就显得小人得志。我双手提箩筐，从靠门往里发，一人一个，铁面无私。可发到老犯大老蔡的跟前，那家伙一欠身，叉开十指，叼去四个馍。这大老蔡可是个人物，十几岁开始，就踢破公安局门坎，如今30多岁，就已有十几年牢龄，连管号公安也得依他两分。我懵里懵懂，小鬼不认阎王，居然又把他叼去的馍抢回。这下惹了祸，大老蔡的手下，都是行窃高手，转眼之间，我的馍筐就被挖出一大坑，我还挨了一顿乱打。

我大吼报警，王叔赶至，将大老蔡客气地唤出，好言相劝一番。又吩咐补够失踪的馍数。好歹完差，大老蔡狠狠地瞪着我，号内众贼蠢蠢欲动，都传言：“这小子得罪了大老蔡，死定了。”

我暗中作了提防，不料大老蔡阴沟里翻船，被几个小娃治了。这些娃是晚上进号的，炕上挤得插不下腿，几个瘦猴样的娃东瞅西溜，见大老蔡等七、八个都是大平躺，一人占了三、四人宽的地盘，自然就朝那儿凑。可屁股蛋才怯怯地挨着炕沿，就叫大老蔡闪电一脚踹翻。那个娃跌倒时，后脑勺撞得鲜血迸溅，顿时晕头转向。

几个娃都才十五、六岁，比狼崽还毒。第二天我发糊糊，大老蔡和他的手下，排在十几颗脑袋后，远远地冲我冷笑。眼看要豁出去，我抄着铁勺，手心正冒汗呢，却见原先焉在马桶边的破头小娃从地上爬起，反捏着盛糊糊的洋瓷缸子，游泳一般向前挤……终于接近了仇家，小娃一猫腰，呼地蹦起，双拳握洋瓷缸子猛击大老蔡。号内大乱，人事不醒的狱霸被抬了出去，跟着，几个娃也转了号。

老威：天下自此太平？

魏西：在王叔的纵容下，花案犯们颠覆了老盲流集团，睡上了第一块板，靠门，大平躺，真他妈舒服！我们的花案联盟肃清了每个企图造反的贼，越战越勇。人肉太恐怖了，笼罩在其中，谦谦君子也会被改造成暴徒。特别遇进新犯，大家都恨不得让他立即消失。我们曾收拾一个扒窃火车的大块头，三个打一个，两分钟全趴下了，因为他刚来，体内油水足，有劲，而我们已饿极了，拳头过去，比棉花还软。

老威：牢头总有些特权吧？

魏西：饥饿面前人人平等，哪怕号长，也不能多吃馍，只能多喝几口菜汤。

老威：这同我坐过的牢不一样。

魏西：按平常的号规，公安之下，号长就是班房老大，由下面供着。可严打是春秋争霸，没号规，连法律也不讲。比如看守所超员，腾不出空间，大量进去的已决犯人也同我们搅一块，死刑犯就关隔壁。本来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人绝不迷信，可某个半夜，我突然被一阵阵猫头鹰叫惊醒，寒毛直竖。我坐起来，号里的犯人已醒了大半，都支着耳朵，听那一声声长唳。大伙议论说，明天肯定开杀戒啦，从古到今，猫头鹰一叫，必有人死。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仅猫头鹰，连蝙蝠、老鼠、猫和狗都仰天叫得格外凄惨。

我又倒头睡，心跳却敲鼓一般。迷糊了片刻，大约凌晨三点，旱了一冬天，居然下起了飘飘大雪，却听见隔壁铁镣响。有经验的老犯马上说，开始“验明正身”了，5分钟一个。7点钟，我们起床，隔壁的法律过场刚走完。一老犯倒抽一口气，吃惊说：“我的妈，今天要飞62颗头！”

果然，西安市在严打运动中毙了3批，第1批45颗，第2批62颗，第3批记不得了，估计要少些，因为批量杀人的间隔太短，人民群众再怎么“拍手称快”，血腥气也太浓了。

老威：真是“彭老醋一到，砍头如割草”。

魏西：你嘀咕啥呢，川耗子？

老威：83年流行过的顺口溜，当时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憋着一股恶气主持政法工作，这叫驴日的山西人，好喝醋。

魏西：一口醋缸淹死好几万。我们号里有个娃，几根骨头加几根筋，看上去，比秤杆高不了多少，却犯了暴力强奸罪，死刑！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喊冤，烦透了，我就问他咋回事？他说，逑的暴力强奸，那是我女朋友，我们好了几个月。我说，好得再久，女方不同意，也不能硬搞。他说，谁赖我搞啦？我没搞。我说，没搞？谁信？他说，本来嘛，十六、七岁的人嘛，骚得起火，可是她家里有人，我家里也有人，没地方搞。青天白亮，我拉着她，坐公共汽车，四处窜，累得呼哧呼哧，就是找不准地方。人嘛，高等动物嘛，又不能像畜牲，想搞，就拿出锤子搞，没谁监视。她家管得严，天一黑，就必须回家。

老威：憋成这样，到旅馆吧。

魏西：你忘了，80年代，旅馆都要证明。况且每个房间都有监视孔，从里面不能上锁。因此那娃继续说，我们窜了好多天，总算在郊外寻见一块麦子地，立刻就倒进去抱上了。摔跤一样翻来翻去，我从她的衣领使劲掏奶，吃了几口，奶就滑进去了。我又扒她的裤子，拿锤子往里塞，我以前认为很容易搞，结果呢，她不会，我也不会。这戳那戳连洞都没挨上，腰杆子一麻，流水了。我跪起来一看，成泥锤子了，刚才搞的是土嘛！我和她又是土又是麦穗，抖衣裳就费了半天功夫，还要一根一根拣她头发里的穗芒！划不来，搞几秒钟，锤子都抵肿了。从郊外等公共汽车，朝回赶，天就黑了。她急哭了，骂我流氓。我说都流氓，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回家以后，她爹三审两审，她就招。于是她爹娘向公安局报案，我就落网了。审了两回就开庭，法官在上头念完《判决书》，我一听是“死”，急得当庭叫唤：“我干了个咋么？我没搞嘛。向毛主席保证，我就吃了两口奶。吃奶也判死？”可是法官把判决往桌子上一搭，语重心长地教训我：“娃呀，人一辈子，就你娘的奶能随便吃，别人的奶，你一吃一个死！”

老威：这法官在演话剧呢，后来咋样？

魏西：这娃不服上诉，改判死缓；再申诉，改判15年；第4次申诉，改判10年，最后，原告翻供，证据不足，放了。

老威：闹着玩么？

魏西：刚才说到的大老蔡，是郭××抢劫集团的二被告，此案一死两缓，多人判有期。据说在法庭上，法官边宣判，郭××边叫骂：“我弄你妈！劫了点浮财，你就判死！”法官憋了一肚子火，坚持念完文件，方吐口长气，一摔卷宗，起身指着那贱骨头回骂：“你死都死逑，弄得了我妈？我弄你妈！”

老威：这叫法庭？分明是庄稼老汉在野地斗嘴。

魏西：玩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所以金圣叹的断头遗言是：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滋味；老子则言生命如水。到了两千多年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人多命贱，水就变成尿了。

老威：一段充满了尿臊味的高见，请继续。

魏西：那好，我来提供“水尿说”的依据。在收审号中，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一缸子开水，排队打进来，晾在那儿，慢慢匀着喝。天气酷热，虽然人人都想敞开肚皮灌个够，但坐牢既是熬磨，你就必须掌握节奏，不急不躁，一次吸两小口，润润喉咙，舔舔嘴唇，就该满足了。

老威：你们一天放几次风？

魏西：一次，主要是倒尿桶，上茅坑。那茅坑是露天的，分两排，大约十五、六个坑。这坑里的蛆和苍蝇肯定上亿，屁股一下去，轰地一声炸营了。放风时间只有10分钟，两百多号人，必须在10分钟内卸完包袱……你想想，这是多么繁忙的景象，一个坑，蹲三、四个屁股，白白地凑到一处热闹，连苍蝇都顾不上赶，因为旁边还站着提裤腰，数秒催命的家伙。

老威：便秘者咋办？

魏西：时间一到，提裤子滚蛋。

老威：除了屎尿，可以在院里接自来水喝吧？

魏西：水管早堵了。人太挤，容易爆发痢疾，甚至更严重的传染病，因此所里不准犯人喝生水，逼大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老威：挺人道的。

魏西：是挺人道。有一次，牢里锅炉坏了，断水三天。大热天断水，不要人的命？事后想起都觉得奇怪，怎么熬的？不渴死，也得憋死，因为号里的空气全是尿。不仅仅是尿，是提炼出来的尿素，就筷子头那么一点，就能熏熟一分地的庄稼。我都恍惚了，一昏沉，就梦见喝尿，越喝越渴，越渴越喝，直到醒来，觉得嗓子眼已结了一块尿碱，又咸又苦又涩，一咳，刺痛难忍。

人缺了水分，明显地干瘪下去，好在第二天，屙尿的只有十来个，接着就没人亲近尿桶了。第三天，号里鸦雀无声，连打饭都如梦游，个个两眼笔直。就在这关口上，我听见有声音叫我，凑近门栅，才认出是王叔。“拉水。”他这么说。

犹如导火索拉燃弹药库，就在我眼冒金星的瞬间，号内轰隆一响，200多人全都手提瓷缸子站起来，向前扑。王叔开锁放我出去，然后说：“你们等着。”

顺着走廊，一股新鲜空气迎面袭来，我连抽几口，直达肺腑，整个人几乎飘掉。我醉氧，一钻出房顶，过分充足的氧气压得我胸部巨痛。缓过了劲，我才拉起载了几个汽油桶的板车，跟王叔去监外拉水。终于，我见着了开水笼头，烫，喝不了。有人指了指旁边的温开水笼头，我立即拧开，双手捧着渴饮、狂饮、朝死饮。我大口大口地抽气，喉管像哨子丝丝响，然后又往死饮……最后，一股水从胃里反刍，直逼口鼻，憋不住，喷涌而出。

接着拉水回监，刚拢号子，里面全疯了。几十只、几百只瓷缸哐当、哐当哐当在墙上、炕上、地上砸，应着这刺耳欲聋的节奏，几十个，几百个喉咙一齐吼：“给水！给水！给水！”唉，20年过去了，这恐龙一般的声响还在回荡，令我在夜深人静时寒毛竖立。

老威：你应该把它写成个剧本。

魏西：谁来演？谁来拍？像《辛德勒名单》里的那种裸体犹太人排队进毒气室的大场面拍摄，谁不梦寐以求？类似的中国场景许多，比如打预防针，病人排着队，用同一根针头扎屁股，五秒钟喊一声：“下一个！”转到我，针头扎弯了，狱医就咬牙切齿地用手掰直，瞄了瞄，继续使用；吃药也一样，排长队，上百张嘴巴得到的是同一颗治拉肚的黄连素。狱医身旁站一位端水的劳改犯，待小药丸一抛进嘴，就配合灌水，并命令你张口受检。

老威：太离谱了。

魏西：最离谱的是王叔溜耗子。我们敬爱的无聊的王叔，20多年的老公安，整天捧个大黑茶缸巡视，东瞅西看。有一天，我们捉了只一尺长的老耗子孝敬他。

老威：这牢里的粪耗子能吃么？

魏西：他没吃，而是溜。用个项圈套住鼠颈，每天牵耗子出门散步。王叔说：“有钱人没事溜狗，咱公安人员没事就放放老虎吧。”

老威：听这故事，就晓得你已熬成老贼了。

魏西：我关了近一年，被判两年劳教。我的运气好，在节骨眼上检查出乙型肝炎，劳教所不要，只好退回原单位，由群众监督执行，并扣发工资，每月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

94年，我花了3万元治病，好了，没留后患。

“盗墓贼”田志光

采访缘起：

33岁的田志光尖嘴猴腮，在上访群体中以“盗墓贼”闻名。其实他连墓的边都不沾，只是曾经从自家屋基下挖出过两坛金元宝而已。按他引述的算命先生的说法：“农民嘛，世世代代就这土命，老老实实一分一文挣血汗钱，没事；可一双茧疙瘩手一摸贵重东西，准出事。”

2002年11月22日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不断在成都文武路省高院一带兜圈儿。秋风萧瑟，上访人员几乎都回住地，连擦皮鞋和乞讨的都离开了这条背巷，去热闹的地方了。

田志光却冷不防冒了出来，招呼我，并对我的身份提出质疑。依我的经验，并从田某脸上明显的饥色中就能辨出，此举不过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搭话方式，其真实目的为借机讨两个饭钱。

于是直奔小面馆，田某三大碗汤面下肚，就开始愤世嫉俗。我以“盗墓”挑之，他拍案叫屈，并讲起了进出收审所的“还魂记”。

我数次头皮发麻。

田志光：这一段日子，我老是看你在高院周围窜来窜去，说你是记者吧，可从不见有啥报道弄出来；说你是别有用心的坏蛋吧，也没有煽动、挑拨的行径。你到底是做啥的？

老威：你觉得呢？

田志光：大家觉得你的身份挺神秘。

老威：你更神秘，据许多人介绍，你和我们这类伏案的文人一样，白天睡觉，夜里上班。

田志光：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老威：我家住二环路以外的黄忠小区，以前是黄忠大队，据说《三国演义》中蜀汉五虎上将之一的黄忠死后就葬在这一带。你若要找我，或提供进一步的冤案线索，就打这张纸上的电话。整个黄忠小区，上千户人，就我一户，半夜三点以后还亮着灯。另外，我提供一点与你相关的信息，就在我楼下，就在一大片臭水沟交错、垃圾困绕中的农舍底，最近有震惊世界的发现——继广汉三星堆之后的最大的巴蜀石墓葬群，短短几个月，已从这儿挖掘出3000多年前的珍贵文物200余件……

田志光：我看过报纸，就是金沙遗址嘛。这跟我有啥关系？

老威：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你想，在遗址上面住了几辈人的农民们多后悔，本来价值连城的宝贝就睡在自己的床底，可一转眼，连房带床迁了，宝贝叫国家给掏了……

田志光：老威同志，你拐着弯儿套我干啥，有屁就放吧。我不是盗墓贼，虽然上访人士都这么开玩笑，但国家的东西，哪怕烂在地下一万年，我也不会去沾一指头。

老威：这么说，我把玩笑当真了？对不起。

田志光：不是我不想发财，而是没本事，没财运。上一次，你和老王聊天时，我在旁边，给过你申诉材料。我是宜宾江安人，夕家山二村六组，世代务农。我们那一带，清朝时出过举人，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修大宅子，传了几代，现在都全国闻名，叫夕家山民居。几千只白鹤栖息在民居中央的村子里，所以又叫仙鹤山庄。我家在鹤庄的西北角山坳里，父母健在，兄弟三人，老大已成家立业。1993年，我24岁，按农村习俗，早该成亲了。我和对象好了一年多，因夕家山是远近闻名的富裕之乡，附近乡民每年捡幼鹤和鸟蛋都要弄不少外快，所以她也想尽早嫁过来。总之，那年秋凉农闲，家里凑足5000元钱，就请齐匠人，准备接老屋一角建新房。我和弟弟亲自领人挖基脚，不料紧挨着老屋地基，竟挖出两个大坛子，抱进屋揭开封口一摸，里面全是黄灿灿的金元宝！

倒出来洗干净，排在桌上一数，足足一百锭。一家人一下子晕了，眼花缭乱，以为这一来，下半生不愁了。谁料隔墙有眼，匠人见我们抱着坛子进屋，就趴过来透过墙缝认了个准。

这三个狗日的，见财心头来火，也不打招呼，就直接去乡派出所报了官。一溜烟功夫，警察就来了，把警车停在公路上，穿过小路，从四面包抄。当时我一家5口正围着金子，头碰头的看，欢喜得气也粗了，浑身抖个不停。正在做梦呢，门窗和房顶哇哧一声全亮了，犹如天兵天将，屋里全站着端枪的警察和联防。二话不说，人赃俱获，金元宝入坛抱走，爹妈、我、弟弟和一个小侄儿全用一根绳串着捆了，解往派出所。

在派出所审了一夜，爹妈和侄儿与金元宝案无直接关系，就取保候审了。我和弟弟被转到宜宾城里的收审所。审讯人员换了一拨，三班倒，对我们进行突审，逼着承认“盗墓”。一个姓白的主审官还拿出一锭元宝让我仔细认，原来上头刻着“大清同治六年夕氏”几个米粒大的字，出土时由于太高兴，竟没认出来。

我连喊冤枉，并咬死是在自己屋基下挖出的。主审官冷笑说，这明明是举人墓里的东西，难道金子自己会长腿，跑到你家里去？他还说，我老家周围有不少明清时的古墓，可百分之七、八十都被盗过，这次查获的金元宝只是一条线索，政府一定会顺藤摸瓜，一查到底，把有组织的盗挖文物的集团全部消灭。

我完全懵了，绞尽脑汁也弄不清是咋回事，主审官说，你就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交待，争取从宽处理。我们晓得你不是主谋，连得力的喽啰也算不上，那背后的指使人是谁？除了金元宝，还有哪些更为贵重的文物？例如瓷、玉、陶器等等。出手没有？没出手，又埋在啥地点？我云里雾里，想编都编不出来。主审官说，没料到你一个看起老实的农民，反侦察经验还挺丰富，你不说，就永远在这泡。况且，你们集团里的人太多，总会有人抢在你前头坦白立功，到时你就死定了。

老威：这些办案人员的想象力很丰富。

田志光：看来这金子一半是福一半是祸，贪不得啊。

老威：你也承认贪了？万一是你某个远祖埋的呢？

田志光：当时一家子都乐晕了，来不及起贪心，也来不及想金子的来历。之后落入火坑，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农民嘛，世世代代就这土命、贱命，老老实实一分一文地挣血汗钱，没事；可一双茧疙瘩手一摸贵重东西，准出事。

我在收审所关了三个半月，度日如年，被整蜕了几层皮。开头，承办人员以为捉住了盗墓大鱼，就给舍房里打招呼，免过入房手续，没挨打，天冷了，所里还借了床公用被子给我。后来，他们榨不出啥干货，就示意管房政府要给点“颜色”。于是，房中老大命令打手补过手续。剐光我的裤子，按趴在地，房里20多个烂贼由老大领头，每个人上来冲着我的光屁股吐一口痰，踩上一脚。这一招叫“封帮主”，据说是金庸《射雕英雄传》中丐帮那儿照搬过来。接着，两个贼扶起两尺多高的塑料大马桶压住我，这一招叫“乌龟驮碑”，我手趴在马桶底，稍一动弹，马桶歪斜，打手就拿出踢足球的劲，朝面门踢，满天金花，鼻涕、眼泪和血突突直喷，一会儿就淌了一滩，脑袋只能像龟头出壳那样向上硬扛着，脸、嘴才不会埋没在血水里，可是颈项硬久了，撑不住，就栽埋下去。

老威：俗话说“毒如蛇蝎”，我看该改成“毒如人蝎”了。

田志光：这才开个头。牢里每日放两次风，倒一次马桶。我刚垫底时，桶是空的，接下来，上面八位加打手、闲客，一共有十几个人朝桶里拉撒。每个人解手都要踩我，温柔点的，踩肩和背，狠的就直接踩脑壳，叫“上马石”。熬到晚上，桶重了，压得我连连呼唤、求饶。可老大偏偏在这时要屙屎。别人屙屎都两脚叉开，坐在桶口上，虽然增重，但腿毕竟要撑部分力。这老大，踏住我的龟头，把两个马桶贼的肩头当扶手，嗖地整个蹲上去，压得我一声惨叫！我双手一顿猛抓，狂喊：“整死人了，整死人了！”

老大立马下桶，把我弄起来封嘴，可值班政府已经听到了，忙打开铁栅门提我出去。浑身上下都被尿浸透了，好在值班的黄管理刚从警校毕业，人年轻，还比较正直，他吩咐劳改人员提了桶热水，让我洗澡，换衣，再询问我咋回事。我痛得只能勾着腰，抱着肚子，但就是不敢说实话。黄管理见状，把老大提出来，命令蹲在楼道上交待。老大满脸堆着假笑说，可能是胃病犯了，田贼就突然抱着肚子在房里打滚。黄管理转头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只好含着泪点脑壳。黄管理松了口气，给了我两片胃舒平，然后警告老大：我晓得你诡计多端，下一次，房里再发出这么恐怖的声音，你就啥也别解释了，自己把双手背过去捆一绳子。

老威：任何行当都有好人嘛。

田志光：我也认为到底挺过来了，因为回房时老大破例扔给我一个烟屁股，说：“你没翻水，算有种，休养两天，去擦地吧。”

老威：这有啥讲究？

田志光：房里最底一级是倒马桶，除了睡觉和放风，两个贼都面无表情，一左一右，全天候立在马桶边，上面几位要大便，他们就自动肩并肩挡在前面，做扶手和屏风，上面咳嗽有痰，就直接牵开他们的衣领朝里吐。我当时想，长痛不如短痛，我虽然驮了一天多的碑，死去活来，但总算升了一级，不用当人工厕所了。

老威：你倒会自己开解。

田志光：活地狱，只要栽进去，就是龙盘着，是虎卧着。你没听人讲过，在当今社会，不蹲大牢成不了人。

老威：牢里的玩意儿，我也略知一二，可这“乌龟驮碑”倒头次听说。看来，医人的法子有限，整人的套路无底啊。

田志光：所以，我刚撅着屁股擦了几天水泥地，收审所的坦白检举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场了。九个班，两三百名贼都到放风天井集合开动员会，公、检、法、司的领导由所长陪同，坐在桌子后。我们像军人一般，盘腿而坐，挺胸抬头。横排竖队，整齐得犹如刀切。领导们按照官帽子大小，一溜唾沫横飞地演讲下来，总体意思是号召众犯抓住时机，坦白自己过去隐瞒的罪行，检举他人的罪行，因为在坦检运动期间，党的政策很宽大，很仁慈，只要争取主动，政府经过调查，属实的，该杀头一律刀下留人；该判无期的，就减为有期；该五年以下的，就酌情考虑监外执行。所长还特别提醒，坦检及其宽大优惠政策只限两个星期，过时不候，哪怕你跪着求政府要交待也来不及，该从重还得从重。

我们竖耳恭听，不敢出粗气、咳嗽和放屁。周围三层楼布满岗哨，两挺机枪架在二楼窗口，正对着我们。原以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低档人犯，不料，会快结束时，那位公安局领导突然叫：“田志光！”我回答：“到！”并站起来，啪的一个立正。局领导似笑非笑地说：“坐下吧！好好交待问题，懂吗？”

几百个贼中，只有我被公安局点名，于是转眼之间，我就成所里有“重案在身”的名贼，回舍房后，管房政府隔着栅栏门跟老大单独嘀咕了几句，就吩咐送信纸和圆珠笔，每两个贼一套，分发下去。我被叫到墙角，老大单独对我说：“你娃鸿运来了，今天公安局的处长开金口，只要吐了渣，包你明后天就回家。”我说：“没有渣可吐。”老大说：“脑壳咋不开窍？坦检一年才搞那么两三次，许多人想碰还碰不上呢。”我不明白啥意思，老大悄悄说：“这些承办人，个个都是骗人精，要在平时，你若中套招了，刀把子就捏在他手中了。坦白从宽，脑壳飞上天嘛。只有在运动期间，他们已向社会公开承诺过了，所以不能反悔。”我被弄糊涂了，老大不耐烦地把纸笔塞给我，还唠叨：“我晓得你案重，吐嘛，把责任推给在逃的同案嘛。如果够朋友，也把某个漏网之鱼分点来，我去检举立了功，也好减点罪。”

没法子，我只好像其他贼一般咬笔杆，把地基中挖出金元宝的事再写一遍。上面几位和打手像古代考场的监视官，在众贼前后绕来绕去。经过半天的煎熬，结果，大半的卷子合不了格，老大大怒，命打手挨个猛踢“考生”的背部；接着坐着作文的资格被取消了，大伙跪了两排，把纸铺地上，弯下腰重写，好像电影演的古代公堂中犯人都这么在巡抚跟前签字画押，这不是一两秒钟就完事，而要耗几个小时！

写晕了两个岁数大的人，拖到马桶边，舀水泼醒，就拳打脚踢，然后再把纸笔塞过去。老大审卷时，就从上往下溜几眼，马上就下评语：“不够重大！””不够刺激！””简单了！””轻了！””妈×还是轻了！”

整到后来，大伙为了过关，只好凭想象胡编乱造，奸杀、偷抢、黑社会、爆炸、生劈活人、盗国库，应有尽有。我出生农村，编不来，涂来涂去就那么点货，终于把上面惹毛了，老大坐在被子叠成的“真皮沙发”上，边抽烟边宣布：“你耍我？老子背后是人民政府，晓不晓得？”接着就拿烟头直戳我的左眼，我一闭，烟头就烫着眼皮，吱吱直冒烟，我痛得刚喊出声，打手啪地用橡皮胶布封住了嘴。老大说：“又想学黄牛叫？整。”

我抱着脑袋在地上滚，像一只超级足球，被20多个贼踢了10来分钟，老大撕开我的封口胶：“招不招？”我爬起来向他磕头说：“我的爷爷，我已经招了嘛。”

打手用两根竹筷撬开我的嘴说：“这根舌头还顽固嘛。”就一一接过上面递过来的五、六颗烟头往我口里扔，我烫得要吐，但脖子和下巴都让人卡着，吐不了。我口鼻冒烟，不，我浑身都起火了。老大问：“招不招？不招，就把这一盒烟吞下去！”

屈打成招，我马上承认我盗了墓。打手问：“共几次？”我伸出8根指头。于是拿过纸笔开写，不，开编，人急了，虽然文笔不通，也能编得活灵活现。从15岁开始，我盗了9年墓，工具是铁钎子、撬棍、二锤和手电筒。每盗一个古墓，我就把到手的金银珠宝和大量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就近埋在一个地方，作一个标记，过一年半载，待风平浪静时再挖出来。

我甚至想起老家的阴阳先生，并把他择坟地用的风水罗盘也写进交待中，我就是用罗盘探明“货的多少”，以及方位。

开晚饭前，老大眉开眼笑地把材料上交，作为补偿，我得到一份辣椒回锅肉，肚子饿极了，但满嘴燎泡，每嚼一下，都钻心地疼，这顿饭，我一口血一口泪地吃了两个钟头，这是所里特别吩咐的，让我填饱了，才有精神应付夜审。

第二天，政府晾了三碗稠稀饭，很有耐心地劝我吞完，才把我拷上警车，一路朝江安县城开，接着又出城送我回老家。在车上颠簸了四、五个钟头，过了夕家山，继续朝我材料和口头交待的藏宝地点去。翻了几架山，我就胡乱指了指公路岔道，于是两辆警车离开公路下坡，进入一条机耕土路。天黑了，找不到店吃喝，政府们就一人一个面包，我也用戴铐的手捧着慢慢啃。车亮着灯又开了几公里，终于在一家农户门前刹住，没路了。

好几支枪指着我，他们一再追问：“到底在哪儿？”我都支支吾吾往前奔。车停在山脚下，七、八个人陪我上坡，深一脚浅一脚地乱走，我已被整瓜了，脑壳啥都没想，就晓得见沟跳沟，逢坎跳坎。快到山尖了，斜坡上是一片收割了的包谷地，地的尽头，有十来座野坟。

政府连喊“慢点”，并前后左右包抄着我。我已累瘫了，就坐在一个坟包上。政府队长忙问：“就埋在这儿？”我慌忙用两手比划个大圈，队长就叫其他人从背包里取出短把的军用铁铲和一个圆圆的夜光仪器。我背脊骨发凉，开始意识到欺骗政府将带来什么后果，就吓哭了。

我边抹眼泪，边沿着那些野坟兜圈儿，假装低头在寻找。队长叫端仪器的人跟在我后面，不晓得绕了多久，恍恍惚惚听见鸡都叫了，队长终于忍不住，一把揪过我的衣领喊：“到底埋在哪儿！”

我像一泡稀屎淌在地上说：“我不晓得。”

队长气得当胸一拳，我顾不上痛，急忙爬起来磕头作揖：“我该死！”

有个政府扬起铁铲，队长拦住冷笑说：“我看你是在找死。”

回到车上，天已蒙蒙亮了，一路上，我都解释、打抖。可政府再也不愿听了，到最后，竟然拿枪抵住我的太阳穴吼：“再哆嗦就毙了你！”

老威：你也把人家戏弄得够惨了。

田志光：我不乱招，过得了关么？

老威：你这样照样过不了关。

田志光：总可以缓口气，否则吞一堆烟头，我就烧成火炉了。

老威：接下来呢？

田志光：扔回舍房继续坦检，又驮了一次碑。天气很冷，却剐光衣裤，赤条条地站在马桶边做人体雕塑，24小时不准合眼。然后，点火烧腋毛、阴毛和腿毛。最毒辣的还是烟头。其它部分烫得不过瘾，就叫人把鸡巴搓硬，烫龟头。我痛得筋都缩了，大张着嘴，粗气直喘，却不敢出声。

烫到第五下，鸡巴软下去了，打手把它扯出来，又抹又搓，也硬不了。最后，缩得就一颗胡豆大。老大说：“想当太监？那就成全你。”就把烟屁股整个戳进去，我一下子就晕了。

醒来，烟薰火燎的阴部肿得犹如一个大皮球，打手建议：“给这狗日的来点更细的活儿，烧耳毛、鼻毛和肛毛，再往里头放花椒。”我一听，急得连喊：“招！招！全招！”

老大问：“还敢耍花枪么？”

我喊：“再乱说，我妈就偷美国人！”

房内爆起哄堂大笑。老大拉我起来，让打手给我敷消炎止痛药，又放软口气说：“田贼你是一条汉子，但你不招，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嘛。”

我立即要过纸笔又写。老大审阅了，又传给上面几位看。临报告上交前还不放心地问：“这次肯定是真的？”

我说：“上次也是真的，不过一时迷糊，把藏宝地点搞错了。这回千真万确。”

老大说：“那你在材料末尾写上：‘若说假话，任凭人民政府处罚，枪毙也无怨言。’”于是我就一字不漏地添上。

老威：你胆子够大的。

田志光：房里的刑太阴毒，最坚强的共产党员都熬不过，更别提我这样的农民。我明白，一带上政府去寻宝，来回起码得耽误一天一夜。在这期间，我至少不挨打，不受刑，还有好吃好喝，至于后果，我没功夫考虑。况且有啥后果？考虑了又咋样？反正都进了鬼门关，我已经是最惨的鬼了。

老威：你应该借坦检机会，重申你的冤情，也不至于在地狱里越陷越深。

田志光：没人信，写了白写，连老大一关都通不过。所以我只能主动积极地领着人民政府去寻宝。这样反复了三个回合，去的时候，我啥也不想，啥也不怕，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可空手而归时，我怕得要死，每迈一步腿都抽筋，政府都快气疯了，沿途又打又踢，还把钢铐子朝手腕里死掐，但不算啥，同烂贼的整法相比，小菜一碟罢了。

刑罚一套套搬出来，我在房里昏天黑地过，每次醒来，我都想，快死了，这次怕撑不到头了；弟弟就和我关在同一收审所，也不晓得他咋样了。每次醒来，看见烟头，看见竹签子，看见马桶和那一张张阴笑的贼脸，我都大喊：“招！招！全招！”可没人听我的。有个值班政府从房外过，我就不顾一切地扑向铁栅门，伸出手去抓那裤腿，结果又被拖回来，压腿，被几个贼架起来，一二三朝前直甩过去，叫“坐飞机”。

老威：没个完了?

田志光：我想也活不出去了。可某一天，坦检运动突然停止了。老大被管房政府叫出去，回来后就一声不吭。贼们见这势头，就盘腿稳坐。我习惯性地靠住马桶，等待新一轮折磨，但啥动静都没有。就这样闷了一上午，吹哨开午饭，睡午觉。奇怪的是，上面几位都没叫人服侍了，还对毛贼问寒问暖。本来按惯例，除了放风，毛贼是不准擅自在马桶解手的，再胀也憋着；但老大和打手扶我起来时，连问了几声：“解手么？”还有出房去天井开饭，本来该由毛贼替上面几位换鞋，老大也客气地宣布“免了”。

老威：有首长视察监狱吧？

田志光：有。到了下午，所里又召开全体人犯大会。规模和坦检动员会一样，上面照样坐着前次列席过的公、检、法、司的领导，只是头上的横幅由“坦白检举动员大会”改成“打击牢头狱霸动员大会”。领导的讲话进行到一半，所长就叫“把触犯刑法的牢头狱霸押上来！”一共五个人，脚镣手铐，他们被武警战士摁倒在地，打开手铐，大扎了一绳子。这麻绳大扎非常厉害，扎完后，人的手脚反翘成一只船，只有胸部着地。不过，大扎一般不超过20分钟，过了这限度，人就终生残废了。

原来在坦检运动中，6舍整死了一个像我这样人人喊打的“老贼”，是某国营厂矿的车间主任，因盗卖设备嫌疑进来。承办人昼夜审讯，软的硬的都撬不开嘴，于是就交给房里的烂贼。此人命薄，先当胸吃了几份“熊掌豆腐”，脸就有点发青；接着被命令趴在地上，打手跳起来抓住一人半高的肋巴天窗的竖条，然后引体拳腿，向下一个“千斤坠”，落在那倒霉鬼的后腰。只听得哎哟一声，人就不行了，腰踩塌了，浑身发紫斑。贼们忙呼报告，送往医院抢救，半路上吐了几大砣血块子，咽气了。

两个打手成了一、二被告，老大名列第三。据说后来，打手不服上诉，说是受老大唆使，不打人则要挨打，可这样追下去，麻烦更大，因为老大又受谁的唆使？再说，有哪条法律规定在坦检中犯人可以审犯人？

老威：据说这是牢里的旧规矩，从清朝、民国传到现在。

田志光：犯人中传的牢规，哪怕年代再久，也上不得台面。所以，上面几位一回房，就跪下向天窗连磕三个响头，感谢老天爷保佑。老大说，这班房皇上不好当，火候拿捏不准，自己就栽了。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手下，往后尽量把活路做细，在感觉神经丰富的皮毛上作文章。他还拍我的肩膀赞扬说：“还是田贼经整，扛了十来天，都没出大事。”

打击牢头狱霸进行到第五天，房里的纸笔就收回去了，因为没有一个毛贼敢检举上面几位。我也不敢写材料，只求平平安安熬过去。老大对我还过得去，由于下身被整烂了，溃疡，流脓，老大还叫人给我撒消炎粉。我尿频，站在马桶边，鸡巴又像针扎般不出水，老大也不催。

第六天早饭后，所里的电喇叭响了，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宣布狱霸们将在监内游行示众。上面几位立即挤满栅栏门，毛贼只好在二线垫脚参观。随着一阵叮铃哐啷，狱霸们被劳改犯们用竹竿前后赶着，吆喝着，双手提着70斤重镣过来了，经过铁栅时，他们就像演电影一般，一个个先站下来，面向大家高喊：“我是狱霸×××，作恶多端，死有余辜，这就是我应有的下场！你们千万莫跟我学喔！”然后，继续被一根颈绳牵着过场，再到另一个铁栅门前重复喊。

五个狱霸沿巷道来回走了十几遍，喊了十几遍，一旦跌倒，竹竿就如雨点般抽下去，直到打个滚，有爬起来。房里就像过节一样，有的毛贼不禁鼓掌叫好，老大回过头扫了一眼才制止住了。

我在收审所待了三个月，没等到枪毙狱霸，就释放了。我弟弟比我早放两天，也整出了一身内伤。回到家，妈被气疯了，整天坐在老屋门坎边，一动不动，屎尿就直接屙在裤裆里。爸被大哥接去了，只隔三差五回到这边，给妈煮一顿饭，让她自己慢慢吃一个星期。我和弟弟本来是年轻人，有体力，不怕穷的，但是一进趟班房，背贼名不说，身体也垮了，比鬼还瘦，干不得重活，一累，浑身都痛。

弟弟老是咯血，没钱检查，就慢慢拖；我尿频了9年，可能是“乌龟驮碑”时把尿包压破了。鸡巴被烫狠了，硬不起来，花梦倒做得不少，但遗精也不硬，唉，我不能传宗接代了，这笔债，得有人还。

老威：怎么个还法呢？

田志光：我干不得重活，只能到县城乞讨。有一天捡到一份废报纸，看上面有老百姓状告公安局的新闻，灵机一动，就换了件干净衣裳，去宜宾市律师事务所咨询。我讲着讲着，想到自己原有的快乐日子，都准备建房结婚了，却一夜之间鸡飞蛋打，家破人亡。我还想到老屋门坎上的疯妈，本来我该尽孝养老，却弄得自身难保。新房的地基还在原地嘛，谁会晓得金元宝会害人嘛。我哭了，当着律师，一个劲地抹泪。

老威：律师咋说？

田志光：很同情我，但觉得没法告公安局和收审所，因为拿不出他们伤害我的证据。

老威：你本人就是证据。

田志光：没一处伤写明了是政府整的，但我气不过，仍然去告，法院却不受理。于是我一级级上访，告状，要求吃人的公安局和收审所共同赔偿我和弟弟20万元，罪名之一是诬陷好人，动用肉刑屈打成招；之二是唆使人犯整人犯，把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变成了活地狱；之三是在中央不断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地方上却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之四是金元宝的去向是否向人民公开了？没公开，承办人就有私吞的重大嫌疑。

老威：你还挺有条理。

田志光：边上访边学嘛。9年来，我最恼火的是此案没有地方受理，这个党是个冷血党。

老威：令人发指。但老田，我也实在想不出办法为你讨个公道，文人无能啊。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二卷

序言1 余杰：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 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让所有参观者都难以忘怀的大屠杀博物馆。这个由纳粹集中 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韦塞尔倡导成立的博物馆，向全世界公众揭露了纳粹集 中营地狱般的残暴、邪恶与黑暗。在此意义上，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的韦 塞尔堪称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的骄傲，而作为那段悲惨历史定格的大屠杀博物馆则堪称 受难者们的一座活的纪念碑。

然而，就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所承受的种种血腥与苦难而言，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仅仅 是其中一个惊心动魄的横断面，而绝非全部。同样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匈牙利作家、 二零零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指出：“迄今为止， 人们仅将惟一的一个国家——执政短暂的希特勒政府——送上了审判台。假若能够听到 真正的指控！——假若整个世纪所有被无辜处死的人们能从骨灰盒里站起来的话，假若 他们的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起上诉的话，假若数以亿计的骷髅的指骨指向 所有负罪累累的国家，并指出在那些国家里将国家视为己有的统治者们、那些毫无胆战 之心地倡狂犯罪的罪犯们、那些毫无良心可言地进行屠杀的杀人犯们以及那些肆无忌惮 地剥削压榨的富人们的话！——那才是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不仅经受过纳粹集中 营中死亡的威胁，他还在实行史达林式极权主义统治的匈牙利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更为痛 苦的生活——那是一种“日常生活无所事事的悲剧”，一种时刻都在等待秘密警察敲门 的恐惧，一种更加深入每个人骨髓的监控与自我监控。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全部作品都 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纳粹的集中营和共产制度下的匈牙利，如何活下来并保持自己的尊严？

还有更多的罪行没有被揭露，还有更多的罪行没有被审判。凯尔泰斯伊姆莱所面临的 问题也是中国作家廖亦武面临的问题——用曾经调查过“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的中 国作家郑义的话来说：“对于生活在共产国度的诗人作家而言，我们所经历所目睹的大 规模灭绝、饥饿、酷刑、残忍、铁石心肠、不义、堕落，与奥斯维辛极为类似。而且， 这个红色奥斯维辛曾占据半个世界，所蔓延的时间已将近一个世纪，仅‘非正常死亡’ 一项，就是纳粹奥斯维辛的十几二十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早已垮台，越来越 多的罪行正得到揭露和审判；而依然“健在”的中共政权俨然以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 ”（摇滚歌手何勇《垃圾场》）自居，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有的罪恶依然是“现在时 ”。那么，在中国作家当中没有人立志于成为“中国的韦塞尔”或“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呢？

廖亦武不是法官、不是审判者，他是受难者中的一员，他是受难者中发出声音的一员， 他是记录者和见证者，他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尸骸在令人恐惧的‘吱呀’声中提 起上诉”的工作，他的文学与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人的“大屠杀博 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背景比巴金所呼吁和梦想的“文革博物馆”更为广阔，它将包括 这个政权“过去的罪行”和“正在发生的罪行”。为此，他与一切官方的御用作家和以 市场为取向的作家决裂，成为生活在伦理道德底线崩溃的中国却坚守良心的“异端”； 为此，他成为秘密警察和公开警察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一名全球罕见的、大部 分作品的“第一读者”都是警察的作家；为此，他以富于独创性的诗歌、音乐、散文、 小说和传记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这座“大屠杀博物馆”的奠基石。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廖亦武在中国当代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是以一名先锋诗人的面 目出现的。七十年代末期，作为偶像的毛泽东崇拜和作为“伪信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同时像肥皂泡一样不可抑止地破灭了。如同美国“垮掉的一代”一样，许多才华横 溢的中国青年诗人以叛逆、反讽、绝望和玩世不恭的姿态开始了他们的写作，这样的 “诗歌江湖”延续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 潮流，此后的中国迅速进入商品经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时期。与此同时，僵硬的政治 体制对文学创作和新闻传播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当年喧嚣一时的先锋诗人们，要么 “下海”成为成功的商人，要么进入学院、期刊及出版机构成为循规蹈矩的“学院派诗 人”。在这一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廖亦武可能是惟一的例外——他因写作并朗诵长诗《 大屠杀》被捕入狱长达四年之久，此后更是彻底地被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用中国先贤孟子的说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 ，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廖亦武在长篇自传《证词》中栩栩如生地描述 了他四年可怕的牢狱生活，读者似乎可以用此种残酷的逻辑来完成以下推论：正是这四 年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完成了廖亦武从“旁观者”到“见证者”、从“游戏者”到 “控诉者”的根本性的转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中，四次高考落榜的廖亦武 以诗歌作为叩门砖，使得自己从川藏公路上的卡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某地文化馆的 工作人员。那时，对“诗歌”的狂热既来自于青春时期原始的生命激情，也有某种功利 性的目的。而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全国性的镇压和搜捕之中，廖亦武却因诗歌而获罪， “诗歌”成为起诉书上无可推卸的“罪证”、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 如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的追问，奥斯维辛或古拉格之后，写诗是否可能？廖亦武的回答 显然是肯定的——活着，并且写下去；活着，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在非人化的监牢乃至差不多会将人逼成疯子的禁闭之中，廖亦武却重新获得了艺术的灵 感：他在几张巴掌大的废纸上写下了数万字的《古拉格情歌》。他用自己制作的笔写下 写作，每一个汉字都比那体积最小的蚂蚁还要小，不用放大镜一般人根本无法辨认。这 份手稿是中国当代文学“囚徒困境”的最为真实的写照，它昭示了一个生活在“一九八 四”和“动物庄园”中的作家捍卫文学独立价值的令人感佩的努力。这部迄今为止依然 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作品，挽回了中国当代文学日益声名狼藉的声誉。从昔日名 噪一时的诗歌《死城》等“三城”到如今依然只能在地下悄悄流传的《古拉格情歌》， 廖亦武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蜕变，他变成一名真正具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的诗人。 近十余年来，他一直是警察重点监控的物件，多次遭到抄家、传唤和囚禁，与警察的周 旋成为他无法摆脱的“业余爱好”。他的作品偶尔能够突破官方的封锁而以笔名发表， 但无不很快便遭到中宣部的查禁并导致编辑和出版商受到株连。他的更加完整的作品陆 续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得以出版，震惊海外华人世界，却很难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所接触 到——“长城”依旧在起着严密封锁的作用。

出狱之后，廖亦武即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篇文学作品《活下去》，五卷分别为《汉人 》、《魔界》、《黑道》、《证词》和《传与记》。其中，《证词》以《古拉格群岛》 般的真实性刷新了“现实主义”这一陈旧概念在当代文学中的内涵，而《汉人》诸卷则 如《堂吉诃德》般堪称一个时代深切的寓言。这部不同部分呈现“两极化”的作品显示 了廖亦武杰出的文学才华，他在写实性的作品和虚构性的作品之间游刃有余，两者的张 力是一般的作家所望而生畏的，它反倒成为廖亦武写作时巨大的快感和动力。廖亦武发 现了中共体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戕害人性，在当代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少有人具备此 种洞见，正如耶鲁大学文学评论家康正果所评论的那样：“中共的极权之恶与纳粹机械 化的恶魔之恶有所区别，那是一种瘪三之恶，恶得毫无意义，恶得极其下流猥琐，颇似 阿伦特所谓的‘平庸恶’。”廖亦武书中的若干小人物均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庞大的 暴力机器的压榨之下，迅速退化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说纳粹集中营致力于 取消人的“人性”，泯灭人的尊严，将人变成“非人”，将活生生的人“物质化”为平 面的号码和数位；那么中共的监狱不仅消灭人的正面价值，同时还强加给人以负面价值 ，竭力将人的高贵置换成卑贱，将肉麻当作有趣，在此种过程中，虐待狂和受虐狂达成 了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可以说，廖亦武的作品同时具备了极权主义体制的研究素材和 研究成果的双重价值，他的发现为当代优秀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提供了 富于刺激性的思想资源，康正果就是从其作品的若干细节中发现了撒旦统治中国的秘密 ：“同样是不把人当人，纳粹机械化的恶魔之恶的残害是技术性的，它把多余者的人命 当清除垃圾一样处理，其目的主要是干净利落地消灭多余的肉体。中共的极权之恶则把 残害发展成精致的恶作剧，加于肉体的伤害纯粹是一种凌辱，它就是要将你的人格尊严 一脚踏扁。而制造凌辱之余，还要在伤害的手段上挖空心思，变出花样，把残忍发展成 可以把玩的活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廖亦武还开始了多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中国冤 案录》的写作。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各自以近百万字的庞大篇幅，为世界展示了与“正 在迎接奥运会的北京”迥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中国”。在职业分工相当明确的西方世界 ，“新闻采访”、“社会学调查”和“文学创作”是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各自 的写作规范和原则。但是，中国自古便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在当下仍无新闻自由的状 况下，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得不同时兼任新闻记者和社会学家的多重角色。在 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廖亦武本人即身处社会底层，像古希腊诗人荷马一样以音乐说唱维 持生活。他漂泊于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民众和各种离奇冤案的当 事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死囚犯、小偷、骗子、警察、士兵、民间艺人、车夫、农 民、和尚、巫师、上访者以及当代中国最敏感的“不可接触”的群体，如“六四”难 属、法轮功修炼者等。廖亦武成功地复活了这些本来只能无声无息地诞生与死亡的无名 人物的生命。要完成这两个系列的写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时间和精力，更需要精 湛的文学技巧和丰富的语言天赋——廖亦武的写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和笔记小说 的传统，同时汲取了现代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的若干方法，从而独创了一种可以称之 为“廖亦武式”的“访谈文学”——这种以原有的文学理论无法归类的“文学体裁”， 正随着廖亦武访谈物件的拓展而日渐丰满和成熟。

在廖亦武的笔下，跃动着的是被蔑视、被凌辱、被抛弃的“另一个中国”，它有自己的 存在逻辑和生命力。“恶”是其诞生的根源，亦是其生长的动力。廖亦武并没有将底层 苦难和冤案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制度之恶，他进而发现了人性之恶——人企图以作恶来抵 抗生命的虚无感，却没有料到作恶反倒让人陷入更加虚无和荒谬的处境之中。在这个意 义上，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鲁迅式的“无物之阵”的俘虏。在廖亦武的作品中，不再有 伟大而光明的正面人物。包括作为传记主人公的他自己在内，都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 “流氓性”。正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廖亦武拒绝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他超越了 一个单纯的政治抗议者和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而选择了一个对人性有着悲观而诚实的评 估的哲学家的身份，将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危机凸现出来。

廖亦武的多部作品已经被翻译为法文和英文出版，并引起许多汉学家的研究兴趣。一九 九五年和二零零三年，廖亦武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其获奖理由是“面对种 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二零零二年，廖亦武还获得了独立中文作 家笔会之“倾向文学奖”。廖亦武以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以其对政治勇锐的批判和对 人性深邃的体认，而成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一个令人敬重的异数。他虽然没有王蒙、余 华、莫言、贾平凹等在权力与金钱之间玩弄平衡术的作家那样拥有巨大的世俗知名度、 社会地位和作品发行量，但他的作品显然具有更为辽远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更为真诚的人 道主义关怀。廖亦武笔下的每一个汉字，都是这座“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具有永 恒性的砖石——对于长期以来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无价之宝。廖 亦武的写作乃是一个饱受摧残的肉体和心灵进行自我疗伤的过程，这位伤痕累累却始终不屈服的作家庄严地向世界宣布：在暴力与自由的较量中，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自由。

序言2 北明：自由的现状

――境外通信节选

**兄:

……晓波、余杰、张祖桦放了，但是闻风而逃的亦武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及时了解有关安全与否的资讯，是否能够回到家里。 他和其他兄弟们至少应该过一个平安的年吧。 一定还有不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北京挂号或者各地公安部门挂号的自由言论者，潜逃在外，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

随时可能被捕，时刻需要藏好手稿、笔迹、通信，警惕一切异常动静，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白天黑夜都不安全，还得有另外的信箱，另外的地方放些现钞，随时准备离家出走……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常态。 不过是为了自由地说话而已。 我当年狱中归来准备上路找郑义的时候，经过了几个月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惊弓之鸟，提心吊胆。 我知道他们监视、监听、跟踪我，试图通过我找到他们通缉一年、四处搜索但劳而无获的老大。 后来过了很久，大声说话，我都不习惯；到了香港，在书店里听见人议论共产党，我还是要下意识地回头张望。 最初的甩尾巴、转火车、换方向、换交通工具，找到老大，又一同过了两年的地下生活之后，至今，偶尔，我还会梦见一个做过多次的梦：在一个宽阔的地下通道里逃跑，背后是追来的安全人员，然而跑来跑去，前面到了一条死路。 出口是封死的。

一个人若是长此生活，神经、心理都会受损的。 这跟价值观念、思想精神无关，这是病理、医学意义上的损伤。 如同一个人72小时不睡觉，情感会变的脆弱，人会变得容易激动一样。 我当年在天安门有过如此经验。

说的远一点，人的这个物质的躯体，过分折磨，就无法容纳灵魂了，无法承载精神了，甚至无法驾驭思想了。 高尔泰先生在他的《寻找家园》中从来没有论述这一点，但是当他从夹边沟劳改农场出来，为了完成画毛像的任务，住了招待所，吃足了定量，有了足够休息之后，他发现自己浮肿消失之后，先是变得很胖，然后又瘦下来，几个月之后恢复了正常体重。 这时他渐渐发现自己看见对面过来人，知道躲避了，对周围事物的知觉感受回复了，有了情欲了，对与自己无关的事物，比如天上的飞鸟等感兴趣了……，他于是知道自己活回一个人了。 这时候，他又开始重新思想了，他开始回复自我意识了，他开始反省自己一直以来所处的生存环境了，他开始反省人的异化了。 我读这书，看到这一小段平静的描述，尤其看到那几个字：“看见对面来人知道回避了“，感觉惊心动魄，思之，满腔悲情。

灵魂，思想，精神，自尊自爱，尊人爱人，甚至包括情欲，这些人的特征是可以离开人的躯体的,只要把人当成动物对待，把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剥夺到极限以下，而且长期剥夺，人就变成动物了。 埃利?维索的《夜》，描写集中营的囚徒，父子俩，为了一块面包，争夺揪打一番，死在苏军追撵下逃跑的纳粹列车上。 那是几天几夜的逃跑，皮包骨头的活骷髅们，在大雪纷飞的路上跑了整夜，落队者杀，躺下喘息者杀，半途休息时，睡著者死。 一路不停地死人，上了火车，睡去不醒的又有半数之多。 就是在那节车厢里，发生了儿子殴打父亲，争夺一片面包双双死去的事。 谴责谁呢？ 我觉得可以谴责那个儿子，但是更要谴责那个造成这种状况，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 谴责纳粹。 谴责劳改农场，动物庄园。 最根本的是谴责极权体制本身。 我记得曾经有读者还是网人嘲笑过高先生在劳改营为了一块肉，跟别的劳改犯不和。 我当时觉得此人没有权利发出这样的嘲笑。 因为他自己是在铁丝网的外面。 现在认为此人不了解劳改营的残酷。 极权劳改这种非人制度，正在于把人，通过非人的手段，异化成动物。 是人，除非死，没有能力抗拒这样的异化。 神经都不能工作了，还能有正常得知觉吗？ 躯体得是一个至少接近人类的正常躯体，验血之后那几十种指标哪怕全部异常，至少也得能判断出来是人类的指标，这个躯体才可能容纳一个灵魂。 我在电视上见过非洲的饥民，那些眼睛黑白分明的孩童，大大的头骨上，目光呆滞，面部肌肉木纳，没有一丝活力和笑容，没有一点稚气和灵性。 他们在难民营里。 连喝水都没有力气了，连食欲都丧失了。 广告反复告诉电视观众说：一毛钱（美金），就能保证他们活??一天。 没有那一毛钱的食物，他们明天就死去。 这样极限底下的生活水准，如何可以让他产生人所应当拥有的一切精神品质，哪怕是正常儿童的眼睛？ 吴弘达先生总是说：在劳改农场里，我要是不坏不恶不抢不打，我早就死了。 我过去只是理性上知道这不是谦词。 现在我明确了解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那里面，你要象一个人一样活着？ 那先死了再说。 因此，人的尊严早就被埋到那沙海里，荒漠上不知名的坟墓里，死人坑里了。

我不是说亦武们落到这种地步了。 我是想说，他的生存状况距离一个正常人应当有的生存状况还是不够。 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需要。 许多中国想要拥有尊严的自由知识份子都是这样。 今天网上看见王光泽的文章：“那一夜，中国知识界无人入睡”。 王怡们，大小老鼠们，其实每时每刻面对着等待门被敲响的局面。 谁要求公开发言，谁就得准备挨抓。 亦武的状况比他们更甚：他折腾得太凶，八九六四学潮时期他闲着；开枪了，人家都跑了，他到跳出来了，满世界抗议。 出狱这些年，他专门把这个体制制造的种种看不见的、要湮灭的悲剧剜出来曝光。 而他自己还身在逆境：家二度散了。 生活没有资金来源。 四川的警察似乎还特别有职业荣誉感，从来也不放松他还有其他四川兄弟。 廖亦武还整天采访记录生活底线的人那些惨痛的经历。 苦厄在他那里不是文字和想象，不是过去和回忆，是他每天饭碗里的米和杯子里的水。 他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告诉他应该怎么活着。 他还能在你的督促下关心外边人的写作和健康，已经是他那赤裸在严冬季节的心，能有旁骛的最大程度了。 这次，他刚写完“嫂子你保重”几个字，自己就不得不逃了。 这就是他的生存处境。 谁来关心他是否“保重”呢？ 谁来给他装一下行囊，检查一下衣服带的够不够，鞋带系得紧不紧？ 胡子该刮不该刮？ 我本来这次过节想起来要给他买一个质量好些的双肩背的包（我的一个亲戚特别喜欢这种包），让他出门吹萧卖艺时或者逃亡时用。 可是包没买呢，人又流落出逃了！ 我和郑义在国内逃亡的时候，为究竟选择哪条路线，总是争执不下。 因为事关紧要，谁都不让步，一让步，就将人就进去了。 可是这个廖亦武，把先后两个太太都弄丢了，连个吵架的人也没有了。

这次抓人，虽然是胡温一届政府人为的做法，究其根本，是这个一党化政治体制的性质使然。 所以，虽然料定晓波余杰一此去会很快返回，但是我对这种体制下任何一届政府不抱幻想，对他们的黑箱作业具体内情不屑于猜测，对其中人事之争之斗了无兴趣。 当事者迷。 对这个这个体制性质，有时候我感觉竟然是外国人看得更清楚。 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政局做出的判断也更接近本质，对具体事态的发展的判断也更准确。 八九年的时候，我周围知识界圈子里，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共会开枪镇压学生运动。 游行的人越多，外电报道越多，声势越大，人们越乐观。 等到各界，连官方新闻界、民主党派、中共某些机关还有共青团某些机构什么的都上了街，等到游行人群里出现了解放军官兵、警察等，北京百万人一天天出现在街头，人们更是难以想象，共产党军队如何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对这人山人海下手？ 可是那些外国记者从头到尾对共产党的暴力镇压保持警惕。 他们警惕的神经从来没有被万人空巷的空前抗议浪潮所麻痹，他们的忧虑总是随着民众抗议的每一个具体高潮而加深。 我看过CNN记者麦克?奇诺伊（Mike Chinoy）的著作，《中国现场》（China Live）。 这书中有三章是他亲临八九学运的记述。 他和他的美联社等新闻同伴、汉学专家们，总是缺乏了解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消息来源，总是想方设法联络中国有关人士了解情况，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对时局的估计最后证明比知识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准确，而且是方向性地准确。 这位元记者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几乎在每一次学运取得具体进展、民众情绪为之一振的时候，都心情更加忧郁。 不是为中共的垮台操心，而是为中共的开枪镇压而忧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民众阻挡住城外军车的时候，当柴玲号召留在广场的演讲得到大部分学生支援的时候，甚至当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竖立起来的时候，等等。 我还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对中共必然开枪镇压学运，从来没有怀疑。 这个人是历经多年劳改、迫害，对极权体制有铭心刻骨地认识，当时人在四川的高尔泰先生。 我是后知后觉者，我总是借助先觉者的眼睛学会看真相，学会不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左右。

评论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作为非常必要。 法轮功被压迫者们的评论非常必要，漂亮。 而且及时――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这个罪恶昭著的政治派别，任何时候开始评论它，都不晚，就像美国人说，为了您的健康，您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晚一样。 然而，接下来进一步的问题是：仅仅打倒共产党，中国还是不会有希望。 共产党的样板戏“红灯记”里，穷苦铁路工人李玉和的十七岁的女儿，李铁梅的著名咏叹（调）是:“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党当年就是以煽动、利用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仇恨，扩大武装，发动国共战争，最后自己扛着抢上台的。 以暴易暴。 多少年了，中国没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国运。 下去一届残暴政府，上来一届政府残暴。 所以，目的很重要，方法一样重要。 造反的农民革命历来起于反抗压迫，顺理成章。 但是没有一个民主体制，新的权力独占集团同样要控制言论，要宣传自己的理念（不管什么理念），控制人们大脑，从而掌牢自己手中的权力，中国必然遭逢新一轮的谎言和暴政。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今看见人们对某个政府领导人、甚或某届政府抱有好感或抱有敌意都不以为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听见看见民间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声讨和跃跃欲试的暴力复仇，虽深以为然，但仍不能解除对国家厄运的认知和忧虑。 ……

北明

04年12月15日夜

（刚才从友人处确证，亦武仍然逃亡在外, 王怡也未回家。看来这个年，只能为他们祷告平安了。又及）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采访缘起：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泪雨心香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撰写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８４岁的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１５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槽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开始，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结束，共进行了７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　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４０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８４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　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　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９７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泪雨心香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　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　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　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　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　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　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管制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　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普通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　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处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２０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　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　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５０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再加上是老乡，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５６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提建议。５７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 刘佑东把脸沉下来说：“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

稍后，储安平的“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为了自保，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上了５７年６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密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　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　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避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组长连赔不是，刘佑东冷笑说：“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我当过公安局长，把你送上法院还不易如反掌？”

组长顿时面无人色，扑通跪倒磕头，让刘救救他。可风水轮流转，刘却没想到在文革中，组长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带人把四处躲藏的走资派刘佑东抓回校，关进了黑屋子。“狗日的可没少打我。”刘咬牙切齿，“往死里整。”

老　威：“你咋晓得刘挨整？”

张紫葛：刘自己讲的。１９８３年的某一天，我们在成都民院门外的一条街上狭路相逢，刘佑东一把扯住我，激动得发抖，“张紫葛！”他大叫，“我可差点见不着你了。”

我故意说：“我这条命还是您给的嘛。”

刘佑东一脸疑惑地盯住我反问：“你的命？我给的？是么？”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控诉文革，还牵我的手，去验证藏在衣裳底下的伤疤。我忍不住，就打断他，旧事重提。不料他还是一脸疑惑。

老　威：他毁了你，还装糊涂。

张紫葛：不太像。因为他听完我的遭遇，连声感叹，并且挺关心地问：“你真划了右派？还劳改了十几年？我怎么一点不知情呢？”

老　威：这戏演得太好了。

张紫葛：我一下子被噎住了，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脑子出了差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谁要较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右眼被打瞎的当晚，觉得平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不仅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痛不欲生。勾践能尝粪便，韩信能钻胯，图的是将来的雪耻；可我身心俱废，为了保命，还得把承认自己反党的检讨双手奉上，自我定罪，永无翻身之日……

我绝望了一整夜，次日早起，匆匆赶到校党委办公室，当众推翻了昨天的“反党检讨”，指出那是在逼迫下胡乱写的。不料一下子炸了锅。几个钟头后，专案组的一个小伙子上门来，一把扯住我就开始泣不成声。我吃惊地问：“你咋个了？”还以为人家天良发现，就反过去安慰说：“过去了就算了，我不会计较的。”不料小伙子突然哇哇大哭：“咋能不计较呢，老张？我刚递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向组织上保证要把你‘帮助’成右派的，可一泡屎的功夫不到，你就出尔反尔。这一闹，我的入党计划泡汤了，人人都以为我欺骗组织。”

他伤心得捶胸顿脚，没完没了。我实在熬不过，只得再写一份检讨，成全了他。

老　威：您很有人道精神嘛。

张紫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随着斗争的深入，众右派纷纷落马，至１９５７年底，运动已近尾声。１９５８年元旦，康生代表党中央临校视察，我的问题立马升级。除了享受极右的轮流执班看管，还有一个叫蒋仁峰的专职管我。

蒋与我住门对门，是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地下党员。有一天，他隔老远就大叫：“张紫葛过来！我要教育你！”我立即应声而至。蒋四顾无人，就在他家门口悄悄说：“晓得不？康生来校，让将右派名单拿出来，逐一审核，并且点着你的名字命令：‘这个家伙必须逮捕。’——看这个架势，你通了天，两三年回来不了。”

我懵懵懂懂地瞪着他，蒋又说：“你回去与你母亲话个别吧。”

我说不行。因为一层叠一层的通栏大字报封门，谁也不敢从此进出，否则损坏了革命大字报就罪加一等。后门也钉死了，我只能在群众的监视下，每天由指定的窗口翻越。一顶象征活坟墓的招魂幡醒目地竖在一旁。

老　威：什么时候了还守规矩？

张紫葛：蒋仁峰也这么说。并且让我从他家的屋后，猫腰穿过灌木丛。“明早７点钟，你悄悄去，天黑前回来。”他叮嘱说，“看母亲是人之常情，你怕什么？你要有决心活着回来，回到西政来！极左也不是党的政策——我以一个八一老兵的身份告诉你——这不是党的政策！”

我依计而行。大冬天，路灯没熄就赶车抵北陪探母。当时，我妈正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给娃娃吃，一听敲门，不禁哆嗦；再一开门，魂都飞了——手里的馒头卜卜落地，因为右派逃跑，全家都得遭殃。

我妈没文化，但经历的事情多，还算镇定得快。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急忙钻床底，却是在西师当助教的弟弟回来了。

我把一些信笺和照片亲手交给母亲，却不忍心就此诀别。无奈之下，就点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开玩笑说：“妈，留一个遗像给您吧。”母亲闻言色变，生气地瞪我说：“娃儿，硬扎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接着又轻柔地拍拍我：“来，让妈给你洗个头。”

刹那间，我重返童年。因为自出娘肚，刮胎毛，到小学毕业前，都是母亲替我洗头。我曾经产生过逆反心理，闪着不让洗，她就追赶说：“啥时候找门媳妇，就用不着老妈动手了。”

老　威：当时您还没结婚？

张紫葛：哪里话，娃娃都四个了，在西师附小念书。前妻在高滩岩教小学，她还不晓得自己的教授丈夫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没来得及赶回。我妈替我一把一把洗完头，她叹气说：“娃娃，你的头发掉了不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其时我正在劳改，不可能送终。

我掐着时间，一步三回头地离家。因怕人认出，就偷偷摸摸地沿西师河边埋头赶路，刚拢蔡锷路下面的拐弯处，有只手突然拍我的肩，一惊回头，原来是吴宓——这一情景，我在《泪雨心香祭吴宓》里写过——他笑道：“我一早就望见你过去，料想你还会原路折回。”

来不及客套，他就问我的近况，我实言相告。他叹道：“毛公（指毛泽东——老威注）有负于天下书生啊！君不见明太祖时，不仅不能提相反的意见，连歌功颂德者也被怀疑其动机不纯。古今君王如出一辙，一网凭空撒下，不管鱼虾、黄鳝还是泥鳅，只要正好在网中的，都逃不脱。”

吴宓如此叮嘱我：“要学太史公，莫做三闾大夫。”许多年后，这话犹声声在耳，令我一再忍辱偷生，既不投江，也不服毒。

老　威：象古代即将发配的士子，拜别高堂，就踏实上路了。

张紫葛：有点这种滋味。因为我２５岁当中国文学教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主编过《新疆时报》，新旧朝代都曾吃香。在反右之前，由于精通俄文，能翻译苏联教材，经常陪同苏联专家视察，所以身价很高。“屁股冒烟”，意思是坐小轿车的级别。转眼之间跌下尘埃，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老　威：此种遭遇也算个案吧。

张紫葛：运动如演戏，人人都是角色，所以我身上的戏剧性不算啥。西政有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叫孙某某，曾进军北平，做过全国首届政法委的法律起草组长。尔后因故连降三级，从最高政法委栽到省高级法院，然后再栽到西政任教务长。可就这么一个从政坛直线下降的书呆子，仍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本校内礼堂作报告。讲着讲着，他便脱离了稿子，由着性情乱说：“反右运动的关键，就是分清龙蛇。你是龙，就借机升天；你是蛇，不识时务，就只有钻草……”

孙某某云里雾里讲得兴奋，从台上下来还左右打招呼，却不料礼堂外早有新出的大字报等着他——《把在党内潜伏很深的右派分子孙某某揪出来》。他傻眼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

老　威：这人还有点真性子。

张紫葛：所以要改造，并且把你一次次地改造，直到成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骗子。我等不堪在日常环境里改造，就得改地方。１９５８年的１月１９日，我被逮捕了。一场运动下来，被抓走的极多，而我却是西政第一个逮捕的教授。公安人员将我从家中押解出门，满路满操场都是人，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前一段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党的承诺：“对右派不关不杀……”

经过教学楼，我把铐子举着走，将我“栽培”成敌人的刘书记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我当时血气方刚，想以举铐子的动作促使他良心发现。

老　威：您我还算是先后牢友呢。

张紫葛：哦？

老　威：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我因反革命罪在石板坡羁押。

张紫葛：就是石板坡北里的重庆市看守所？

老　威：对，一条溢满污水的臭巷子抵拢，大门就到了。

张紫葛：这么多年还没变化？

老　威：鬼晓得。也许设施更完备，墙更厚了吧。

张紫葛：过去分东庄、西庄和老庄，我押在东庄，这在国民党时期就是监狱，关押共产党政治犯。重庆有好几处这样的地方，从前关共产党，朝代一变，要么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场地，向广大群众开放，例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要么继续作专政工具。５０年代，蹲过国共两党班房的人多如牛毛，我还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呢。

进门就一块敞地，公安人员把我掇进去，向里面的干部打个招呼就算交割了。因为一场运动下来，反动派太多，他们还得抢时间去抓其他的。

老　威：到底关押了多少？

张紫葛：两个楼都封闭着，不晓得。但我挤在犯群中候了三个多钟头，还不断有人被塞进来。洋铐越来越紧，最后钢齿都嵌入肉里了，我忍不住，就挤到桌边，把铐子举给一个女干部看。不料她说：“你享福惯了，还是自己担戴一点吧。等到你真进去了，恐怕又会觉得在这儿倒立着也比在里面强。”

我正不解其意，就轮到提舍房讯了。一男一女坐在桌后，男干部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西政。”不料对方骂道：“混蛋！你凭啥在西政工作？”我愣了，正要再次作答，对方却敲着桌子一字一顿说：“你只能说潜伏在西政，窃取了教授之职。还有你的帽子，不能这么正戴。取下来，对，就这么翻过来，里子朝外戴。既然是反革命，就要让群众一眼能识别清楚。”

简单的登记完毕，开始搜身。当众脱光衣裤，象帽子一样翻过来，一寸一寸捏每一段缝。口鼻耳﹑腋窝﹑肚脐掏检了，还把卵蛋仔细掐了数遍，最后命令“把勾子拱起”。无奈，我只好作狗爬，屁股朝天。那干部果然把两瓣肉掰开，用一根竹签捅了，再顺着股沟一路划下去。我当时臊得无地自容，因为此前的５７年４月，我还充当俄文翻译，陪苏联专家以及任白戈书记前来视察过，当时由所长﹑处长等一干官员接待，狗日的一路点头哈腰，恭敬得比奴才还奴才。今昔对照，真是恍若隔世啊。

搜身毕，方闻一声断喝：“滚进去！”于是我反穿衣裤袜帽，举双手入第一道门坎。喊报告，声音因颤抖而太小，屁股被踢一脚；接着上楼梯，又挨一脚。我象被马蜂蛰了一下，在第三脚没降临前大叫：“报告！”结果还是被踢趴在地上。后来才晓得，给我下马威的是清洁班的红头犯，他们全来自公、检、法系统，被“运动”成罪人后，就送这儿洗心革面了。

专政系统的人被专了政仍然高尔一等，除了可以在监区活动的清洁班，号里的组长也由他们担任。组长下辖“清洁”和“学习”，算上层，替政府管理着几十个坏蛋。我是独眼，加之监舍只有一个天窗，光线微弱，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我进房后就懵懵懂懂地靠着墙，适应了半天，周围的事物才慢慢从浑沌中凸现——一溜通铺抵拢拐弯，铺下是泥地，很潮湿。组长从犯群中鲨鱼一般浮出，命令道：“１１４３，你过来。”

我应声坐在湿地上，组长则坐在垫包上向我一一交待监规。我发觉当所有人都翻穿衣裤的时候，黄鳝泥鳅的确一个样了。

老　威：您没过手续么？

张紫葛：啥子手续？

老　威：就是挨打，或者花样翻新的肉刑。

张紫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已人满为患了。我的号码是１１４３，没过三天我就听见有二零几几的号，这说明平常关几百犯人的看守所，已塞了２０００多人，快爆了。接连两顿饭我都没吃，心事重，不觉饿。晚上吹哨点名，再吹哨睡觉，每人只有一尺宽，直挺挺地倒下去，手紧抱在胸前，否则手肘一放下，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我新进来，脚就蹬着大马桶躺着，尿胀了，先喊报告，得到口头批准，才一点一点起身坐便。

老　威：撒尿还坐便？

张紫葛：必须象女同志一样坐便，还得手把生殖器往下按，让尿贴着桶壁淌下去，出了任何一点响，都叫违规。我抵桶而眠，方便容易；而远外过来，就如探雷似的，每一步，都得往人肉缝里下脚。我感到梦里梦外均被屎尿给淹了。可夜半时分，却有一串尿滴溅到我脸上。惊醒之际，我不禁埋怨违规发梦癫的站尿者：“你咋搞的嘛。”不料组长闻声发话，反指我违规，叫站起来，没有口令不准躺下。我不服，双方一顶撞，清洁班就发现了，问明情由，批评了组长两句，又对我说：“１１４３，这是监狱，放下你的教授架子吧。”

第二天，组长乘放风，主动凑过来，叫我“张教授”，在那种环境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他又自我介绍，叫刘某某，曾是西师外语系的学生。我不敢接受他的亲近，他却鼓励我说：“多锻炼身体吧，人才放在哪儿都是人才，运动一过，教授照样吃香的。”

老　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张紫葛：清一色的右派。

老　威：是啊，总比刑事犯成堆的地方好。

张紫葛：惭愧。不过在那种环境下，我对刘某某还是存有戒心，他身上的恶习不比刑事犯少。比如放风上茅坑，他回回占先，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有时他蹲坑时间长，后面的就遭殃了，收风哨子一响，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他却守在那儿配合政府催人。

老　威：够缺德的。

张紫葛：其实人挺复杂。刘某某后来判得很重。送劳改不久，他想不通，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企图鸣冤出头。岂料信尚未寄，就被“截获”，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开会﹑批斗﹑关小间，几经折腾，就奄奄一息了。几年后，我碰巧又与他同处一室，那是在某某农场，他戴着脚镣手铐，骨瘦如材。看在他从前尊重我的份上，我挺照顾他。有一个黄昏，他说他不行了，看那鬼一般模样，我不禁叹息说：“撑一下吧，喝两口米汤回回阳吧。”他摇头，几天没吃饭了还摇头。我凑拢他耳边劝说：“想开些。”他却说：“我想看一眼天。”我把他抱起来，朝上举，他的手臂都抬不动了，脑袋却伸向天窗，直到脸贴在铁栅上。他轻轻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我在下面叫唤：“刘某某，看够没有？”他却不理，继续念叨着一段独白：“在天的这一边，是毛主席、共产党；在天的那一边，是爸爸、妈妈和故乡。妈爸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对不起你呀！”说完身子一软，就咽气了。

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死在我怀里。

老　威：说不定这刘某某是个诗人。

张紫葛：我不清楚刘某某所犯何罪，但那年头死个右派反革命，根本不值得感慨。

老　威：您在看守所羁押了多久？

张紫葛：１０个多月。

老　威：不算太长。

张紫葛：外头搞大跃进生产，里头搞大跃进审判。逮捕的人太多，十多平米的监舍，挤三十七、八人，到后来，挤五十多人，天气一热，人肉味薰得人晕乎乎的。晚上睡觉也由勉强平躺改为侧卧，每个人都如扁担，直挺挺、硬梆梆，连起夜回来都嵌不进去。在这种敌人激增的严峻形势下，大跃进精神是必要的，落实在政法工作上，就是草草审判，连姓名、年龄都从略不问，直接让你坦白罪恶，然后指出你的三种出路：枪毙、判刑、释放。任由选择，挽救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每个落网者都土崩瓦解，自我坦白，并检举他人。有个湖南籍的小伙子，挖空心思，检举材料仍不上档次，竟狗急跳墙地指着某人说：“昨天放风时，我看见你对着墙外发呆，明明就是有逃跑思想！”而对方反唇相讥道：“你狗日的昨天不仅发呆，还直愣愣地盯住哨兵，盯住冲锋枪不放，足足有五分钟，可见想劫狱！”

老　威：真他妈乱套了。

张紫葛：太正常了，因为都不愿死在牢里，连累子孙后代。

老　威：此话怎讲？

张紫葛：如果你被枪毙了，或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你的子子孙孙就将成为“血仇子女”——即与共产党结下血仇，世世代代打入另册，不得翻身。所以，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这么想——再大的个人侮辱都忍了，但“血仇子女”却万万当不得。

老　威：绝大多数犯人都没犯死罪吧？

张紫葛：没犯死罪并不意味着你能活着出来。１９５８年大丰收，本来人人都能吃饱，但人人却去砍树、炼钢、搞运动，结果粮食没人收割，烂在地里，城头的商品粮供应也紧张起来。我先是在石板坡接受预审，４月份，又转到凤凰台的第二看守所。每天都是半饥状态，因为政府有话，如果让罪犯吃饱，就不肯交待问题了。凤凰台是一日两餐，麦麸加茄子。麦麸磨得太粗，有人饿急了，舍命胀，结果就拉不出屎来。要用手，用筷子，一点点往外掏。我比较理智，麦麸吃得少，可人却变得浮肿。盛夏天气，几十人的监舍只有一个天窗，空气和水都成了大问题，呼吸急促，挥汗如雨，每人每天只发一杯水，在可怕的窒息中，我们都渴望早日去劳改。

我总共经历了三次预审，第一次，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内行”；第二次，升格为“公然诬蔑”；第三次，就成了“阴谋推翻党了”。我想也不想，就一口承认，因为你稍一“抵赖”，审判员就起身要走，向外使个眼色……

老　威：啥子意思？

张紫葛：马上“挺起”呗。

老　威：不懂。

张紫葛：一种大跃进时期的肉刑。让你跪下，腰板挺直，四个人踩腿扯手，两个人用膝盖抵背，向后使劲掰肩。如此有节奏地“挺”几下，你就熬不住了。我亲眼看见被挺死过去的人，隔几个钟头，才醒转。原来这浑球被人检举：“人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却叫红烧肉万岁。”还不认帐，结果一“挺起”，就喊爹叫娘地认帐了。

老　威：您还笑得出来？

张紫葛：我心里没笑，嘴巴却老嘻着，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习惯吧。总之，肉刑较普遍，揪乳头，掏下身，还有，我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最后就不用审了，我干脆要纸笔，照政府要求一一呈供。按法律格式，他们加上头和尾，就成了我自己的“起诉”和“判决”。

老　威：您真是破罐破摔了。

张紫葛：有个叫雷雨金的审判员，曾暗示我翻案。他先是打瞌睡，而后捏着我的供词说：“你真是个混蛋，敢欺骗政府！知道么，对自己的罪，过分夸大和隐瞒都是态度不老实！本来可抓可不抓，但为了教育大家抓了你，而你……”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听出他想救我，可当时，我实在不愿在看守所多呆一天。

终于庭审了。那天早晨，法警提我出牢房，空气突然变得意外新鲜，脑袋受不了，闷胀起来。一会儿，又提出一人，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志辉，现为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师生两人铐一块，上囚车来到市中院的空坝前。我先解铐受审，审判长是中级法院著名的老虎判官。按程序，检察官念《起诉书》，把“肄业”念成了“肆业”，我出声纠正错别字，书记员反驳道：“就是肆业，啃了？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于是我此后除了回答是和不是，一律不说话。十几分钟后，过场走完了。

我回到空坝前，换汪志辉受审。不料更“大跃进”，十分钟不到就结束。我悄悄问他咋回事？学生回答：《起诉书》念完后，法官问——属实吗？我说——一派胡言。法官说——你有辩护的权利。我说——说了也当放屁。法官说——根据你在庭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起诉书》上全部属实。我说——你们好话说尽，丑事做完。

延期几天，我和二三十人一道，候在一间小屋外等待宣判。本来我排在头里，里面却一直不叫我的名字。直到最后，我才喊：“罪犯张紫葛前来受审。”里面仍然无动静。我只好再报告，方听见低低的应答：“进来吧。”

法警出去了，就剩审判员一人，我一认，原来是我在西政的学生。她注视我一分多钟，表情凄凉地问：“怎么样？生活还行吧？”我嗫嚅道：“都过来了，还活着呢。”她起身绕过桌子，握住我的手说：“坚强些，相信以后您还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我暗吃一惊，这种举动可大大违规呀！

屋里暗，我感觉她呼吸急促。我想起她在西政反右斗争会上，态度激昂。她曾发言说：“张紫葛假正经，真反动。”而此情此景，恐怕师生都感慨万千吧。

按程序，本该由她宣读《判决书》，但她起个头，却读不下去。她将两页纸直接递过来说：“听清了，判１５年，有５天的上诉期。”我会意地高声回答：“报告审判长，我不上诉，判得太好了。”

这是１９５８年的１１月，天刚转凉。几天后，我就如愿以偿地投入劳改。

老　威：上诉期不是１５天吗？

张紫葛：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时间都依法缩短了。

补遗——

在初入重庆市看守所之际，张紫葛先生曾亲眼目睹其监舍组长刘某某“吃桶”，令人叹为观止。特补遗如下，也许对治疗种族健忘症有些微功效。他的叙述如下：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日黄昏，众犯于寒风透骨中列队开晚饭，由于我刚入监，心事重，暂无食欲，就在一偶旁观。所谓晚饭实为牛皮菜和包谷粉搅在一块的猪食，稀稀的一黄桶提出来，云蒸雾绕，我嗅一口就恶心欲呕，而众犯却直咽口水。桶中猪食晾在院中约１小时，才吹哨分享，一人一铜勺，施粥者边舀边抖，此时热粥也冷冻成冰砣矣。

大伙不及用筷，三两下便倒入口中，又滋滋卷舌舔净碗底，活生生一幅地狱图。眼看桶中已罄，我正准备转身回监，不料众犯仍无去意，均灼灼然死盯那饭桶。施粥红毛犯发问：“今天该那个吃桶？”组长刘某某应声而出：“该我吃桶！”

我愕然人非野兽，岂能将饭桶嚼烂吃掉？却见刘某某亮出右掌，把住桶沿，缓缓旋转，而后将收罗之余沥丝丝纳入嘴巴。掌过一遍，食指再过数遍，把个饭桶搜刮得虎虎生风，比精心擦洗过还要亮净。

众犯啧啧叹息，我也以为见识了“吃桶”之风采。可说时迟那时快，刘某某竟突然翻桶，底朝天稳罩在自己头上，杂技艺人一般边旋边舔，达三分钟。待充分展示了中国犯人的舌头卷食神功，方揭桶亮相，神定气闲，大有苞丁解牛，踌躇满志的气象。

正要列队回舍，有眼尖者却指出，桶耳内侧还沾有一点粥浆，这也是粮食，不能浪费。我不平道：“你这是骨头里挑刺，侮辱人格。”刘某某却二话不说，勾指直掏桶耳，还厉声教训我道：“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多吃一点粮食，生命就多一分保障，要活，使劲往下活呀。”

可几年后，刘某某却死于精神崩溃。

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采访缘起：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７０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７０多岁的石琼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像。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的劳改犯。”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某某某某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　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　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６个大队，每个大队辖４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５０００余人。因为我是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锅盖用绳子往房梁上吊……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　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而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　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弓下腰去摸一个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地起立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又捏了一把，“狗日资产阶级吃得太好了，妈个屄”

老　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大伙都笑得肚子疼，羡慕死了，那气氛如军民联欢。只有我们的管教干事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象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教育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７０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什么啦？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气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　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　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满面笑容地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　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４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大半年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屄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　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而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去为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　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　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我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发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１９６０年８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着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两个篮球场子大的北碚公共体育场，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ＸＸ条，违者格杀勿论。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机关枪和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象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漉漉中迷糊了一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毛坯公路，又窄又滑，汽车开不了，就换马拉大车。马不够，大队长就以押运为名，向老百姓强行征用，激起众怒，几乎与马夫打了起来。

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象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４个矿井，半山腰是３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１井和４井，２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到２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把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比生羊皮还硬的再生布工装套身上，头戴竹蔑条编的矿帽，背电瓶，顶矿灯，这就算全副武装了。我们跟着组长在黑洞七拐八拐，偶尔在脚步之外，能感觉到洞壁渗出的水和耗子的声音。我估计已钻了１０００米，总之，已在山的心脏部位了。大伙在一块洼地停下，再鱼贯笔直向上，这是一个电钻打出的矿眼，刚好一腰粗，用木柴块子一层层垒架，成两三公尺高的人梯。众犯光着脚趾一下一下抠住木柴缝，手脚交替爬上去，钻进矿眼，在里面采挖。有时用电钻，有时手采。这矿很深，连一半都没采到，但犯人没任何安全保障。

采出的煤，用木轨和钢轨矿车运出去，一车５００多斤，许多人刚开始推不动，可一旦速度快起来，就轰隆隆地呼呼生风，刹不住，就只好拼老命跟着车跑。这样很容易出事故，因为隔几分钟，又会有煤车冲过来，如果你跑不赢，后面的就直通通地抵上来。反应快的，一下子闪到旁边，擦层皮，伤条胳膊腿算走运了；反应慢的，咚地一声巨响，人就被车头车尾夹在当中，挤成肉饼了。

一年井下要死很多人。我熬了个把月，先挖煤装煤，后推拖煤车，整日神经绷直了。这儿同重庆天壤之别，从不政治学习，极右份子们碰面，也从不提过去。我们把罪行都忘了，只一心生产。偶尔有小组会，也是总结定额完成了多少。日、月、年，重重加码，完不成，口粮要扣，人还要被批斗，犯人和干部都对你拳脚相加。每日上班达１１小时以上，一下班，人就疲做一滩烂泥。

在省二监时，因我个头大，体力甚好，能背２５０斤重的石头；但到了矿上，人软而易举就垮了。眼力也更坏了，我想如此下去，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回来！

老　威：你们的生活条件咋样？

张紫葛：一个监舍关５００到７００人，后面靠墙，出门见山。一律通铺，众犯齐刷刷地躺过去，墨黑一片。因为太累，也缺水，莫提洗澡，大伙连脸和脚也不洗。煤油都浸进皮肉了，洗也白洗。在山上折腾过一段，或许你半辈子也洗不净，那种脏总是从骨头从梦里一股股渗出来。

山上的水含硝太重，涩涩地直冲鼻腔，不敢喝，所以水和食物等给养都是用索道吊上去，很珍贵。气候也太反常，冷，风大，夏季也穿棉裤，腰间扎绳子。夜里，穿堂风透过紧闭的门窗和瓦缝、墙缝、房梁，在监舍内冲荡，发出丝丝鬼叫。大伙睡觉前都搬条状石头压被子，人再蛇一般整个盘进去，作冬眠状，以免风将被子刮跑。

老　威：要活下去真难啊。

张紫葛：一年到头离不开火，所以按规定，一年必须调一次班。因为那种致命的阴冷、潮湿，没有血肉之躯能扛一年以上。我在井下干了个把月，每次下班都有绝处逢生之感。幸好有一天错班，突然撞上一个犯人，他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阵，问道：“老兄可是１１４３？”我答是，他顿时如江湖中人一般拱手唱个肥诺：“小人１９５８！”

这个１９５８跟我有一段孽缘，先是在看守所同关一个号。有回看电影受教育，众犯每人一小凳，坐了满满一操场。由于不准中途离场解手，加之白天放风时间太紧，大伙不得痛快，就只有不约而同地劈叉着双腿，抵着跟前的屁股屙尿。结果你抵我，我戳他，一根一根地屙下来，大伙的裤裆和鞋都暗暗地湿了。而当后面抵我，我又戳前头时，那小子居然一反众态地回头笑道：“你老兄的肾气太足，不但冲了我勾子，连我的脚也泡了个好澡。”

电影的内容早忘了，只记得１９５８回到号子，又一反众态，蹲下就屙。号里不准解手，大伙拉他起来，稀屎却流了一路。莫奈何，大伙就监督着他用棉裤擦干净，接着又批判他用棉裤擦屎的行径是浪费。

头一个月，大家认为１９５８很窝囊，总是使唤他，而他也总是应答：“１９５８听吩咐。”不料大跃进审判伊始，１９５８突然活跃起来。向ＸＸ干事立正报告：“１９５８请您亲自提讯，交待罪恶！”不晓得他交待了什么，总之几个钟头后，他一回房就成了组长。号里的原组长却被弄成了狱霸。

老　威：此人心机很深嘛。

张紫葛：但毕竟是熟人。救命稻草嘛，得一把抓住。当时１９５８已从极右的政治错误降格为乱搞男女关系，只有４年刑期；加之队上的书记与他在川东地下党时期是上下级，书记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成了劳改犯中的红毛，很吃香。

１９５８念旧，去书记处一说情，我就不下井，在队部搞宣传了。

自由空间也大了，连去矿部杀猪分肉这种美差也有份。放翻一头猪，先分干部肉，我掌刀，１９５８掌秤，轮到书记，刮刺一刀下去，２０斤打不住，却只算８斤。

其他干部也眼睁睁地占了便宜去，剩下的边角余料，才留给犯人打牙祭。

一次，书记带１９５８和我下山运粮，这是视我们为心腹了。我们抵溪口，拖个架子车去粮站，照单将一袋袋的米面装车，垒成了小山，然后拉过乡场，卸进一间小屋藏好。不用问，１９５８一使眼色，我就明白这是个黑粮窝子。当时生活紧张，外头到处锇死人，书记却克扣犯人的粮票，倒卖黑粮。

转眼一个俊俏的农妇进屋，直奔灶台淘米切菜。１９５８介绍，这是某某，又耳语：“书记大人的皮伴（姘头）。”并吩咐我生火。农妇见我老实，与我聊天，原来她是武胜县人，背着丈夫和书记勾搭成奸，以此赚些粮食，捎回家救急。

１９５８外出了１小时，提了块肉回来炒，四个人饭饱菜足。书记和农妇忙着亲热，我就跟１９５８去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的洗澡比而今的出国旅游还安逸，我坐在脚盆里搓了三四遍，油泥如蜕皮一般去了几层，仍觉不过瘾。１９５８连连催促，还嘲笑说：“搓烂臭教授的皮，下辈子做劳动人民。”

两人出了澡房，内有油晕，外有面貌，顿觉天高地阔，陶醉得跟神仙似的。踏着落日余辉，一路哼着改造小调回山，人啊，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啊。

老　威：祝贺您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紫葛：岂料好景不长，黑粮案东窗事发。不久，书记换掉，１９５８也下山了。我因澡洗得太彻底，混在大群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洗脚的黑炭里，格外扎眼。我的体味也与众不同，因为犯人们上山后，天冷，活重，缺水，常常憋不住尿，每个人裆内都弥漫着较浓的骚臭。

由于面貌和体味，我因福得祸，被走马上任的新官留在了原地。本来按规定，病残和劳动力差的应该换下去。

老　威：您的眼睛……

张紫葛：是啊，我找到新书记，痛陈冤情：眼残，臭知识分子，不适合井下作业。书记只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

这澡洗得我后悔莫及——我不仅被取消了红毛待遇，重新派井下；而且一年半下不了山。这期间，身边的犯人换了好几拨，我熬成了老犯。

老　威：我看过您的一篇回忆文章，您的命几乎就丢在井下了。

张紫葛：那次瓦斯爆炸，３０个人，我是唯一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老　威：难以置信。

张紫葛：在劳改队，炊事班是老虎，狱医是老虎，而井下还有电老虎，就是专门给矿灯冲电的。关系好的就冲得足足，不好的就只充一点，让你在坑里瞎摸。那次下井的全是右派，其中有个探矿专家，他晓得矿灯重要，就仔细检查，结果电虽然充足了，灯却只有１２个。专家说：“这咋行？拿人命开玩笑嘛。”

这个专家是个书呆子，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提醒我警惕瓦斯﹑冒顶等等，搞得人心惊胆战。他还曾向矿上写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报告，却遭到全队批判，打得他满地滚。“这个贪图物质享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的狗专家！”书记这样痛斥，并且把井下时间延长到１４小时——也就是今晚７点钟入洞，明早９点出来，多快好省地完成采ＸＸ吨的任务。

刚入马门，专家又象往常一样，耗子般落在身后冲我耳语：“今天可能进得去，出不来。”我胆子一麻，就应道：“是矿灯太少？”他抠我的肩说：“走慢点，把耳朵竖起。”

一串人勾着腰，又深入了几百米，专家喘息着说：“听见瓦斯没有？”我说没有听见。他说再把耳朵竖起。开始爬楼窑了，众犯分成几组，组内又分工，顺柴楼钻入顶上矿眼的有两三人，电采，并把垮下的原煤刨出来；而留在顶下的人除了接着刨，就是持一长铁钎戳顶上的垮碳。煤太厚了，有时一戳就刮刺垮一大片。大家刚按部就班，专家又喘气了：“瓦斯叫唤了，真叫唤了！”我屏息一听，果然有卡卡声，就停下手中铁钎。组长说：“天天有卡卡声，难道就不劳改了？”专家说：“眼下的卡卡可不是以往的卡卡。”组长说：“有啥不同？”就抬手又戳下一片垮碳。专家急叫：“戳不得呀！戳不得呀！戳多了就会引起爆炸呀！”但是大家都七上八下地干起来，不理会他。专家一会儿拖这个，一会儿拽那个，象个疯子。组长呵斥道：“这戳不得那也戳不得，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我却相信专家的话，毛骨耸然。卡卡声更大了，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见窜起来的蓝火苗了。因为铁钎都不约而同地落了地。大约８点钟，我刚下意识地举钎一碰顶，瓦斯的尖叫突然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垮炭将我直冲起来，犹如连续的闷雷。柴楼象积木一般塌了，人与炭搅一块，从搂眼里直泻而下，我一屁股砸在地上，转瞬又随气浪翻起来，接着整个顶咣当盖下来。我昏劂过去。那一刹那，在极亮的光圈中，我看见了妈妈﹑老婆和几个娃儿的影子。

醒来时我已躺在井外的煤坝上。原来瓦斯爆炸引发大面积冒顶，埋了３０个人在井下，惊动矿部，组织人力抢救，刨出来的却是一具具黑尸。你想想，花大半天刨出的３０具尸体一溜摆在煤坝，全都血肉模糊，没鼻子没眼，壮观么？

埋人组出动了，从头开始抬，连席子也不裹就草草葬了。轮到我，刚好凑足３０整数。不料我卜地吐口气，吓了人家一跳。有个熟人的声音说：“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活个屁，只剩张紫葛了，埋掉就完事。”熟人的声音说：“真的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是么，莫吓人。”熟人的声音说：“的确鼻孔还在动！”于是许多脚步跑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见鬼了！”“狗日的命太大了！”

狱医是解放前叛逃过来的蒙古国卫生部长，有两下子，翻眼皮一检查，就叫人抬我到队部烤火。接着遇见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干部，命令“马上送医院”。

被我党判刑的前蒙古卫生部长护送我，徒步５０里地，入住矿部医院。犯人医生尽力抢救，我才从鬼门关归来。又扛过了三个多月的黑痰期。

老　威：没得矽肺病？

张紫葛：黑痰一口接一口，比墨汁浓，两个月后，才渐渐淡了，咳嗽也没那么撕心裂肺了。幸好从小身体底子打得结实，倒霉前的生活条件也优越。

老　威：您是怎么渡过大饥荒的？

张紫葛：天照应吧。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倒出来，上帝也不忍心我做个憋死鬼。在山上，犯人每天的定量是７两米，只够熬两餐稀涝涝的粥，趁热喝下去，屙两泡尿就没劲了。三天两头死人。１９５８下山后，我因得罪了炊事班，被诬蔑混吃混喝，消极怠工，粮食定量就叫扣去一半。这样一个星期，我就饿趴下了，想站起来，腿肚子就抽筋。胃里没一粒米，虚脱，正躺着等死，却遇见一个同情知识分子的干部。他悄悄塞给我一个冷馒头，并且提醒说，新书记与炊事班穿一条裤子，你先忍着吧。

可没过多久，炊事组长因偷肉案发，竟被愤怒的犯人活活打死，其他同伙也被整成残疾。我的处境又拨云见日了。

跟着经历了死里逃生。住院后，因会一点医术，就被留下来当中医。有一次，我跟一位姓冯的右派中医上山挖药，爬到中途，撞上埋死人，我们急忙躲在一丛茅草后偷看。只见七、八个人轮流用铁锹在山壁间掘孔，一会儿，孔渐渐扩大成洞，洞又扩大成一个穴。一堆人亮着枯柴样的膀子，干完这活儿，已累得不行，风箱般的喘息百米外均能听见。接着，一卷破席摊开了，为首的汉子从衣兜搜出一把尖刀，开始翻来覆去地割席中尸肉，屁股﹑大腿﹑小腿﹑肩背﹑手臂都剔了，再把整个生殖器官切下。最后，撬开嘴，另有两个人凑近帮忙，他们把死者的舌头一点点抠出来，齐舌根挖了。为首的汉子右手血糊糊地握住刀把，那死去的僵直的舌头黑红黑红的，在阳光下象一张扑克牌，不，象半截蘸了辣椒酱的黄瓜。那汉子还把舌头嗅了嗅，一笑，凄惨极了。大伙把被剔得七零八落的残尸塞入土穴，每个人都向里面扔了泥块，然后填石头密封了。

剩下的碎肉堆在席中，大家围着默哀一番，然后捡枯柴生火。人们吞着唾沫，井然有序地各捡一块肉，架在火上烤；待肉发出滋滋欢叫时，又撒上盐。肉终于熟透了，人们狼吞虎咽，每张嘴边都沾着一圈油和柴灰。一阵风把焦肉味吹送过来，很香，迷糊人心智的那种香，我和冯医生面面相觑，喉咙和肚肠均咕咕山响。神经起了一阵痉挛，那一刹那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肉吃光了，有人又蹲在火堆旁刨出黑糊糊的阴囊，捧在手中，边拍灰，边剥蜷缩的焦皮，白生生的卵蛋刚绽露，就一口下去。周围的家伙发出惊呼，手爪从几个方向抓来。可惜，拖着一条软筋的蛋已塞了一满嘴。

为首的好汉主持公道，才虎口夺食，把面目全非的生殖器切成若干块，每个人都尝了。“很大的补药呵！”有声音意犹未尽地叹息。

剩下的一条人舌头被高挂在远离火的树枝上，任呼啦啦的风吹得摇晃。待人肉晚宴告一段落，大伙才一起把目光转过去，听为首的汉子即兴创作以下这段祭文——

安息吧，某某某！很对不起。你是我们的同类，你先饿死了，也算为你的同类作了最后一点贡献。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将你的屁股肉割下来烤吃；为了活着，我们还吃了你身上稍微有些嚼头的地方；我们还吃了卵蛋和鸡儿，这是很大的补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了，某某某。

我们没吃你的内脏，人毕竟与饿老鸦还是有区别，你好歹留了全尸。

我们把你的舌头高挂，任你随便乱说，对风，对太阳，对我们，你尽可以把讴在肚里的反动话统统倒出来。你生前不自由，三两句话就当了右派，现在解脱了，揭帽了，死毬了。说吧，你随便反动吧，一直反动下去吧。

安息吧，某某某。我们再不会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你了，而且还要向你道声永别。因分享了你的反动肉，大家还要——向你鞠躬。

至此葬仪完毕。为首的汉子垫脚伸臂，取下枝头人舌，宝贝一般揣进裤兜。

老　威：这家伙该不会拿回家炖舌头汤喝吧。

张紫葛：冯医生讲，人舌可是灵丹妙药，不能晒，不能烤，不能焙，不能沾任何烟火气，否则就废了。正确的泡制方式是，晾除水气，用细麻绳缠于肚脐、后腰、大腿等贴肉处，以人的体温徐徐烘干。待其缩透变色，则细细研磨成齑粉。此为外伤奇效药，遇淌血、发炎、化脓之新旧伤口，捻上舌粉少许，不大功夫就平复了。

老　威：真是物尽其用啊。

张紫葛：那年头饿死鬼太多，估计这玩意不会缺货。

老　威：您是怎么熬的？

张紫葛：转来转去，又得提到１９５８。我充中医时，他又跟老书记“换防”到医院，任厨房和护理的大组长，比一般干部还有实权。１９５８对我还算照顾，但这家伙太邪，最后连我也看不过去了。

老　威：一个劳改犯能邪到哪儿去呢？

张紫葛：拿现在的行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１９５８随书记换防好几处，几乎成了贴身跟班，他经常狗仗人势，搞犯人的家属。比如有一次，一位杨姓犯人的妻子赶了几百里地来探望丈夫，门岗不让见，１９５８就上前说情。于是夫妻抓住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互诉衷肠，难舍难分了十几分钟。杨妻还把那年头比钻石还珍贵的一茶缸红烧肉带给了丈夫。

岂料探监毕，１９５８就对女的说：“天快黑了，我送你一程。”结果他在溪口的一间房里要强奸人家。女的反抗，他就凶相毕露地说：“你莫吼，一来吼也没用；二来对你男人的改造不利。”女的继续反抗，他又说：“你依我，我就给你１０斤大米，还让你男人不受罪。”于是就得逞了。

老　威：这也太嚣张了。

张紫葛：更嚣张的是他还搞干部。有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因营养不良住院，按规定，只能开半流食；一个２０来岁的女护士出于同情，就擅自开了全流。１９５８一晓得，马上打小报告。那年月，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小护士被脱掉军装，押往矿部交待与反革命右派勾结的罪行。书记命令１９５８日夜监督，他终于逮住机会，在一个深夜把小护士给强奸了。为了封口，他给我拿了个白面馒头。

小护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了解我的背景后，就把种种屈辱私下说了。我安慰她，莫着急。她说不着急不行，１９５８还在死缠我呢。于是我找到了几个住院的少年犯，一拍即合，且群情激愤：“犯人可以日干部了，成何体统！”

过了几天，该发零花钱了，可事务长的公款却不见了。如此通天大事，立即惊动了院长和书记。命令搜查全体犯人，却一无所获。事务长说：“他妈见鬼了！”院长问：“都搜遍了吗？”解放军报告：“都搜了，除了他！”当时１９５８作为犯人最高头目，正耀武扬威地站在书记身后，见解放军指自己，还不服。院长说：“是犯人就没有例外！”于是１９５８被搜身，当场查出公款ＸＸ元。１９５８大叫冤枉，书记却扇过去一耳光。院长命令：“绑起来押往反审中队！”

此时，我与几个小贼对了一下目光，心里顿时明镜一般。

１９５８被突击预审，扛不住，就把书记贪污公粮的破事抖了出来；继续牵连，整个炊事班都成了贼窝。１９５８罪大恶极，差点毙掉；可接下来，他又戏剧性地被平了反。释放之际遇文革，参加造反，为ＸＸ工宣队员；再往后，他旧病复发，在野合时被一个女的杀了。据说那女的先骗他脱光衣裤，然后趁宽衣解带之机，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窝子。

老　威：善哉善哉。

张紫葛：死就死罢，悲惨世道那来“善哉”？现在我一闭眼，还常梦见１９５８，梦见被１９５８搞了老婆的杨姓犯人。这家伙，把老婆送的红烧肉拴在腰上，舍不得吃，只在馋得受不了时才拣两颗放嘴里，惹得同监犯人眼睛发绿。

姓杨的时刻警觉，连上厕所也带着红烧肉。蹲坑时，先捧在手心，感到不雅，才把肉缸放在一尺开外的地上。不料这一刹那的疏忽，肉就被人抓跑了。杨提起裤子急追，一路滴着星星点点的屎……

老　威：追上了么？

张紫葛：追上个鬼。姓杨的后来因一点小错，被扣口粮，只能靠麦麸充饥，结果憋出了大问题。送医院一查，确诊是一节硬屎卡住肠道，任凭什么药都化不开，只有开刀。本来是犯人医生的分内事，可值班医生ＸＸ却抢着来做，因为犯人的命贱，可以当试验品练手艺。姓杨的被送入手术室，但见ＸＸ大步流星地赶入，连白大褂也不穿，就吆喝犯医“准备家什”。姓杨的吓出一身冷汗，竟从手术台翻滚而下，连连磕头作揖：“犯人ＸＸＸ，不够资格让干部亲自动手！”不料对方以毛主席语录相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姓杨的哀号无效，被举回手术台，几人按住打了全身麻醉。屠夫军医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犯医在旁边的不断比划﹑提醒。结果一刀下去，堵塞物没有逮着，倒把肠子给挑断了。

手忙脚乱﹑草草缝合后，军医扬长而去。姓杨的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通知家属，杨妻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哭得死去活来。幸好此时，玷污过她的１９５８已东窗事发了。

老　威：您在这种地方，可谓沦落到地狱底部了。

张紫葛：所以如《神曲》描绘的一样，我的命运又开始螺旋上升。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后，中央有精神，要对县团级干部、教授和共产党高知中的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我被挑出来，送到四川简阳的平泉农场。这儿原是疗养院，现改为几千人的特殊农场。待遇极好。每人每月３６斤粮，两斤菜油，两斤猪肉。我们在这儿养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全川３０００多人集中一块，等待着揭帽松绑，重新安排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刘少奇倒了，作为修正主义黑窝的平泉农场一夜之间就宣布撤消。１９６８年秋天，我又被转押到雅安的苗溪茶场。

老　威：您一个人么？

张紫葛：又是浩浩荡荡几千人。这儿横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在深丘陵与大山区的交叉地带，是个劳改总队，下辖三、四十个大队，专用输电线长达５００多公里。有规模很大的制茶厂。据说，从前这儿的原始森林望不到头，解放后全伐了，开辟成茶山。

平泉来的几千人象一把沙子漏入沙漠，转眼就没影了。大约有两三百人分在地势最低的ＸＸ队，统称为“新犯”，我虽有１０年牢龄，也是新犯。当时正在学大寨造梯田，准备种旱作水稻，所以我们一来就投入挖土石方，垒宝坎（即石头砌起来的梯田边埂——老威注）。这是一面阴山，整日云蒸雾绕，湿气很大，人走在笔直的烂泥路上，得处处小心。我那阵儿不到５０岁，虽然只剩下左眼，视力浑浊，却被当作强劳动力，派去挑土。我担起两百多斤的土石，右手柱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在溜滑的陡坎上挪，不敢有丝毫偏差，因为脚边下去是２００多公尺的深渊。

至今，我还梦见那情景，腿肚子一阵阵抽筋。有一个姓方的干事，看不惯我磨洋工，骂我死狗，还猛然从斜刺里踢翻了我的探路棍。我失去平衡，身子一歪，就同土石一道轰隆隆地滚下去了。那一刹那，我和在煤矿那次一样，以为报销了。我腾空而起，被抛出宝坎，在下坠的过程中，只觉得风声象一大片蛙鸣，透过身体，把内脏也变成向外蹦的青蛙。老娘和四个子女的影子一一闪过，我想叫声“完了”，嘴却张不开，直到嘭地一下，粪臭呛满了鼻孔。

原来有一辆粪车从坎下路过，这是三人拉的架子粪车，我恰好顺着飞入车上棺材大小的粪槽里，不偏不倚，连根毫毛也没伤着。不过臭粪四溅的壮观景象惊动了三山五岳，犯人和老百姓都奔过来，嚷着：“看空中飞人哪！”

我从粪槽坐起来，连打几个臭喷嚏，听见有人骂：“狗日的，屎泼了我一脸。”我连忙道歉，人们却纷纷避开。第二天，照常出工，我以坏了眼睛为理由，请求换工种，被方干事拒绝。

老　威：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张紫葛：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我的一个学生冒充我老婆来探监，文革中论派性，刚好管接见的陈干事与她同属一派。“亲不亲，阶级分”，她托她照顾我。于是，我被调到了集肥组。

集肥组长还提一双脚码子（鞋底带铁齿的防滑鞋套，山区专用——老威注）给我，称是我老婆送的。我穿上后，踏实多了。

当时劳改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两派互相打，今天你掌权，说不定明天我就夺权。比如整过我的方干事造反起家，不久就做了革委会主任，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场部政委弄成走资派，将关照我的陈干事搞成保皇狗。又打又斗又游乡，然后勒令加入收粪组，与犯人一起改造。

陈干事的腰被打坏了，连走路都艰难，我们私底下很照顾她，一见四下无人，就将政委和她抬着走。有次住在荒山野岭的农户家，就一间茅屋，里面除了一间大床，一张方桌，啥也没有。而热情的农妇却让我们歇床上，自己却在灶前蹲着。半夜，陈干事呻吟着，要解溲，就蹲在床沿，伸手让我拉着屙。床后是猪槽，两头瘦猪一闻响动就嗡嗡过来，以为喂食呢。

政委平时养尊处优，这回算真正见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百姓，泪水不禁扑籁籁地往下掉：“唉，我们过雪山草地，打小日本，打老蒋，迎来的就是这种日子？社会主义几十年，还让人民过这种穷日子，作孽啊！我该挨斗啊！”

可没多久，政委就解放了，被一辆轿车接走了。

老　威：您的好日子有望了。

张紫葛：无望，方干事还掌权，他派了个姓苟的犯人心腹监视我们。姓苟的是个强奸犯，想打陈干事的主意，却有袁组长碍眼。袁组长是个血性汉子，有一次拉粪车，路滑坡陡，恰巧又遇见方干事。姓方的嫌爬坡累，就骑高头大马一般坐在车头上，吆喝着让我们拉。袁组长体力强，把中杠，我和陈干事一左一右，拉边飞。遇特别陡的长坡，三个人的脑袋一齐点地，背脊绷直了，只见那大颗汗滴毛虫一般钻透衣裳。袁组长喘着气请求：“方主任，您就下车走几步吧，上完坡……”可话音未落，头顶的杠子就下来了，并且在三人头上，崩崩崩连敲数下。我见打得狠了，就一躲闪，车把卡地一歪，就将陈干事撬滚到坡下，袁组长也差点被弄趴了。

姓方的还不下，袁组长火了，就抬手夺过杠子吼叫：“我他妈一杠子干了你，大不了填命！”

姓方的顿时面色如土，乖乖下车。几人一路无语直奔场部，姓方的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袁组长晓得闯祸了，就亲手把自己在伙房存了一年多的油渣端出来，按收粪组人头，分成了２９份，让大伙共同打顿牙祭，然后一一抱拳诀别：“今天我得罪了姓方的，肯定没好下场。大丈夫死则死矣，本无遗憾，只可惜栽在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手里！”接着，又向方家走狗苟某呸了一口：“油渣很香，可没你的份。”

话分两头，这边厢群情黯然，那边厢干部会议已结束，狱警荷枪实弹地出动。黑屋的门也森然洞开，一付百把斤重的脚铐哐当抛在门外。袁组长主动向前去，而陈干事正在另一群人中挨斗，交待罪行……

可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吉普车拐过坳口，疾驰而来。姓方的刚杀气腾腾地露面，吉普车就猛然刹在他跟前，随着跳下三个军代表，宣布对农场实行军管。

姓方的一下傻了，他的领章与帽徽也被撕了下来。而正躺地上装死狗的陈干事初闻喜讯，若痴若狂，竟手脚并用，一跃而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眨眼间乾坤倒转，姓方的及一帮走狗均被专政；而陈干事被结合为军管小组成员，袁组长和我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陈干事把我当残疾人照顾到草鞋组，这儿有三个瘸子，一个双腿断了的瘫子。都是知识分子，相依为命，从此日子就顺多了。

１９７３年７月，我刑满出狱，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继续管制劳动４年。此时，母亲已去世，前妻早离婚，我靠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下达了给右派平反的５５号文件，我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１９７９年２月，我重回西南政法学院，任中文教授；稍后，双目全部失明。

民运列传: 许万平

一个真实的无产阶级、民运人物的故事。

许万平，重庆市大渡口人氏，身段细小，眼弯嘴瘪，酷似一只微笑著的狐狸。然浑浑然心窍未凿，认死理。许氏原为国营印刷厂一本份工人，三代根正苗红，地道无产阶级。不料受天公作弄，于1989年学潮期间，随大众卷入街头政治，游行呼口号，合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其亢奋之态，如两颊绯红的求爱的狐狸。

据右派诗人流沙河回忆，他曾于1989年5月某日在成都家中临窗俯视街巷热景，恍若隔世，居然将1948年夏天之群众示威与眼下的混淆。“反的政府不一样，但标语口号差不多，都是自由民主人权，打官倒和腐败。”他叹道，“历史和现实在轮回，过几十年又转一个圈罢。”然许氏的年纪及阅历比流沙河浅一半，所以他必然要把转瞬的爱国热劲落到实处。象小说描写的那样，他发起成立“中国行动党”，并于十几日后被捕，旋即以反革命组织煽动的罪名，被判刑8年。其时，北平屠城已成铁案，腥风呼啸，市面清静，几千万热血民众已作鸟兽散矣。

1992年冬，老威戴罪北迁至位于大巴山中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相遇二十余位六四反革命，其中，许氏算最矮的。与他仿佛的是前大学老师侯多蜀，但肤黑且壮，与体弱的许氏对照鲜明。许氏节俭成癖，常捧一大茶缸糖水，一匙一匙喂自己，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因正在学写诗文，与老威友善，遂邀其共享。老威虽为文人，但身粗胃大，略言客套，就端过水缸，咕咚咕咚底朝天，末了，还挺豪气地揩一把坠糖珠子。许氏含笑恭候，连道：“威哥慢点，莫噎倒了。”——这一镜头，许多年以后的今天，老威方嚼出些滋味。许氏家贫如洗，父早年亡故，母退休，工资仅够糊口。偶有三二十元碎银汇达狱中，宽解一下不孝儿之碌碌饥肠。

许氏革命意志弥坚，在狱中因参与罢工、绝食等违规活动，数次遭罚，关入狗笼一般逼仄的小间。他还作为反革命之谈判代表上二楼队部，未及言语，就被放翻在地，捆成一只绽放出狐狸头的肉粽。于是他把口舌当作仅有的利器，指明要操政府的老奶奶和妈，可见其斗争艺术不甚高超。97年许氏刑满开释，生活无著，曾携其诗文，不远数百里去投奔落魄中的老威，栖身威母之茶馆月余，殷勤肯干，颇得中老年客人赏识。无奈茶水价廉利薄，许氏赚不够伙食钱，饭量每况日下。然而在此期间，许氏博览群书，广纳朋友，舞文弄墨，思如涌泉，其水平和名气在满面菜色中见涨。

接下来的1998年秋，许氏作为“中国民主党”的活跃分子，在风声鹤唳中二进宫，罪名“颠覆”。这一次，重庆警方嫌司法程序太烦琐，直接将其送西山坪劳教三年。2001年的一个秋日黄昏，老威接到许氏电话，气息微弱，夹杂著咳嗽。他说西山坪是人世间最恶毒的去处，他差点就活不出来了。老威心酸，就忘了怎么开口。许氏又说，一边关烂贼，一边关法轮功，他夹在其中，连个战友都没有。你该把经历记下来，老威终于插话。我被打坏了，许氏喘道。一提笔，脑袋就嗡嗡响。

生存如刀，人权不能当饭吃，头破血流的许氏不得不降低姿态，汇入亿万中国人民的挣钱糊口洪流。他跑过推销，守过货摊，名片上曾有“业务主管”的头衔。萨斯猖獗前夕，他终于用海外某人道团体援助的500美元，同另一难友蒋仕华合伙，开了一家面馆。据说生意由冷清到红火，许氏之底气逐渐充足。老威闻之，击额庆幸。不料，萨斯如洪水猛兽，逼得人们逃无可逃，大热天，满街口罩。餐饮业遭受重创，转眼工夫，许氏面馆，还有同一条街的张氏、王氏、无名氏面馆，均被政府勒令关停。

许氏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情急之下，就独自去警方抗议，要生存权，无结果。又给海外打对方付费电话，无端谩骂某某吃民运的人血馒头，这无异于自断后路。某一傍晚，许氏与老威通话，告之已驾临成都火车站。老威详细指明路径后，放下听筒。一直恭候至深夜，再无动静。这疯狗日的莫不是被警察逮了？老威躺在床上不得其解，竟模模糊糊坠入了梦乡。

如此，许氏磕磕绊绊地赖活至六四屠杀15周年前夕，并且还结了婚，这真是天大的奇迹。好歹稳当了，老威闻之感慨。依稀记得新媳妇也是下岗工人——这两口子具有马克思指点的无产者家庭的全部特征。在互联网上，散见许氏时政文章，老威掐指一算，可挣稿费少许。各地开始纪念六四，许氏也宣称要在重庆搞，老威见多了，就不太在意。许氏于6月3日被捕，本来老威也不太吃惊——这些年，民运分子的抓抓放放已形同儿戏。

然许氏被栽脏“贩毒”——据网上报道，有人将一包海洛因塞进迎面而来的许氏怀里，旋即被四面埋伏的警方录像并“挡获”。真他妈象演港片，老威悲愤地想，脑海里顿时浮现许氏脑袋开花的镜头。可六月四日一过，许氏又释放了。他被公安辑毒大队拷打后，捆绑在椅子上达48小时！怎么熬的？没说；往后怎么过，没人问。世上的新闻太多，转眼就成旧闻。

许氏还活著。仅仅活著，就不错了。

2004年7月21至24日，成都。

2004-09-01

作曲家王西麟

采访缘起：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２００１年２月听说的。那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出，在北京开书评会，因此认识了前来弹唱助兴的梁和平、赵莉、何勇等人。由于梁和平的生动刻画，王西麟三个字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老梁是这样说的——

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内外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９７年就与他签了合同，按其中规定，两年后筹钱推出他的系列交响乐演奏会。可好不容易熬到了３年半以后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官方却突然下达了‘取消音乐会’的通知。这时候，排练已进行一个多星期，瑞典的首席小提琴家Ｉｇｅｄｕｓｓ正飞抵北京，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筹来的钱已花出去一大把。

气焰嚣张的老王顿时六神无主，象一头悲愤的熊瞎子扑入我家门，老远就连叫：“坏了坏了，和平，坏了！”我给他倒水，请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讲。原来是上月２４日闯的祸，那是音乐会排练的第一天。早上九点，指挥谭利华为了表达对作曲家的敬意，就即兴请衣冠楚楚的老王对北交几十号演奏员讲几句话。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门向音乐大厅宣告：“２０世纪过去了，２０世纪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两次世界大战，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２０世纪最大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最后又被无情地抛弃！”

一言即出，万马齐喑，可我们的老王还在彬彬有礼地向发呆的大伙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把最好的机会给葬送了：“您的交响乐何时才能让更多的国人听到！”

于是老王开始小孩一般检讨，什么“熬夜创作，头痛难忍”啦；“有人告密”啦。“可关键的关键，”他突然一脸严肃道，“我忘了在最后补上一句‘中国除外’！”

…………

２００４年大年初四，我终于在梁和平家中听到３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响乐》，又名《世纪悲情》，以及《黑衣人》《铸剑》等作品，还聆听了王西麟声震屋瓦的民歌个唱和即兴演讲，身心为之倾倒。

于是在芦苇、梁和平等心热者的极力怂恿下，我果真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下午至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六入王西麟偏僻、狭窄的家进行采访。此前，在饭馆里喝过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访问。

王西麟今年６７岁，性若赤子，喜怒无常态。他在对话中频频泪下，继而弹琴示唱时过境迁的曲子，以刺激几近淡漠的记忆。他自揭伤疤，坦承了在社教运动中的“告密行径”，并深表忏悔。这种毁容的勇气，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是罕见的。但我要说，正由于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称“声音证词”的交响乐。

老威：说起来很惭愧，我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长期对本土的交响乐只略知皮毛。小时候，经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的字幕；二十几岁做诗人，为了凑寻根文学的热闹，也听过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之类，有意无意听过上百遍，耳朵都起茧子了。至于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晓得名字——经过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梁和平说：“王西麟是中国唯一把握了交响乐灵魂的大师。”将我骇了一跳。

王西麟：你应该听，必须听交响乐！你应该听，必须听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多么伟大的音乐，多么深沉的痛苦！中国思想文化界却没有耳朵，不听，不懂，这真是最大的缺憾！

老威：我听过拉赫玛尼诺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郁的曲调，铁锤一般缓慢起落的波涛，您的《第四交响乐》有伏尔加河的影子。本来我当时就该听，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后的前几天，我才在梁和平家里听到了。

王西麟：怎么样？

老威：非常厉害，令人瞠目结舌！后来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与芦苇一起再听，渐渐觉得您的音乐完全在演绎你的经历，是一部特殊的个人证词。

王西麟：太对了，我的音乐没有柔情，没有布尔乔亚，它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大湖，什么都从周围朝里面灌，眼泪、血、泥巴、叹息、惨叫，都朝里面灌，你说它能不重不深么？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源头，其次才是爱和恨。可许多娘娘腔的艺术家说，爱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放他娘的狗臭屁，当你活都活不了，哪来的爱？六四开枪，死伤那么多人，你说一千句爱也顶不回一颗子弹。动物也会爱，猩猩，大象，甚至狗，都会母爱和性爱，您能说他们的叫声是音乐、画或者诗？

老威：我从《第四交响乐》中听出一种乡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６０年代发配到山西雁北地区搜集到的一种哭坟的调子，以后又把上党梆子融进了这种悲调，我在第三、第四里也用了，原调是“可怜我那兄弟呀”！年轻的女声，背后配有原始的唢呐。到了第四，哭腔延长了，整整９分钟，眼泪模糊成一片灰濛濛的河流，翻滚的脑袋，没有脸，没有耳朵，看不见任何表情，只有９分钟无尽的泪！八把大贝斯，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地方戏和民歌。几千年就这么一段，一首歌儿，哎呀呀，这三个字，人类几千年也没变。可突然之间，大鼓，哐噹哐噹，砸下去！把贝斯声带出的泪全砸掉！政治，老毛，运动的绞肉机咔咔响，您被抛进黑屋里，双眼蒙布，喳喳、巴巴、剥剥、各各，这些老鼠般的声音，议论，告密，怒斥，揭发，咆哮，打倒！用脚往死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无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脸粘满浓痰，埋下脑袋，头发里全是浓痰。来不及擦，呸呸！通通！拳头又来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还做你的学生，今天脸蛋就叫革命运动搞扭曲了，满口脏话。哗啦！最会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软肋上，半天喘不过气，遍地花！

数不清的脚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猬了，朋友的，学生的，同志们的！你趴在粪坑边，一刹那经历了悲剧、喜剧、丑剧、神剧、肥皂剧！垮了，尊严垮了，我就写屁股颂……

老威：你的音乐是控诉？

王西麟：不仅是控诉，还要复仇，象《黑衣人》，一个不放过。

老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解冻”后拍的，一个孩子问在斯大林时期当过狱警的爸爸：“您在集中营时，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问，最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忠于职守，不愧为专制政权的一条好狗，结局也是受不了而跳河。而中国呢？中华民族呢？这些人在街上，在饭馆里，在小轿车内，他们或许整过人，告过密，为了往上爬，把别人踩得死去活来。那些杀张志新的人，杀遇罗克的人，如今却活得理直气壮，没有孩子站出来问他们过去干了什么？整过谁？乌纱帽和钱袋沾没沾血？这些住洋房，开洋车，功成名就的好父亲呀，想到过忏悔吗？象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的……

老威：那您是怎么“复活”的？王老师，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王西麟：我１９４９年就参军了，从１２岁到２０岁，一直生活在革命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根深蒂固，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是部队打下的，组织上见我是棵好苗，就把我从西北军区调出来，送到北京，进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的教师预备学校，直到考上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才算离开部队。

老威：一帆风顺嘛。

王西麟：５７年进高校，我依旧不脱黄军装，并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很快就当选为学生会和共青团的干部，还代表上音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鄙视白专道路，仗着身体壮，力气大，将音乐大学当作劳动大学，挖河泥，挑担子，垒炉子，炼钢铁，什么都一马当先。那是一种着了魔的时代风气，炼钢炉就竖在操场，连宿舍的铁窗子都撬去炼。可以说，我在三年级前，基本没练功课，校内象个大工地，也没音乐气氛。直到６０年下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搞大跃进了，教学才恢复正常。

老威：缺了那么多课，咋办呢？

王西麟：我当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所谓的白专尖子，几乎都是为了音乐而考进学院的资产阶级，音乐世家出身，转眼之间，人家在国际上比赛得奖，拿奖牌，又成了为国争光的香饽饽，比如洪腾，殷承忠。而我，再怎么紧跟时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们瞧不起。况且，我学医的哥哥精神失常，饿死在兰州，我姐姐当了右派，因不服上诉，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我也马上不“根正苗红”了。心里窝火，只好暗下决心学技术，与政治互相疏远。开始是独自摸索，听资料，尝试，毕业前的一年，碰见留过苏的瞿维，对我悉心传授，专业进步，成绩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威：据说你创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当时没有作曲的主科老师，我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上音图书馆，我分期分批，大约啃了３０多部四重奏文献，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里格，菲里宾科等。作了大量笔记，积累了较多手段。于是在１９６１年暑假，悄悄躲进琴房，开始潜心作曲了。挥汗如雨４０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乐章２５分钟的《四重奏》，并由丁善德院长的小女儿，女子四重奏组的丁芷诺安排了排练并逐段录音，这在校内有了影响。

老威：可谓三年寒窗，一举成名吧。

王西麟：作为学生和学校，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毕业鉴定会上，我却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学们的一致批制。正如我几年前鄙视白专，反击右派那样，大伙指出：“王西麟辜负了党的培养，一心走白专道路，已滑到危险边缘。”特别是过去同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Ｚ君，竟拍着桌子斥责：“你快成为右派了！”骇了我一大跳。

老威：您果然从左滑右了？

王西麟：没有，只能算从不务正业里摆脱了出来，懂得了交响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非下乡采风的产物。马克思讲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研究了从圈地运动到大工业社会的６００年历史，６００年资本积累，而非老毛号召的１５年超英赶美。交响乐和民歌的差别，是数百年文化和历史上的，而非阶级歧视。挑着粪桶，砍着树，赶着牛车能奔共产主义吗？当然，那是一个在村里打转的农民共产主义。

老威：您思想这么超前？

王西麟：几十年后才认识提高，成为右了；而当时，不过年少气盛，觉得受了压制。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天之骄子”的心态又复萌，觉得自己所学的与广播民族乐团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乐为由，在招待所赖着，不服从组织调遣去“民族乐团”，僵持了半个月，领导只好仍然改派我去“管弦乐团”。

老威：有啥不一样么？

王西麟：离群众文化远一点，就离交响乐近一点。我为了进管弦乐团，要尽快完成我的第一交响乐，使用钢琴创作是理所当然，可领导为了刹我的傲气，根本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有一台旧琴堆放在杂屋间，一时冲动，就招呼了几位年轻人，合力将这废弃的琴请出来，准备搬到我的工作室，修理一番后使用。不料轰隆轰隆刚推到走廊中途，就惊动了一位芝麻官员，他挺身拦住：“领导批准了吗？”我答没有，钢琴又被惊天动地的推回原处。这一来，我给团里的印象糟透了，并为此被遣送至号称“１３号基地”的中央广播局发射场劳动反省一个月。

１９６２年秋，老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宗旨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同历次运动一样，先在中央一级机关试点。１９６３年秋，中央广播局召开动员大会，公开号召群众批评领导，叫作“领导干部下楼洗澡”。

老威：据说这“洗澡”典故也源于老毛。臭名昭著的延安“抢救”运动误杀误关了许多国统区投奔革命的功臣，闹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连军心也动摇了。老毛见这样下去，江山有可能坐不成，于是紧急叫停，斥责了特务头子康生。而自己也亲自跑到３５９旅，向被整得奄奄一息的人们行军礼。并且说，同志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他还说，我是来下楼洗澡的，同志们把水烧烫点，千万莫客气。这流氓天子如此发话，臣民们当然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了。

王西麟：这种政治套路５７年也用，叫引蛇出洞，然后一棍打昏。在社教中，中央文件大约是这么说的：平时高高在上的干部，现在要主动到群众中，接受批评，把思想里的脏东西洗掉。如果主动，虚心呢，就洗“温水澡”；如果不主动，甚至抵触，就洗热水或烫水澡，让他在大批判中受点精神烫伤。这种钓你上钩的诱饵，中国人民在１９５７年见多了，就成耳边风。在一次次动员会上，女同志们都麻木不仁地织毛衣，只有我这种血气方刚的傻瓜才心潮起伏呢。

终于，我在小组讨论中跳了出来。其实我的初衷同众多右派一样，是要推动乐团工作，让自己的音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句行话即“为国为民，助党整风”。

当时上面提倡“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三化方针，对此，我首先宣读了毛主席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著名阐述：“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借鉴一切外国的和古代的优秀文化……”然后借题发挥：“民族化与这一论述不吻合，交响乐也无法群众化，而广播电视化根本就文理不通，与芭蕾舞团提芭蕾化，木偶剧团提木偶化一样可笑。”我强调说：“三化方针等于是无思想内容，无思想前提，无思想方向的三无方针。”

开始我还挺注意语言分寸，渐渐，我的神经兴奋起来，口若悬河两个多小时。“业务不过关，就改吃政治饭，凭什么管人？”我当时就这么说。我还提到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来工作的印尼华侨林克昌四兄弟受排挤的情况，人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是著名的指挥家和小提琴家，却几乎在Ｌ副团长的手下呆不下去了。

还说了些什么记不住了，总之，我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帮助他们洗澡的。筒子楼里挤满了人，Ｌ副团长和几个干部亲自赶过来做记录，我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老威：这叫整黑材料，恐怕那个时代出生的三岁小孩都知道。您可真够执着的了。

王西麟：就这一根筋的脾气，从当兵、反右、炼钢铁、下乡都冲锋在前，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平年代没枪，我就把扁担和锄头当枪，把粪桶、马车当反帝反修的坦克。可后来，交响乐成了我的命，政治上不那么正确了，一根筋就酿成了悲剧。

老威：领导找您了？

王西麟：好几天，上面没任何动静，但谣言蜂起，传的是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我心里七上八下，想找人澄清，可同志们纷纷躲避，一个筒子楼，都绕着走。某一天，我在外面碰见首席长笛张海波，就一起上了僻静的馆子，泡了一晚上啤酒。我发愁说：“唉，太没意思了，动员提意见，结果又……”

象头上罩着黑布“熬鹰”，上面觉得火候够了，才约我谈话。在去的路上，我已经垮了，如果那时组织上肯原谅，我肯定会嚎啕大哭，感激一辈子。进了办公室，团长坐在那儿，用恨铁不成钢的眼光盯了我好久，然后慈父一般叹口气。说实话，团长是延安干部，有阅历，人不错，还是拉大提琴出身，虽然他目前代表组织，但看样子不想把我一棍子打死。

终于，团长说话了，语言委婉：“西麟同志哇，你那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可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不私下找我谈谈心，作为长辈，我还是可以提醒你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嘛。而现在，性质变了哇，你的发言相当于１９５７年右派向党进攻的继续！三化是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制定的，乐团不搞三化，难道要按你的方针走？”

我听得头皮发麻，泪水在眼眶打转。团长又说：“又红又专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白专！眼里无组织，无群众，象公鸡一样傲！先是乱搬钢琴，影响极坏，组织上为了教育你，调你去１３号劳动改造一个月，却不见丝毫成效。你到底吃了那付迷魂药，谁也看不上？唉。”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好几次要表白，团长都打手势阻止了。只听得他话锋一转道：“虽然你与党闹对立，严重伤害了同志们的无产阶级感情，但只要老实认错，组织仍向你敞开温暖的怀抱。西麟同志哇，你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可１２岁参加革命部队后，组织上没有嫌弃你，还培养你学文化，学艺术，批准你入共青团，送你上音乐学院。知道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３０００个农民辛勤劳动５年！而你却反对为党，为政治，为人民群众，为你的衣食父母服务，你的良心真被狗吃了吗？”

我顿觉五雷轰顶，无地自容。团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声情并茂地指出：“必须深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并发展到反党邪路的思想和阶级根源，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否则就自取灭亡。”他还低声启发我：“和你一样，我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两次涂改发票，贪污了一点钱，可通过改造和挽救，又重新被信任，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你看见了，我现在不也是很好吗？”

人落到这地步，是根稻草也要抓住，因为１９５７年右派们下放和劳改的下场我都目睹了。于是，我痛哭流涕地保证要深刻检讨。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我用比作曲更强烈十倍的激情“创作”组织上需要的检讨。回顾人生道路，我王西麟自１２岁进部队文工团，学文化和音乐，沐浴在阶级友爱中。每天３０公里以上的急行军，双脚起血泡，是大同志替我挑泡，端热水烫脚；当满身惹满了虱子，是大同志逼我脱下脏衣裤，又烫又洗；行军累得走不动，是大同志抢过背包。以后告别部队考入上音，又在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下乡下厂积极劳动，曾被评为出席全市代表大会的先进人物……可如今，我忘恩负义，“三千个劳动人民以５年的血汗供养了我”，可我却堕落成思想变质，追求成名成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浑身发臭的坏蛋。

鼻涕、泪水淌了一大堆，我从来还没有以如此恶毒的语言诬蔑、咒骂自己，我诚心诚意地觉得煽自己几百个大嘴巴，不，扣自己几百个屎盆子也不过分。我的精神早就在恐惧中跪下了，天哪，比爹比娘还亲的党！只要你放我一马，不送我去劳改，我愿意舔你的屁股！同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一样，争先恐后地写屁颂，屎颂，屁股颂！

就这样，我昼夜兼程完成了厚厚一本自我检讨书，双手交给团领导，盼望着能过关。

老威：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在文革的一扫三反运动中，自己交代的罪状多达一百多条，连家庭出身地主，两岁时被长工背过也算一条。

王西麟：我可是向党交心啊。在全团１００多号人都参加的共青团扩大会议上，我泪流满面地宣读了两个半小时，地点是１２０多平方米的人称“大播”的大乐队录音排练厅，空间高达２０米，几乎可装火箭了。

老威：这是我听到的最大的室内批判现场。

王西麟：舞台占全厅的三分之一，有合唱台和坐位架；为了确保录音质量，地板上都铺满了一层隔音的厚橡胶皮。这种地方，无论是搞音乐还是搞政治，回音效果都极好。半年中，我被全团斗争１０多次，每次都在正中的乒乓球台右侧，与左侧的主持人隔台相望。而四周群众围绕，有的还登上排练架，由高处俯视，令我觉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检讨读到最后，我头昏眼花，嗓子丝丝地窜着火苗，大厅内静得出奇，我还以为大伙被感动了呢。可突然……

老威：断电了？

王西麟：有人发言了。我定睛一认，原来是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竹笛，本团政治秘书牛君。他的嗓音笛子一般尖而脆，刺得人心惊肉跳：“假检讨！！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同志们，要坚定立场，打退漏网大右派王西麟的猖狂进攻……”

笛子的高音刚落，广播局党组派来指导斗争的赵政委就定调了：“王西麟的父亲毕业于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曾当过伪县长；姐姐先划右派，后升格为反革命，送新疆劳改；而他本人隐瞒反动家庭出身混入部队后，不思悔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恶性膨胀，终于发展到跳出来攻击党。同志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结束，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个子矮矮的赵政委身披象征高干级别的黄呢子大衣，语调低缓，却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寒而栗：“大家要深刻认识这次斗争的性质，掂量一下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如一团臭泥瘫在那儿。“团结起来，打退王西麟的猖狂进攻！”团委书记高呼口号，森林般的拳头举起来，我完蛋了。

老威：不是讲好要挽救你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升级了？

王西麟：我当时２６岁，哪想得透！后来才明白，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老毛在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发表了两个针对文艺界的批示，批判１７年的“死人专政，洋人专政”，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我这种响应号召，帮“下楼领导洗澡”的热血傻瓜，正好被抓了典型，成了大时代下的小小祭品。

老威：团长没再找您吗？

王西麟：大约两三个月，没任何人敢私下接触我，通知开会，也从门缝塞纸条。其实所谓反动家庭的老底，军队党委在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中早有正式结论：“１２参军，对家庭历史是逐渐知道的并已交待。参军后工作积极肯干，受其家庭影响不深……”

老威：组织上应该很清楚，一个１２岁的小孩怎么懂得隐瞒成份混入革命？

王西麟：我也这样辩解过，但团长的回答是：“相信组织是经过了解的。”至于怎么了解，找谁了解，你永远没有权利问。正如一个人永远没有权利看自己的档案袋，里面或许装着互相矛盾的两种材料，要拉拢，就适当透露一点红材料；要弄倒，那就有大量的黑材料。

老威：面对一个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组织，您只能听天由命。

王西麟：如果我当时明白，就像女同志那样开会织毛衣，或者唱唱赞歌。总之，从１９６３年秋天到１９６４年４月的大批判中，我成了全团社教运动的最集中的靶子，以我为首，还挖出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其中包括首席长笛张海波，首席圆号陈英南，首席双簧管陈大康，首席贝斯魏宝正，都是一流的技术尖子。

老威：是你交待的吗？

王西麟：别咬文嚼字了，是我出卖了他们，因为相信党。经过两三个月的批斗，人人都发过言，但组织并不满足这种疲软下去的战果。于是在“第二战役”打响前，团长在同一间办公室再次召见我，他的手势，眼神，包括唉的一声都和从前一样。我是多敏感的小伙子呀，在没人跟自己说一句话的死水潭里憋了近１００天，恶梦不断，神志恍惚，突然有个人，而且是慈父般的领导，用这种温暖的姿态对你，鼻子怎能不发酸呢。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经过这一段的开会学习，你大概深受教育了吧？不要怪同志们态度不好，虚心一点，组织上对这场运动是有数的！你的错误再严重，能比得上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战犯吗？他们都能改好，你为什么改不好呢？”

这话意味着通过考察，组织还是把我当自己人，我的眼泪决堤一般下来了。

团长按老套话锋一转：“西麟同志哇，上次你只检讨了个人的问题，现在，组织上希望你扩大一点范围，把你和那几个人的关系也说清楚。至于哪几个人，在这儿我不点名，就看你的态度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已经充分地调查过了。你们平常如何议论领导，如何发泄不满，什么‘怀才不遇’啦，说三道四啦，组织都掌握了。你呢，只需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时间、地点，哪些人，我们再与掌握的材料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老老实实地负责任。”

见我迟疑不决，团长又说：“党不仅要挽救你，还要挽救其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你不要认为对不起谁，因为同志关系也是有阶级性，有原则的！向党靠拢帮助同志，你不要错失良机。运动以后，你们还是好同志，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别无选择，就我１０多年的受教育经历，只能相信“态度越好，处理越宽大”的组织承诺。象打了吗啡，接着的几天里，我在病态的亢奋中挖空心思地坦白。我交待了１００多条罪状，全是什么时候我和什么人说过什么，他的反应如何；哪一天，我看见谁跟谁在议论谁；有一次，我想就团里排挤华侨专家的事发言，什么人偷偷踩了我一脚；谁在筒子楼与谁碰见，说“江胡刘柳（四个领导）不调走，乐团搞不好；还有５８年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人”等等。

老威：鸡毛蒜皮。

王西麟：很恐怖，问题很巨大！当我在全团大会上一宣读《第二次交待——关于反党小集团》，排练厅炸了锅。

老威：反党帽子是您自己戴上的？

王西麟：我自己，因为团长暗示越彻底越好过关。我不敢抬头，只一条接一条往下念，周围紧张极了，每个人都是一颗手榴弹，而弦扣在我的嘴上，吐出一个人名，耳边就轰隆一下，一片哗然。渐渐环绕我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似乎都在猜“下一个轮到谁”或“到底咬没咬我”。当我念到“某一天中午，ＸＸ和我站在筒子楼过道上议论领导”时，群众席上竟有人紧张得神经失控，大叫一声：“有我没有？！”我回答没有，那人才一下子瘫下去。

宣读了３个多小时，我算松了口气，场子里却沸腾起来，一反往常开会那一本正经的肃静。大伙发言踊跃，几乎争先恐后，不仅骂我咒我揭发我，而且还撕破脸皮互相咬。反党集团的网越扯越大，终于多达十几个人。如果没有领导在场掌握全局，肯定会打起来。我惊呆了，直到宣布散会，“伪君子”“漏网右派”“该千刀万刮”的骂声还不绝于耳。

互相揭发的时尚就这样如战火一般蔓延开来，会又开了几次，闹成一锅粥，而人们在会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准备打垮他人的炮弹。

经过大起大落的拉锯战，我的脑子出了毛病，白天的批斗会延续到梦里，而群众却换成了革命电影和话剧中的国民党、地主、还乡团，面目狰狞。我死去多年的父亲化作黑影在人海里飘。我在半夜一连串地怪叫，连午睡也叫。１２平方米的屋，我却把窗帘拉死，生怕光透进来，因为外头红旗招展，我害怕突然逮捕。每天清晨，喇叭里一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就腾地跳下床，抱脑袋哆嗦……这种“恐红症”困绕我２０多年，导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情绪突然失控，直到今天，我一看见墙上的伟人像就起鸡皮疙瘩。

老威：您去治疗过吗？

王西麟：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就被送往疗养院，精神病诊断书我还保存着。我的右派姐姐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戴手铐送新疆劳改时，其症状与我类似：梦呓，哆嗦，头发大片脱落。不过，女同志发梦癫的动静肯定不如男的。

老威：经过这样的折腾，您对组织应该绝望了吧？

王西麟：你别忘了，我１２岁就参加革命，是党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材呀。所以，当社教的高潮过去，团长第三次召见我时，我还是感激涕零。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你前面的交待都很好，态度端正，认识也深刻，这些，在作出对你的处理时，组织会考虑的。现在，希望你向党交心，从思想深处挖一挖自己的阴暗心理，找一找阶级根源！相信组织会把你的家庭问题与你个人区别对待的。”

老威：这不明摆着挖坑让你跳吗？

王西麟：当局者迷，是坑我也得跳。于是我写道：“自从第一次开会叫检讨，我就吓得发抖，害怕别人提起我的国民党父亲和右派反革命的姐姐；经过赵政委的上纲上线，我的古怪反动思想更多了——一切影片、戏剧中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派们的儿子都是我！我睡不着觉，连隔壁敲门都怕，以为是公安人员抓我进监狱。我是狗少爷，我是狗崽子，我半夜起床，跑到人民大会堂，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呆在这人民代表呆的地方，不该来演出。我把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大像看成了我的父亲，我害怕极了。我害怕自己成为向党进攻的困兽！”

我把几十次批斗中人们罗织的罪名都写成了自己的“阴暗心理”，我通篇写了上百个“害怕”。我含泪坦白：“我害怕看见人，我害怕看见红颜色，我害怕听见《东方红》，我害怕看见领袖像！”

几天后，我照组织安排，将几十页“阴暗心理”当众宣读。大厅里静极了，犹如旷日持久的激战转眼间烟消云散，念完就散会。之后的两个月照样没动静，我似乎被遗忘了。

老威：这么斗来斗去，人们也疲倦了吧。

王西麟：不知道，反正我是被抽空了。这期间的６４年春节，我居然恢复作曲，为大半年前完成的《云南音诗》之最后乐章《火把节》写了配器。

老威：我刚听过，不愧为一曲热烈欢腾的民族颂歌。

王西麟：２０多年后它获得了中国首届交响乐评比的一等奖，并且代表国家在全世界３０多个城市演奏了几百场。

老威：你居然能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写出极度奔放的交响大赋？

王西麟：如果不能这样，你现在就只能在疯人院里碰见我了，我持续紧张大半年了。１９６４年４月初的一天，团委书记ＸＸ在大会上宣布了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决议；次日，团长通知，我被下放到山西省的雁北专区，另行分配工作。而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和浙江新昌等地。

老威：这样的处理也算“保守治疗“吧。

王西麟：虽然从天之骄子一下跌到了底，但我还没有绝望。团长也鼓励我“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还象军人那样，学雷锋，抢着替列车员扫地。到了雁北地区文工团，我从打杂干起，搬道具，装车卸车，打扫舞台。《首战平型关》的话剧中，我也演个群众，就是呼口号，摇三角旗的那种。送戏下乡，搭舞台，扫院子、厕所，拉排子车，烧洗脚水，都我做。我要彻底改造臭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后来，我以比当地高出许多的水平，歌颂战天斗地，好人好事，写出了很轰动的《臧寨大合唱》，革命作家马蜂写过《雁门关外一杆旗》，竖的就是臧寨。我搞了好几个乐章——《铁杆社员赞》《支部领导好》《雁门关外新面貌》《三面红旗迎风飘》。

这可是本地区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音乐作品，合唱２０多人，加上乐队３０多人，我亲自指挥，气势弄得非常宏伟。开演时地委领导都到场，印象大好。宣传部长陈ＸＸ还公开表扬，要我“别背包袱，改造后大有前途”。

老威：有这么动人？唱两句听听。

王西麟：玩笑玩笑。我弹弹钢琴，这样才能记起来。对，丁铃在这儿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受了启发，一开头就是“滔滔的桑干河”，浑厚的男声，不得了。以后我又主动去工厂、农村、军区进行音乐普及，弄的全是“雁门关外有人家／塞上江南美如画／玉米水稻全能种／水库养鱼又发电”之类。

当时许多被下放的臭老九和我一样，摇身一变，组成四清工作团，开赴农村蹲点。我在阳高县罗文皂村８个月，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查农村干部的贪污问题。不坦白交待就不放生产队会计回家过年，结果他终于和我当年一样，彻底投降。但稍后一核实，全是谎言。

老威：太糟蹋人了。

王西麟：可政治天气说变就变，文革开始了，我的问题档案被公布出来，一下子，我又成了批斗目标。下放后洗心革面的“辉煌成绩”也变成罪状，因为曾被走资派的宣传部长表扬过，《臧寨大合唱》也是大毒草。

全团斗我一人，与在北京一模一样。接着是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漏网右派、反党分子、隐瞒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一句话，这几年白改造了。政治指导员孙广礼，一个老粗，天天守着我交待问题。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尽早过关，我故伎重演，写了一沓检讨。我充分发挥音乐想象力，套用《和声学》里的“调性轴心图表”，不仅重新交待了“历史问题”，而且精心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的《转调图》。我是Ｃ大调，即中心主调；围绕我的四周，按关系的亲疏，从里到外，分一级关系调，二、三关系调和远关系调。比如副团长郝瑞峰，《臧寨大合唱》的合作者段连海，一级关系调，或Ｄ大调、Ｅ大调；乐队成员ＸＸ、ＸＸ，崇拜、同情我，二级，Ｆ小或Ｇ大调；家里，三级；一般演员，点头打招呼，远关系调，也用Ａ小、Ｂ小标明．

老威：你能将这图画出来么？

王西麟：好，我画。真他妈算个创举。

老威：这交响乐里的道道，真跟监狱一样，一圈套一圈，铁桶一般，无任何漏网之鱼。

王西麟：我就这样把自己给搞臭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骂我的。我的著名的“三怕”又被翻出来，直到死硬了才明白，组织是靠不住的，党的政策是不给出路。

我再次被下放，烧锅炉，强迫干体力活，一身驴打滚的政治阎王债。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深入斗、批、改，工宣队进驻文工团，我就和走资派们一块，抓起来斗了，扔进小仓库，打地铺，窗子全钉死。这儿过去是日本营房，现在集中关押全地区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后来又换了好几处关押地。由于有了血的教训，我终于幡然悔悟，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拒不交待任何问题。不管万人大会，坐喷气式，还是私下帮助，我都硬扛着，甚至把以前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

在“从肉体触及灵魂”的清队学习班里，打人是家常便饭。有两个难友不堪折磨，就自杀了。所谓“喷气式飞机”，就是弯腰９０度以下，双臂向后抬高，站在平地或凳子上，脖子还挂大黑牌。团里有个曹玉柱，本来根正苗红，可私下议论林副主席“经常打喷嚏，身体不好”，被他的徒弟揭发，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老曹是舞美灯光师，经常因陋就简，把废茶壶、铝锅或其它破铜烂铁装上灯泡，安在舞台周围射布景。挨斗时，他浑身就叮叮当当地挂满此类小发明。

在城里大会小会斗厌了，牛鬼蛇神们就被麻绳连成一串，随团去附近几个县，十几个生产队巡回“送戏下乡”。舞台一搭好，我们就和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块挨斗，先念毛主席语录，“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一段，然后呼口号，喊“低头认罪”，于是黑压压一片坏蛋全在台下“喷气式”。台上的革命节目一演完，我们的腰也快折了。

白天除了赶路和下地，田间地头，想斗就随时吼“押上来”。有时晚上没找好场地，就寻间大屋，满炕坐着人，让我弯在炕下，交代“三个怕”。我已经坦白了几百次，早遗臭万年了，可大伙等不及开口，就拳脚齐下。还有浓痰和耳光，整得我抱头搂腰，遍地滚。男女老幼都极其亢奋，就像参加现在电视里的娱乐节目。

随着斗﹑批、改进入高潮，人们的打人技术也趋成熟，公开上台挨斗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一个接一个往屋里叫。人们严阵以待，五个手指宽的小板凳摆在中央，你一进来就站上去，搞“喷气式”。有人早就候在旁边，闪电般出拳，打你亮出来的两肋。哐当倒栽盅，半晌喘不过气，脑门发出金属的声响，哇哇淌汗。还有跳起来砍后颈窝，双锋贯耳，捣后腰，踢后膝盖窝，这些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招数；还有跪钉板，打屁股，揪耳朵，抠鼻子……中国人真有发明创造的精神呀，我的牙齿被“狗吃屎”磕掉了，耳朵也几乎叫扇聋了。

有天夜里，１１点钟，我刚睡下就被叫起来。这时院子里黑糊糊的，周围很静，一出门，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麻绳倒捆双手，口塞毛巾。我像被绑架的人质，被推着拽着往前。我感觉穿过院子，在野地里转了一大圈。突然，我被踹下一个大坑，大约有两米多深，满脚的虚土。我以为要活埋，就又窜又撞，却最终发出绝望的哀鸣。过了一会儿上面有撒尿声，我被扯上来，口舌干燥，好象心里都填满了泥。

又转了一圈，感觉被弄回来，进了后院的小仓库。这儿已腾空作临时刑讯室。我被贴墙抵直了，毛巾从嘴里抠出，有人左手扶墙，右手罩住我的后脑，把脸按扁在墙面。鼻子一酸，就如乒乓球一般炸开了。一个声音（我听出是本团的赵宝钦）问：“材料室的小箱子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心里一松，因为八竿子打不着。我回答“没偷”，裤子就被扒下，鞭子嗖嗖的，抽得屁股蛋子钻心疼。腰以下血透了！凭声响，我辨出打鞭的人是刘慎贤，原是中南海警备师吹小号的。由于政治身份过硬，在文革中鞭打过不少人。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放回去，才知道睡旁边的倪云翔和郝瑞峰都被打过。早起劳动，裤子粘牢两瓣，换不下来，我就冲到工宣队办公室，喊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以示抗议。

老威：没想过逃跑吗？

王西麟：想了好几年。雁北地区，昼热似火，夜冷如刀，革命群众坐马拉车，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走着路，背着黑牌子，还扛着乐器和行李，一村到一村，四五个小时，苦极了。刚抬一下脑袋，就有人吆喝：“想逃么？当心狗腿！”稍后有谣传，要把所有坏蛋送正式的专政机关。于是，我偷偷买了大茶缸和翻毛皮靴，和另外两人密谋脱逃。可没料到，骨节眼上我妈来了。这小脚老太太已７０多岁，我姐送劳改后，《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社论，街道居委会就借此上门动员，要把她从兰州市里撵往农村。孤老太太没办法，就坐火车转汽车寻儿子避祸来了。

我妈带了２０斤面，一个粗瓷碗，还有衣服、肥皂、毛巾。她本想住下不走，但不可能。工宣队拦住她说：“你的儿子是反革命，正关押审查。”老太太还不明白：“我儿子１３岁就参军，怎么就反了？”

我被批准出街给我妈找了旅店。可怜的老人，行李还没完全解开，第２天就要回去了。是我让她走的，现在一提都心酸……恢复自由后，我每年都回家探亲。老太太替我姐带两个孩子，前夫一个，后夫一个。我每月给她寄１５元钱。

我姐劳改释放，按规定只能在兰州郊区的农村落户，接受群众管制。她在村里挨斗，逃回家，派出所和居委会又找上门，揪她时还把我妈拉去陪斗，喊“打倒王庆凤！”满街撵着用砖头扔。有一次我刚进屋，正和妈坐在炕上吃饭，哗啦一声砖头就进来了。我从遍炕碎玻璃中捡起砖头，找派出所所长：“我是革命干部，打死了我妈谁负责？”

探亲假一个月，但每次十来天就呆不下去了。我多次找兰州军区的老战友，都说我家复杂，他们不敢管。姐姐的村子我也去过，一提“管制分子王庆凤的弟弟”，人家的笑脸就沉下去了。连一个普通的民警都敢戳我的鼻尖；“王西麟，你化作灰我也认识！”

我妈是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３日去世的。肺心病，气管炎，耳背。当时没钱住院，我就请了兰州军区的老首长，还有一个朋友叫谌薇薇，后来也是右派，我第一次听肖邦就是她演奏的，他们到医院发话，才让我妈住院了。谌薇薇１９５５年曾送了我４０元，当时真是一笔大数。

我家象一过道，纵深１０米，宽两三米，妈在这贫民窟里住久了，生性节俭。走廊住了三天，搬进病房，一直到抢救，一直到死，她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回家吧，我们住不起医院。”

老威：这世道叫人窒息……

王西麟：我雇了辆大卡车，把妈放在一块门板上，就送火化了。带孩子，做饭，缝头巾挣钱，我妈太辛劳了！８２岁，双手都做变形了，枯树皮似的，我让人把这手拍了一大胶卷。现在，我姐的手比我妈还老，一个疯婆子，嘴巴唠唠叨叨，她爱用手抹桌子，一两个小时动作不变。我想和她聊聊，可啥也不清楚。太可怕了，前几天还来电话，说挨打了；又说甘肃省的组织部长看上她了，要娶她做太太，会派民警来保护她，编得有鼻子有眼。我说你都７０多了，人家会要吗？她回答当然啦，他还知道你是作曲家呢……可能是遗传，连我的外侄女都不喜欢说话，三、四十岁还怕见生人……有什么办法，这一家子就我是清醒的。

老威：这所有的不幸都是您的音乐资源吧。

王西麟：在劫难中，我一直渴望温暖。比如有一次挨斗，坐喷气式，口干舌燥。回到住处时，有个贫农老太娘递过来一碗水，进嘴还有碱味，但我永远难忘，作曲时老想着这一碗水。可我得到的温暖太少了。

老威：其实你是敏感而脆弱的。

王西麟：外面看却很强壮，大个子，大嗓门。我一次次向时代求爱，不，求饶，却一次次扑空！他们不需要！交响乐，苦难，他们不需要！我曾一次次要求平反，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什么党是母亲，我看连丑婆娘都不如，搞不得亲不得，嫌你嘴大！

老威：您使我想起了梵高……

王西麟：我不梵高！我被下放了１４年，关押、拷打！践踏、蹂躏、遗弃、猪狗不如！生活被废掉，就因为那两小时忠心耿耿的发言。而此前在上音，高等学府，反右，大跃进，下乡挑粪，对西方２０世纪音乐一无所知。斯特拉文斯基，颓废没落；理查?斯特劳斯，反动；肖斯塔科维奇，洪水猛兽！我们落后了５０年，直到８０年代，国门开了，大量的东西涌进来，才感到听不够学不够。

老威：梵高是被生命的铁拳揍成天才的，一降生，磨难就开始了。爱情、事业、朋友，他没有一次满足，他被逼疯了，满耳幻听，他把这种声音画了出来。您和他的区别是您开头很满足：１２岁参军，叫人羡慕；读上音，分配在中央级音乐单位，年少时才华横溢，创作《四重奏》及紧扣主旋律的《云南音诗》，更叫人嫉妒啊。可您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您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具备做御用音乐家的条件和技术！我注意到，在任何历史时期，您都能轻而易举地弄出时代最强音，《臧寨》不提了，文革环境那么糟，您边烧锅炉边创作“胸怀最红最红的太阳／走在文革的康庄大道上”，还有“太行山高有高哎／两岸红旗迎风摆／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哎……”还揉进了“上党梆子”，民间上千年的曲艺元素。王老师，您本来能做官方的宠儿，象吕骥、贺敬之，音乐的门都没摸着，却官至部级；还有王酩，据说谱过不少文革歌曲；胡松华，一首《赞歌》，就成著名艺术家，享用了几十年。甚至对你有恩的贺绿汀﹑李德伦，也具有延安传统。说句难听的话，在新中国，音乐家等同于戏子，极少有拒绝拥抱新时代的。王老师，您的技术比所有的当红戏子都高呀，为啥在毛、邓、江几朝天子的手里都受排挤和迫害？临近晚年，还因交响乐不赚钱被北京歌舞团解聘？您去讲课，每小时１０元，不及明星出场费的百分之一……

王西麟：但是我写了几十部作品！我写了《第三》《第四》，正在写《第五》！象肖斯塔科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声音见证，我的创作也是……末日审判用得着……它们是永恒的！

老威：我读过海外的相关报道，您的交响乐在西方２０多个国家演奏过，您被称为大师级作曲家。但对于商业社会里的中国人，这既高雅又遥远，除非您跟张艺谋合作搞《英雄》。

王西麟：狗屎！

老威：您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大骂狗屎，和您几十年前在社教运动中攻击领导一样不识时务。时代变了，您这种不开窍的性格还不变，所以党和人民不认可。

王西麟：人们听不见我的苦难，交响乐的演出要场地，要资金。

老威：您为什么不圆滑一点呢？

王西麟：我想圆滑，我想拍马屁，但是我的喉咙太粗，一哭，别人感到很恐怖。六四大屠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大屠杀，吼叫、惨叫和哀叫，满面泪水的无声的叫，多棒的旋律啊，我要全写出来！我要把它们献给统治者，我要追着拍马屁，问他们要不要？我一巴掌下去，不把他个马屁给拍肿了！

潘德列斯基写了《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我要写这个民族的系列挽歌，屈原、嵇康、王实味，一切冤死者的挽歌。我要打倒封建，为毛主义死难者立声音纪念碑……但是，老威，没人理解，我半夜醒来都哭啊，没人理解……

老威：从灵魂上，您和梵高一样，挨揍的次数太多了，终于被栽培成专制的敌人。蒋彦永，一个已退休安度晚年的军医，去年因为揭穿谎言，公布萨斯真相而成为民族英雄。如果在民众可以监督所谓“公仆”的一个正常制度下，他也许永远默默无闻；还有丁子霖，人大副教授，如果不是六四之夜儿子被枪杀，她也许会象众多知识分子那样，继续享受体制的好处，做教书育人的好公民，也就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死难者证词，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成为党的危险敌人了。

王老师，我从这么多年的采访中意识到，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堪称优秀的公民，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甚至民间艺人，不管他人生的动机多么纯洁，多么想远离政治和阴谋，可只要其品行端正，天良未泯，厌恶谎言，最终都受尽了磨难，自绝于党和人民。

然而这正如希腊诗人埃里蒂斯的诗句：“过去和现在／付出的永远是值得的”

应被访谈者要求，在此说明：

这只是其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或者一个艺术的发端，大大没完。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采访缘起

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1998年7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广路2条4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三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么说。2004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娜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49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年2月25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86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2月28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会了台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XX，商讨了几样现场访问的方案。温XX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于是在28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进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1门吗？有一位90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温XX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剥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可现实中的袁氏夫妇却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xx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象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三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的镜头冲着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xx：“你呢？”

温xx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xx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xx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xx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xx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酥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象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东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3月2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3月3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梭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以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太紧张了，每年两会都这样，”袁福生望着窗外说，“我父母让我向你表达歉意，他们欢迎您以后再去。”

我望着对桌的一对情侣，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他是在浙江传福音时被捕的，”袁福生又说，“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我内心震撼，一股暖流从多年以前涌过来，可眼睛依旧望着别处。

几个钟头逝去，我们出了麦当劳，分道扬镳。黄昏的天空象剖腹产的肚子，将满腔的血泼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车辆和房屋都在永恒的血潮中川流不息。

老威：我已经在地坛外走了几个来回，还去地铁口逛了一圈，脑袋不动，眼珠子却转个不停。我恍惚觉得每个行人都是特务。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嗖地擦身而过，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点悬。

袁福生：我也提前半小时到，在周围慢慢磨蹭，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年“两会”期间，都特紧张，不能不留意。

老威：这里面还安全吗？

袁福生：麦当劳是挺新潮的去处，进的几乎是年轻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假如有问题，托主的智慧，能感觉得到。不过，您的笔记本太显眼，容易被人逮住，成为“罪证”。我们主内的弟兄碰面或接受采访，遇敏感的话题，都用小纸片。我兜里揣了很多，您看，就是这样的纸片，小半个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写，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声也不必吭，旁边人看着，还以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撞上突发情况，处理起来也方便。

老威：什么叫“处理起来也方便”？

袁福生：警察脑门上没刻字，他不会象演电影那样，让观众一眼就认出来。有时候，他突然就扑上来，控制你，抢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证据。你的本能反应是尽快碎掉小纸片，如果来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里，嚼烂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马上切开你的肚子取证。

老威：真叫人喘不过气。

袁福生：感谢主，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福音已传遍中国了。

老威：我是通过远志明先生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认识您父母的，其中有个场景令我久久地感动：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用有些干涩的嗓音唱道：“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福生：这叫《古旧十架》，父亲在坐牢时经常唱。

老威：当时您父亲放开嗓门唱，脸胀红了，双臂也抬了起来，那种激昂一点不像年愈90的老人；而您母亲却低声跟和着，清澈的眸子显得羞涩，甚至有少女的天真。我对比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眼神始终没变——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不能不说，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迹，是造物主给这个种族留下的奇迹。

掐指一算,基督教传入中国已100多年,《十字架》里，叙述了自上个世纪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难与传承，让我这类怀疑论者也记住了王明道、宋尚节、倪坼声，以及以巴佛、谢模善等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迹……

袁福生：我父亲，还有他们那一两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无愧于“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诗句。

老威：我没能完成对您父母的采访，是一种太深的遗憾。

袁福生：您已经尽力了。听说您写过100多个底层人物，那么在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所以，我愿意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和您见面，代我父亲讲讲他的经历，留下见证，让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亲袁相忱，生于1914年农历6月，具体的生日他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1932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从内心信了主。我父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两个生日，肉身的和属灵的。稍后的1933年8月，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万寿山后，用从颐和园流出的清水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者都进行过极严格的考察，经过反复学习、交谈，让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义——表示我的旧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着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新生命。

我父亲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广东东莞人，因曾祖父跟随广东籍的设计师詹天佑北上，修筑轰动一时的京张铁路，早年就举家北迁，在北京南口镇落户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员工。由于经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过较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亲是在动荡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13岁开始入读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背诵《圣经》，从这儿，他知道了耶稣。他至今难忘的两位启蒙老师是美国人萧安娜和中国人石天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父亲大量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想的同时，向这位孜孜不倦的学生传福音。就这样，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父亲信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矛盾，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种种无法摆脱的剧变，令他觉得人生无常，生活无意义，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双手握铁钉，都准备触电自杀了，但刹那间又觉得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1934年夏天，父亲结束了高一课程，准备升高二。本来照此下去，他毕业后能谋得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即能够娶妻生子，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而他却顶住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退了学，把自己前途交给神，由他来定夺。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择抉，他的勇气源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主耶稣在其中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亲通过祷告，按神的指引入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的圣书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当地传道人的场所，学期四年，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实习。条件异常艰苦，父亲却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1936年夏天，父亲参加了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同2000多人一道，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查考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灵性充溢。1937年，父亲开始在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发表属灵文章，英译并出版了史可福的《个人布道手册》。1937年秋天，于日本入侵的兵荒马乱之中，结识了从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亲梁惠珍。

1938年初，父亲完成学业，到天津圣会所事奉，这个机构是由宋博士创立的布道团演化而来的。由于母亲也信耶稣，不久他们就订了婚。父母的婚礼于1938年7月22日在北京举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马拉车，穿西式婚纱；100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

1939年秋，母亲怀孕了，父亲结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来他可以接受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的邀请，回校做翻译，挣一份稳定的足以养家的高薪水，而他却选择了离开舒适，去农村传福音。

1940年夏到1941年底，父亲携妻带子，跟随美国牧师裴约翰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以及附近的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布道，将福音传给在战乱中精神饥渴的穷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交战，日本人就把能抓到的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战俘集中营。于是不久，裴牧师一家四口也从教堂里被带走，父亲受连累，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掠一空。母亲那时年轻、漂亮，怕出意外，就脸上抹锅灰，抱上孩子躲进教堂后的地窖。

日本兵从美国人手里接管了教堂，战火频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们纷纷解散回家。父亲他受神的鼓励，继续留在农村传福音，并从此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农户。稍后,我姐姐安湖诞生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也办起来。父亲说——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却需要牧养，信徒们不能终止肢体生活。

当时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活动，父亲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传福音，身上必须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钱票。碰上谁，不仅申明“我们传福音”，而且得出示谁的钱票，否则就有麻烦。在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布道的秘诀就是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脑的农民，粗茶淡饭，浑身虱子，把兵荒马乱的田野当作无边的教堂。作为独子，他甚至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亲在讲道的同时兼做英文翻译，以维持全家7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时局好转，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远乡村，但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毁坏北京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要拖家带口去乡下谈何容易！

父亲很焦虑，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让他奔赴更广大的牧场，于是他祷告，学习洞察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期间他以每月300斤小米的价格，租下了阜成门160号，一座原属日本牧师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亲作为一个在农村事奉多年的传道人，终于在城里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组织，受神直接供养的属灵地。

由于拒绝挂神召会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开销都要靠父亲想办法。这锻炼了父亲的事奉能力和独立风格，他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我现在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局凶险，物价一天飞涨几次。传教士和基督徒担心受逼迫，纷纷逃离大陆。父亲却回绝了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等许多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49年2月3日，解放军首批部队从阜成门我家门口进城，2月23日，城中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商讨如何适应新环境，在无神论政权上台后求得生存。父亲却认为没必要自我恐慌，因为宗教与世俗政治没什么关系，况且共产党政策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

开始，政府全力稳定政局，来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亲带着几位信徒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来许多人围观，同时也招来维持治安的解放军。他们驱散了人群，将父亲等人带到军管会，经过简单的审理，却又释放了他们。当父亲以“信仰自由”为据辩论时，军管会的干部说——信仰当然自由，不过目前刚解放，治安较乱，鱼龙混杂，最好不要在外面传教。

老威：政府对宗教界还是客气的。

袁福生：客气是暂时的，因为有神与无神水火不容，在中共内部，早就制定了对所有宗教实行限制、改造，最终消灭的国策。况且，宗教界也不是一片净土，在历朝历代，都出过配合世俗政权，引狼入室的叛教者。

老威：您指的是吴耀宗先生吗？

袁福生：也包括丁光训、刘良模等宗教界名流。王明道先生称他们为“不信派”。吴耀宗生于1893年，早年信主，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后来具有明显的亲共政治倾向。照他自己的说法——一生经历了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等成为首届全国政协代表，并三次晋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制定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1、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2、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开始。三自方针迅速演化为爱国运动，基督教界必须要在“支持自己的国家，还是支持帝国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在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基督教义受到史无前例的歪曲和颠覆，签名拥护三自爱国运动的信徒达33万。

可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人拒绝三自。当时北京有60多个基督教团体，其中就有11位教会负责人公开声明——我们早就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11人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由于父亲主张“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分开”，神的东西归神，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不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自1952年开始，一直受到了引诱，拉拢和逼迫，自己的福音堂也有大批信徒离开。对此，父亲毫不介意——主托付给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但我的选择是不介入政治。

同时，他也拒绝按政府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

老威：您父亲真是不识事务啊。

袁福生：几年来，宗教事务处的李处长经常找他谈心，就象现在的片警，都混成老熟人了。可到了1955年，政府的忍耐期终于结束了。这是继1900年拳乱中两万多名基督教徒遇害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全国上千教堂被毁，几万名教徒被捕，其中被当作邪教镇压的达好几千人。但是在首都，政府却迟迟没动手，他们希望与三自运动对着干的11个团体在大形式下屈服，在军事战略上，叫“围而不攻”。

老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没一个人声明加入三自。

袁福生：对，1955年8月7日深夜，王明道先生及太太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

老威：《十字架》里讲，这些领袖级的传道人都判了重刑。

袁福生：1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王明道先生入狱后，因一时动摇，写了《悔过书》，被立即释放。可他回到家中，却受到比坐牢更痛苦的灵魂煎熬，于是他跪在主前忏悔说谎的罪，并再次收拾行装，自投落网。他说——我要以毕生的牢狱来平息主怒。

父亲他也经历过类似的动摇。8月7日大逮捕后，北京的传道人们终于在压力下参加了政治学习。李处长对父亲表示了空前的宽宏大量，他说：“你才40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接着又鼓励父亲发言。父亲一直沉默，其实他内心一直在进行听从神意还是屈从政治的征战。通过祷告和反省，他决定不再犹豫。1957年左右开始，父亲又被叫去参加由李处长主持的三自会议，领导指明让他表态，他缄默良久，退无可退，就把憋了很久的话吐露出来——第一，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三自，这些人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靠拢政府的三自。其实他们最不“三自”，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也就是“吃教者”。

父亲的发言之后是一片寂静，许多人暗暗捏了把汗。父亲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淋漓，当众说真话原来这么好，他想，以后一定不委屈自己了。

不料，会议刚结束，学习组长就宣布——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很突出，被划为右派。

既然一发言就成右派，父亲干脆来个“闭门思过”，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并且照例祷告读经，照例开堂布道，不理会任何人的劝说。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而不是宗教事务局和牧师”。

一次，父亲的老朋友祁庭铎牧师来到福音堂，两人一起吃饭，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要劝你几句，虽然你不想听，但作为朋友我不能不说。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在这种短檐下，你就低一下头，忍忍个人的脾气，至少装装样子，主动去学习，参加三自。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唉，看看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办？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不好背啊。——也许是触景生情，祁牧师流泪了，他还说——共产党要求入三自，我们就不能不入，有什么办法呢？

１９５７年底，，政府对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先由李处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母亲，叫她和奶奶次日九点去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当两位家属依约赶到，李处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她们，李处长严肃地说——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袁相忱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不能容忍他！他还年轻，才４４岁，所以你们一定要与政府一道挽救他！你们老小九口，他是当家的，万一出事，你们怎么糊口？王明道的下场都看见了，不要把政府的仁慈当作软弱，我们收拾他太容易了。但是，你们一大家子就惨了！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没有他，你怎么生活呀！劝他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吧！千万记住我的话！

老威：“悬崖勒马”一词在文革中很流行，有最后通谍的含义，没想到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传统外交辞令，意思是我他妈不讲理，要直接干了。

袁福生：父亲明白，母亲回家一提，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老威：他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暂时避让吗？暂时的屈服——难道不是人性吗？您父亲有什么理由让最亲的人跟着受罪？

袁福生：您这些问题，甚至比这多十倍的问题他都想过。但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不幸不是落难，而是为了地下的，背叛天上的。那么，即使您得到或保全了地下的，灵魂也在永劫不复的黑暗中，无得救之日。当时，父亲曾反复给全家人诵读《约伯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于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老威：我也坐过牢，但却做不到如此心如铁石。假如敌人以迫害亲人好友相要挟，逼我放弃信仰，我会撑不住。写《悔过书》、爬狗洞、说谎，我或许都会干，但是??????

袁福生：您不会砍掉自己的右手，发誓永不写字，永不记录人间的苦难吧?

老威：当然。

袁福生：那父亲也不会背弃主。这是他的命，命都没有了，拿什么去爱自己的亲人?

老威：上帝啊，你听听吧。

袁福生：父亲也曾跪在黯夜里，辗转难眠，一遍遍这样祷告。在他自己被捕的前夕，公安局一次又一次当着他的面，在他的福音堂抓走聚会的教徒。“上帝啊，听听仆人的请求！”父亲甚至泪流满面了。

从外表看，当时只有死活两条路——活路是主动表态，参加三自，向政府妥协，保全自己和家人；死路是顽抗到底，这样的下场必然是坐牢，骨肉分离。

老威：还有不死不活的中间道路吗？

袁福生：中间道路？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亲人分离，让他在福音堂继续事奉神？

老威，对，上帝既是万能的……

袁福生：可神有他自己成就儿女的方法，有时就是经由地狱，而一步一步地为中国的福音开了出路。父亲祷告了十多天，这期间，再没人来警告他、劝说他、打扰他了。父亲天真地认为，神已听他的祈祷，要以奇迹救他出患难了——只要基督徒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反而会默许。

1958年4月19日深夜11点半，父亲被捕了，此前，他已让母亲备好了劳改穿的棉衣和布鞋。逮捕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先是派出所民警叫门，母亲作为街道主任，以为是安排明天打麻雀的工作（因麻雀偷吃粮食，所以在1958年春天，被中共中央正式列为务必满门抄斩的“四害”之一。于是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占据所有屋脊、树枝、山坡等至高点，鸣锣、打鼓、吆喝，铺天盖地的噪音令贼雀无处落脚，只能在空中四下惊飞，直到累得掉下来摔死。其结果，麻雀干净了，蝗虫却泛滥成炎，成片啃光农作物，引发了59年的大粮荒——老威注），就开门迎客，不料两个民警却借故“所长有请”，把父亲带走了。

在香家园派出所，市局的警察才露面，宣读《逮捕证》，戴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与此同时，我家被抄了，一大群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铁棍等工具，从福音堂到每个房间，一寸寸搜查起来。所有的《圣经》、诗本、属灵书刊都掀在地上，任凭践踏。翻箱倒柜不过瘾，他们还每进一步，就用铁棍杵一下，觉得有空响，就立即撬开，这样，房子被毁坏得乱七八糟。连浸池周围的地也翻遍了，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凌晨4点半钟，警察才把搜检的物品装了一卡车拉走。我们六个孩子从梦中被叫醒，穿好衣服，围在母亲和年迈的奶奶身边，目睹了自己不理解却永远难忘的一幕。

父亲这一去，就是21年零8个月。而作为现行反革命家属，母亲不可能再当街道主任，连17岁的大哥福音，也被撤销了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1958年8月底，我家被迫迁离居住了多年的阜成门福音堂，八口人挤入十几平方米的白塔寺内大街40号。这儿原是白塔寺的西配殿，住喇嘛的，如今却住了落难的基督教一家。三代八口都挤在砖头垫起来的通铺上，穷困极了。

老威：十几平方米住八口人，也跟监狱差不多了。

袁福生：为了养家糊口，母亲还去建筑单位做临时工。

老威：我母亲在文革中也做过临时工，又累、工资又低，还受人歧视。

袁福生，都是一般人不愿干的苦力，可母亲已感恩不尽了。

老威：《十字架》里讲，自1955到1958年，随着王明道、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以巴佛等一大批基督教著名牧师的逮捕、判刑，全国的教会纷纷关闭，仅北京地区的64所教堂就合并为4所，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共产教终于达到了清除一切有神宗教的目标。

袁福生：上帝在人心，是清除不了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和我们仍然天天祷告。有一次断炊，一家八口，连一颗米都没有。于是母亲就跪下祷告——主啊，我们没有米，没有面，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如果等到明天还这样，如果您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也不怨您，不怨谁，我就喝一点暖壶里的水，这就行啦——没想到第二天，有个妇女敲门问——这是袁弟兄的家吗？母亲答是。那个妇女点点头，放下50元钱就走了。母亲反应过来，脚跟脚撵出门，却连影子也没有了。50元钱在那年头，够八口人两个月的粮食钱，母亲赶紧跪下来感恩。

老威：您父亲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袁福生：有大半年，家里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直到58年11月，法院的人到我家，交给母亲一份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基督徒面对世俗政权的迫害，是不上诉的，于是母亲拒绝上诉。《判决书》所列罪状有七条——1、右派言论；2、破坏三自，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3、开黑会抵制政治学习；4、攻击政府“信仰不自由”；5、坐牢时继续搞反革命煽动；6、汉奸嫌疑；7、里通外国。.

父亲后来说，自己被押上囚车，就直接去了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在那儿预审。父亲不爱记琐事，除了传福音，公安要向他核实的事，他都记不住。而一涉及传福音，公安认为有罪，他却认为有功。有一次，审讯员突然问——“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父亲懵了, 真的摸不着头脑，人家才提醒他——这是你说的，老和尚指的是毛主席。父亲纳闷——这是我的话吗? 本来我不发言，你们要我发言，还说“言者无罪”，现在却要追究我的右派言行了。审讯员说——你不发言岂能了解你内心深处的反动? 你还把共产党比着大红龙，煽动信徒不爱党不爱国。父亲纳闷了——我这样讲过吗? 基督徒只记得《圣经》,不记得俗世里的话。把人家气得暴跳如雷。

那年头，监狱的大门敞开着，稍不留意就栽进去了。与父亲同号的两个人，因在国庆游行队列中一走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成“中华民国万岁”,当场就被楸出来，投入大牢。

老威：和我同监有个六四政治犯，判刑4年，罪状也是混入学生游行队伍，喊了两声“打倒共产党”，结果被爱国群众扭送公安局。

袁福生：1958年12月，家里收到父亲从北京监狱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首次探监的日期，于是母亲带着奶奶和小六在一个星期天赶到自新路。很高的炮楼，很厚的围墙，背枪的解放军或笔直不动，或走来走去地俯瞰四周。在顶天立地的大门旁，有一扇非常小巧玲珑黑门，母亲将明信片递给哨兵，验明正身后，她们三人被放进监狱。里面老老少少，挤得水泄不通，都是等着探监的。母亲和大家一样排队，半小时准入一批，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母亲他们进去。接着是坐在一张小桌后等待，有解放军按明信片上的名字喊犯人接见。终于见面了，父亲被剃成了光头，走路有气无力。一家子的手都握在一起，太激动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出事后，又有一批批弟兄姐妹被捕，可当兵的就守在身边，母亲再焦急也不好告诉他，只好聊些家庭琐事。母亲把几包糕点交给父亲，父亲推辞说里面不准带吃的。半小时刮风一般过了，警察哨子响，犯人全体起立，列队回监。

在某一个接见日，父亲还望见了自己的属灵启蒙老师萧太太，她的女儿当时也被判刑劳改，萧太太去探监。他们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点头，以示问候。59年的某个晚上，里面看露天电影，父亲挽着马扎，夹在犯人大队中进入操场，忽然瞅见自己的导师王明道坐在前面。刚好此刻王明道先生回头，两人不能说话，也只有对视一秒钟，然后，都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天，意思是仰望星空中的主。再往前挪动坐位时，父亲感动极了，因为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内心。

老威：您父亲在里面经常碰见熟人？

袁福生：偶然能碰见，但不可能有什么具体接触。父亲在看守所曾被一个天主教徒检举过，指他在审讯期间继续传道。吃过亏，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1960年夏末，由于饥荒蔓延，犯罪猖獗，首都各监狱都人满为患，于是政府决定把判刑20年以上的重犯迁往黑龙江，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监狱劳改。刚上火车犯人们还是单衣，待下了火车，大伙已经穿上了厚棉袄棉裤，加上皮帽和毡袜，就是过冬的“全幅武装”。

接着，又经军车押运，抵达了目的地。兴凯湖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时，全是住一座连一座的帐篷，外面圈铁丝网，由解放军持枪把守。因为在东北住帐篷无法过冬，犯人们的劳改第一课，就是烧砖盖房子，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盖监狱。先砌围墙，再修哨楼和干部房，最后才是监舍和50米长的大通炕。接着的劳改任务是种庄稼，秋收后，又去打草，北大荒的草比人还高，秋天打的草，要烧一个冬。

口粮是玉米面和高粱米，每人每天8两；主要的菜是土豆，餐餐吃，令人倒胃口。不久，大饥荒又蔓延到黑龙江，在牢里，伙食定量几个月一减，后来连窝头也吃不饱，犯人们饿得受不了，就游泳越境，逃到苏联。结果人家也嫌麻烦，就一批批把逃犯装入麻袋，货物一般送回来。

东北滴水成冰，一次，父亲在零下30多度的的野地干活，有人瞅见他的鼻子惨白，立即推他进屋。幸亏进去及时，不然，鼻子就冻没了。这不是说笑，曾经有人耳朵被冻，一掰就下来了。父亲听说，常有犯人被活活冻死，也不倒下，就树干一样，笔直挺立，嘴巴还嘻着。

很难想象瘦弱的父亲是如何渡过这段饥寒交迫的时期，感谢主，熬到1962年，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修正主义的眼皮下不合适，决定把他们调回北京。象来时那样，专车专列，重兵押送，大伙又千里迢迢回关内。只不过，来时一件件加衣服，去时一件件脱衣服。

车到天津，2000多名犯人就留下劳改，而父亲等50多位反革命中的危险份子，才重回北京严加看管。不管别人用怎样的目光看他，父亲都认为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回到北京，家人能探监，伙食也比外地好些。比如在东北，父亲常常连野菜窝头也啃不上，只好吃糠窝头充饥，而北京监狱还能吃到白薯干。并且狱方为了减轻口粮负担，也一改不许家属送吃的传统惯例。

按当时的配给制，市民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母亲把全家8口的点心票留下来，一大早去商店排长队，然后在探监时给父亲送去。所以，虽然在困难时期，父亲的身体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1965年10月底，我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夕，又去监狱探望。父亲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18岁就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吧。下农村很好，我过去传福音就在农村。接着他又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信心？我答有。他又问还会不会唱诗？我答会，诗篇23首我至今还记得熟。父亲象个孩子一般，点头直笑。

可世事难料，谁知我们父子俩见过这一面，要等14年后才能见下一面？

老威：你们这种家庭在中国是极罕见的。我坐过牢，我知道狱外的等候更难耐，更煎熬。若换个人，早家破人亡了。

袁福生：我们都知道，父亲在里面是为主作见证。

老威：我也在作见证，主知道吗？

袁福生：主是万能的，当然知道。

老威：但是我妻子与我离婚，我没有做丢脸的事，她却变了，在生存的重压下重新选择生活了。

袁福生：可您不孤独，失去女人，您也不孤独，因为在冥冥中，主在注视您，选择您，垂恩于您。您不会受到根本的伤害。就像我父亲，厄运中还结识了一个叫刘浩的好朋友，向他传道，让他靠近并最终信了神。

老威：是吗？那么狱中的警察如何看待宗教信仰？

袁福生：除了共产主义的任何信仰，在他们眼里都是封建迷信。巫婆神汉，会道门，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统统一锅煮，不分何为迷信，何为真信仰。有一次，干部还拿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大家学习，父亲说——我不属于迷信，我有真信仰。大家为他捏把汗，干部却好奇地问——你有真信仰？难道你是个和尚？父亲认真地说——我不是中国庙里的和尚，如果要算，也只能算洋和尚。不料干部一听，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从此，“洋和尚”这个绰号就在北京监狱传开了。

老威：这个干部还挺豁达的。

袁福生：北京监狱的条件和干部素质都比外省好。但好境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了，因外头大抓反革命，牢里又人满为患。共产党为了稳定首都的革命形势，又把父亲等2000多名重刑犯迁往黑龙江。这次目的地是音河，同初到兴凯湖一样，犯人们烧砖，自己盖监狱，连吃的也照样是高粱米、黑土豆。到了年底，监狱里也搞起了文革，到处是““批臭”的大字报，父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在政治风潮中从音河农场转押齐齐哈尔监狱，接受严管。

所谓严管，就是天天组织学习，听完政治广播，还要发言、记录。父亲是个政治盲，虽然耳朵听着，心却完全不在那儿。有一次，他听了广播，随口发感慨道——这两天怎么没有刘少奇的消息了，难道他垮了？共产党内也存在党派之争吗？不料，这话说了没多久，就被打了小报告。监狱领导亲自调查，并且说父亲的思想问题很严重。

父亲先安静地站着，只回答是和不是，可当领导郑重其事地问——“袁相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你的上帝时”，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回答——是的，我还相信。领导又问了两次，父亲还是答——我相信。领导气极败坏地指着父亲责骂——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你的问题不是通过学习讨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严惩处。

于是父亲被打入小号，禁闭反省。

老威：四川监狱也有小号，专门对付逃跑、打架、散布反动思想等严重违规行为。小号是犯人们最怕的地方。

袁福生：就是暗无天日的“狱中之狱”，长宽不足两米，没有窗，甚至没有透气孔，说白了，就是墓穴一般的地槽。父亲被押入小号前，裤腰带被抽掉，衣裤上所有的扣子都剪去，以防他在禁闭期吞扣子或利用裤带自杀。牢门哐当一关，就再也不开了。每日两顿饭，均有人定时从门下地面掏出的小方洞递入，俗称“喂狼狗”。

老威：没想到，四川和东北，文革和现在的小号都一样。

袁福生：小号又叫“一米屋”，犯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父亲蹲了半年多，不见阳光，不能走动，没洗过手和脸，没换洗过身上穿的衣服，更谈不上理发和洗澡了。每天，父亲除了躺和盘腿坐着，只能勉强弓腰站一会儿。

不仅如此，狱方还天天派人，透过门缝查看他是否按规定的姿势，挺直腰板坐在那儿反省。稍不留意，就要遭到体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受罚入号的坏人一天比一天多。有时小号不够用，就塞两个人。父亲同好几个陌生犯人挤过，象比目鱼一般扁扁地侧卧，通宵睡不安稳。幸好同住的人出去得快，总把父亲剩下来。

半年多的禁闭，父亲毛发凌乱，浑身虱子，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由于长期坐着不动，他的小腿细如鸡脚，只有扶着墙才能勉强挪动，虱子成团往下滚，眼睛被阳光一照，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仅同监犯人，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残废了。可没想到，神又一次在他的身上施行了奇迹，他迅速康复，挺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老威：是的，那天我初见您父亲，真不敢相信他已经90岁了。头不白，气不喘，腰不弯，除了耳朵有一点背，似乎哪儿都没有毛病。

袁福生：父亲整90，母亲86，托主的福，都和谐，喜乐，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寿星。感谢主，如果1966年父亲不去东北，可能就死在文革中了。因为北京是风暴中心，东北监狱与之相比，斗争的力度只能算小儿科。

到了1969年春天，齐齐哈尔的监狱又暴满了，父亲和另外1000多犯人，又被转移到嫩江地区肇源县的革志监狱。这是一个更远的地方，父亲来这儿，第一件事还是盖房子，好让自己从帐篷里转进去。

老威：这是您父亲第几次自己为自己盖监狱？

袁福生：从兴凯湖始，他已经是第四次自盖监狱。

老威：这也算造物主特别的安排吧。

袁福生：父亲在革志监狱还遇见了老朋友吴慕迦，当年北京不肯参加三自的11个教会代表之一，后来因此被抓，判刑15年。父亲是在菜地里看见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当时吴在另一块地里。由于狱中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所以父亲灵机一动，就唱一支属灵歌曲来同他打招呼――主不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小路花香长蔓。

吴慕迦听到了歌声，果然抬头，注视着父亲，却又低下头去。父亲以为他会接着唱，可是他没有。父亲感到惊讶，因为吴不仅是老熟人，更是一个共患难的基督徒呀。直到后来，他通过接触才明白，吴已经放弃了信仰。这没办法，中国社会太让人绝望了。

老威：在《十字架》第二集里，我读到了您父亲那批老基督徒的苦难阅历，世俗政权越逼迫，他们殉教的意志越坚定。银川的以巴佛老人，坐牢多年，体弱多病，当狱方以“认罪服法”为由提前释放他时，他不肯；后来他被不由分说地释放了；再后来，他回监狱的要求被拒绝。他就在监狱的围墙外搭了间小房子，住进去，每周禁食五天，维持了20多年，以此平息主怒。他说――为什么要释放我？我没有认罪，因为信仰上帝不是罪。

还有上海的谢模善老人，被折磨得受不了，就在监室里站上凳子，想触电自杀。他在临终前祷告，请求神的宽恕――主啊，您让我去吧，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冥冥中，他似乎听见了神的回答――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遍又一遍，谢模善重复着神的声音――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啜泣着，满面泪水，就凭着这种支撑，他活了下来。

袁福生：是啊，父亲也没有想到他还能够活到今天，继续为主做工。父亲坐牢21年零8个月，有16年的光阴在黑龙江。他刚入狱时，皮包骨头，戴个眼镜，不仅自己，连家人都不相信他还会活着出来。一般情况下，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罪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投江，一死了之；二是疯掉；三是通过灵肉的熬磨，受到了神的特别看护。我的父亲正是被神选中的，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关小号，挨批斗，好多次都该没命了，但他却没生过病。在劳改中，父亲常干的活儿是担土，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必须直着腰，才不会在冻土冰面上栽跟头。天长地久的锻炼，令父亲受益，直到现在也腰不弯，气不喘。

1979年12月20日，父亲收工吃午饭时，监狱领导进来宣读公告——父亲被释放了。原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邓小平上台，政策开始宽松了。父亲已65岁，改造了20年以上，刚好符合分批假释的条件。

父亲的假释《裁定书》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里面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按刑法规定，剥权期不能离开居住地北京，还得向当地派出所定期汇报思想。

父亲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家。从监狱步行3公里到汽车站；再赶车到革志县城转最慢的普通列车，经黑、吉、辽三省，方能抵达北京。

而此时，全家人正沉侵在沮丧之中。因为不久前，大哥福音根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策，写信给法院，要求为父亲平反冤假错案。法院为此约大哥面谈，并且象审犯人一样说——你父亲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跟你说。他和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首恶，不能平反。大哥辩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能讲清楚，要不你们凭什么判他的刑？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不也说弄错了吗？连国家主席都敢乱判，更何况其他人？法院的人一听这话，顿时面红耳赤——你父亲怎么能和国家主席比？人家判错了，你父亲就是没判错，以后你不用来了。说完就给大哥一张纸条，上写——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到。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落款是1979年11月16日，还有北京市中院的大红官印。

老威：那么，1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您父亲就被假释了。

袁福生：对，党的政策有时就象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老威：您们还不知道父亲要回家？

袁福生：知道，信和电报都收到了，全家人都去接人，但却错过了，归心似箭的父亲一出火车站，就直接搭夜班车回家，到了白塔寺，找不到庙门，他就一边绕着墙走，一边扯着喉咙喊“梁惠珍”。幸好大嫂在家，把第一次见面的公公领进门，打热水让他洗脸洗脚，正在烫脚的时候，一家子就回来齐了。主的恩典太大了。

老威：关了哪么多年，您父亲能够适应社会吗？

袁福生：在生活上确实落伍了。监狱发给他60元遗返费，他还认为是笔大数目，要母亲收好。可在信仰上，他一如既往。本来79年以后，许多因宗教信仰坐牢的知名人士都获得平反，只要他们表态，相信三自，宗教局就即往不究，安排工作，得工资，分房子，社会地位也直线上升，象吴慕迦，就在燕京神学院教书，生活优越。可父亲不仅不信三自，甚至觉得没必要平反，因为《圣经》里讲，基督徒不必要求申冤，申冤在我，要听凭主怒。

1980年春天，我家的聚会就有近10人，几年后，聚会人数不断增加，已达两三百人，是北京地区人最多的家庭教会。白塔寺的家太小，里面坐不下，窄窄的胡同也挤满了人，连我们睡觉的床都拆了，放小凳子。我家什么都缺，就是《圣经》和凳子不缺，好几十只凳子都是信徒送的。而美国、香港，还有个叫“敞开的门”的组织，都找到我家，通过父亲，向那些拒绝三自的受迫害的人送《圣经》。父亲主张政府与教会要截然分开，神的归神，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既然家庭教会不属于“人民团体”，所以不必登记。一直坚持了16年，仅管被多次抄家、骚扰，但信徒仍然成倍增加。

1989年发生了六四大屠杀，那天晚上戒严后，满街满巷都是兵，不时能听见嗖嗖的枪响，可就这样，家庭聚会仍没中断。白塔寺的公车停了，我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匆匆出门，赶了30多里地，到我姐姐家去传福音，谴责天安门事件，以主的名，安慰那些正在蒙难的人们。过后一想，真为他捏把汗，子弹不长眼睛，那时小老百姓谁敢出门呀，可父亲他，一个快80的倔老头，揣着《圣经》就走了。

警察每年都以“非法聚会”为由，威胁要抓父亲进去，教会的“聚聚散散”也与政治形势的敏感有关。像两会、六四、国庆或西方国家首脑来访期间，都是全天候监视，电话要么窃听，要么掐断，但每一次，父亲都顶在前头，对峙着。他经常大声对警察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从神。”

为了确保北京的安全，公安部门经常在一些重大日子，例如香港回归，克林顿访华，宗教、人权组织来访时，提前把父母接走，软禁在某个宾馆，不让他们与信徒在一块。

老威：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及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待遇差不多。

袁福生：但是，父亲的行为不是对抗政府，而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一不靠势力，二不靠金钱，而是靠对主的信心，很难很难。感谢主通过父亲指明了这条道路，我们全家二三十口都信了。

老威：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邀请您父亲参加有全世界各行业基督教领袖在场的每年2月的“早餐祈祷会”？

袁福生：是的，但父亲拒绝了邀请，原因之一是美国也邀请了三自的负责人，父亲与他们无话可说，更不愿和这些屈从权势，放弃信仰的人在同一个场合面对神。原因之二是美国政府也是政府，他不愿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原因之三是政府不给办护照。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向神祷告，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因为基督徒的头是基督而不是政府。

戒毒者木邸

采访缘起：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６日，我已在云南丽江古城呆了４０余天，除了与外来的和本地的流浪人群厮混，还意外地做了两三篇有些价值的访问。

我倚在太阳底下，翻弄着《易经》，盘算着行程，心中充满人生无常的文人的迷惘，却不料有个人已悄无声息地上了二楼阳台，站在我的身后——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木邸，住在离这儿３００米开外的另一纳西民居里。

在纳西族中，木姓因世袭土司而门第高贵，可木邸却说，民国以后，木氏就衰落了，连土司府也曾改为公安局和看守所。所谓的高贵血统，就剩下对大麻的嗜好和耐药性啦。

木邸还说，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有过吸毒史，后来戒了，没留下后遗症；而他今年３５岁，已吸毒十几年，戒毒１００多次，并因此两度被劳动教养。

我见他恳切，就为之占了一卦，为“萃”之初六。大致吉利。他的脸上泛出古铜色的健康笑容：“我刚死里逃生，当然吉利了。”

木邸：你能给我打一卦么？

老威：没问题。不过，无论卦象好坏，你都不必当真，游戏嘛。我又不是算命先生。

木邸：好的。

老威：你双手合十，闭眼默祷约一分钟，将意念灌注在一件事情上。注意，只能想一件事。然后，把掌中的三枚硬币向上抛出，连抛六次，卦就出来了。

木邸：这样就行了？我不用把心里想的告诉你？

老威：再次申明，我不算命。我只把卦辞或爻辞念了，把字面意思解释清楚。当然，我的水平有限，不一定就把《易经》这部古今奇书搞清楚了，歧义太多，书中的同一段话，甚至同一个字，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再掺上五行、四柱、季节、流年这些因素，就更扑朔迷离了。好，我尽力吧，心诚则灵。

木邸：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老威：好，卦成了，为“萃”，这是你命中注定的本卦。这下卦为“坤”，是大地，是母性，是归宿；上卦为“兑”，是顺从，是喜悦，是口舌。序卦传说：“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这意思是，你的本命是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聚集四方人气，做成一番事业的，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坤”卦赋予你的诚信、厚道坚守到底，不能一味沉迷于“兑”卦的口舌之乐。你看这初六变爻，“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你有诚信，并一次次下决心坚守，却因为过于顺从，贪图感官享乐，胡乱结交朋友，改变初衷，乃至于人生方向迷失，不能自拔……。

木邸：不可救药了？

老威：这一卦，主体是“吉”，但“荟萃”须择友，否则就是狼狈为奸了。

木邸：谢谢老威的忠告。其实我已在楼下观察你好几天了，见你每天起床，都泡一盅茶，然后坐在太阳下看书，很少东张西望，显得有来头，有定力。刚才我鼓足勇气，上来和你搭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老威：你是房东大嫂的侄儿。

木邸：我吸毒十几年，戒毒１００多次，今年５月才从华坪放出来。

老威：啥地方？

木邸：云南华坪劳教所，与四川接壤，大约翻两座山，就到攀枝花了。这也是一条买卖毒品的黄金线路，从全国最大的海洛因集散地下关，经过大理、丽江、永胜，过华坪，就进入四川地界攀枝花，全程４００多公里，汽车一天就到了。而后转火车去成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老威：你看上去精神焕发，一点不像吸毒的。

木邸：按理，我的人生还算平顺，在丽江读完小学、中学和职业高中，然后进了商业局。那年头，这是人人羡慕的单位，没关系是进不去的。小时候，我染过伤寒，眼看没救了，一个当地的老中医却主动到我家，开了三帖偏方，吃完就好了，而且一直都好，２０岁以前，没得过病，连感冒也没有。

老威：你的福分不浅嘛。

木邸：人年轻，兜里也有钱，加之长得帅气，就容易受诱惑。人家几句吹捧你的话，就跟着到社会上去了。歌舞厅、车站、麻将桌，一玩一个通宵，第二天，照常上班，不觉得累。我第一次落网大约是９１或９２年，记不太清了。我根本不懂得吸毒，也要规规矩矩地认罪，否则就出不来。因为当时搞严打运动，公安和联防拉网清剿，只要在舞厅或其他旮旯里逮住一个吸毒人员，带回去过堂，暴揍两顿，也会牵出来一长串。

老威：这也算数？

木邸：当然，人被打急了，就会乱咬，凡是平时一道玩过的，管他吸没吸毒，犯没犯案，都“坦白交待”。公安人员有句审案行话，叫“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至于倒出来的豆子哪颗有问题，哪颗没问题，就不管啦，先抓再说。许多人跟我一样，稀里糊涂就栽进去。派出所关不了，就直接用闷罐车朝戒毒所送。我指给你看，顺着这些瓦房顶望过去，对面山顶亮晃晃的，是东山寺。喇嘛教的寺庙，外墙是白的，太阳一烤，就晃眼睛。从东山寺垂直往下溜，城边山坳处，有一些房子……看见了？那就是丽江县戒毒所。现在规模大了，设施也改善了，可当时就两排水泥笼子，一楼一底。一间２０来平方米的屋，关１００多人，挤得腾腾冒烟。

老威：吸不吸毒，应该一查便知。

木邸：９６年以前，都没有检测方式，只要有人咬你，只要你在社会上与各类闲杂人员混过，就脱不了干系。你没吸毒？总做过其它不光彩的事，赌博，盗窃，嫖娼，走私。什么也没做？总到过舞厅吧？总在“四川帮”或“湖南帮”里出入过吧？不可能是清白的。幸好我爸爸是个老干部，解放初期的丽江地下党。家里托人把我保了出来。

老威：如果不保你，会是啥结果？

木邸：不管青红皂白，一律强制“戒毒”，完了，直接判劳教，一至三年。

老威：挺省事的。

木邸：对，劳教又不走法律过场，派出所和戒毒所都可以直接送劳教。单子就在他们的抽屉里，一大叠，瞧你不顺眼，就抽出一张。上头早已盖好公章和公安局长的私章，几秒钟，刷刷一填，你的一生就被葬送掉了。所以，十天半月，一阵风，几百上千的在押人员就处理完毕。

我在人前抬不起头，因为二十几就栽了，别人难免不指指戳戳。丽江原来是个小城，旅游者很少，不开化。我上班时感觉压抑，回家又被父母看管着，像做了贼一般，这样日子一久，再开朗的人也会变的。我悄悄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又有了来往，感到在他们中间要自在些，至少人和人不会互相歧视。我第一次吸毒是９２年，人家指点我把药（指海洛因——老威注）裹在烟卷里，抽一口，憋住不出气，否则就浪费了。我连抽两口，没憋住，烟一从口鼻漏出，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四下追着吞那残烟。我吸了小半支就不行了，趴在床沿上呕吐，和醉酒差不多。不过，酒醉了很难受，老半天缓不过劲；可尝药吐了比较舒服，人软绵绵的，骨架子都散开了。

我先天耐药性强，断断续续，吸了半年才上瘾，开始经济状况好，手散，觉得不行了，就一个电话，最多十几分钟，人家就把整方的药送上门。渐渐，经济吃紧，就只要得起零包。整方批发要便宜得多，但一次给好几千，越着急越凑不齐。古城这地方，不仅是入川进藏，去香格里拉的中转地，也是鸦片和海洛因的中转地。据说在以前，狮子山周围，到处都长着野生大麻，罂粟花鲜艳极了，纳西人采来当药用，家家户户都有麻袋装的大麻籽，炒熟了当瓜子嗑，当调味的佐料。后来，野生大麻被政府铲掉了，可适宜种毒品的地理，吃药的肯定比别的地方多。旅游开发之前，大研镇人口不足两万，吃药的估计上千，我知道的熟脸就有几百。那时，院子门一开，随时都能见到蜷在墙根的人，瘾发了，在那儿哆嗦。你稍不留意，他就会突然跳起来，边哀求边搜你的兜。

纳西族生性朴实，讲传统的伦理道德，什么“守孝三年”，“圣人不言商”之类，所以能经商赚钱的，一般都是外来人。毒品市场也一样，由“四川帮”和“湖南帮”控制。他们从下关或格里坪进药，转一道手，利润就翻几倍。毒品买卖也分几级批发，因风险太大，都单线联系，极少跳槽越级。一般人只能在四、五级批发以下拿药，我拿的是三级批发。

遇上严打，全城“熄灯”的时候，日子就难熬了。所谓“熄灯”，就是地面干净，寻不出一颗药。原因是吃死人啦，帮派之间争地盘火拼啦，总之，公安一查案，几级批发都在一夜之间蒸发了。贩药的都跑光了，吃药的怎么办？又要熬瘾又要躲，日子不是人过的。

有一次遇熄灯，我缺药心慌，就雇了辆摩托，从丽江连夜狂奔４００公里，去格里坪拿药。那时，路况很差，没柏油，没高速。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我俩个玩命一般，摩托一会儿蹦起来，一会儿跌下去，轮子擦得咔咔直冒火星星。我像一条癞皮狗，紧紧地粘在骑手背上。我不怕死，我已成为家里的累赘，摔死就一了百了。我们居然４个小时就到了。拿了药，买瓶矿泉水兑了打进去，精神马上就振作。也不腾云驾雾了，生命也显得有意义了。

老威：４小时４００公里，还是石子路？真够玄的。

木邸：所以说纳西小伙子厉害。

老威：听说刚打了药不能马上走动，至少得躺一会儿。

木邸：因人而异，有的人吃药要躺，半小时，一小时，还要出现幻觉。我不用躺，药一吃，劲头马上就来了，随便走，干什么都可以。特别是抬头看太阳，深呼吸，特爽。

老威：你出现过幻觉么？

木邸：极少。吃过药，我喜欢劳动，喜欢抬东西，打扫卫生，帮别人干体力活，像活雷锋。只有一次，大概用药过量，我一时没爬得起床，心跳像落石头，又缓又沉，能感觉到血管的收缩。接下来，我变得特别大，手和脚都特别大，像一匹骆驼，不，一匹山。我曲了一下腿，就轰地打一声雷。而窗户啦，屋子啦，其他人啦都特别小，只齐我的指甲盖。

老威：你太能折腾了。

木邸：１９９６年２月３号下午，丽江大地震，死了１００多人，古城房屋塌了一大半。当时，我正与中学同学聚会，打麻将，玩得高兴。突然，我的心律加快，嘴唇发紫，一溜虚汗从背脊直爬上来，最后满头都是汗了。我明白瘾要发了，就借故告辞大家，赶紧躲到背静处，撩起衣袖扎一针，精神立马就复原了。去单位也没什么事，就出门买了份凉拌猪耳朵，和大家一道，边吃耳朵边看电视。猛地一下，我觉得电视和背后的墙都晃起来，我第一反应是瘾又发了，可自己吃药还不到半小时……

老威：打一针能管多久？

木邸：开始一天打两针就够了，随着瘾的加深，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厉害的时候，一两小时都管不了。大地震那天，我下午１点才扎过，４点就扛不住了。电视又摇又抖，咔的一声，自动熄火。旁边的一位女同事扑到怀里，我没稳住，就与她一道连滚带爬，被抛到左边窗下，而耳朵盘子不由自主从窗口飞往大街。直到第二天，还摆在街中心。

后来听说，我们打麻将的地方也成废墟了。这瘾发作得真是时候，因为我若不走，麻将会就不散，一伙人正在兴头上，哇哧一声天崩地裂……变鬼也糊里糊涂。

老威：你还成救世主了？

木邸：见笑了。

老威：不瞒你说，我也是通过地震报道才知道丽江的。

木邸：地震一闹，人心惶惶，这儿就成了死城一座，外地人纷纷离开，连毒贩子也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瘾发心慌，却寻不着一家开门的店铺，买不到矿泉水或蒸馏水。我被逼上梁山，舀井水来兑药，抽入针管，自己扎了。结果，瘾倒是缓解了，整条胳膊却肿起来，渐渐像小腿一般粗，连衣袖都脱不下来了。去看医生，用剪刀裁开，一检查，确诊为血管炎。马上就给家里下《病危通知书》，施行抢救。我的命真大，一天一夜昏迷，危险期过了，居然没有并发症。

原来，这看上去十分清澈的井水也不干净，一地震，地心里就泛上来大量的硫磺，哪怕一头种牛饮一口这呛鼻的毒水也完蛋了，可我瘾一上，嗅觉麻痹，居然就……唉，人命真够贱的。

老威：这毒瘾真是无底深渊啊。

木邸：生理毒瘾其实能戒，十天半月，一个人关在屋里硬挺硬熬，就过去了。只是心里空落落的，就如转眼间断奶的婴儿，找不到方向。整日无精打采，连吃饭都懒得下床，正当此时，莫说自己沾药，就是看见，甚至嗅着别人吃药，两眼也会立即放光。

至今为止，我劳教了两回，而进戒毒所的次数，我也记不住了。很多时候，都是我主动去的，我希望能被隔离，与“旧病复发”的老环境一刀两断；我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做人。但是，我在戒毒所总是碰见社会上的熟人，在外面是毒友，里面没药吃，就整夜整夜交流体会，过嘴巴瘾。什么戒毒所，狗屁，你想想，把一堆淫棍关几个月，几年，一旦放出去，嫖瘾不更足了？

戒毒所所长换了几届，都是贪官。你想进来，奉送几条好烟，塞点钱，就搞定了。若要出去，也送烟，塞更多的钱，他马上就签字：尿样呈阴性，过关。这个社会，有钱有势走遍天下，戒毒药也用最好的。

老威：你戒一次毒要花多少钱？

木邸：自己闷屋里戒不花钱。进戒毒所，自带伙食费，住房用药也根据经济情况。丽江有两处戒毒所，东山寺下的是老的，条件比较差；看守所旁边，是地区公安处戒毒所，设施好，有专门的医院。戒毒药很多种，下关生产的六二六较普及；而目前最先进的，是英国进口的“美萨通”（译音）。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戒掉毒瘾。可后遗症明显，你会形成对戒毒药的依赖，上瘾的程度轻于鸦片，和杜冷丁相似。

我花在戒毒上的钱有好几十万，把家里都拖垮了，还是不行；第一次劳教两年，还是不行。我对自己太绝望了。我自杀过三次，我想人死了，毒也就戒彻底了。太阳刚落山，我就钻进狮子山的林子，找个背静处躺下。从手背到胳膊，密密匝匝的针眼，再扎，已不出血了，因为血管大概都萎缩了。大腿根也扎遍了，连小肚子都千疮百孔。我这个人，真废掉了，没孝敬一天父母，没出过一回远门，就被这药给圈定。

我在半个月中，超量注射三次，第一次１克，第二次１?５克，第三次１?５克，是正常药量的５到１０倍。大象也被毒死了，何况一个人！朝大腿根一针扎下，猛推，还来不及拔，就晕厥了。我以为清账了，没料到下半夜居然醒转来，冻得牙齿咔咔抖。我拔了腿上的针管，扔得远远的，然后跌跌撞撞地下山。我在灌木丛中鬼魂一般晃悠，那晚的月亮我记得，红红的，脚盆那么大。

我几乎是滚下山的，进屋一照镜子，满脸满身是血，两眼直的，那凶光连我自己也害怕。我瘫了一会儿，又爬起来，对着墙，一下又一下地撞。我撞了个把钟头，山上的广播响了，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六点半了。夏天的六点半，天已大亮，我听见楼梯响，妈妈起来了。我的脑袋是木的，没一点痛感。

老威：惊心动魄。

木邸：惭愧。

老威：我写过吸毒者，也读过大量这方面的宣传报道，似乎与你的讲述不太一样。

木邸：是吗？

老威：毒瘾摧毁人的生命，而你却特别顽强。

木邸：我们被当作渣滓，比猪狗不如。我家里还有几个钱折腾，可周围大多数都是穷人，抓进戒毒所，没钱用药，只有锁起来强戒，太惨了。

老威：什么惨？你自己不也强戒过么？

木邸：我是城里人，营养充足，身体底子打得好，经得住熬；可大量吃药的是农民，连骨头都榨干了，一强戒，肯定垮。云南德宏州与缅甸、金三角接壤，那地方什么都贵，就毒品便宜，许多当地人砸锅卖铁，甚至拆房子揭瓦也要贪那一口。最后，家当吃完了，人也像狗一样东游西荡，想躺了，就不管身下是露天、屋檐、树下，或茅坑边，一坠就下去了。远看还以为是一堆腐肉，因为苍蝇嗡嗡地叮着。

德宏州的人，在所里一眼就能认出，那种黑，那种瘦！锅灰抹过的皮肤，二指宽的肋骨如钢筋捆在身上。我问过他们，都成这样了还有钱吃药？他们说，药要比米，比菜便宜，便宜到后来，根本不要钱，只要你替人家翻多少地，或者翻够几个小时，就能换到药吃。

唉，在人间是饿鬼，活得像个影子，有一点药吊着，兴许还不会死。可政府抓来一强戒，完了，两三天就死一个。特别是冬天，个把月就报销几十，那些人连折腾、撞墙的力气都没有，只把脖子一伸一伸地咽口水，喉包像个鸡蛋上下滑几下，然后脑袋一耸，出窍了。叫人来，将就他身下的破床单一裹，把这瘟狗抬走。

老威：家属不来认领尸体？

木邸：吸毒者无家属无朋友无祖国，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人员加国际主义死狗。

老威：你倒挺幽默。

木邸：自己把自己踩到底，别人就不屑于再踏上一只脚了。如果家里没门路，戒过毒后就直接送劳教，蛮干两到三年，看能否脱胎换骨。

我第一次劳教是在丽江范围内，家里有关系，罩得住，没吃什么苦头；第二次判三年，送几百公里以外的华坪，才尝到地狱的滋味。那是在山沟里，地盘太大，我也说不清到底关了多少人。我所在的大队就有３００多，戒完毒的占百分之八十；下辖分队就是清一色的药案了。

我们的主业是开矿。几架山都是石灰，在大太阳底下，从这坡望那坡，白茫茫的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天还没亮，吹哨起床，开饭，再集合出发。爬到半山腰，太阳刚刚把它的帽檐露出来，空气还凉滋滋的。犯人们分成几路下坑。这坑是长年累月掏出来的，足有月亮，不，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而深达十多米。我们把一架接一架的山“开肠破肚”，而肚子里的气温，起码比外面高四、五度，华坪是有名的高温地区，冬天还好，一入夏，我们就经常在摄氏４０度左右的高温下刨矿。光着膀子，粉尘飞扬，一米外都辨不清人。汗水不断线，在白灰上碾下一条条汗槽，不少人刨着刨着就歪倒了，马上拖出坑去透气，冲脸泼一桶水，方能认出是谁。

老威：这活路哪是人干的！

木邸：畜牲也不干，牛马骡子一嗅那种呛味，也撒蹄就跑。特别是放炮，真叫玩命啊！一吹炸山哨，犯人都撒到对面，一人端起一辆翻斗车，全神贯注，准备冲刺。然后数秒，一、二、三！小红旗一下，轰隆！一大块山体粉碎了。拳头大、篮球大、桌面大的矿石被呼地抛起来，如雨点一般，从几十米的高处下落。说时迟，那时快，炮一响，犯人们就等不及了，一个个冒着暴风般刮来的烟雾，推着车，叮铃哐当朝上奔，争先恐后捡刚落地的热石头，装满车，而后往下俯冲一两百米，直接倒入一字形排在坡下的雾气腾腾的石灰窑。

那个场面太壮观了，十几米宽的坡，７０多个犯人发了疯一样，上下牵着线狂奔。如卓别林的黑白片，镜头比正常速度快一两倍，每个人的屁股都装有发条，扭紧了一松，就失控了。每天９０车，一两百米的来回，你算一算，卓别林也要累吐血。但这是强制改造，不完成定额，就是反改造典型，背铐，关小间，挨捆挨打，甚至加教，那就没盼头了。

老威：这种搞法肯定要出事。

木邸：经常出事。比如炸山，铺天盖地的石头还没落定，腿快的已经冲进去了，结果被砸了。有的连人带车，被砸翻几个滚，车把人扣在下面，那翻斗就硬生生切进腰里。我们去拖人时，还没咽气，鼻孔、嘴、眼睛都咕嘟嘟地淌血，腰下一条槽。我们赶紧抬起跑，才几分钟，就完球了。

我们分队，每年被石头砸死的有三分之一，旧人去了，总有新人补充进来，所以坐牢的铺位永远不空缺。我的脑子灵光，眼看人命不如狗，就写信叫家里带钱来勾兑关系，千辛万苦才混上个教书的活儿。

老威：死了这么多犯人就没个交待？

木邸：据说劳改和劳教都有个非正常死亡的法定比例，百分之四还是五？不清楚。但华坪的管教认钱不认人，砸死、呛死、窑下事故而死的冤鬼，统统被认定为“毒发身亡”，谁叫你的毒瘾潜伏得这么深。

老威：戒毒所有检测鉴定嘛。

木邸：这扯皮的事没个完。况且上级部门只要一个“合法解释”。狗日的警察可捞肥了，小小一个分队长，月工资就５０００多块，年终奖金一发就是一两万，还不算平时的油水。这人肉石灰的利润太高了。今年５月，我上下使了银子，提前几个月解教，捡了一条命。

老威：掐指一算，你已经正常了大半年。

木邸：这华坪劳教所才是个戒药的好去处。不能再进去了，你说呢？

残疾妇女贾凤珍

采访缘起：２００４年春节后，我曾经在京郊上访村见过这不足一米四的残疾女人，可转眼之间竟忘掉。当时群情激愤，我、高氏和回地几乎被分割、围困，数不清的嘴巴冲我们喊冤，贾凤珍说，这当中也有她的声音。

半年过去了，由于政治气候敏感，我们重返上访村的计划泡汤。沮丧之余，我于８月１１日下午在上访村外围的一条污水河边巧遇贾凤珍。经她一再提醒，我才对半年前的她有了点似是而非的印象。

“怎么会这样健忘？”我一边听她说一边内疚的想。“我已访问过１００多个低层人，难道这种记录也象俗话说的猴子掰玉米，得到后面的就丢了前面的？”燥热和对自己的失望轮番夹攻着，我虚汗直淌。

然而贾凤珍平静地讲述着她的故事，挨打和受辱。她的两眼熠熠发亮，我被吸引住了。

两个多月后，为了给《中国上访村》一书补充图片，高氏兄弟终于故地重游，据他文章里说，当时我们接触过的上访群体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拨上访者，并且大部分是妇女。

男人们到哪儿去了？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截访和清剿以后，那些向我们递过冤案材料，并且涌入过我们梦里的面孔如今在哪儿？

还有一把枯柴似的贾凤珍，她也曾被截访，下落呢？

许多年以后，是否还有人问：“他们的下落呢？”

贾凤珍：喂！记者，先生，同志！

老　威：您叫我吗？

贾凤珍：对，您不记得我了？

老　威：有点面熟。可好象，记不起来了。

贾凤珍：春节的时候，您，还有另外两人去过村里。

老　威：哦。

贾凤珍：开始您们在村里东张西望地窜，大家以为是特务，就躲着不露面。后来您拿出录音机采访，人就全出来了。我个头小，腿残疾，动作慢。您们就被别人拽去了。上访的都是苦人，每次都一样，喊爹喊娘的，把外头的记者当救命稻草。我扎不进人堆，即使扎进去也挤不到您们跟前，更别提说话了。

老　威：太惭愧了。请您坐下来慢慢讲吧。

贾凤珍：天气真热啊。

老　威：大嫂您等着，我去买两个可乐，降降温。

贾凤珍：真凉快呵。

老　威：哪我再去买？

贾凤珍：不要了，多喝坏肚子。我十几年前还批发过雪糕呢。

老　威：日头这么毒，为啥不呆在屋里？

贾凤珍：板棚内像蒸笼，白天呆不住人；况且风声这么紧，只能在外头晃着。

老　威：我刚才碰到警察了。

贾凤珍：明的暗的，到处都是。一不小心打个喷嚏，至少有三四张脸回过来盯你。李小成贴了告示，说要八七大游行，几万人开进天安门，这一闹，把整个国家都吓瘫了。这方圆几公里，虽然是有几万上访冤民，但锣齐鼓不齐，要一下子召集起来，还真不容易。

老　威：讲讲您的冤情。大嫂，我可以记录吗？

贾凤珍：您可得防着四周的眼睛，因为我们长得不太一样，凑一块，气氛就紧张了。

老　威：是有些紧张。看运气吧。

贾凤珍：行，看运气（此时，她轻咳两声，挺了挺身板开始背书）。尊敬的报社记者先生，感谢您坚持正义，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采访我这残疾弱女子。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江泽民、胡锦涛里能出清官！几千万党员至少能出一个包龙图！用社会主义法制的虎头铡为我主持公道。

我叫贾凤珍，４３岁，家住辽宁省台安县台安镇一街道振兴委一组。我和丈夫都是残疾人，可我们人残志不短，为了生存，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就起早贪黑，做批发和零售雪糕的生意，还能勉强维持温饱。

１９９２年６月下旬的一天，太阳红火，我和往常一样，雇一辆拉苞米的小货车出台安县城，去几公里外的西佛镇批发雪糕。到站后，苞米车的司机在附近办点事，让我边装雪糕边等他几分钟。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吱地刹到我跟前，司机于大勇伸出脑袋，招呼我上车。我急忙说：“对不起，已经有车了。”于大勇钻出驾驶座，要来抢我手里的雪糕箱子。他说出租车又快又舒服。我躲闪说：“我不能雇两份车。况且小本生意，也打不起的士。”于大勇有点恼火，骂我不识抬举，我不敢回嘴。不料，于大勇的兄弟伙李彦军出面了，他在团结粮站工作，是个人人都怕的街痞。姓李的甩着赤膊过来。踢了苞米车一脚说：“就这破车？不准雇。”我说：“雇不雇是我的自由。”姓李的冷笑一声，把货车钥匙拔出来，大吼一声：“开车的在哪儿？！”开车的其实就在周围，见是街痞，就躲着。

气温高，耽搁一久，雪糕就不行了。可李彦军还逼着我打的士。我急得说不出话，姓李的就指责我“无言的反抗”，在我头上挥拳头，还把我买的雪糕一箱一箱抱到阶沿下，让太阳晒。我气得眼泪一串串掉，就大声说：“我不坐你们的车！”姓李的抓住我的胳膊叫：“你必须坐，还得多加一倍的费用！”我喊：“不坐，就是不坐！晒化了雪糕还要你们赔！”姓李的扇我一大嘴巴：“赔你个死矮子！”两人不由分说，按住我拳打脚踢，逼我答应打的士。我直喊：“打死人了！没王法了！”姓李的疯了，把我当皮球，踢得满地滚；见我还不松口，两人就把我抬起来，打夯一般朝地上摔，脑袋磕在砖头上，我一下子失去知觉。

醒来时躺在医院里，经检查为脑震荡。后来脑伤使我的肌肉都萎缩了，不得不住院１５８天，连大小便都失禁了，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啊！（话至此，她已成了个泪人。）

老　威：当时有群众围观吗？

贾凤珍：街两边都站了很多人。

老　威：没人出面阻止？也没人报警？

贾凤珍：我被打糊涂了，不知道。住院抢救，许多天失忆，连住哪儿都要想半天，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能想事，一想，脑门子就疼，眼睛直冒血。姓李的有后台，一般群众惹不起。为了讨回公道，我只好拿起法律的武器。

１９９２年秋天，我出院，就去找台安县公安局和民政局，他们推脱说管不了，我就告到县法院；那儿的人让登个记，还是处理不了；我就再告到鞍山市中级法院。不久，中院判我胜诉，责令出租车司机于大勇赔偿我医疗兼营养费１５００元，李彦军赔偿我１７１４。４７元。

老　威：在１９９２年，这个赔偿金额还算过得去，可行凶者应该拘留嘛。

贾凤珍：我们这样的残疾人，能忍就忍吧。

老　威：法院判决执行了吗？

贾凤珍：于大勇的钱给了，李彦军至今分文没付。

老　威：那法律岂不成废纸了？

贾凤珍：总算得了一半钱吧。本来我想，剩下的一半慢慢要，会有结果的。不料一拖就是１０年，人民币都贬值很多次了。比如当时在银行存钱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二点几，现在连１点几都不到。可姓李的就是不给。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６日早８点，我凑巧在县城恩良路碰上李彦军，就掏出随身揣了１０年的《判决书》，向他索赔。但他一把推开说：“要执行找法院，你个人无权向我要钱。”我一时懵懂，感到他说得有几分理，就去了县法院。我已记不清去法院的次数了。当时接待室内有七、八个人，都捧个茶缸，堆在那儿说说笑笑的。我一进去，他们的脸就板了，还没等我讲完来意，他们就吼叫：“管不了！”我问：“谁管得了？”于是有人说：“中院判的，你找中院去。”还有人侮辱我“小得象只猴子”，应该找孙悟空。我气急了，就垫脚去摘法院门口“最佳单位”的铜牌子，还没够得着呢，他们就打电话报警，于是几分钟后，１１０的警车就把我拉走了。

在南街派出所关了一会儿，被放出来。我越想越不通，就又返回法院评理。可这次，我迎头撞上民事庭的庭长梁彦山，他是李彦军老婆的同班同学。姓梁的一见我这个找茬的“老熟人”，眼睛一下子就红得象公牛，他不吭一声，拽我到法院内的一间空屋，关上门就打。还把人当作皮球，端起来朝墙上踢。屋子很空，他行凶的回声很大，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我抬手护住脑袋，他咔刺一下，把我柴禾细的胳膊反扭过来，屁股一脚，我被踢得腾空而起。

老　威：法官打人？真没王法了！

贾凤珍：他还边打边笑：“我打你了吗？谁是证人？你长成这样，活在世上多累赘！万一你现在断气了，那肯定是摘铜牌的时候不留神被砸的。”

老　威：魔鬼啊魔鬼。

贾凤珍：他把行凶当作体育锻炼了，打热了，就脱下法官制服，最后连汗背心也剐掉，光着上身将我踹出屋，又踹进来，再踹出去，搞了好几个回合。我昏迷了两次，终于吐血了，姓粱的才住手，把我扔到走廊外面。他拿起制服和背心，还有一顶嵌着国徽的大盖帽，洗澡去了。

老　威：诺大个衙门，就没人出面阻止？

贾凤珍：同１０年前一样，没人管。上次是大街，这次是法院，我不知道在地上睡了多久。苏醒时，我四肢着地爬出法院，觉得四周特别空旷，有脚来来去去，可都绕着。我坐在法院神圣的台阶下等车，好几辆出租车刹下来，又开走了。那些车主都探出头问：“喂，你没事吧？”老　威：您该报警啊。

贾凤珍：让公安局去抓法官？您没犯迷糊吧？我在毒日头下熬了很久，心想这次是活不下去了。哦，对了，我在爬过法院大厅时，梁彦山洗完澡，还走过来看了一下。恍惚中听人说：“老梁，哪来这么大的火？出人命咋办？”姓梁的说：“可能是小鬼附身了，是小鬼用我的手打了她。”那人说：“鬼话么。”姓梁的说：“正经话，不糊涂我会动人一指头吗？”

老　威：您已经在鬼门关了。

贾凤珍：我一直挺着，泪已经枯了，我怎么办？终于遇上一个好心的司机，扶我上车，问：“去医院吗？”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我回答去“沈阳第一时间”.这是省高院为了健全法制设在这儿的一个点，意思是在“第一时间”接待告状群众。

不巧正撞上休息日，门卫和附近的律师都让我把告状材料备齐再来。无可奈何回到家里，熬不过，住进了医院。大夫一检查，马上抢救。

第二天，伤势稍缓，我又溜出医院去法院喊冤。院长拒不接见，梁彦山又出面，捉小鸡一般把我扔出大街。这次围观群众很多，梁彦山缩回去，并给门警打招呼挡驾。

老　威：您一个弱女子，真够顽强的。

贾凤珍：我豁出去了，我不怕死。我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去法院评理。我天天去，扳不倒你这仗势欺人的梁庭长，我也要让天下人知道，你是执法犯法的恶狗。我在县城出了名，姓梁的不敢公开整我，可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上午１０点左右，这狗法官的岳母又欺上家门行凶。她牛高马大，象摔跤运动员，一下子把我这个一把骨头的残疾人提起来，扔出门外，再拎起来，两大嘴巴。真是雪上加霜啊，我本来就卧病在床，旁边还有８０多岁的卧病的公婆，这是我第四次挨打，起因是１０年前无意得罪了一个街痞。

这次围观群众看不过，一齐叫：“不准打人！”家才没被砸了。

老　威：于是您就背井离乡上访来了？

贾凤珍：当时还想不到这茬儿。住院的费用日积月累，四次遭打，经医院诊断，已造成脑组织严重损伤，天天头痛，视力不清。再发展下去，就真成一个没有自谋生路能力的废人了。于是，我只能与法院，与梁彦山死磕到底。为了息诉，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姓梁的通过县人大转给我３０００元钱——好心人劝我算了，因为从古至今，法官赔钱给小老百姓，在这台安县还是头一遭。

老　威：３０００块钱治病都不够吧？

贾凤珍：县人大说，人家的面子是给够了。

老　威：这种口气跟黑社会差不多。

贾凤珍：再黑也不怕，因为没活路了。于是病情一稳定，我就砸锅卖铁，凑齐旅费进京了。家里还有残疾的丈夫和公婆盼着，度日如年。

老　威：您的冤情一目了然，应该一告一个准。

贾凤珍：经人指点，我住进花园路旁边的上访村，三四个人合租一间屋。我请人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写了控告信，到处张贴和散发，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有记者还采访过我。

老　威：您去了陶然亭的国务院信访处吗？

贾凤珍：才来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找国家机关，我填了数不清的表格。２００４年２月２日上午，刚过完春节，我去中央纪委递材料。刚办了填表登记手续，还没走出门，突然有５个穿皮夹克的彪形大汉拦住我和另外一个上访同乡，让我们跟他们回家。我说：“凭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其中有个领头的回答：“我们是鞍山的，你们越级上访，给鞍山人民摸黑。”我们心里害怕，就没敢再回嘴，但绝不跟他们走。当时街上人来人往，他们也不好硬拽，就让开了一条路。

我们慌慌张张地逃跑，急走半站地，到了北京第五中学门口。一直吊在背后的面包车却呼的超过去，车身一横，阻断我们的出路。四周行人稀少，他们就扑过来，把两个弱女人逮住，强行抬上车。我挣扎着喊了声：“你们截访啊？”嘴就被塞入一只脏手套。我的同乡个子大些，一只手把住车门不进去，有个人就抬起皮靴，狠狠跺了一脚。我的同乡惨叫，一松手，就被塞进了后座。

截访车东拐西绕了一会儿，把我们拉到云翔宾馆，这儿有鞍山市政府住京办事处的牌子。我们被抬下车，弄到一间屋子看押起来，磨了几个钟头，直到天擦黑，外面亮路灯了，才又将我们倒入另一辆面包车。我注意到车牌照为“辽Ｈ１５８７０”。

老　威：你还挺有心的。

贾凤珍：每一个上访人员都会注意的，因为法律讲证据。第一辆截访车是辽西Ｏ牌照，只有政府和公安局才用Ｏ牌照，表示一种特权。而第二辆车显然是雇来的，或者换了个牌照。

老　威：这有点像革命小说里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绑架中共地下党，才这么神神鬼鬼。没想到改朝换代了，这手段还没作废。

贾凤珍：可我们这种小人物算什么呢。

老　威：在上访村有几万小人物，这就成了大事情。

贾凤珍：我不太懂。当时，我们两眼一抹黑，还以为这下子回台安县城了。我的同乡却发现方向不对头。她掐我一把，我就麻着胆子问：“我们去哪里呀？”前排回答：“送你们回家办案。”还嘀咕说：“不就几千块钱吗。这么兴师动众地闹，丢人。”过了一会儿，车外连路灯也没有了，里面也颠簸地厉害。回辽宁的路挺好走的啊。我着急起来，啪啪直拍前排靠背，叫喊：“这不是回家的道！”司机却呵斥我：“你清楚还是我清楚？这就是回鞍山！”车摇摇晃晃地上坡，这是条碎石的盘山道。我们两个抱在一块，呜呜地哭了。前头的几个人却哈哈笑了：“害怕啦？敢跑来北京告状，还胆小？”我说：“你们干嘛跟一个残疾女人过不去？”他们说：“是你跟我们过不去，害得大家年都过不清静。”车快上山顶了，他们才咔地刹住，拉开车门，命令我们下去。风轰轰地往里灌，外头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宁死也不下。有个人说：“不是要逃吗？不是不上我们的车吗？怎么现在又不下了？”又有人说：“与截访车有感情了吧？”于是他们又笑起来。

领头的掰下靠背，命令说：“磨蹭什么？推下去！”任你怎么挣扎都没用，我们被扔路上，眼睁睁地瞪着面包车跑掉。大约过了一会儿，那车又晃着大灯返回，故意在我们身边轰了一脚油门，一眨眼就拐弯了。

这地方前不沾村后不沾店，仔细辨认，发现周围都是黑黝黝的山峰。风刮得哇啦啦地响，我估计至少５、６级，因为背着风也站不稳，我们只好互相抱着，蹲在地上。路旁是万丈深渊，我们就躲向靠崖壁的一边，又冷又饿又惊吓，我们不禁痛哭起来。我的同乡说：“这样捱下去，只有冻死呀。”我点头：“那就死得不明不白了。”我们挽着胳膊，顺着坡路朝下摸索，跌了数不清的跟斗，三个多时辰才下了山。累得够呛，可又不敢歇气，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离城有多远，一歇就有危险。我说：“多走一米，就多一点生存的希望。”风一直没有停，隔着棉衣还戳进去，象刀子在割。路面白白地结着冰，我们就捡了两根棍，小心地拄着走，我隐隐约约听见鸡叫了，才想起从上午到现在，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粒饭。人这种动物真是贱啊，心里怀着冤，怀着气，就不会倒下。

终于过来一辆货车，我们站在路中把它拦下来。我们在光柱里央求：“带我们一段吧。”并且把受害的来龙去脉哭诉一遍。车主叹口气，就让上货厢，把我们带回北京房山区。并且帮忙联系区派出所。

老　威：派出所警察对你们怎么样？

贾凤珍：当车主打电话时，我们还挺紧张，他就安慰我们说：“他们是靠纳税人养活的，这时正好派出用场。”果然，警察初见已不成人形的我们，吓了一跳；问清情况后，就给我们热水喝，还让我们吃饭。接着，又在风雪交加中送我们回住处。

老　威：真不错啊。

贾凤珍：还有那个车主，免费送我们回北京，没得一点好处。我说：“大恩人，没您我们就成冻死鬼了，请问您的大名和地址，将来有能力，我们再报答。”车主说：“有您这句话我就心暖了，出门在外，要小心啊。”

老　威：天底下好人不少嘛。

贾凤珍：您也算好人，大热天，陪我两个多钟头。我４０多岁，我们的年龄应该差不多。读小学时闹文化革命，加上残疾，没读多少书。但是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可对比一下我们被截访的前前后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是公安人员，鞍山的比谋杀犯还坏，北京房山派出所比菩萨还好？同是公民，不知名的车主那么好，李彦军、梁彦山比豺狼还毒？我一个奉公守法、自食其力的身残妇女，碍着谁了？挡住谁升官发财、出国泡妞的道了？非要一次次加害于我？人总得讲点良心吧，你不讲良心也行，但损人总得利己吧？我死了，谁又能炫耀他的本事大，斗垮了一个不足一米四的妇女？

老　威：您的事，起因为鸡毛蒜皮，却把整个人拖进去了。打人赔钱，就１０００多块，１０年执行不了，要法院来干什么？我接触过许多人，性质和您一样，起因都小，久拖未决，于是上访，结果把全部生命都搭了进去。

贾凤珍：从前我还考虑值不值得，经过三番五次的迫害，我不考虑了。我要出这口气，中央总有清官！有一天我告赢了，回到台安县，总能抬起头来做人。我把狗法官也告倒——从古至今，还没有这种事。

老　威：大嫂，还是祝您平安吧。

贾凤珍：谢谢。您也小心啊。

法轮功练习者陈氏

采访缘起：2004 年12月6日中午，我刚起床洗漱毕，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我迟疑了几秒钟，就将左眼凑拢猫眼，但见外面浮现出两位陌生农家妇女的人头。哦，原来是乞丐！我叹了口气，急速掏皮包搜出5元零票，脑子里却闪过年关唱着连花落乞讨的传统群丐图——有一年有一天的大早，我父母家门口一下子来了五个河南男女，一边说一边唱“新年大吉，福寿无疆”，闹得人不好不给压岁钱。

我右手开门，左手把5元钱递了出去，门外迟迟没接，我就抬起头。两个女人衣着挺旧，却显得朴素而干净，她们镇定地盯着我，目光中没有乞讨者惯有的畏缩和讨好。几经推让，我尴尬地垂下捏钱的手，她们却悄声说：“我们是练功的。”

声调轻若耳语，我的脑门却在一瞬间轰然炸开了。好半天，脸前的雾才散开。而她们也一直警惕四顾，把斜挎的黑塑料包搂紧——后来知道包里是法轮功的宣传单，她们大约已在附近的居民区挨门挨户散发了几百张。

我犹豫了分把钟，才顺水推舟地接待了她们，我感觉到自己怯弱的心跳得剧烈——由此证明，我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料，也不敢妄想做底层贱民的代言人——正如若干年前，我不该录制那盘招灾惹祸的《大屠杀》磁带，我怕得要命。

这些年，我听说过不少法轮功的事儿，除了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的正反报道，就是朋友们在饭桌上的种种传闻。老李曾说，他们的西郊养鸡场发现了一包资料，我们急问什么内容？老李却叹息道，他都没来得及打开看，就被怕得要死的岳母夺过去销毁了。

王胖子接着讲了法轮功进四川大学校园撒传单，被大学生当场捉拿的事。“邪教的定性已深入人心了，”他板着宪政学者的面孔评论道，“共产党洗脑太厉害。”

接下来，某记者谈起法轮功被集中关押的地方，“全省的法轮功都在那儿，大概有上千人，”他说：“官员、教授、农民、下岗工人，什么职业都有，把他们分别安插在普通刑事犯人中间，三个或者四个刑事犯对付一个法轮功，24小时轮班监护，不准盘腿，两手不准互握，嘴巴也不准念念有词，否则就一窝蜂上去掰腿掰手掰胳膊，并吼读反邪教的正面报刊文章以干扰思维。”

“这么干？太新鲜了。”大伙议论道。

某记者继续说：“这叫转化。据说转化法轮功是有奖金的，按社会地位的高低，劳教警察转化了一名处级以上的干部或教授，得500元；科级或讲师200元，农民或下岗职工转化容易，只给50元。”

“教授和农民的差距这么大？”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趁着酒劲吹牛说：“能混进劳教所采访就好了。”

“你是无业游民，”王胖子可恶地讥笑道，“比下岗职工又低一等，转化你也许只得5块，连买一斤猪肉都不够。”

大伙忍不住哄笑。火锅里的辣汤翻滚着。

这两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来自另一个世界，在我没有开门递出5 块钱时，她们与我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也与绝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不相干。当我找出几页纸，克制住手脚的哆嗦，按习惯记录“天气：晴；姓名：陈某某；年龄： 55岁”之际，某种抽象的同情和可以作为谈资的正义感就随着血的涌动而变得具体——这也是日常生活！我想起昂山素季的话：“不要让恐惧成为你的日常生活。”

我访谈了三个半钟头，然后梦游一般送客。记得还握了手，说了“当心尾巴”。门一关上，我又从七楼窗口俯视她们的背影，眼眶不禁湿润了。

这个世道真是疯了，连这么平和的女性也进过精神病医院——随后几天，我一直尝试整理记录，却始终心绪不宁——这种预感终于在2004年12月14日傍晚成为现实：刘晓波和余杰因言论罪遭传讯，在他们被拘留审讯的十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炸起一片片“他们动手了”的惊呼。

作为两个著名文人的好友，我却在便衣们的阵阵擂门声中不明不白地翻窗而逃。我长跑多年，外表结实，内里却已吓破胆子。我竟忘记了610办公室的厉害——采访法轮功迟早要惹事！

老威：您们敲错门了吧？

陈氏：老师……

老威：哦，明白了……这是5元钱……

陈氏：您误会了，我们不是乞丐。

老威：我没说您们是乞丐。快过年了，在外头讨生活不容易嘛。

陈氏：谢谢老师的慈悲心，我们真的不要钱。

老威：就别客气了。哦，家里还有些女人穿的衣裳，我清理一下……

陈氏：我们啥都不要，我们是，是练功的。

老威：功？！

陈氏：法轮大法。

老威：是么。

陈氏：能进屋吗？

老威：这个，这个。

陈氏：我们没安歹心。

老威：你们……没长尾巴嘛？

陈氏：尾巴？没有。如果有，我们能感觉到。

老威：请进。

陈氏：谢谢。

老威：随便坐吧，我来泡茶。

陈氏：谢谢！看这屋里的布置，书和字画,老师您是文化人。

老威：勉强会写几个字。

陈氏：您和大法有缘啊。

老威：知道得比较早，但我生性懒惰，任何功都练不了。

陈氏：您能让我们进家门，就是缘分，就是真善忍。因为现在这形势，许多人都害怕，莫提进门，就是瞅见我们在门外站着，也心头发慌。有的还打110报警。

老威：这么近距离看，你们不是妖魔鬼怪嘛。

陈氏：我们不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胆小如鼠，怕这怕那，可自从信了法轮大法，心里有了李洪志师父，心态就放平了，就不怕了。日夜不停的转法轮使人百毒不侵，所以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义务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了解：法轮功是正，共产党是邪，不管他们动用如何的邪教手段污蔑、迫害，可邪不压正。我们的弘法行为也就正正大大。

老威：我曾在小区内捡到过法轮功散发的宣传单。

陈氏：只要有空隙，每家每户我们都送。今天上午，从温江县城一路过来，20多公里，我们散发了几百张。提包里还剩一些，估计天没黑就能送完。老师您上网吗？我这儿有明慧网址，通过动态网、自由之门、无界浏览都能打得开。

老威：你们也能用代理服务器？

陈氏：我们岁数偏大、文化偏低、眼睛偏瞎，弄不了电脑。可功友中的能人很多，经常从明慧网、踩江网上搞资料下来，私底下印刷了再传播出去。

老威：你们的地下工作搞得不错。

陈氏：我们没组织，不搞地下工作，不违法乱纪。

老威：退回去五、六年，在我这楼底，天天有法轮功聚会。老头老太太，好几十，一早一晚都从五湖四海的家门口汇集到“法轮大法”的小横幅下，念书练功，秩序井然。我记得黄忠小区辅导站站长是位40多岁的女同志，笑模笑样的，经常在大堆人群里边讲边示范。说实话，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也会成邪教，顶破天，集体气功嘛。不管治不治病，中老年人成群结队，有自己排解孤独、苦闷的去处总是好的，比打麻将好，比扭秧歌好，犹如日日上心理诊所，将家庭里两三代人的鸿沟也填平了。还有，一练功就不吃药，又为祖国节省了大笔公费医疗。我还嘀咕呢，人人都“真善忍”，逆来顺受，共产党的江山岂不成了铁打的？

陈氏：老师您在开玩笑？

老威：没有，是江泽民在开国际玩笑。因为许多共产党员也练功，他担心练功的人数会超过党员的人数。风向转得太陡，功不敢再练，可一早一晚，不敢练功的人们还聚，干啥？跳民族舞。录音机里放的音乐很烂，宋祖英唱的《爱我中华》，《56个民族56朵花》，那些粗腰肥臀扭得实在太难看了……而那个法轮功的女站长也经常在舞阵里，有时也站出来做做示范。看来，她是个文艺活跃分子。

陈氏：老师您只看了表面现象。练功不是凑热闹，而是为了消孽，清除心上的毒素，治人先治心嘛。不能公开聚会，就化整为零，在家里练嘛。如果家里不安全，要被告密，株连亲人，就找更秘密的地方。不瞒您说，我躲在公墓里也练过。当然，练大法也有层次，有些人，象您刚才讲的，外面不练了，和大伙一道换一副汤头，跳舞、做操、打麻将，好让政府放宽心，可私底下呢？内心呢？练不练？悔不悔？因为人一旦相信并练习过大法，尝过甜头，身体和精神自然会向往更高的层次；如果因为外部的逼迫而退缩，而放弃，罪就更大了。

老威：比不练功的人还大？

陈氏：对。我是温江和盛镇某某企业的退休职工，加入过共产党，有30多年党龄，可到头来孽报深重，不能自拔。我只拿几百元退休工资，一年却至少有一个季度在看病吃药打针。长期下来，不仅药罐罐越背越沉，身体也变成过敏性体质，每遇大病，任何医院都束手无策。当时我觉得下半辈子没救了。1999年4月的一个太阳天，我偶然在和盛街上碰到一个熟人，神清气爽，显得极年轻。我不禁大吃一惊：他过去也是著名的药罐罐，弓腰驼背，要死不活的，咋几个月不见就换了一个人？于是我拽住问长问短，这样，我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

老威：我1997年就看过《转法轮》，可惜没照着练过。

陈氏：我那时正处于病急投不了医的情况，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就借了本大法入门书，躲在卧室内对着镜子偷偷地学练，日夜不停地坚持了三个多月，感觉身心变轻松了，一做体检，长期折磨我的肾盂积水，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重风湿，以及心跳过缓（每分钟只搏40次）等病，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痊愈了。

老威：这么神奇？

陈氏：对，就剩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还没断根。

老威：我能感觉到你的喘息比一般人重。请喝点水。

陈氏：您住得太高，放在几年前，我爬不上这七楼。

老威：所以你成了大法弟子？

陈氏：对，并且带动我周围的人练。大家经常交流，邻里关系也变和睦了，只要碰面，开口闭口都笑；活了几十年，我也算过上了看得开﹑不发愁的幸福时光。可是到了1999 年7月22日，镇上突然开大会，宣读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不准党团员和干部练习大法。我当时的反应是，明明是一种能治病的正派功法，咋会转眼就上升到政治高度，定为“非法组织”“歪理邪说”了？不过，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经历过文革等大小运动，晓得共产党的脸说翻就翻，象个情绪不稳定的泼妇。

我们先以为化整为零，悄悄练，过了这一阵风就完事。可后来，政府的调子越定越高，挨家挨户地查，跟抓逃犯一样，个人“犯事”，还要株连家属。于是，无立锥之地的我和另一个功友，在2000 年1月15号进京上访。我一路打腹稿，准备心平气和地找上面评理，我想说：“你们搞错了，法轮功能治病，我自己就是证明。”那天我们下了火车，连水也没喝，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脚跟未稳，警察闪过来问：“法轮功？”我们答是。马上就被反剪胳膊弄上警车，押送到天坛公安分局。一群警察围着审，姓名，住址，哪里人，练功几年等等。

北京打电话通知四川，我们被关到第二天，就被当地的610办公室接了回去。临行前又搜身，我们的随身现金680元全没收了，并且没打收条。民警冯某某还说：“老子们这一趟太辛苦，就当出差补贴吧。”

回温江后我们被治安拘留了15天，行政拘留了2天。

老威：上访一趟，行程几千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就叫弄回来了。

陈氏：是的。

老威：曾有句玩笑话：天安门广场上，每隔5块地砖就立着一个特务。你们为啥不警惕、一问就承认是？

陈氏：修炼大法不可以说谎，否则孽报就落到自己头上。

老威：原来如此啊。

陈氏：我从派出所的拘留黑屋放出来才三天，镇上又有功友继续上访。610 怀疑是我唆使，于是我第二次被治安拘留15天。再次释放后，我的房子被查封，政府指令我搬到一处便于他们监视的又臭又潮的猪圈房里。2002年2月我的退休工资被扣，每月只发放120元的最低生活费。由于我仍不承诺放弃大法，生活费又从120元降为50元。50元，连米面钱都不够啊！

这还不算解恨，2000 年7月1日，镇政府通知我下午3点去学习，但我刚刚按时进了门，就被镇党委副书记黄某某当胸揪住，噼里啪啦扇了十几个耳光。手打痛了，他又卜卜吹气，捏起拳头，凸出中指关节，雨点般敲我的脸。一会儿，我就肿得满脸花，看人模糊起来。支持不住摔地上，脑壳又挨了十几皮鞋尖。跟着，我被倒拖出办公室，在中心院坝内，我象一个肉皮球，被人们又踩又踢，我不由自主地遍地滚，却无缝可钻。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街上的群众都拥入政府大门看热闹，还大喊：“打法轮功啰！快来看嘛！”

老威：没人劝阻么？

陈氏：没有。

老威：无法无天呀。

陈氏：不晓得不晓得，我已看不见听不见了。只感觉到四周密密麻麻的人腿杆，一会儿退一会儿进，天和房子一会儿高一会儿矮。大概怕被群众当场打死影响太坏，我又被倒拖双腿，弄进大会议室。群众被隔在外头，又跳又喊：“打死！打死！！”于是镇党委副书记黄某某，副镇长黄某和张某，在大堆人脑壳的鼓舞下，轮番上。一人整累了，就退后歇气，另一人变着花样上。我被弄跪着，光脚板被拧成股的铜芯电线细致入微地抽打。4个小时啊，折磨没间断过。

老威：你当时的意识还清楚么？

陈氏：不晓得。晓得的只是“真善忍”。

老威：其他呢？

陈氏：偶尔也有一两句话飘进耳朵里：“陈某某，你已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还有：“打死法轮功不负责！”

老威：还有呢？

陈氏：没有。除了“真善忍”，除了李洪志师父。法轮在转啊，从五脏六腑向外，越转越开，把那些打你的手，踢你的脚都转没了。痛，这下子没痛过，接着又来了。但是减罪消孽，这是有人替你减罪消孽……

我浑身又青又黑，没一块好肉了。直到傍晚7点多钟，我突然听见70多岁的妈妈在隔壁哭。有人逼问她为啥哭？她都不敢承认是为自己的女儿哭！

当晚，我妈妈的家也被抄了。警察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被褥、蚊帐、衣服、暖瓶及各种家电，还有我从前收藏的旧银圆、铜钱、像章等，甚至菜刀和挂肉的钓钩都没放过。接着，我和妈妈被架进货车，强行送回农村老家看管——他们说，这是为了不给和盛镇的政府形象抹黑。

老威：真是暗无天日。

陈氏：这才开了个头。2001 年端午节前，我和两个功友结伴去郫县，刚在品东寺墙外写完“法轮大法好”，就被受共产党蒙蔽的和尚抓住报了警，我们被关进了郫县看守所。由于怕连累家人和功友，我始终不报姓名、地址。我还试着在号子里练功，可这边一动静，两个受政府指使的犯人就扑上来，掰开我的手脚，狂喊“报告”。于是所长出面，用胶皮棍爆打我，直到浑身青紫，才喝令给我戴上自制的铁枷。这种俗称“铁烟杆儿”的刑具是专为想自杀的死刑犯预备的，严重违规的犯人也用。我“披镣戴枷”，象小说《水浒》里描写的杀人放火、刺配冲军的梁山好汉，被扔回号子，整整10天，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后来轮到集体洗澡，铁枷方被除下，脖子、手腕全溃烂了，下身红肿，出狱后疗了几个月的伤才平复。

接着是2002年4月25号，在成都郊区的机投镇龙门村，我再次被610抓捕。关押两个多月后，宣布判劳教两年。7月3日，押送到蒲江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因新旧、内外均伤病累累，入狱体检不合格，我被退回温江和盛镇。

老威：打不死，活不了，镇里拿你怎么办呢？

陈氏：政府和派出所见“瘟神”回来了。个个气得咬牙切齿。他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集体决定“陈某某是走火入魔的精神病人”，7月5日，我被五花大绑着投入了万春精神病院……

老威：有医生的诊断书吗？

陈氏：某某副书记说，组织决定就是最权威的诊断书。我进了三道铁门，终于咣当一声，被架入铁窗、铁床、铁椅、铁柜的A病房，里面的病人目光呆傻，抽筋、流口水，围着我嘿嘿地痴笑。我吓坏了，急忙拽住要转身离开的镇武装部长胡某某的胳膊叫：“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胡得意地大笑：“你老人家是首长，专门送你来疗养的！大家绞尽脑汁才选中这儿，还要缴3700元钱的疗养费呢。”

我又抱住胡某某的腿哀求：“我的脑子没毛病嘛。”胡笑得更厉害了：“这儿的人都说自己没病！喂，你练功去吧，地税局还有个杨崇玉在里面，你们做伴儿，往死里练吧！”

我被绑在铁床上一通宵，第二天，医护人员见我很老实，就松绑了。刚自由下地，我就追问杨崇玉的消息。医护不吭气，我就趁他们在晚饭后松懈，溜到各病房去查找，终于看见她了，骨瘦如材，跟鬼似的。我拉住她交谈，才晓得她已被关进来快一年，早不学法，不练功了。她说跟疯子学疯子，在里面如果显得不疯，病友们就要来掐你，吐你口水，甚至扳倒你，骑在你身上屙屎屙尿。我责备说：“你咋个要乱翻白眼乱唱歌呢？习惯成自然，假疯最后也弄成真疯了。”她说：“刚进来时，还一心想要练功，可一摆动作，手脚就被硬生生地掰开；嘴巴一蠕动，就有人贴着耳朵吼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扰乱思维，搞得你岔了气，虚汗直淌。这样下来，政府天天灌输报纸、电视上污蔑大法的‘科学’，乱了心智，就真假难辩了。”

我为她难过，就把明慧网上的消息告诉她，大法已在世界各地不同人种中弘扬、传播，千万上亿的人在练功呢。我说：“澄清了谎言，继续修真善忍吧，没得错。师父说过，我们都是为了修法而来的，既然得到了，就应该珍惜，抓紧时间修炼。还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救渡更多受蒙蔽者。”

第二天，我们又恢复练功，默诵师父的经文。医护们发现了，就赶过来阻止。医院的主任邓某某如临大敌，立马喝令周围的精神病人把我们拖出去电疗。杨崇玉先被绑在电疗床上，电源开关一动，她就不由自主地抽搐，惨叫“师父救救我”，那声音真不象人类发出的。我不忍心，就垂下脑袋，但是邓某某却上来抓住我的头发，抬膝盖顶住脊梁，逼迫我挺着身子去看，去“学习”。只见杨崇玉又抽了几个回合，浑身就由硬到软，皮肤由白到青，由青变紫，连那不象人类的喊声也发不出了。我受了感应，也哆嗦着哭叫：“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要下地狱，遭孽报的！天理何在啊！”邓某某说：“喊天有个屁用，反正人早晚要死，你们活在世界上显得多余嘛。”

往后，我们被隔离开，24 小时的“特级监护”。只要我一放风，就把她给锁起来，我只能隔着窗玻璃感觉到她模糊的身影。但是，我还是在窗下喃喃念叨师父的法音，盼望彼此有个心灵感应。没料到，这个也被检举了。恶人医护二话没说，就绑住我和杨崇玉的手脚，逼我们喊大法是邪教。我们不屈服，就选了一间紧靠厕所的病房，将我们一圈圈捆在屎尿四溢的床上，让我们喂了一夜蚊虫。第二天，扣除饭食，给我们输液。我们动不了，只见输液管滴得风快，一上午就要输好几瓶。我说：“也不知输的是啥子。”杨崇玉说：“万一是损坏脑神经的药呢？他们才是疯子，啥子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我点头说：“日本电影《追捕》里就有这一招，用一种‘新药’把健康人搞出毛病，最后连跳楼自杀也不晓得。”

我们越想越害怕，就拼命挣扎，我先撞翻了输液架。瓶子碎了，却惊动了一个疯子，他舞动双手，大吼“报告”。于是我又被结结实实地捆了重新输液。

“医护”还逼我们吃“治疗”精神病的药，早晚一大把，吃后全身瘫软无力，老想睡觉；并且止不住地淌口水，嚼东西也没知觉。我吃了一回，就拒绝再吃，“医护”就命令一群疯子按倒我，撬开嘴，用开口器顶着，将药和开水强灌下去。我憋着气，卜一声咳出药片，他们又二次强灌，滚烫的水烧灼着喉管和舌头，滋地一下将我痛晕过去。第二天，我的头皮和脸都烫起了许多大泡，经过化脓、蜕皮，半个多月才结痂。

从此，我们只好象所有疯子一样，乖乖地吃药、喝水，并且主动向“医护”张嘴，搅动舌头，让他们用手电筒检查口腔，确认已经吞咽下肚。

老威：你们终于被炼成精神病了？

陈氏：开头脑子还念念不忘大法，接着就提不起精神，再接着就感到身子向下坠，眼皮比铁还重。日夜分不清楚，不吃药就心情烦躁。也许我梦中都叫“师父救救我”，院方又给我和杨崇玉转了病房。这一次，他们用拇指粗的铁丝封死了窗户，取走了灯泡，屋里黑漆漆的，跟停尸房一样。后来我们晓得，隔壁果然就是停尸房。病房的外间，还住了两个等死的老年精神病人，骷髅似的，已猜不出他们的年龄。她们除了靠两顿猪狗食维持生命，连药也不用喂，因为他们长年累月被锁在屋里没人管。她们已习惯光着身体，夜深人静，也自言自语，偶尔还唱两句农村的野调调，听得人起鸡皮疙瘩。

终于有一天，这房子要改建，老年疯子要被安排去别的病房。门一开，天光照进来，她俩象掉毛的老耗子，在光影中惊恐万状，用巴掌挡眼。她们还是拒不穿衣服，“医护”叫疯子给她们裹大衣，她们还呲牙裂嘴，边躲闪边拉屎尿，把“医护”熏得站在五米开外，捂着鼻子指挥。

老威：这精神病院真是个大粪坑！

陈氏：我被当作疯子“治疗”了110 天，杨崇玉还比我早“治疗”近一年。有一天，和盛镇妇联主任和信访办的人来“探病”，我隔着铁栅栏会见。她们问我生活情况，奉劝我“改邪归正”，并且胡说：“法轮功已害得你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精神失常……”我打断她的话，纠正说：“我没有精神失常。”并且强烈抗议院方逼我乱吃药，损害了我的健康。

妇联主任答应去过问，可还劝我“回头是岸”。从此医院对我减少药量，由一日两次改为一日逼着服一次。

虽然服药的“待遇”改变了，但是妇联主任代表政府，给医院下命令，不准任何人来探望我，除非镇政府出证明。

老威：这为什么？

陈氏：做贼心虚，因为是不是疯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即使看不出，通过摆谈，也能辩出异常。有一天，我妹妹骑自行车来探望，被拒之门外，她就在墙外一声声喊姐姐的名字。有个疯子听到了，赶紧来唤我。可等我跑到出声音的墙下，要答应，却被追来的“医护”逮住，捂了嘴巴拖回去。更可恶的是，我妹妹也被院方邓主任拖走了，他还威胁：“再喊，连你也关进疯人院！”

老威：官方一再强调练法轮功会“走火入魔”，我以前虽然不相信，但也觉得过分迷信不好。可没想到的是，真正“走火入魔”的是迫害，那些制造疯子的人，真比疯子还邪。

陈氏：您觉得我们……

老威：我能理解。

陈氏：今天是一种缘分的开始。

老威：也许吧，机缘天定。我承认迫害也是成就圣人的机缘，例如达赖喇嘛，在1959 年被中央政府污蔑为西藏叛乱的奴隶主头子，为了逃避迫害，他在藏人的沿途掩护下，经过异常艰险的旅程，出走到印度，一去40多年。当时他才20多岁，可以说还是个十分单纯的活佛。如果说共产党﹑毛泽东宽容一点，对“信仰自由”的承诺有点诚信，达赖也许就在拉萨，在世俗政权的笼罩下呆下去了——他的前辈中的绝大多数都这样——今天具有世界声誉的达赖活佛不也是专制成就的吗？

陈氏：我晓得达赖，但是……

老威：对不起，我卖弄的毛病又犯了。我知道，你们的师父也算了不起，在海外修炼的路还长吧……

陈氏：大法是最高的。

老威：我承认。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你何时从疯人院出来的？

陈氏：2002年底，一辆警车将我接出来，直接送蒲江县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一体检，又不合格。可这次，他们铁了心，一定要所里把我关进去。

老威：后来呢？

陈氏：劳教所医生说：“她是半条命，死了咋办？”610回答：“死了就死了，还能咋办？”于是，我就进去了。

老威：后来呢？

陈氏：我趁外出劳动逃了，警察也懒得来撵。

老威：你劳教了多久？

陈氏：判两年，差两个多月就刑满了。

老威：那你逃啥子？

陈氏：我怕到时又生变故，不“悔改”不放人。

1970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

最高指示

坚决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70）军刑字第29号

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1967年3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26人。召开反革命会议34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179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1960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62年改判无期徒刑。

徐犯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誓与人民为敌。1966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自封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封官委职，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在禁闭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该犯1958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经济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十五年。

王犯与徐关增狼狈为奸，同恶相济。1966年8月亲自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科学共产主义”（简称“科共”），1967年3月和徐犯合并，成立“共联”，系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泡制反革命纲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二十个问题”和反动文章八篇、诗词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反动透顶，罪恶昭彰，实属死心塌地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1949年逃往台湾。该犯1960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无期徒刑。

任犯1967年4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山东昌邑县人。该犯1958年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社会党”被判处十三年。

刘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亲自书写“梅花论纲”等反动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该犯是“科共”、“共联”发起人之一，两个反革命组织合并的策划者，积极扩充实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主犯鲍明，男，二十八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分，天主教徒，重庆市人。其父鲍克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犯1958年组织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被判刑二十年。

鲍犯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在监内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多次提出抢夺枪枝进行武装暴乱，上大青山为匪，与苏修里应外合，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岁，职员出身，学生成分，河北省抚宁县人。1962年因策划抢劫枪枝、银行、向英帝驻华代办处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贪污盗窃罪被判刑十年。

常犯积极献策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暴乱，担任三人突击小组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份，制定“组织纪律十一条”，提出从监狱突围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苏修里应外合，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还准备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药品。禁闭后与主犯任大熊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固到底，并将伪造领章帽徽烧掉，毁证灭据。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江苏省丰县人。土改时其家被斗，其祖母被判刑。该犯在1958年组织反革命集团“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被判无期徒刑。

任犯是反革命组织“共联”的发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扩充反革命实力。准备便衣预谋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八、主犯白微录，男，四十三岁，地主出身，旧职员成分，贵阳市人，其父被我镇压，该犯曾充当蒋匪军政要职。1951年两次混入革命队伍，被开除、劳教。1961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判刑十五年。

白犯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亲自拟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党。传递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九、主犯陈威权，男，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沈阳市人。该犯曾因搞流氓活动，被开除学籍。1960年向南修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信件和到该使馆叛国投修，判刑十五年。

陈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共联”发起人之一，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并亲自观察地形、路线、规定逃跑暗号，预谋武装暴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右派分子，江苏省武进县人。1958年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

曹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准备便衣预谋反革命暴乱，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一、主犯吴国延，男，二十八岁，伪职员出身，学生成分，辽宁省宽甸县人，1962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被判刑七年。

吴犯首先和徐犯关增合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武装暴乱，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当守犯王汝强被禁闭，其还向同犯打气：“坚定信心斗争到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二、主犯汤福玺，男，三十岁，商人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蓬莱县人，1958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卫国军筹备会”判刑十二年。

汤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首都支部”成员，为“黑流水”地区负责人。曾观察地形，岗哨、制作领章、帽徽、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武装暴乱，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三、主犯关焕章，男，四十五岁，小业主出身，伪职员成分，北京市人，1948年曾受蒋匪河北省特务外围组织“干训团”训练，1960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民主自由保卫同盟”被判刑十三年。

关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搞反革命串联，预谋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认罪态度极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同案犯马日新，男，二十七岁，城市平民出身，学生成分，天津市人。1963年因企图抢夺武器，投修叛国判刑八年。 马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三人突击小组成员，私藏军衣，伪造帽徽、领章、观察地形和预谋反革命暴乱，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判处无期徒刑。

十五、同案犯鲁少山，男，三十三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房山县人。1957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全民党”被判刑十七年。

鲁犯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小组长，系三人突击小组成员。预谋杀害我管教干部，武装暴乱，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罪行严重，判处无期徒刑。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岁，中农出身，学生成分，山西省清徐县人。1963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投敌叛国被判刑十二年。

孟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进行反革命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气焰嚣张，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七年）。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岁，地主出身，学生成分，河南省尉氏县人。1962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复中会”被判刑十年。

王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年）。

十八、同案犯张久常，男，三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分，河北省兴隆县人。1963年因企图杀害我公安战士被判刑十五年。

张犯坚持反动立场，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预谋越狱暴乱，观察地形、岗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五年）。

十九、同案犯杨喜法，男，三十岁，中农出身，店员成分，河北省行唐县人。1963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年。

杨犯在服形中，不接受改造，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小组长。罪行严重。加刑七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七年）。

二十、同案犯郝祥龙，男，四十六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北京市人。1962年因书写散发反革命传单被判刑八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为反革命暴乱集团献策，举办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统一反革命思想，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一、同案犯赵志强，男，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山东省蓬莱县人。1961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三年。

赵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观察地形、岗哨，预谋暴乱，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八年）。

二十二、同案犯毕复英，男，三十一岁，小业主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威海市人。1960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民主自由党”被判刑十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加刑三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三、同案犯马辛未、万维钧、章鸥、吴淦修，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一般成员；尚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有悔过表现，不予加刑。

对查获罪犯实物（见附表）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此判

1970年3月28日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上）

采访缘起

我最早晓得《野草》是在成都学者肖雪慧的家里。记得时为1995年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和友人李亚东前往位于西南民族大学宿舍楼的肖家拜访，闲谈之间，肖学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诗选对我说：“你是诗人，你晓得《野草》这群人吗？”我摇头，肖说：“他们从60年代就开始地下写作了。”

我暗暗吃了一惊，却故作平静的接过那本过时的诗集，随手翻阅。相隔多年，其内容已经淡忘，却还记得诗集选编者为九九。肖说：“这个九九为国民党将军之后，长在新中国这几十年，吃尽了苦头，却突然于70年代末时来运转，去香港找到父亲，并继承了遗产，成为某某集团的董事长。”

后来，我上海外的网页时，读到过九九《魂断台北》的片段，也有些打油风格的诗，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留给我的现代派文学的偏见，就本能地忽略了其中透露出的某种尘封已久的顽强信息。

1999 年5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

稍后，我与泊居美国的贵州地下诗元老黄翔夫妻有了电话和文字交往；日本的双语杂志《蓝》也开始从史料的角度，做贵州，上海，四川等外省的地下文学专集；特别是胡杰先生耗费5 年时间而拍摄完工的记录片《寻找林昭》在知识界的流传，给了我更深的震撼。被谋杀的圣女林昭也是个应证种族灾难的诗人，她和另外两位同案诗人在60年代初就筹办了一份刊登有泣血长诗的油印民刊。这份致使他们锒铛入狱，并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反革命罪证”，比在1978年借着思想解放运动和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诞生的《今天》杂志早出现了近20年！

两年前，通过电话和电邮，我进一步结识了泊居美国的《野草》诗人蔡楚，他目前的职务是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副会长，并且以早年编辑《野草》的阅历和经验，主管着这个国际性作家组织的网络。在蔡楚的一再牵引下，我与住在成都另一端的《野草》主编陈墨见了面。

陈墨木讷，除了一张脸比较大，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送了我一厚叠《野草》杂志，十六开本，每本80来页，装帧简单，黑白两色，封皮上印了些勘称文学思想格言的 话。内文排版也比较老套，油墨味扑鼻而来，且有些字的颜色还深浅不一-——由此可推断，印刷此物的必是设备和工作人员均已老掉牙齿的不见光的小作坊。

从20世纪80 年代算起，我也称得上是地下出版的老手了，凭直觉，我就明白《野草》及其主编因装帧过于简单而容易被忽视，容易将它混同于成千上万的自生自灭的文学印刷品 ——我当时接过有陈墨亲笔题赠的《野草》时，也只是随手翻阅，瞅见目录上除了老“野草”若干，尚添了流沙河、冉云飞、肖学慧、王怡等熟人的名字，就随口问：“他们也投稿啊？”陈墨笑了笑：“新鲜血液嘛。”我接着又问：“已办了90多期？”陈墨答：“断断续续几十年，也该有这么多期了。”

我终于从这平淡的回答中嚼出一丝辛酸滋味。

我和陈墨有了交往，但不是太多，印象中他总是驾着一辆八面透风的老面包车，并且乐于在文友们高谈阔论之际，不吭一声去付酒饭钱。有一次，他于茶桌旁当着众人称赞我的狱中诗，还说已从网上下载若干首，恳请我应允登在《野草》上——这一时期，《野草》刊登的外稿量越来越大，海内外著名的北明、贝岭、蔡楚、万之、流沙河、王怡、肖学慧、冉云飞、蔡咏梅等等均成为常客，与老野草们交相辉映或旗鼓相当。海外一些杂志也有了事关《野草》的评价，以及历史追溯、定位——尽管作为老资格的民刊，《野草》也在1979年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上成都的闹市区张贴过，甚至风传被当时的成都市委取缔过，但它毕竟是个风格稳健，如今印量只有100本的文学交流杂志，我没想到它会出什么事。

我曾经与陈墨开玩笑，大意是：“你和邓恳诸兄上个世纪60 年代就开始写地下诗，并且从70年代末到目前，将《野草》断断续续地办了90多期，居然没有问题！”陈墨的脸红了，含含糊糊地检讨道：“有问题，有问题。 1979年，《野草》被成都市委书记杨以希定为‘反动’，差点就抓人，全靠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一句话，才保全了坛坛罐罐。我逃跑了好几次呢！”我问： “没有人栽进去吧？”陈墨答：“孙路坐过牢。”我问：“是办《野草》吗？”陈墨答：“是为六四。他在89年5月底因上人民南路广场拍学潮照片被捕，市电台还播过。”我嘴脸可憎地笑道：“与《野草》无关？”陈墨悄声道：“是的。”

我本想借势抬出自己在80年代为弄地下诗刊，曾跳下印刷厂二楼突围的革命事迹，向这位厚道得过分的老大哥吹嘘一番，却忍住了。我只隔靴搔痒地总结道：“成都的文化政策还算宽松吧。”陈墨愣了愣，我又补充道：“也许警察还看几本书。”

陈墨垂头丧气道：“写了几十年，快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我还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过东西。办《野草》的目的无非是发出点声音。我们这些人，经历嗑嗑绊绊，只是觉得文学这种嗜好总比其它嗜好，例如打麻将、钓鱼、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以及整人害人来得高雅些。可我们不搞政治，你让我们反动，也许都反动不来嘛。”

我被噎住了，反动派又不是天生的。即使令当局如梗在喉的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政治诉求。有一次我和远在瑞典的笔会秘书长万之通电话，我极力称赞他登在《野草》上的一篇坦白自己是好色之徒的随笔，不料他叫屈道：“这个马虎的蔡楚！他怎么把我的私信拿去发表了？”我笑道：“一个人在好色和正人君子之间举棋不定，岂不可爱？”他说：“男人觉得可爱，女人看了就很麻烦。这个没睡醒的蔡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好色的国际长途通了没多久，《野草》就出大事了。大半年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墨终于在身心交瘁之际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时为2005 年2月2日下午。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把成都变成了一个似乎永恒的冰窖。陈墨依着头天的约定，缩头缩脑地浮现在金沙遗址旁，那张醒目的大脸在若干个不眠之夜里窄了许多。我们像两个特务在细雨中一声不吭地走着，约十几分钟后，钻进了一个茶楼。封闭的单间不另收费，我们坐了下来，相视一笑。我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蓦然之间，我想起了前苏联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说吧，记忆。”

老威：在这次谈话之前，我把你送我的《野草》都找出来，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突然间觉得异常亲切，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种自办文学刊物的冲动。后来当了卡车司机，还和老同学杨然、荆纪民等油印过两种诗歌传单，命名为《行云》和《诗种》——按当时的出版政策，这种未经有关方面批准的少年文学冲动就已埋下了犯罪的种子。

陈墨：我们虽然相差十几岁，但“受害”的源头都是文学。

老威：我在近期《野草》上读到一个《悼念鲁连》的专辑，感到有些鄂然。因为对照你们自印的《野草之路》，我从照片上认出了这人，他是《四川文学》的编辑，自己也发表过不少小说。上世纪80年代，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还在布后街2号的同一个省作协大院里，天天碰见他。

陈墨：“鲁连”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周永年，因为与本城的另一位作家同名，又更名为“周永严”。

老威：对，周永严，四川写过小说的人都记得他，贺星寒和林文峋比他成名还晚哩。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睛，非常忧郁，连点头微笑时也很忧郁。我还曾递诗给他，他仔细看了，啥也没说，就还回来，好象嘴巴打了封条。

陈墨：周永严是唯一从《野草》走向官方文坛的作家，但他的命比谁都惨。太冤了。1964年，他才16岁，就参加工作，到了千里外的屏山茶场。那地方气候恶劣，工资非常低。前几年，成都电视台还专程去采访过，拍了长篇的专题片。那地方的知青，疯的疯，死的死，至今还有留在那儿，回不了故乡的。周永年最早到那苦寒之地，不过半年，就因为写“反动日记”被同一宿舍的人告发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典型揪出来，批斗，并判劳教。那时的劳教比劳改还厉害，由于不走法律过场，就没有期限。他在屏山茶场，一劳教就是12年

老威：有这么长的劳教？

陈墨：两三年期限满，就强迫留场当工人，天天有枪杆押着劳动和收监，其待遇同劳教也差不多。周永严的身体完全给搞垮了，茶场方面觉得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许病退回乡。他有劳教背景，找不到工作，就进了街道生产组，与婆婆大爷们一起糊火柴盒。熬了两三年，邓小平复出，政治气氛开始转暖。

周永严最早化名“鲁连”向《野草》投的文章是《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写得太好了。他引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原著，指出“现代国家无不把‘出版自由’的条文，写在各自的宪法上”，因为“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预防性的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

老威：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论述似乎是针对目前的中共当局来的。

陈墨：的确，马克思正是一百多年前的《新闻检查制度》的激进抨击者，他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支撑社会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没这一块基石，整个拱门就将垮掉。

在1979年的思想解冻初期，能读到这样的违禁文字，怎不叫人拍案叫绝？我和社长邓垦等编辑同仁一合计，就在《野草》第二期隆重推出。当时我们赶印了495册《野草》，如创刊号一样，往各处邮寄了40多份，还在盐市口和总府街大量张贴，围观者连日不断，社会反响强烈。

当时北京已开始查封西单民主墙，风声陡紧，我们甚至做好了入狱的准备，但几周后，居然没事儿！《野草》又印了第三期，却被成都市委正式定为“黑刊”，因此被迫改名《诗友》，不定期地在‘地下’流传。而鲁连作为我们的主要作者之一，一直很活跃。

1980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邓垦、罗鹤、徐沛在鲁连狱友张仁荣的引荐下，见到了真真实实的鲁连，也就是你在作协大院天天见面的作家周永严。自然是促膝深谈，心意相通。他当时30岁，却坐了12年的牢，在谈到自己引起轰动的杰作时，他突然挺起弱不禁风的胸膛大声说：“‘检查法永远非法’这句在中国最反动的口号，却是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喊出来的！”

鲁连和《野草》朋友们的蜜月持续了几个月，却有“内部消息”传来：当局查明《诗友》即《野草》的变种，已加强了对这些异己分子的监视。一时间人心惶惶，蔡楚接手编成的第27期《诗友》也不知所终。鲁连此时已是《四川文学》编辑，彼此的“热恋”自然在心惊肉跳中嘎然而止——这个匆忙划上的省略号直到20余年后才重新接上。

老威：同在一个城市，20余年没一点联系？

陈墨：彼此如去了月球，音讯杳无。

老威：周永严在80年代还算有名啊。

陈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吧。总之，在2002年10月31号，九九突然打来电话，称已打听到鲁连下落。邓垦立刻照图索骥，电话那端终于传来那久违的弱不禁风的声音：“真没想到……”

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以为他名利都有了，因为比他成名晚的好些作家都飞黄腾达，占尽了共产党体制的便宜。可没料到，当《野草》同仁们邀约着去西门茶店子一栋临街四楼拜访时，这位昔日文友的惨状叫人窒息。门开了，我们被一位长年累月在此看护的乡下汉子领进逼仄的卧室，一张大床横据了大半个房间，两只近一人高的氧气瓶触目惊心地竖在靠门的壁角，而鲁连盖一薄被，勉力支撑着斜躺床头，鼻孔还插着一根长长的输氧管。

老威：他才50多岁吧？

陈墨：不到55岁。20多年前成为《野草》成员时，不过30岁；而他因写反动日记被抓起来坐牢之际，才16岁。人的一生就这么蹉跎而去，眨眼间就到头了。

老威：鲁连得的什么病？

陈墨：多年坐牢落下的病，我没忍心问。他够虚弱的了，凌乱的长发，脸颊没有一丝血色。塑料窗帘遮断了所有户外光线，却阻不断嘈杂的闹市声；无论昼夜，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鲁连说，这也是坐牢，早年坐牢还有刑满释放的企盼，而现在是彻底没指望了。

老威：我坐牢四年，无论在收审所、看守所还是劳改监狱，顶棚的日光灯都永远亮着，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连梦境里的黑暗也没有。我想，永远的光明就意味着无处藏身吧。

陈墨：鲁连说，他已卧床五六年，除了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外界的变化，就与世隔绝了。“几乎没有人来，”他一一捏住我们的手，竟激动得大喘起来，于是又把输氧管往鼻孔里塞……

老威：唉。

陈墨：我们尽可能地回避眼前，只去回忆。比如40年前在茶场劳教，鲁连和廷孝、剑秋往来的情景；《野草之路》上的某一篇文章，如何记录了邓垦、明辉、陈墨1964年春游昭觉寺“题竹”的逸闻；当然，也说起《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终于，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告别。3个多月后，我们才晓得这就是永别！鲁连是2003年3月30日夜里11点40分去世的，我们于次日上午前往灵堂默哀，耳边犹然回荡着他1965年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死者生前辗转于苦难/ 如今，他沉睡了/ 从此与世无争。”

老威：鲁连的一生也算《野草》的某种象征吧。

陈墨：《野草》的多数人都如鲁连，“生前辗转于苦难”。比如邓垦、九九、蔡楚、乐加等等，都是黑五类的子弟，当知青、社青，坐牢、打临工，却又不甘心沉沦，酷爱读书，始而与文学结缘。鲁连的命说不定还比其他人好些，因为他毕竟是唯一从《野草》走上官方文坛的人，享受过几天热闹。

老威：你遗憾文学没能成为你的职业？

陈墨：我已60岁，迄今为止，文学没给我带来一分钱的利益。

老威：据我所知，你曾经有过机会。

陈墨：我1969年就编纂过《中国新诗大概选（1918—1928）》，还通过向《诗刊》投稿引起重视，并进一步地认识了著名诗人孙静轩。79年思想解放运动中，《野草》也曾“吐故纳新”，汲收四川作协里的开明人士组成新的编委会：主编贺星寒；编委骆耕野、万一、邓垦和我；艺术指导孙静轩，可没弄多久，风向急转，就宣布散伙了。

老威：黄粱一梦？

陈墨：我去文坛晃悠一圈，感觉不对劲，可能从根子上就是两路人吧。说实话，我对同官方合作兴趣不大。我，还有邓垦，九九等人，珍惜自己的在野身份，到老不悔。做个不在官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在野的爷爷感觉也不错嘛。1999年，你编著的《沉沦的圣殿》一出来。我们就四处打听，托人买了七、八本，互相传阅。见书上只谈到北京西单民主墙，只谈到从白洋淀到《今天》杂志的那条线索，却没有一个字涉及《野草》和外省。就觉得郁闷。因在《沉》书之前，公开出版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其编者杨键，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曾专门来成都采访过《野草》同仁，搜集去大量珍贵资料。我们太看重非官方的评价了。

老威：就西方对中国大陆思想和文学史的开掘研究，西单民主墙和《今天》早已成为主流；虽然法国的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魏京生和北岛至今还是“地下”不可替代的象征符号。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我受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环境，当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求索达到了顶点……

陈墨：通过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批判的“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今天》派诸君接触现代派文学比你我都早一二十年；“太阳纵队”的张郎郎说，他们一帮人在50年代就听摇滚乐了，而我和邓垦最多在啃古典诗词或新月派诗歌。所以，《野草》和《今天》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老威：在对文学艺术实行垄断及配给的社会，“起跑线”不仅仅是个创作概念，它意味着你所处的阶层，有无资格进入某种特殊的文化环境。

陈墨：你的意思是《野草》在起跑线上就输了？

老威：这是我的检讨，因为单以作品论，我更认同《今天》派。我的确忽略了作品表层之下的漫漫人生——血泪、蒙难与挣扎终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观赏价值。

陈墨：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刊之一，《野草》几乎要成化石了。或许在二三十年前，它站在过思想文化阵地的前沿，吸引过人们的眼球；但二三十年后，它就落伍了。其实在《野草》内部，总有分歧，一二三期社会反响巨大，大伙就情绪高涨，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风声一紧，有人就要退出，甚至要抽回底稿。我曾被当局点名要抓捕，后来又因赵紫阳的一句话，阴转晴了。《野草》好几次由公开转入地下，比如1979年，魏京生入狱不久，《野草》就被迫更名《诗友》，以手抄的形式流传；至27期，终于被成都市委查明，《诗友》为《野草》变种，要清查，于是大伙作鸟兽散达十年之久；1988年，自由化气氛浓烈，《诗友》又恢复；可不久，老《野草》孙路卷入学潮，风声鹤唳，《诗友》又停办；1990年10月，《诗友》又复刊。至1994年为止，共搞了81期，并在九九、罗鹤的张罗下，编了本《野草诗选》。

之后，又歇了七八年。海外成立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已去国外多年的老《野草》蔡楚为创始人之一，他在负责笔会网络的同时，搞了个《野草》网页，作了大量的宣传，《野草》作为存在多年的文学社，才首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著名流亡作家贝岭、万之、北明、郑义、蔡咏梅、黄翔夫妇都曾通过蔡楚和《野草》取得联系，热情鼓励。《野草》最近一次复刊后，他们，还有国内的肖学慧、王怡、流沙河、冉云飞、杜导斌、廖亦武等良心作家都成了我们的作者。

贝岭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最早介绍《野草》：“在四川成都地区，60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

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1964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

老威：我记得蔡楚和蔡咏梅都写过《野草》。

陈墨：许多人的论述中都提到《野草》，蔡楚和蔡咏梅的文章更有影响。特别是蔡咏梅，在民运中资格很老，她的大作在《开放》杂志上头条登出，《野草》的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许多。

老威：她是怎样定位的？

陈墨：她着眼于地下文学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特质。老《野草》们传阅后，一方面很振奋，觉得这反应了我们骨头里的东西；一方面却觉得自己目前的思想境界跟不上这种评价。但是，进入历史是每个文人的梦想，为了回应，复刊势在必行了。

老威：有些功利色彩了？

陈墨：都到抱孙子的年纪了，才得到这么高度的肯定，无论如何要搏一搏！可具体到复刊，矛盾就来了。我发现原来的某些老朋友，由于长期应付生存压力：菜米油盐，下岗问题，儿女，甚至孙儿孙女的问题，原来的棱角都磨平了。不仅不读书不思考，连这方面的兴趣都缺乏。也有人提出，应该坚持《野草》原有的传统文学方向，外界的评论是一回事，我们不要迎合，以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老威：你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啊。

陈墨：从少年一直交往到老年，现在剩下一条生命的尾巴了，人却变得如此现实和平庸，那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追求，就与社会同流合污。平庸到底，说不定到老也成富翁了。尾巴上再改变最没意思，失败了嘛，过去的罪都白遭了嘛。想想鲁连的下场，搏一搏太值得了。

要配得起外界的评价，《野草》不能有名无实。我当时就这么想的，要把《野草》办成有质量、有激情、有锐气的文学刊物，依靠老一批的原始资源已经不行。必须争取外稿，注入新鲜血液。

我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反对，把《野草》的门越开越大，既然我们没有政治诉求，没有社会改革的诉求，那不妨把嗓门放大些。逐渐，给《野草》投稿的海内外作家多了，与本地的自由派人士联系也密切起来，流沙河夫人吴梦华还参与了编辑，使《野草》的内容历史性地焕然一新。

老威：你没料到会出事儿？

陈墨：这仅仅是个话语权嘛，况且在20年前，鲁连就发表了《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然而到了94期，果真出事了。

老威：就是在网络上影响很大的“甲申300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

陈墨：对，就是张献忠的农民政权屠城300年的祭奠专号。这个题目冉云飞最先提出来，他此前已写了文章，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流沙河也写了文章，对当今政权把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立为农民起义英雄表达了愤慨。

老威：沙河老师曾经说过，六四屠城之后的十几年，他读得最多的是记载清军入侵的《扬州屠城记》。

陈墨：流沙河的学问和人格，对后辈的确有较深的影响。

老威：请把筹备专号的经过讲一下。

陈墨：大约在2004年6月初，我邀约《野草》的无慧、维才、雨樵，还有王怡、冉云飞、吴梦华等下馆子，在饭桌上，冉云飞谈兴颇高，并在言谈中随之建议，《野草》作为本土老资格民刊，做这种关系屠杀的历史翻案文章最合适。其他人也一致叫好，我就当场拍板，与在座的诸位约定，每人为“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写稿一篇，限一个星期后的同一时间交稿。

稿子很快就齐了，流沙河、王怡、冉云飞、余杰、肖雪慧等等，清一色的川籍上乘作家的上乘之作，使《野草》抵达了几十年来最辉煌的至高点。其“借古讽今，影射当政”，令我等拍手称快，却让有关方面难以容忍。王怡的文章揭露了某地发现张氏大西政权万人坑的史事，指出内族入侵比类似清朝的外族入侵更残忍；余杰甚至把张献忠和毛泽东作了比较。据说冉云飞还借张献忠屠城引申到了六四屠杀，不过，被责任编辑吴梦华删掉了。

打印稿出来后，我在喝茶的时候，亲手交给吴梦华，由她做最后一校。吴梦华很谨慎，所有文章中较为露骨的地方和攻击性的字眼她都作了删节或修改，有的还用红笔作了记号与批注。她熬了一个通宵，在6月9号上午还给我，并翻着校稿作了些说明。

我当即送印刷厂，那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户，一直没出过问题。

老威：你估计是怎么暴露的？通电话？还是人多嘴杂，走漏了风声？

陈墨：我至今都没弄清楚。一些老朋友说，《野草》有案底，种种情况公安局早就掌握了，并且暗中监视，看你几爷子要干啥。如果一直保持原有的以老《野草》为主的纯文学风格，就不动你；如果要继续纠集牛鬼蛇神，太冒靶，太出格，就随时一网打尽。所以在出事之后，从《野草》分裂出去的一些人兴师问罪，要罢免和开除我，因为正是我的一意孤行（当然还有蔡楚的遥相呼应）把《野草》引向了绝路。

我虽然万分沮丧，却不同意这种分析，我认为事出偶然。我想起一个细节，6月8号上午，我去取校稿，见印刷厂里人心惶惶的。一打听，原来那天全城的公安机关正在搞拉网清剿，名目叫“扫黄打非”，其实是搜查地下天主教的宣传材料。

老威：这和《野草》有关系吗？

陈墨：看上去是两码事，但地下传教太厉害，当局的神经都绷紧了。那天他们出动了上万的警力，搜查每一处个体和集体打印复印铺子，搜查每一个有印刷设备的地方。据说情报还挺准，他们终于在城南的某个“窝点”缴获大批违禁品。

老威：《野草》算此次“扫黄打非”的意外收获？

陈墨：也怪我的疏忽。因为我找的老关系户搬家了，新厂址在火车南站派出所的隔壁。由于经常替派出所打印资料，民警们天天窜上窜下的。当时我认为厂家和派出所的关系不错，印《野草》不会出纰漏，哪晓得，一查地下教会，只要带字的东西都不放过。

老威：类似的“误会”也在我身上演过。那是1999年3月，我去李白故里江油。当时我带了一沓《中国底层访谈录》的打印稿，托一位税务局的朋友帮忙复印。可没想到，当这位朋友在一家理发店门口将一纸袋复印稿交给我时，一伙便衣特务一拥而上，在大街上“人赃俱获”。我气坏了，顿时在警车上破口大骂。经过一个通宵的突击审讯，原来搞错了——当地国安局不知从哪儿得到情报：中国民主党有大批宣传资料在江油印，他们就把正好在这时出现的我当作嫌疑人了。我要他们澄清并精神赔偿，狗日的恼羞成怒，竟反诬我“非法采访”

陈墨：我是神鬼不觉地撞进天罗地网，可能是派出所民警一瞟见打印稿上有“大屠杀”等敏感字眼，就绷紧了。还来不及汇报，就查封了印《野草》的现场。6月9号傍晚7点多钟，我忙碌了一天，刚回家，武侯区公安分局的两个刑警就脚跟脚地进门了，我被控制住，只好一筹莫展得坐在沙发上。大概十几分钟后，大批人马才轰地涌进来，领头的掏出一张没有公安局长签字的《搜查令》，逼我签字，接着抄家开始……

老威：没局长签字，啥意思？

陈墨：显然他们兀地遭遇《野草》，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就顺便摸了张还没生效的《搜查令》来抄家了。

附录：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蔡楚）

对于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来说，无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生活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诚实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意志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歌德

我的床头，放着一本长四十一公分、宽二十九公分、厚三公分的大书，这是一本由三期《野草》和八十一期《诗友》的复印件，自行装订成册的地下读物。我常常捧读这沉甸甸的、真实地记录着我们的心路历程的大书，诗友们那狂躁的心跳声（邓垦语），那满足于一吐为快的心理本能的冲动状（阿宁语），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陈墨语），都一一响于耳畔，到了眼前。

一九六七年秋，邓垦写出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文革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野呜写出《探监》：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奴役人的劳改制度的黑暗。

一九七六年，冯里写出了《自由》：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着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着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甚么地方？／一张书页连着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着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深切地倾诉了他对自由的渴望。

此外，陈墨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蚯蚓》,一九六八年写出的《零碎的爱》和《她要远去》，一九七六年写出了《天安门》，一九七九年写出的《野草》，邓垦在一九六四年写出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一九七三年写出的《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写出的《三峡》和《海螺》；蔡楚在一九六一年写出的《乞丐》，一九七五年写出的《透明的翅膀》，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等待》，一九八零年写出的《我的懮伤》；白水在一九六九年写出的《雨夜怀友人》，一九七零年写出的《复砚冰信》和《迟开的荷花》；万一在一九七六年写出的《纤夫》；徐坯在一九七一年写出的《夜巡》和《梦》；阿宁写出的《坑和人》和《危机是什么？》明辉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八四年写出的《溯洄集》和《文革杂咏》等。都是在这“后代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陈墨语），诗友们曾有过的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真实见证。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一九六三年，邓垦就编有自己的《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一九六四年，陈墨也编有《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二人志趣相投，并合编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蔡楚亦在1964年编有自己的《洄水集》、《徘徊集》等诗集。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里，邓垦周围不知不觉地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是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余人（后来发展成为成都野草文学社）。邓垦说：“以诗的形式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又说：“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地发痒。因此，我们唱出了这集子。”一九七二年，在陈墨的鼓动下，邓垦把众诗友的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尚未油印成册，友人某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邓垦夫人恐连累众诗友，遂将这手抄孤本付之一炬。一九七六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也因文字狱之故，被迫又将这手抄孤本烧掉。一九七八年二月，《野草》的画家苟乐加、陈卡琳（女）等人，在成都草堂小学举办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成都最早的民间画展--《二月画展》。展出了油画《人》，水粉画《华表坍塌了》等数十幅作品。一九七九年三月，在陈墨的发起下，诗友们创办了成都地区第一份民刊《野草》，并公开走向社会。陈墨说：“《野草》不仅固化了诗友间的相互影响，也使探索成为凝聚力；而想在新诗史上独树一帜的派别理想，也得以初步尝试--那就是卑贱者不屈不挠的野性，我们当然以此而自豪，并认定这便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野草》虽只出了三期，并被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正式宣布为反动刊物而被迫停刊。但影响还是有的。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诗友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为《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转入地下，作为《野草》同仁间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垦终于手抄编写完《诗友》创刊号，但至二十八期又被当局定性为黑刊。社长邓垦痛苦地说：“我们人生这点点追求与乐趣，又被当局给剥夺了。”一九八八年二月，大约气候适宜，邓垦、陈墨、蔡楚和孙路共定《诗友》复刊。孙路说：“说真话，抒真情，捍卫自己的人生基本自由，用笔记录真实的历史和人生，已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法改变的道路。”

“六四”事件发生，诗友孙路、潘家柱、滕龙入狱，《诗友》再停刊一年，九零年复刊至九三年底共出八十一期。一九九四年，诗友们集资出了本没有书号，不能公开发行的《野草诗选》（四十五人，三百六十九首），九九年又出诗文选集《野草之路》。这种自悦自乐，相互切磋的方式至今不辍。

《野草》这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地形成。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为她的个性极不张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诚实、正直、坚定和执着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没有任何纲领和章程，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无论中国的政治气候怎样变幻，诗友们从未因个人的遭遇而出卖这个群落。他们都十分珍惜诗友间那种神交意会的依托感，比较淡泊地看轻文艺的功利性。诗友阿宁说：我们都不是搞艺术的人，自始自终懒得去争什么桂冠。但却是些认真生活，愿意说真话的人。除了良知我们的诗不受任何的指使，我们并不企图反映什么规律、趋势，只满足于一吐为快的心理本能的冲动，因此，我以为“诗友”二字，当以友字为重。如果说开初的几位诗友邓垦、陈墨、徐坯、明辉等，故然因年纪相仿，住宅相邻，社会背景大同小异，自然容易走到一起。但到了后来，这个群落的地域越来越宽，年龄跨度越来越大，社会职业也五花八门，艺术流派亦五光十色，从成都到荥经，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从工人、农民、知青、社青到学生、中医、教师、文史研究者、企业管理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却有固定的信念--坚持抒发自由的心声，用笔见证社会和人生中的真象，进而上升到置疑、反思和批判。陈墨说：“我们所处的社会，不但有几千年的专制道德，还有比专制道德更吃人的共产主义道德（雷锋就是这种道德的楷模、标准），不但有否定个人一切自由的法律（所谓的“宪法”），还有比法律更严酷，几乎等于中世纪宗教的信仰束缚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领袖意志的紧箍咒。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会发扬了人性中假、丑、恶的一面，被扭曲的人们之间的互斗，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物质生活罕见的贫乏，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深刻的人间苦。我们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苦闷（用文艺），也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追求。”诗友们有的坐过牢，有的曾被土劳改，有的进过派出所，但这个阴阳互补的凝聚体（谢庄语），并未沉沦，他们在仅有的条件下互教互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启自己的智能，以图保持一个真我。陈墨说：“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的求索是真实的，我们的反污染的搏击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坚持创作，既不为名为利，也不想赢得唾沫或掌声，这只是我们找回一个真我的形式。”

此外，作为一个人，要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就应当有对正义的选择。因为人人都放弃对正义的选择，那么，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就会受制于政治，或者说受到一个利益集团的驱使。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他把正义的第一原则表述为：“每个人对与其它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兼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因此，我们应当具有对正义的选择的道德勇气。《野草》这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还值得谈谈的是《野草》的艺术追求，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 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他还在一九六五年致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这是继他指定文艺要无条件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后，又武断地否定了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诗，封闭式地切断了新诗借助白话和世界资源以求得探索发展的道路。而《野草》断然拒绝遵命文学。她的主要成员深受新诗史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诗作风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倾向。这明显的是对新诗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基础和主流的肯定和传存。我的体会是经过反右运动后，当时的中国诗坛上除了大量的民歌体的，诸如《红旗歌谣》之类的伟大的空话外，剩下的也只有贺敬之、郭小川几个寥寥可数的承颜顺旨派。而少数有勇气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追求，他们除了有自己的枕头文学以外，还私下在民间传递，人被批得丑不可闻，作品被贬得一文不值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六一年，我在诗人尹一之先生处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作。我的感觉是中国怎么还有这么美的诗？继而产生了阅读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作品的愿望。于此同时，邓垦、陈墨、白水、万一、冯里等诗友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中国新诗主流的影响，选择了拒绝遵命的程序。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对艺术美具有认同感。任何指令或打压封锁，都否定不了文艺作品艺术美的魅力。艺术美是超越时空界限的。

《野草》中的几个主要成员，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语言美。诗，不仅应有悟性和境界，还应强调诗的音乐性，不但要有韵，更重要的是有节奏感和旋律感。诗的语言美，不仅应表现在语言的结构上有所变化，还应强调语音语调的起伏变化，以结构和语音语调的起伏变化来烘托诗的情绪的变化。少数几个诗友还对新诗的格律化做了一些探索，特别是陈墨的诗作和他不愿在中国文艺领域内凑热闹的一贯态度，表现了一个唯美艺术追求者的深刻的孤独。从他们的诗作中，能明显地读出中国古典诗词天风海雨般的气韵和含英咀华般的琢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西方诗，受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痕迹。《野草》到了中后期，还突出地展示了艺术美的包容性。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在《野草》中光彩夺目，恰好验证了“天上的星星是没有一颗相同的”灿烂的艺术景观。

《野草》诸友都是没有名望的人。如今，他们中除了一两个人被接纳进官方的作协之中，其余诸友都依然在中国大陆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他们在功利上一无所有，然而，他们早已在精神上提前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他们至今仍是足以自豪的自由民。古希腊伟人伯里克利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敢的果实！”从《野草》的历程中，我的领悟是：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下）

采访缘起

现在是2005年午后4点钟，茶楼的服务小姐敲门而入，换去桌上的水瓶，我受惊一般从笔记本上抬起脸，却见刚刚闭嘴的陈墨正死盯着玻璃窗外的泥泞街道。乌青的天色象浸饱了墨汁，而散乱的车辆和行人是溅动的淡墨点。我皱着眉头说：“这种阴天已持续了半个多月了吧？"

陈墨道：“或许还要长，我在成都生活了60年，记忆中的大半都是阴天。有时早晨起来，感觉上已是傍晚了。”

“所以成都人酷爱搓麻将，一进入麻城，夜与昼的界限就糊涂了。”

“我对麻将没感觉，我一生的嗜好就是书。”

服务小姐幽灵般地闪出门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私下告诉，陈墨长期患忧郁症，甚至有过自杀的情结。我叹口气，嘴唇翕张两下，却问不出口。而陈墨似乎懂了，悄声而决绝地说：“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撑下去。”

“你怪蔡楚吗？”我问，“正是由于他在海外宣传《野草》，引起关注，你们才应运复刊，一步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老朋友们指责我犯了路线错误，该开除出党。”陈墨居然笑了，“其实这种路线错误，我、蔡楚、邓垦、九九、鲁连、乐加等等，一出娘胎就犯了。我们都是黑五类子弟，父辈往往非关既杀；接着又迷上诗歌，错误就更大了。比如蔡楚，上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写地下诗，21岁就因为诗歌《乞丐》被揪出来批斗，25岁因屡教不改被关押了100多天，26岁被缺席判刑，并逃亡在江湖上打临工，直到 1979年文革结束后，成都中院才撤消原判，宣判无罪。后来，他移居自由世界，继续写诗，宣扬《野草》，筹建独立笔会，都是早年路线错误的延续。”

“如果你重新活一次呢？”

“没想过。总之，搓麻将是一辈子，爱文学也是一辈子，哪种错误更严重呢？”

“不晓得。”

“不晓得？那就继续访谈吧。”

老威：这是创办《野草》以来，你遭遇的第一次抄家？

陈墨：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政治气候总是乍寒乍暖，所以根据以往积累的教训和经验，老《野草》们暖则聚，寒则散，几乎每个人都有为避风头而逃亡的经历。我在1970 年下乡当知青时，曾遭遇清理阶级队伍，那阵林彪副统帅刚爆炸，全国人民还懵头懵脑的，就开始集体学文件，民兵三天两头还查夜。我是黑五类子弟，又从成都带了几大箱子中外名著下乡，因此“做贼心虚”，就抓紧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半夜，在房子中央挖了一个深达几尺的大坑，忍痛埋书。

老威：九九在他的纪实小说《魂断台北》里，曾描述了你坑书的情景。你当时光着膀子，锄头、碗、盆交替使用，书坑刨成了，自己还跳进去，捡起一本本“贼赃”，东翻西翻，一副舍不得的守财奴像。后来，你听出暗地有人监视，竟吓得一哆嗦，失声尖叫：“哪个？”

陈墨：他只得现身了。这真是书生骇书生，他不睡觉，想干啥？莫不是分赃来了？于是我装着填坑，他也装糊涂，支吾着走开了。

我跟着又把书挖出来，转移到更秘密的去处，再坑一次。并在周围绕着圈子侦察，确认无人窥视，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年头，谁说得准？直到几十年后，好奇的九九还在问：“墨黑兄，你把宝贝到底藏哪儿了？”我也说不清了，只好回答：“广阔天地，藏几本书岂不容易？”九九不满地笑道：“狗日的警惕性真高过头了。”

老威：那你这次没把文字罪证先埋了？

陈墨：我算开窍了，是祸躲不过，根本来不及挖坑！两个刑警一进屋，就问：“你是陈墨吗？”我答是；又问：“你是否在火车南站的某某地方印刷非法出版物《野草》？”我也答是。于是他们宣布：“从现在开始，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不准动，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只好陪他们在客厅里干坐，心里想着电脑里存着许多犯禁文字，很着急。刑警中的一位只有20 多岁，同我儿子一般大，他稳操胜卷地冷笑着，大约是专门搞电脑的——待大队人马开到，他才如临大敌地坐到电脑前，开始检查。他们抄了两三个小时的家，抱走了电脑，里面存有网上下载的500多篇文章。除了廖亦武、王怡、余杰、肖学慧、冉云飞等的个人文件夹，还有与蔡楚、万之、北明、贝岭等海外作家的通信；我个人历年的文稿；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的所有资料。

我精心保存的从创刊至眼下的全套《野草》及《诗友》都损失掉，其中包括剩下的《野草》成品，作者和读者的来稿、来信。当然，《野草诗选》《野草之路》《野草》成员的照片，我与蔡楚合著的《鸡鸣集》，雪梦、九九等人的文集，我个人的《何必集》，北明送的光盘，王怡接受台湾采访的CD ，统统在劫难逃。3.5吋的软盘就有17张哪！

老威：一个文人的一生被一网打尽了。

陈墨：我感到从里到外被掏空了，心脏一抽一抽地疼。这辈子逃过藏过多少次！十几个警察搜查时，我就翻江倒海地呆立一旁，脑子里走马灯似地转，文革中的黑书市，我和邓垦等人经常去“非法淘书”，正在兴头上时，突然有人喊：“联防来了！”于是没命地狂奔……

为了看一点书，做梦都在狂奔！做梦都在埋书！被人发觉了，还在梦中把身子扑上去，盖住书坑，任人踢任人踩也不让开。还有关闭《野草》联络处，还有自我悲壮地宣称“我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当然还有鲁连之死……可没料到，大祸当真临头时，却没有一点征兆！

我一生的主要价值就是《野草》啊，但面对国家的合法抢劫，我只能干瞪眼。

老威：你还算幸运，自1949以来，没被抄过家的文人很少。我先后被抄过10来次，神经弄得比耗子过街还过敏；而你虚惊了那么多场，才撞上一回真的。

陈墨：警察们满载而归，我也随之被押到火车南站派出所。这时成都市公安一处的人才出面，一直审讯到凌晨3点多钟。

老威：请把审讯过程讲一讲。

陈墨：公安一处又叫政治保卫处，很有些整人的经验。他们先由两个人来与我摆闲龙门阵，并声明不记录，这两人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多小时，才换上正式审讯人马。开始前，还向我念了一段印好的官样文章，如“与本案无关，可不予回答；但与本案有关的，必须回答”之类，接着就在笔录抬头写：“非法出版《野草》案。”我看了，表示不同意，就争辩道：“《野草》只是个内部刊物，文学交流，谈不上非不非法。”

双方争论了一阵，主审警官就说：“好好，那就《野草》案嘛。”

审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 《野草》文学社的组织形式是否具有非法组织性质？是否有较为严密的章程及入会手续？这太可笑，因为《野草》们的交往很松散，几十年一直停留在“以文会友” 的层面，所以我实事求是地否定了。2.花大量时间纠缠历史过程，比如《野草》那年创刊，那年复刊，哪年改刊名，谁和谁怎么认识的？杂志上的作者情况，主要和次要人物，笔名和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等。我拒绝回答，我说牵扯到《野草》作者的情况，你们自己去调查，我是不能回答的。

老威：老《野草》们几乎是笔名，要警察自己查清，还比较麻烦。

陈墨：但也有极个别真名。他们正是这样顺藤摸瓜，先后传讯了殷明辉、无慧、维才、雨樵等人，有的还不止传讯了一次。

老威：也就这么回事吧，让当局摸清一帮秀才的情况又能咋样？如今毕竟不是毛时代。

陈墨：他们最后追问我的工作单位和经济来源，我说这与《野草》案子无关，我有权拒绝回答，由于我的口气显得急迫，激发了他们的种种想象，认为有欲盖弥彰之嫌。

老威：欲盖弥彰？

陈墨：在抄家过程中，他们搜出了三张《房产证》，房主分别是我爱人李明达，以及她厂里的出纳和会计，并且还有收房钱的字据。

老威：这的确与《野草》无关嘛。

陈墨：我当时本能地产生了戒心，因为从审讯中，我渐渐明白，要从《野草》中找出漏洞，定我的政治罪，可能没那么容易。社会还是在进步，至少在面子上，当局还是在强调“依法治国”。公安编不出非法和反动的证据，那检察院、法院也通不过。所以，公安机关面临新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政治上寻不出突破口，就从其它方面搞垮你，比如在网络上激起公愤的“刘水嫖娼案”。刘水是中文独立笔会成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抨击社会丑恶的时政文章，被深圳公安视为眼中钉，却无可奈何，就蓄意制造了“嫖娼案”，将刘水劳教两年……

老威：大约在七、八年前，上海著名诗人陈XX 被公安机关“现场捉奸”，关押了8个多月，从此脸面扫地，精神垮掉了。陈XX 我见过，小个子，老实巴交，就因为他曾是海外反动杂志《倾向》的国内编辑，公安老是找他的麻烦，却碍于国际影响不便直接下手。于是迂回作战，雇了一个鸡，去和陈XX 交朋友，双方逐渐混熟了，陈XX就领她上自己家。不料这厢刚一入室，公安就破门捉奸，把陈XX搞傻了。

陈墨：我过分戒备，因为如此下三滥的手法令人汗毛直竖。但是，我越拒绝回答，他们越认为抓住了把柄。终于在几个月后，他们对我爱人下手了……没想到嘛……

老威：从凌晨3点你被释放回家的情况看，他们没在你身上捞到什么。

陈墨：11 天之后的6月20号上午，我被传讯了第二次，在成都芳草街派出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放出来。审讯单位还是一处，开头还较客气，后来态度就变了，很粗暴。因为他们已根据《野草》上的某一真实姓名寻到线索，并由此追踪，掌握了较详细的情报。紧接着的21、22、23、24号，雨樵、维才、无慧、邓垦又被传讯，重复审问了《野草》的组织性质及形式，经费来源，有无海外资助，一期印多少本，发行方式等等。

老威：这些我大致了解。当时人心惶惶的，大伙聚一起喝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海外的万之、黄翔、郑义等作家还提名《野草》群体为笔会“自由写作奖”的候选者。我记得你像一个闷葫芦，总是坐在那儿不吭气；蔡楚让你写写事件始末，你也迟迟不动笔。

陈墨：我生性好静，不想做新闻人物，更不想因此而接受海外采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风雨雨就过去了。我根底上是个读书人嘛。

电脑和其它东西都要不回来，按《扣押清单》上的单位找武侯区刑警大队，推说一处管；找公安一处，门也不让进，太窝火了。

一直拖到2004年12月份，一切风平浪静，我仍旧懵懵懂懂地过日子。许多朋友问我《野草》还办不办？我总是回答：再拖一段时间。

我永远难忘2004 年12月9号下午5点，我爱人李明达刚开门进屋，随即涌入十几个警察。其中有第一次抄家来过的，也有从未露过面的。《搜查令》宣读后，我还以为抓我，就主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来人回答：“七处，就是经济犯罪侦察处。”接着直奔我们的卧室。这次抄家与《野草》和书籍无关，主要目标是《房产证》、帐本、存款、各种字据。

第一次没收电脑后，我无奈之中又买了一台，才没用两天他们又要第二次没收！我急了，不禁心疼地叫唤起来：“你们要检查，把主板取走就行了嘛！头次的电脑还没还！”他们回答：“我们使用一天，后天叫你儿子来取。”于是达成书面协议。而待我们如期领回电脑，一开机，却发现是台报废的死机器。

直到李明达被带走许久，我仍觉得在梦游，刚才是我签的字，我还以为是针对，唉。我们父子俩如热锅蚂蚁，在家熬到半夜，方接到公安方面拘留李明达的通知。

她被关到成都市看守所，这是刚从城里宁夏街迁过去的新监狱，占地几百亩，能羁押几千人。李明达患有心脏病，人也刚强，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出意外，就请了律师，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办“取保候审”。可直到前天，我才接到“不予取保候审”的通知，理由是“不利于侦破；有可能串供。”

老威：听说你爱人已正式逮捕半个月了？

陈墨：是。

老威：罪名呢？

陈墨：职务侵占罪。

老威：余杰和王怡讲，你找过一处处长？

陈墨：余杰回成都探亲，一处处长曾建就借机找他和王怡喝茶。王怡要求他们不要插手此事，曾建答应了，彼此的印象还不错。可我这个小人物找去时，曾建的脸色就变了，他明确答复：“这桩经济案是我们在查《野草》之际发现的，我们当然要交办给七处。目前已到检察院了。”

老威：你莫太难过，墨兄。

陈墨：回天无力啊。

老威：请讲一讲这桩案子的始末。

陈墨：我和李明达都是老知青，1970年在农村结婚，1975年底从盐源县双河公社双双办病残回城，无资格参加正式工作，为了糊口，于1976年入街道生产组。由于在一群婆婆大爷中显得有文化，不久，我当了副组长，她任会计。几年后，形势变化，我退出来搞个体户，她却与生产组共同发展，当上了厂长。

这个厂由估绵组和纸绳组合并而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残疾人,而且年龄偏大。所谓“估绵组”,就是把汽车修理厂擦过机器的废棉纱捡回来,用碱水煮了,再放河里淘洗干净,晒干了卖出去。这种变废为宝的脏活粗活,正常人都不愿干,而尚失其它生计能力的老头老太太们只能走这条路。

而“纸绳组" 就是生产中药铺里捆扎药包的纸绳,以废纸作原料,搓了,用胶水固定。这种原始手工活利润太薄，于是李明达绞尽脑汁,率领大伙脱贫致富,她根据市场需要,组建了“成都市武侯区胜利弧型玻璃厂",生产汽车挡风玻璃。还请来几个玻璃匠,手把手教大伙划玻璃,配窗户框，这活儿简单,又比较赚钱。以后厂里加大投资, 开了三个门市部,研究出弧型玻璃,供不应求。

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 交通部对汽车玻璃的质量有统一的要求,李明达的厂被迫退出市场,停产了,门市部也承包给老职工了。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在做厂长的次年,投资几万元买下红瓦寺共和村的一亩地盘,搭建玻璃库房。转眼至1988年,这块位于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学院区之间的地盘增值，于是我介入,先找私人贷款20来万,搞成都望川校园文化站；后通过四川大学教授珠玛,与市电影家协会签共建合同,他们出资金,我们出地盘,将文化站扩建成娱乐场所。执照主管单位是市文联经济管理处,我是法人代表,利润按四六分成。

联合经营了四年,生意极火暴。稍后,玻璃厂的主管单位----致民路街道办事处与厂长李明达协商,撤消联合经营,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

在2001 年之前,学院周边的录像、台球、旱冰、电子游戏、卡拉0k都火爆,我们却是开这些连锁娱乐的先驱,连公用电话也是第一家,那时候,学生为了打长途,在门口排起拐弯的长龙。可2001年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四川大学,见学生们贪玩,就强令关闭东侧门。一道墙阻断了财源,加上修路,去校园非得绕道,我们的生意就猛地淡了。

亏本三年，文化站终于要拆迁了，2003年出了告示。根据拆迁政策，那一带营业房的赔偿最低也应为每平方米500元，按1000米算，玻璃厂该得550万元。所以，这是一块令人眼红的肥肉。

老威：从原始的生产组起家，你爱人的创业史真不简单。

陈墨：玻璃厂停产，转型为文化站后，原来的老职工在家休息16年，照发工资，照买劳动和医疗保险；而李明达的工资才227元，多年没涨。

老威：停产这么多年，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吗？

陈墨：97年改制（股分制）流产，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也算重大失误，因为一旦脱离市文联，文化站就直接面临8个主管单位。象一群狼，围着这550万的拆迁赔偿打转，只要扳倒厂长李明达，剩下的老弱病残职工就好打发了。

而李明达生性倔，不拐弯，她叫人守住地盘，拆迁费不兑现就不搬。坚持了一年，由于拆迁问题在全国都闹得凶，中央就指令改制，让拆迁公司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以免官商勾结，鱼肉老百姓。

一群狼正愁找不到吃羊的借口，况且这是只迄今不妥协的脾气大的羊。恰好出了《野草》案，借《野草》又牵出经济案，况且又是一处交办的有政治背景的经济案，谁也插不上手！

老威：如果你爱人这只头羊被吃掉，那剩下的老弱病残羊咋办呢？

陈墨：弱肉强食嘛。只要李明达的罪名成立，哪怕罪不大，法人资格也得取消，而这个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就任人瓜分了。

老威：那么“职务侵占”能成立吗？

陈墨：这话题要追溯到1997年，玻璃厂拆迁。李明达为了维护职工利益，与开发商谈判，对方为了勾兑关系，在拆迁合同之外，奉送了三套面积70个平方米的住房，位置在玉林小区。当时每套价值13万元。

开发商把《产权证》办成了厂长李明达和会计、出纳的名下，因为其它职工有自己的住房，而厂长在任多年，却一直以厂为家，没有自己的房子。这就构成了“职务侵占”，因为这是以“玻璃厂拆迁”为前提的赠与，一旦拆迁办说，这房子是属集体的，我爱人就没希望了。

老威：你家有几套住房？

陈墨：就眼下构成“职务侵占”的这一套。97年前，我们住了10年厂房，还是1988年发大水，街道办事处救济安排的。真是心急如焚，因为一旦判下来，我们父子就得搬出去，没有家了。

老威：你家平时没有积蓄？

陈墨：我们这代读书人，受够了传统束缚，生活观念很老。李明达当了24 年厂长，这次检察机关查帐，却没任何问题，也没小金库。冤啊，老威，说到底都是我爱文学、办《野草》的结果！我原准备即使喝粥举债，流落街头，也要把李明达保释出来，我曾托了好几个人，我甚至还筹备了几万元，可没人敢接钱，在这个贪官污吏招摇过市的盛世，我却勾兑无门。

李明达有心脏病，个性又强，在家我还得让着她。这次坐牢，真担心她想不开，出啥子事。我曾向公安部门要求，关我，判我，换回李明达，我毕竟是个筋骨较强的男人嘛。

老威：这一招太狠了，抓了老婆，把你逃跑的路也堵死了。不过，纵观古今文人，你毕竟不算最倒霉的。保重吧，墨兄。

附录：2004年《野草》蒙难记略（陈墨）

2004年6月9日，星期三。因每周星期三上午，我与流沙河夫妇等文友都要定点定时喝茶，故上午按约喝茶去了。又因今日乃我岳母冥祭“烧七”之最后烧纸日，故午后赴岳父家。直至傍晚约七时半时，始还我家。

返家后尚不足五分钟，两个警察就上门了。他们一进门，便向我宣布：“我们从印刷厂查获了《野草》第93期，现我们要对你进行调查了解，请你们全家配合我们的工作！现在你家中的电脑等东西都不能动！否则后果自负！”这二人就在我家客厅不请自坐了。我也失去了行动自由，叫我在客厅呆着，什么事也别作，哪儿也别去。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群警察蜂拥而入，约十来个，为首者问明我的身份后，即向我宣读了“搜查令”，然后就开始分房搜查。把我妻叫去，搜查卧室；把我儿叫去搜查安在他室里的电脑（我儿已24岁，该电脑属他所有，我也附带用用：主要输入我的文章，下载网文，跟朋友联系。他们查看了我所有的文档与电子邮件。）；我的客厅兼我的书房，是这次搜查重点。在整个搜查过程中，无论在卧室或在电脑里或在客厅某个书柜里一旦发现了他们认为的“罪证”，均要把我叫去当场指认，并用摄像机录像。搜查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将所搜查出的东西堆满客厅茶几，逐一登记。最后叫我在搜查令和搜查物件清单上签字按手印。并叫同来的我所居住公寓保安二人（一直在旁静观）作为他们“依法办案”的见证在清单上签字。然后就把我带到火车南站派出所。时已凌晨零点半左右。

当晚从我家中搜去的东西计28项，其中重要的有：1. 《野草》创刊号~第三期油印本（1979年所印，已是绝版本，甚为珍贵。）；2. 《野草》85~92期若干本；3. 《野草》93期（甲申360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打印一校稿；4. 《野草》85~92期诸友之手稿若干（无电脑的朋友来稿均系手稿）；5. 我的手稿若干（其中有几篇成文尚未输入电脑）；6.《何必集》、《野草诗选》、《野草之路》几十本；7.《何必集》、《野草之路》软盘各一，《野草》85~92期软盘8张，诸友稿盘及《杜远澍遗作选》等软盘5张；8. 《野草诗选》出版茶话会录像带一盒；9. 王怡接受电台采访CD一张，北明《6*4配乐诗朗诵》CD一张；10. 电脑一台（中有我的文稿几十篇，我下载的文章资料约400多篇，我儿的学习资料、工作资料[考律及律师事务所]及有关个人隐私的资料文本就太多太多了）。

在该所“刑二室”，对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非审问，据说尚未立案，我的身份还不属“犯罪嫌疑人”。当他们向我宣读“与本案无关之任何问题可以不予回答”的告之义务时，我反问：“既然未立案，怎可先抄家？此程序是否合法？不弄清‘本案’案标，我无法回答。”辨论结果，“本案”概念特指“地下刊物《野草》案”，而非关《野草》之事，我可以拒绝回答了。比如问及我的经济来源时，我明知他们有“异议分子刑事化”的手段企图，也就据此而不予回答了。询问分三个方面：1. 办《野草》的全部经过及参与的主要人员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2. 《野草》93期策划经过及参与的主要人员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3. 有关“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情况，及成都地区会员的个人详细情况。对以上三方面，我皆如实回答。因为他们所搜去的资料中（《野草之路》及电脑），已非常详细；但均系笔名，查无可查。故凡问及他人之实名实情者，我概不作答。并声称：“我是主编，理当承担一切责任，跟其它人无关。追查我，你们还有理由，因为我搞的这份地下刊物毕竟有违你们的《出版印刷管制条例》；而追查投稿者，则意味着欲“以言制罪”。你们有兴趣、有本事自个儿查去，休想从我口中突破！须知这是做人的底线。你们充其量判我三年。三年后出来，我还可以毫不羞愧地见朋友。朋友若是我出卖的，我两头都输了，四十多年的社会经验，会让我干如此傻事？” 就这样软磨硬抗，直到凌晨3点40分，他们见再榨不出其它油水，出乎我意料地把我放了。当然留有后手：“最近请勿出门，我们随时都要找你！”

十一天过后，6月21日8点30分，警察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我户口之管辖的芳草街派出所去接受询问。上午，所问同上次一样，我的回答也依旧。中午让我回家吃饭。下午，警方态度大变，所提问题皆为其无从掌握者，即从所搜去的材料和我的供词中从未言及者。比如近期茶会碰头之地址、参与人员及所言内容等，还有跟维才的男友有关的事情等。因此，我估计警方已突破了某友之口，而此人最大可能是参与近期茶会的殷某。经过这十一天的精神准备，我之回答均按“大包大揽”之既定方略，凡问及他人，一律不予回答。对之弯来绕去不厌其烦的提问，我一再强调：“你们认为《野草》犯了法，一切责任由我主编承担；若认为某篇文章有问题，文责自负，请你们去问他本人。若欲以‘组织罪’想一网打尽，那是徒劳；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个非常松散的文学爱好者团伙，绝对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既无纲领，也无会规，既来去自由，又无权指挥别人和承担听别人指挥的义务。再说，四十年的斗争经验也绝不容许我们搞组织形式，绝不容许有任何把柄留给你们。何况我们现正面临严重的意见分歧——绝大多数朋友都很低调，都趋于‘闲适平庸化’，唯我坚持政治批判，不敛锋芒。这足以证明我等绝无组织，实乃散沙一盘，而且是对贵党绝无伤害力的散沙一盘。”警方见无缝可钻，遂温言相劝，言谈之间，意在凸显其“人性化办案”也。其言论大体如下：1. 时代在进步，人权在改善，政府也在作角色改变，我们也由专政机构变成了服务机构，国家正向好的方便发展；2. 你也老了，家庭幸福，生活也不错，要珍惜，何苦为了出名跟政府对着干？发点牢骚，骂骂共产党，于事无补嘛，你也清楚，我们安心要抓你会找不到点理由？3. 因此，《野草》不能再办！当然，私下里互相交换点看法，文章互相传观，我们是管不到的，但一旦有了刊物的形式，我们肯定要管！若文章在海外有了政治影响，我们不找你的麻烦，上头就要找我们的麻烦。这一点还请你多多理解！然后就把我放了。而且并未“约法三章”、“听候处理”或“下次再来”一类。但我知道，事情远未了结。

果然，接连几天，消息传来，草友无慧、唯才及雨樵均被“询问”了，邓垦家也来了数次，只是他目前未在成都，暂时末跟警方谋面。但被追查则无疑也。一时当然弄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因此，各种言论都有，攻击我的言论自然不少，落井下石的行为也有；而那些帮我准备上法庭一搏，又找律师，又找“非法出版物”证据，教我“司法程序”及应对语言要领的朋友也不少。我基本做好了事态发展的准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静观其变吧。

第二次被询问后，我知道本案已由市公安局一处接管。或者自始至终，都是一处，派出所及武侯分局出面，仅权宜也。

在两次询问中，我均对他们的搜查行为是否合法表示存疑（因其出示之搜查令无局长之签名），而违宪则是肯定的。

在两次询问中，我均不承认欲加之“非法出版”与“非法结社”之罪名，并一再表示我之所作所为，并未越出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力所限。我未犯法，更未犯罪。

本案未了。现在四个多月过去了，虽然再无草友被问询、抄家甚至拘留，但警方还在找邓垦。我被抄走的东西一件也未归还。

（因此，蔡楚在海外发文抗议，事前未经商量，此行为与我无关，与本案无关，纯属他个人对此事件之表态。故其后果如何，也在我的希望之外。惟听天由命耳。）

2004-10-19

台胞唐存理（上）

一

采访缘起。2005年1月25日，星期二，我在成都西门的金沙遗址旁访问了从台湾回来不久的唐存理先生。

唐先生高个子，黑风衣，目光阴郁，笑容苦涩，与冷雨连绵的盆地天气挺般配。我们在约定的茶房单间落坐，唐先生取下围巾和大衣，搓着双手说：“总算暖和一点了。”

我点头应和的瞬间，却蓦然从这下意识的搓手动作中，看见了若干劳改犯的影子。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从梦里一次一次回到监狱，里面有一位长相同唐先生酷似的国民党特务，他在大陆潜伏了20多年，刚一露头，恢复与台湾的组织联系，就被破获了。

经国安部门审讯，此特务的接头暗号为——把沙漠改造成绿洲——于是他在狱中的绰号也叫“绿洲”。我栽进去时，“绿洲”已被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差不多成沙漠了。

我刚要提起这个话头，以活跃一下气氛，却见心直口快的唐先生道：“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家庭背景吧。”

我在打开录音机的同时，动笔记录。

唐先生原籍江苏盐城，却于1940年10月5日出生于抗战陪都重庆。其父唐×× ，1932年毕业于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陈果夫等人的学生，因此同中统cc派关系密切，也曾参加军统前身“复兴社”。唐父毕业后，即派往黔东南，任过岑巩、黄平的县长，接着升任贵州省烟酒专卖局局长。自此平步青云，担任过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别动总队中队长、陪都烟酒专卖局局长、湖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直至中央合作金库主任。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负责将一部分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唐先生的母亲为四川简阳人氏，毕业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曾受教于钱玄同，并与刘和珍、许广平同学。曾辗转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及广西梧州等地，教书为生。1948年冬，为躲避战祸，离开丈夫，携儿带女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却不料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很快陷入动荡之中。唐母惶惶不可终日，就以数封电报催促已准备弃家出境的唐父来川。

其时，唐父身在广州，伸腿即可抵香港，然而亲情难舍，他不顾朋友和同僚们的警告，在大溃败中逆流而上，企图接引老婆和孩子一道逃离。可事与愿违，四川眨眼之间就“解放”了。唐父于1950年初被捕，在次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惨遭枪杀。

话至此，唐先生悲叹道：“生死关头，父母都铸成了大错！”

我疑惑道：“国共交兵，按你父亲的官阶，应该作为战犯的。”

唐先生道：“在战场之外，有多少俘虏被屠杀，至今也没个确切的数字。母亲为此悔恨终生，她认为父亲没有杀人放火，只要缴械，总会放一条生路。哪料到不仅搞得家破人亡，还要殃及后人。”

我心想：“放一条生路又能怎样呢？‘绿洲’潜伏了几十年，仍然被改造成沙漠了。”

唐先生接着发出感慨：“人生跌跌撞撞到如今，虽然还没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境界，但也犯不起错误了。”

“此话怎讲？”

“人在二、三十岁时犯错，哪怕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到了五、六十岁，差不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更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可已经60多岁的人，如我，就犯不起错，哪怕不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因为没有改正的机会，人们将会为一个小污点而记你一辈子。”

“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才40多岁，勉强来得及浪子回头，当然体味不了浪子回不了头的悲观。”

“那就书归正传，”我沮丧道，“人生若梦啊，明早醒来我也60多岁了。”

二

唐存理：父亲被镇压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作为“新知识女性”的母亲只能忍辱负重，靠江苏老家亲戚们的微薄资助，艰难度日，拉扯儿女。1951年，我刚11岁，就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历史悠久的名牌学校——石室中学。

老威：黑五类的子女也能进名牌学校？

唐存理：政权交替，为安定人心，共产党提出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不少旧社会过来的公职人员还参与政府的工作呢。我那时小小年纪，就知道要有出路，只能发奋读书，学好本事，为社会作贡献。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矛，并且还在课外自修高等数学、流体力学等大学课程，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的理想是做个工程师。

1957年夏天，由于毛泽东“引蛇出洞”阳谋的成功施展，大规模的反右开始了。我父母的亲戚，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在如此“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政治环境下，我高中毕业，并且参加高考，结果尽在意料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高材生全部落榜！——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前中共教育官员口中得之毛泽东在当时的内部指示：“培养他们（指关、管、杀）的子弟，无异于栽林养虎。”

由于落榜的打击，我们那一批因家庭出身而被扫地出门的高材生经常聚在一块，边喝茶边发表对现实不满的言论。由于怀才不遇，心理失衡，有些走极端的同学甚至主张偷越国境。有个叫叶ΧΧ的，还来动员我一起逃。因为我胆子小，对母亲、妹妹也比较依恋，就拒绝了。后来以叶ΧΧ为首，酿成一起企图投敌叛国的集团案，我无端受到连累，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老威：我想起《四川文学》曾有个编辑，叫ΧΧ，57年做青年学生时被弄成右派，一时冲动，就跑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ΧΧ选个水草密的地方，四顾无人就下了水，不料才游出20多米，就叫兜头一排子弹给打了回来。后来，ΧΧ获投敌叛国罪，坐了20多年牢，平反出狱时已50多岁了。

唐存理：可叶ΧΧ没等到平反释放，就死在狱中了。这起案子判了二十几个人，许多人我都不认识。

老威：你在社会上流落了几年？

唐存理：高考落榜到1959年底。由于家境贫寒，我一直打临工，其间也在小学和民办中学代过课。被捕之前我正在成都市交通局平车处，地点是南郊红牌楼。我们当时修土铁路，干得热火朝天。

老威：什么是“土铁路”？

唐存理：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奇异风景——中间是一条简易铁路，铁轨上趴着三、四节货厢，你猜用什么作动力？

老威：火车头嘛。

唐存理：汽车头。骑在铁轨两边，吭哧吭哧拖货厢，远看像机械马拉车。可铺铁路要耗费大量人力，我们干了几个月，辗转了好几个工地，直到1959年12月29号。

那天上午还在卖苦力，下午我就被暗中看管住了。接着在工地食堂召开几十人大会，领导和积极分子先后发言，把斗争气氛搞热了，才大吼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唐存理抓起来！”

我的胳膊被擒住了。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进工地，那年月，这非常扎眼。从车内钻出一高一矮两位便衣公安人员，他们目不斜视地走进会场，从积极分子手里接过我，转身押入轿车后座。

群众都涌出会场来看戏，轿车发动了。接着绕出工地，经过大街，驶入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大门，就停在院坝里。而我下了车，被继续朝前带，直到拐了几个弯，才在挂着“成都市劳动教养办公室”的平房前遵命刹步。

从下午4点折腾到傍晚，我已心力交瘁。劳教中转站有许多野兽笼子一般的监房，我被丢进其中一间，面积约10来平方米，却羁押了20多人，满的像开了锅的汤。起夜蹑手蹑脚靠近旮旯里的尿桶，倍觉艰辛，待尿完折回，却寻不见原来的铺位了，只好支着半边屁股作思索状。

我在这儿关了6天，熬得双眼通红，却辗转难眠。我以为自己会同许多人一样，判劳教，去边远苦寒之地，再也回不到成都母亲身边了——窒息般的绝望一阵阵袭上心头。

1960年1月5号晚上，我被唤出监房，押解至劳教监所外面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靠里的条桌后，并排坐了两个人，我猜大概是审判员和书记员，而旁边小桌后，坐的就是陪审员了。审讯过场走了约10分钟，无非是对照已打印好的《判决书》，——核对姓名、年龄、住址、个人和家庭成分，验明正身。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见上面的日期为“1959年12月30日”。

老威：劳教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还需“判决”吗？

唐存理：劳教是不需要法院判决，只要一纸《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搞定了。但我判得是管制。

老威：群众管制也要法院判决？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唐存理：不是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那样，放在当地管制，而是管制劳教——比劳教的性质更严重。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

唐存理：劳教在名目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走法律过场，因此派出所的民警瞧你不顺眼，都有权送你去劳教；而管制劳教是“敌我矛盾”，有正式起诉和判决，可管制的地点在劳教农场。

老威：算不算正式的劳改犯？

唐存理：程度上稍轻吧？不知道。总之在当时，判管制劳教的不少。也不上正式的法庭，连《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是一块儿给我的，辩护就更别提了。在我的印象中，律师这种新鲜事物，也是在改革开发之后才有的。

《判决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唐存理，男，现年19岁，本人出身学生，家庭成分伪官僚。对我党有阶级仇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攻击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与叶××、周××等纠集成反革命集团，企图从广州偷越到香港（或西藏偷越到印度）等等……判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落款为“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而公诉单位为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林佐夫。

老威：你的罪状太不过硬了。

唐存理：也就喝茶的时候发过几句牢骚，或者别人发牢骚时我附和了两句。至于偷渡，纯属无稽之谈。可就因为这个，我劳改了将近20年！

老威：你没想到会去这么久？

唐存理：我太年轻了，还随身带着数学教程，想在里面自学成材呢。

老威：1960年初，全国正发生着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你是怎麽熬过来的？

唐存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老威：怎么可能呢？当时我才两岁，饿出了水肿病，差点死了。直到如今，做梦都怕挨饿。

唐存理：我不是张紫葛那样的作家，把人吃人的细节对你描述得身临其境。我只是个记忆很糟的普通人，脑子里有就有，没有也编不出来。我先被送到雅安里面的天全硫磺矿。那是大山区，一年四季阴霾密布，气温很低。劳改犯从海拔极高的地方背矿石下来冶炼，毒烟弥漫，经常出事——我曾亲眼见一场大火烧死几十个人。幸而我体质太差，就分在蔬菜队，不久就饿出了水肿病，住进了医院。

老威：当时的粮食定量是多少？

唐存理：27斤。

老威：干部的定量也是27斤？

唐存理：这是小秤，也就是16两为1斤，金裹银，红苕为主。

老威：金裹银？

唐存理：也就是玉米粒煮饭，金灿灿的一锅。粮食不够吃，有经验的犯人就凭生存嗅觉，四处偷东西，田里、地里，甚至入土三尺，只要能进嘴，都去掏。我算个读书人，无贼心贼胆，只能靠定量干撑着。当然也学着去扯些野菜，迫不及待地填肚子，结果上吐下泻。在医院住了一年，差点就死了。我一米八几的个子，瘦得只有 79斤，形同枯骨。连呼吸都累，一张皮扯得跟拉风箱一般，滋滋滋的。

老威：你周围有饿死的人吗？

唐存理：我饿得神智不清，不晓得四周进出了多少人。可医院的后面山脚就是野坟地，有时一车拉走几具尸，咚咚往事先挖好的坑里扔，那声音隔墙传进病房，朦胧中就听人议论：“扔大炮了！”一会儿，又有人用手电射我的瞳孔，检查是否活着。我怕自己被“扔大炮”，神经下意识地绷紧了。

老威：我早年当卡车司机，经常从那一带翻二朗山进康巴藏区，不知你说的硫磺矿在哪个位置？

唐存理：地名叫脚基坪，有1万多犯人，主要是背矿和炼矿。记得吴弘达写过“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书里也有一张劳改营的分布图，但这远不是全貌。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狱和劳改农场？恐怕连司法局的官员也弄不清楚。区、县、市、地区、省、中央，我估计方圆几百里就有一座监狱，这还不算私设公堂。

老威：你能从大饥荒年代的劳改犯里活出来，真够幸运。

唐存理：但我奄奄一息，许多场景、许多记忆已经被抹去。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某个亡友的名字会突然闪一下，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真要追溯，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就像火山灰烬，还热得烫手，却已看不见、说不出毁灭性的具体细节。

总之，脚基坪毁于山洪爆发与硫磺矿的火灾，死了太多的人，连警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才不得不转监。62年往大凉山普格县的荞窝农场迁，一长串的密封囚车由公安部门押送着，经过雅安、荣经、汉源，再沿大渡河向上。

老威：你不能象张紫葛那样讲得再详细一点吗？

唐存理：我真的不是作家，记性太糟。我乘的病号车，挤在身边的都是一具具骷髅，偶而抡一抡胳臂，才发觉是人，不过瘦得不行了。一张皮，几根筋，一把骨头 ——不单病号，所有从脚基坪幸存下来的犯人都这样。颠簸了10天左右，路上能偶而望见衣衫褴褛的老百姓，那真是个十室九空的年代呵。荣经县委书记姚青你知道吗？他可是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治下，荣经县的饿殍高居全国之冠，最后连抬尸体也找不到人，就连死人带房屋晾着，恶臭四溢，直到某一天房顶朽了，轰地塌下来。这个鬼见愁的姚青书记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判了18年徒刑。

老威：你见过这位姚书记吗？

唐存理：在荞窝农场，我曾与国共两党的一些将军、官员关在一个队，其中就有这个姚青。当我问起饿死人的事，他还不好意思。据说他后来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还平了反。

老威：申诉理由呢？

唐存理：他觉得是上面的政策错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不该负主要责任。现在这段历史成了中共的糊涂帐，而芝麻官姚青或许早死了。

台胞唐存理（下）

（续前）

三

唐存理：1963年1月，我在荞窝农业中队解除管制，继续延长劳教……

老威：你的3年管制刑期已满，为啥还要延长劳教？

唐存理：连一纸通知都没有，就口头宣布一句“屡次不服管教”，就继续了。直到1965年，我才拿到《解除劳教通知书》，此时，我已从荞窝转到布拖县的乌依铅矿就业。

老威：你愿意“就业”吗？

唐存理：从大城市流放到穷山恶水的苦役犯，谁愿意留下来就业？待遇和犯人一样，只是多了16元的工资。但那时的钱还是值钱，我也就得过且过地混下去。

可不久，就业人员中的“四清运动”又开展了，由于“反动本性不改”，我又被揪了出来。罪状主要是：1，攻击三面红旗是胡说八道；2，为彭德怀鸣屈叫冤（我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完全是罗织罪名，陷害彭德怀）；3，散布江青同志的谣言（我曾对人讲江青是30年代的影星蓝萍）。当时文革即将开始，许多人认为我至少要判20年，但关押到1967年3月份，风头弱了些，就正式宣判为8年刑期。

老威：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公、检、法已经瘫痪了吧？

唐存理：我是1966年10月逮捕的，抓进集训队关小间，一个监舍十几个人，除了放风，大小便都在里面。每天打盘腿，腰板挺直，除了读报纸，就是写反省材料。经过四、五次提审，5个多月后，我从农场的狱政科长手里接过了《起诉书》，还没回过神，又给了《判决书》。上面除了刚才提过的罪状，又戴了“学生出身，家庭成分伪官僚，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帽子，后面还添上“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配合‘三家村’对我党的进攻，企图变天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结尾。

《判决书》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普格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判时还比较优待，没绑绳子，就把我从小间唤到预审室，直接递来两页纸。连念的过场都省了。

此时，乌依和荞窝两个农场合并，我又回到荞窝，回到农业中队种田和教书。我在里面文化算最高的，为许多农民扫过盲。大凉山有许多彝族，51年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因此入狱，劳改了许多年。我甚至教过协助杀害丁佑君烈士的凶手，目不识丁的文盲，主犯毙了，他是从犯，判了无期徒刑，后来在里面居然做了卫生员。

1974年，在继管制、劳教之后，我第三次刑满就业，分到副业队。原以为永远回不到母亲身边了，因为思想犯们对中共劳改政策心知肚明，就是要让你一辈子刑满而不释放，自生自灭。后来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才知道这套“就地处置”的方式是从斯大林那儿学来的。

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屠杀，我会同绝大多数受尽折磨的读书人一样，永远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正因为他力挽狂澜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我才于1979年， 38岁时获得平反，回家尽孝。母亲是1987年去世的，享年84岁，其时我已经商多年，丰衣足食，我想母亲当含笑九泉了。我后来意外的发展也是她在苦难中修持的结果。

四

老威：据说你平反后还辉煌过一段？

唐存理：我同时平了两个反，第一个是1966年在荞窝农场，因反革命言论罪被判8年；第二个是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的管制3年，送劳动教养……

老威：按理，你管制后延长劳教两年，还该平第三个反。

唐存理：这个政权欠的烂帐太多，如果每一笔都要还清，早就破产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不错了。荞窝农场还补发了8年的就业工资，3000多元。

母子团聚那年，我都38岁了，一无所有。于是经一位同监难友介绍，到成都郊区一家建筑公司做泥瓦匠，由于早年打下的数理和制图功底，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我不敢懈怠，废寝忘食地扎在工地上，指挥修建过好几栋大楼，终于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我前妻比我小17岁，同为石室中学相隔20年的校友，我在西郊132厂的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时，她是会计。1980年，她去石棉县一个劳改农场探望自己的右派反革命老师茅世禄，恰好我的同学吴康立与茅一个队。经过交谈，原来茅老师竟是我们共同的物理老师！错综复杂的师生、师友情令人意外的惊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吴康立托她带信给我，并且说：“唐存理是个好人，你帮他介绍个对象吧。”

我前妻介绍的对象就是她自己，她骑着自行车，好不容易在一条深巷子里找到蜗居的我，竟一见钟情。稍后谈婚论嫁，所谓的婚礼简单得无任何女方的亲属及朋友参加，个中缘由，我想一是因为年龄的悬殊，一是因为人们对已平了反的思想犯还是心存歧视，不愿与我公开地沾边。

老威：近不惑之年才成家，不容易啊，老唐。

唐存理：所以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较深的危机。1984年，我有了一个女儿，于是从建筑工地撤出，自己凭2000元钱创业，开了一家五金机电商店。由于我的技术能力强和她善于经营，夫妻俩珠联壁合。头一个月，还清借款；一两年后，就发展成有两层办公楼的著名五金交电公司。我被媒体和官方誉为“锦城商界的一杰”。

老威：在拜访你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资料，在政府认可并大力表彰的企业家中，你的位置显著。你在无背景、无靠山、无人际关系的现状下，全靠夫妻俩打拼，最终竟拥有几十员工，上千万的流动资产。80年代的上千万相当于目前的几个亿吧？

唐存理：我称得上是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批靠原始积累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当时的赚钱环境比现在健康，凭能力，没一点水分也能做大。另外，我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经商的才能，如果他当时从广州只身出逃，如今说不定早就身家数亿了，因为他已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台湾最大的官营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的董事长。

老威：这也算一种商业的遗传吗？

唐存理：外表分析是遗传，骨子里却是宿命，因为我毕竟与现政权有杀父之仇。而意识形态的环境令我在经商之余，酷爱读书，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我对刘宾雁、苏晓康的报告文学爱不释手，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老威：我知道有不少政府官员到你的公司视察过。

唐存理：我经营五金、机电、建材等数百种名牌商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真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感慨。但1989年的学潮因胡耀邦的逝世汹涌而来，我犯了商人的大忌，卷进去了。

老威：你与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万润南一样，有政治诉求？

唐存理：空有一腔爱国热情而已。那个单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天安门的枪声把民众对共产党的改良幻想全击碎了。

老威：六四之前，我就一个文学野心膨胀的诗人，不懂任何政治。

唐存理：天府广场人山人海，有我这种人生背景的成功人士，当然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边。我给绝食学生捐献了很多钱，还数次与公司员工一道，驾着所辖的大货车送食品和饮料，还公开发表演讲，为学潮鼓劲。我甚至以公司的名义，在广场上扯起巨形横幅：“打倒李鹏，解除戒严！”

老威：商人和政客一样，有时是需要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你可太不明智了。

唐存理：也有不少朋友劝我在商言商，没必要卷入政治，但80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使人还能保持那么一股正气和热血。六四一开枪，一切都急转而下，原来共产党的土匪无赖本质永远不可能改变！改良的气数已尽，我在公安部门的一位朋友私底下警告：“当局要抓捕的黑名单上有你。”于是我只好携妻带女，立即出逃。

老威：你已留好退路了吗？

唐存理：我坐牢19年，再也不能栽进去了！况且我已有家室之累。

老威：你从广州偷渡出去的？这也算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遗愿。

唐存理：在六四之前，我就拿到了《往来港澳通行证》，准备去香港探亲；后来铤而走险，侥幸从香港出了关。

老威：你在香港有亲戚？

唐存理：我在台北有个堂兄，比我大20多岁，其早年跟随父亲，情同父子，所以堂兄一直在寻找我这个弟弟的下落。他在台湾的政界有许多关系。

老威：你算是投亲靠友？

唐存理：一言难尽。在风声鹤唳中逃到香港，我立即通过“支联会”向台湾和西德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我在学潮中拍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照片，同时也有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台湾情报部门自己获得的“情报”，足以被认定为“对大陆民运有贡献的人士。

老威：还比较顺利。

唐存理：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了5年，中共的势力日益渗透，而港英当局出于自保，也不敢过分得罪北京，所以逃亡到港的异议人士处境维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老威：可从香港出去的民运精英还是不少，90年我因《屠杀》《安魂》案准备出逃，朋友们找的渠道仍是从深圳蛇口潜至九龙。

唐存理：具备国际影响的头面人物遇到的麻烦自然少些，可我们的在港签证只有17天，超过17天，即为非法居留，一旦查获，就立即遣返。所以，虽制度不同，但香港远不是自由世界。我们一直躲藏在沙田附近一位朋友家，足不出户3个多月。

老威：自己关自己的禁闭。

唐存理：在“政治庇护”批准之前，不能出一点纰漏，许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被警察逮住遣返的，不问任何理由。可尽管如此非人道，移民潮还是一波比一波猛。 1989年11月8日，我女儿满5岁，11月9日，我终身难忘，因为这天我女儿被警察抓走了！当时她正与香港朋友的同龄孩子们一块玩耍得高兴，一伙港警突然闯入，查问唐存理夫妇的下落，可能是他们接到有关线报了。刚好我们不在，他们就挨个盘问孩子，我的女儿被迫开口，语音不是粤语；他们又问出她是唐存理的女儿，就把她带走，羁押在一个关小人蛇的地方。

这一事件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香港时报》及时登载了该报记者蔡ΧΧ的文章：《警方闯入民宅，带走五岁女童》，我们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出面，紧急联络台湾救总，即“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香港办事处……

老威：灾胞？

唐存理：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政府都认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灾胞”是台湾对大陆难民的统称，既包括一般的偷渡客，也包括民运或异议人士。其时，蒋介石父子“反攻”和“光复”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国民党改祖，有台湾背景的李登辉当选为主席，稍后又荣登总统宝座，形势大变。

老威：那么“去中国化”在很多年前就露出端倪了？

唐存理：对，由于当局的逐步引导，加上中共采取的遏止台独的舆论高压，“去中国化”的“台湾共和国”之构想在民众中已深入人心。虽然在六四屠杀之际，刽子手政府遭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作为与大陆有割不断血缘的台湾，也不得不表态声援民主运动，但落实到接纳政治流亡者，李登辉当局却采取了与二蒋截然相反的冷漠态度，把门坎提得非常高。如此影响深远的民主浪潮，台湾接受的“符合条件”的“政治避难”者却不超过14人，而作为全家悉数收留的，却只有我们一户。

老威：你们真够幸运的。

唐存理：也算老天的眷顾，当我们联络救总办事处的张主任时，他答复：台湾入境证已办好，随即会寄来；并且答应马上同港警交涉。晚上，我们的女儿被送了回来。我抱住她亲了又亲，问她哭没哭？她答没哭；我假装不信，五岁孩子就替爸妈坐了两天牢，咋会不哭？她说，警察叔叔没打我，我还问他们：眼镜在哪儿，压坏了妈妈要骂。我还说：想家了，快送我回去。

没过几天，西德也批准了我们的避难申请，但我们还是选择去台湾，当时我已49岁，去西方还得学语言，从头开始。还是去与自己同种同根的地方，也算完成了被共产党杀害了的父亲的宿愿。

1989年12月，我们乘坐华航班机抵达台北，可谓历经了沧桑。

五

老威：看来在97回归之前，香港早就不是自由港，即使你们这种符合条件的，在批准之前，也得贼一样躲起来。

唐存理：父亲的亡灵保佑吧。六四之后，政治难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香港，可一旦被港警逮住，不问青红皂白就遣返，太可怕了，太辛酸了。我身边有不少北京来的学生，哭着喊着挣扎着，没有用，只要“榜上无名”，就关起来，有什么道义可言？

老威：我在看守所遇到一位中学美术教师，叫刘季华，学潮期间卷入街头政治，六四镇压后潜逃香港，结果被遣返收容好几个月，吃尽了苦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篇《国殇周年祭》，满重庆散发后，又在潜逃过程中被逮，依律判刑3年；出狱后再次越境，终于成功，去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若干年前他写信给我，称赞丹麦的冬天，说比北京的冬天暖和许多。

唐存理：这位姓刘的也算幸运儿，只要逃到自由世界，并被接纳的都是幸运儿，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同独裁政权耗不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堂兄为了救我于水火，动员了所有的政界关系。你知道现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吧？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才50多岁，称得上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曾做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堂兄通过我父亲的同僚周天固、滕杰等人，写信给马英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周天固甚至说，如果台湾不接受唐存理这种我党国先烈的子弟，我就个人出钱，哪怕买假护照，也要把他弄到南美洲去，以逃脱中共的魔爪。

老威：这个周天固是什么人？

唐存理：周天固做过蒋经国的新闻秘书和新闻处长，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我父亲是中央政大的先后同学。我父亲当县长时，他还在当科长；去台后，由于身居要职，影响很大，人称“周三爷”。由于他和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等人的活动，李登辉不得不表态。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份马英九给周天固的亲笔回函：大陆民运人士唐存理及一家三人，我们一定要给予重点的关注。等等。虽然写得比较含糊，但意思是明显的。

老威：我听来听去，觉得这种官场斡旋极微妙，表面上慷慨激昂，内里却潜涌着一阵阵的世态炎凉。

唐存理：李登辉上台后,对蒋家父子的班底进行换血, 如陈立夫、周天固等人均已失势,但其声望和影响还在。我这个堂兄是在永和市警察局长任上退休的,关于他,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上海被解放后,他本来要响应新政权的号召去”自新”,不料来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处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排队自新的几乎是上校以上，中校、少校屈指可数，而自己属于国军嫡系部队的中校，弄不好自新不成，还要逮住杀头。于是立即回家，带上老婆，星夜潜出层层岗哨，从小路逃到尚未“解放”的舟山，然后去了台湾。仓惶之中，把自己的女儿也丢在了大陆。

老威：你堂兄也算几十年的流亡者。

唐存理：他是我父亲带大的，对我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到台湾也是变相的投亲靠友。我们在“救总”的招待所住了两个月，就凑款开了家小公司自谋生路，我虽然以八九民运的名义“政治避难”，可民运也不是一种糊口的职业啊。

老威：你亡命天涯，那你们在大陆的公司呢？

唐存理：转到我前妻姐姐名下继续，不过早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我刚到海外时，对民运还挺关注，也见过不少学生领袖，稍后，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种妄自尊大，那种争权夺利，都离我的做人准则太远。所以，虽然我在台湾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但我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除了做点小生意，就是读读书。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我的女儿长大了，入读了教会学校；我与前妻也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各奔东西。由于我一直低调，只做生意，不管政治，大陆当局也对我往来两岸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回头一看，人生真如过眼云烟。

老威：你在香港躲避了四个多月，如果那时被逮住，就没有今日的回头一看了。

唐存理：对啊，那四个多月，除了蜗居在朋友房里看书看碟，不敢露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准备换地方。我一心想的是，绝不能回去，不能坐第二次牢，宁愿自杀也不能！

老威：你对自己的台胞身份满意吗？

唐存理：这是个尴尬的身份。首先，我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其次我对陈水扁和台独也不以为然。但目前在岛内，百分之八十的民众都倾向于台独，反感中共的战争讹诈。拿陈水扁的话说：“民主的台湾怎么能统一于专制的中国！”我在两边都找不到归属，在那种高唱“亚细亚的孤儿”的群众集会上，甚至有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说台湾话呢？台湾受中共压迫，难道我就没有？我逃到自由世界，却眼睁睁地盯着国民党的近百年老店风雨飘摇，所谓“同种同根，血浓于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大陆这边有我的亲情，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记忆和存在的价值；而在台湾，除了生意，谁和你谈六四？谁和你谈劳改？谁和你谈赵紫阳？你表面上成台胞了，里面的五脏六腑还在专制，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老威：六四过去已经15年，新的一代也不会和你谈赵紫阳了。

唐存理：时间在磨损记忆，就这样吧。

老威：我感觉你已经忘了许多。

唐存理：前不久我读过吴弘达的书，震惊了一下；我今天愿意跟你谈，也与此有关——在没有全忘光之前，还是留一点吧。

间谍教授谷正

采访缘起

谷正教授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所以，当友人余杰于2004年4月把有关他的“间谍申诉材料”转来时，我困惑不已。记得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发现黄河象”的记录片，当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还心潮澎湃了一个晚上。

更让我吃惊的是，谷正是被客死日本的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拖下水的！刚好我看过马先生的晚年传记片《两小时》并与导演李缨熟悉。“什么间谍？！”李缨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述，失声叫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为了弄清真相，我照材料上提供的号码给谷正教授打过去。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许久，谷正又把电话回过来两次，确定了号码是固定的，然后说，他已经上网通过google搜索了有关廖亦武或者老威的条目，知道了我的情况，并答应我登门拜访。

2004年8月4日中午，日头很毒，我约艺术家胡建一道前往。从北土城西路到谷教授在北京的住处双柳新居，路线比较复杂，虽然这几年有轻轨，方便多了，可我们在途中还是用了近两个小时。

谷教授骑着单车，顶着太阳在轻轨出口等待，凭着在电话里描述过的彼此特征，接上头，然后一起回家。

谷清瘦、机警，已习惯用两眼余光沿路查看，同我和胡建的大大咧咧对照鲜明。只有进了屋，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已经像个特务了。”胡建耳语道。

我们在谷家打扰了近6个小时，直到被盛情挽留，与一大家子共进晚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三天，我联系上在北京拍片的李缨，让他和谷正在一家四川菜馆见了面。都是马晋三先生的“忘年之交”，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李缨第二部正经电影《飞呀飞》的主角，就倾力举荐谷正教授为李导演第三部作品的主角，我说：“片名都取好了，就叫《特务》。”

老威：我看了您的材料，似乎您的间谍罪名与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有关。

谷正：不是“似乎”。我背后的主谋就是马老嘛。

老威：教授您？可真幽默。

谷正：再不自我幽默一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做了“间谍”之后，我经常上网搜索马晋三的条目，结果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一部叫《2H》的记录电影，导演李缨，是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中国人，同马晋三结成忘年之交后，就用摄像机追拍了两年，直到主角某天早晨突然去世。《2H》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过最佳亚洲电影奖，和中国的地下电影《小武》是同一个奖。

老威：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其中最震撼的，是马晋山的尸体从几十层的公寓楼上被抬下来，楼道阴暗，曾被誉为中国工兵之父的世纪老人沿着楼梯，一圈一圈盘旋而下，抵达地狱出口——楼外的人世间，明亮、喧闹而拥挤不堪。但是我却关心地问坐在身边的李缨：马老吹过的那支箫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也吹箫，知道求得一支几十年的老箫不容易。

谷正：你认识李缨导演？

老威：不仅认识，我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飞呀飞》的主角，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地咬住过去的好朋友（朦胧诗元老芒克饰）不放。您看，这脑壳正中，还有痕迹，是我自己在电影里用杯子砸的，我都忘了是在演戏。当时鲜血满头，没法再往下拍了。

谷正：哎呀老威先生！这么巧！

老威：更巧的是我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李缨他爸李士非。行啦，越扯越远了。李缨这几天正好从东京来北京了，咱们做完这个谈话，我就介绍您们认识。说不定，您这个“间谍”教授还能成为他第三部电影的主角。

谷正：见笑了见笑了。那就开始吧。

老威：我嘴笨，不晓得该咋问。

谷正：你用录音机吗？

老威：先不用，等到特别重要的细节出来，非用不可，我才用。

谷正：我也准备了录音笔，还有遥控装置。安全厅有的设备我都有。

老威：教授您真厉害呀。

谷正：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书呆子教授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苦钻法律和取证的技术，同搞专业一样，下了很深的工夫。

老威：好，请从头说起吧。

谷正：我1936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7年随父母迁天津。父亲原是天津检修公司的会计，1949年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激动中，举家迁北京。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1960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后去了条件较为艰苦的甘肃，在╳╳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工作阅历，没啥讲头，我就一嘴带过了。直到文革结束，我都没受多大冲击，反而在停课做逍遥派期间，没丢外语和专业。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我顺利地通过政审和国家考试，成为首批受益的出国留学人员。当时出国与现在可不一样，相当于闭关锁国的清朝向西方首派留学生。

老威：对，我看过有关资料，清朝的留日学生首批是几十名，全部公费。

谷正：我们也算官派吧，先政审，即所谓内查外调、政治表现，海内外关系，完全水落石出了，再一层层上报审批。然后由国家教委统一出题考试，除了常规考核，就是外语，英、法、德、日。

老威：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出国考试？

谷正：大概有4000名吧。经过筛选，通过了1300名。这其中又分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仓胡同，宽20米，深100多米。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跟赶集似的，你稍微去晚了点，连巷口都挤不进去。这比考状元还诱人呀，连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分数没过线，都通过各种门路来争名额。我可是过关斩将，硬考，结果成绩在甘肃省名列第二，在全国前30名以内。

老威：不简单呀。

谷正：1980年4月，我们那批480人抵达日本，先进行语言培训，按考试成绩优劣分成16个班，口语进步很快。

由大使馆安排，我和另外3个留学生住进东京目黑区下目黑的一所叫“睦庄”的公寓里，是老式日本房子，很狭窄，只能睡觉和做饭，没办法洗澡。那时国家、个人都穷，出不了更多的钱，就只有住笼子似的便宜房子。不过，我们是来学习的，报国心切，也不在乎。1980年7至8日，中日合办“中国猿人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贾兰坡先生和周明正先生赴日参展，引起较大的国际关注，而我是参展人员中唯一搞古生物研究的。有一次，我和中科院的代表团一道在一个华侨饭店吃饭，认识了在店里打工的台湾人沈玉井，出于客套，我们聊了几句。他听我说住在下目黑，就挺热情地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爱国老先生”，我随口问：“方便吗？”他答：“太方便了，马老就住在你的街对面。”

过了几天，沈玉井抽空来睦庄，领我穿过马路，上一所高级公寓的20楼拜访了马晋三先生。我们随便聊，马老听说我是搞古生物的科研人员，就非常高兴；而一听马老的云南口音，我也倍感亲切，他在外漂泊多年，仍旧乡音未改嘛。于是，就成了忘年交。

睦庄没办法洗澡，此前我只能休息时上公共浴池，极不方便；偏偏日本人很讲整洁，瞧不起不洗澡的人。马老问明我的情况，就主动邀请我上他家洗澡，天长日久，彼此更熟悉了。马老好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朋友，日本、台湾、海外的，形形色色。

老威：在80年代初，你能适应这种社交场合吗？

谷正：大陆去的人，特老实。刚接触马老，我还请示过大使馆，允许了，才进一步交往。东京是个自由世界，各种势力都有舞台，台湾国民党几乎每天都给留学人员的住处投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面甚至有魏京生的报道，刘宾雁等人的文章。开始翻看这些东西，还挺害怕，大使馆也要求一接到反动宣传品，就打包上缴。可后来，一天收一大叠，我们遵命送大使馆，他们也叫苦，说装不下。再往后，他们就拒收了，要我们就地销毁算了。

老威：真是海内外两重天！直到现在，政府也要求人民上缴反动书刊。

谷正：见多不怪。比如我刚在马老家里认识某某名人，真有点“如雷贯耳”，久了，就“雷打不动”。

老威：所谓两岸三地的名流都有？

谷正：对。比如有个台湾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名字我忘了；书法家启功的亲戚；卖钢琴的商人；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据说是王任重的女婿；赵紫阳的经济顾问后来也拜访过。引荐我们相识的沈玉井，也不简单，在台湾犯过法，就跑日本了。

老威：这个马老，真是不甘寂寞啊。

谷正：马老是与周恩来同时期的黄埔教官。做过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工兵总司令，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学生。他信仰三民主义，却与周恩来私谊颇深，总理临死前，还派罗青长秘密接他回大陆，见最后一面；在国庆35周年，他还作为特殊贵宾上天安门观礼。所以这么个人物，你要说他是那一门那一派，都不太准确。他晚年住日本，当寓公，也算一种两难选择中的自我放逐。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继贤，他是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这个老王，曾是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专家，一度派驻韩国大使馆武官，不料朝鲜战争一爆发，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台湾四处通缉他。

老威：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谷正：安全部门也认定他是大特务。1987年9月，我第3次赴日学术交流，曾向王继贤介绍╳╳大学开发的甘草甜素产品，由王在他的店里出售，因此，王就成了这桩间谍案的重要环节。记得85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张学良亲戚的回忆录，其中提到王是特务。我却没一点“敌情”意识，在东京时，还追问他：“到底是不是特务？”王气坏了，直骂“胡说八道”。还说：“国民党也邀请过，共产党也拉拢过，现在都不来光顾了。”我问他想不想回大陆看看？他发感叹道：“大使馆来游说过几次了，我敢去吗？我老妈80多岁，还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回去探屁的亲！我说：“文革早否定了，现在国家重用人材。”他笑道：“是吗？抗战时我也是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出生如死，可下场如何？张学良的外孙是个混蛋，有什么脸写回忆录！”

后来，我把老王的话说给马老，马老笑道：“你别管这些，历史烂帐扯不清楚。”

老威：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谷正：多年以后，才有点觉悟吧！马老的许多经历，我是回国后才陆续知道的。比如他做过现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师；刚去日本时，由于与台湾断了往来，还比较潦倒，曾骑摩托车为饭店送外卖。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耻辱，就把所有的外卖倒掉。他说：“8年抗战打跑日本人，现在又撵到这儿来伺候日本人，真是上天的惩罚啊。”所以，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老威：他靠什么生活呢？台湾政府的养老金吗？

谷正：间接直接帮他的人很多，东京有家四川饭店，经理是四川人陈╳╳，马老在店里也有小投资。总之，马老也没什么积蓄，可闲赋在家，也过得下去。1980年底，我从睦庄搬到横滨宏明寺的留学生会馆，20名左右的留学人员住一处，离下目黑还有1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望马老，借一宿，第二天赶电车回去，可马老每次还硬要塞给我一两千日元的路费。

老威：马老对你真是无微不至。

谷正：这个好老头，帮过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乡情重，没有仇恨。他说蒋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国的事办好，可往往事与愿违。1982年4月12日，我结束留学回国，马老送我3万日元（相当于2000人民币），让我给家人买点礼物带回。我很感动，因为在海外两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时我才40多岁，离家时也包了一捧故乡的土带在身边，而马老，已风烛残年了，却还孤身一人在外。

1986年，我又两渡日本学术交流。一直到1998年2月，马老去世前，我与他通过一些信。后来我受学校委托，建古生物博物馆，我也去函告之，并请他提写馆名。可老先生热心肠，还通过银行汇款1000美元，资助科研。

老威：真所谓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谷正：可这1000美元，加上在日期间马老给过我的零钱、车钱、礼物钱，以及王继贤给的介绍费等等，都成了马氏特务机关的间谍经费！

老威：一共多少？

谷正：18年来，这所有费用折合人民币17500元。

老威：您这间谍当得真廉价啊。

谷正：荒唐人世嘛。

老威：您的材料上讲，回来不久安全部门就开始调查了，您怎么察觉的？

谷正：学校里都传开了。连我的学生都提醒说，公安人员找过学校，检查了我的通信。系总支还布置某某老师，专门监视并汇报我出差、出野外的情况。为此，我和老伴都找过学校领导，要求澄清。校长开头吱吱唔唔，后来干脆说：“出国人员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该干啥还干啥，组织是了解的。”

有了学校这句话，我就释然了，于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学。1986年我满50岁，还实现了学生时代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我出任地质系主任。我担当的社会职务有：国家教委地学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省地质学会常委理事等等，并享受国务院的专家特殊津贴。可在我事业上步步登高时，安全部门却加紧了对我的监控。1985年到89年，当时隶属公安厅的安全处警察，频频登门与我“交朋友”。他们有时着便装，有时穿警察制服，出入学校很惹眼。

老威：作为公民，您有权拒绝这种“朋友”。

谷正：80年代过来的人，对公安还是有传统的惧怕心理。况且他们的态度比较客气，逢年过节，经常送些礼物，如烂油画、塑料果盘等。

老威：他们问过马老的情况么？

谷正：只字未提。只转弯抹角地闲聊在日本的生活，与那些人交往，还单独问了王继贤这个人。

老威：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谷正：无可奈何。共产党员嘛，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况且我又没干什么。时间一长，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学校离安全处，骑自行车就十来分钟，他们有时脱不开身，就打个电话，约我到处里去谈。1989年六四后，我还买了几罐麦乳精，去公安处还礼。虽然他们送礼是用公款，我是私人掏腰包，但谁也不欠谁的最好。

记得有次那个处长还盘问我╳╳大学的学潮情况，提到我的学生如何。我暗自生气，这不叫我告密吗？于是就无可奉告。

1994年的一天，我刚上完课，安全处突然来了辆高级轿车，把我接到甘肃师范大学招待所，设宴款待。除了我，周围都是便衣，作为主宾的安全处杨副处长频频举杯，向我说了许多奉承话，我却心里犯嘀咕，因为“交往”近10年，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吃了饭，又招待洗澡，杨处长说：“您彻底放松我们再聊聊。”

正式讯问时，杨处长再没习惯性地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你与王继贤是什么关系？”我照实回答。警察们都绷着脸，看得出，他们不满意。

接着，又问我内蒙古博物馆李荣的情况。原来李荣私自带化石出国，过海关手续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门大概推断王继贤与化石案有关，就来“光顾”我了。

李荣我不了解，而王继贤给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还擅长弄麻婆豆腐。于是，我搜肠剐肚地“配合政府调查”，结果双方都不愉快。

天擦黑时，轿车送我回家，还硬塞给我一袋水果。我遵嘱写了有关李荣的材料，够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过了一周，安全处的阎云来取材料，安慰说：“谷教授，您别放心上。”我委屈说：“无中生有嘛。”阎云说：“您也太老实，他们再来缠你，就骂出去。”我一听警察这么说，真愣住了。可过了几天，阎云又登门，声称：“不想吃这碗缺德饭，成天当二流子。”他后来下海了，推销什么产品，还来问我有没有门路替他卖。

这一次，围绕我，周围的人也都被调查了。不过也难怪，我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学校博物馆的化石很多，他们就怀疑起来。

老威：也算“误伤”吧。

谷正：我真这么想。还以为趁这次把包袱抖完了，就彻底断绝与安全部门的交往，“配合”也该有个限度呀。

再接下来有点象小说。1998年，我退休，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去年，我和儿子及老伴合译了两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国学者西里尔?沃克/戴维?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里斯?佩兰特的《岩石与矿物》，都由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市场还不错，出版社又和我们签约，要把《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系列全部翻译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黄河象化石发现3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学术研讨，很有点热闹。去年还是中日建交25周年，日本的东京国学院邀请我讲学，整一个月，可带夫人，所有经费由日方提供。我废寝忘食地闭门赶写学术报告，三个不同题目，论证起来一点马虎不得，因为东京国学院是世界顶级学府，我必须要为国争光。

护照、签证、机票早就办好了，也通知了东京方面，我定于2004年9月25日启程并抵达。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资料，而老伴儿在口译，突然电话铃响了。

开始怕受干扰，我们不想接；可电话响得很固执，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电话——命运就在这一刹那改变了——对方说：“您是谷教授吗？我是安全厅的。”

我的心一下凉了，因为自1994年那次款待后，他们再没登过门，我已完全忘记我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机关的掌控之下。

老威：当时您们还住在兰州吗？

谷正：不，已来到北京，住在这儿——我儿子的家里。我强作镇定地问：“你们在哪儿？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对方很蛮横地说：“等见了面就清楚了。”

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进小区，刹在楼下，两个身强力壮的陌生人闯进家门，为首者从上衣口袋掏出甘肃省安全厅的《警官证》，对我亮一下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出去谈谈。”我老伴儿说：“就在这儿谈不行吗？”警察说不行，就着急地动手拽我。当时还有许多资料堆在屋里，我光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衣。我呆如木鸡，任凭他们一左一右地挟持住。老伴儿扯住我叫：“你们要带人到哪里去？！”他们不回答，其中一人掰开老伴的手，后来我知道这人叫李际群，主管与我的联系。

我光脚蹬上鞋，没带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车，一口气拉到南苑。事态突变，我的魂儿都吓出窍了。直到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红门，红门四周都牵着铁丝网，我才下意识地注意到十几米外的高墙——明摆着那是监狱。

下午1点，我被带入监狱旁边的招待所，一排红楼。接着，他们口头宣布对我“传唤”，并让我在一张纸条上签字。再下来是搜身，仔仔细细，连一条缝都没放过，手表、零钱、钥匙链、字条全拿走。这些过场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椅背上还挂了一副手铐。

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三个便衣警察坐在桌后，周围还站了些人，而我这个罪犯坐当中。我不禁问：“我有什么权利？”为首的刘处长回答：“你可以请律师。”又补充道：“不过目前不行。”

老威：跟绑票一样，够恐怖的。

谷正：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头，哪经得起这种惊吓！这次审讯，主题直奔大特务马晋三，连王继贤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从1980年出国，怎样认识马老开始，筛了一遍，连蚂蚁爬过的细节也没放过。当然，给王继贤带甘草甜素，王付给我3万日元介绍费的事也主动坦白了。我自信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们也问得特细，极有耐心，哪怕措辞有一点含糊，也让重新讲。

如此这般，从下午1点审到开晚饭，拔拉了两口又继续，一下子又拉到午夜12点，把我这匹老马搞得筋疲力尽。我觉得，他们记录在案的那一厚本马晋三材料，都可以写长篇传记了。当时我还天真地想，马老明明都死了，还要怎样？难道要摸清马老的亲戚？不过，我对马老的爱国之情是深有感触的，他家里挂着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亲书的《爱国三字经》，著名诗人李士非写了首献给马老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1975年周恩来病重/你决定前往探望/分别半个世纪的老友/双方都不是当年模样……晋三兄，感谢你这个老工兵/在中日之间架设无形的桥梁……”

老威：周恩来的老朋友是大特务？

谷正：我心里也憋着这问题，一直扛到凌晨1点，法定的传唤时限12个小时到了。一个女警察进屋，替换刘处长继续夜战，看来她的级别比刘处长还高，口气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实！我问你：在境外参加过什么组织？”我顿时懵了，心里回答：“除了共产党，我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可嘴上却说不出。女警官步步紧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听说过吗？”我摇头，女警官冷笑道：“马晋三就是这个组织的头儿。”]

紧接着，刘处长一拍桌子：“不老实！宣布拘留！”

我浑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张三折的纸条上签字，事后知道那是《拘留证》。

老威：按现行法律，传唤和拘留证明应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罪名也要说清楚。

谷正：我啥都顾不上，只有害怕。女警官又继续威胁：“谷正，你知道对面是什么地方吗？监狱！一旦把你扔进去，就彻底消失了。你不承认？没事儿，关起来，关到死。”我抗拒说：“我家里人会找来的。”女警官双手一摊：“找谁？我们到你家去过吗？证据呢？”这种流氓腔调我可从来没有见识过，一瞬间，我被击垮了，永无出头之日啊，谁不怕？

见我脸色煞白，她就向后仰着身子，放缓了口气：“其实啊，你的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改革开放嘛，国门刚打开，你们这批早期留学人员中，不少人因政治运动，因家庭出生受过冲击，有骚动，对现实不满，见到国外的花花绿绿，岂有不动心的？内外一对照，就动摇了。敌对势力掌握了人性的弱点，无孔不入，小恩小惠啦，你就一步步上钩了。”

我茫然地望着她，不知所云。

她又说：“你年纪大了，一时糊涂不要紧；只要坦白了，悔了过，事后照样做人，照样是党员、领导、教授、专家。对国家做过贡献嘛，功过可以相抵，政府对你这类人的一贯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坦白、改过，一律即予谅解，不公开，不追究，全部包揽。否则的话……中国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个不算什么。”

“你们要我怎么交待？”我终于汗流浃背地问。

“你是教授，不会写？”周围的警察都发出猫戏老鼠的笑声。女警官同情地盯住我说：“问题的大小，处理的方式，结果的好坏都取决于你。最好的结果是，从这儿走出去，过去就与你一刀两断了。别说学校，连妻儿老小都不知道。我们是反间谍的安全机关，处理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我保证。你以后照常生活，照常体面，照常出国，一样不会少。”

形势所迫，我只有坦白。马老，不，马晋三，又名马崇六，的确是台湾国民党派驻日本东京的大特务，我一到日本，他的眼线就盯上，百般拉拢，于是我就加入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开始，我还以为是群众团体……

他们问我填表没有，我自然回答：“填了。”他们又问表是什么样式？我哪儿知道。于是我就套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及其它学会申请表的格式，一项接一项的交代，只是把内容掉换了。

我说了许多诬蔑马老的话，心里却直骂自己不是东西。凌晨4点多钟，我的身体顶不住了，直冒虚汗。宣布收兵时已快天亮，我从一楼审讯室被押往二楼一个套间，约七、八平方米，我住里间，外间由两人一班轮流看押我。

我已睁不开眼睛，没脱衣服，就要关灯睡觉。不料警察不准关灯，我抗议，他们解释说：“这样安全些。”从此，在这窗帘紧闭的囚笼里，电灯24小时亮着，门敞着，电视也24小时开着，噪音轰炸机一般，搞得我这个老头儿再困也无法安眠。

老威：中国监狱都是通宵亮灯，没有夜晚。

谷正：第二天下午又开场，我继续胡编间谍故事，问什么就借题发挥编什么，比如在马老的介绍下宣誓效忠等等。唉，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对不起马老的在天之灵。

老威：这样编下去，您可死定了。

谷正：所以我的弦绷得太紧。放我吃饭时，心里堵得慌，我终于冲着同桌用餐的便衣们大叫：“我全是编的！不算数！”把他们一下子搞愣了。

我被架进套房稳定情绪，李际群跟上来，神神秘秘地关上门说：“谷教授，您有什么思想包袱就抖出来，我们该尽力就尽力，可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您不把自己给套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交待一半又反悔，比不交待的罪更重呀！”

“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我哭喊起来，“我缺了八辈子的德！还不如死了干净！”

李际群见我哭喊这个，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摔门而出道：“你吓得了谁！”

老威：您如果把翻供坚持到底，就赢了。

谷正：我现在当然知道，可当时，唉。到了晚上，女警官又出面了，她板着面孔，二话不说，就开始宣读了一段《国家安全法》，然后才一钉一眼地说：“有罪而翻供，也就是妨碍执行公务，给侦察工作造成重大阻碍的，最高判刑可达15年。”

我被一棒子打进深渊里，恍惚中听见她问：“清楚了吗？”

我回答“清楚了”。审讯又持续到次日天明，我再次“供认不讳”。内容大致包括：1.出国及与马晋三的交往；2.加入特务组织，代号╳╳╳，并被任命为大陆地区的负责人；3.发展特务，我三渡日本，直接和间接介绍了一些熟人、同事去见马晋三，这是为了让他最后考察和拍板，看这些家伙是否合适当特务；4.情报工作，我与马老和王继贤的通信；科技，包括考古和甜素的日常情报，报纸上各种信息的汇总、分析、统计；5.经费，是少了点，20多年加起来共约2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7500元，我就胡诌说：“这边物价涨了，农村万元户多了，他们的经费标准还没跟上。”

口头坦白了，他们又拿来笔记本电脑，我按他们列的题目，打成书面自供状。他们办案可谓一丝不苟，根据我交代的间谍经费，他们一点一滴地加，后来竟说，马晋三那次不止汇来1000美元。我百口难辩，结果再核对，原来马老汇的是日元，折合1000美元，就有零头。

老威：您被审了几天？

谷正：2003年9月17日至23日，一周时间，我均被看押在那儿，进出房门要喊报告，上厕所也不准关门。我一直想着25日出访日本的事，他们先保证事儿完了还可以去，23日却告知不能去了。

这中间我又翻了一次供，自然受到更严厉的弹压。还说间谍案涉及国家机密，可以不公开审理，神不知鬼不觉，你到时想见我们都困难了。于是我泄气了，他们才放缓口气说，鉴于我不是惯犯，情绪反常很正常，为了不加重“罪责”，就不做记录了。

老威：后来呢？

谷正：就称“结案”，责令我写《认罪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写这种玩意，小菜一碟。什么“追悔莫及”“感激涕零”“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脱胎换骨”之类，全用上。我以为交差了，因为车轮战术打了三天，将罪名坐实后，他们就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23日上午，他们说写好这玩意就可以走人了。可没想到，交卷时，一个老警察还指令我写下这样的抬头――“潜伏间谍谷正认罪书”。

我几乎晕倒，连忙报告“上厕所”。我哭了起来，觉得这辈子完了。

午饭后，还是那辆黑色轿车把我押送回家。上楼进屋，我老伴含泪在《取保候审通知书》上签字，同时没收了我的护照。

在路上，刘处长对我说：“间谍经费17500元，得上交国库，你自己回兰州缴钱，并缴出与马晋三的全部通信，争取早日结案。”

（谷正老伴儿插话：我莫名其妙就做了间谍保人。警察一走，老谷还象个木头人，立在那儿，一双眼睛空空的，魂儿还没回来。我心里发怵，就摇他的胳膊：“老谷，怎么啦？说话呀！”他却没话，过了好几分钟，眼珠子才开始动，那脸色，就跟冬天的荒地，灰灰的。终于，两行泪坠下来；终于他哭出声了，双手突然死死拽住我，小孩一般抽搐着说：“桂兰呀，我对不住你！”）

老威：为什么对不住呢？您也是受害者。

（谷正老伴儿继续插话：是啊，我急忙又是倒水又是插嘴。待老谷诉明了原由，我也吃了一惊。晚上儿子下班回家，一合计，这是天大的冤枉，怎么能认！列祖列宗在上呀！

按国家部门的要求，老谷10月1日必须返回兰州结案。我儿子拍着桌子说：“爸爸，您为了我们，也一定翻供。”）

谷正：我精神和肉体都彻底垮了，儿子托熟人，让我躲进香山休养。我不断自责，马晋三，一个飘零异乡的爱国老人，死了，连灵魂都得不到安宁，被我这个“忘年之交”泼了盆污水。但是要翻供，就要面对锦衣卫，我这无权无势的老书呆子，怎么能斗得过专政机关！思前想后找不到出路，感觉人就开始恍惚，5个月，一通宵一通宵睡不着，心跳过速的药，大把大把地吃，体重从72.3公斤降到61公斤。我被送入北京安宁医院，一检查，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说白了，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谷正老伴儿：《遗书》都写好了。）

谷正：家里怕我出意外，24小时都留人，入院了，病房也不离人。我把遗书留在电脑里，可找不到单独呆的机会。有次要在卫生间上吊，可一磨蹭，门就被老伴儿弄开了。老伴儿哭喊：“几十年都过来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我说只有一死干净。老伴儿说：“你不翻案，干净不了，变了鬼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你没听见安全厅一天一个电话催咱们吗？老谷啊，你是考古考成蠢蛋了。”

（谷正老伴儿：非骂不可！不骂醒不了！）

老威：对，将近70的人了，怕什么呢？送到监狱，也劳改不了，最多守守车间门，甚至连门也守不好，眼花嘛。一生病，还得办保外就医。

谷正：我想不到这一步，我得慢慢从脑子和心脏出毛病的状态缓过来。就如一个煤气中毒的人，必须要抬到通风处，一口一口做人工呼吸。我一旦从濒临死亡里回过头，就感觉被水洗过，从骨头和内脏里都洗过。我振作起来，用研究和教学的那股劲儿，学法律。我买了几十本书，条条框框都熟记了。可说千道万，法律讲究证据。他们吃准我是法盲教授，抓我没《传唤证》，拘留也没《拘留证》，搜查连个条也不留，我告他，凭什么呢？于是，我又买了许多破案小说，通宵达旦学习，我要的是取证方式。慢慢，我迷上了这个东西，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间谍”教授。

老威：安全机关还没觉察？

谷正：没有，否则不会在电话里讲话那么放肆，那么赤裸裸。我的录音电话很高级，可以接电脑，电脑识别声音，一则能够直接刻录成CD盘，一则整理成文字也方便。我的证据一般要考贝几份，藏几个地方。从去年到今年4月，不足半年，我已整理了24万字的电话记录，有的段子，那种地痞腔调，很精彩。您感兴趣吗？我送你一本。

老威：我太感兴趣了，24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

谷正：没啥文学性。

老威：也不见得。说不定还能改编成话剧呢，那种精彩台词，别的地方听不到。哦，教授，这些电话记录只是一问一答两个人？

谷正：有时那边打电话来，开头很勤，畜生似的，不管你疯也好死也好，只一个劲儿催你回去；以后拖了下来，估计他们已经把马晋三调查了个底儿透，才觉得不对劲，这个死去的老头，北京和海外的来头太大，碰不得。总之，那边的电话就不那么勤了。可我要打过去，并且扭住不放，取保候审已经一年多，早超期了，该有个说法。

那边有个人固定负责我的案子，叫李济群，电话记录大部分是他的，但也有处长和其他人的，学校方面也有，国安部、北京市国安局都打过交道。我的《申诉状》递了许多机构，附录材料很充分，除了电话记录，还有日记、翻案的申明、信件、家里及各方面的旁证，甚至还有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他们想赖帐，没门儿。

老威：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这帐怎么赖？

谷正：从今年4月9号以后，我打过去，他们不接了，失踪了。堂堂一个上千人的省级安全厅，居然没一个人接电话！我打兰州市查号台，安全厅的门卫、收发、一二三处，电话号码都找到了。我依次打，真找到人了。管我的李际群气急败坏地威胁我：“姓谷的，你不要四处写信，八方打电话，造谣诬蔑！引起了政治后果，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说：“你不是说要交朋友吗？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他警告我：“我们是保密机关，知道什么叫保密机关吗？你查我们的号，到处打，就是泄密！万一通过电话网，传到海外间谍机关，你……”

我笑起来：“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向你们咨询一下保密常识呢？什么人可以在公开场合抓，什么人，比如说我，该秘密抓？

老威：他怎么回答？

谷正：他气得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接起来喊：“有本事你就上法庭告我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反告你诬陷！”

老威：除了打电话，他们没上门找过您？

谷正：他们来过两三次，还有北京市国安局的陪着。家里人把我藏起来，不开门，老伴儿通过小窗和他们对话，说还在医院躺着呢，到底谁跟谁要人，走着瞧。今年４月７号，他们的车进了小区，我就通知我弟弟去跟他们谈。我弟弟身上揣了比较高级的录音设备，双方一开始谈，声波就被传到几公里以外的家里，我戴着耳机就能听见，效果不错。

你看，我手里的录音笔，比你的录音机高档多了，对付他们，设备一定要跟上。我听见那头还做我弟弟的工作，要他说服哥哥，不要翻供呢。

老威：具体怎么说的？

谷正：我弟先说：“赵处长，一级警督，哎，我记一下警号：６２１００２。”然后，对方的三个声音分别是：赵╳╳、刘╳╳和李╳╳。刘说：“２０多年来，一直关注他。”赵说：“什么案子养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证据呀！”最后临走了，他们想要回我弟弟抄的警号，李说：“这是保密的。”我弟不给，李大吼：“把那页纸撕下来！那上面有我们的警号！保密的！你要干啥！”

第二天，４月８号,兰州的三个人，加上北京安全局的王某又来了，我弟又去了。我先后听见他们说：“他参加组织。”“判不判刑以法律来。”“我们是保密单位。”“关七天六夜？我们找他谈话。”“你甭管代表谁。”“转变你哥哥。”“那关系到搞错没搞错的问题，由法院定。”“他签过字的！他都签了！该给的都给了！”

老威：看来，教授您真成超级间谍了。

谷正：过奖了，也算大器晚成吧。

附录１：绝命书

我经受不住安全部门的“锻炼”，只求脱身保命，在逼、诱、指供下，全面“配合”他们，作出了子虚乌有的供词，最后假的成真，如今铸成“铁案”，一半也是咎由自取。我已无力再抗争，只有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

此举是：我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尊严、一世清明、我为之奋斗一生取得的一切；出卖了我这美好的家庭和所有的亲人；出卖了给过我帮助的朋友，还有同学与朋友……；使所有的人蒙受耻辱。这是我软弱、糊涂的代价，痛苦不堪。

我已无颜面再苟活于这个美好的世界，只有一死表明我的清白无辜，只有一死抗争这强加给我的耻辱。

我无颜面于祖宗和生我养我的父母在天之灵；

我对不起与我共患难，成就了我和这个家的苦命老伴，是我毁掉了这一切，还使你蒙羞受辱；

我对不起我的三个正在起步、蒸蒸日上的儿子，你们和父母有过美好的时光，就让那些作为记忆留下，除此，我带给你们的只有终生的创伤和羞辱，我不配做你们的爸爸，忘掉我；

我对不起好儿媳，公公如此下场，乃是咎由自取；也对不起你们的父母，还有何脸面与他们面对；

我对不起兄弟，他不惜一切，给了我无限的关爱，而哥哥竟如此软弱和不争气。使得一切付诸东流；

我对不起所有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我还能向他们表白什么？

所有我的朋友、同学和学生，只求你们理解，但不必原谅我这软弱、糊涂，葬送了一切的人；

……如今我“解脱”了，留下的只是笑柄和耻辱，还有给后人的无尽的麻烦。

记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为了摆脱一时的恐惧，保命脱身，早回家，竟不顾后果违心地诬认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和敌特组织，做了像是真的口供和笔供，出卖了自己，软弱和糊涂葬送了自己和一切。切肤之痛，后悔莫及。

“忠厚、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我一生本着对人对事忠诚无私，与世无争，夹着尾巴做人，挺起腰杆做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好事做尽，实际是无用和软弱。人应该为维护自己，坚强和战斗。

我处处堂堂正正的做人，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做事，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祖国和人民的事；我爱自己的家，孝顺父母，亲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友爱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及一切接触到的人；我和老伴儿一生为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最后竟遭此厄运，受此污名，实不知为何老来受此“天遣”？命运啊！为什么如此不公？！

最后，我只能呼叫：终有一天能还我以公道与清白！

就让我悄声的去吧！我们是老百姓，无力去抗争。我是个懦夫，耻辱的懦夫。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木春，世界还是那样美好，珍惜,切实的维护生命和你拥有的一切，大家都好好生活吧！

春节的初三、四时重病中写。

六四画家武文建

采访缘起：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经艺术家高氏兄弟牵线，我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工厂内访问了出身工人阶级的画家武文建。

天气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红衬衫，显得神采飞扬。刚闲话了几分钟，高氏兄弟就请客，吃东北菜。不用我的诱导，武某即在一片嘈杂中打开话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边吃边习惯性地插问，而武某说了个把钟头，只动了几筷子。

餐毕，觅一偏僻去处，让武某继续过嘴巴瘾——1989年6月4日前夕，他才19岁，酷爱艺术且血气方刚，懵懂卷入爱国风潮，却在北京城头目睹了一幕幕血腥场景，自己也差点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后，国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却没住嘴，所以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他就只能与动乱暴徒关在一块。“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过的底层人物一样，没历史，没社会面貌，甚至不知该怎样定位。”他叹息道，“16年了，没人站出来为他们吆喝一声，罪都白受了。”

我说：“那麻烦你牵个线，弄两个暴徒来我接触一下？”

他说：“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老鼠了，认命吧。你看那个请暴君像吃臭鸡蛋的鲁德成，当年被大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电视一报道，就闻名遐迩。可如今事过境迁，好不容易逃到泰国避难，却要被异国警方遣返——这就是不认命的下场！”

我哑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摄相机，拍下武某悲愤和自嘲的脸。说实话，连我都差点忘记曾是六四主体的成千上万的暴徒们，更别提如何为他们重新定位了——文章是由精英来做的，我每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不少。

直到午夜12点过，武某才不得不闭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后分别。我的背包里揣了一组血洗天安门的油画照片——多年来，他已涂抹了若干噩梦似的油画，却一张也没拿出去。“等吧，”他说，“16年都等了。”

“等吧？”我猛地愣住了。出租车发动了，曾经作为历史舞台的街景纷纷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师在家里私下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真到了六四有个说法的那一天，北京的地缝想必会突然涌出无数“英雄”；那时，我和你蒋老师倘若活着，就去远处隐居，把脚下的名利场腾出来——因为，我们孩子的灵魂需要真正的安息。

武文建：今儿上午，高氏兄弟突然来一电话，口气与平时不一样：“文建，过来一趟好吗？”我问什么事？他又答：“没事，就吃个饭。”我想，从西边到东边，我要跑大半个城呢，请个饭费这么大劲儿？况且，这老高也不是喜欢吃吃喝喝的人。所以我就猜，要见什么难得碰面的人（高氏兄弟插话：六四前夕的北京，还是提防一点好）。

老威：昨天见着老高，他告诉我，有个很有意思的画家，六四栽进去，被当作暴徒关了几年，出狱后，专画屠杀的题材，与这个健忘的时代搞不好关系。

武文建：我的饭碗是画广告，简单、技术化的没脑子的活儿；但我的激情还停在那儿，时光流逝了，它却凝固成烫手的石头，搁在那儿——16年前。我老是画坦克压人，血把天安门淹没，民主女神像……画框内的每一笔，都哇啦啦地喊着。这是永远的题材，或许我画得不好，或许应该反思反思再画，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梦，我的手脚。这些画，我不会卖；将来六四翻过来，我也不想卖——但愿那时能建一个种族耻辱的博物馆，我就把它们捐出去。

老威：这个想法不错，不过眼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武文建：从六四说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职业？

武文建：按共产党的阶级成份，我出生于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北京地区有两大国企，一是首钢，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属中国石油，地点在北京房山区，有几十万职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爷爷毕业于林彪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姥爷也是四几年火线入的党；另外，我爸，我叔，我两个舅舅，全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从小就受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朴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人类，军民鱼水情之类。

老威：穷棒子翻身闹革命吗？

武文建：我家也不穷，我爷爷在旧社会上中专时，就秘密入党。据我姥爷讲，他哭着喊着，死活要上抗大，具体怎样牺牲的，连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爷干地下党，被日本鬼子抓过，严刑拷打，背上还烙了一大块印。由于姥爷口紧没招，日本人也没拿到实在把柄，所以村里乡亲就凑了两头猪去慰劳皇军，把姥爷给换了回来。我妈说，姥爷文化没爷爷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坚定，被皇军一吓，胆就破了，甘愿做纯粹的农民。在战争年代，胆小自然做不了干部。

家族就这种传统，所以，虽然根正苗红，父母也就是做老实工人的命。我也老实，子弟校毕业，分配到燕化后勤，学厨子。年轻人不乐意，但我爸说啦，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闹情绪。到了1989年，我刚19岁，在餐厅工作了两年，还没转正。

那时我迷上了油画，专门拜了个老师；我每天疯狂地学习，连炒菜也琢磨着绘画，联想着梵高、高更。我不知道学潮怎么开的头，我对政治气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没多少天，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逛大街，发现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呢。

老威：此刻你还是一个旁观者。

武文建：许多所谓的暴徒这时都在旁观，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卷进去。

老威：你具体投入是什么时候？

武文建：我一个小人物，象一颗芝麻粒掉进汤锅，所以谈不上“投入”。当时天安门还没多少人，热闹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带。我一小伙子，自从做了画家梦，就不爱上班了，只要没事儿，就喜欢往城里跑，竖起耳朵到处听新鲜呗。

直到5月20号，李鹏傻屄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几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生。燕化也在那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我们先在火车站集中。当时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比国庆典礼还喧闹，我跟在队伍里，很激昂，却没任何政治动机。许多人和我一样头脑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

老威：你参加过几次游行？

武文建：大概4次吧。天安门热闹起来后，我莫名兴奋，有时进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月20号游完行后，有人说：“我们工人阶级能否帮这些学生做点什么事？”于是大伙就派我去天安门指挥部接受任务。

我是楞头青，一挽袖子就上了。当时设了六、七道卡，可真够严的。我口袋里揣着《工作证》，一被挡住，就掏出来，哇啦哇啦解释。好不容易进到最后一道卡，见到的所谓“指挥部”就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底下，一些学生领袖裹着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的。我当时就立在那儿，衣领歪斜，也不认识谁是谁，就大声说：“我们是燕化工人，你们需要帮忙吗？我们有一大帮人。”学生们把我围在中间，上下打量好一阵儿，其中一个说：“让我们研究一下。”

我等了几分钟，刚要出去，一张纸条还真递过来了，内容是：“请你们去天安门东北角维持秩序。”署名为“高自联常委遥远”。

于是燕化的100多人就去东北角维持了一宿的秩序。当时的广场可真够乱的，因为李鹏的戒严令下达后，各种谣传蜂起，北京的市民们非但没叫吓唬住，反而被激发了，拿老毛的话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老威：广场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数得清？我几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许多老百姓自愿到天安门，送水送东西。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由他儿媳妇领着，挤过来，递上两大包。他媳妇嚷着解释：“我们不让老爷子过来，他偏过来给你们送吃的，家里拦不住啊！”

我都感动得掉泪了，那种人性的纯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门了？

武文建：没有，撑了一两天，燕化的人还是回去了。在之后的十几天，我只进过一次城，我呆在家里画画。直到6月3号晚上，我边看电视边画画，突然屏幕换了，并且宣布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的，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进城去。

老威：你可真够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交车在天桥停，我下去，沿着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门，地上全是一滩滩的血。我有一张画，就涂的这些情景，一块血，一个圆圈——我十几年的红色教育就这样全被颠覆了。

老威：还能走得通吗？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乱。这一滩血，那一滩破烂，枪声稀稀拉拉的。当靠近前门底下，我突然望见一大片解放军，人人手里都握着齐眉的棍子，就迎着跑过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19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所以我就迎过去，可这时，有市民蹦出来，从我身后向当兵的扔砖头。我急忙挥手叫道：“别打！别打！别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砖头的转眼跑了，我没甩砖头，就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地。可说时迟，那时快，蓦地从斜对面爆出一声吼：“就这小子闹的！就这小子嚷嚷得欢！！”我本能的扭头，哎呀！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举过头顶，直扑过来，我浑身一麻，蹭地就窜开了。

老威：你还能进到广场？

武文建：坦克和部队都扎在里面清场，进不去，只远远望见在冒烟。

老威：当兵的训练有素，你能跑掉吗？

武文建：农村兵普遍腿短，再训练，先天不足，也跑不过我这腿长的。加上这是奔命呀，一大片绿追一个蚂蚱，有一刻腿软了，棍子头估计是铁的，擦着我的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窜了2米多远，真疯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进了一条胡同，当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块伤，黑紫色，半个多月也没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飞了，还记得数？估计有好几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赶鸭子，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逃。一个小伙子，只比我慢了两三步，就被一棍儿给撂翻了，接着叫绿色盖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发闷。我估计铁器砸肉体都这种声儿。

老威：你在逃，怎么能看见呢？

武文建：我已窜入老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胡同，见当兵的回头，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过去了。后来当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车站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救护。我抱起那人的脑袋，与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条挺长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医院。

老威：那人是谁？还活着吗？

武文建：当时还有气儿。可那脑袋已经变形，这出来一大块，那出来一大块。

老威：烂了？

武文建：没烂，也没血，可脑袋已经不是脑袋了，胀大了一倍。像有个外国画家，专画变形脑袋的，叫，叫培根，对，培根的作品。我搂着他，边跑边问：“你是哪儿的？”他还应了声：“首钢。”后来我们截了辆三轮板车，一路狂奔，进了同仁医院。但见那过道上，一溜，全躺着伤员。我们把人交给两个身上沾满血迹的护士，就退了出来。满腔悲愤，脑子乱极了。

老威：医院里躺着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过道的门口，护士就过来接人，不让进。我绕楼一圈，感觉所有的房间都是满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泪还哗哗地掉，天晚了。六月四号，铭心刻骨，我在街头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问题，国家怎么办？我怎么办？

老威：你睡在哪儿？

武文建：前门附近的5路公交车站，寻了辆公汽就上去了。车内有十几个落难者，学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伙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么呢？

武文建：除了骂大街，没别的。还提到拿枪干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车，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于热血还在胸中荡漾，我就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穿着这抗议衫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的情况。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都堵断了，公共汽车开不动，连乘客也下了。大伙推举我讲话，根本不由我分说，许多手就又推又举，把我弄上一辆130货车；还嫌矮，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架子楼……

老威：你演讲了一番？

武文建：我—19岁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推磨一样旋转着，让大家看身上的字——后来这些举动都上了《起诉书》。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连石头都扔不远。

老威：我估计混在群众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两代﹑两三代的燕化职工，从小就在一块混，谁不认识谁呀？谁家的孩子在干啥？谁家的老几在派出所干警察，都熟悉，所以用不着便衣。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可正在这时，我爸赶来了，是派出所报的警：“武师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来了，刚撞上我从架子楼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一把抓定老头扬在半空中的巴掌，像个英雄一般断喝：“你别打！”

周围簇拥着不少石油化工学院二分院的学生，不认识我爸，见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转过去扯住老头就要下拳头。我立即拦住并大喊：“大家别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后来呢？

武文建：大势所趋，群情激愤到天晚也就罢了。我爸的劲儿可真大，死拽着不松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俩都感觉落差太大了，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一刹那翻了个个儿。我爸是条汉子，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时熊过一次，可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里，他没再打我，而是说： “你六月四号进城，那么乱，连招呼也没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没睡踏实，外头一刮风，我就惊醒，去你屋里看，折腾了六、七次，天亮都合不了眼。你妈死得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罪就大了。”老头子话到这儿，泪花儿都出来了，他又说：“上午上班，我又从单位回家，进你屋看，见被子抖散了，知道你小子没被乱抢打死——刚松了口气回单位，派出所的就叫来了。”

我爸熊了，我的情绪也落下来，挺心酸。我说：“已经这样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还是先躲躲吧。”我又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会说完就完了，估计要打内战。”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

我还能辩什么？他再拥护共产党，他是我亲爹呀。于是我匆匆收拾，连夜逃到河北老家。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我就住她屋。农村狗多，夜里一有响动，就吠成一片，于是我就跳起来朝外瞅瞅。那十几天，我就没睡过好觉；后来落网了，我反而睡了一踏实觉。

老威：什么时候？

武文建：大概二十几号。

老威；这么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门一问，我爸直接就说我回老家了，还把详细地址都给说了。

老威：你爸出卖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党，这就是我爸。他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出你的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最多关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判7年。

我爸还从单位借了辆车，亲自到奶奶家接我。他还挺高兴，说文建咱们回去吧，北京平息啦，没事儿了。于是父子俩说说笑笑上车，刚开出村口，却见两辆车拦在那儿……

老威：设了个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当时农村好躲人，陌生人一进村口，狗就叫。我还给我的绘画老师打了电话，他催我：“你赶紧跑吧，越远越安全，估计你在外头躲个一两年，这事儿就平了。”我边答应边天真地说：“行行，我带着画箱子，沿途还能画个素描，讨个饭钱。”我老师一听就急了：“带狗屁的画箱子，你赶紧逃吧！身上多带点钱。”

我正在谋划逃离农村老家，却不料我爸已与公安局有口头协议，接我之前，他亲自给副局长老朋友通了电话，口气挺轻松——一个毛孩子，不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吗？明摆着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楚就行了。

就这样，我一见两警车挡道，就意识到糟了。旁边是庄稼地，正麦收季节，一马平川。我下了车，但没跑。这时警察全从车里下来，有人迎头就问：“你叫什么？”

我答我叫武文……

音儿没落，就闻一声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围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60多个人，全出动了。我被捕回县局，叫铐在一棵树上，才听见他们口气兴奋地打电话给北京：“武文建落网了。”

我被大致审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县局一个处长，领着一帮人，还扛着摄像机，与北京方面相见。那处长像个演员，当众啪地立正，行礼，然后大吼：庆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成功！“

尽管我铐在树上，还是笑得差点背过去。我们家乡派出所所长与我很熟，这时也冲着我笑道：“嘿，你小子跑得够快的！”我回道：“嘿，你们也来得够快的！”可不是吗？500多华里，感觉转眼到跟前了。

但那个处长大约受过文革洗礼，不懂调侃，竟用他粗大的指头直戳我的面门，咬牙切齿道：“你还这么嚣张！”那种气急败坏，似乎我强奸了他家闺女。临走前，县公安局长倒还平和，与我聊天，我说：“你别跟我谈这个，咱们5年以后再见。5年，就5年，这事儿肯定平反。”

就这样，我被铐回去，在派出所关了两夜，转分局关了两个月的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有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即北京市看守所。从此，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

由于我的事实清楚，只审了7次，没费多大的事儿就拍板了，7年。

老威：一个号子关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7、8个人。那是苏联援建的老式监狱，够牢实，一进门，两边都是通铺。当时在里面的还有诗人叶文福，他写过《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名气很大，学潮期间却宣布退党。我亲耳听见他在楼下吼：“我操你妈！”看守拿他没奈何，就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

还有往天安门老毛像扔鸡蛋的三人——余志坚、鲁德成、余中岳也关在这儿。余志坚曾先后和我关一个筒，我读到过他写在墙上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以前我能背下来，时间一久，就记不全了。

老威：这三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几乎要被泰国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成15年，关楼下，听说他曾与混入天安门的一台湾特务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9个六四“暴徒”，有一个二审改判，活了，因为检查出神经病。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复核上路了，可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铁镣子，你猜怎么着？他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他告诉我，还不如拖着镣子来得踏实。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邮局一小干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杀了。剩在外头还有两个姐。我曾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成吗？你爸在阴间保佑你呢！就一儿子，没了，香火就断了。”他连称“有道理”，否则没法解释自己还能捡一条命。

老威：我先后和20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武文建：还有好些身为退伍军人的所谓“暴徒”，想法很纯粹：因为自己当过兵，当然不愿当兵的挨群众的打；可也不愿那些单纯的学生挨枪子，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头阻挡军车，结果一判就是死缓、无期。

老威：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武文建：19岁，判7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1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个多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才26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好些人也没干什么事，就在人群中叨唠叨唠，激动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来年。

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

法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哮喘陪审员却用老妇女的腔调插一杠子：“你看我们当时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响。”

我说：“你们法院也游行啦，公、检、法系统都游行，你们政策水平高，为什么不上街制止去？现在判我，算什么本事？”

这话一出，陪审员啪啪拍桌子，立马升级为泼妇：“我不跟你这种人辩论！“

我却犟起来了：“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才19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说了算。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兴县有亲哥俩进去了，哥哥无期，弟弟13年；还有亲哥俩，哥哥21岁判15年，弟弟19岁判9年。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没妈，掏羊粪的，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军……

老威：15岁？有力气揍解放军吗？

武文建：被拍下来，就跑不了。还有个哥们，往坦克上扔了个筐，火着了，判个死缓，现在还关着。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么。

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时代号01的大政治犯徐文立还在。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著名的王八楼中厅画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头。

老威：你认识徐文立？

武文建：旁边人告诉的，并叮嘱保密。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年以上在这儿，10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跶，也不穿囚衣，冬天着蓝色羽绒服，夏天一身运动衫，剃一秃瓢。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14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译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16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于义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10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 ——因为他手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4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刷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1995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响无臭，得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告，搞个设计。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普通市民，世道一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了。兄弟，别去碰政治，太残酷，太脏。”

老威：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娘的孩子天照应”。

武文建：天不照应，就互相之间照应呗。先出来的，有一点家底的，就接济后出来的。目前判15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缓和无期，大约有十几个人，还在里面，硬着头皮扛呗。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象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象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象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象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说我吧，六四那天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于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还有方励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给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众说：“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

话音一落，全场哑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思想犯李必丰（上）

采访缘起： 有关李必丰，我在文学纪实作品《证词》里，曾花费过不算少的笔墨。记得93年的某个夏夜，监狱院子里放老掉牙的革命露天电影，众犯看得津津有味，我和李必丰却退在人群外面仰望星星，讨论在宇宙当中，生命到底自不自由等大问题。李必丰突然说，他创作了一首上千行的诗，探问我有没有“指教”的兴趣？我却倒抽一口凉气，摆手答“不了不了”。

在我们那批六四难友中，李必丰的文字才华很醒目，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札记、哲学探讨、政论、呼吁书等等，但我从未把他的作品读完过。因为他的思维和双腿一样，走得太快，有时还是跳跃的，令人费解。例如“二进宫”才几天，在审讯的间隙，他就坐在黑牢里思考：“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

真有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味儿。

李必丰真正打动我的，是以下这首诗：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养／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冻得渐渐斑白／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冬季来了／我们都爱冬眠／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这首诗带给我的回忆，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我读叶赛宁的青春时光。叶诗写到俄罗斯的冬季，阴郁的晴空，用了“打补丁的碎花布”或“肮脏的包头帕”等比喻；接着是政治犯在狱中仰望星空，讨论自由的情景；然后才是作者本人。“我们都爱冬眠”——李必丰说，其实他是个起早贪黑的人，一天睡不了两三个小时的觉；他“心脏累了，血液累了”，梦想“彻底冬眠”——他才41岁啊，就先后坐过两次共12年的牢，还曾偷越过3次国境，畏罪逃窜若干次！

我还回忆起26岁就卧轨自杀的海子；还回忆起自己——一个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是什么令我一行诗都写不出来？

于是，在2005年5月18日，我专程赶回成都，在金沙遗址附近重逢了刚刑满释放的如今的诗人。

老威：时间晃得太快，一眨眼，你的7年刑期又满了！

李必丰：六四都6年了，廖胡子，你算我们这批难友中最幸运的。

老威：你指没有“二进宫”？

李必丰：不错。当年关在三监狱，你和佘万宝是上下铺，都判4年，没料到几年后，佘万宝又因中国民主党的案子栽进去，判了12年。你我加上许万平、蒲勇，总爱凑一堆，在晚饭后兜圈子，半个操场那么大的院坝，我们要暴走几十圈，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畅想将来，猜测六四什么时候翻案，共党的寿命还有多长，等等。可如今，关满10年的蒲勇，出来3年就死了；许万平已经三进三出，累计刑期十几年，这次又栽了——他本来只有半条命，重庆警方又那么黑，再判个十年以上，就只有报销在狱中；而我，六四16周年，就坐了12年牢，人都快疯球了。

老威：听说你在里面写了200多万字的作品？

李必丰：被搜去了许多，剩下的还有几十万字。我整理一些出来，你看看有没有市场。

老威：我手里还有你一沓诗和日记，保存了好些年。我晓得，你狗日的命贱，越遭整，想象力越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什么忘了，被关押了50年，写了一本青史留名的著作：《太阳城札记》，北岛曾借用这个书名作一组诗的题目。还有更厉害的一位，被绞死的前一天，完成了《哲学的慰籍》，从容解脱……

李必丰：所以……

老威：所以丰子啊，即使大限将至，也不可绝望。

李必丰：可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民运家的料，咋办？

老威：那我们就在此地此时，一句话一句话地说。

李必丰：原先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老威：那是断断续续的闲话，十几年了，大部分都忘了。

李必丰：我想想，你得有点耐性。哦，眼下最早的记忆是1970年，我6岁时，背着书包上学堂。大群同龄娃娃，放羊似地涌进教室，我个头最矮，所以抢坐了第一排。老师进来了，在黑板前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同学们，大家都出去，按老师的点名，一个个地进来，照先后秩序坐。”

于是，小朋友们就乖乖听指挥，重新进一遍教室。一会儿，53人都坐好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外头。老师放下点名簿说：“现在开课……”

我急了，以为老师没看见自己，就垫脚探头，叫道：“老师，还有我呢！”

不料老师回答：“没有你的位子。”

我哭了，可还是鼓起勇气问：“为啥？”

老师笑了，并且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你是四类分子的狗崽子。”

我才6岁，当然不懂，只能挂着眼泪回家问妈妈：“啥叫四类分子？”妈妈不好说，我就死缠，稍后才晓得，我爸爸在解放前加入过袍哥组织，当过保长。那一年，姐姐和三哥都小学毕业，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升初中的资格。妈妈见我懵懂可怜，就托熟人关系，找到小学校长。校长沉吟再三，才在最后一排给我放只独凳，后来见没人检举，又悄悄添了张桌子。

就这样，生命在屈辱和贫穷中萌芽，我从小就穿补疤衣裳，满山遍野挖野菜，因为父母的收入加起来才10多元钱，远远填不了6张嘴巴。我不得不学会忍辱偷生，但往往忍辱也偷不了生。比如有一次，几个娃娃到家里玩，比赛着在糊墙的报纸上画圈圈……

老威：糊墙的报纸？

李必丰：70年代，由于太穷太匮乏，城镇居民普遍用过期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糊砖墙。刚巧，我碰到了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头版合影，就鬼使神差地用铅笔“包围”了副统帅的头像——这非同小可，没隔几天，不知被谁检举了，我们家突然降临了大帮公差：包括绵阳县公安局、丰谷区革委会、人保组、所辖居委会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十几个人，屋里屋外，反复勘探。还拿相机四处拍，重点钉准被圈的副帅像，啪啪地闪。临走前，干脆把屋里有图片的糊墙报纸小心翼翼地起下来，都揣走，据说要带到县里去作透视化验，检查有没有隐形反标。当时，我一个8岁儿童，吓得钻床脚，公差们一出门，却被爸爸拖出来，狠揍一顿。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也是第一次与政治沾边，很莫名其妙。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后来没查出个啥，才不了了之。但从我降生以来，阶级斗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14岁那年，我爸爸患胃溃疡住院，我们在替他收拾床铺时，突然从凉席底下发现了许多份《申诉状》，还有《思想汇报》一类的东西。原来爸爸对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一直不服，已申诉多年，却至死没个结果。当时哥哥姐姐要把这些犯忌的材料销毁，我却把它们捡起来，在心里，我发了个誓愿：将来有一天，把家里经受的这一切写出来。

由于家庭背景，我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完整，经常被赶出校门，只好忍辱求情，再转学。我曾经转过六、七次学，还曾失学去河滩拉船、背鹅卵石，备尝生存之艰辛。1985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却因户籍上的名字错误（把李必丰弄成“李必凤”，连性别也错了）耽搁了。为减轻家庭负担，转而考国家干部，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绵阳税务局。

文学的痴心不改，我在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并接触了一些文学青年，大伙一道搞了个“寻梦园”。不料文学青年的聚会也引起公安们的警惕，1987年的某一天，绵阳市公安局一处传讯了我……

老威：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的时代，诗社多如牛毛，咋会独独传讯你？

李必丰：绵阳是四川最左的地方，我在狱中对你提过的《剑南文学》编辑刘德，仅仅讲了一堂课，质疑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就被判刑7年。所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吓一吓我这种小虾米，不算反常。我进了一处办公室，见桌子上有一份《本地区国民党特务名单》，就溜了一眼，竟瞅见“李XX”，我爸爸的名字！

震惊之余，急忙后退，一处的便衣出现了，他问：“你就叫李必丰？我还以为有多大岁数呢。”接着他又自我介绍姓罗，并且说：“据调查，你们的诗社是非法组织，国家法律对跨行业、跨市县的结社行为不允许，所以要取缔。”那时我才23岁，血气方刚，就反驳：“你是公安，头顶国徽；我是税务，也头顶国徽，难道你说取缔就取缔？”

姓罗的愣了一下：“当然，目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你还很客气，可总有一天……”

我没理睬，转身就走。可没想到，诗社很快就被查封，印《寻梦园》的油印机、刊物、纸张全叫没收。公安一处找到我单位，要送我去劳动教养，但我是业务骨干，单位领导替我作了担保。

事后，局长亲自到我家，找我妈妈谈心，还叹息道：“这个李必丰啊，工作、生活都没啥毛病，可以后在政治方面要出问题！”

老威：税务局长有此先见之明，也算难得。

李必丰：80年代初，绵阳警方取缔过一份叫《自由魂》的地下杂志，抓了不少人，而《寻梦园》上登了一篇评论，名为《试论西方文明》，其中引用了《自由魂》上的东西。当局捕风捉影，将两者牵扯上，暗地对诗社重要成员进行监控。后来成为我同案犯的唐先全这时也回来了，他曾是新疆《阿勒泰日报》的编辑，思想活跃，在该报上，他甚至搞了“20世纪影响中国的十大人物”的评选，其中有孙中山、蒋介石，也有魏京生。所以，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全国首先被砍掉的，就是《阿勒泰日报》。唐先全惹了祸，就跑回绵阳，我们一碰面，即臭味相投。对于我，这两年是黄金人生，我创作了大量的诗和小说，也结识了更多的文学同道。

转眼到了1989年，胡耀邦逝世之后，学潮兴起，我因不堪公安机关的迫害，就向单位交了辞职报告。5月份，绵阳大中专师生上街游行，我们看了，心潮澎湃，就亲自跑到城郊的建材学校，企图与学生联络，却被纠察队拦在校门外，骂我们是“社会闲杂”，图谋不轨。把个唐先全气得跳脚大叫：“凭啥子？龟儿子们懂个卵！”我急忙劝住，耐心向对方解释：“人人都有权爱国，我们也可以组织市民游行。”

第二天，我们当真弄了些“声援学生”的标语和横幅，动员了一些市民参加游行。5月21号，太阳热辣辣的，却有两三百个学生娃娃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围观者不少，竟没人给汗流浃背的爱国者递一杯水。于是我的脑子一热，就站上一辆三轮车，开始演讲，号召大家给学生送水、捐款。那天我口若悬河，一讲几个钟头，嗓子嘶哑了也顾不上喝水。于是路人纷纷解囊，学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也士气大增。而我却因公开煽动，惹火上身，公安局扬言：“要抓税务局的眼镜！”

几个月后，演讲了啥子我自己都忘了，可警察记得，并且还上了《公诉词》。开场白大意是：“我不是学生，也不是工人，而是李鹏所说的‘社会闲杂’，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而这一小撮，就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

为了追溯我犯罪的思想根源，《起诉书》里还引了我登在《寻梦园》上的诗句：“这天太黑/月亮上的火山今夜看不见。”检察官曾是书生刘德的检察官，法官也曾是刘德案的法官，好象绵阳地区的政治案都是这套审判人马。检察官曾将大学同学写给刘德的毕业戏言——“莽娃子，你要改；若不改，要劳改”当作证词当庭宣读。而这次，这个文盲竟故伎重演，质问我“这天太黑”是啥意思？我答：“天黑就是天黑，没任何意思。”他说：“你狡辩，这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漆黑。”我说：“我的眼睛不好，看黑就写黑……”

后来，经过绵阳《剑南文学》主编，你的盐亭老乡谢宗年的“专家鉴定”，“这天太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动诗，构成铁证。

老威：你当场落网了？

李必丰：我闻风而逃了，径直去成都投靠同学。在爱国运动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我们宣告成立成都市青年自治会，我当选为主席。

老威：具体有什么组织活动呢？

李必丰：与北京大学南下演讲团接触；并去西郊的四川工业学院，动员学生参加5月30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还开会，想组织敢死队去北京声援。凭着诗人直觉，我发表末日演讲，认为“民主的5月将变成黑色的5月”，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甚至去派出所告密，说我是“台湾派遣特务”……

老威：你怎么预感到末日的？

李必丰：5月28号晚上，我睡在老毛招手像的脚下，梦见6个公安，手持警棍，凶神恶煞地喝问我：“干啥的？”一下子把我吓醒了——可没料到，6月4号凌晨，梦境重演了——我在同一地点昏睡至7点，朦胧中，先看见两辆救护车钻出若干医护人员，忙碌着；而后有几辆警车哇哇叫着冲到观礼台下，清场开始了，坚持在广场的几十个人都被带走。嘿，果真有6个公安沿观礼台阶上来，用警棍指着我喝问：“干啥的？”我出身冷汗，就答：“记者。”随即摸出《四川经济文汇报》的《记者证》。公安没查出破绽，我又漏网了。

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至今内疚：我们通过与院长辩论，好不容易从四川工业学院带出了几十名学生，不料在成灌公路上游行时，被仁寿县XX酒厂的货车直冲进队伍，当场造成1死6伤，死者为该校食品工艺系女生沙洁——而交警在处理这桩特大车祸时，却指责学生阻塞公路，拒不拘留肇事者。

话说回来，我漏网后即去四川大学，找地下高自联报信，于是大批学生又去广场声援。我亲自蹬了辆三轮，充作宣传车，直驱广场。车上除了印刷品、喇叭，还有川大二年纪的一位女播音员。学生与警察对峙时，宣传车就插在中间，女播音员举着喇叭，在我肩头上向敌阵喊话。可突然，一片绿森森的钢盔和盾牌冲过来，嘭嘭乱响，催泪瓦斯就弥散开来。我泪水长流地瞎撞，待眼前清晰，宣传车和播音员都失踪了。当时传言播音员死了，多年后才证实，她没死，只是被俘虏了。]

我们都徒劳地扔了些汽水瓶子，但很快抱头鼠窜，差点连鞋都跑掉了。我们又满怀硝烟地去工厂动员工人，无效；再转回广场边缘时，碰到绵阳朋友杨伟，未及寒暄，一颗催泪弹击中我的屁股，我哇地一蹦三丈高，眼睛针扎一般疼。杨伟拽住我瞎跑，远远近近，全是棍子打人的闷响，许多脑袋被敲得鲜血淋漓。

我们目睹人民商场燃起大火。许多警察聚在那儿，有救火车，但没去救火，而是追打扔石头的行人。有个女娃在二楼窗里喊：“不准打学生！”一个警察就闻声把催泪瓶甩进去，只见一股腥红色的烟嘭地喷了出来。

四处狼烟，我只好又回到四川大学。高自联的人却警告我：马上逃，部队已占领科技大学，转眼就进入川大！他们提供了三轮车和一顶草帽，我又落荒而逃，回到街头，见到六四这天感人的一幕——6个居民老太太，跪在东风路中间，苦劝电讯工程学院的声援队伍别去广场：“全部都是兵，你们莫去送死！”

4号和5号，我都在大街小巷晃荡，部队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在进行拉锯战，许多人受伤，鲜血迸溅，我亲眼见成都五医院里躺着不少伤员，有个女学生正在抢救中。

人民商场的大火燃了很久，直到5号下午，我又转回来，还见焦梁断柱在冒烟。有个人从灰烬中捡了瓶高橙，却被围观群众痛打一顿，责骂他“发国难财”。

有人说，人民商场大火是隔壁人民东路派出所警察开枪引发的，他们甚至抵着人的胸脯抠扳机，激起众怒。大伙把固定栏杆的水泥桩子撬起，去封派出所的门，阻挡里头的警车冲出来。

6月6号，成都沦为一座兵营，大势已去，我们七、八条落水狗就结伴逃往云南，其中有工人、学生和记者。我躲在昆明一个同学家里，喘息未定，又遇上6月8日公安局的大搜捕。于是从上海、北京逃亡至此的各色人等，重新结伙窜向西双版纳，到了景洪，再遭遇搜捕，大部分人被抓。我也落网，在景洪县看守所关了一宿，我坚称自己是记者，在边境一带体验生活，写报道，就蒙混过关。释放后，我重新联络了几个幸存的逃亡者，在缅寺雇了个和尚充向导，开始偷渡。

边防较混乱，我们过国界时还照了集体像，跟着进入原始森林，不久和尚失踪了。我从小腿快，加之逃命心切，所以在林子里猛窜了一会儿，就与其他同伙失去联络。我“哎哎”叫唤了几十声，也不见应，于是牙关一咬，透过枝叶判断过方向，朝南走。我起码奔了三天三夜，人都累虚脱了……

老威：这段历险，我在监狱就听你讲过。

李必丰：印象太深刻了。原来想象密林内有毒蛇猛兽，还买了把砍刀带着，后来也嫌重，就丢了。出密林时我躺在地上，稍远处，隐隐有缅地村庄在阳光下闪烁。我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就顺着山坡朝下溜，直到屁股接触到一片旱地芦苇，才站起。我拨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哗啦啦地往前，走了几百米，突然出现了岔路口。

直觉告诉我，向右拐是正确的，而我却鬼使神差地直走。脑袋嗡嗡响，“向右拐！向右拐！“的声音老在回旋，可我还是不回头——这个意识无法支配双腿的情景，我曾经梦见过多次。直到树叶越来越密，迈不动脚，有一枝头还斜插进镜片，啪地扎了眼皮。我一痛一惊，方猛然刹步。我的耳边响起人声，听不懂，待我听懂“不准动”三个字时，已被包围了。

估计有七、八个人端枪指着我，“举起手！”又是三个字。我下意识地刚把双手举过肩头，蓦然看见一团红光冲着我——那是乌黑枪嘴上闪耀的太阳！汪地一声，我双膝一软，灵魂骇出窍了，裤裆也尿湿了一大块。

待灵魂回窍，我已被两个人架着，双腿拖地进了一村庄。你猜怎么着？俘虏我的居然是四川老乡，70年代跑过去参加缅共人民军的重庆知青！当时，人民军正在中国的支撑下，与政府军打游击战，所以虽是故乡人，他们还得遣送我。

我怎样哀求都没用，这些，我对你讲过，你还写进书里了——他们通过中缅百姓杂居的村子，把我五花大绑，交给边防武警。松绑后，8个武警列队，叉开腿，命令我从肉胯的通道钻过去。我不干，武警班长一起腿，我被踢飞起来，至少几米开外，才一个狗吃屎跌下来。裆内一阵剧痛——自此，落下了疝气这病根，夏天乘凉，稍不留意就漏出一大砣。

我差点没被打死。而后，哨所雇了辆拖拉机，把我双手捆牢，连一根长绳，在后面拖拉着跑。脸已变形了，衣服成了刷把，他们就这样把奴隶带回景洪，关在看守所。审问我：“烧了多少军车？杀了多少解放军？抢没抢东西？”我否认，他们嘲笑我：“哪你为什么越境逃跑？”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记者，来边境体验生活，写报道，不慎迷路越境。他们搜出了我的《记者证》，竟意外地释放了我。

兜里揣着他们发放的1元钱释放费，我露宿景洪街头，走投无路，却不敢贸然去联络任何人。缅寺更不敢接近，因为和尚向导一旦暴露，问题更严重。我只好走回头路，过了澜沧江大桥，一天一夜步行到思茅，再爬了一个长坡，顺坡一下，又耗了一天，到了普洱。这其间，花1元钱买东西充饥，敲老百姓的门讨水喝，却没脸讨吃的。沿途都是芒果和芭蕉树，我爬不来树，偷不来东西，抛石头砸，累瘫了，芒果也不落下。芭蕉涩口，咽几口就头晕目眩，有中毒的感觉，所以不敢多吃。拢普洱，半步也挪不动了，就晃着《记者证》，死皮赖脸拦了一辆车，许愿到昆明再加倍补车费。

如此到了昆明，找到我的同学，他二话不说，就下了一洗脸盆面条，我嗖嗖地吞下，才揉着肚皮，有了说话的气力：“报国无门，逃亡无路，我只有回家。”同学当即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住店一宿，再乘火车——可没料到在当夜10点钟，我刚出门，没走远，迎面就来了十几个便衣。

“李必丰？”

我点头。

“你被捕了。”

跟着，我被关进昆明西山派出所。

老威：你被抓抓放放了几次？

李必丰：景洪看守所就进了两次，虽然发现了我随身带的《成都学潮记实》，可还是放过了；昆明看守所关了7天，又放了，让我自己回四川。最后是在绵阳老家彻底栽的——审讯时，出示了我这一路的照片，同谁接触了，全记录在案，太悬了，幸好这长线没钓到大鱼。

我的同学受到牵连，关了几天，教育释放；98年我再度东窗事发，又去找他，刚从他家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钉上了。我二进宫后，他被命令天天去国安局报到，工作也开除了。

老威：你兜了一大圈，耗了多少时间？

李必丰：我7月几号栽的，差点连脑壳也耍没了。当时，成都东城公安局连夜提讯，追问人民商场被焚的细节，我吓出一头冷汗，晓得一旦定性为纵火犯，就死硬了。于是，提供了一连串证人名字。幸好天下有良知的人比较多，有两个书面证明商场起火时我不在场——这一定是父亲的亡灵在保佑。

我在收审所关了两个多月，定了性，就转绵阳市看守所。本来警方想以“成都市青年自治会”为题目，做成集团案，无奈证据不足。于是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治罪，我判5年，唐先全3年，杨伟劳教3年，刘家梦、刘应德另案处理。

老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李必丰：加上收审，总共一年多。

老威：里面的状况如何？

李必丰：自从坐牢，你一直在写作，我也是。受你的影响，我也描述了这段经历。有一次，我托跑巷道的贼向外头寄信，却被告密，我被整惨了。

老威：我在看守所挨过整，看守惯常的刑具是土铐、绳子和电警棍。他们怎么整你的？

李必丰：拳打脚踢，还把其他犯人提出来打，让我欣赏；使电棍烙舌头，一股青烟，一个跟斗；还端来一盆水，令我站进去，以电棍戳水，触电的波纹一翻，人就痉挛，向后一个倒栽。反复几次，就鼻青脸肿了。

老威：看来，各地狱警弄人都挺有智慧。

李必丰：我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一个叫王X的变态女警察，她喜欢提英俊犯人出去，举行专场演唱会；还喜欢提着电棍巡视监房，只要发现门底有洗澡水淌出，就蹑手蹑脚拉开铁门，大吼：“狗日的，你不要脸，老娘也不要脸！”举棍直取全裸犯人的命根。入地无门，犯人越惨叫她越狠毒，两眼冒红光，还不由自主地哼哼。还有，每隔一两个月，她要领医生来检查性病，有病就一脚踢回来，没病就提取精液，不知派啥用场。

老威：怎么取法？叫大伙打手虫？

李必丰：自己当众弄不出来，医生就掐敏感部位。总有办法嘛。

老威：继续讲。

李必丰：1991年夏天，雨水密，涪江暴涨。你的《证词》写过狱中雨季：发霉、挨饿，我们更惨。有个晚上，正迷迷糊糊，却梦见蛇在添我的脚板心，本能地一缩，却溅起一片水花。我惊叫一声跳起来，原来洪水已淹上床铺。众犯睡在水里，逃跑无门，大伙一齐呐喊：“开灯！开灯！”可平时通宵通明的灯却没了，大伙漆黑一团地搅着水，没人敢挪半步，因为一跌下铺板，就陷入灭顶之灾。

放风天井的水已三米多深，我们垫起脚，避免水进嘴巴。此时听见门响，一个警察游泳进号，指挥大家手牵手地转移。一直折腾到天亮，我们脱险了，水还没退。

我们被转押至收容遣送站，一间号房约15平方米，却塞了70多人，肉贴肉。雨过天晴，盛夏的毒日头一出，号内热毒蒸腾，许多人的嘴像缺氧的鱼一般开闭着，太可怕了。

下午，看守所的水抽空了，我们又转回原地，满号的稀泥浆子，没法弄，人都变成赖蛤蟆了——将就着活下去吧！

不久，高院的裁定下来，维持原判，我被送往南充的省一监狱劳教。

思想犯李必丰（下）

插记：

李必丰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改造”了1年多，由于会写诗，得到一位爱好诗歌的女警察的赏识，被分派卖小百货，日子好过起来。他还结识了民运战友杨伟、倪凯波等人，“杨伟当时不满20岁，做仓库保管员，却出其不意地往监狱生产的羊皮手套内塞纸团，提醒这是劳改产品，希望顾客不要购买。结果，一批价值200万的货从香港市场被退回。狱方轻而易举就查出内奸杨伟，于是恼羞成怒，倒吊他几天几夜。”

李必丰还见着了六四期间入狱的“打、砸、抢”暴徒，都是普通的成都市民，由于声援学生而对抗军警，下场是死里逃生，却被重判死缓、无期或十几年。“暴徒”中不乏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甚至包括川绵一厂的团委书记。

对于我，李必丰提供的极有价值的见证，是他亲眼看见我访谈过的冤死者杨继年，“那是91年秋天，我跟政府去监外进货，见一个乞丐跪在大门口，一声高一声矮地吆喝，求人民政府继续关押他：‘坐牢至少还有张床，还有个房顶盖着，一放回家，连块瓦片也没有了。’

“回舍房一打听，才晓得这个杨继年很出名，他11岁坐牢，关了34年，放回去却无法糊口，所以一门心思要重返监狱贡献余热。”

1992年10月，李必丰、杨伟等煽动类反革命被转往位于川东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不久，我也从重庆郊区的省二监转了去。于是，六四的难友圈急剧扩大，从四川各地陆续转来的20余人都集中羁押在2大队。

2大队一楼一底十几个囚室，加上篮球场大的院坝，却装了近200犯人。我曾在这儿接触过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的反革命犯：会道门、暴动、封建迷信、土皇帝、潜伏特务等等，形形色色，这为我日后完成《证词》及《中国底层访谈录》积累了较丰富的原始材料。

因历史原因，六四犯与其他犯常有龃龉，但至少我在的时候，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狱方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变着法子赚犯人的钱。我与李必丰成了伙食搭档，日日享用高价“大肥肉炖萝卜”，把脸蛋营养得红扑扑的。我还炼成了吹洞箫，还在逢年过节时，以高墙电网为背景，照了不少高价像。

我导演的一张政治犯集体像后来成了海外竞相刊登的抢手货：两排六个人，一律着囚服，大背手，面目深沉，如抗大学员——我没料到此事引发了地震般的连锁反应，1994年初夏，我开释几个月之后，李必丰说：“狱方突然袭击，将六四这伙人集中控制，然后从身体到铺位，探雷一般仔细搜查，把我们所有的照片、家信、文稿都缴了。此后，照像被禁止，我们被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大队的刑事犯中间实行严管，一举一动都不自由了。”

我深感歉意，李必丰却摇头：“谁也没埋怨你。因为露露脸，也算给外头一种提醒，总比付出了代价却无响无臭强嘛。”

然而，1994年7月4日，美国的国庆节，李必丰，一个普通的政治犯却无响无臭地刑满释放了。像成千上万同种类型的政治犯一样，他被警车专程押送回老家，移交给当地派出所，接受法律规定的“剥权期管制”——如此种种，海内外至今不见任何报道。

老威：你出狱不久，我去绵阳丰谷镇上看你，还在你家乡的河里游过泳。当时，你似乎在社队企业打工，整天早出晚归……

李必丰：我想躲你，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因为家里人像警察一样，把我看管得很严。况且，我女朋友等了5年，不能再让她受累了。

老威：跟我出狱的状况差不多。

李必丰：你出狱就离婚，而我匆匆结婚了，还有了孩子。本来，我规规矩矩，不再想入非非，政府也渐渐放松警惕。可是你来了，并且住了一个多星期，太扎眼，人家又以为我们在策划啥阴谋。特别是，你还爬上丰谷镇背后的小山，观察地形；镇上的天主教堂正在拆，你也天天赶去看，嘴里骂骂咧咧的。

老威：我骂骂咧咧什么了？

李必丰：忘了。总之你前脚离开，警察后脚就登门了，把我弄到派出所，逼我交待。我无名火冒，就吵起来了。此后，我不断地被骚扰，生活全乱了。家里都埋怨我，而我，无法与任何人交流，在父母家里却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为证明我的确贼心已死，我就结婚，搬到永兴，住我老婆的单位宿舍，很小一间屋，身子也转不开，煮饭就在楼道上。也许我天生面相不好，眼珠子贼溜溜的吧，即使见着警察只点头，不说话，人家仍疑虑重重。我被派出所呼来唤去，蹂躏得不像个人了，就产生了逆反心理：都啥时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还监视“四类分子”吗？于是又去成都，钻入大学参加一些社会改革的座谈。

老威：你还到我家，替我用《易经》算命。

李必丰：你，还有汪建辉，除了写字，就对算命感兴趣。

老威：占卦是为了心里有数，有方向感，不至于像你，无头苍蝇乱撞。

李必丰：我的腿虽然野，但没乱撞。1995年夏天，当我听说绵阳的民运人物余XX从深圳逃跑，就动心了。当时，我的儿子出生不到100天，贫穷，加上被“关照”，我太绝望了，就与老婆商量，去搏一搏。她同意了。我立即动身去深圳，拢中英街，像个蹩脚的游客，边走边东张西望。叫武警发现了，命令我过去，查《身份证》。我强作笑脸，可腿肚子已抽筋了。不足3分钟，武警就让我进哨所；他打了个电话，不足3分钟，又让我上中队；跟着，我被关进沙头角派出所。此时，绵阳警方已在罗浮区公安局等候，我连资本主义的地皮都没踩着，就又回来了。

老威：你有渠道吗？这么瞎闯？难怪有人封你为“民运圈里的行为艺术家”。

李必丰：圈内朋友让我直接去，有人在沙头角桥头接应。我手里拿了张报纸，作为接应暗号，可我转来转去也不见同志。却迎头碰见我的高中老师，我愣了一下，就招呼：“王老师，你咋在这儿？”

事隔多年，我才听公安局内部的人闲聊，他们是一路旅游，跟踪我去越境。幸好身上没带任何嫌疑物品。这次我只以“偷越国境”的罪名被拘留15天，出来后，政府再次重申，外出必须事先汇报。

为了让他们放心，我就去一个朋友公司打工，做过几天部门负责人。这期间，国内民运比较活跃，北京上书请愿频繁，刘贤斌等人也在成都公开活动，经常在四川大学参与讲座。重庆的王明也来串联，要搞《公民自由宣言》，可没露几次面，大家在西南民族学院的窝子就叫警察端了。我算倒霉，偏偏耳根子软，受人邀约去歇脚，刚躺下，警察就敲门。这次抓了好几个，我和王明都进了铁笼子，审了个通宵。天一亮，我们被弄出户外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拍照意味着验明正身，要劳动教养！”

老威：你没把柄吧？

李必丰：当时我兜里揣着一份致香港同胞的人权宣言，谈97回归的骗局。我曾瞅空子把这罪证丢出窗外，不料又叫警察给捡了回来。你曾在《证词》里说：“这年头，写作就是制造罪证。”我一次次临阵毁灭罪证，几乎都不成功。

我再次被押回绵阳，很意外，关几天就释放了；而王明被劳教3年，他第一次坐牢5年，才自由了两年，又二进宫。

这次事故导致随身的若干公司资料被没收，我失去工作，就邀约熟人张姐去成都北门大桥开“泉水鱼”。本来生意还过得去，可一帮吃不起饭的民运朋友天天来，有的干脆以“出谋划策”为名，住在饭馆里了——这一搅，警察就找麻烦。我记得关门大吉的那一天，你和老汪来白吃，顾客点了鱼，我也不卖，因为最后一条鱼要孝敬落难朋友。

老威：在我的印象中，你始终是“来无踪，去无影”。

李必丰：我们这类人都没安全感，做梦都在逃。

老威：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呆在家？

李必丰：几乎都没在家，如果我在家稍久，老婆孩子反而不习惯。

老威：真他妈不是人。

李必丰：对，不是人，是民主的困兽。

老威：终于又进笼子了。

李必丰：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也搞一些民生调查。在绵阳地区，老国营企业处境维艰，你晓得长钢工人几个月没领到工资。绵阳丝厂频临倒闭，可厂长不是东西，居然抱着职工们的住房集资款去成都炒股票，结果亏了，血本无归。这一下激起众怒。闹事那天，有人在长内黑板上公布消息：“冯市长今天要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可工人们耐心盼到上午10点多，连市长的影儿都没有！于是群情激愤，4000多人吼叫着涌出厂门，将门外的川陕公路扎断了。跟着，事态扩大，绵阳绢纺厂等几家国企职工也呼着口号，前来声援。10000多人顶着毒日头静坐路中，交通堵塞达几个小时。当然，专制政权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只能是暴力，警察出动了，抓了200多人，并且通过绵阳电视台发布在高新区实行宵禁的通告。

有人把这起事件捅了出去，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于是当局陆续放人，可仍然有80人被扣押。1997年7月16日，《绵阳日报》登载了市公安局长任XX答记者问，为“骚乱”定了性。我读罢义愤填膺，就连夜给国际劳工组织写了呼吁书，并要求彻底放人。我将文章传真给美国的“中国人权”，很快，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就下来了。

老威：后来呢？

李必丰：工人全部释放了，警方气得发疯，就来抓我。

老威：你在外头逃窜了大半年吧？

李必丰：先在重庆的难友家躲了几天，杨伟来了，领我到广州。可等来等去，“人权观察”的XX又在电话里说香港吃紧，去不了；无奈折回，再去云南中缅边境晃了一圈，XX传话，偷渡得自己想法，在泰国清迈才有人接应。他妈的，就这么耗。

老威：我猜各地警察也不是太卖力，否则你早落网了。

李必丰：的确。重庆和成都警方都曾通过第三者传话，要我别在他们眼皮下晃。

老威：你为啥不跑远点？

李必丰：一言难尽。我与中国人权一直有联系，刘青说要资助我一点钱，办“下岗工人培训中心”。思前想后，种种收钱渠道都不安全，于是，我就在1998年3月8日，天麻麻黑的时候潜回家，要找老婆的表哥（当地邮电局长）设法。

刚入税务局大门就被人发现，可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三楼，闪进门。老婆猛吃一惊：“你回来干啥子？”我在她耳边匆匆交待了事情，就转身要出去，可娃娃却突然抱我的腿，哭出声来：“我要爸爸！”

我真是肝肠寸断，因为这是娃娃平生的第一句话！但没办法，我只能狠心扳开他的手，红着眼圈出来了。从进门到出门不足10分钟，但我下楼时眼皮剧跳，赶紧出街喊了辆三轮，上公路又换了出租车，没讲价，就叫往成都方向开。

几十米开外就是收费站，十几个武警荷枪实弹候着。出租车还没进站，两辆警车就夹过来。我刚探头，就被拽出来，手铐咔嚓一响，我被捕了。

老威：又是人赃俱获？

李必丰：对，我落网10余次，都是人赃俱获。接着，在城郊的208招待所过夜，再转到江油市看守所。由于是个案，我自然“供认不讳”。但这次，当局没有以政治定罪，而是四处网罗污点证人，以“经济诈骗罪”判了我7年。

老威：当时你老婆找到我，一定要请律师。于是我与正大律师事务所的XX商量，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这是上面定的铁案，有没有律师，结果都一样。可是你“执迷不悟”，就满足你吧。

李必丰：其实经济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绵阳九院把一批保险柜寄存在XX公司，而我只在里面打了几天工，签了个收条而已。但政治案以非政治手段解决，已逐渐成为他们的策略，比如刘水嫖娼案，许万平白粉案等等。

老威：判刑后送哪儿？

李必丰：老地方。

老威：省三监狱？

李必丰：对，关了几个月。1998年1月17日，才将我转到川西的雅安监狱，两地相距近千公里。我被拖垮了，尿血，手指头也滴血，脸色跟死人差不多。有一天，我吃完饭刚起身，就突然昏了过去。我住院几个月，担心活不出去了，才给汪建辉写信。老婆也在这个时候提出离婚，为了孩子，就依她吧。

捱到2003年，我在监区碰到一个熟人，摆了10分钟龙门阵，却被人打小报告。于是第二天大早，我被转到20里外的名山监狱。

老威：里面的情况如何？

李必丰：犯人的状态与三监大同小异，生产机器配件，工种有金工、车工、铸造等等，劳动强度大，很惨。而我大部分时间都病着，临出狱，才通过营养和锻炼恢复了一点。我创作了几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戏剧，但大部分被搜走，我想通过回忆重写一遍。

老威：我有体会，重写的难度更大。

李必丰：逃跑，坐牢；坐牢，逃跑，转来转去，我就这个命。我不断在写“命”，可“命”到底是什么东西？目前，我娃娃9岁多，正需要钱，需要安稳的父爱，可我一无所有。

公安局安排我去保险公司，他们说：“你不是有宣传煽动的特长吗？那就用在正道上，去挨家挨户推销人寿保险吧！”

老威：我出狱时，公安局还替找铺面，让我去卖服装呢。

李必丰：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一份保险也没弄出去。40多岁了，还白端家里的碗，脸皮厚啊。我目前的出路就是写，争取在海外发表和出书。

老威：你写时评吗？

李必丰：写不出来，也不感兴趣。

老威：我熟悉你的诗歌和小说，要靠它们糊口比较困难。你在诗中骂上帝是：“天上的老地主”，一心只想“用太阳的金币收买人类”，谁懂？

李必丰：你懂。

老威：可我，给不起价钱。

职业讨债人老曾（上）

采访缘起

讨债作为一种职业，古往今来有之——《史记》里，甚至有从追债到追命的生动记载。

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法制配套滞后的中国蓦然转型，撞入市场经济，刹那间人妖混杂，骗子横行，三角债骤增，于是应时代和人民的呼声，职业讨债死灰复燃，才三五年间，发展态势竟远远超过几千年历史中的任何时期。

如今又去十几年，我在《底层》原始版本里曾涉及的个体追讨、小范围勒索早已媾变，连变相挂牌或挂靠的“讨债公司”也招摇过市，最终被国家明令禁止，复归于和谐社会的地下。

2008年春节刚完，我的手机频频收到“免费咨询，替人讨债”的信息，因害怕陷阱，就按捺住好奇心，没理。又过十来天，“讨债”信息更密了，经常一天当中数条，还附带超低价抛售赃车，雅阁、本田，9成新，8万左右，还允许继续砍价。

2月26号中午，天气忽阴忽阳，我手痒难耐，就埋头查对号码——大概有4条信息出自同一手机，就咬紧牙关打过去。对方是个女的，先吱吱唔唔假装糊涂，随后又说住得远。我问有多远？她答在东边九眼桥。我说事情比较急，可不可以打车过去。她说好啊。谈生意谈朋友都好啊。

我摸门不着，只好偃旗息鼓，去做别的事。黄昏时分，我的电话响，拿起来又不响了，如是者三，所以当再响时，我就骂神经病。没料到对方回敬：啥子神经病？生意做不做嘛？这次是个男的，我说见面谈。他说你龟儿子不是到了九眼桥么？特征呢？

我说光头。现在还站在九眼桥头。他说满街都是光头，很流行嘛。我强调说戴眼镜的光头。他说很抱歉，我整整等你一下午，现在又回到白果林了。我说你在白果林哪个位置？他说白果林中新路街口，朝里面数，第5家发廊。

我差点笑出声来，因为我家就住白果林中新路街口。这么巧，我自然要去赴约。职业讨债人真藏在鸡窝里？让我不仅想起出自一个14岁女孩之口的网络流行语：很黄很暴力。

我家围墙外，是城市西面有名的鸡街，站街女郎如一拨拨夜游神，春夏秋冬，通宵达旦，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我调查了一下，消费价位偏低，打飞机50，吹喇叭70，打炮150。

整个白天，一家家发廊被卷帘门紧罩着；等天黑以后，玻璃门才露出本来面目：挺着半截子乳房的小姐们在橱窗里，在橘黄的灯光下，等候交易皮肉。

很遗憾，我不拍纪录片，相貌也不太正经，所以9点正进入发廊，就容易被人当作饥不择食的底层嫖客。门边的胖小姐起身吊我的膀子，而她背后较有姿色的瘦小姐矜持地冲我笑。我急忙解释暂时不干。小姐们哄笑，说没人拿枪逼着你干，坐下来聊聊天嘛。我说暂时没功夫，要找一位姓曾的先生呢。

逼仄的空间，连绵不绝的乳峰，我承认是个男人都招架不住。幸好回首之余，隔橱窗与一双眼睛相遇——原来我的寻觅对象就蹲在咫尺之内的暗处。

他显得有气无力，可身体如被刀子剐过一遍，没有多余的肉。我们一声不响地绕到发廊背后，简陋的平房里，我们开始艰难地对话。我们至始至终没喝水。我估计他的年龄应在45岁左右，不那么黄，却很暴力。

正 文

老威：找你真不容易啊。

老曾：可接下来就柳暗花明了。说嘛，谁欠你的钱？欠了多久？数目多少？先得申明一下，由于通货膨胀厉害，半年来人民币几乎贬值百分之二三十，所以从2008年起，3万元以内的案子，我们不接了；预计奥运会之后，5万元以上的案子，才值得考虑。至于佣金嘛，普通的抽取百分之三十，特殊的百分之四十，直至对半，直至倒四六——这要看案子的执行难度及风险。

老威：业务挺熟悉嘛。

老曾：废话，这碗饭吃十几年了。

老威：哦。哦。

老曾：时间就是金钱，快讲你的案子。

老威：我没有案子。

老曾：啥？！龟儿子搞耍嗦？当心屁眼儿流血哦。

老威：慢点动手，老哥！我没搞耍，这把年纪搞啥子耍嘛。我就是好奇，你看这短信，是不是你发的？我一直留在手机上，舍不得删：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法追讨债务，主持公道，化解商业纠纷。附带出售钢珠枪、单管猎枪、电警棍、麻醉枪兼麻醉药，价格面议。

老曾：我的手机被盗。这号码早在1年前就作废了。

老威：可我昨天就是用这号码与一女人接上头的，后来拐了几个弯，才最终在这儿见着你。

老曾：记者暗访么？带没带录音笔之类？对不起，我搜搜身。

老威：搜嘛搜嘛，我自己脱衣服。裤裆搜不搜？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进监狱，屁眼儿要掏，包皮也要翻开看。

老曾：少开下流玩笑！

老威：得罪得罪。真的，除了这两本书，我啥都没带。老哥你看，《中国底层访谈录》，我就是书的作者老威。

老曾：嘿嘿，你会写书？老子就会搞科研啰。

老威：是是，我哪敢在你跟前卖弄？这书嘛，相当于我们写书人的名片，老哥你翻几页，就摸清楚我的底牌了，不过就是摆摆龙门阵，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而已。我们成都，历朝历代都有我这种人，闲得心慌，就要找些虱子在脑壳上爬。

老曾：你倒是闲得心慌，我们可要忙着找饭钱。

老威：交个朋友嘛。

老曾：鸡巴朋友！叫花子打手虫，穷欢喜嘛。

老威：穷欢喜也安逸。

老曾：安逸？那就出点血。如今和谐社会，啥子都要收费的。三陪小姐出台，哪怕你不搞，也要收聊天费的。

老威：正确。那我出100元。

老曾：硬是把老子当小姐嗦？妈个屄，晓不晓得我们这行的起价？

老威：没谈生意嘛。

老曾：只要跟前立着两条腿的活物，就是生意。饶你是文人，我打个让手，给1000元咋样？我奉陪你黑灯瞎火地乱吹。

老威：1000元？我的妈！著名教授讲一台课，也就200元。

老曾：背书、抄书，就成教授了。算个屌。

老威：恕我告辞。

老曾：打断脚杆！

老威：盗亦有道。当心遭报应哟。

老曾：嘿嘿，我再搜一盘你的包包，才400多元，看架势，就一穷酸书生。

老威：把车钱给我留起嘛。

老曾：还敢喊留车钱？有胆。十几年前，川渝高速公路刚开通那阵，有个联合会的总会长，也是个有胆的。他仗着背后有官府撑腰，猛喊“整顿运输市场”，要把“黄牛党”赶尽杀绝……

老威：恍惚记得，报纸上刊登过的。

老曾：就是提出每１０分钟１辆，滚动发车的那个。

老威：对对。当时成都五桂桥的高速车站，内外都有黄牛党拉客，去重庆，正规窗口售出的票是１张９９元，而黄牛票才７０元，运气好，可以杀价到６０元。我经常去重庆，是黄牛党的坚决支持者，虽然费些周折，不能大摇大摆进站；虽然做贼似的，要绕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在某个不固定的路口上车，但便宜就是硬道理。

老曾：我做过黄牛党，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１张票６０元到７０元，已经赚欢了，凭啥子还要卖９９元？我们暗里给每个司机好处，拉帮结伙，轻而易举就将两边车站的生意抢了。政府整顿了若干回，都是假打，直到出来个总会长，召开了几盘川渝两地联席会议，动真格的，把黄牛党干干净净撵出去，还宣称是“为了广大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老威：后来呢？

老曾：某一天，总会长接到黄牛党的匿名电话，奉劝他“有钱大家赚，不要赶尽杀绝”，否则的话，将“断子绝孙”。总会长不信邪，拿出革命者献身的架势，要“捍卫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跟着向警方报了案。

又过了好多天，风平浪静。总会长以为黄牛党在开玩笑。就放松戒备，把肠肠肚肚落回实处。事情就在松松垮垮中发生了。那是个傍晚，总会长带着五、六个保镖，到羊西线一带吃火锅，进门刚坐稳，十多条好汉就追尾来了。并且当着人山人海，将总会长按翻在地。为首的好汉，戴墨镜，扣礼帽，跟《上海滩》里许文强一样装扮，从腰间扯出尺把长的杀猪刀，朝那厮的胯部连插７下。保镖们眼睁睁盯着，却中蛊一般动弹不得。咳呀，多威风的大人物！裤裆如火锅，咕咕咕喷血泡子。

老威：在闹市区杀人，真吃了老虎胆。

老曾：没杀人，只人工合成一太监，让他下半辈子蹲着屙尿。然后哐当丢下刀，不慌不忙撤出门外，坐车溜之大吉。十几分钟后，巡警赶来，走过场、取口供、做笔录，却没人能抖清楚那些凶手的具体长相。此案至今未破，悬赏再多也未破。

老威：讲得这么冷静？莫非你也是好汉之一？

老曾：嘿嘿，莫乱说。虽然成都发生的多起涉黑血案，最终都警匪串通，抓顶缸的，判顶缸的，雇凶的老大永远在幕后操盘。可行有行规，谋得了财，何必害命？

老威：你顶过缸么？

老曾：十来年前顶过。一帮身家千万的老板在中国会馆赌球，好像是世界杯，赌谁得冠军。一场接一场下注，几十万，百把万，雪球越滚越大，熬到争霸冠军，赌金已累积达300万。甲方押阿根廷，乙方押德国。恍惚记得是德国罚点球险胜，乙方赢了，按规矩，就该押乙方的4人平分赌金。可有一个姓刘的，仗着拳头大，保镖多，公安方面有背景，竟独自生吞对半，只拿150万出来分。都是场面上混的熟脸，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人人装懵懂，拿过钱，和和气气散伙。

第二天晚上，姓刘的在一个高档茶楼的露台上喝茶看星星，好不逍遥。原想等到夜深了，再约些狐朋狗友，多招几个小姐，彻底腐败一把。不料有一个人上来送礼品。等他打开礼品盒子，却是一双黑寿鞋，就在他发愣之际，一根枪管抵着他脑门响了。据说脑浆子溅了满桌满地。

枪手轻轻松松从二楼跳下地，钻进等在那儿的一辆桑塔纳轿车，跑了。

随后刑警队来查案，一块赌球的嫌疑犯抓了好几个。连夜审讯，眼看该露馅儿了，黑道上就有人找上门，出价40万要我顶缸，还许愿说，家属由他们照看，坐牢1年，往我家送10万，这样坐牢就相当于存钱。那时我出道不久，正走霉运，就一口答应，然后脚跟脚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人是我杀的，他放高利贷，我还不起。我不报销他，迟早被他报销。

这么一搅，刑警队的侦察阵脚就乱了。我被整得死去活来，正跪、倒吊、车轮战、电警棍、五花大绑，外加心理战，统统都端上来。我他妈的绝不改口！我在看守所扛了两年多，死刑犯的大脚镣都砸上了，我也没改口！但是最后却意外改判——经高院复查，我的确向姓刘的借过高利贷，可不知从哪儿钻出好几个新证人，称案发当晚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蒸桑拿。

那晚我的确在蒸桑拿。连浴场老板都可以作证。就这样我仅仅以“妨碍司法”被判罪。我出狱了！至今也不晓得干掉刘某的操盘手是谁，总之，他们利用我顶缸，赢得时间，蒸发了枪手，替警方做成一桩永远的悬案。

老威：高明高明。

老曾：平常平常。

职业讨债人老曾（下）

插 记

正聊到兴头上，笃笃门响。老曾警觉地闪至窗边，贴耳辨听约分把钟，才开门放进一风骚女子。大得离奇的眼睛和奶！可她还刻意将眼圈描成核桃，将奶子化作朝外泼的惊涛骇浪。刹那间，我感到满面湿漉漉的，腰以下随之麻痒起来。老曾哈哈笑道：把持不住了？那就搞一盘嘛。我说没钱。老曾说可以赊账。我随口问利息几何？老曾也随口道：当然是高利贷啰。我哼哼道：赊这种账要倒霉的。女子接茬道：哥哥你一脸福相，倒啥子霉哟。就顺势朝大腿上落屁股。骇得我立马弹起来。记得一本写旧社会上海滩的书里，就有类似场景发生，称之为“仙人跳”。

幸好我非文弱之辈，转眼即从这对狗男女之间杀开条血路，拔了门闩，一股醒脑冷风扑面而来。老曾嘀咕道：这么性感的货都放不翻你，莫非太监？当然不是！我愤愤不平道，主要是缺乏预热啰。女子道：我是简阳乡下来的，好几天没做成生意。哥哥，你还是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嘛，搞一盘嘛，就当捐助希望工程嘛。我被逗得噗嗤一笑，立即就坡下驴：今天肾亏，改天好不好？改天我带一个炮团来捐助希望工程。

成都这地面就这样，言语一旦拿顺，很黄很暴力的镜头也会临时拐弯，转化成和谐社会。于是主客双方重新落座，继续交谈。

正 文

老威：你的黑道名头就这样做大啰？

老曾：人家待我不薄嘛。

老威：你已经发家致富，为啥还替人讨债呢？

老曾：几十万，三、四年就花光。经济要周转才灵光嘛。这个世道，总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扯不清的阎王账，所以我在99年的样子，审时度势，成立了讨债公司。

老威：注册过么？

老曾：工商局不批，答复说没这方面的法律；我就托人走后门，人家连钱都不敢接。我陪了多次笑脸：大人们变通一下不行么？若嫌“讨债”二字太刺眼，就改成“排解经济纠纷”嘛。

可这么一来，人家就叫找司法局，申请成立律师事务所。他妈的，绕来绕去，又成三角债了。于是找几个兄弟伙一商量，就弄了个不挂牌的讨债公司，挂靠在某某柔道馆的门下。

老威：相当于地下黑店嘛。

老曾：放屁，柔道馆是公开、合法的，并且生意很好，我们是柔道馆的发展部。兴旺发达时，职员20多人，都各有讨债怪招。

老威：我晓得，讨债的市场需求很大，因为现在的债务纠纷多如牛毛，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又解决不了。

老曾:根本没人管。你告到法院，立案费、律师费、交通费、执行费一大堆，你花了钱，还得耗时间。债主的招数，一拖二躲三赖四转移财产，相信法律吧，公了吧，几年的过场走下来，就算判你赢，也执行不了。

老威：找你们就简单了。

老曾：当然，几分钟就立案，接着就是如何分成，纸上谈兵全免，我们给出时间表，你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

老威：这么厉害?

老曾：比如去年底，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通过关系找到我们，说地产老板拖欠10来万工钱，他没法向手下的几十号民工交代，也许连春节都过不安逸。于是我们就直接绑架了老板在郊区别墅里包养的二奶，同时让他带钱到指定地点赎人，否则就抹硫酸破相，还要网上公布他的床上色情照。

老威：看不出来，你居然会利用网络。

老曾：打死不如吓死嘛。眨眼他就下软蛋了，因为我们同情民工，就只抽取了两万元，算个意思。

老威：两万元不少了。况且你料准他不敢报警，事儿办得轻松。

老曾：前几年，有家国营汽车修理厂被债主拖垮了，都是些工地上的大车，长期、批量的修，随后就签单、签单。如此滚雪球一般累积，结果是材料买不起，工人工资发不起。法院无法解决，找到我们，也只帮助讨回两笔，大约60万吧。杯水车薪而已。

老威：为啥不救人救到底呢？

老曾：我们绑架了一个娃娃，一个老头。娃娃8岁，读小学2年级，我们在家长接人之前，进学校代劳，理由是病重的奶奶想马上看到孙子。而后打电话，自称是汽修厂几百号下岗工人的代表，已经狗急跳墙了，如果你不还钱，还要报警，我们在撕票同时，放火烧死你们全家。我背诵了一句革命先烈的诗句：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骇得对方屁滚尿流，仿佛虚空中，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向他席卷而去。绑架老头是在街道老年活动中心，派人上去，朝屁股蛋猛锥一针，等老头“哎哟”倒地，立即扑过去学雷锋，嚷着送医院急救。这一去就是几十里，锁在黑屋中，再给老头的儿子打电话，台词和绑架娃娃差不多。嘿嘿，很顺利，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问为啥不救人到底？这个厂还有十几家类似的债主，我们能这么勇往直前地搞下去么？那不成了震惊中外的连环绑架案？中间难保不出纰漏，难保不遇上个耍横的，案子弄大了，找人顶缸都摆不平。

老威：你讨了近10年的债，没出过意外么？

老曾：风险过大、估计要伤人的案子，就雇人做。生意场嘛，经常层层发包，转手三四次，最后接包的都不晓得最初发包的是谁。

老威：比如剁人的手，断人的腿，毁人的容，绝人的男根之类？你发包几十万，或许落到最后接包的杀手门下，就只剩几万。

老曾：或许几千元就搞定，如果撞上个穷途末路、又求财心切的打工仔。黑道也有三十六业七十二行嘛，你说的是另外一行，据点原来在永丰立交桥旁边的老茶馆，人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明码实价，手脚太大了，耳朵、鼻子、手指头、脚趾头都有价。要报仇雪恨的，就天色擦黑时，去那儿要杯茶，慢慢地候着。我干不了这个，因为迈不过是非曲直、正邪忠奸。

老威：老江湖嘛。

老曾：老江湖也有翻船时候。有一次，我们乘债主父亲80大寿，纠集了20多人，敲锣打鼓去庆贺。混进宴会大堂，见那拖欠人家40多万的孝子，正把满面红光的老爷子搀上太师椅，然后趴下，屁颠屁颠磕头。我们立马偃旗息鼓，团团围过去，使个眼色，大家就一起脱下外衣，露出清一色的汗背心，斗大的字写着：借债还钱！

借债还钱！借债还钱！！我们像学生游行那样，狂喊了几十遍口号。寿宴被搅得一塌糊涂，我们与孝子贤孙们扭打，血肉横飞，锅碗瓢盆满天飞。老爷子当场叫活活气死了。债没讨着，还进了派出所。哎呀，都怪我没掌控好，差点让人把底抖落出来。

老威：挺搞笑的。

老曾：终身难忘的一次搞笑，就是我们曾绑架过老年痴呆症患者。事情比较简单：某个身家数千万的地产老板，突然想挣名了，就出价50万，雇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当枪手，为其树碑立传，耀祖光宗。可等到人家按合同条款，完成书稿，老板又再三挑刺，终于耍赖反悔。秀才遇到兵，有啥子办法呢？只有我们这种江湖中人晓得了，才会拍案而起，主动上门，为秀才排忧解难。

老威：副教授为地产商做枪手，也够掉价的。

老曾：掉价？真他妈文人相轻。卖字、卖画、卖官、卖身、卖地、卖血、卖国，这世道，啥子不能卖？只要摸得着、看得见的，都能卖。风和空气也能卖，压缩成罐头，打个广告，还能卖得很火。只有你这种臭清高卖不起价。

老威：教训得对。我道歉。下文呢？

老曾：秀才正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听说有人可以讨回欠款，当然喜出望外。于是立了字据，五五分成。

老威：他没查问你们的来历？

老曾：问了，瞎编嘛，知识分子好骗。

老威：他没觉得这样干不合法？

老曾：人家已经几天几夜睡不着，差点熬成精神病了！

老威：你们成良医啰？

老曾：可以这么说。随后，我们制定计划，伪造了《工作证》，就摇身变成某某老年福利院的职工。我们挨家挨户散发宣传单，把雷声弄大，最后才勾兑好保安，将面包车大模大样地开进那个高尚社区。当我们敲开目标家门，申明来意时，那五短身材的老板让座、泡茶，特别客气。更没料到，不过三言两语，他就答应我们带他的老妈下楼做免费体检！

接下来就轻车熟路。在车上，我们用麻药毛巾将母子俩捂晕过去。然后寻个旮旯，丢下老板，再继续狂奔百把公里，钻进早就租好的农家小院，将老太太抬进屋内。

接着我们给老板家打电话，替秀才愤怒声讨，尽量不骂粗话，还咬文嚼字，啥子为富不仁啦，良心何在啦。可对方回了一句：龟儿子绑架嗦？找错对象了。就啪地把电话挂断。再拨，就是嘟嘟的忙音。我们急出一头汗，接着打通手机，才开腔说：龟儿子不管你老妈……对方嘿嘿两声，又回一句：我妈就是你妈，你暂时替我孝敬嘛。又断了。

老威：打不通了?

老曾：打几十遍，不通，永远不通。后来才晓得，老板把座机、手机号码全换了。

老威：连老妈也不要？

老曾：不要。

老威：也没报案？

老曾：没有。据说，他在小区门口贴了张《寻母启示》。

老威：这还叫人么？

老曾：我讨债多年，也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与儿子断了联系，还得回头照料他老妈。开头，我们认为老太太正常，就琢磨从她身上找缺口。她刚刚醒来，我就示意助手，晃着光膀子，把杀猪刀拍得哐哐响。那曾想，老太太不仅不怕，还哈哈笑，问是不是要杀年猪？还怂恿多杀几条，免得人多不够吃。我听得头皮发麻，可仍不甘心，就亲自凑拢去，问老太太我是谁？她回答得很干脆：爷爷。这下心凉透底，我一屁股落地上，辟辟叭叭抽自己耳刮子。老太太也学我，抽自己耳刮子，还说：爷爷，好痛哦，为啥子不打猪呐？打死好吃肉嘛。我们自己吃，不给打工仔吃。

老威：老太太多大年纪？

老曾：快80啰。

老威：值得绑架么？

老曾：老板50多岁，当过知青，吃过苦，我原先认为，至少该有起码的传统道德吧？古话不是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么？

老威：可是古话也说“笑贫不笑娼”。

老曾：我与老太太朝夕相处了3天，人都快疯掉啰。她吃喝拉撒全没感觉，甚至边吃边拉，出太阳时，还在院子中央跳文革的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他妈的咋个搞？历史三两下就倒退好几十年，现在是“敬爱的人民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助手才30来岁，哪受得了？气得拿杀猪刀猛砍泥巴，把老太太骇得站起流尿，跟着，扑通一下跪倒，作揖磕头，求观音菩萨慈悲，多收些坏蛋回去。还念了一首不晓得从哪儿捡来的民谣：50年代嫁贫农；60年代嫁雷锋；70年代嫁票证；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贪官；新世纪来了傍大款。

老威：老年痴呆症还晓得念这个？

老曾：一旦开了头，就几百遍地念，直到口喷白沫。老太太还四处藏东西，饿得还特别快，饿了就一会儿爷一会儿爸地乱叫，跟着问妈到哪儿去了？偶尔记起她那坏得流脓的老板儿子，可半天说不出名字。

老威：完了完了。

老曾：是完了。只好认栽，把狗日他妈还回狗日住的小区，转身开溜。这场打击，搞得我感冒半个多月，食欲不振半个多月，在江湖上一时传为笑话。

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第一部分

2007年10月，网上传来消息，我获得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相对于中国官方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可谓汉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它令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书名：异端的权利。

自由写作奖的前四届得主次第为——以写《黄祸》《天葬》而著称的作家王力雄；以写《往事并不如烟》而著称的作家章诒和；以写《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而著称的学者吴思；以追寻和写作《寻访六四死难者》而著称的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和他们比起来，我的人生及文字信念远远不够坚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更是望尘莫及。可能是嗅出笔会有可能奖掖后进的兆头，在今年夏天，我们几个海内外的反动文人，包括郑义、一平、陈迈平、胡平等等还合计着，准备要联手推举成都作家汪建辉，因为老汪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写得实在好。先是评论家胡平慧眼识珠，撰写长文，令它最终得以在美国的明镜出版社出版，始而在反体制的读书界激起阵阵反响。我连《推荐辞》都准备妥了，就用《文学特务汪建辉》的最后两段，结尾是：

老汪通过小说，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中国地图》之后，天良发现，向党和人民自首，交代从1949年以来，或者从1952，1955，1957，1958，1959，1962，1964，1966，1967，1976，1978，1984，1987，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

但是这个阴谋迅速破产，原因是老汪身为某报的资深划版编辑，如果得了这个比“茅盾”、“鲁迅”和“巴金”更权威的异端文学奖，那饭碗肯定就没了。个人倒好说，裤带勒一勒就过，可老婆孩子咋办？才攻到小半截的楼咋办？所以老汪在谢绝之余，还冲我苦笑道：既然是这个命，就让我继续当文学特务吧。

于是，后来，我就得了这个奖。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领奖都是文人的体面风光事，银子虽然不多，奖牌上也不可能镀金或镶嵌珠宝，但这不是慷纳税人之慨的五个一工程，抑或某个企业家赞助的龌龊玩意。所以，理应挺直腰板，高调进京，恭候上台领取那由当今中国最有眼力最有肩膀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颁发的荣誉。可是我却做贼一般，提前数日潜入北京。不敢通电话，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看多了；不敢坐飞机，怕一验《身份证》，人就叫扣住。众所周知，我的行踪诡秘有道理，包遵信，别人眼中的伟大启蒙者，我眼中的可爱酒徒前不久弃世，京城内外、全国各地的众多吊客就分别被专政机器卡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当然也动弹不得。我之所以没像别人那样，公开粗着喉咙给警方叫板，其实出于私心，何必提前亮相招惹？

与若干次单线接头的采访一样，我这个浑身流氓习气的底层混混终于在京城露面了。一出火车站，我长长吐口气，跟上岸的潜水员差不多。次日继续鬼鬼祟祟，埋头钻入刘晓波同志的家，转眼天黑，又随刘氏夫妇转移到楼下的金山城火锅馆子，会见笔会新任副会长江棋生同志。四周灯火辉煌，人头跟麻辣锅里的泡沫一般，热血沸腾，我们也谈笑风生，放胆开吃。刘晓波也破戒，连抿几口小酒。我和马少方在灌二锅头的间隙，还抢刘霞的红酒喝。江棋生慢悠悠地讲他天天游泳的掌故。真是和谐啊，我还乘着酒意，提前摸了一把沉甸甸的透明奖牌——我检讨，这不太符合规则，因此受到酒疯马少方的声讨，但是刘和江，两位懂规则的学院派充满怜悯，只冲我笑。

接下来，江棋生骑车返回，剩下诸位意犹未尽，就再次转移到刘霞的女友家喝。差不多从20几岁开头，我还不太沾酒的时侯，刘霞就是我的酒师傅，没料到她的女友酒量也深不可测。她们俩边喝边嘲笑男人们，指使不喝酒的刘晓波给三个酒徒开酒。

那晚我自然吹了箫，还放开喉咙吼了一阵。刘霞坚持认为，我是个天生的戏子，如果有登台的机会，能把许多不着调的明星给盖下去。所以，颁奖会那天，一定要拿出吃奶的力气，表演一把。我点头称是：能用吹箫代替致受奖辞就最好了。

接下来，记忆有些恍惚，似乎乘醉欣赏了刘霞直接画在墙上的作品。那是天才之作，真的，只有一个熬夜的敏感女人才能抓住如此的幻象，人头如植物一般长出来，眼神又如植物一般稚嫩，饱含忧伤。

折腾到凌晨4点多，刘晓波严辞拒绝再开酒，于是我和刘霞只得跟着他下楼。冷空气一激，我也清醒地摸了摸兜里的钱包，感觉北京真大，北京真荒芜，像在月球上。出租车一路狂奔，刘晓波后来说，我一直回头冲他唱歌，不记得了，我不会这么幼稚吧？

接下来，依旧颠三倒四地过。乡巴佬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没别的，就图个频频吃喝，与久违的友人们碰面找快乐。虽然你我他或许坐过牢，或许冤魂缠身、持续热血，但人生无常，今日过了有没有明日？难说。所以用不着谁对谁“铁面无私”。话不投机就翻脸，就如专制政权对待群众，话不投机不仅翻脸，而且要开杀戒。为了信念抑或任务，而恨不得把你的朋友砍几刀，是斯大林、毛泽东、原教旨的共产党，而不是你我他这种吃五谷害百病的习惯睡懒觉的流窜主义者。

说得有点过了，我的许多朋友其实没有流窜，他们长期蜗居在京城。如刘晓波同志这类，经历过血案，又不愿意被洗脑的蠢家伙，是被迫的；其他人，如我20多年的朋友唐晓渡，未必没经历过血案，未必记忆力就不如刘晓波，可老唐先认栽，后认命。老李、老张、老王也认栽认命，生存永远是第一位，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虽然能够成为世界名著，但是谁又能坚持在六四至今的这些年，天天早晨冲着窗外日新月异的肮脏空气挥舞老拳？所以，我爱我的一切朋友，认命和不认命的都爱，行内行外、相干和八杆子打不着的都爱。只要没有彻底世故下去，当老婊子立新牌坊，都千疮百孔，卖不动了，还要倚仗自己被操多年所积累的聪明才智煽乎；只要别人还能浪费时间，来参观你这种无用的怪物，还冒着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甚至突然偏瘫的危险，陪吃陪喝陪怀旧，陪手舞足蹈。

借此，我向政府公开交待，我在京短暂几日，会友众多，不完全统计有：高氏兄弟、唐晓渡、曾来德、野夫、王天成、武文建、王宏伟、文贤、李致文、党真、岳建一、王家柱等等。女士若干，就不用披露姓名了。本来约定在22号的颁奖会后，还有十几二十人以上的吃喝娱乐盛会数场，算命幽会一场，可惜全打断了。

还有一件不愉快，就是编排过《非常道》的余世存那厮，曾号称京师文化界第一酒徒，以前久别重逢，总要大醉一台，不料这次居然以血脂高、痛风复发等托辞，只舔了点点白酒和红酒。更不叫话的是，他竟约我去参加纪念陈独秀、胡适某某周年的法学界研讨会。老余啊老余，这笔帐先挂着。

12月20号夜间，我在20层以上的高楼登陆互联网，猛然读到上海警方拘留李剑虹女士的消息，不由吃惊。李女士为今年独立中文笔会“林昭奖”得主，按常理，她也该抵达了北京，准备着与我一道出席颁奖仪式，然而。我拉开窗帘，冲着北京的广袤夜空发呆，我不是蜘蛛侠，能够在无形的巨网里穿梭，可马上换一个住处肯定行。于是，三五分钟就收拾完行囊，临出门的刹那，我又颓然止步。干吗呢？除非我这个自由写作奖得主放弃领奖，人间蒸发，否则，他们总会在半路抑或颁奖的地点守候，不把重新露面的我逮个正着，是不会罢休的。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人民政府要决心干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事，都如赌徒扛枪上赌桌，不惜血本。

问题很严重，值得思索，可遗憾的是，我早早就熟睡如猪，连晚归的老哥们忠忠敲门都没听见。次日中午醒来，下楼在饭馆吃东西。忠忠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说预感到有点不妙。我懵懂道：有啥子不妙？要不妙早不妙了。要不妙我只能呆在成都，连门都出不了。话音未落，穿制服的女片警就领着几个便衣进门，我的心脏狂蹦几下，不得不佩服残疾人的第六感官超常。

他们先与忠忠客气两句，就牛皮糖一般粘上我了。3个人不离左右，挟持我进了包间，坐下来没交谈几句，他们又称环境不好。我说很好啊，门一关，除了你我就没别人。他们敷衍道：是啊是啊，但是太闷了。我说不闷啊，很舒服啊。他们心不在焉道：舒服？不不，太闷了，我们到派出所吧，那儿要好些。我说我不去派出所，大凡正常人都不愿平白无故地进派出所。如果你们硬要让我去，就按正规的法律程序走，请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吧。他们连忙陪笑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著名作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怎么敢有这个意思。不过，协助政府工作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们相信你会跟我们走。我说如果我不呢？他们的陪笑立马变成狞笑：嘿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执行公务。何必大家不痛快。接着斜过肩膀，要搜我的身，还问有手机吗？我煽开他们的手腕，说没手机，你们不晓得世界上有一类人不用手机吗？

于是我们站起来。临出包间之际，我说要小便。接着就不由分说地紧赶两步，钻进对门的厕所。我蹲下来大便，真遗憾，很顺畅。一个警察进了隔壁，另一个警察做出尿急的样子，呱呱拍门。我吼一声“屎不让人拉完”，就立即掏手机发短信，几百元的东西，低档，速度慢。我好不容易按完“警察来了，要强迫带我走”，连发两遍，中途还有个该死的无关痛痒的酒电话打进来。

我不断地冲水，以便掩耳盗铃。

我一遍遍地擦屁股。这一生中，我第一次这么看重我的屁股。

我向厕所鞠躬致敬。然后人模狗样地重现。几进宫的贼头习性，促使我将钱包和手机拿出来，交给吧台，叮嘱代为保管。警察插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答：当然嘛。赤条条地耗去，光脚不怕穿鞋的。警察哼哼道：真他妈的逗，你们四川人都这样？

第二部分

走笔至此，恍惚记起法国思想家福柯说过：人是权力之网上的一只蜘蛛。那么我多年来的处境竟是蜘蛛的处境，风雨飘摇，起起落落，却依旧顽强地捕食求生？可蜘蛛一生都在织网，我在织网吗？写作本身就是织网吗？写作本身既是个人的权力，也是招惹企图控制个人的社会权力的陷阱吗？

我一简单的文人，我不愿意招惹谁，可这些年多次掉入陷阱。像这次，耗钱耗力，几千里路上京，难道就为了被抓起来？一只玉米粒大小的蜘蛛，花几个月时间，织了一面数丈宽的超级巨网，它好不容易从这一端爬到那一端，难道就为了懵头懵脑地坠入水中？真是一幕荒诞剧啊，然而中国警察不是法国福柯，黑色轿车就停在饭馆外头，我被硬生生地塞进去，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4个警察夹在当中。

20多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大屯派出所。先是在靠街面的屋内，风很硬，进进出出的人骆绎不绝，两三张破椅子蒙着薄灰。连他们都嫌脏，不愿落屁股，却一再吩咐我坐。接着，他们口袋里的手机依次响起，一帮子如风似的，刮出去接听，就留一满脸颓废的“艺术家”陪我。他掏出烟，递来一支，我摆手谢绝，他就顾自叼烟，狠吸一口道：别紧张，没事儿。

我翘了翘嘴角。

他又道：我认识余世存，在一起喝酒来着。他写过一本《非常道》，卖得还可以。看这个样子，你和他差不多吧？不算太寒碜，也不算太富有；不算反政府，也不算不反政府，就是牢骚多。从古至今，文人全部牢骚多。张三李四，包括我这做过片警的，也牢骚多。可是有个屁用啊。只有人家文人的牢骚能挣钱，能留名。

我笑了。承认自己和余世存是朋友。

他继续道：余世存是湖北人，你是四川人，你们肯定在北京认识的。写文章就是好，天南海北都能认识。不像做小百姓，一辈子出不了几个胡同，认识不了几个人。你们成都我去过，天气阴，可饭好吃，姑娘漂亮。有名的文人不比北京少。像你，像那个、那个流沙河……

你知道我些什么呀？我不禁笑道。

才疏学浅，才疏学浅。他换了一支烟，接着道：我只读过余世存的，余杰的，市面上都能买到。刘晓波的买不到，只有在网上读，他几乎天天在与政府叫板，厉害。你老廖的，肯定是读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你是北大毕业吗？你提醒我一下，这段时间公事多，跑来跑去，脑子给跑坏了，你提醒一下。

我写过一本《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底层？有印象有印象。他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由于一阵冷风进来，他跟着又提提羽绒服领子。我做过近10年片警，可以给你提供好多素材。老百姓的油盐酱醋、酸甜苦辣，还是只有我懂啊。还有外来人口，到北京上访的，打工的，我都能和他们聊到一处。片警也算底层么。

你们手中有权力，就不算底层了。

有啥权力？还是老毛的时代？做雷锋叔叔光荣？警察在群众中吃得开？除了这身警服，我们与小百姓没啥区别。我们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找谁呀？群众还可以投诉我们，轻则挨批评、扣奖金，重则下岗。我们的委屈找谁投诉？找你们文人投诉？

写成电视剧嘛。关于警察的电视剧够多了。

那个当老板的，海岩，电视里经常都在播，靠咱警察行当发大财，牛屄。你眼红没用。你说编得不像，也没用，钱照样入人家口袋……

我心里正在想，这人，真是个话唠子，随便什么都能顺着往下侃。新一帮便衣就到了。为首的个子很高，很英俊，长得像香港电影明星梁家辉，而另外两个，年轻得胎毛未褪，显然是充数的马仔。

你是廖亦武？著名作家，久仰大名啊。算开场白。

派出所所长引路，我们上了屋后的2楼，沿楼道拐一弯，进了会议室。中央会议桌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四周全是椅子，靠墙还有两三排超大屏幕，破案功能显得十分齐全。我懒散惯了，本来要随便拖把椅子过来，不料“梁家辉”却甩动长臂，指定我落座窗前位置。跟车里差不多，我又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4个警察当中。屋内自然比车内宽敞，可刹那紧张起来的气氛，令人觉得被罩在暗无天日的裤裆下。

梁家辉仰起身子，眼皮朝下地打量我。左边的话唠子默不作声地抽烟。另外两个马仔，白面书生，却抱着双臂，做出一副地痞样。众所周知，我虽属政治惯犯，却不是沉得住气的政治家，我强笑道：你们弄我到这儿，总该作个自我介绍吧？请问？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我姓江。梁家辉道。训练有素的眼神依旧一眨不眨。

我连连称谢。却没有回应。只好尴尬地噤声。

梁家辉这才一字一顿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我也一字一顿地道：不知道。

真他妈像演戏。

接下来的台词节奏就快了许多。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真不知道。

梁家辉：咱们还是直来直去。

廖亦武：我也想直来直去。你们到底有什么事，问吧。

梁家辉：你是高级知识分子，还用我提醒你？

廖亦武：你比我更像高级知识分子，还得你提醒我。

梁家辉：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

廖亦武：晃悠来了。

梁家辉：你他妈的！站起来！！

对白中断。梁家辉掀翻椅子，直扑过来。两马仔紧随左右，转瞬间，三警察泰山压顶，而话唠子反应贼快，立马将门反扣。梁家辉反复几遍“靠你妈的”，还抓住我的肩向上提。我只得跳起来，大叫一声：妈个屄，警察打人怎么的！

你敢骂，我就敢打。

你先骂的。我不是罪犯！你动手就是违法。

我动了你。靠，我就是要动你。你嚷嚷啊，谁看见啦？他妈的，你个四川土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全国人民的首都，懂不懂？晃悠来了，这是你晃悠的地方吗？把我们当3岁小孩啊？

我的胳膊被狂怒的梁家辉拽来拽去，稍不留神，领子也叫扭住。我一下子毛了，血涌脑顶盖：玩黑社会是吧？执法犯法是吧？你这墙上写着“执法为民”，不认识字？好好。你他妈的敢打人，你他妈仗着没目击证人，老子就跳楼！！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甩开梁家辉，反身就扑过去开窗。刚出一条缝，冷风如强盗一般尖啸。三个警察顿时手忙脚乱，与我扭成一团。原先装着看报的话唠子此刻也过来，隔在我们与窗户之间，并迅速关窗，放下卷帘。我肯定以失败告终——被警察们反剪双臂，按在桌面的当口，还作垂死挣扎。但是他们也累得够呛，毕竟不是刑警。

真他妈无法无天！我还在叫骂。

谁无法无天啦？梁家辉喘嘘嘘道，我们打了你吗？没打；我们骂了你吗？没骂。你平白无故要跳楼，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救人嘛，当然急，动作也大。

你们平常就这么执行公务吗？你们到底逼死了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人在你们的眼皮下跳楼？我不是罪犯，有种的就将手铐拿出来，老子把命交给天！死不了，我就要跳楼，我就有病，你们把我送精神病院嘛，检查嘛。狗日的继续整，在“执法为民”的招牌前继续整。国家呀，法律呀，就是被你们弄黑的。这种素质还当警察，不要脸。你们去朝鲜当警察可能更合适。

好啦好啦。梁家辉终于泄气了。坐下来谈行不行？

于是撒手。大家站着僵持了两分钟。梁家辉道：还是个牛脾气呢。怕了你，老廖。我先坐。

双方这才禽兽一般，重振衣冠，摆出谈判架势。不过我和梁家辉的位置正巧互换，他靠窗，我靠墙。我的左右依旧两马仔，后来我弄清楚了，他们都属公安大学刑侦专科毕业，入行不久，自然要凶神恶煞挣表现。可笑的是右边这位，白净面皮，镜片度数也不低，却双臂环抱，从斜刺里怒视敌人达半个钟头，终于疲软，方取下眼镜做起眼保健操。

话唠子还是旁观者，打个哈欠，继续看报。

重新拼接的台词节奏趋于平缓。

梁家辉：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廖亦武：那你承认打了。

梁家辉：没关系。事情完了随你怎么写。网上类似文章多了去，警察如何如何凶残野蛮，维权人士如何如何英勇抗暴，文人的天职就是给我们抹黑嘛。老廖啊，你也没少给我们这个行当打交道，谁不明白谁呀？看你刚才跳楼的架势，就知道是老手，懂得制造新闻爆料。如果是10层20层以上，你还敢吗？不要怕我们交不了差，不要希望谁谁谁会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我大不了脱掉这身警服，转行到地方，说不定挣钱还多多。

廖亦武：你真够无耻的。

梁家辉：你又骂我？没关系，只要能消气。这世道谁不无耻？知识分子，小百姓，都无耻。可老廖啊，做事要有底线，底线之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沟通。像你的铁哥们余世存、刘晓波，还有那个维权律师高智晟，都清楚底线，都和我们是朋友。只有傻屄才相信，这世上还存在撞南墙不回头的献身者，按照丛林法则，都他妈琢磨着让别人献身，自己活下来……

廖亦武：行啦行啦，你们找我干什么，直说吧。

梁家辉：真不知道？

廖亦武：你们不挑明，我就不知道。

梁家辉：好。你是不是得了一个独立笔会的奖？

廖亦武：对。我得的是国际笔会下属的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

梁家辉：怎么回事儿？

廖亦武：很简单，我的创作有成绩，笔会就奖励。

梁家辉：具体是谁发给你的？刘晓波？

廖亦武：与刘晓波无关。按程序，这是自由写作委员会的评选结果。

梁家辉：这个委员会都是谁？

廖亦武：我哪清楚？又不是我伸手要的奖。

梁家辉：你这次就是专程领奖来了？

廖亦武：当然。

梁家辉：知道在哪儿领吗？

廖亦武：还没接到通知。看来你先接到通知，就直截了当吧。

梁家辉：明天是冬至，好好过节吧。

廖亦武：我是要去参加颁奖会，好好过节。

梁家辉：我给你一个建议，仅仅一个建议。

廖亦武：洗耳恭听。

梁家辉：明天的奖就别去领了。

廖亦武：为什么？

梁家辉：真逗，还问我为什么。你的名声已经够大，何必还去出这个风头？

廖亦武：我是不能缺席的。

梁家辉：我还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如果我一定要去呢？

梁家辉：那就只有留在这儿，或者另换一个地方。我们也辛苦，得陪着你。

廖亦武：这个意思是，我想去也去不了？我被拘留了？

梁家辉：你没被拘留。只是建议你别去。

廖亦武：你建议？！好好，我不去了。

梁家辉：这算不算你的正式表态？

廖亦武：我知道我插翅难飞。即使今天飞了，明天，也会在半路，也会在颁奖地点，被你们带走。

梁家辉：你太有想像力了。

廖亦武：我一个文人，搞不过一台国家机器，我不去了。

梁家辉：谢谢，谢谢。这样，你我就不用死耗下去。

廖亦武：那么，我可以走了？

梁家辉：我得向领导汇报。耐心一点，我们都陪着你，等待结果。喝水吗？

气氛顿时很缓和。话唠子外出几分钟，抱了一捆矿泉水归来；换梁家辉外出打手机。接着就是乱七八糟的聊天，4个警察的烟瘾都大，一会儿就薰得我眼睛疼。我咕咚咕咚灌了一瓶水，话唠子又递过一瓶，还陪笑道：算见识你这样的四川人了，看起来挺温和，一上火就跳楼。

梁家辉也检讨道：这位老兄呢，做过多年片警，有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经验。我嘛，老家山东，出梁山好汉的地方，性子急，不太懂得幽默。所以你一说“晃悠”，我就以为是消遣我们做警察的。

廖亦武：晃悠不是四川话。我觉得嘛，你不仅懂幽默，而且懂火力侦察。你当过兵吧？你的形象这么好，不当演员真可惜。

警察们都笑起来。

梁家辉：真让你猜着了，我当过兵，而且是坦克兵，成天捂在一堆钢铁里面，人都快训练熟了。加上新兵蛋子那阵，总受老兵欺负，所以性格就一天天火爆。可火爆有什么用？遇上敢跳楼的四川人，全傻眼。

天色晦暗起来。我问时间，答5点多。

话唠子道：你是光棍儿怕什么？我和老江的孩子都才几岁，我们还巴不得早点完事儿回家。梁家辉也道：快了快了，已通知你的同乡，正往这边赶呢。

我吐一口长气道：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们送我也行，何必麻烦我的朋友。

警察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沉吟道：等着。等着。

6点钟，夜幕齐刷刷降临。不断有警察进进出出。我靠在椅子上，无精打采。虚妄的烟雾弥漫，但见其中漂浮着若干张嘴，叭嗒叭嗒，在反复念叨我几天前读过一段对白——

你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

为了遗忘。

遗忘什么？

我忘掉了。

这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开的一个玩笑。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多灾多难。我在此时此刻记起这个玩笑，却没兴趣自问“为什么来到北京”——这是警察们的讯问，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重复的讯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绝不允许回答“遗忘”。

尽管他们最终会把助纣为虐的罪恶忘得干干净净。

第三部分

傍晚7点钟，我没有等来我的朋友，却等来了自称是我朋友的成都市国保大队。带队的是年轻有为的副处长黄胜。管理了我7年的李航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进门就冲我嚷嚷：廖亦武，咋个搞的，你不是答应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吗？我应道：我当然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但获奖是一个作家的荣耀，我非来不可。

北京的众警察顿时松了口气，立即退到角落里，坐山观虎斗。梁家辉还打趣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瞪眼干吗？人家大老远赶来，饭来不及吃，水来不及喝，老廖你就给个面子，乖乖地跟着回家吧。

李航道：莫要在北京呆了，卖一个面子，跟我们连夜回成都。

不可能。

为啥子？安心与我为难嗦？

话说反了，是你们与我为难。况且，我已经买了26号的机票。

我们帮你退。

3折票，退不了。

这是小问题。明天的奖你领不成，还赖在这儿干啥？

还有很多朋友没见，很多台酒没喝，好不容易来一趟，风头没出成，却被警察押回去，你说窝不窝囊？

正好我们也没吃饭，就陪你喝嘛。喝得麻糊糊的，再打道回府，如何？

我是犯人，你们是警察，哪还有心情一块喝酒哦！

老廖，这话说得不够意思，我李航啥子时侯把你当犯人了？

总之，我不陪你们喝工作酒。想趁着麻糊糊，弄我回成都嗦？干脆点，把手铐摸出来，我就没得商量跟你们走；否则的话，交道多年，大家都知根知底，我自己也担保不了走到半路，哪根筋胀起了，就会搞点意外动作。

你想咋样？我也亮一下底牌：你不可能呆到26号。大家都换位思考，相互体谅。

既如此，那就明天起程。

一言为定，明天早上。

起不来床，明天下午。

就依你，明天下午。

好。那我们暂时散伙，明天再见。

不行，你我是朋友，肯定在一起。老廖，住宾馆嘛，住宾馆安逸哦。

都是男的，安逸个球。还是把我当犯人嗦？哪我就不走了。

龙门阵到了一定火候，领头的黄胜开腔拍板：好，老廖该住那儿还住那儿。我们小警察嘛，就随便在老廖住处附近找一个地方，将就一晚黑。

讨价还价结束，双方起身，奸商一般冲对方笑，然后一团和气地出门。持冷兵器的风从底楼直窜二楼，激得大伙直打寒战。李航和我耳语：老廖啊，天寒地冻的，跑到这儿干啥子嘛？少给北京的这伙子打堆嘛，最终吃亏的还不是你。

我懵懂道：吃啥亏了？我跟刘晓波两口子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文学朋友，可以说从小混到老，吃啥亏了？

夜色中，北京和外省的警察握别，彼此客客气气。我木桩一样插在当中，好似拉拢两地关系的万恶的皮挑客。梁家辉还拍了拍我的肩头：老廖，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到北京玩儿啊。我缩着脖子，一脸茫然。满大街都是车和人，满大街都是风和瑟缩的霓虹灯，我却不可能走进去。我再次记起右派流沙河说过：太幸运了，廖亦武，如果在老毛时代，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社会真进步了，警察更“人性化”，一个稍有知名度的异议作家的押送规格也由此提高——这是多少泪珠和尸骨堆砌起来的进步！作为“记忆工作者”，我不忍回头，却不得不一再回头；我不忍看四周有多少无名的反抗者倒下去，却不得不看。我从内心感觉疯狂，感觉累。可我的本性却是多么爱笑，多么向往轻松，甚至虚脱般的忘我的轻松。在狱中回忆录《证词》里，我曾有感于一大批六四蒙难者的遭遇，而写道：

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约半个小时后，我被警车载回亚运村，并与3位警方老乡在新开张的“川码头”共进晚餐。黄胜的话说得舒服：在哪儿都是消费，老廖，就去照顾你哥们的生意嘛。

堂子敞亮，4人抵中央落座，黄胜点了本店当家的干锅鸡杂，我则拿出舌战群警的骁勇，亲自去吧台要了两瓶“金六福”，50度以上的白酒，单价288元。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就腐败一把，希望作风正派的读者同志们见谅。

先碰大半玻璃杯烧酒，再夹菜吃，我的舌头哗啦一下木了，哪还品得出滋味？俺老廖在江湖上厮混多年，向来属于有酒胆无酒量的角色，相逢知交一二三，干杯四五六，拍桌子打板凳，忘情忘我忘死，可尚能一次次还魂，鼓琴吹箫，快意恩怨；可在不少场合，沾酒，甚至闻酒即倒。何也？意气阻隔，话不投机，抑或郁闷伤神也。不如诸位警兄先天有量，加之在后来的日常事务中，千锤百炼，自然而然，即成屡屡乘兴深入敌后的酒神。

所以，在李航和黄胜的轮番夹攻下，我败像立现，张口结舌，任两位大谈其和谐社会，警民一家亲。在另一桌招待朋友的忠忠见状，立即拢来救驾，平常滴酒不沾的他，也举起一个白酒杯子，先干为净。然后坐下来道：你们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费心了，感谢你们对廖亦武多年的关照，他是我永远的朋友，是中国最牛屄的作家，可也是中国最傻屄的不懂政治的作家，正因为最牛屄又最傻屄，所以我喜欢他。

我相信，酒精中毒的死鬼听了这等好话，也会立马爬起来，而在我的记忆里，赌徒忠忠，这个前先锋作家，现餐馆老板从来没说过我什么好话。所以我被折腾了多时的身心为之一振，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一番，舌头顿时顺畅：你李航，管了我7年，算最久的；在你之前，是小宋，不错的文学青年，因立场不稳，被调去弄法轮功了；在小宋之前，是科长曹建，在青海当过兵，身世坎坷，后来患急性胰腺炎，抢救不及时。我刚出狱那段，他隔三岔五拜访，偶尔是任务，多数时侯不是任务，只为听听我吹箫，仅此而已。我和他都很寂寞，甚至很潦倒。虽然他也带队传讯过我，可有一天得知他的死讯，我还是莫名其妙地难过。那是十几年前的往事囉，你们后来入行的，已经体会不到那种东西。曹建的继任者要狠得多。可总的说来，警察作为个体，都不算太坏，除非这一个体被种种欲望，特别是权力的欲望所驱使。你李航是本分人，撒谎都不太利索，这些年，你没帮上我什么忙，可也没害过我，不错不错。我相信2002年抄我家那次你真的不在，你出差去了。

黄胜道：老廖，过去种种恩恩怨怨就不提了，警察也是人，但愿人与人打交道，有个好的开始。现在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不同，现在讲究和谐社会，减少矛盾，你过得好，气顺，我们的工作量也就不大，成都人从古至今都是喝茶嘛，吃饭嘛，能帮忙就尽量帮嘛。如果你这位朋友，愿意到成都来开餐馆，帮你老廖转型，给我打个电话，放心嘛，搞得定。

李航也敲边鼓道：只要在底线以上，啥子都好商量。

我不以为然道：底线？那护照算不算底线？我申请了9次，有啥子理由不给办？

李航道：主要是你的户口压在涪陵，那些土老坎，不开化，有啥子办法？

黄胜也点头：如果在成都这样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早就不成问题。

我道：我的管理方在成都，我的户口在涪陵，那你们肯定有建议的权利，你们那个部门不是通的吗？莫蒙人了，我的律师滕彪，北大的法学博士，很厉害的，他的分析结果是，只要成都敢承担责任，小小涪陵算个屁。

李航坚持道：我的确给涪陵出入境部门打过电话，那个科长卓树明，很难说话的。

我冷笑道：永远卡我嘛，没啥。我还会一次一次去申请，就当玩行为艺术。这不是我要炒作，而是你们在炒作我。我还会得更多的奖，我的书在西方的发行量还会大增。这很有意思么？

黄胜道：莫说气话，老廖。我们回去再商量，再商量。

心情一沉，酒劲顺势就上，我几乎连椅子也坐不住了，可黄胜和李航却正在状态中。勉强又与他们碰了一杯，眼皮就开始打架，啄木鸟似的额头，几乎磕着对面李航的眼镜。我往虚空挥了挥手，却乜见一个黑衣女子摇晃而来，高跟鞋音嘀嘀嗒嗒。定睛一认，却是我分手了1年多的女友金琴。稍后我才晓得，她是得知我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后，特地赶过来。

做过黑酒吧老板娘的她，面色苍白，笑容迷人。此刻就直直地立在酒桌边，左手扶着我的肩，右手高高端着玻璃杯道：我是廖亦武的女朋友，我代他敬3位警察哥哥。然后一饮而尽。

警察们连忙应酬，却只沾了一点点。

金琴亮杯底道：我这可是白酒啊。

于是干杯。金琴再一一满上，再率先一饮而尽。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个沾酒即醉的弱女子是酒鬼，因为4两烧酒下肚，她还风度翩翩地颔首道：我不在的时侯，感谢各位照顾了廖亦武。

警察们醺醺然、醋醋然地起哄道：老廖太有艳福了！美女一个接一个。

我却从地震余波中醒转，一把抓住金琴的手，极其无耻地哈哈大笑。我口齿含混道：这个美女可不一样，我们要结婚的！

金琴闻言俯下身子：老威，你可当真？

我道：当真。

金琴道：好。我就想有个家。

刹那间，我眼泪差点就下来了。可我曾离过两次婚，已经患有严重的“婚姻恐惧症”！在前妻宋玉因缺乏安全感而出走后，刘晓波同志曾谆谆教导：老廖，黄种女人不适合你，就憋足劲儿找个蓝眼睛！你渴望已久的自由和热闹不就都到手了吗？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与万千渴望转眼之间改变身份的中国人相似，努力酝酿对白种女人的好感。我甚至仗着酒胆约会两次，近距离接触，却毫无零距离体验的冲动。咋办？世上没有不上床的“洋插队”，反之，也没有无代价的自由和热闹。

但是80后的不成熟的金琴，与我一起飘零两年多、仍继续飘零、有若干缺点错误的金琴——我曾一再拒绝，可如今想都没想，就答应成家！为什么？4两烧酒？

我老廖乃一穷寇，除开肉棒槌，身上别无长物，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家竟能如此待我，弱女子强出头！既是苍天有心，乘着醉意塞我一老婆，哪怕就是大脚农妇，也不能辜负于她。罢罢，犯不着同世间俗物一般，看似花前月下，内里却转花花肠子了。

次日中午起床，匆匆收拾行装，然后下楼直奔川码头，用完餐，警察们就已经在门外守候了。忠忠和金琴将我送至车旁，拱手作别。40多分钟以后，3警1民抵达北京机场。16点登机，17点，原定颁奖会的开头，我却鬼使神差，升至万米高空，与警察黄胜云里雾里地交流思想。另两位警察疲惫之极，正沉沉入梦。天黑尽，我们终于落脚在阴气沉沉的故乡成都。桑塔纳轿车接站，我两天里的第三次，如大腿间的某个器官，被夹在4个警察当中。

沿途堵车。抵家门口已是8点多钟。黄胜道：老廖，今天冬至节，跟我们吃羊肉去。我摇头：老妈还在等呢。于是开锁进门。空荡荡的屋里，老妈起身相迎，并埋怨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啥子嘛。我答：没鬼混，领奖呢。

时光刹那倒流至1994年，我出完狱，离完婚，光棍儿一条重归故里。老妈也是起身相迎，并一把扯住道：二毛啊，在外头鬼混这些年，把妈担心死了。我答：没鬼混，坐牢呢。

一晃近14年！地球和国家机器还在照常运转，可父亲已故，母亲及儿子均老去许多。

2007年12月25日至2008年1月11日。成都。

纳西族东巴和君（上）

2003年深秋，我到云南丽江没多久，即凭着江湖经验，和三五个当地混混打成一片，其中就有本文主角和君的儿子和志，一个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现代青年。当时，和志留一头烫过的长发，抽烟喝酒，偶尔也跟着其他人，泡泡免费酒吧，兴之所至，还扯起喉咙，喊几段香格里拉的伪民歌，也就是都市歌星唱红的“采风之作”。

又过了大半年，我才晓得和志是东巴——纳西族的祭师，吃惊不小。有个下午，我路过“纳西古乐”，不由自主跨入门槛，观摩江泽民主席与纳西族形象代表宣科的合照，老江在拉二胡，宣科在拍手，其他老者都裂着大嘴应和，济济一堂——自觉无趣，就转头向斜对面的东巴宫眺望，见一老者，头戴冠冕，身裹长袍，手持法杖，正巍然挺立在一群海外侨胞中央。相机咔嚓闪了数次，而我的朋友和志不晓得从何处钻了出来，边吆喝“10元1张”，边手忙脚乱地收费。

我立马跑过去打招呼，和志的东巴身份暴露无遗，颇为尴尬。当天晚上，我就得到实惠，免80元门票，看了一场以东巴跳神为主要卖点的民族歌舞，大开眼界，称赞“这才是正宗的纳西古乐”。

和志也身裹金灿灿的东巴行头上场，犹如绿叶之一，衬托70多岁的红花老东巴。连我这外行都看得出他的敷衍，弹腿、穿花、扭腰都心不在焉。谢幕时，我去后台问他咋个了？他哼哼：跳了几百场，还有啥子感觉嘛。

接着，我通过孙孙认识了爷爷，1943年出生的香格里拉白地大东巴和君——这是一个化名，因为我们的主角不愿让公众在这样的文字里知道他的真名。

按现代观念，60出头的和君不算太老，可刀痕一般的脸纹以及心态，证明他的确老了。出于我的职业私心，我断断续续与这爷孙俩打了近3年的交道，直至最近的2008年3月初，两代人发生激烈冲突，要反目了，我才觉得该完成这个访谈了。

正文

老威：也许你不信，我上个世纪80年代就晓得《东巴经》了。当时我的朋友马某流浪到丽江，带回一批手写的经文。我俩脑袋抵脑袋，钻研大半夜，觉得每个象形字都在跳神。比如“跳”，直接就画一个人在手舞足蹈，比如东巴主师丁巴什罗的符号，就是一顶皇冠压住一个横躺的人。

和君：不是皇冠，是五佛冠，从古至今都是东巴的标志。

老威：我还选了几个东巴字，放进长诗《死城》里，增添其巫术氛围。

和君：东巴字不仅是巫术，东巴也不仅是巫师，这是需要澄清的，不澄清，东巴就成了搞封建迷信的罪人。我们过去吃过亏，土改，文革，还有其它政治运动，都逼死了不少东巴。

老威：《东巴经》包括哪些内容？

和君：哦，多了，好几万册啰。《祭天经》《祭地经》《祭祖经》《祈寿经》《祈雨经》《祭山神经》《祭家神经》《消灾经》《驱鬼经》《超度经》《喊魂经》《开路经》《息口舌是非经》《夫妻和睦经》《殉情经》……一时半刻背不完。唱经也五花八门的，所谓“九腔十八调”，各有各的风格，就看你拜的啥子师傅了。

老威：你是哪种风格呢？

和君：我是祖传的风格，东巴都是代代相传。我们家有4个男娃1个女娃，我算最机灵。这不是我自吹的，而是5岁时，我爷爷说的。那是1948年冬天，一家人围在火塘边，爷爷对爸爸说：咳，也该挑一个东巴继承人了。爸爸立马应声：是啰，你老人家说了算啰。爷爷说：哪就挑羊娃子，他最机灵，嗓门也亮，昨天他在前面山吆喝，我在后面山都听见了。一家人全笑起来，于是我就成了云南省迪庆州中甸，也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县白地乡阿罗弯村和家的第9代东巴。妈妈说：羊娃子成了东巴，就再不能叫他小名了。于是爷爷在熊熊的火光中，唧唧咕咕念了半天经，才给我取了官名。

老威：他念的啥？

和君：我才5岁嘛，早忘了。可能是在祈求东巴祖师丁巴什罗和阿明什罗庇护，让我成为一个名扬四境的出色东巴啰。接下来的两年，我既不允许贪玩，也很少像子妹那样，下地干活，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课堂就是火塘，爷爷，有时是爸爸，念一句，我跟一句。《东巴经》的读和写是分家的，所以不少东巴家庭，只会读，不会写，完全靠世世代代口传心记，而读和写都会的家庭，应该算纳西族的学问家庭。

老威：你的其他子妹不懂东巴文字吗？

和君：《东巴经》是单传，只有东巴才会。在解放前，东巴很多，如草原上的星星，你不用担心哪一颗会熄灭。我就是在多如繁星的东巴环境里成长的，爷爷年纪稍大，60出头，就做专门的东巴，爸爸40来岁，正值壮年，要干活，只能做“兼职东巴”。香格里拉高寒，一年四季离不开火，所以我的上课时间极其漫长，有时还从火塘转移到田间地头、山坡草地、陌生宅院，甚至墓穴坟场。

老威：为人民服务嘛。

和君：是啰。娃娃得了病，抽风，东巴们要带上法杖和板铃，赶去驱鬼，有时还要带木刀，边跳舞边左一下右一下地砍，直到将无形的厉鬼撵出房间，让它攀附在事先插于荒坡的纸人。

老威：然后再烧掉纸人。

和君：你咋晓得？

老威：我们汉族乡间也有类似仪式，叫去蛊。

和君：如果魂跑得太远，就没这么简单了。有一次，我们村一对男女殉情自杀，也就是父母不同意他俩相好，就痛不欲生，双双约定到草甸上，唱了半夜的悲歌，然后灌事先熬好的草乌汤。月亮大，风也大，他们像躺在一面镜子里，嗯，一对蚂蚁躺在一面镜子里，多么小。他们冻得哆嗦，咳嗽声老远都听得见，于是为了取暖，他们将草乌汤当美酒，你一口我一口。不久，他们就哑巴了，连咳嗽声也消灭了，因为草乌这种毒药，有封喉的特点。等人们发现时，他们抱在一块，身体还软软的，只是脖子带青；等到东巴们跑去，他们的手指还互相扣着，身体已发僵，像从草乌汤里捞起来的两段乌木。五、六个东巴，全身披挂，又是念经又是舞，道场做个通天亮，也没把迷途的魂儿劝回来。我一个娃娃在旁边，先还念念有词地学，稍后就如一只公鸡，站着打瞌睡，最后就直接倒下入梦了。

老威：挺有意思。

和君：唉，有意思的童年还没过完，就解放了。土地改革，三坝和白地不少东巴家庭被划为地主和富农，我们家没多少土地和牛羊，也被划为富农。理由是利用搞封建迷信，剥削了贫雇农。爷爷气不过，在诉苦会上与他们争：做道场也要花力气，难道这就叫剥削？于是一顶“抵制土改”的帽子扣下来，爷爷被当场煽了十几耳光。做东巴的最看重脸面，特别是爷爷这种以往人人尊敬的主事大东巴。

老威：斯文扫地嘛。

和君：所以他在当天深夜，就上吊自杀了。没想到，那些翻身的人们，还将他的尸体弄出去，斗争了一上午，口号喊得震天响，啥子“打倒畏罪自杀的反革命东巴”。

老威：不用打，自己就倒。

和君：按理，如爷爷这种规格的东巴去世，方圆几个村的大小东巴都要聚齐，举行有丁巴什罗尊号的教徒亡魂超荐。吟唱时，所有东巴都身穿隆重的法袍，环绕死者，由主事东巴坐在高处，扮天神，由小东巴扮360名护法神，再由一名能歌善舞的东巴在核心，扮始祖丁巴什罗，演义他从出生到升天的传奇故事。

老威：死者和丁巴什罗在仪式中融为一体？

和君：对。每一个东巴都是丁巴什罗祖师在现世的化身。大家要通过主事东巴所扮的天神，对人世间层层设问，对答歌吟，一天一夜，才将死者超荐至天堂，进入神位。

老威：真是一幕了不起的戏剧啊！

和君：可爷爷的超荐葬礼却是斗争会，村子里的大东巴五、六个，还有恶霸地主五、六个，像牲口一样，被绳子死拉硬拽，弄来陪斗，脖根还挂满五佛冠、长刀、法鼓、法杖、扁铃等“封建迷信的罪证”。民兵在周围，随时用枪托子捣他们。而爷爷的尸体被高吊树上，风一吹就晃悠悠的。

老威：你也在现场么？

和君：我躲在黑压压的人群外面，能望见悬在半空的爷爷。那是1951年的秋天吧？嗯，反正高原上的天，夏和秋比较混淆，雨多，雷也响，可太阳说出来就出来。我感觉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爷爷变了好几种颜色，有一道彩虹甚至从山坡与草甸之间扫过去，从他老人家的脚板底扫过去，使我暂时忘记了悲痛。

老威：蛮有诗意嘛。

和君：当时我七、八岁，已经能念《丁巴什罗祖师传略》，里面讲道：丁巴什罗不出自阴道，而出自母亲的左腋，并且降生刚刚3天，就被魔鬼抓走，披挂上千斤的手铐脚镣，投入有8个耳朵的油锅，熬煮3天3夜。结果呢，丁巴什罗非但没死，还冒着油烟爬起来，镇压了所有在场的妖魔鬼怪。

老威：这个魔法故事能够安慰你，就像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哈里?波特》一样。

和君：对，直到现在我都相信，爷爷的灵魂被永恒的丁巴什罗接走了。革命群众还烧掉了成套的东巴法器，在我那娃娃的想象中，这些叮叮当当的好玩的家什，随着阵阵烟雾，全被爷爷带上天了。所以当大人们哭灵，爸爸妈妈快昏厥时，我还惦记着天国的门槛够不够高，爷爷见着丁巴什罗祖师磕不磕头等等，所以淌不出眼泪。

老威：后来呢？

和君：日子还得过啰。东巴教是纳西族的本教，比共产主义的历史久远得多，因此不管咋个改造，土改，合作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社教，四清，运动一波接一波，又咋样？适应形势嘛，跟党走嘛，风口浪尖总会过去嘛。运动高潮一过去，东巴道场就死灰复燃，东巴们就走村串乡，群众偷偷请，东巴们悄悄到，何必声张呢？从历史和地理看，纳西族祖祖辈辈都处在夹缝中，藏族自高处压，汉族自低处挤，白族不识相，要抵抗，还建立南诏国，结果被屠杀好多次，著名的两三次，都血流成河，一死就几万人。只有纳西，对谁都俯首称臣，儒家文化也可以，藏传佛教也可以，国民党一个样，共产党差不多。所以嘛，大的动荡没有。

老威：阳奉阴违哦。

和君：生存之道就是阳奉阴违。按理，纳西和泸沽湖的摩梭人一样，是藏族的分支，我们的眼窝都凹，鼻梁都挺。东巴祖师丁巴什罗本为藏人，叫丹巴喜饶，曾创立擅长巫术仪式的西藏苯教。佛教还没兴起，丁巴什罗就率部分弟子，从很高的藏地来到不太高的香格里拉传教，由此蔓延，再到比较低的丽江坝子。

老威：丽江的海拔也有2416米，不算低啊。

和君：与我们白地相比，就算低了。不仅海拔，而且宗教、文化、精神的高度，都算低了。纳西族有谚语：“不到白地，不识真东巴；不去拉萨，不知真喇嘛”。

纳西族东巴和君（下）

插 记

话到此，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两个藏族喇嘛从我们身边经过，跨越石桥，径直走进那一端的布拉格酒吧。喇嘛泡吧已经成为丽江古城的一景，我的音乐搭档阿泰说，他就是在尼雅酒吧认识云南大名鼎鼎的官方活佛仲巴的，还被摸了顶呢。

接着我们来到大石桥，坐在桥边晒太阳。桥下流水潺潺，桥上游人不断，光鲜的脸和时装，将和君衬托得越发土头土脑。我说走吧，另外找个方便的地点说话。不料和君的脸色陡变，原来他的孙儿和志蓦然浮现。这个败家子！和君骂道，就三两步撵过去扯住。祖孙俩纠缠不休，我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并私下嘀咕道：今天是啥鬼日子，撞上两个祭师反目。

继续访谈已是两个钟头之后。我请老东巴进古城边的哈记牛肉馆，共饮半斤劣质白酒，以平息他经久不息的忿怒。

正 文

老威：你的意思，你家乡之外的东巴都是假的？

和君：要成为真正的东巴，都必须在一生中多次去白地学习、修行。白地有丁巴什罗传教台，有阿明什罗闭关修行的山洞，还有许多道行高深的大东巴。

老威：这种传统一直持续么？

和君：断断续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然后呢，就啥都搞不成，连阳奉阴违的东巴也做不成。

老威：那么偏远的地方也造反？真是全国河山一片红啊。

和君：连藏区都造反，砸寺庙，斗活佛、喇嘛。东巴教没寺庙，可所有藏在山洞里的法器和经卷都拿走，集中起来焚烧掉。丽江和中甸的红卫兵到三坝串联，送红宝书，组织贫下中农造反队，于是已经批斗了几百次的地、富、反、坏、封建东巴又叫赶拢一处，戴高帽子游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白地东巴多，被造反司令部圈定为“阴谋复辟的重灾区”。

老威：重灾区？那就要重点治理啰?

和君：如土改一样，每个村都进驻工作组，不过名称换了，叫造反队。高潮期间，天天开会，夜夜攻心，高音喇叭架在村头，唱“牛鬼蛇神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老威：目的呢？

和君：目的就是掘地三尺，将白地，不，将所有纳西族民间私藏的东巴法器、经卷、画像都曝光、销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少东巴在“政策轰炸”的初级阶段就没法招架，将传了几辈，甚至十几辈的宝贝主动上交。东坝课补村的大东巴墨干突若，手上曾有过两三百本《东巴经》，几乎都是祖传，或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全部交出去；还有大量东巴神像、画卷、扁铃、小鼓、法杖、法帽、法螺、法袍等等，也交出去，被造反队当场付之一炬。墨干突若成了典型，身体没吃亏。而大量不老实的东巴，被罚跪、学狗爬，还命令他们踩钢刀，舔烧红的犁铧。

老威：真是独出心裁！

和君：不算独出心裁。许多东巴做法事，渐渐进入状态，就能脚踩钢刀，舌舔烧红的犁铧，而不损自己一根毫毛。

老威：你可以么？

和君：我的功力不够。我的爸爸可以。

老威：你亲眼看见？

和君：当然。许多次。

老威：类似于民间杂技吧，傣族艺人在节日里表演上钢刀云梯之类。

和君：上刀梯可以练，东巴的状态练不出来，得靠悟性。比如做道场，程序都大同小异，再笨的人，天天学也会了。可东巴舞一跳起来，你得去感觉，去呼唤，渐渐脱掉人形，成为呼风唤雨的天神，这样，你才有能力与魔鬼征战，才能在另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明察秋毫，将针尖小的鬼，云团大的鬼，冤魂，风一样飘忽的魂，绳子一样缠人的魂，统统捉拿。这如此神附身的状态，有人将火塘里烧红的犁铧挑出来，甩地上，你围着它跳两圈，就不由自主要埋腰，哧哧地舔，红彤彤的铁，在嘴边哧哧冒青烟，旁边人瞅得肉都麻了，你却和舔骨头没啥差别。这是驱鬼嘛，去蛊嘛，不敢舔红铁，你就认输了，天神咋能对魔鬼认输呢？踩钢刀也一样，不会受伤——我是说我爸爸那种大东巴，不会受伤的。

老威：受逼迫也不会受伤？

和君：那就另当别论。没入状态，一舔红铁人就废。我爸爸被几杆枪指着，不准穿法袍，不准动法器，更不准跳热身的东巴舞，就直接叫舔。那可是刚从火塘挑出的红铁啊！我爸爸浑身抖，不愿舔，几个红袖章就扑上来按脖子。我爸爸只得心一横，猛啄一口，只听得哇地一声惨叫，就昏死过去。红袖章连泼几桶水，我爸爸才醒转。于是又叫舔，这一来，那张嘴转眼就变成了焦糊的洞，足有拳头大。大半年后，烫伤才结疤，可我爸爸的舌头短了半截，说不出话。咿咿呀呀，婴儿一般练习好久，也不行。他的意思，加上连比带划，只有家里人能够懂。

老威：凭啥对你爸爸这样？

和君：不老实嘛，不愿交《东巴经》嘛。

老威：唉，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和君：有啊，我们家的经书没受损失。一家人由爸爸指点，连夜在火塘下面挖了个地窖，将从远祖一代代传至今日的三四百卷手抄经书，全部埋藏。再封上石板，填好土，把几十年的老灰铺还原……

老威：你们的地下图书馆。

和君：这些象形文字，内容五花八门，在整个纳西族民间，估计有数万卷。可现在还剩下多少，就很难说——当时很悬啰，我们在“《东巴经》图书馆”的上面，重新烧起火塘，一家十来口，横七竖八躺成一圈，可谁都睡不着。心在跳，牙齿也在跳。不晓得这种做贼的日子熬了几天，造反队才上门搜，房上的瓦揭了，墙捅出大窟窿，院子内外的地下，包括牲口棚，都工兵探雷似地寻遍，还横竖掘出几条大半人深的“战壕”。

老威：没有人怀疑火塘？

和君：天很冷，才9月底，就在飘雪了。造反队将我们从自家的火塘边撵到外面，然后提起两根拨火棍，噼里啪啦打火，搞得烟雾腾腾。我们紧张得很，以为这下完蛋啰，他们要翻火塘啰。可是没有。我们连冷都忘记了，直到他们叫完爸爸的名字，又叫我，命令在两天之内，上缴所有“封建主义的精神鸦片”，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老威：接下来呢？

和君：我爸爸就被红铁烧成哑巴了。

老威：你爸爸现在咋样？

和君：七十年代就去世了，跟爷爷差不多，只活到60出头。

老威：为延续你们家的东巴香火，他们都付出了血的代价。

和君：是啰。

老威：如今你也60出头，境遇应该比他们好，至少可以不受限制地传授《东巴经》和东巴舞。

和君：可是没人学，连我的孙儿都不愿意学。

老威：咋会呢？东巴文字不是被联合国定为“人类文化遗产”么？在丽江古城，东巴宫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演，名气仅次于宣科搞的纳西古乐。

和君：我40多岁的儿子在东巴宫跳了1年，受不了，收拾回家；我20多岁的孙子又出来接着跳。唉，把我给气死啰。

老威：觉得在大庭广众跳神丢脸？老人家，开化一点，舞台上跳神、也就是合法跳神，总比偷偷摸摸跳神、也就是非法跳神好嘛。

和君：晓得。这东巴宫是一个外省大老板投的资，从各地招徕东巴，老的，少的；还配上山歌、野调、打跳、走婚，拼凑成一台“风情野味”。本想一炮而火，再到世界各地巡演挣大钱，没料到，还是被斜对面的纳西古乐抢了风头。

老威：世道眨眼就变了。

和君：我气的不是世道变，而是我的孙子学坏了。

老威：吃喝嫖赌么？

和君：吃喝嫖赌算个啥。

老威：吸毒贩毒？

和君：性质差不多。这娃娃想钱想疯了，居然背着我，将家里的东巴经卷偷运出来，喊价10万元，卖给一个德国人。

老威：这可是你们两三代人用性命换下来的无价宝啊。

和君：对啰，好几百年的东西，饿死、打死、病死都不会卖的！树有根子，人也有根子，卖《东巴经》就等于砍树，再过一些年，下面的人连纳西族的祖宗是谁都不晓得。

老威：可年轻人不这么想啊，有没有祖宗不重要，活得好不好才重要。

和君：我孙子就这么讲。丽江消费高，丽江国际化，做东巴挣不了钱，在东巴宫表演1个月，才拿千多元的工资，只能卖《东巴经》啰。

老威：卖掉没？

和君：德国人付了钱，还没把东西运走。不行，不能让他拿走！

老威：10万元算一笔大买卖啰。

和君：我孙子不想做东巴了，他要改行，用这笔钱做生意，万一发达了，就在丽江买房子，再也不回香格里拉了。他说，白地了不起，跟他没关系！

老威：据说从中甸县城骑马走山路，要1天多才能抵达你们村子。

和君：对啰，不通公路，只能骑马。可这有啥关系？

老威：你孙子要过现代生活。

和君：他早就现代了，他们两口子一道出来，在花花世界混了不到1年，就离婚。丢下两岁娃娃，没人带。

老威：你连重孙都有了？

和君：气死人啰。我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将可怜的重孙和经卷都带回去，东巴香火不能断！哪怕找政府，捅破天，我也要毁掉他的发财美梦，然后，彻底断绝与他的祖孙关系。

洞洞舞女戴凤凰

采访缘起

在20世纪末的一张小报上，我曾读到过洞洞舞厅的暗访报道，不禁拍案惊奇。正考虑过两天去亲身体验一把，不料接踵而至的消息是，洞洞已被扫黄警察封死，令人扼腕。

然而在中国，这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地下声色场所，注定死灰复燃。尽管当政者用心良苦，一贯反腐倡廉，甚至抬出被新文化运动打倒过数次的“孔孟之道”，来教化大众笃信共产清教，但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生存比发展的道理更硬更黄，也更直接和无奈。

所以在2009年6月14日傍晚，得到确切信息的我，马不停蹄，由西向东，直趋猛追湾外围的老国企遗址。出租车在高楼大厦间钻来钻去，终于拐入一条背巷，接着突围，抵拢两排斑斑驳驳的老厂宿舍楼。

快9点了，黯淡路灯下，不明不白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稍远处汇聚。那儿即是毛时代的防空洞、如今的洞洞舞厅入口。不用问路，只需随大流，我就达到目的。

执勤人员佩戴红袖套，望上去如临大敌，其实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掏10块钱，购票入场。没坐位没服务，我只得百无聊赖，欣赏了一会儿劣质音响。舞池渐渐满溢了，接着舞池和观众席的边界模糊了，再接着人头沸沸扬扬，我的前后左右，全是蠕动的人形虫子。进退维谷，不入乡随俗者，要么是奸细，要么是白痴。刚巧有个圆滚滚的肩膀擦刮我一下，就顺势搂着，跳上了。

说实话，开头几分钟，我认不清她的脸；感觉算大龄美女，却没料到人家生于1966，与文革同龄。太意外了。

正文

老威：邓丽君翻唱的《夜上海》，真不错。我能请你跳一曲么？

戴凤凰：想跳就跳，不必文绉绉的。

老威：谢谢。

戴凤凰：我说了不必文绉绉的。伸手过来，这是腰，这是肩，抱紧点。钻这洞洞的牛鬼蛇神，至少五六百，你不抱紧，就如歌里唱的：眨眼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老威：对对。绿莹莹鬼火一片。所有的脸是同一张脸。

戴凤凰：音乐声太大，听不清楚。

老威：我说蛮有意思。

戴凤凰：那就先付10元。陪舞的通价。

老威：好好。

戴凤凰：今晚不热嘛，你的手咋个汗津津的？是不是来感觉了？

老威：没这么快吧。

戴凤凰：那就再兜两圈儿。脸贴脸嘛，便于交流嘛，随便摸随便摸。咋样，需不需要其它服务？

老威：太直接了。

戴凤凰：不图个直接，你会到这儿来？

老威：我、我、我……

戴凤凰：打飞机30，打站炮50，都是出浆付费。

老威：这是100元，拿着。

戴凤凰：你，干啥嘛？

老威：我憋得头晕。我们出洞去透口气嘛。

戴凤凰：哦哟，理解、理解。我碰到过你这样的怪癖男人，不预热硬不起来。

老威：是、是。

戴凤凰：可我不想走远。

老威：附近有个广东夜宵店。

戴凤凰：太贵，灯也太亮，浪费电。我们还是在街边吃麻辣烫吧，但不能超过1小时。生存压力大，没办法。

老威：我们长尾巴了！是不是便衣警察？

戴凤凰：在哪儿？

老威：电线杆子背后，推着一辆自行车，我们走他走，我们停他停。

戴凤凰：哦，那是我男人。

老威：你男人？！他晓得你干这个？

戴凤凰：跟20年前谈恋爱一样，他每晚都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班，多浪漫啊。

老威：叫他一块聚聚？

戴凤凰：客户和老公？这算啥子？放心嘛，他不会过来的，除非我出事。

老威：看样子，他挺疼爱你的。

戴凤凰：是不错。你也不错呀。

老威：可是……

戴凤凰：好端端的人家，谁愿意这样？穷啊。我儿子今年考大学，需要钱。可钱这东西，天上不掉地下不生，还得靠自己挣。

老威：挣钱路子很多。

戴凤凰：麻烦你指一条。

老威：这个……

戴凤凰：咱工人阶级的现实写照是，偷抢缺胆子；诈骗缺心眼；做生意缺本钱；找工作又文化偏低年龄偏大。

老威：工人阶级？国企职工？

戴凤凰：我在砂轮厂，我男人在柴油汽车修理厂。

老威：柴油汽车修理厂？晓得晓得，猛追湾游泳池斜对面，1980年代非常红火。

戴凤凰：老黄历了。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我男人当知青，为了招工回城，送了多少礼啊。终于进厂，做汽车修理工，又有多少人羡慕啊。文革结束，改革开始，邓小平上台，百废待兴，我们也算从激动人心的年头过来的。生产标兵、革新能手、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等等等等，锦旗满墙，奖状满箱，动不动就敲锣打鼓……

老威：当时有篇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写大刀阔斧改革，天天在中央电台播放，每个青工都人手一份。

戴凤凰：随后就一阵风，吹过去，我们的青春也吹过去。1990年代，朱镕基当总理，搞国企转型，减负割肉，就是所谓“二次改革”。一部分人先下岗，接着两三个月不发工资，再接着厂子瘫痪。东郊这边，几十家建国以来的国营企业，眨眼就没了。我男人那个厂，地皮早早就批发给房地产商，修20几层的住宅楼。

老威：成都老国企的地皮，都搞房地产开发了。黄金地段春熙路周边，属于原成都百货公司，地价炒到1亩1千万，可普通职工得到的一次性遣散费平均不足两万。

戴凤凰：贪官奸商勾结，层层盘剥，发了横财。作为卖方的签字代表，国企领导个个腰缠万贯，不少投资移民去西方养老。可怜的风光一时的工人阶级！劳累大半生，两三万块就打发掉了。

老威：这应验了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名言：原始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冒着泪和血。

戴凤凰：下岗快10年了，当时我们两人的遣散费加起来，不足7万块，这就是所谓“再就业基金”了。自行车修理、水果摊、小吃摊、服装店都搞过，我们没其它本事，就晓得起早贪黑。苦熬到上前年，所谓家庭资产也积攒到十五六万，在下岗职工中算百里挑一了，可是我妈妈又得了肺癌！

老威：哎呀，这可是吞钱的无底洞。

戴凤凰：撑了近1年，转院几次，我们兄妹3人，加上我男人弟兄两人，都耗得油尽灯枯。

老威：花了多少钱？

戴凤凰：40多万。我们这个家族，两代纯种的工人阶级，曾经让多少眼睛嫉妒！可如今一人绝症，全军覆没。仅癌症化疗的费用，每天好几百；最后喂不下东西，人体营养全靠输液，一瓶脂肪乳就300多；止痛的杜冷丁，一针几十，还说优惠我们……

老威：起不了任何作用，现在的医院，就是昂贵的屠宰场。

戴凤凰：可一旦上套，就退不下来。主治医师、主任时刻在打算盘，建议病人家属要用啥子啥子特效新药。我妈妈全天候输液，浑身爬满针眼，手臂血管堵了，插不进，就改插大腿根；大腿根不行，就插脚背。有一次脚背也肿了，护士硬来，把针头撇弯了。转眼间，血开始回流，大半截橡皮管变红。气得我晕掉，一把拔掉针头，破口大骂。主任闻声赶来，看了看，取下架子上的脂肪乳，对护士嘀咕：太浓稠了，拿去稀释一下，继续。

老威：恐怖。

戴凤凰：我妈妈临终，扣着氧气面罩，几十分钟就1针杜冷丁。我慎重通知院方，不再用药，不再做任何抢救，顺其自然吧。可那猪头主任，乘她老人家神志稍微清醒，竟当众大声问：“都这样了，您老还想活么？”妈妈一愣，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尽管喘着，尽管说不出话，却还是一个劲儿点头。蚂蚁都不想死，何况人。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三兄妹加两弟兄，在医学院11层的癌症楼过道商量不出对策，就抱头痛哭。没钱了，啥都白搞。二哥说：只有卖我家的房子了。大哥说：卖掉房你又住哪儿？总不能让死人拖垮活人。二哥说：妈妈还没死，恐怕十天半月也死不了。大哥说：那我死。跟着就要翻窗户跳楼。大家急忙扯住。

可哪想到，当晚大哥真跳楼了。半夜3点过，整座楼相对安静，只有一两个人还在哎哟哎哟，可声音压得低，值班护士就躲着，假装没听见。妈妈病房的另一个人，中年人，傍晚才抬走。大哥抱妈妈起床，上厕所，她已经几个月没离床，瘦成一块肉干。大哥轻易就把妈妈从厕所窗口扔出去，跟着自己也跳出去。吧嗒吧嗒，梦游似的，就摔为肉饼。

老威：总算解脱了。

戴凤凰：夜深人静，虽然围墙外是闹市，也没激起丝毫波澜，直到天朦朦亮，才被门卫发觉。顿时成大新闻，上了当天报纸。怪谁？大哥么？说句不孝的活，还得感激他。丢下我们这些不敢死的，苟延残喘，该干啥干啥。

2006年，我40，残花败柳，可收拾打扮一番，马马虎虎。最先跟下岗姐妹一道，进家政公司，替人搞清洁，累几小时，才分20块钱。没办法，就听天由命，走上岔道。

最开始是个离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76了，住水碾河。有次去他家搞清洁，他儿子把我叫到阳台，谈得挺好。也没直接提身体服务，只希望我隔天过来，陪陪老头，送点温暖嘛。我说你们这样高级的人家，还缺温暖？他说女人的温暖，做儿子的送不了。

老威：原来是丧偶多年的老鳏夫啊。

戴凤凰：中央大客厅，环绕六七个房间，像迷宫，如果有贼藏进来，绝对找不着。平时就老革命一人住，儿孙们只是偶尔来聚会。

老威：你干啥？

戴凤凰：洗衣、做饭、拖地板，更多时间是傻坐，陪同样傻坐的老革命。他看报我看报，他看风景我看风景，他嘟嘟嘴我就问干啥子？然后挨拢去，按按这儿揉揉那儿。有需要了，拿手帮忙搓搓。这把年纪了，上床也就拽着迷糊，有心做，也不成，那劳动强度，和爬一匹大山差不多。老革命真可怜！老伴儿死早了。

老威：你还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啊？

戴凤凰：人家为党为国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我这小百姓不能比。

老威：他没个朋友么？

戴凤凰：我也奇怪。别的老同志嘛，打太极拳，练毛笔字，吹闲牛，下象棋，像叶剑英的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很豁达嘛。可他呢，一闷葫芦。听他儿子讲，老革命当人事局长时，风度翩翩，雷厉风行……

老威：该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戴凤凰：后来我才晓得，老革命犯错误了。

老威：贪污腐败，被降级处分了？

戴凤凰：跟我一样，他早就下岗，错过捞好处的最佳时机。有次我上街买菜，迎面碰着同院子的邻居，一戴眼镜的官太太。平时她挺高傲，不爱搭理我这类底层群众，那天却主动套近乎，递给我一支雪糕，还明知故问：某某局长的贴身保姆？人挺老实嘛。我的脸顿时热辣辣的，也明知故问：保姆就是保姆，啥子贴身嘛？她忙解释，没别的意思，只觉得我的胆子大。我说打工挣钱，胆大胆小无所谓。老革命又不是老虎。不料她咯咯笑：他是只花花老虎嘛，登过报的，你不晓得？当心被吃肉尕尕。

老威：我听得云里雾里。

戴凤凰：唉，我也没料到。

老威：咋个？

戴凤凰：老革命找鸡，被联防抓过。

老威：哇噻！太前卫了！

戴凤凰：可能空虚吧。可能和儿女有代沟吧。总之那个傍晚，寂寞难耐的老革命出门闲逛，不知不觉走远了些。在尿巷子内的茶铺，歇了一会儿，又慢慢往回转。恐怕是鬼引路，他拐进一边边街，正嘀咕“还没来过”，两面街沿的卷帘门就稀里哗啦开了，亮出一二十家隐身发廊，像超级金鱼缸，里头款摆的全是昼伏夜出的发廊妹。接着是鬼上身了，他稀里糊涂就叫拖进去，灯红酒绿，刺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老威：这么无辜？

戴凤凰：我看了那张报纸，写得太龌龊。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都德高望众了，咋个会不顾老脸，主动钻鸡窝？不合常理嘛。肯定是小姐们连拖带拽，绑架去的。呸，想钱想疯逑。

老威：白果林的著名鸡街，发廊妹和流动野鸡屡屡哄抢过往客人，互相之间还打架呢。

戴凤凰：所以老革命跳府南河也洗不清。抓嫖抓赌都是肥差使，联防和警察十天半月就要定点拉网，发威风财。老革命倒邪霉，光溜着下身，遭逮个现行。进派出所，罚款5000元，兜里不够掏，就通知家属交钱取人。缺德家伙们，立马把消息捅给记者。见报一炒作，老革命就中倒头彩，成为本市乃至全国，史上最高龄嫖娼犯。

老威：哇噻，太风光了！

戴凤凰：人家落到这地步，你还幸灾乐祸？没心没肺嘛。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

戴凤凰：我继续帮了他两年，包3餐，每月净得两千。老革命相当自尊，轮不上我去提醒他“那儿跌倒那儿爬起”之类。

老威：后来呢？

戴凤凰：门前冷落车马稀。官场绝了往还，亲戚邻居也疏远，就剩我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日日守望。有时老革命翻箱倒柜，拿抗美援朝的老照片给我看，他得过3枚战斗勋章呢，真厉害。他叹息说：革命一生，经不起错误一次呀。唉，如果不是隔了两代，如果没有老公娃娃，我就嫁他。不悔。咯咯咯，胡说了。

去年春季，老革命静久思动，刚出门，就在楼梯口中风。脑溢血，没抢救过来。丧事办得冷冷清清，老干处和人事局派人送了花圈，居委会连花圈也没送。他的儿女租下能装200人的大丧伙棚，设灵堂，摆了20几桌麻将，可东请西求，才凑够两三桌。那些吊唁的，匆匆鞠个躬，就昂首拂袖而去，根本不落屁股。伪君子！势利眼！我心里骂，你们没乱搞过？这个死人可比你们这些假惺惺的活人干净得多！

老威：你也善始善终了。

戴凤凰：还得生活，还得挣钱。大地震以后，下岗的更是铺天盖地，连大学文凭都求不着食，我们这种等而下下之的，咋办？

老威：你与老革命的特殊关系，你男人可晓得？

戴凤凰：他只晓得借酒浇愁，坐以待毙。

老威：你们还有爱么？

戴凤凰：有嘛，贫富死活都绑扎一团，不叫爱？但爱填不饱肚子嘛。儿子眼看考大学，只能豁出去了。

老威：作为男人……

戴凤凰：作为男人咋个？他快1年没工作了，我得养着他们父子俩。换别的女人，早离家出走了。我死撑着，证明还有良心，还有责任感。两口子，心里都憋屈，平常就别交流，免得哭啊闹啊，浪费感情，又丝毫解决不了问题。有那么一回，我从洞洞舞厅下班，都两三点了，却不见他的自行车。我急了，与几个姐妹分头找，才发现他跟俩哥儿们喝酒，已经瘫地上。我只好反过来骑车带他，快拢家门还摔一跤，气得我坐在街沿上呜呜哭。他到底清醒了些，就噼里啪啦捶自己脑壳，连吼几声“没用啊没用啊”。哪个男人愿意这样？

老威：你来这儿多久了？

戴凤凰：我打小就在这儿。两三岁，父母挖防空洞，我就蹲在土坎上看。当时，中苏珍宝岛之战刚打完，有关原子弹和氢弹的宣传画铺天盖地，似乎洞挖得越深，防弹性能就越好。毛主席号召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老威：毛主席可没想到三四十年后，防空洞演变成洞洞舞厅。

戴凤凰：中国人喜欢挖洞，你看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北方农民靠挖洞，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圣地延安，全体住窑洞。直到解放后，直到我们这代，对挖洞也情有独钟。世界大战没打，可全城性的警报经常呜呜响。记得林彪副主席叛逃苏联，飞机坠毁在外蒙温都尔汗前后，我们动不动就跟着大人钻防空洞，密密匝匝的人群，像蚂蚁搬家。战争疏散演习嘛，警报有时响3分钟，有时响5分钟，大家煞有介事，挤成一团，放屁也得夹着，死等那“空袭解除汽笛”。

老威：全国人民都在玩游戏。如果将各地的防空洞连为一体，相当于七八个万里长城嘛。

戴凤凰：所以最先有人提到洞洞舞厅，说里面如何如何闹热，如何如何见不得光，我一点儿不吃惊。由于大地震，由于和“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形象不符，洞洞被封了半年，重新开放时，据说比原来还火爆两倍。于是原单位姐妹一邀约，我就来了。哎哟，真是天上地下，啥子牛鬼蛇神都出笼了！

老威：打退堂鼓了？

戴凤凰：40多的婆娘，到哪儿都有进无退。况且，这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当年我们在这儿跑警报、藏猫猫、抓特务、打游击时，一半舞客还没在妈妈肚子内发芽芽。

老威：可在风月场，这不占优势。

戴凤凰：时过境迁，从前“领导一切”的工农兵，眼下都属“弱势群体”。就认帐嘛，知足常乐嘛。就如现在，与你胡扯一通，还挣钱，运气不赖。如果每月凭嘴巴，赚个三四千，我就成电视节目主持人啰。

老威：作为洞洞舞女，你算祖母级吧？

戴凤凰：啥子祖母级？外国电影里，我这年龄段的女人最有魅力。

老威：误会误会。

戴凤凰：客气客气。

老威：干杯干杯。

戴凤凰：我只喝饮料，沾点儿酒，浑身通红。做舞女，头脑清楚比较好。与我类似的下岗女工，每晚几十个，或多或少都能赚点。即使不搞其它的，正常陪舞，一曲10块，就算跳10曲，也有100块。

老威：能接到10个舞客邀请么？

戴凤凰：太文绉绉了。舞池里像煮饺子，只要你进入，就浑沌一片，辨不清你我他。男的随便搂随便抱，女的也一样，不过古今中外的规则都是男的付费嘛。

老威：没选择余地？

戴凤凰：有，但反应要快。舞曲渐起，你马上说算了就算了；等到兜一圈，你才说算了，肯定给钱才能算了。

老威：不给呢？

戴凤凰：轻者罚款，重者挨黑打，还要被执勤人员撵出去。

老威：这样谁敢来嘛？

戴凤凰：洞洞舞厅搞了十几年，风风雨雨，开开关关，没听说缺过人。

老威：洞洞外面停了大片自行车，都类似你们家情况？

戴凤凰：你指男人骑车接送？我熟悉的姐妹中，有五六对，大家碰面还打招呼呢，家庭感情不错，才能做到这点。一般情况嘛，与过去上班似的，自己骑车来，或者吃完饭散步来。男人们心知肚明，不闻不问。

老威：这是一种人生？

戴凤凰：这是一种活法。也许防空洞时期，就注定我们多年后，会在里面赚钱。幸好毛主席仁慈，死得早，还为我们剩了点点青春的尾巴，我们死拽着，脸上多抹些化妆品，进洞洞还可以“让时光倒流”。近视加想入非非的各种男人，还可以在灯光的作用下，把我们当成30岁，过分一点，二十八九。男人也一样，明明五六十了，甚至奔七了，还自以为三四十，从不过五。你见过60岁大爷染红毛没？我见过，他说只有28，我就装作天真少女样，夸他年少老成。结果他一兴奋，啥都没干，白给我100块。骗嘛，空欢喜嘛，白天真实残酷，夜晚何必那么真实残酷呢？本来两三代的青春，都叫共产党给耽误了，如果连青春尾巴也要斩干净，大家就同归于尽嘛。

老威：这儿算工人阶级最后的怀旧阵地了，挺悲凉的。咋样，叫你男人过来喝一杯？

戴凤凰：他吹着夏夜凉风，看着星星，挺好嘛。

老威：城里只有路灯，哪来星星啊？

戴凤凰：你过意不去么？就再给50块。我代表他谢谢。

天安门市民纠察队队长刘仪

采访缘起

这篇谈话放了两年多，直到今天，六四惨案发生快20年了，才翻出来整理。真有点对不住人。不晓得这期间又有多少六四暴徒出狱还乡？他们如何在生存线上挣扎？大约前年底去年初，我还在云南丽江遇一暴徒，据说在北京呆不下去，祇得跟着一哥们，背井离乡至此，替人看场子糊口。我问看什么场子？对方却吱吱唔唔，还叹气道：死容易，活着难哪。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寒风刺骨的傍晚，武文建带领我和班忠义，从南三环的沙子口，辗转到牛街下车，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找到正在办公室值班的本文主角，石塔一般敦实的前天安门纠察队队长刘仪。武氏作了介绍，51岁的老刘就伸开钳子般的大手，猛夹住我。隔着条桌，操摄像机的班忠义拍下了这一隆冬里的火烈场面。

6点，天黑尽，拖着嘘嘘口哨的风，围绕幽魂一般的路灯打旋儿。我们出菜市场，才几步，就感觉腿僵硬了。老刘说，这鬼天，地面餐馆架不住吹，我们钻地下吧。于是，4个壮丁就通过一类似矿井的入口，下两层楼梯，降至地下。密密匝匝的门洞，出没着打麻将的赌客，唱卡拉OK的骚客，以及三三两两不明身份的年轻女子。我们在小小过厅间迟疑片刻，便进了门洞套门洞的开放式餐厅，祇比包间稍微宽敞些。

幽暗的矿井灯，油腻腻的桌椅，4人落座，犹如4个刚领完薪水的理直气壮的东北民工，点了一大锅炖骨头。底火啪嗒一开，油泡泡就全面泛滥。老刘捞起一根棒骨，才吱地长吸一口骨髓，我就迫不急待地掏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武氏哀求道：老廖啊，让我们吃个十几分钟，再讲那些悲伤事儿行不？老刘也应和道：对对，否则再好的东西也没胃口了。

正文

刘仪：我先声明一点个人看法。我对这个社会有意见，可并不想颠覆它，恰恰相反，我是个爱国主义者。

老威：是不是自认为在皇城根下长大？有一种说法，爱北京就是爱中国。比如中央电视台所有主持人的口头禅都是“我们国家”，大家也就跟着叫“我们国家”。

刘仪：没这意思。不过我们家的确世代老北京，爸爸是铁道部门的老共产党，亲历过所有的政治运动。家里六子妹，我排行老五，除了妹妹，其他都挺坎坷。商业部门的大哥，下放到延庆；航天部的二哥，下放到宝鸡；老三和四姐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东北与河南。我也插了一年半的队，在京郊大兴。如今那地儿成经济开发区了。

老威：相当于从京城流放。

刘仪：几亿人的命运，就老毛一人说了算呗。

老威：然后？

刘仪：1976年老毛死，我末代知青也当完了。回城，进航天部工作。干够4年，烦了，不想再做国营体制和派性的牺牲品，就自个放牛出来。

老威：留职停薪吗？

刘仪：80年代初，没这一说。你要自在，就什么也甭想。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最早我卖口香糖，每天起早贪黑，挎着个书包，跑王府井和西单。那时口香糖刚时兴，好卖。嘿嘿，我在航天部，每月工资30多块，我家革命资历最高的老爷子，也就每月70多块，可我赚得还要多。

老威：改革开放的先驱？

刘仪：差远了差远了。那会儿的个体，在大众眼里相当于地痞流氓，或者剥削阶级出身。后来社会开放些了，我才由流动卖口香糖发展为固定摊位卖水果。赚钱，成了万元户，就长期补贴其他子妹。

老威：你在商业上智勇双全，咋会对政治感兴趣呢？况且，运动啦，游行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啦，某某上台某某下台啦，你在北京见多了。

刘仪：没办法，赶上“好时代”，是中国人就无法逃避

老威：武文建说，你33岁那年卷入六四。

刘仪：脑子简单呗。1989年4月的穆斯林大游行，我也参加了。

老威：什么原因？

刘仪： 民族歧视政策。

老威：学潮呢？

刘仪：撞上的。胡耀邦死不久，我经常路过天安门城楼，那时大游行还没开始。大学生游行、下跪、递请愿书、知识分子声援、当局不搭理什么的，是后来了。我们这些普通市民，被书生给感动了，人家为国为民，反腐败反官倒，也没得什么好处啊，市内小偷还罢偷3天呐。于是，热血上头，素不相识的人们就组成队伍，选出几个代表，来维持广场秩序。最早3、50人，后来扩大到两百多。

老威：叫广场纠察队吗？听说你是队长。

刘仪：我把卖水果积攒下的2000多块钱，都捐了，所以被推选为负责人。

老威：捐钱多就能当队长吗？80年代末的2000，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呐。

刘仪：还得有激情和头脑。我们纠察队比高自联和工自联成立得早，最先在广场搭帐篷的，也是我们。

老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据说侯德健在六四前夜还在唱：丑陋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漂亮。

刘仪：六四，六三，六二，六一，那种记忆……我先抽根烟，这会儿心情太乱……廖先生，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老威：好的。

刘仪：谁第一个下令？谁第一个开枪？第一辆军车是谁烧的？群众毁掉的枪支是不是政府故意送上门的报废武器？

老威：不晓得。

刘仪：是呵！你没在现场，你体会不了。六四当晚，戒严部队的两路坦克从广场两侧冲来，时速绝对超过60迈，疯了疯了。当时广场上剩几万人没撤。我最后一批离开广场，之前还碰着侯德健，他说要去跟部队谈判，我说没用。那子弹射的，比筛子眼还密，令人趴下就抬不起头。他妈的，八国联军、日本鬼子、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入侵北京，也没随便对平民动枪炮。而号称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却明目张胆，大开杀戒！

不清楚多少人逃，多少人冒着弹雨上，将中弹的拖回来。逃命没什么错，舍命上的就错了？后来在文化宫那边，第一辆坦克被点着，里面坐的是位师长。下半夜4点45分，广场准时熄灯，天亮前，穿着迷彩服的军队就开进来。我一看这阵势无法阻挡，当即把所有名单，包括我们纠察队和高自联的会议记录，统统浇上汽油烧了。这大约是那夜天安门的第一把火。

老威：你的叙述很有意思。

刘仪：不少人在英雄纪念碑东侧，手拉手唱国际歌。高音喇叭在喊：同学们，不要撤！我们没有错。学生万岁！市民万岁！打倒官僚，反对腐败！后来喇叭被打哑，有个人受连累，叫射倒在纪念碑底，流了好多血！黑压压一片的军队，开始摧毁帐篷，像赶俘虏似的，将我们圈一处。纪念碑四周一片狼藉，我们纠察队的这些弟兄，最后被两排枪口指着，含泪离开。当我走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几个学生突然从侧面狂奔而来，追兵们喊：站住！别跑！话音未落，嗖的一梭子弹就扫过地面，惊得我也蹦了两尺高！傻了吧？人民军队就这样干手无寸铁的人民，他妈的……混蛋……

老威：你看见几个倒下？

刘仪：5个。其中有个女学生，捂着肚子，肠子哗啦流出一滩。血啊呻吟啊喊叫啊。谁料到爱国会爱成这样？

老威：你们这帮人当即就撤了？

刘仪：撤了没有散。

老威：剩多少呢？

刘仪：就10多个。

老威：躲哪儿呢？

刘仪：先在一朋友家，谁都不敢露面，不敢打电话。那朋友很仗义，10多号人在他家挤着，同吃同睡，却毫无怨言。7号左右，我发现周围有可疑分子游弋，就立即率众转移，到丰台一农家大院熬了10来天。没钱，一伙人去不了远地儿，祇得又兜回来。结果暴露了。

没什么可说，朋友家转眼被围得跟铁桶一般。警察敲门，进门，喊话，点名，点一个铐一个。轮到我，叫了3遍没应，一派出所民警就上前煽我一耳光：还不吱声呢，抓的就是你！

接着栽进7处的看守所。一够10多人住的号子，却密密匝匝挤了51人，除开7、8个刑事犯，都是六四暴徒，其中47人戴着脚镣子。肉贴肉，没法躺下睡。还要挨打，还要应付审讯，我在7处将近1年，没报废算奇迹了。稍后又转到炮局和秦城监狱，每天吃熬茄子。

老威：我在狱中吃了几年熬南瓜，搞得我至今南瓜过敏。

刘仪：进去才半年，壮如牛的我，饿掉20多斤肉，剩一骷髅架子。更可怕的，是人肉仓库内没处洗澡。疥疮满屋子窜，半夜三更，几十双手挠痒，刨得轰轰轰，闷雷一般。你见过鸡蛋大的疥疮没？脓包穿了，指头捅进去搅，疼得呲牙咧嘴，还止不了痒。记得炮局时期，上茅坑得班长审批，然后两个人成对，屁股抵屁股下蹲。有时候正撒尿呢，突然喊“起立”，动作稍慢，一根大皮管子就射过来，弄得你变落汤鸡。夏天还好点，冬天就惨了。

老威：你什么时候接的《起诉书》？

刘仪：入狱4年后。不认罪没用啊，他们往死里揍了你，还要判你。

老威：什么罪名？

刘仪：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其中包括：一，成立非法组织；二，纵火（虽然不是本人亲手点的）；三，拦截军车。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

老威：接着就劳改。

刘仪：一监和二监都呆过。主要缝大衣、裙子、挎包。记得有段时间，我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生产出口美国的橡胶手套，一个星期下来，指头就变畸形。你看看，我这手指直到现在还没恢复。当然，有钱暗中贿赂管教，就不用干活儿。

直到熬满刑期，哥哥和妹妹来接我出狱。在大门口抱头痛哭一阵，3个人就默不作声地走向二监大墻外的公交车站。

老威：当年的革命激情就此烟消云散了吧。

刘仪：在里面时，以为六四会很快平反，可一两年、三四年、五六七八年过去，没响动。唉，没响动也就罢了，谁也不指望鲜花、掌声来迎接。可气的是，回归社会还遭歧视。那天我刚上车门，售票员就狠推我一把。我说你干嘛？他说这不是你这种人该站的地儿。我内心的火苗子嗖的窜老高，想不通这些年怎么啦，人不长记性了？变成呲牙咧嘴的鬼了？哪怕我就是曾杀人放火的劳改释放犯，也不能随便欺负啊。幸好家人劝阻，我才松开紧捏的拳头说：老弟，我今儿刚出来，本是喜庆日子，但我不怕再进去。我奉劝你不要因为一点出口伤人的小事，挂个大彩。

老威：然后呢？

刘仪：售票员不吭声了，而乘客向我投来的异样目光，跟刚才得到的自由一般陌生。车子摇摇晃晃，继续转弯抹角。我念叨着：整8年了，公交车路线还照旧吗？9路过前门，我们坐10路，应该过天安门，抵长安街站，就到家了。可突然间车拐弯了，还没沾广场边儿就拐弯了！我急得大叫：走错了走错了，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我哥回答：没错，老太太搬五棵松住了。我嘀咕：她怎么住哪儿？却猛地明白过来，原来哥哥和妹妹刻意让我避开天安门广场，那地儿留下的痛苦记忆实在太深了。

绕到公主坟才下车，再回倒一趟，挺费事儿，可终于回家了。上3楼，妹妹敲门，我妈隔着问谁呀？那从小听到老的细若丝线的声音！我梦见过多少次的声音啊。我想答应，喉咙却塞了块大石头。

老威：8年没回家，相当于打完两场世界大战。

刘仪：所以母子重逢那瞬间，我的耳门过火车一般。在轰轰乱响中，我吼了声妈，卜咚就跪在门口。唉，8年，一把时间的尺子，那端的母亲青丝缠头，身子骨硬朗；这端的母亲却飞雪满头，颤颤巍巍了。她扶我进屋，母子手牵手，相对垂泪。妈也说不出什么，祇一个劲儿叫：儿子哦儿子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说：妈哦妈哦，这些年你等苦了，儿子以后一定多多补偿，好好孝敬，再也不热血冲动，去白操心这个破国家了。

家里人哭成一团。我哥说：老五起来说话吧。接着，我妈就跟我嫂子一道进厨房，做饺子。我靠在床头听她唠叨：老五最爱吃我做的饺子，今儿个我要亲手给他包，亲手给他煮。看看这些年，他瘦成什么样了，唉，可能连饺子啥味儿都忘了。

我一大男人，泪水又牵成线。直到饺子端上桌，大家围坐一块儿，我心里依旧堵得慌。半口也吃不下。妈紧挨我坐，不停往我盘里夹饺子，可手抖饺子滑，折腾好久才撮起一个，就举到我嘴边说：“老五哦，你好歹吃一个，让妈高兴高兴。人生就这样，看开些，啊？”我强作笑颜，咬住饺子，想来个囫囵吞枣，却呛住了。

我蹲在地下咳嗽。这团圆饭吃的，饺子都凉了，家人们还没怎么动。天黑了，窗外十里长街的灯火闪闪烁烁。我哥见我稍微平静了，才说： 老五，有件事我们一直瞒着你，咱爸没了。走的时候，他还直叫你名字。说不见你就不走。

五雷轰顶！我又跪倒了。透过窗玻璃遥望苍空，我对远行的父亲磕了3个响头。心里却说：爸呀，虽然你牵挂我，可最丢不下的，还是妈。我懂你一直叫我的意思，你放心吧。

老威：你爸哪一年去世的？

刘仪：呃，我出狱前1年。肺癌晚期，送医院没几天就不行了。

老威：现在是2005年，时间一晃，又是8年。而六四已经过去16年。

刘仪：16年！有人死，有人活，有人还在坐牢。而社会却在经济腾飞。被关傻了，刚出狱，我连马路都不敢过。在人流里，慌慌张张，没作贼心还虚。有一回，我鬼使神差上了一立交桥（记得六四之前北京还没有大型的高架立交桥），东拐西拐，却不知该怎么下。身边的车，开得嗖嗖的，带起的风也要把人铲出去。正懵懂呢，却猛听一顿吆喝：傻比！走哪儿呢？原来是两个交警，老远跑上来。他们把我当成乡下人了。可再是乡下人，也不能骂傻比啊。于是我冲着他们，问你们骂谁？警察一听我地道的北京腔，就改口反问我们骂你了吗？你怎么奔桥去的？知不知道那上面不能走？我说我没见过立交桥，怎么啦？大盖帽了不起啊？

老威：我出狱时，也跟你一样，起码大半年，还是自己家里的乡下人。

刘仪：一两年，我才勉强适应了社会变化。首先是交通，其次是跟人接触。有一次参加老同学聚会，某位同窗被我吓一大跳，他上下左右，瞅来瞅去，才把住我问：你真是刘仪？没冒充？弄得我哭笑不得，心里嘀咕：老得这么快？连同班同学都认不出。岂料他却说：你没有被戒严部队枪毙啊？都以为你死掉好多年了。我说：我是鬼，你掐掐啊。他还真掐了。是活的。于是大家挺复杂、挺遗憾地笑。

老威：遗憾什么？

刘仪：在人们记忆里，你已经死了多年，结果你还活着，还公开出现，这不是添乱吗？

老威：你后来靠什么为生？

刘仪：老房子被拆，我在附近搭塑料棚，地下砌砖，垫高1米多，弄了个小卖部。春夏秋冬、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感觉跟盲流差不多。

刘仪：对对。城管动不动就查，我也动不动就向城管队长下跪，管他叫爸。祇要能给点生存空间，叫什么都行。

老威：你也曾是广场纠察队长嘛。

刘仪：谁知道呐。后来经街道派出所研究，让我换地儿，重新搭棚开店。起早贪黑又一年，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老威：你也像绝大多数中国人，被生活洗脑了？

刘仪：苦闷啊，当年的事儿，没人耐烦听，祇得一个人去天安门遛弯儿。鬼使神差，走到旗杆底下，六四那阵儿，我们纠察队的帐篷就扎那儿。如今呢，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看升旗降旗。不少人从外地赶来瞻仰，听国歌，看大兵呱呱操正步，还热泪盈眶。我却站远远的，一根接一根，每次都抽完整包烟。

老威：想什么？

刘仪：想这中国人都是他妈的阿Q，唤不醒了。六四也算白忙活了。

老威：白忙活吗？不好说。

刘仪：我将我的种种感受写成小文章，可找不到投稿的门路。稍后，警察开始特别关照了，有时一天来几趟，晚上还咚咚敲门。

老威：你写啥东西？

刘仪：都搜走了。我还记得一个片段：问心无愧回归社会，苦苦煎熬是我的命。可我看到的，是变色的人！闻到的，是浑浊的空气！遇到的，是一串接一串贪官！我要像昨天那样，站起来呼吁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们，醒醒吧，认清我们活在怎样一个猪狗不如的麻木今天。

老威：接下来呢？

刘仪：警察设个套，趁我上西郊菜市场讨要2000元欠款，不由分说把我铐了。草草过堂，就栽赃一入室盗窃罪，又判我4年。原来，他们抵着我小卖部，安装了全天候监控器。

老威：你值得他们这样吗？再说，讨债怎么成了入室盗窃？

刘仪：约好在某某人家里见面，进屋却静悄悄的。我刚喊两声，就中套了。我操！我操！

老威：二进宫，相当于林冲误入白虎堂。许多六四暴徒还没出狱呢。

刘仪：这是2000年的事儿。我在二监呆1年，又转到茶店农场，与小偷小摸为伍。那个苦那个憋屈啊，不愿再提了。二监缝皮球，茶店种棉花。哦，由于我有手艺，是管教干部们随叫随到的按摩师，所以减了半年刑。

老威：两进两出，你的感受如何？

刘仪：这次出狱，祇得自个儿回去。他妈的，盗窃罪，没脸让任何人来接我。身无分文，连身上衣服也是一队长送的。我领了监狱40块路费，搭公交车回北京城。除开家人，我对谁都生疏了，所以一时想不起来该去哪儿。我又来到天安门，坐在纪念碑底抽烟，一包抽完，天就黑尽了。唉唉，长吁短叹一番，居然还老泪横流，真像一条恋旧的丧家犬，多年前在这儿留泡尿，就永远记得那泡尿味儿了。

我在街头走走停停，整一宿。第二天才回西郊。忐忑不安地上楼敲门。半晌，门开了。我妈见我，直楞楞的，第一句话却是：老五！回来啦！这次你就是要饭，妈也跟着。

老威：家里人不知道你要出狱？

刘仪：应该知道。估计正关着门吵架，哥嫂的脸色比乌云还阴。我挤出笑脸，主动招呼他们，问家里一切还顺吧。我哥说行啦行啦，吃饭吧。于是大家围上桌，吃得气鼓鼓的。忘了为什么，好像是我哥嘀咕我回来得不是时侯，我们就接上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妈说走了干净。在厨房的嫂子听见了，就摔锅打碗，高声嚷嚷：要走？马上就走哇！谁也不想硬留你们。我说嫂子，这像人话吗？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两进两出监狱，身无分文，还一把年纪。你们是怕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赖在这屋，混吃混住，当作街坊邻里，也扫了你们的面儿。苍天可鉴，我来此祇为看一眼妈，她老人家安稳，我哪怕时运不济，路死路埋，心里也安稳。嫂子嘿嘿两声，说既然母子这么连心，就成全你们。

老威：你哥说什么？

刘仪：躲一边。接着我进屋，帮妈收拾日常用品，卷成一包。母子俩出门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店铺都关门，公交车都收班，热闹的街道变得空落落的。

老威：你妈多大岁数？

刘仪：今年83，那年78.

老威：可怜啊。

刘仪：习惯了。世态炎凉，朋友反目，骨肉反目，从六四到现在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妈比我经历得更多，想必更没有翻不过的坎。当时我兜里祇剩27块钱，我妈还边走边喘。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

老威：总不能拖一老人，在街头再露一宿吧。

刘仪：我四处寻公用电话，到了五棵松，才瞅见一小卖部有。这时已过了12点。我想起一老哥们，从六四前直到第二次坐牢前，20几年，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我满有信心，给他打电话，通了。他正开出租车呢。我说我是刘仪，正没地儿去。你在哪儿呢？他说在路上，拉着活儿呢。又问：老哥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不通知一声，兄弟我好歹也该接个风啊。我胸中一阵暖，就答刚出来，还把家里才发生的事儿跟他讲了，让他过来接我们一趟，祇要安排暂住一宿就行。

他答应了。我就搁下电话等。20多分钟过去，我见妈靠在墻边，站不住了，就赶紧放下包袱，让她坐。我又给老哥们打，通了。他说你再等着，这趟活儿特远，至少还得十几分钟才到地儿。折回五棵松接你，疯跑也还得40分钟。

老威：这年头，笑贫不笑娼，你哥们也不容易。

刘仪：我也这么想。可人不沦落到这份儿上，谁愿意开这种口。我甚至在琢磨，我一堂堂男子汉，往后得暂且放下平反六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顺应经济大潮，打拼一番。如果掘到第一桶金，宁愿自己不花，也要回报这夜半送温暖的大恩。

老威：后来呢？

刘仪：过一个钟头，我再给他打。他在电话里，连连抱歉，说回转时，又载了个短途客人。一女的，拦不着车，出于职业道德，他就拉了。我说我没关系，世界末日都扛得住，祇是我老娘困啦。他说是吗，太对不住你老娘。再等10分钟！最后10分钟！我一准到！

老威：他不会来了。

刘仪：20分钟后，我打最后一个电话，他关机了。连小卖部老板都忍不住对我苦笑：老哥你太背了。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娘吧，我也该关门了。

老威：关机又关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刘仪：我心凉啦，我心真凉啦！那会儿夜里两点多了！万万没想到！古人说虎落平阳遭犬欺，却没说虎娘也捎带着遭犬欺！我还得做出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一把挽起妈，大声说：我们走！

又来回折腾了不知多久，大街上彻底空了，没别人，10来分钟才过1辆车。路灯一个劲儿眨眼，妈走着走着，就面条一般滑地下，我急忙背起她，跑了两站地儿，一头撞进公主坟附近一家小旅馆。

墻上挂钟，差10分就4点。这家旅馆开十几年了，曾经与我混得非常熟。我见一老头在值夜班，就堆满笑脸套近乎：刘总在吗？答不在。我说那小瞿呢？答也不在。我说：老熟人都不在，那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我跟我妈夜里没地儿住，您看天都快亮了，能不能让我妈在里面坐一小会儿。他问：有派出所的证明吗？我说家里出了点儿矛盾，还来不及找派出所。他说不行。没证明，我知道你是谁呀？我说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可以吧。他说万一你用电话作案怎么办？我被呛住，忍了半晌，才说：我可以遭罪，但不能让我妈遭罪啊！他说关我什么事儿。我说你也有老娘啊。他说骗子有老娘，不也是骗子吗？

老威：没见过这么嘴狠心毒的。

刘仪：可我已没力气和他计较。就自打退堂鼓：好好，天亮后，我们继续理论骗不骗的事儿。我把妈搀到旅馆的花架子底坐下，灵机一动，就以她老人家作抵押，硬着头皮借了辆旅馆的破自行车。我说：妈，你暂且在这儿呆着，等儿子回来。儿子没来，您哪儿都不要去。

老威：什么季节啊？别把你妈冻着。

刘仪：快秋天了。所以我着急啊。我骑上车，恍恍惚惚地跑到右安门外。天刚濛濛亮，两天连夜没合眼，我的眼珠子又红又辣，可还是瞥见一墻壁间写着“此房出租”。我立马刹车，凑过去打听。房东正好蹲在那儿，袖着个手，还没睡醒的邋遢样子。我也不管了，直接就说想租房。他说行，你先进来瞅瞅，合意不。那门祇一小人儿高，我埋头进去，在暗中适应了一会儿，才瞄清楚：几平米的空间，木板子加凳子搭的床，但是被褥都齐。得，顾不上了，总算是个避风的窝。

我问1个月多少钱？他说400.我说400就400，我先把人接过来，等中午再给钱。他稍稍犹豫，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老天啊，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吗？

老威：真如旧戏里唱的，半个铜板憋死英雄汉。

刘仪：可房东答应了。随后，我火速回转，将快散架的妈接来安顿。奔80的老人，平生第一次遭此大罪。不孝子刘仪啊。

老威：然后呢？

刘仪：兜里揣着26块钱，去我妹家。你猜妹妹、妹夫见我第一句话是什么？

老威：什么也不用说，端一碗热汤面上来最实惠。

刘仪：我进门，没坐，3个人就那么站着。妹妹、妹夫说：哦。你回来了。我也说：哦，我回来了。接着就把妈流落街头的事儿讲了，并没有埋怨哥嫂的意思。可妹夫大约误会了，或者故意误会了，就说：像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谁沾上谁倒霉。我说：我还供妹读过书呢，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今天要不是为了妈，我死也不会进这道门。妹夫说：可你还没死，就进了这道门。我说：你打住。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刘仪冲着天安门，冲着那些死去的哥们儿发誓，不在这个王八蛋世道混出个人样来，就自己了断。

老威：血缘相系，何至于发此毒誓！

刘仪：走在街上，眼泪憋不住哗哗流。那天我饿着肚子，在租房附近借辆三轮，用26块本钱，跑早市批发蔬菜，然后弄到热闹地儿，卖个差价。我心想，如果老天灭我，今儿还撞上城管收摊儿，就他妈的拼了。还好，挺顺，我跑了3趟，中午时赚够100多块，就先交部分房租。母子俩在街边吃了一顿面。

老威：幸亏你的身板结实。

刘仪：当了几天菜贩，我就自己找到工作，在一家公司做全天候看守。也就是说，别人干8小时，我干24小时。

老威：吃得消吗？

刘仪：没选择，别人拿800，我拿1300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雇我一人，能抵两个半人，多划算。所以一个多月，我就用上手机；3个多月，我就骑上摩托。也算小出一口恶气。

老威：蹉跎了许多年，你终于融入社会了。

刘仪：干满3个月，我辞去看守，改卖水果。街道派出所发善心，借我一辆三轮车。每天夜里三、四点，就是《半夜鸡叫》里，地主周扒皮让长工们起床的时辰，我就出发去进货，因为去得早便宜呵。而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那个忙碌啊，有时尿急都撒不成。

老威：水果利润还可以？

刘仪：得分季节。总之，每天至少卖两车，早晨7点前必须卖掉1车，才稍微有点赚头。奔完生存，接着奔户口，不能老租房子呀。户口没处上，我就找区里，区里把我支到房管所，房管所又把我支回区里。求他们办点事儿那个难呢！那段时间我急得上火，眼睛红得要吃人。有几个月，我几乎每天8、9点，准时到房管所，弄得进出的员工都跟我开玩笑：你这人干嘛，天天准时报到，与我们一块上下班！死赖着，能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区里的人烦了，索性通知保安，不让我进门。没辙呀！祇好咬咬牙，做个拦车的滚刀肉。有一天我在区政府门外100多米，截下一辆车，辨辨车牌，挺有来头的，就扒住车门问：请问您是不是区长？当时副驾座上是位年轻的眼镜，文质彬彬；而开车的年纪大些，壮实一些。戴眼镜的说：你有什么事吗？我又问一遍：您说您是不是区长吧？不料话音未落，那开车的就猛踩一脚油门，车子火箭一般射出，冷不防把我拖挂了七、八米远，两只鞋都掉了。若不是我手劲儿大，抓得紧，肯定就甩碰到前方的门柱子，不死也得残废。随后，他们拐入一个地下停车场，连喊我滚下去。

老威：跟演匪警片似的。

刘仪：他们在车库打了几个旋儿，我一时把不住门，摔下地，遍体鳞伤。他们跑了，我瘸着个腿，在后面追了几百米。就这样，出名了。房管所终于批给我一个房，10多平米。从前是一举目无亲的五保户住，后来被送进养老院了。那房呀，看上去起码100多年历史。

老威：文物吗？

刘仪：夏热冬凉的牛毛毡平房，墻体全用碎砖砌成，还漏。可是我当时高兴得！总算、总算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窝了！廖老师，等一会儿你可以看看我的户口本，去年才落上的。

老威：哎呀，太不容易！总算安定下来。娶老婆了吧？我们谈话缝隙，你接了两个电话。

刘仪：提起我老婆，说句心里话，真不简单。相识两年多，我无论做什么，她都清清楚楚；我干任何干事儿，她都支持。最难那会儿，我俩还抱头痛哭呢。她总是说：别着急，别泄气，有我呢！昨天我去她家了，我听见她跟她妹讲：刘哥太不容易了，你们谁要是怠慢他，我绝对不依。

老威：你母亲还住最初的租房吗？

刘仪：还住右安门，不过是另租一条件稍好的房。她今年已83了。

老威：你放心吗？

刘仪：我这边挤不下，有什么办法？我们祇能管房费生活费，腿跑勤点。

老威：你的其他姊妹都有房啊。

刘仪：指望不上。我也不怨。谁叫咱中国人赶上了改革开放、见利忘义、人人向往腐败的新时代？我等蕓蕓众生，天天忙忙禄禄，累折了腰，干嘛呀？奔吃！一大早撅着屁股出门，上班，中午回来，扒拉几口饭菜，哦，又得出门了。到晚上接着，还是锅碗瓢盆、油盐柴米。这样周而复始大半生，终点站到，真对不起，该你下岗了。

老威：多数人就这么过。

刘仪：我亲眼见，如今不少下岗的，才三四十岁呢，天天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虽然我目前状况，还马马虎虎， 但那10多平米的五保房，就简单维修了一下，就花去一两万。目前为止，我还欠外债一万多块。日子总得过呵。

老威：按邓小平当年的说法，你曾经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就因为卷进六四，才成了暴徒，才遭遇了后面一系列坎坷。你后悔吗？

刘仪：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发家致富”，我不后悔。虽然我已50出头，但身体零件都还齐全。我坚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

后记

深夜11点过，谈话结束。锅里的骨头剩了许多。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升至北风呼号的地面，匆匆握别。

我和武氏打的到地铁口，居然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整节车厢，除我们之外，就一伸腿打瞌睡的青年。我估计武氏犯案时，岁数与他差不多。

回塔院住处，已12点半。我的老哥们忠忠开了两重门，让进我。他说我身上的寒气，一下子把正做春梦的他激清醒了。还问我一天功夫，为啥就老掉10几岁？连胡子眉毛都是白的。

是的是的，脸结冰了。当晚我就重感冒。天见亮起床，连下两剂蒙汗药，再睡。再度醒来，天又是黑的。

身子面条一般软，可还得耗下去。

光棍刘长五

采访缘起

光棍刘长五与共和国同龄，打小习水墨，在本城国画界颇有些资历，据说每挥毫一次，能赚银两数千。只可怜我这等眼拙者，望穿秋水也品不出其中真味。

但弥漫在他生活里的腐朽气息，我却在十几年前，就深深地感受了。那时他与喝胎儿滋补汤的养生专家迟福形影不离，两人财力和志趣相当，均为世袭“成都土著”，一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好歹不分，歪打正着——此等货色，在中国其它地方很难见着。

而今迟福西归，遗下长五，犹如城隍庙的一对鼓槌，只剩一只敲得响，不禁令我暗自叹息。于是悄悄启动录音行头，将种种不堪入耳之低级趣味，收入记忆之囊，也为以后的读者，增添一点市井谈资。

时间：2009年5月18日下午；地点：成都西面仿古旅游景点宽巷子龙堂茶座。天色晦暗，过客如织，犹如胡乱篡改的历史，看不出头尾。

正 文

刘长五：好多年没在一块混了。

老威：是么。

刘长五：真有些感伤。

老威：是么。

刘长五：还是迟福引见你我认识的。

老威：是么。

刘长五：可他已经见阎王了。

老威：是么？！我写过的那个食客迟福？死了？！

刘长五：肝癌，5?12大地震没几日，就拖到头了。我跑去送葬，殡仪馆兵荒马乱。他老兄整整排了4天班，都有些变味儿了。一进焚尸炉，大家都松口气。

老威：哎呀，他最会养生了！喝胎儿滋补汤上瘾，起码就耗掉10来万，我以为他要长命百岁呢！

刘长五：也算划得来，皇帝没尝过的鲜，他尝了。

老威：是么。

刘长五：死而无憾。

老威：你呢？

刘长五：光棍一条，活而无憾。

老威：长五啊，你60了吧？

刘长五：关你屁事。

老威：还是找个女人。太年轻的搞不定，40以上的总可以嘛。再混下去，哪天走不稳路，比迟福还惨。

刘长五：谢谢你的猫哭耗子。嘿嘿，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老威：真豪迈。你该不会把伟哥当饭吃哦。

刘长五：我是把饭当伟哥吃。和你差不多，我离婚两次，不想再结，又不想寻花问柳，更不想放荡不羁、步迟福哥哥的后尘。咋个整？

老威：咋个整？

刘长五：找保姆嘛。

老威：聪明。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报道。讲某某大学的退休教授，不幸丧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终于导致悲观厌世，就差没主动上吊或跳楼了。儿女们心急如焚，无奈之下，就为教授父亲安排一刚进城的乡村小保姆，打理家务，暗中监视主人的异常之举。不料七拐八拐，阴差阳错，19岁的保姆竟爱上了69岁的教授，还不顾其儿女和社会舆论的反对，结婚了。

刘长五：这有啥子稀奇。

老威：对对。后续报道说，这桩年龄差距整50的婚姻，相当和谐。在家政之余，保姆跟教授刻苦学文化，天长日久，知识水平超过普通大学生，直追研究生；而教授呢，也感染保姆的青春朝气，挣脱了孤独的暮年漩涡。

刘长五：《周易》大壮卦里有解释，这叫“枯杨生花，老夫娶少妻”，老当益壮而壮不了，就难免不戴绿帽子。

老威：你的心理咋这么阴暗？

刘长五：还有财产纠纷，若干莫名其妙的纠纷。照岁数，教授的儿女都能做保姆的爹妈了，倘若他们这后妈再生娃娃，名分就更乱。我听说过这位标新立异的教授，还是个古文学者，当然晓得孔夫子强调“名正言顺”，否则天下就“礼崩乐坏”。

老威：我看你是“杞人忧天”。

刘长五：不是忧天，是忧己。所以如我这类传统的道德楷模，注定了打光棍。不过今非昔比，光棍的性问题要引起广泛重视，不能自己把自己压抑成变态狂。

老威：我晓得好多光棍都嫖妓。市场价一百至两三百不等，请几个哥儿们撮一顿，开销还大些。

刘长五：乱世的怪病太多，嫖妓相当于探险。所以这么些年，我一直坚持走保姆路线。

老威：跟教授学的？

刘长五：老子是教授他师傅，1990年代就无师自通了。当时邓小平刚刚发表南巡讲话，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被彻底搅活了。我离婚跑深圳，正好领上风气之先。与港商接触，卖画，淘到第一桶金。记得我那幅在箱底压了十几年的《贵妃醉酒》，就是在一个美容院成交的，4000港币，我的妈呀，厚厚一沓，真给咱中华民族争光了！

老威：干啥跑美容院卖画？

刘长五：人家就约在那儿，换你去不去？门脸挺正规，内里却藏污纳垢。港商提前点了两个小姐，统统脱得一丝不挂，在包间恭候。如此待客之道，我从前只在写魏晋时代、狂狷之士的古书上见过，可在现实中，嘿嘿，真他妈丢人。

老威：咋个？

刘长五：我居然骇得冷汗直冒，只剩喘粗气的份儿。那港商是个生产旅游鞋的，哈哈一笑，就招呼小姐来剐我衣裤：刘先生啦，玩艺术啦，大家赤诚相见啦。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就提醒季度拉网式扫黄特厉害，抓住一律拘留重罚。不料港商是个懂政治行情的老油子，竟随身揣着一刚出版的VCD，放出来一听：《春天的故事》！我的思想包袱马上就卸掉了。真是其肉融融啊，我们洗完澡打完炮，还学大牌明星，肩并肩，互相搂着，围绕着电视齐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

老威：干脆把《春天的故事》改成《春药的故事》算了。

刘长五：对对。那年的深圳，满大街放这歌，这就意味着扫黄过去，暗娼和嫖客可以大摇大摆过来，房地产、生产线、加工厂、走私货、冒牌货也可以跟着过来，只要民运分子不趁浑水摸鱼，过来搞颠覆，就天下太平啦。我这画传统画的，也抛弃了千年伪装，光着屁股，怀中还掖着一颗美眉肉弹，与殖民地奸商侃价，真所谓“饮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老威：你就这样解构汪精卫的千古名句？

刘长五：我在阴暗角落怀抱金钱美女，与他在满清大牢怀抱革命豪情，性质一样嘛。哪知乐极生悲，我不慎染上菜花……

老威：尖锐湿疣？

刘长五：肉米米如蚂蚁军团，爬满下身，不出两个月，鸡巴就沦为破铜烂铁。他妈的，卖画4000港币，大半变成医疗费。

老威：然后呢？

刘长五：灰眉土眼，打道回府，永远绝了找鸡的念想儿。

老威：然后呢？

刘长五：就找了第一个保姆。

老威：在哪儿？

刘长五：九眼桥。

老威：那儿原来不是成都最大的劳务市场么？

刘长五：我不晓得有专门的保姆市场。那天从望江公园出來，一路闲逛，不知不觉，人与人就亲密无间起来。密密麻麻的脑壳，追着撵着，大呼小叫：要人不？干啥子都可以。或者拉拉扯扯：要哪样？女的男的？开个口嘛。嘿嘿，氛围太热烈了，搞得人想入非非。

老威：有点像逛菜市场。

刘长五：对对。既然逛了，茄子、萝卜、青辣椒，总得拎点啥子回来。

老威：人和蔬菜不一样吧。

刘长五：开头就这么简单，找个人料理家务嘛。没拆迁时，我家在长顺街，带院坝的老平房，打扫起来特麻烦；自己弄顿饭吃，钻进钻出，憋得满头大汗。所以我也就随便雇个农村大嫂级别的，没挑模样。

老威：通过市场管委会么？

刘长五：当时比较混乱。看看《身份证》，问问情况，就算过关。不想交冤枉钱，就没找管委会办手续，按现在的说法，叫雇黑工。那大嫂姓李，30来岁，住什邡县红白镇……哎呀，就是5?12地震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地方！死掉了好几千，不晓得她逃脱没有？

老威：你至今还记挂，感受挺深嘛。

刘长五：她手脚麻利，善于烹调，而且才400块1个月。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享了10多天的清福，正暗自庆幸捡了大大的便宜呢，李嫂的老公就上门了，还抱着1岁的奶娃子，惹起我一脸秋风。可没用，可怜兮兮的乡巴佬，我又狠不下心肠逐客，只得连续摔门，表达表达情绪。李嫂两口子面面相觑，只得鞍前马后，加倍服侍，才顺了本王爷的气。

老威：李嫂是背着家里出來打工？

刘长五：两口子串通好，出來躲计划生育。他们已生下3个女娃儿，被罚款上万了，还是铁下心要养个“接香火”的。李嫂说不怕拆房子，几匹烂瓦嘛；就怕被村镇干部们拿住，按翻了节育，肚子里硬生生塞一圈圈，抠不出来。

我说你们永远这么躲猫猫？李嫂说原地务农还不如四处乱跑，又见世面又挣钱，运气好，还能遇上刘老师您这样的画家，档次云里雾里就提高了。我想让这奶娃儿拜您老做干爷爷，也沾点艺术气气。

老威：这么早就当爷爷？

刘长五：自然不能做这赔本买卖。但李嫂却就坡下驴，接过了奶娃子。唉，只要不耽搁做事，我也就认了。乡巴佬带娃娃，没城里人那么金贵，就偶尔背背抱抱，平常则丢在地上，任其乱爬，跟养只乌龟差不多。

我家伙食不错，没多久，都吃胖了。男人胖了，至多松松腰带，带拖斗的女人胖了，奶奶就膨胀，娃娃吃不赢，李嫂的胸前经常湿一大片。有个晌午，我正在画画，她喂完娃娃，背过身子，挤了小半碗，红着脸问我喝不喝？我有些惊诧，她就说这东西很补脑，画画费脑筋，她想支持刘老师的事业。

老威：在旧社会，奶水是要卖钱的。

刘长五：新社会也一样。李嫂太纯朴了，所以我当即给她奖金100元。

老威：你喝奶没？

刘长五：尝第一口，觉得腥味大，捏鼻子灌下肚。李嫂高兴坏了，从此天天挤奶给我喝。哎呀，比鸦片烟的劲道强！搞得成天神清气爽，甩手散步，脚干飘起的。不晓得姓啥了，长五刘变为泽东毛了：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老威：人奶含致幻剂么？

刘长五：反正我喝了半年，状态特好，搞女人特行。可李嫂突然外出一趟，耽搁几天回来，就断奶了。我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大人又不可能像娃娃，饿了，哇哇叫一阵，喂点糊糊就对付过去。这管不住的眼睛，要瞟人家的胸，不是色，而是那失去的奶味儿勾魂嘛。

老威：后来呢？

刘长五：我一次性付了两千元，将李嫂打发走了。

老威：也太不厚道。你雇的保姆，又不是奶妈。

刘长五：我控制不住心猿意马，只好另起炉灶。

老威：保姆兼奶妈，到哪儿去找？

刘长五：保姆市场乱碰嘛，黄瓦街、骡马市、人民公园背后，只要撞见农村妇女打堆堆，就使劲钻研。保姆太多了，只要有钱，请一个团回来都没问题，但奶妈难找。如果时光倒退几十年，奶妈成群，跟鸦片烟、妓女一样，随意选购。

老威：没那么夸张。

刘长五：你懂个屁，你又没被国民党统治过。

老威：你也没……

刘长五：老子生于1949年，胎教是在中华民国完成的；稍后呱呱坠地，又目睹了国共两党决战，如果当时逮住蒋家王朝的尾巴逃到台湾，如今就是台胞了。

老威：瞎扯蛋。

刘长五：所以我打上了旧时代的阶级烙印，彷徨、怀旧、腐朽甚至糜烂，总之，张恨水、张爱玲小说里写的上海滩公子哥儿秉性，我全有。而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娘胎里就六亲不认，只认革命。

老威：奶妈和革命有关系么？

刘长五：有啊。共产党一来，奶妈、鸦片烟、妓女，这些历朝历代都有的、相当于在超市随意挑捡的跨时空的“毒瘤”，就统统革掉罗，人民就新生、也就是没下半身罗。再把上半身交给党，交给毛泽东思想，人民就抽象了、没有了。

老威：中国人民有十几亿。

刘长五：不敢乱想乱搞的人民能叫人民么？整天听毛主席的话，可毛主席并没有把他老人家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告诉你，说不定无数奶妈围着转，边跳忠字舞，边时刻准备给“红太阳”喂奶。哪像我长五，想吃口奶跟做贼似的。

老威：打住打住。

刘长五：所以我们父辈的日子，比我们红火，吃喝玩乐比我们讲究。那时的成都府，穿城才九里三，可东西南北都有人市，红庙子、御河、后子门、骡马市、南门瘟祖庙、北门岳府街……数不过来，要啥有啥。据说某某医生养的洋狗，也没事儿就逛街，饿了，就自己进大饭馆，将前爪搭凳子上，汪汪叫菜，直到堂倌喂它一块熟牛肉；堂倌把帐单插在项圈内，改日由主人结算。

老威：从皮肉享受的角度，这些年发展得不错了。只要不公开反党，不强烈同情穷人，干啥子都可以。

刘长五：还得再发展几年，几十年的风水才彻底转回来，奶奶敞开供应，比民国还民国。

老威：呵呵，原来你在等待大展鸿图。

刘长五：我早就响应邓小平号召，黑猫白猫逮住耗子才是好猫了。开头羞羞答答扯谎，为婴儿请奶妈。大家都摸不着头脑。脚跟脚，鞋子跑大几码，才带回来一个断奶半年、据说可以重新催回来的。于是一天三顿，都给她喂花生米炖猪蹄子，外加虾仁汤，唯恐照顾不周，将她搞得牛一般频频反刍。终于终于，奶头湿润了。我赶紧拿碗，可她翻来覆去挤，就只出來半颗，花椒一般，粘在那儿。她用指姆刮下来，递给我。说实话，我没尝出期待已久的浓香奶味儿，汗酸味儿倒是有，还有麻辣味儿。人家也急，把奶奶拽得跟弹弓似的，想自己吮几口引奶，可脖子弯下去，就差那么点儿，两头够不着。

老威：憋到这份儿，就直接扑上去帮忙嘛。

刘长五：你咋晓得？

老威：当我是白痴啊。

刘长五：我就应邀返老还童，门牙把奶头都刮出血了。但婴儿是啥劲道，成年人是啥劲道，随便一吮，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呻吟，好歹忍住没叫出声。唉，尝着奶了，一时冲动，连胯也尝了。

老威：她多大年纪？长得漂亮么？

刘长五：三十七八，三个娃娃的妈。

老威：哼。

刘长五：你哼个鸡巴！至今我都后悔。日晒雨淋的农村妇女，三十七八的模样，比我50几的模样还老。而一旦发生那种关系，单纯奶也吃不成了。

老威：不愧源自民国的艺术家，太感性了。

刘长五：打发走人时，她还哭闹一阵。莫办法，加钱加钱。

老威：经过这番折腾，你还有奶瘾么？

刘长五：毕竟不是毒品，沾上就甩不脱。有就吃，莫得就算逑。佛经里反复强调，人不可执着。可保姆还是要嘛。

老威：光棍汉，要不要无所谓。

刘长五：错错。思想上光着，叫特立独行，添点光环，就叫“独立知识分子”，而生活上光着……是不是有病哦。

老威：做你家保姆，就必须上床？

刘长五：名义是雇保姆，哪能太直接太低级？教训越多，挑拣就得越小心。不光年龄和奶奶大小，模样还要过得去，最关键的是面善，天天瞅着舒服，上不上床也就其次了。

老威：你还会相面啊？

刘长五：我搞国画，人脸是研究重点嘛。降低到选保姆，眉眼宽朗者，气血贯通者，天然带笑者，都不错。

老威：观音菩萨的眉眼最宽朗了。

刘长五：对嘛，观音也算芸芸众生的精神保姆嘛，所以大家不论碰到啥子事，都冲她磕头祈愿。有一回，我约两位朋友在抚琴路烫火锅，就遇着个长得像观音的服务员，上完菜，就双手背着，笑眯眯地站在包间旮旯，感觉很安逸。于是我乘着酒意，没头没脑，与她摆龙门阵。初步摸底有几分了，就问她愿不愿意改行，替我搞搞家政，工资也许翻倍。小丫头的眼珠子陡然亮了，接着就叽叽喳喳地诉苦，说在火锅店打杂，每天十几个钟头，使烧碱搓洗鹅肠鸭肠，大半年下来，手板皮已经蜕掉几十层，才熬到包间服务员的等级。

我瞅了瞅她伸出来的手，毛毛糙糙的老树皮啊，就叹息一声，给了50元小费，叫她去买护手霜。临走时，留下一张名片：想换工作，就电话联系。

老威：怜香惜玉哦。

刘长五：莫想歪了。小丫头19岁，又稳重又机灵，个把星期后，来电话，约在文化公园茶馆。讲妥了条件，又是个把星期，才辞工来我家。

老威：东北话，胆儿够肥的。

刘长五：生活所迫。况且画家给人的印象，与腐败分子不一样。说实话，这么个丫头，如果不是她主动投怀送抱，我还真下不了手。我心灵最为干净的，也就这段莫名其妙的岁月，连憋不住打炮，也舍近求远，跟朋友去某某砂轮厂附近的洞洞舞厅，尽量不把风尘女子裹回来。

老威：啥子洞洞舞厅？

刘长五：1970年代挖的防空洞，全国各地都有，用来对付苏联的原子弹。随后斗转星移，冷战假想敌消失了，可防空洞也不能白挖，有的改成地下商场，有的改成地下夜总会，洞洞舞厅嘛，最捡懒最省钱的搞法之一，墙壁粉刷几把，隔个门，装两个破音响，就是中国底层的最佳娱乐场所。门票10元，场场爆棚，舞客全是下岗的、打工的、失意的、混一天算一天的。

老威：你好歹也不算下流人士，何苦如此？

刘长五：寻刺激嘛。鬼影子灯光，慢慢扫来扫去；黑咕隆咚中，大片大片发绿的女人脸，闭起眼睛，随便搂随便抱，个个都是“见光死”的大龄美女，所谓跳舞，不过进进退退而已。进退之间，乱摸出感觉了，掏个二三十，至多四五十，就可以梭边边，在咔嚓咔嚓的音乐声中顶入。

老威：当众搞？

刘长五：各陶醉各的，没人理睬。不巧被戴红袖套的执勤人员撞见，也就是拿电筒晃晃，再拍拍你的肩膀提醒：喂喂，文明点文明点。曾经有一次，新来的执勤人员没搞懂行情，大惊小怪，硬要将连裆裤男女掰开，结果被暗中一闷棍敲昏了。

老威：有点像旧社会的黑帮电影。

刘长五：我还在这种场合，弄了个保姆回来，结果是个吸毒妹。一进门，家政没安排，就迫不急待喊上床；上完床，就喊给钱；拿了钱，就冲去找药。前几分钟还好端端，转眼就撕衣服、抱腿、翻滚在地，差点把老子骇出心脏病。

老威：你那个像观音菩萨的保姆呢？

刘长五：她在我家干了1年多，包吃包住，月工资1200，没上过床。可以了吧？

老威：想法也没有？

刘长五：每次都硬生生压下去。

老威：为啥？

刘长五：这丫头自称简阳人，高中没读完，就家贫失学，外出打工。我觉得这社会够残酷，够毁人，我是良心画家么，没能耐培养她，也不能再毁她。

老威：这是否算另一种爱情呢？纳博科夫名著《洛丽塔》，就写了你这样一个复杂的老鳏夫。

刘长五：狗屁。这种西洋镜里的想入非非，差点将我搭进去。某月某日，趁我夜不归宿，她撬开我的内室保险柜，盗走5万现金。幸好没拿其它东西。

老威：你报警没？

刘长五：自认倒霉。人家蓄谋已久，恐怕早就远走高飞。哎呀，当今乱世，类似“仙人跳”多了，都怪自己被那菩萨脸蛋迷惑，还以为雇保姆是修行呢。

老威：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刘长五：这次算个重大转折。同情就是犯罪，必须将自己和保姆的关系，简单明白化。社会发展了，家政公司多如牛毛，通过网络就可以查询、比较、联系。弄饭菜和搞卫生，钟点工搞定，上床也一样嘛。

老威：上床和搞卫生一样？

刘长五：体内卫生，体内钟点工搞定。上门服务，按质论价，如此而已。

老威：又回到找鸡的老套路。

刘长五：没丝毫找鸡的感觉。人家平时也不做鸡的营生，而是在公司上班。多数有老公或男友，做这个，无非是神鬼不晓地捞点外快。我有个随叫随到的老相好，相处快3年了，彼此很关爱，交配很有耐性。开始她自称大学文化，单身白领，久了熟了，我才晓得她高中没毕业，老公娃儿却齐全。莫得关系，哈哈一笑就拉倒。有次过儿童节，我为她那读4年级的娃娃买了一套高级文具，感动得她泪汪汪的，上完床，硬不收钱。这不行，两回事儿。

老威：曾经沧海难为水。真高尚

川菜厨子周半岛

采访缘起

见识过若干川菜厨子，却极少见识周半岛这种头脑特别的厨子。

2009年7月22号，举国看日食；在日食前两天，受我家妹妹邀约，在半夜两点多钟，跑到人民公园附近吃鬼饮食，也就是著名的“老妈蹄花”。这个标准的苍蝇馆子，据说有20多年历史，几经搬迁，依旧一烂摊子，却深受广大夜游神群众，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拥戴。真是超级火爆，大马路旁，折叠桌子从堂内延伸至堂外，终于挤满街沿，可还有不少夜不归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桌凳，就将清炖猪蹄及其蘸水搁地上，蹲着吃，一口蹄花一口酒，还不忘啧啧赞美：骨头都是酥的！太安逸罗！

妹妹在吃喝间偶尔抬眼，见对面有张熟脸，就打招呼：“哦哟，老周，好久不见！自己有馆子，还在外头来混嗦？”

我也抬眼陪笑。成都人的习惯，言语几番往还，对头了，大家就借势拼凑一处。经介绍，此深度近视的瘦猴居然是个厨子，虽半路出家，但在川菜江湖上，也算一人物。

“我的馆子早关门了。上不去下不来，就认输认命，莫跟遍地大馆子竞争。”

“你还可以开个这种猪蹄店嘛。”我说。

“最早，这儿一根猪蹄卖一元钱，现在，翻了10倍。人家也是几经沧桑，起码经手了数百万根猪蹄，才撑到今天。钱挣不完，我熬不起，就泡菜下酒嘛。中国人十几亿，也不缺我一个混日子的。你说呢？”

正 文

老威：听我家好吃嘴妹妹讲，老兄的厨艺了得？

周半岛：已经好多年没下厨了。

老威：为啥子？

周半岛：不为啥子，就是骨头懒。

老威：看你的状态，挺滋润嘛。

周半岛：油爆了大半辈子，就在寡淡中度过余生算了。

老威：有点高深哦。

周半岛：舌头伸缩大半个世纪了，都木了，无鲜可尝了。

老威：高深到极致，厌世情绪又涌上心头。

周半岛：莫嬉皮笑脸嘛。

老威：活跃气氛嘛。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大户人家开饭，都先上一碗开胃汤。传闻中的川式开胃汤，叫“青龙过江”，即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老醋汤面上，横两根肥葱，你一尝，就歪瓜裂枣，饥焰升腾……

周半岛：醋能开胃，亦能解毒，可我没听说过“青龙过江”。

老威：嘿嘿，这个掌故，据说出自四川第一美食家、96岁的超级吃神车辐。他坐轮椅十几年了，大肚皮大脑壳，俨然弥勒佛再世。老人家为民国时期的名记者，曾经爱国家爱乡土，志气比天高，国中名流及川中名厨结识了多半，终成正果。而今，熬死所有同代英雄和狗熊、故交和仇敌，也差点熬死国共两党的车老化石，就剩一件事：吃。

周半岛：哦哟，我6年没见这祖宗！前几天，还买了他一本书。

老威：我模糊记得他的吃神座右铭：思想被改造，精神被整垮，只有吃吃吃，一身肥尕尕。

周半岛：我觉得这首诗，可与《红楼梦》的主题诗媲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

老威：这个味，放在川菜里，就是酸甜苦辣麻咸。

周半岛：就是麻婆豆腐。

老威：你的拿手。

周半岛：这个豆腐相当奇妙，上等黄豆，用磨子推了滤了，还得以苦涩交织的疸水（石膏）来点。豆腐本身，口感寡淡之极，却能做出几十、几百种佳肴。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老子，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水，任何人，想叫水变啥形状，水就变啥形状，而水一旦铺天盖地，就能淹没任何人。就如豆腐，老一点是豆腐干，嫩一点是豆花，对于厨子，你想叫豆腐变啥，它就变啥，可说不定某次，你不把豆腐放心上，就砸在豆腐手里。

老威：太悬了。只要四川人，谁不会做几样豆腐菜？比如我，也会红烧豆腐、蘸水豆腐、青菜豆腐汤。麻婆豆腐嘛，虽然不咋个敢碰，但书中菜谱已烂熟于心：豆腐400克，牛肉75克，青蒜苗15克，郫县豆瓣10克，辣椒面5克，花椒面2克，酱油10克，精盐4克，味精1克，豆豉5克，淀粉15克，肉汤120毫升，熟菜油100克。

操作步骤如是：将豆腐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入沸水中，另加精盐约2 克，浸泡5 分钟后沥干水，牛肉剁成末，青蒜苗切成段，郫县豆瓣剁细、豆豉制成茸备用。沙锅置中火上，加熟菜油烧至六成热，入牛肉末炒至酥香，继之下细豆瓣，再放入豆豉茸炒匀，加红亮油色；掺肉汤烧沸，下豆腐烧约5 分钟，校正盐味，放酱油、味精；湿淀粉分两次勾芡，下青蒜苗至断生，起锅装盘，撒上花椒粉即成。

周半岛：有点像抓中药哦。

老威：对对。

周半岛：口感也像中药吧？

老威：对对。我边翻书边搞，手忙脚乱，这也炒焦了，那也搅烂了。特别是这多少多少克，太可笑。最后起锅，就一盆怪味糊糊。

周半岛：据考证，这麻婆豆腐始于1862年，清朝同治皇帝时；原址成都北门外万福桥头，原名“陈兴盛饭铺”。比如今为民工服务的路边鸡毛店更差劲，它甚至连桌子板凳都没配齐，而锅灶就设在千疮百孔的茅草棚下。

老威：肯定没有政府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周半岛：川菜中的主要名菜都出自社会底层，俗话说：吃得脏，不生疮；吃得臭，不长痘。所以这麻婆豆腐发明者——陈兴盛的老婆，蓬头垢面，虎背熊腰，更兼满脸麻坑，活脱脱就是《水浒传》中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而顾客呢，又是清一色的贩夫走卒。那时，上百家榨油坊集中在苏坡桥，众油贩推着鸡公车，嘎吱嘎吱运油篓子进城，必经万福桥，就歇脚打尖，顺便光顾丑得远近闻名的陈麻婆。酒饭之余，拿丑妇开开玩笑，也算苦中作乐。

老威：电还没发明前，苏坡桥榨油坊就是成都府万家灯火的源头。

周半岛：可“光明使者们”累折了腰。某个大热天，某个脚夫饿痨病犯了，就赤膊上阵，从油篓子舀一瓢新鲜菜籽油，估计有1斤半，进饭铺连声吆喝。麻婆笑脸迎客，脚夫却吩咐：老子人穷胃大，也给老子整一份味大的！麻婆问：味要整好大？脚夫答：凭感觉嘛，油大，麻辣，过瘾。太阳猛，老子偏要以毒攻毒，流汗流个爽快。麻婆叫声“要得”，立马奔隔壁，割来一砣牛杂碎，甩在砧板上，然后操起两把一尺二寸的片刀，乒乒乓乓一顿狂砍。哦哟，地动山摇，肉渣子横飞，顿时惹得20多个光膀子围观，并惊呼：快来看哦，麻婆子鬼上身了！

老威：这么夸张？

周半岛：厨子来感觉，就如诗人来灵感，锅碗瓢盆都在一种氛围当中。所以麻婆的确中邪了。但见她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丢下片刀，又转身倒栽进半米深的锅底，稀里哗啦涮锅3遍。众人哗然，脏乱差的麻婆居然讲究了！日头西方出嘛。

然后烧火倒油，然后展开巴掌，将油瓢的剩余一滴不漏刮净。那种逐渐加热后阳春菜籽油的阵阵飘香，估计在一里外也能将人醉倒。然后才是炒料，郫县豆瓣，汉源花椒，还嫌不够狠，又加大捧辣子。油与调料的混合香缭绕，下烂肉；火候到了，下豆腐，勾芡。起锅时，一把蒜苗。最后是哐当一下，麻婆以锅铲击灶台，吆喝“端起走”。于是3大海碗川菜绝唱就上了油腻腻的桌面。

那号称“人穷胃大”的脚夫，凑近一闻，毛毛汗就出来了；再捞筷子一尝，竟半晌合不拢嘴，众脚夫死盯住他：咋个？中毒了？还是下巴掉了？却见那厮嗨哟嗨哟，到底叫出声来：陈麻婆豆腐！鲜死人罗！

接着就如冲锋陷阵，他就着豆腐，连整3斗碗糙米干饭，才抬起脑壳。人湿透了，不不，人就像从河里捞起来。再接着，20多个脚夫都尝了几筷子，纷纷吆喝“照着做”。陈麻婆甩一把汗：累死老娘不偿命么？

于是铜板哐当哐当朝桌上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陈麻婆豆腐的威名刮风一般，直入成都府。最终街头巷尾，妇孺皆知。成都土著，个个都是好吃嘴，一时间，万福桥奔吃的，比在近旁乾隆御赐的万佛寺烧香的还多。

老威：与佛同光了？

周半岛：至少是薪火相传。我这种曾经的川菜厨子，都算广义的陈麻婆传人。

老威：听你一番绘声绘色，我吞了不少清口水。可是，当今陈麻婆豆腐在西玉龙街的总店，两三层楼，搞得富丽堂皇，我却没在里头吃出多少味道。

周半岛：陈麻婆豆腐风雨百年，终于从城外到城里，从底层到高层，成为精品川菜的金字招牌。不容易嘛。

老威：可它的灵魂还是在那个路边鸡毛店。你觉得呢？

周半岛：我老家就在万福桥一带，我是吃着麻婆豆腐长大的。文革爆发前，我们几个还去西玉龙街吃过一回，一溜平房，上铺板的那种，店内10来张桌子。隔壁是卖山东烤馍的。排山倒海的人，卷进卷出，我们在门口掏钱扯了票，里面却坐不下。于是随大流，凭票在柜台端豆腐，然后一双手接一双手，从人脑壳顶朝外传。当时物资紧俏，只卖麻婆豆腐和白油豆腐，而且用土巴碗装。我们将来之不易的豆腐，搁在车水马龙的街沿上，每人端碗饭，就那么围成一圈，短跑运动员一般奔吃，香得要命。

老威：慢点嘛。品味道嘛。

周半岛：人家只卖中午，并只卖两个钟头，慢了就没了。接着是文革，所有的老字号，都当作封资修砸碎。陈麻婆豆腐的招牌，还是我们这派的红卫兵摘下来、当柴火烧掉的。再接着上山下乡，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几百里外的剑门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山沟底的知青，除了偷鸡摸狗，能做啥子？

老威：我的印象中，做过知青的，都会弄菜。

周半岛：对，我的所谓厨艺就这么练成的。当地的豆腐比较有名，豆子的收获季节，家家都是石磨推豆腐。直至今日，“剑门豆腐”也是连锁品牌。

老威：你就练上豆腐了？

周半岛：没肉哇。城里人凭票，才1人1月半斤肉，农民更是10天半月不见荤腥了。豆腐带碱性，越吃越痨，因此剑门关的人，都格外瘦，在坡地慢悠悠耕作，远看如飘起的竹竿。估计我们生产队几百人的平均体重，还不足50公斤。

老威：飘飘欲仙嘛。

周半岛：可我这个饿神仙，挖空心思搞吃。有一次，我意外在茅坑周围逮住一只大耗子，足足半斤。就不管它是不是粪鼠，立即剥皮，剁碎，再顺手卷了条麻袋，直奔队里的榨油坊。其时正收油菜籽，坊内几个正围着榨机忙碌。我心不在焉，没话找话，磨蹭两个多小时，终于获准，用自己带来的干麻袋替换榨油坊的油麻袋。接下来回家关门，呲牙咧嘴地拧麻袋，双臂酸疼，可滴进锅的，加反复摩擦热锅逼出来的油，竟然达3两！

我照陈麻婆豆腐的搞法，隆重出炉了鼠肉麻婆豆腐，超级麻辣烫口味。我先狼吞虎咽，后细嚼慢咽，末了沦为一只猫，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我近乎虚脱地躺倒时，竟泪流满面了。

老威：这么感动？

周半岛：不晓得。当时就这么想：这顿吃了，死而无憾了。

老威：理解理解。陈麻婆在天之灵也意料不到，有人用鼠肉做麻婆豆腐。

周半岛：此窍一开，我就有点走火入魔。好长一段，我都攥紧锋利的镰刀，死盯牛屁股，两眼冒火。

老威：干啥子？

周半岛：想斩断活牛尾巴，熬汤或者红烧。

老威：疯了疯了。

周半岛：是有点疯。幸好生产队摔死了一头老黄牛，才惊醒梦中人。

老威：分牛肉了。

周半岛：一人才几两，够塞牙缝。可队长让我去供销社卖牛皮，我却在半路，寻个隐秘树丛，切割牛耳、牛头皮、牛蹄、牛尾巴。搞得牛皮差点卖不出去。回家关门，猛火狂煮一夜，连牛胶都炖出来了。

老威：这玩意儿能吃？

周半岛：满满一洗脸盆。细细刮毛，细细切片，折腾至太阳再次偏西。加捣碎的香料（应该是五味老卤，手边没有，只好将就）、特制熟油辣子、花椒面、姜葱蒜、酱油醋、芹菜杆、大把芝麻花生沫沫，码10分钟，入味就开吃。太爽太飞太共产主义了。哎哟，我他妈的连嚼10来天“成都皇城坝夫妻肺片”，太奢侈太腐败太资本主义了。

老威：夫妻肺片是川菜中又一金字招牌哦。

周半岛：是回民菜。据考证，它的原创情景与我蹂躏牛皮的情景相似，也是在回民宰牛后，剥下的牛皮被蜂拥而上的乞丐二度肢解，变废为宝。弄夫妻肺片的关键是刀功，顶级厨子能够将牛头皮旋成巴掌大，张张薄如纸，筷子挑起看，可透出对面人影；放回盘子内，前后如飞檐一般翘起。所以夫妻肺片最早的浑名，叫“两头望”或“盆盆肉”。

老威：盆盆肉？

周半岛：大约晚清时候，成都府皇城坝的小贩从乞丐那儿得到灵感，用烘笼一般的土盆竹篮，装满浸透麻辣红油的牛头皮，沿街叫卖，却不料转眼风行，成为改朝换代、人心惶惶中大伙追捧的时尚小吃。

老威：一份多少钱？

周半岛：应该是一片多少钱，用竹签子穿着，或夹着买。

老威：不是肺片，为啥又叫“肺片”呢？

周半岛：估计是“废片”，废肺同音，小贩们喊着喊着，久而久之，“废片”就成“肺片”了。

老威：对对，本来是回民不要的东西。

周半岛：也许是某个读书人改的，一字之变，就掩耳盗铃，大嚼“废片”。

老威：夫妻肺片又是谁改的？

周半岛：从“两头望”演化而来。牛郎织女是远古夫妻，隔着条银河，两头遥望，却只有在阴历七月七才能通过鹊桥相会。“肺片”弹性强，除非人为，两头碰不到一块，这和牛郎织女的处境差不多。

老威：嘿嘿，四川人真能“望菜生义”。

周半岛：成都府皇城坝的原址，在如今的市中心天府广场。明清两朝是贡院，也就是录取举人的考场。因为外观类似北京天安门，有门楼和门洞，所以被老百姓叫做“皇城坝”。民国时期，这儿沦为贫民窟和著名的底层集贸市场，各色人等齐全，各种买卖都做。不过流传至今的，还是这儿的成都小吃，赖汤圆、龙抄手、糖油果子、三大炮、小笼牛肉、川北凉粉、担担面……应有尽有，根本数不过来。解放后，政府取缔了这个旧中国的缩影，若干传统名小吃，包括皇城坝肺片，在革命建设中，几乎绝迹。再度恢复时，夫妻肺片就混杂了其它牛内脏，由街头走进饭铺，成为川菜的又一领军人物。

老威：皇城坝在文革中炸毁，铲平原址，建立“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那尊老毛塑像还在，据说至今都算全国最高的毛像。

周半岛：我却在毛像建成后5年，招工回城，在厂子里当炊事员。80年代，我手痒痒，就在大慈寺背后，撑开一家苍蝇馆子。我拿手的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蒜苗回锅肉，很快卖出了品牌。

老威：1980年代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印象中满城平房，背街背巷太多，树影太密，夏蝉太聒噪。五楼以上算老成都的高层建筑。所以那时的馆子，门脸窄窄，却烧卤蒸炖炒，荤素半荤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半岛：对对。那是川菜的黄金岁月。普通人，花不了几个钱，可以吃得很满足。我也懒洋洋的，很满足。我的苍蝇馆子，虽然被屋前的大树遮挡，里面比较阴暗，下雨天还常常进水，但打扫得非常干净。七八张旧桌子，桌底全是3尺高的大肚皮酒缸。馆子的器皿都是泥巴烧，面子涂一层土釉，郊区万年场的农民，家家都用这种。

老威：兄台好雅致哦。

周半岛：某一天，你们文联那边过来一个锅巴老汉，点了回锅肉、萝卜汤和干饭，吃到中途，却突然停下，反复端详盘子和碗。嘀咕说：老板，你也太不讲究了，这么好吃的回锅肉，却用这种不伦不类的盘子装，影响食欲嘛。我连忙陪笑请教。老汉又说：建议你看看李劼人的书《大波》和《死水微澜》，里面写饮食，甚为精妙，包括喝酒该用啥子，装菜该用啥子。你弄的地道川菜，不配套咋行呢？我恍然大悟，所谓“地道”就是个土嘛。于是专门跑了一趟万年场。

老威：极土极雅。高人高人。

周半岛：你晓得来客为谁？193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艾芜！他的《南行记》，我起码读过十几遍，堪称茫茫人生旅途中的灯塔。

老威：他也是我的灯塔。可惜90年代去世了，活够90岁。

周半岛：冷不防就碰见做梦都碰不见的文化名流，人家影响了几辈百姓，却缩在旮旯，不显山露水，跟川菜的本色一样。那时，馆子里许多小碟小盏，装卤牛肉、卤花生、卤豆干、酥蚕蛹、酥黄豆、酥胡豆、各色泡菜，随便咂点小酒，摆点龙门阵，褒贬点时弊，真有点壮志未酬就算逑的末代感觉。

老威：接下来？

周半岛：接下来应和川戏围鼓，吼两句高腔。大慈寺茶馆里，有几拨退休铁杆票友，喝完茶，肠子洗白了，就到我的馆子吃喝。酒饭整兴奋了，就继续亮出锣鼓响板，叮哐叮哐叮哐，把场子扯到半夜。街坊邻里都嘻嘻哈哈围观、帮腔、评论。啥子“天上乌云撵白云，地下婆娘撵男人”；啥子“只怪我婆娘性情犟，有事不和我商量，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两口这边唱《卧龙岗》……”

老威：川菜川戏水乳交融，市民乌托邦嘛。

周半岛：可惜啊，1990年代以后，城市拆迁改造，老街老巷，和好多历史老人一起，从地球上消失，如雁过不留痕。楼越来越高，川菜馆子越来越大，川菜越来越精，越来越玄。电视里的厨子吹起龙门阵，比科学家口气还狂。有一次，我请老友吃“精品川菜”，礼仪小姐引我们通过红地毯，在金壁辉煌的大堂落座。我想都不想，就点了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和回锅肉。居然一样没有！我气炸了！

老威：这可是3张名头最响的川菜招牌啊。

周半岛：大堂经理说，他们不卖低档东西，川菜的品质早就提升了，下一步还要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和澳洲开分店。

老威：不得了嘛。

周半岛：我们跑了七八家馆子，都吃不着正宗的川菜招牌，累惨了。

老威：要吃回锅肉，还不如我给你炒，何必费这劲儿？从小到大，我妈至少为我炒过上千份回锅肉，再配萝卜汤，安逸得很。

周半岛：你指教我么？

老威：不敢不敢。

周半岛：况且如今的饲料猪这么难吃，能炒回锅肉么？

老威：是哦是哦。

周半岛：川菜和贪官一样，“与时俱进”堕落。啥子“公馆菜”、“私房菜”、“精品菜”、“宫廷菜”、“祖传秘方菜”，统统“公款菜”、“勾兑菜”、“腐败菜”。他妈的饮食文化就是腐败文化。

老威：川菜被连根拔起了。成都在唱《空城计》。成都没得川菜。

周半岛：是么？

老威：我顺竿子往下骂。

周半岛：嘿嘿，你脑壳缺水嗦？叫陈麻婆豆腐给烫瓜了？

广场行为艺术家余志坚

采访缘起：中共建政以来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

1989年5月23日下午，我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家中，通过电视直播，见识了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也就是请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像吃臭鸡蛋的湖南3壮士，官方亦称湖南3歹徒。

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距离同年2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才3个多月。后者是有史以来中国行为艺术最集中的展示，其中有枪击电话亭，人孵鸡蛋，裹白布吊丧，分发避孕套，等等。艺术家们不断与警察——现行制度的代表者——发生剧烈冲突，不断被殴打、带离现场、关押，个别的展区还被取缔。可行为艺术以及对抗性的副产品，也因此大面积传播，受到前卫青年们的狂热追捧。在当时的长篇随笔《诸神的堕落》里，我写道：行动艺术在今天，是一个搅拌器，掺和了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民族素质、集体和个人潜意识的压抑与释放等等，有时还涉及到警察和法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空前的行动艺术。江青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在她身上，处处显示出雄性化的革命激情。她搞8亿人民8个戏，让姑娘和老太太都变成浓眉大眼，切齿咬牙，怀着阶级仇民族恨；她用钢琴伴奏京戏，又把京戏改编成交响曲。与她关系暖昧的男人都不长胡子，例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李玉和、洪常青，因此她特别憎恨络腮胡子周恩来。毛泽东一生中无法无天，就怕这个女扮男装的江青。毛、江、周的这种私下的男女三角关系，决定了国家、民族、政党。那时，8亿群众是3人行动艺术的道具。接着，我这样评论89学潮：那些游行、示威、罢课、请愿、静坐、对话、口号、绝食、晕倒、救护车、市民和警察，构成了一次极其精彩的悲壮的行动艺术。

依此类推，湖南3壮士砸毛像案，应该是中共建政以来，行为艺术的巅峰之作。其多重内涵，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无论过去了多少年，都值得艺术史编纂者们挖掘，值得逃避政治或热衷政治的人们反思。

2005年底，我接到一个海外朋友的电子邮件，询问是否有兴趣采访上述行为艺术的主谋余志坚？朋友叹息道：姓喻的疯掉，姓鲁的跑掉，就剩这个姓余的还呆在原地，如果你有兴趣，还得抓紧哦。

我连连称是。转弯抹角，电话联系。终于通过余的姐姐，找到余本人。他老弟在话筒另一端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而谨慎，幸好他读过我的书，沟通没任何问题。可接着的问题冒出来，余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反动文章”，又被监视居住！动不了，他说，我要去探望我的疯子同党喻东岳，他们也不让。

拖延至6月。由于臭味相投，我和扎根在广西漓江的韩晓光交往密切。老韩是独立制片人，其眼光，其技术，令我击节称赞。所以这次出访，我邀他加盟，记录全过程。

老韩慨然应诺，并积极筹备。临行前4天，他还特地设一生日家宴，请我和女友小金。席间，有他可爱的妻子和孩子作陪。那一刻，自由天堂的阳光贯穿着人间陋室，令浪荡子老威唏嘘。

非比寻常。我提前数天，就和余志坚敲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接头。万一临时有变，就临时通知。跟着，我换了新电话卡，密嘱老韩。再从广西漓江回成都，探望了一眼老母。6月9日傍晚，我在成都双流机场接老韩电话——也是新号码——这意味着彼此间神不知鬼不觉的联络方式诞生了。

19点20分的班机，抵长沙机场已是满天繁星。月牙如一朵鬼火。我坐长途大巴去市区，一路拨老韩的新号码，却一直关机。开始还以为他在空中，或误点了。可后来，我心跳如鼓，有些沉不住气了。

老友老张，开车接我吃夜宵，并入住他家。匆匆洗漱毕，进房间，像个不及格的特务，钻被窝，憋满头大汗，仍坚持不懈拨老韩电话。关机！永远关机！他妈的，难道落网了？

熬至夜半3点多，我开窗透气，探头探脑若干回，如一只关在囚笼内的秃头鹅。冲动，压抑；压抑，冲动。我都开门站到客厅了，又梦游一般退缩。这个自由世界的“海龟老韩”，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如果被逮，是在长沙机场，还是在我们事先约定的银河宾馆？我要不要去一趟？

思绪如雷电里的风筝，起落不定。我迷糊了大约两小时，天就亮了。起床出门，横下心，赴刑场一般赴约，在途中又拨老韩手机十几次。关机！关机！我懵了！难道前方是看不见的陷阱？出租车路过银河宾馆，我直楞楞瞪着，老韩有没有事，都与这个他曾经下榻的小宾馆有瓜葛，但鬼使神差，我没有叫停。

7点20分，我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的国美电器超市下车。反身漫无目的暴走。约一站路，我经过民航大酒店，来到银河宾馆外面的马路，刹步两分钟。进去？不，我浑身一激灵，似乎已提前看见一廖姓傻瓜被四起的国保便衣按翻在地。

我甚至透过重重屋瓦，看见遭受一夜突击审讯的老韩，在铁窗背面，弓腰驼背——此时手机却突然响了，是余志坚。劈头就问：还是在某某地点么？我答是。随后又改口，不，在另一地点。

两个反革命分子在一站路之间，晃荡了10来分钟，到底接上头。老余高出我半个脑袋，发型光亮，像混迹旧上海的落魄公子。我们不及握手，就钻入同一辆出租车，沿笔挺的五一大道，向市中心疾驰，直逼湘江大桥，桔子洲头晃眼而过。

老余递烟，我婉拒；搭话，我心不在焉。老余说，没料到大名鼎鼎的老威还害羞呢。我干笑两声。老韩始终如一块顽石，压在心头。

过桥停车。我们在桥左的枫林宾馆背后，寻了家臭烘烘的下等茶楼，大呼小叫半晌，披头散发的打工妹才露面。80块1间屋，带1壶茶。她故意敲竹杠。我立马答应。她吩咐稍等，就拉开一黑窟窿的窗帘，叫醒另外3个打工妹，收拾临时床铺，排开椅子和茶几，沏水开张。

我们重新关死房门，不留任何出气孔。由于睡眠太少，两人都脸色铁青，老余开玩笑说，演歹徒的话，就差两把刀。我则忙着检查录音机，还抽空将巴掌大的摄像机架在茶几上，框住被访者的脸部——这本来是老韩的工作，唉。

老余一支接一支抽烟，小眼睛乜斜，笑纹很粗。我抓拍了那玩世不恭的模样。开始提问。老余嘿嘿。

出身：劳动人民的后代

老威（廖亦武）：咱俩见个面可真不容易！像地下党接头似的，嘿嘿。

余志坚：监视居住好几个月了，警察轮班，24小时盯着我。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今早5点多，天还没亮，我就钻个空子，直奔火车站，再从浏阳直奔长沙。下了车，我还兜几圈，确认没长尾巴，才松了口气。

老威：看你这满不在乎的模样。艺术家嘛。

余志坚：谢谢抬举。可与警察捉迷藏是自由主义者的本能，与艺术无关。

老威：那咱们开始工作？

余志坚：别，别，别搞得跟审讯似的。先胡乱扯几句。我读过你的《证词》，还有《中国冤案录》。你写六四画家武文建那篇，曾提到我在筒子楼墻上写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老长的诗，我现在也祇记得这两句。还有王丹与六四暴徒们擦肩而过时的那段“要挺住”的对话，传神之极。可没想我面前的老廖，舌头短，嘿嘿，有点滑稽。

老威：我没武文建那家伙有才，还弄一笔好画。

余志坚：你在独立中文笔会里面干么子？

老威：干过理事。不称职，就算了。我适合单干。

余志坚：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老威：考过4次大学，统统落榜，搞得特级教师的我爸脸面无光，见了其他同事就绕道走。后来受湖北女作家方方推荐，免试上武汉大学，又被开除掉。

余志坚：自学成才？

老威：别总掏我的底啦。问答双方，不能本末倒置。按照老套路，姓名、年龄、家庭？从头说起。

余志坚：好好。我生于1963年农历8月12，属兔。我爸小时候，就死了爹，我祖母没办法，改嫁求生，我爸大约就成了个累赘性质的“孤儿”，几岁就四处给地主打短工糊口。

老威：苦大仇深。共产党的依靠对象。

余志坚：胡扯。1948年，我爸26岁左右，跟人赌钱，输光了，祇得自己卖自己的壮丁，还了几十块大洋的赌债。1949年解放前夕，我爸所在的国军顺应革命潮流，和平起义，又统统变为共军。稍后抗美援朝，我爸又随部队到朝鲜，混够4年，班师回国。我爸觉得年纪不小了，该娶老婆了，就坚决复员，回浏阳老家。

老威：你爸的经历是一部小说嘛。他在部队干啥呢？

余志坚：我爸的湘菜烧得地道，先后为国军和共军弄吃。在战地朝鲜，还当过炊事班长。回国后，就专门给他们师长开小灶。

老威：这可是投机钻营、升官发财的机会。

余志坚：那时的人，没这么高的境界。所以我爸复员，师长还舍不得。总之么，我爸回乡娶了我妈，按阶级划分，两边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接着呢，生下我姐、我、我弟，3个劳动人民的后代。

老威：你父母识字么？

余志坚：我妈那边生育率高，存活率低。家里也穷，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我爸在部队揭掉了文盲帽子，会读简单的课本。

老威：你儿时淘气不？

余志坚：我爸生我时，已40出头了。特别普通，我没么子过人之处。文革前期我太小，等到广播里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接班人，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叛国投敌，爆炸了，我已经在上小学2年级。莫名其妙地跟大人们一样，紧张，兴奋，逢小朋友便咬耳朵，嘁嘁喳喳半天，末了还不忘叮嘱：莫给其他人乱讲啊。莫泄露国家机密啊。

老威：小孩子也这么政治化？

余志坚：恐怖气氛么。我们学校外的厕所隔板，就有粉笔写的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我亲眼见，脱裤子一蹲坑，头也没转，就见了。吓得我浑身哆嗦，连屎都拉不出。我赶紧擦掉反标，万一有人跟踪追击，抓我的现行咋办？

老威：是大人写的？

余志坚：看那幼稚体，估计就是我的同龄小孩写的。1976年毛泽东死，万里河山一片悲痛，中小学生也戴孝、献花圈、开追悼会。我们在毒花花的日头底傻站着，比赛号啕，比赛谁的哭声大，不料还真昏倒好几个。估计是脱水，要不就是爆晒时间太长，小孩扛不住。

老威：你哭声大不？

余志坚：当然不甘示弱罗。人小，不知道悲痛为何物，大家都哭，我也得了嚎丧传染病。不过上一辈不同，真动感情啊。记得那天我放学，一进家门，就见我爸挥泪如雨，稀里哗啦的，还边哭边倾诉：毛主席啊，你老人家去了，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老威：你不能讽刺你爸。

余志坚：没讽刺。事实就这样。

老威：你上学时成绩咋样？

余志坚：还可以。不过我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但每次考试都能应付。家里人知道我懒，都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我爸说：不知道我们家的祖坟是不是冒烟了，居然出了个大学生。你还不想上么？于是我祇好去了湘潭师专，读化学专业。由于我是个文学青年，对化学没兴趣，就留级，将3年制的专科读成4年。在校的多半时间，我都呆在图书馆看书，深受海涅、拜伦那种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老威：80年代，人人都写诗。

余志坚：我也写。我还在自己床铺上头，贴了几张女性裸体素描。这可不得了，学校开大会批判我，上纲上线，什么黄色下流、道德败坏、精神污染，就差没骂强奸犯了。我被泼满身污水，连躲闪的机会也不给，最后，我遭严重警告。

老威：我读中学也遭严重警告过，晓得离开除祇有一步之遥。

余志坚：唉，也许“犯罪”的思想根源在那时就埋下了。

老威：警察也这么认为？

余志坚：没有。1984年毕业，被分配到某某乡村中学教书，更加格格不入。我留长头发，穿时尚的白色休闲鞋，在城里都属另类，就别提乡下了。于是我受到排挤，转到乡村小学。哎呀，凑合着混日子，教书之外，读读书，钓钓鱼，慢慢也就适应了。

老威：后来呢？

余志坚：5年转了5所村小。像《早春二月》那部电影，小知识分子最终逃离死水一潭的封建。1988年我辞职回城，无所事事，整日就与中小学的同窗加邻居鲁德成，还有湘潭师专的校友喻东岳泡一块。

老威：他们都有工作吧。

追怀耀邦 北京声援

余志坚：鲁德成开公交车，喻东岳在《浏阳日报》做记者。3个家伙臭味相投，每日每夜侃文学。我喜欢西方的古典、浪漫，喻东岳比我超前，推崇现代派，艾略特、庞德，还有当时流行的朦胧诗。嘿，有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他们都懒得回去，在我家挤着睡。投缘，开心，如今想起，也十分美好！一直到1989年的4月22号，胡耀邦去世，我们的一腔文学热情转眼升华，熊熊燃烧，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一堆朋友聚拢来商量：胡耀邦也是浏阳么，我们当然要给这个伟大的同乡搞追悼会。

于是我跑商店买了纸笔墨砚，本想让喻东岳写些标语。他有些犹豫，我就亲自操刀上阵，一口气写了很多，主要是“追怀耀邦，修改宪法，改革中国政体，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官倒”之类。几乎将这辈子对政治的诉求全概括进去了。

次日半夜三更，我们像赶早起来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用革命或者反革命标语覆盖了几条街。天亮时分，哦哟，浏阳市民密密匝匝站那儿看啦，还嘁嘁喳喳议论，有点像鲁迅写故乡的小说，满清要灭亡的小道消息在封闭地儿传得沸沸扬扬。而我们这些楞头青，躲一边观察，兴奋莫名，悲壮莫名。

接下来，我们像上足了发条的社会革命家，天天关注，天天讨论北京的情况。饭吃得少，可精神特别抖擞。我们还发动浏阳师范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可浏阳那地方太小，人也保守，我们几个孙猴子拼命折腾，也没搞出多大响动。

老威：于是就决定上京了。

余志坚：后来天安门广场绝食了。还有几个学生在人大台阶下跪，递交请愿书。我们不太懂得政治博弈，需要做些举动，我们就是凭直觉，不舒服。既然不愿做封建皇帝的臣民，为什么要低头下跪？而专制政权根本不会理睬的。

大约5月16号，我、鲁德成、喻东岳，及其他两个朋友，就种种国事辩论了一个通宵。然后决定一块上京。可都是穷光蛋，又都是第一次去北方，干么子革命哦，把工资全掏出来数，觉得不够，出发前夜我跑去敲一个体户同学的门，他做电器生意，为了革命他就慷慨解囊，借给1000块。当时1000块，现在翻了20多倍吧？一张长沙至北京的火车票才几十块。

老威：真大方呀。

余志坚：中国人做了一场民主大梦么。从浏阳到长沙，司机一听我们去北京声援，马上就免掉我们的车票。一早拢长沙，先跑五一大道和省政府去了解情况，嗨哟！本省的学潮规模已如火如荼，横七竖八的街道，充满学生和市民的游行队伍，由不得我们热血不沸腾！我腿长，就再次跑商场采购笔墨和布匹，喻东岳当即奋笔，写成挥师北上的巨型横幅：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落款是湖南请愿团。我们占据长沙火车站广场，插好招贴般的横幅，立即轮番演讲。其内容基本就是运动中最为流行的反腐败，反官倒，改政体，修宪法，反一党专制等等。喻东岳负责拍照记录，因为他的相机好，日本牌子，《浏阳日报》社采访专用，稀罕货啊。我还陪他买了数不清的柯达胶卷。却不料他辛辛苦苦留下的摄影杰作最后上了法庭，统统变成自个儿反革命宣传煽动的铁证。

老威：我的情况差不多，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无可辩驳”的文学罪证。

余志坚：人潮涌来涌去，我这个祇在乡村课堂上面对过小学生的不称职的老师，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从事“反革命煽动”，蛮高亢蛮流畅，蛮有效果。搞得群情激昂，纷纷朝我们的临时募捐箱里扔钱。一毛两毛，一块两块，还有10块的。太感人了。当时还没有100元整票。我至今记得有一个人，双手捏着票子往箱子里塞，才煽动几小时，捐款箱就装不下了。

老威：唉，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去不再了。

余志坚：我们募捐到3000多块，有些湖南学生当即就加入我们的请愿团，要一同上京声援学潮。

老威：多少人？

余志坚：四五十，浩浩荡荡的队伍么。我们登上刚刚运行的特快2次，晚上9点过开车。

老威：光火车票就得花大把银子。

余志坚：没办法。我们买了一沓站台票，咋咋呼呼进站，嘿嘿，车上车下全挤满了爱国群众，我们祇得肉贴肉，挤在过道中，乘务员过来查票，一听几十号人都自称“上京声援的湖南请愿团”，就把列车长叫来了。人家挺客气地问：你们中谁负责呀？我回答我负责；他说好，我完全理解、完全支持你们！然后就专门将我们安排进乘务员的休息室，里面放了2、30张小凳子，让我们这帮爱国者轮流坐着休息。第二天抵达北京火车站，一下来我们就将半个车厢那么长的横幅扯起，吸人的眼球哦。4、50人同心协力，边狂喊口号，边朝天安门方向挺进。才一会儿，我偷眼回看，哦哟，屁股后竟拖出几百人的队伍，多半都是各地上京声援学潮、一时却找不到组织的学生。于是我们更来劲了。“还我胡耀邦！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中国人要重新站起来”之类的口号，叫得比傩戏锣鼓更密更响，引得路人纷纷追逐围观。大概4、50分钟，望见了在书本上看见过的天安门，我们正要直接投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一个学生领袖模样的人，自称是高自联纠察队的，过来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齐声回答“湖南请愿团”，专程来声援学潮。他连连说很好很好，可你们的口号有点欠妥，也就是过激，广场上还没人这么瞎喊。我们开头不服气，但转弯一想，要顾全大局。于是就自觉把那反动的超长横幅暂时收藏。

随后两天，跟我们出来的湖南大学生们，都三三两两找到各自的群体或组织，如鸟儿归巢。所谓的“湖南请愿团”就自动解体，祇剩了我、喻东岳、鲁德成，3个无法归类的核心成员，暴露了孤零零的社会闲杂本质。

老威：这么容易被瓦解？

余志坚：5月18号到北京，23号出事儿，我们总共就凑了5、6天热闹么。参加了一些学生、市民的游行，也演讲。演讲主要内容是取消一党独裁啦、全盘西化之类，激动人心的草稿全塞在喻东岳装相机的帆布包里，后来也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的反革命罪证。那几天没怎么睡觉，夜里实在扛不住，就在地下通道或某处街沿铺上塑料布，裹着军大衣打个盹儿。记得某天清晨，一睁开眼睛，竟发现一女学生躺我身上。哈哈！多浪漫的场景。

接下来的3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人民大会堂挂起“非常人大常委会”的超大横幅，令人想入非非，觉得民主乌托邦就在眼前；2是天安门广场上空，盘旋着不少军用直升机，有时飞得极低，似乎要磨擦城楼了。还不断散下大量致被蒙蔽群众的劝降传单。嘿嘿，这一招叫“四面楚歌”，楚霸王项羽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张良用箫吹出那个时代的“劝降歌”，最后搞得大家都没意思。当时，几十万戒严部队从几个方向抵达北京郊区，将首都围得铁桶一般，却被自发聚集的北京市民堵在外头。各种是似而非的小道消息在广场流传，人心浮动哦。我在湖南老家时，傻激进，还写过弹劾赵紫阳的文章，认为他跟邓小平、李鹏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当作宫廷斗争的工具。替罪羊。可我这种“无端指责”遭到许多学生的反驳：赵紫阳大好人，是整个学潮的支柱，你怎么连他的坏话也说？

最后一件事我们印象最深：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学生领袖讲话，前后口径都不一致。什么“尽量维持好广场秩序”，废话；什么“市民、工人赶快返回，正常上班”，废话。还学娱乐明星样呢，一再称“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等等。似乎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才享有正宗的爱国权利，其他社会力量，就属于瞎掺和瞎捣乱。他妈的，没有大家的声援，单凭学生，能扛这么久？共产党早收拾你们了。当时啊，我对他们几个的讲话反感之极，戒严部队抵拢郊区了，内讧、对话、慌张、僵持、强作镇定有屁用？全副武装的军人难道是吃素的？万一真开枪怎么办？，声势如此浩大的民主运动，几千万人卷入，凭你们几个小子，能顺当收场？流血迫在眉睫，还在空谈误国，幼稚啊。

老威：你们的直觉挺敏锐的。

余志坚：可是，我们这样的外省草根，插不上话。我们一再试图越过警戒线，与学运高层谈谈，但学生纠察队一见我这副张牙舞爪的样子，就死活不允许进入他们的广场指挥部，更别提面见高自联头头了。事态不妙，怎么办呢？于是我们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书》，好说歹说，让学生纠察队转交，至少是“仅供参考”吧。

老威：还记得《建议书》的内容么？

余志坚：一，高自联应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二，号召北京乃至全国，工人全部罢工，市民全部罢市；三，学生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这个，哎呀，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老威：够直接的。学生方面有回应么？

余志坚：渺无音讯。当时太乱了。也许压根就没转交。

老威：够郁闷。也许你们过于标新立异了。

余志坚：所以蛮无奈的。

取缔毛泽东标准像 请暴君吃臭鸡蛋

老威：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可以拍屁股走人嘛。

余志坚：不行，千里迢迢来北京，岂能不负责任？喻东岳悲愤难抑，提议集体自焚。我们设计了多种自焚方案，比如在金水桥上，淋上汽油，突然点燃，效果肯定不错。但自焚要达到么子目的？是不是在自焚前发表《自焚宣言》，或者自焚后由谁谁谁通告全国：我们以身殉民主，殉自由，抗议暴政，唤醒大众？可形势逼人，搞不妥，大家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自焚，说不定，当局还会利用我们的死，抹黑民运。

唉，没有意义。我就提出替补方案，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标准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喻东岳和鲁德成立马赞成。5月22号午夜至天亮，3个人都在讨论方案。爬上城楼取毛像，看过去的距离好像短些，但在当时戒备森严的状况，爬城楼比登天还难。次日上午，双眼熬得红红的我们，如高烧病人，绞尽脑汁弄来把梯子。跑到毛像底下的门洞，一仰脑袋，顿时傻眼——狗日的暴君，生前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死掉多年，我们搭几人高的梯子还够不着！

我们轮流在下，细细考察。目光擦着门墻，死瞅半天，终于看清楚，挂毛像的钉子足有手臂粗。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搭了足够高的梯子，舍一身剐，也不一定能将皇上拉下马。

老威：没人注意你们？

余志坚：谁也不会注意谁。在暴风骤雨的运动中心，很多时候，人是很涣散、很边缘、很孤独的。当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又另当别论。

老威：于是你们就想起请暴君吃臭鸡蛋？当时我还在山城涪陵的家中，从电视直播，目睹了你们的史无前例的壮举。惊呆了。记得现场播音员是中央台的陈铎，头发花白，嗓音气得发抖。

余志坚：实在拿老毛没办法，才出此下策。我们逛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了20个鸡蛋。本想目测好距离，用鸡蛋直接砸毛像，可稍一推敲，就觉得鸡蛋颜色太淡，涂上去效果不明显。多亏喻东岳喜欢画几笔，他说买几种绘画油彩，搅成深灰色，填入鸡蛋壳内就行了。

准备工作蛮长，煞有介事。买来宣纸、墨水、油画颜料、毛笔、稀释剂和胶水，接着跑邮局给家人寄遗书。我自己写的什么，居然忘了，好像引用了不少拜伦的诗句；鲁德成边写边沉思，挺费劲的，百感交集啊，他是独子，听说后来，他父母看了电视直播，当场就晕倒；喻东岳写的内容，我还依稀记得一点，他在浏阳城有5个结拜兄弟，他就一直趴那儿写啊写，完了一封又一封。什么要学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呀，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呀，等等。很是文采飞扬。

老威：据说喻东岳很有诗才。

余志坚：有一首他口占的打油诗，我还记得：有一千种理由，你走在街道的这一边；有一千零一种理由，你越过马路，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老威：越界的冲动。果然你们走出另一头了。

余志坚：写完遗书，我们肚子饿了，就把20个鸡蛋拿到北面金水桥旁的小吃摊加工，也就是一平底锅，涂上稀面浆，打鸡蛋，撒葱花。那天我们塞了太多这种北方特色的煎饼果子，先还黄灿灿、香喷喷，很对胃口，因为我们在湖南没吃过，可后来填不下了，差点吐。

接着我们把剩下的蛋壳收好，来到天安门城楼左侧的中山公园门槛，地上铺张塑料布，席地而坐，造砸毛蛋。即把两瓣蛋壳填满调成深灰的油彩，然后一个个封闭。

再接着，就将长1米2、宽80公分的宣纸平摊在地，琢磨配套的对联，这可是1949年以来的天字第一号对联。我出句，喻东岳心潮澎湃，一挥而就：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横批：自由伟大。

箭在弦上，喻东岳还掏出相机，将对联拍下来“永远保存”，我和鲁德成也趁机在公园门口“合影留念”。唉，如今这些东西全部封存在公安机关的罪犯档案里了！

老威：你们没将“革命遗物”留给一个可靠的人？

余志坚：茫茫人海，想不起谁可靠。之后，3人作了简单分工：我手长个高，就负责阻挡门楼下川流不息的群众，宣布砸毛行动开始；而喻东岳和鲁德成负责贴对联和扔鸡蛋。于是各就各位。我首先出场，跑到城楼正中门洞，张开双臂拦截过往行人：对不起对不起！请大家暂时留步！我喊了几遍，更多群众反而被吸引过来，都不明白么子意思。幸亏几个学生冲过来帮忙，才堵住了人潮。

老威：学生为啥帮你？

余志坚：当时我和鲁德成才25、6，喻东岳才22岁（他18岁就大学毕业），所以看青春外表，大学生将我们当作自己同类了。却不料这边刚消停，那边就在门洞左右，呼啦啦把对联给张贴了。由于慌张，对联有点斜。紧接着就是奔跑着后退，估摸最佳仰角距离，投掷鸡蛋。原先我们认为，20个颜色蛋，污染透那么大副的毛像，足够了。没想到两个傻子，很没出息，砸出去的蛋，要么高要么矮，要么偏要么斜，要么劲儿太小，蛋飞到半路就落地。我眼巴巴望着，气得想骂人：他妈的搞么子？还好没太丢人，20蛋砸中了3，暴君下巴一带起了不少麻子。

老威：你们耗了多长时间？

余志坚：全部行为5、6分钟，砸鸡蛋就2、3分钟。恍若梦里，在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麻木，惊愕，也有盲目鼓掌欢呼的，等到梦醒了，事件已发生了。人墻哗啦一下将“罪犯”围在当中，有声音责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从哪儿来的？谁指使你们这么干？高自联纠察队也赶过来，排开众人。我当时恰恰在外围，祇能望见他俩的脑袋。我隐隐约约听见众人在七嘴八舌声讨：你们是存心不良，要毁掉大家，毁掉这场爱国运动啊。而被蛋搞得五颜六色的鲁德成却极力争辩：取缔毛泽东是正义的，合法的，我们没干坏事！我也远距离声援：说得对！

我身边的学生蛮厉害，指着我鼻子说：没你的事儿就不要插嘴！我说：当然有我的事儿，我们是一起的！嘿嘿，这一来，我也落网，都被大学生们扭送到广场指挥部。

老威：从天安门到广场指挥部？

余志坚：对，就是英雄纪念碑下面。

老威：你们挨打了吗？

余志坚：拉拉扯扯的，推推攘攘，正反两方都瞎起哄。学生纠察队还是在保护我们。

老威：然后呢？

余志坚：总算顺利到达纪念碑底座，也就是之前绞尽脑汁想进来，却怎么也进不来的核心地儿。虽然这样闯入有些不太体面。

3个人垂头丧气坐在纪念碑下，等候发落。学生领袖们在旁边展开讨论，耗了好长时间。终于，便衣警察出现了，在四周转来转去，然后进指挥部要人。学生们婉言回绝。这时旁边有个女士偷偷凑过来，在我耳边提醒说：事情的发展对你们极不利，你还是瞅个空子，赶紧溜掉吧。我立即摇头：3个人死活一起，我不能自个儿溜。于是她沉吟片刻才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有事儿需要帮忙，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答应了。那时候年青，她念一遍我就记住了。

老威：你没问她是什么人？

余志坚：没问。估计她也不会说。但看那神情，她是要真心帮我。所以在这儿，我要特别提一下。

老威：后来？

余志坚：后来变化大了。那个人与号码全淡忘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彼此也认不出来。

老威：再后来？

余志坚：学生领袖们经过研究，才将我们带到右侧的历史博物馆前面，也算个非正式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少记者及群众等在那儿呢。没想到时间短促，3、5分钟就拉倒。他们的问话主要冲鲁德成去。其间还有个高自联头头，代表全体大学生“澄清事实”，声明这次事件与他们没任何瓜葛，他们的目的是推进民主改革，压根不会有这类敌意，也不可能干出攻击共产党，损毁毛主席形象的举动。等等，等等。我脑袋都快炸了。

之后又在一辆公交车内，又是鲁德成，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天开始下雨了，从车窗看外面，帐篷和油布乱七八糟，像打满补丁的灾区。嗨，没料到一向慢吞吞的官方媒体这次动作蛮快，采访时间也蛮长，提问包括哪里人？什么职业？筹划了多久？最初的动机？想没想过后果？等等。鲁德成也不紧不慢作答，还申明我们的行为与学生无关。据说当日的《新闻联播》就作为反面教材放了，长达5、6分钟。电视画面里，还有天安门现场找来的目击证人，几个大学生、市民，让他们叙述事件，并表达各自的看法。有个学生还说：他们有勇气这么做，我蛮欣赏的。嘿嘿。

老威：我最初也是在《新闻联播》里认识你们的。节目的基调大约是“愤怒谴责”。不过在谴责的下面，隐含着记者善意的焦虑，担心这一事件给运动带来大家都难以承受的负面后果。

余志坚：负面后果早就注定了，祇要毛的阴魂不散，祇要邓的铁腕不除，祇要是共产党的统治，反抗的结局就是流血。我们祇是其中一段插曲而已。

老威：也有人说，早知道流血，就不反抗了。

余志坚：我们是被指挥部交出去，学生纠察队的头头叫郭海峰，他亲口告之他的姓名，还算坦率。他说指挥部内的高自联常委们表决，多数主张将我们送东城区公安分局所属的天安门保卫处，可他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好半天，无效，押解工作反而由他负责执行，因为他是高自联秘书长。我连说没什么，还从兜里掏出剩下的两千多块钱，交他保管。他当场写了张收条。他还要求警察写了张接人的收条。我们是在瓢泼大雨中上的警车。警察给我们戴了手铐，郭海峰却在雨中站了好久。

老威：你们有乘乱逃脱的机会吗？

余志坚：从下午两点半作案到傍晚落入警察手中，我肯定有机会溜。那两人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溜？我们早就有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

老威：接着？

余志坚：我们在南池子派出所关押一晚，次日上午转移至北京市东城看守所对面的收容所。刚进去那阵，整个收容所空荡荡的，监房内除我，就一个北京市里的惯偷。那家伙可悠闲啦，能不起来就尽量躺着，抽烟、睡觉；睡觉、抽烟。连喝水也让我帮忙递。没办法，寂寞难耐，两个南辕北辙的人，也被迫凑一块瞎聊。当时我很想继续关注运动的进展，可与世隔绝呀。可以说，北京的公检法体系，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连所里的看守也极少打照面，估计全在观望，等待党中央内部，权力倾轧的天平秤倒向哪边。

老威：你们是天字第一号的钦犯，居然没连夜提审？

余志坚：六四前后，半个多月，没人来提审，甚至没人来过问。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躺着。哎呀，骨头都睡疼了。幸好我生性懒散，早就练就死睡基本功，遇事儿不多琢磨，如果天肯定要塌，你一厢情愿想不塌，就算白操心么。

老威：有点庄子的境界了。

六四枪响 被判无期徒刑

余志坚：直到6月3号半夜，收容所墻外突然枪声大作，炒豆子一般，将我从梦中惊醒。他妈的！终于开枪啦！我的预感、喻东岳的预感应验了。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就这么起家的，学生和文人怎能玩得过杀人不眨眼的老政客呢？那一夜我失眠了，在监房内走来走去，直到天麻麻亮。焦虑啊，浑身肌肉都不由自主抽搐。那惯偷还好心劝我，国家乱掉，你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又不是尿急，撒掉就完事儿。

6月4号大早，第一批进来了，清一色的热血青年和大学生，平均年龄估计就20岁左右。捱到5号，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空荡荡的监房眨眼就人满为患，最后，塞不下了，还硬朝里面塞，好在人是肉长的，有伸缩性。

老威：一间房关多少？

余志坚：按常规，14、15个，猛然就塞30多个。没地儿站了。我正式逮捕我们是6月15号，一度瘫痪掉的公检法体系跟我一样，从梦中醒来，刹那间恢复了高速运转的残酷本性。四处通缉布告，四处关卡和抓人。那种红色恐怖，就像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大街小巷几乎不见什么行人。思想消毒和身体消毒，性质差不多么。

非常时期，北京警察也不被信任，东城分局的看守所和收容所统统军管。经过封闭洗脑的大兵，像野兽一般，张牙舞爪，没任何章法。不管学生还是市民，都往死里揍。我们逮捕移交看守所时，有个大兵拎着我，活像拎小鸡，隔着一丈远就朝军用吉普那边扔。这还不解恨，他又抬起自动步枪，使枪托猛击我的脸颊。顿时，我满口鲜血直喷出去。老威你看，嘴里的这颗假牙，就是被揍飞的真牙换的。

老威：你呆的看守所，就是人们常说的“王八楼”吧？

余志坚：对，里面关过不少六四暴徒。

老威：你也算暴徒？

余志坚：没来得及放火、堵军车，就祇能划为强暴了老毛的歹徒。我们在七处王八楼熬了5个多月，7月10号秘密开庭，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地下室。

老威：开庭也不见天日。

余志坚：他妈的，例行公事，罪行明摆着，没怎么辩护，即使辩护也没听众。大概两小时不到，就完事儿了。延期宣判，等了一星期，接《判决书》。

老威：如此草率？

余志坚：我和鲁德成法庭呈供了什么，已经忘了。最有趣是喻东岳，他辩护说，我们没任何政治目的，祇是在完成一幅作品。

老威：行为艺术么？

余志坚：对对。喻东岳就说是行为艺术。并且是本世纪以来最杰出的行为艺术。它所涵盖的意义，要若干年之后，人们才能真正理解。

老威：我觉得，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波普，它肯定会进入当代艺术史。

余志坚：哈哈哈！那些公诉人和法官怎么能搞懂这个？听得云里雾里，终于恼羞成怒。还认为喻东岳故意愚弄他们。连指定律师都不装样子了，一再打断。

老威：太有意思啦。法庭内的气氛也应该是行为艺术的延伸部分。

余志坚：老威：此前你们预料过结果么？

余志坚：在牢里无聊，人们经常给我们分析案情，掐算生死。什么“明知故犯，顶风作案”啊，“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啊，“手段极其什么，后果极其什么”啊。熟悉《刑法》的人都知道，祇要《起诉书》上写明“两特两级”，脑袋就悬在空中了。唉，等死的滋味不好受！我连《遗书》都写了好几封，有给姐姐、弟弟的，也有给父母的。如今回想，真有点婆婆妈妈。伤害啦，歉意啦，愿他们彻底忘掉自己这不孝子啦，相信后代会理解我们、没丢脸啦。

老威：有些自相矛盾。

余志坚：今天一念头，明天一想法。毕竟面临生死大关，空空荡荡，睁眼闭眼都很可怕。泪也流过了。但是我不后悔。

老威：《判决书》下来，还是松一口气？

余志坚：简直就虚脱了。哪本小说里写的？我已经提前听见独裁的丧钟！自由在跟前飘荡，伸手就抓得着。

老威：也许喻东岳说的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行为艺术算完成了。

余志坚：我判无期徒刑，坐牢11年零6个月；鲁德成判16年，他实际蹲了8年零8个月；喻东岳判20年，蹲了16年零9个月，反而是最后释放。

老威：你们没上诉？

余志坚：我们可不愿找死。1989年底，我们被送回湖南。关在衡阳监狱。

老威：你们在里面挨打没？关小号没？

余志坚：喻东岳受了很多折磨。有次被管教打坏了，我们几个难友还搞了抗议活动，绝食3天。但狱方拒绝道歉。小号我没关过，但92年之前，有多半时间我关在严管队。很恐怖。

老威：你在里面犯事儿？

余志坚：刚进去，还摸不着底。逢人便说六四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如何专制、恶毒。几乎一刻不停地讲。还不干活，热衷跟政治犯们探讨时局变化。所以受到管教的屡次警告。我置若罔闻，就被宣布“实行严管”。我挨了5、6次打。有一次，两个警察揪住我，两根电棍同时在身上擂，我反抗了一小下，就瘫了。接着，拳头和大头皮靴，电闪雷鸣一般，整得我遍地翻滚。我一身好衣服，挨打之后，全没啦。我一丝不挂躺在地下。骨头没断，还算手下留情，湖南监狱普遍野蛮么。

后来学了点乖，不他妈的硬抗。但我坚持一点，我是政治犯，不需要劳动改造。后来他们也安排有经验的犯人来带我，所谓建立师徒关系。我最多站在一边看，然后独自缩角落里，拉别的犯人聊天。

老威：你们一直呆衡阳监狱吗？

余志坚：后来转到湖南第三监狱，也就是永州监狱。喻东岳转去一监，那儿集中关押政治犯，是湖南最著名的野蛮监狱。

1992年前后，我从报纸上读到老邓的“南巡讲话”，仔细一分析，觉得中国的政局大概是进入了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灰暗而漫长。我自己的心情也随之灰暗而漫长。

既如此，先要活下来啊。于是我就跟狱方提出，我受不了汽车配件车间里切割金属的噪音，让人烦躁不安。我的特长是教书么。还好，他们把我从车间转到教育科，定期给狱中犯人上文化课，直至减刑出狱。

老威：也算不幸中之万幸。

喻东岳变疯——一个永远的谜

余志坚：我们3个，鲁德成最幸运，从云南边境偷渡到泰国，虽然险些被遣送回来。而喻东岳太惨了，他出狱那天，我叫了几个民运道上的好友去接，没想到，像一段烂糟糟的木头，跟我熟悉的那个灵光四溢的喻东岳判若两人。我一再叫“东子东子，你搞么子，连我都不认”，他却没反应。等到他有反应，又吓你一跳——扑通跪倒，抱住你双腿，大叫“饶命啊饶命啊”。我心如刀绞啊，六四事件太大了，全面评价是历史和政治学家的活儿，而我内心解不开的疙瘩，祇剩喻东岳，我老觉得是我毁了他。唉。

老威：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报道，海内外都在为他募捐医疗费用。他如今到底如何？连你也不认得！不可思议！

余志坚：他连自己都不晓得。如果你问“谁是喻东岳”，他两眼茫然，想不起来。

老威：失忆症？

余志坚：不知道在监狱里受了多大折磨、多大刺激！保不准被下了药。因为如今中国，老毛还被许多人崇拜，不少出租车上都挂毛像，当作保护神么。

老威：喻东岳变疯，会是个永远的谜吗？

余志坚：难说。可永州监狱关那么多犯人，凶手应该不难追查。前一段，我在网上发表了十几篇反动文章，当地国保就以煽动颠覆的罪名，刑事拘留我32天。我出来，稍微休息调整两三天，就坐车去离浏阳县城70多公里的喻东岳家探望。嘿，出狱久了，他的情绪稳定些，不见人就跪了；可眼神还是痴呆，你不能大声说话，否则他浑身一激灵，又跪倒。他家人随时在帮助他恢复记忆，从前的谁谁谁，左邻右舍的谁谁谁。猛一刹那，他似乎醒悟自己是喻东岳了，可转眼又忘掉。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人物，都活在自我的莫须有的空间。喻东岳曾经很推崇这小说，没料到他自己也进去了。

有时候，民运人士聚会，我也带他去。老廖你看，这张照片，中间这个，就是他，连拍照时，他都嘀嘀咕咕，而面前一派空洞，谁都不在他眼中。

老威：这照片挺喜庆。这些人是谁呀？

余志坚：我的结婚现场，好些民运人士都来祝贺。

老威：我也祝贺你！那你们婚后靠什么为生呢？

余志坚：不知道。总之么，要房没房，要车没车，养老保险一类的，全没有。靠运气熬呗。目前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做家教。学生时多时少，极不固定。我们每月的平均收入，1000元不到。

老威：想过出国吗？

余志坚：出去干什么？

老威：自由啊。这么个强盗国家。

余志坚：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真要离开，还是割舍不下。

老威：你的心态保持得不错。

余志坚：谁能拿去我内心的自由呢？至于家庭内部，有些小磨擦难免么。但爱情亲情友情这些，永恒的主题。对社会，也在慢慢学着适应。我们都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但同一般的小人物相比，我们有抹不去的六四和艺术的双重情结。这情结，让我面对政治恐惧，还有挑战的冲动。

老威：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余志坚：是未来。我看不出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未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的一腔热血，是不是会变得很轻，很可笑。我们努力让后人记住，是不是有些一厢情愿。最终我们的存在，是不是会让体面的人，成功的人，什么时代都通吃的人，觉得不自在。唉，算了，先凑合着过。事情想多了头疼。

老威：你们打算要孩子吗？

余志坚：难养啊。暂时不考虑。

补记

正午时分，采访结束，我们也汗水淋漓。长沙真不愧火炉啊，我叹道，随即开门敞气。我就近招待余志坚吃了顿街头快餐，然后拥抱，然后目送他深入毒日头，消逝在穿梭不息的车流和人流中。

我来到公用电话亭，拨老韩的老电话，居然通了！气急败坏的老韩在那端破口大骂，并连呼“绝交”。我张口结舌。幸好老韩没有马上挂电话。原来他受骗了，所谓新电话卡，一出广西就没任何信号，也不显示任何号码。

我连连致歉，并强烈要求马上见面。但老韩这头在美国训练了20多年的倔驴，严辞拒绝。我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二：没有按约定到银河宾馆；新电话不通，没有试探着打老电话。

我认罪。检讨自己本质上胆小如鼠，不配搞民运；并且一根筋，不知变通。回漓江后，我又再三向老韩示爱，终于得到这条与我同岁的老狗的接见。为了弥补他的损失，我将此次谈话的录像带悉数献上。老韩嗤之以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献礼质量低劣，基本不能用。

老韩宣布，要恢复到从前那么铁的关系，起码要1年。如今已3年了，他也远在美国了，我还像惦记某个亲戚一样，惦记着他。

而毁掉我俩关系的余志坚，我也惦记着他。

六四死刑犯张茂盛

采访缘起

这个谈话来之不易。

此前，我的铁杆领路人武文建跑折了腿。横飞了多少回唾沫，动员在北京，乃至在全国各地的六四暴徒从阴暗角落里钻出來讲话：学习天安门母亲，学习丁子霖，抱团才有好处啊，哥们儿！见收效甚微，他又拿出当年反革命煽动的劲儿，公然威协大家：不然累死病死郁闷死，还不如一个屁。屁还有味儿呢，臭臭这个不长记性的世道。

武氏还使了什么拿不上桌面的招数，我不晓得，可这些年刑满释放的暴徒估计有好几千，我却只掌握了不足10个相关录音，可见该同志的工作多么缓慢而艰辛。

还好，距离上次暴徒采访整一年时，我终于接到武氏电子邮件，称“有情况”。于是我立马暂停霉味穿鼻的老地主的采写，自云南的崇山峻岭，辗转出头，星夜北上，于2006年12月21日晚抵京，歇脚海淀区塔院附近。

旋即约会武氏。旋即敲定如此这般地“领人过来”。中间费了些周折。

2006年12月27日下午，我裹着我们这一行的老师傅刘宾雁临终前托人从美国带回的大衣，匆匆出门搭车，然后换乘地铁，直奔大前门西站口。路途耗了一个半小时。爬出站阶梯时，我看了一眼手机，正好是约定的5点半，就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不料天色阴郁得贼快，起先抹上的一层淡墨，眨眼就浓了。路灯也过早亮了。我不禁大呼武氏，而比我性子更急的他，正弓着背给我打手机呢。

两糙爷们碰头，都不约而同地乜斜：嗨，这人。武氏接着引见本文的主角张茂盛，比较年轻，比较单薄；还有下文的主角董盛坤，岁数大些，也壮实些。我们热情握手，然后在武氏的率领下，顶着牛耳尖刀一般的阵阵冷风，横过两个街口，走入左侧的观音堂街。

迎头撞上名叫“白洋淀”的东北餐馆，红彤彤的店面，加之红彤彤的招贴，“本店隆重推出什么什么”，一下子就把我们吸了进去。搓手，落座，点菜，点56度的红星二锅头。由于吃喝，由于在座的都坐过牢，更由于武氏此前数次登门沟通，打下伏笔，所以彼此的感情升温得快。

张茂盛和董盛坤，是中国政府释放最早的两名六四死缓犯人。这是我在访谈之际，才偶然晓得的。据他俩说，在2006年6月出獄时，曾有外电报道过，也曾有逃亡至加拿大的鲁德成（就是在89学潮期间，向天安门城楼的毛像扔臭鸡蛋的那个）打电话联系过，却遭到他俩亲属的阻拦，“隔千山万水，能解决什么困难？反而添麻烦”。

我把录音机摆上桌子，他俩对视了两秒钟。董盛坤努努嘴：张茂盛，你先讲。后者憨笑着，抓耳抠腮，像个大孩子：哎呀，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

正 文

老威：兄弟，恕我直言。看你年纪挺轻的，六四烧军车那事儿真是你干的？

张茂盛：对，当年给我判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老威：这段话，自1949年以来就没变过。我小时候，喜欢挤在人堆里看墙上的布告，某某死刑，立即执行的，名字打红叉；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名字下面划红杠。

张茂盛：所以，今天能坐到这儿跟你们聊天，算不错啦！我这人内向，不善言辞，有什么说得不妥当，廖老师您尽管提醒。

老威：随便聊，没那么多规矩。你是哪一年人？六四之前干什么？

张茂盛：我生于1968年6月23日，属猴。六四之前是普通工人，在丰台永定路的一家机械公司上班。89年6月我还不到21岁。

老威：和许多北京市民一样，你是爱国爱过了头，卷入六四的？

张茂盛：之前没卷入。我家原先住茶店，离天安门不远，每天下班后，我习惯在自家附近遛弯儿。4月份开始，学生游行就非常普遍，后来声势越闹越大，学生不上课，工人也不上班了。那会儿没事儿干，就每天上街凑热闹。当时年纪轻，文化浅，不懂什么叫政治。还觉得党和政府不容易，一大帮子人整天整天游行示威，驻扎在天安门，搞什么演讲啦，合唱啦，传单啦，绝食啦，等等，把祖国的心脏搞得乱七八糟，真是的。唉，引发我烧军车的直接原因，是6月3号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老威：什么事儿？

张茂盛：那天晚饭后，我照例出家门，四处溜跶。刚走到阜城路，就看见一大堆人围在马路边儿议论。我好奇地挤进人堆一看，一个悲痛欲绝的妇女拉着一小货车，靠在那儿哭，小货车里躺着一血肉模糊的小孩。周围群众七嘴八舌，比比划划地诉说，表情很愤怒。听他们讲，这小孩才8岁，部队过来时，他正在街边草坪上玩。你说一个8岁小孩懂什么呀？当兵的一梭子弹过去，愣是把他打死了。操他妈！我当时脑门子轰隆一下，就热了，这叫人吗？连畜生都不如。当时真恨不得，自个儿手中有杆枪，如果碰上当兵的，当场将他们全扫啦！也不知过了多久，人群散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的，只记得满脑子晕，满胸口堵，气愤、难受得糊涂了。

第二天，也就是六四那天下午，我又上街溜达。走到离北大医院不远的地儿，看见很多市民用担架抬着伤员，往医院门口跑，沿途嘀嘀嗒嗒淌血。当时还有北京师大的学生站那儿演讲，说什么子弹射倒多少多少人，根本救不过来；说什么他们疯了，连红十字、连救人的人都打，军人的枪口怎么可以对准人民之类。把我听得眼泪哗哗流，联想到昨晚上死孩子的事儿，更是心如刀绞，继而热血沸腾，想找当兵的拼了。廖老师，你说说看，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遇到当时那种情况，是不是都会产生与我类似的想法与感受？我抹着泪水，继续往前走，到了马甸桥那儿，一串儿军用卡车由北向南开过来，被学生们给拦下了。那场面啊，现在只有拍电影才能看到，壮观，混乱，像大街中间摆放着无形的火药桶。所有市民都在漫骂，唾沫满天飞，开始我还不停地擦脸，后来就顾不上了。有的人还跳着脚，朝当兵的那边扔东西。学生们手挽手，挡在马路中间，也挡在市民和军人们中间。就这样僵持了好久。当兵的都下车，好话没喊几句，互相就推搡、拉扯、动拳头。我看不下去啦！心中那股压了太久的怒火，腾的冒上顶。我大喊：绝不能、绝不能让这些拿着枪的王八羔子再去滥杀无辜！同胞们，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他们继续行凶！接着，我就三步并作两步，扑向离自己最近的一辆卡车。刚好油箱表面蒙了一块布，我一把扯下来，拿出随身带的火柴一划。布点燃了，我又飞速拧开油箱盖儿，将烧得欢的布朝里一塞。轰隆一下，那火蛇几秒钟就窜开，不到一分钟，整辆卡车就火光冲天。

老威：你的手脚够麻利的。

张茂盛：思想不成熟，手脚就麻利呗。然后我转身回家了。

老威：你没躲起来呀？

张茂盛：躲什么呀！那会儿年龄小，没觉得自个儿做错了，更没觉得这事儿有多严重。六四过了没几天，我们又上班了。就在我去天津出差时，他们抓我了。

老威：几个人来抓的你？

张茂盛：有7个人吧！当时天津工地上那个队长说，你帮我去那那搬点东西。我就去了。到地儿一看，嘿，几个穿警服的在那儿早候着。开头第一句就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我说我知道。他们说那好，你跟我们走吧！就这样，当天就被警察押回北京，弄进离家门口不远的一个派出所接受审讯。

老威：哪个派出所？他们打没打你？具体是哪一天抓的你？

张茂盛：后来那个派出所没了，莫名其妙。叫什么名儿来着？记不住，只记得曾经离我家不远。武文建你知道吗？老董知道吗？也不记得了？真是真是。我在里面关了17年，脑子进水，把记忆力搞得模模糊糊，反应也迟钝，动作也慢，跟岁数大了似的，几天前的事儿，有时感觉像几年前的事儿一样。唉，得老年痴呆症还早吧。

至于具体哪一天抓我，也记不清。20多号吧？刚进派出所他们就问：你干了什么呀？扔石头啦？还是打了当兵的？我说这些都没干，我只是把军车给点着了。他们顿时很吃惊，又问具体是怎么点着的。我就从头至尾说一遍，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完了他们还问：你没受伤啊？我说我干嘛要受伤？他们就突然瞪眼睛：他妈的暴徒！流氓！给你点颜色看看。接着我被拽进一间小屋，两个警察左右开弓，拿压门的弹簧狠抽我一顿，痛得我满地打滚，忍不住叫了出來。警察说：算你小子运气好，没落在戒严部队手里，要不这双爪子早被剁了。

折腾完了，他们说：爬起来，我们送你回家！我有些懵头懵脑，就问真的吗？警察笑了，说就这智商，瞎闹什么呀。结果一会儿，我被送拘留所了。

在拘留所呆了10多天，又转到北京东城分局，也就是七处。进过局子的，都知道王八楼，据说从50年代到如今，那楼的形状就没变过，远远望去，像一只巨大的王八。从王八头下面进去，就等于我的案子升级了。在审讯室，警察指着鼻子，骂我负隅顽抗。我说我敢吗？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借我一百个胆儿也不敢。可是该说的我全说了，没干的事儿，我也不能瞎编吧？我这种脑子，你让我瞎编也编不出来呀！

老威：你真够直率的。

张茂盛：我又被揍了一顿。警察说：张茂盛，你知道多少六四暴徒在我们手里过堂？他们是什么反应？个个追悔莫及，痛哭流涕，甚至蜷在地下，一下接一下抽自己的嘴巴。谁不爱惜生命？谁又甘心拿鸡蛋脑袋碰石头？你不停地狡辩什么？我说我没狡辩，当时那种情况，我没觉得做错了。出发点和动机，就是爱国，就是不让更多的军人进入天安门，以免造成更大的冲突和伤害。也许点军车是有些过激，但是开枪射杀学生和市民就不过激吗？警察说：臭暴徒，还占理了。又把我踢地上。我双手护着脑袋，还在说：我没顽抗，点车是为了避免滥杀无辜呀！

老威：唉，张茂盛，我们这些苟且偷生，还习惯自我悲壮的文人，在你跟前应该感到羞愧啊。

张茂盛：那会儿脑子简单，问什么说什么呗。实在没什么好隐瞒，更不懂随机应变，装出一副深刻悔过的样子，让他们从轻发落。

老威：你提讯了几回？法庭开庭的情况？紧不紧张？以什么罪名判的？

张茂盛：特简单。提讯了几回吧。总之，他们问什么，我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开庭前，我跟我的辩护律师见了一面，总共就10来分钟。我问律师，你认为我会判多少年？他回答不好说。开庭的时候，我记得就三、五个人儿，法官、公诉人、陪审员、书记员，还有律师和我。

老威：那就是秘密审判了。

张茂盛：没观众，也没我的家人，估计根本没通知。在把我从看守所铐往法庭的路上，法警还一再安慰我：年青人，不用害怕，还像一般提讯那样，该说什么说什么。我押过好几批六四暴徒受审，都是些不懂事的愣头青。像你这种案子，撑破天，也就关个三、五年，教育一下，记个教训，放了。

老威：你信吗？

张茂盛：如果一个不懂法律的人跟我讲，我可能不信，或者半信半疑，但人家是法警，语气又那么肯定，当然就信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你问我过堂紧不紧张？一点不紧张。因为是延期宣判。

后来在牢里等来《判决书》，反革命纵火罪，判了个死缓。嘿嘿，就那么一张纸，就那么几个人，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他们向我宣读完，我也签了字，一声没吭。

老威：上诉没？

张茂盛：没。9月判刑，11月就送一监了。

老威：为什么？

张茂盛:在看守所，同一个号里的人对我说：像你这种情况，打你几枪都不冤。你好歹捡了一命，到了监狱里好好表现，说不定还能减刑，提早放你出去。我问可不可以上诉，他们说脑袋都轮着长了，还上什么诉啊？搞不好明儿一早，就把你拉出去毙了。后来看守所管教还问呢：怎么不上诉？你不是觉得冤吗？你不是觉得判得重吗？我低头没吱声，心想：你们这些杂碎，巴不得我浑身多穿几个眼儿。其实，我怎么不冤啊？判得他妈的太重了！烧一破军车才值几个钱，我又没拿枪杀人。我跟刑事犯不一样，没偷没抢没强奸，只是书读少了，道理没有知识分子懂得多。

老威：好歹你活下来了。还有许多人没活下来。

张茂盛：是啊。活下来就可以熬时间。邓小平那么威风，还不是被我们给熬死掉，江泽民也差不多了，谁谁谁也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我呢，还不到40岁，能熬到六四翻过来。廖老师你说，有没有轮到我说话的那一天？

老威：肯定有。现在你就在说话啊。不过你的性格，你的确是，我采访到的六四暴徒里心地最简单的一个。

张茂盛： 可不是吗。案子完得也快。

老威：接着就是漫长的劳改。

张茂盛：嗯，那滋味可不好受。以前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我最烦别人成天管我，可在监狱，不仅要服管，而且要服打，连畜生都不如。我进监狱这么些年，一共就哭过两回。头一次印象特深，因为才入监，犯人头就找个借口整治我，关我小号。小号里面特别窄、特别低，只放进一张一尺多宽的用木板搭的床，人站直了就碰顶，连转身都费劲儿。鼻子前有巴掌大的窗户，窗玻璃全碎了，几根枯藤子里里外外地缠绕。当时天气冷了，也快过节了。我没日没夜，囚在那狗洞一般的小号内，别提看，闻都闻不到外面的任何气息。有一天，突然听见远远飘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什么的，原来人家在排练文娱节目，准备过节了。唉，我心里倍儿孤独，倍儿凄凉，也不知道何时能出小号，出了小号还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我爸妈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我将来出狱，还见得着他们吗？还能为他们娶个媳妇回家吗？说不定，连传宗接代的能力都没有了。想着想着嗓子堵，泪流满面了。

老威：小号关了多久？

张茂盛：10来天。感觉是10来年。完了，人就成熟许多，仿佛有垫底儿了，小号都坐了，大号还有什么过不去？说冤，大家伙儿谁不冤？号里人多半是因为六四进来的，清一色的20郎当岁儿，就像一片刚刚抽完身条的小树林。大家在一起聊聊天，互相解解闷。年轻什么都行，包括坐牢、犯事儿，也要趁年轻，再苦也苦不死啊。监狱里大家老说：今冬明春，某某某，你一准出去啦！明冬后春，赵紫阳一准复出，六四要平反啦！有人还偷偷揣着个收音机，蒙被窝里，听敌台。空高兴瞎掰活一阵。我是个没多少脑子的人，大家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可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无数个今冬明春，胡子青黄了，眼睛花了，十七年也晃没了。我出來了，今年都38了。还是他妈的那帮人赖着坐天下，要腐败要官倒，小老百姓敢说半个不？我只怨自己脸皮厚，这把岁数还跟老爸老妈挤一块儿住，真够窝囊。

老威：你父母多大年纪？

张茂盛：我爸80多了，家里几个子妹都成家了，他们也都活得不容易。我们就是北京一普通人家，没任何背景，也没什么钱。95年8月拆迁老旧房子，当时我还落户在监狱，政府按户口重新分房，我自然就无房可分。父母的房子总共45.78平米，留给我住的那间屋，只有9平米。按我目前的年龄，正常的话，早该结婚生子，让他们老人家享上清福了。可如今，他们算白养我近二十年，风烛残年了，还给自己添负担。你说我能活得安心吗？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老威：你别太过分自责，你还不到四十，路长着呢。

张茂盛：我妈患面瘫，本来要做手术，听说我快回来了，吓得不敢做，因为住院要花不少钱。刚回归社会，有人介绍我去街道扫地，干半天活儿，一个月一百多块。哎呀，现在北京这消费水平，一百多块，连条狗都喂不饱，甭提一个人了。因此我思前想后，就没去。在监狱里呆太久了，消耗生命，什么生活技能都没学。大老爷们，天天搁家里呆着，不敢出门。出门得花钱，没吃没穿还能忍着，你说北京这么大地儿，搭车不花钱啊？路走长了口渴怎么办？我爸妈身体差，我又不会做饭，顶多帮他们刷刷碗，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他们想省几个钱，请个农村保姆来照顾自己，可人家来没地儿住。爸妈还为我的个人问题操心，动不动就哭，就烧香求佛。可真要谈女朋友，个人形象还行，不缺耳朵鼻子，就是缺房子缺工作，哪个傻女人会干？

老威：你还是应该跨入社会，勇敢地尝试。

张茂盛：是是，老这样下去不行。家里子妹给我介绍一看车活儿，我性急，当天就去。人家问，我就把自个儿的情况坦白了。他们半信半疑，说真的因为六四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似乎对坐牢这事儿挺排斥。几个人躲一边叽叽咕咕半天，末了，才打发我说：咳，你这身强力壮的，我们这儿暂时不需要。停车场收费低，工资很少，还是找个岁数大的，混时间，顺便挣两钱儿，双方都比较合算。这样吧，你先回家，需要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这事儿就这么黄了。

唉，苦恼，烦，都成累赘了，干嘛还活着？监狱毁人啊，除了大帮子坐牢的，偶尔碰一块发发牢骚，在外面就没朋友，没社会关系。就连从前的街坊邻居也生疏得很。有一次乘公交车，一块车钱，我拿不出来。售票员白我一眼，说怎么搞的？这么大一人还混车坐。我说一块钱也是钱，我找不到工作，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啊？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份活儿？

老威：到这地步，真难为情。

张茂盛：我被大家轰下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你说谁不想要脸呢？谁不想有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呢？现在，都见鬼吧，我不要这些，甚至不要听六四，不要听一开枪就跑到国外去的那些人的民主大话，我只要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最普通的生活！可社会就不给机会！暴徒永远是暴徒，已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不给机会！有人让我申请低保，政府说：你不是跟父母住一块儿吗？年纪这么轻，吃低保不够格。

老威：吃低保？还不如进职业培训班。

张茂盛：又得说钱了。家里为了省两个钱，有时天黑尽也不开灯，屋里屋外地瞎摸。自打我出獄，一直洗冷水澡。就怕节约惯了的爸妈说：洗热水多花钱呢。

老威：我也洗了多年冷水澡。

张茂盛：春夏秋还行，冬天就直哆嗦。以后我老了怎么办呢？前一段天热了，没凉鞋穿，我碰巧在家门口撞上有摆摊儿卖皮凉鞋的，就花50块买了一双。心想这老板实诚，皮的才卖50块，还真不贵。结果才穿两天，鞋底就脱胶啦！这真是便宜无好货。

之前在里面，也听说外面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却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唉，如今的北京，灯红酒绿，满街的有钱人，却不适合我这种几辈儿的老北京呆了。嗨！不说这个啦！今晚大家伙儿约一块儿，抽烟喝酒吃饭，还接受采访，开心。让廖老师您破费，对不住啊。明儿起床，我又得琢磨琢磨，不能让父母老养着啦！

老威：喝酒喝酒，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老祖宗就这么活的。

张茂盛：不行啊廖老师，待会儿我得早点走，要不赶不上公交车啦！

老威：那就搭出租，我和武文建送你一程。

张茂盛：算了算了。坐出租，拢家门口，说不定还吓着爸妈：儿子你干嘛，抢银行回来啦？开个玩笑。好了，敬大家一杯，为了我们共同的遭遇，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淡忘的遭遇。然后，自个儿蹉跎，自个儿早点回家，洗洗睡。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上）

前奏

这个绝地信仰的故事，我早在今年春天，就从朋友余鲲嘴里得知。当时他敦促我火速去千里外的大理采访，否则就“人走茶凉”、来不及了。但是我这厢杂务缠身，一直拖到夏天，才有机会出行。

2009年8月16日中午，阳光极泼辣，我自低矮的屋檐下钻出，撑个懒腰，出农家院门，先迂回而上，沿着漫无边际的草坡，逼近阴道密布的苍山。昨夜下过瓢泼大雨，我曾梦见洱海的波涛涨起来，淹没了古城，顷刻涌上苍山顶，而我像个打秋千的小丑，在20余个乳峰间荡来荡去。

可此刻，我光着膀子，在太阳的波纹间荡来荡去。左边两条牛，右边几条狗，在畜生的响动之上，雷声隐隐，原来轮船那么大的一朵乌云正朝我的眉毛袭来。

于是适可而止，浑身焦黄地下急坡。得意忘形，就返祖为猿猴，丛林裸奔好一段路，直至接近印地安部落一般质朴的石门村，方重新穿戴，变回知识人形。跟着，衣冠楚楚过马路，入城，与花里胡哨的众游客打成一片。

继续走。汹涌的人流逐渐分岔，逐渐稀稀落落，终于在人民路下段枯竭。余鲲灰头土脸地闪现。“来啰？这么晚？”他埋怨道。我说“不晚，才两点半呢。”他说“人家在死亡线上挣扎，你还爬山？挺悠闲挺时尚嘛。”我立马检讨：“不该爬。真不该爬。”

两人在两米多宽的窄巷内穿行，我垂头端详自己的影子。七拐八拐，就抵达了临近街口的广武路81号。余鲲未敲门，先吆喝，我却仰视着褪色的红漆门楣上“主赐福祉”的醒目墨字。

一个和我一样焦黄的白族农妇开门，她是本文主角的妻子，5年前，拖着一女儿改嫁，与拖着一儿子的后夫倒还融洽，所以最终全家信主了。“这位是李弟兄，这位是……”，余鲲立在比较袖珍的院坝中央高调张罗，于是我的访谈对象提着两把菜刀，自墙角站起：“哦哦。廖老师。久仰久仰。没法握手啊。”原来他正在剁饺子馅儿。

在嘀嘀哒哒的刀案打击乐中，我掏出录音机。余鲲打趣道：“老廖你看，李弟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像不像刚从纳粹集中营里逃生的犹太铁匠？”我说：“瘦是瘦，很精干。”老李笑了，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光天气晴朗，他的“传说缝补行”也永远关门了。余鲲道：“劳累一辈子，干不动就别干了，上帝他老人家让怎么活，就怎么活吧。”老李点头道：“所以我要包饺子，庆贺一番。自从得病，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剁馅儿，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要尽可能剁细些，照老家的式样，多加萝卜。如果一会儿力气还有富余，我就亲自和面擀皮，亲自包。你们都留下，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正宗的山西饺子吧。”

我于心不忍，可谈话还得展开。

正文

老威：你咋落下这个病？

李林山：哎呀，不好回答。我从小就难养。在娘胎里，就折腾得够呛。

老威：此话怎讲？

李林山：我1963年生，弄死几千万人的3年大饥荒刚结束，父母就带着肚子里的我，奄奄一息地回老家。

老威：1963年生的娃娃不少嘛。

李林山：人和人、地方和地方不一样。据说我见光时，和一只小猫差不多，皱巴巴的，哭不出声。父母觉得养不活，不想要了。多亏奶奶抱起我，说这娃还有气呢，暖一暖就过关。我爸唉唉两声说：我们两三年没吃过一顿半饱饭，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却硬要提起嗓子唱戏，所以这娃先天就不足啊。

老威：你父母爱好唱戏？

李林山：他们曾是壶关县落子剧团的专业演员，在当地有些名气。

老威：作曲家王西麟在山西劳改多年，后来把上党梆子移植到交响乐里，如苍狼悲鸣，撕心裂肺。

李林山：对对，像陕西的秦腔，不是唱，而是吼。因为望不透的荒山秃岭，不吼咋的。我们山西有四大梆子，其中上党梆子和上党落子齐名，十里八庄，男女老幼，个个都会哼哼几句。

老威：落子梆子，有区别吗？

李林山：一时说不上来，即使说了，你们外省人也不一定明白，总之，长治县唱梆子的多，壶关县唱落子的多，可内容嘛，是宋朝忠君爱国的杨家将系列居多，因为杨家将就出在我们地面。

老威：对对，中国地方戏种少说上千，彼此隔阂，比外语还难搞懂。

李林山：我父母在县剧团混几年，糊不了口，就跑回店山镇南山后村做农民。原以为靠山吃山稳当，却不料倒了几辈子邪霉。病痛折磨之于我，家常便饭。前几年得了肾结石，那个痛啊，整夜整夜睡不着，只好爬起来坐着，呲牙咧嘴时，别人还以为我在笑……

老威：没钱医病吗？

李林山：穷地方出来的人，舍不得。我死扛了4年，终于有一天倒下，人家说不治就没命了，我才掏1万多块，从腰间取出那核桃大的硬块；如果早点开刀，估计5千就够了。

老威：然后呢？

李林山：然后就是绝症啊。贲门癌，也就是喉管和胃的连接部位长癌，2007年发现的，早期，可现在已经扩散了。

老威：啥症状？

李林山：最早是突如其来的不舒服，一阵阵恶心，就蹲下地喘粗气，过半个钟头，才缓解；在古城和下关的国家医院做胃镜，检查和复查，确诊为癌。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手术，否则拖不了多久。我一问费用，顿时傻了！至少20来万！开刀、放疗化疗、住院观察等等。

老威：听说你搞个体缝补，衣裤打个补丁，才收1块钱。

李林山：对呀，我把自己卖掉，也不值几个铜板。医生还说，开完刀，他们能保证我多活5年。可我们没钱，也无处借钱。即使东拉西凑，捡条命，可20万外债，我们全家两代人，10年不一定能还清。

老威：老李啊，你这辈子过的！

李林山：窝囊是吧？咱是中国人，又生长在穷地儿……

老威：你家乡是革命老区么？老毛写的《愚公移山》，也就是《山海经》里记载的太行、王屋二山，在你们那儿？

李林山：对对。当年共产党打游击，在灰疙瘩里翻滚，都靠我们当地人支撑嘛。终于解放了，翻身了，可比没解放还惨。

老威：黄河的水干了。

李林山：还要惨，因为我们店山镇没河，没地下水。村里家家户户，至今靠挖旱井囤水。雨季时，两人多深的旱井囤满了，省着能吃两三个月。

老威：无根水的味道咋样？

李林山：那种泥汤子呀，几天就生线虫，一瓢舀起来，晃眼睛呢。估计你们四川人，捏着鼻子也灌不下去，可对于我们山西人，特别金贵，多便宜的“自来水”。

老威：接下来呢？

李林山：特长的旱季，赶着驴车，拉着装了嘴儿的大铁桶，爬坡上坎，至少去五六公里外找水。

老威：有水源吗？

李林山：没固定水源。十里八庄打听，哪儿有水我们就奔哪儿，就如当兵的听见了军号。几家人合用一辆驴车，几个壮劳力跟着，最先跑低地儿，因为山腰干了，山脚还没干，总能掏出水来；稍后跑高地儿，因为放羊娃的消息灵通，发现了哪个山顶哪个凹坑，还蓄了些没流失的雨水，大家立刻就兴奋，再远再难也得去。

老威：天啊。

李林山：日常生活啊。村里哪家富余了一两桶水，就是新闻了，大伙特嫉妒。我从小到大，直到30多岁离开故乡前，就没洗过几次脸，更别提洗澡了。

老威：下雨时总能洗吧？

李林山：雨季刚来，大伙全站野地，等着淋呗。也有人脱得赤条条，站自家院子里淋。如果在半路遇上，就放慢脚步，好好享受。全年的个人卫生，都在这时做了。

老威：女人咋办？

李林山：不咋办。没见村里女人洗过澡，包括结婚、生孩子，也就擦擦抹抹。

老威：你呢？

李林山：也擦擦抹抹，五官、四肢、肚皮。不过新婚之夜，女人要擦抹得细致些，男的要马虎些。熬到我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也是接生婆挽起袖子，一点一点，把老婆孩子身上的血块搞掉。用了不到一盆水吧。

老威：没落下病？

李林山：男女之间的那点病不算病。

老威：什么才算病？

李林山：癌症。主要是胃癌和食道癌。一旦检查定性了，马上就抬回来，躺在屋里慢慢等死。没钱呀，一年到头连白面都捞不到几顿吃，哪有闲钱管病呀。我印象中，只有一个德高望众的老教师住院开刀，因为是国家出钱，医生保证能多活5年。这在村里可是破天荒的喜庆，老教师家另花600元，搭台请戏班子，连吼3天落子，方圆几十里地，都来凑热闹。

老威：你们村的平均寿命多少？

李林山：不满60吧。也有个别，像我爷爷，撑到80多，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不明白为啥这么命长。我爸的身体，是我们家最棒的，一扎入玉米地，就像大牯牛，吭哧吭哧干拢天黑。他的性子也急，曾因为和我的老岳父动拳头，被拘留几天。唉，他50多就突然走了，中毒。

老威：啥事儿想不通？

李林山：农药，1605，他满当当地抹一身，就出门去伺候庄稼。谁料日头太猛，他蹲在野地一出汗，农药就渗透皮肤了。开始肚子痛，他还忍着；忍不住了，就跌跌撞撞朝家里跑，倒在床上，发出几声牛叫，就迷糊了。断气前抽搐了一阵，窗外星星刚刚出来。

老威：来不及叫医生？

李林山：来不及。

老威：他为啥抹农药？

李林山：杀虱子。村里人都拿农药杀虱子。赤条条的，抹遍身体，再紧紧裹上衣裤，那农药味儿能闷死虱子。一般人都习惯用敌敌畏、敌敌啼、666粉等等，药性缓和一些。1605是剧毒，我爸是被虱子咬急了，要图个痛快。

老威：他以前用过吗？

李林山：用过啊，全家都用过啊。可我们是阴干了才出门，他等不了，就冲着太阳去了。

老威：我爷爷是老地主，我小时候在乡下领教过虱子的厉害，可没听说过这么“以毒攻毒”的。

李林山：没水，一年到头、年年到头不洗澡，不洗衣裤，不洗被褥，那虱子呀，像蚂蚁窝，拦不住泛滥。我们朝床底床面、柜里柜外洒农药，白白一层，结霜似的。就这样还绝不了种。小学到中学，我们那时候，除开念书，最重大的事儿，就是抓虱子。男生公开抓，女生躲在厕所相互抓。经常是课文一翻，念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一颗或两颗虱子就“啪”地摔下来，再“啪”地掐毙，继续念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

老威：我的肉都麻了。

李林山：还有一种土办法。冬天痒得狠了，就把棉裤脱掉，倒竖着举在煤火上。当心伤手啊，一定要捏紧两条裤腿，再朝旺旺的煤火浇水。只听得“哧哧”两声，水蒸汽就直冒，直窜入裤裆。接着就“噼里啪啦”，虱子们纷纷落火，跟油煎蚂蚱似的。人也跟蚂蚱似的，拧着裤子直蹦达，嚷着：“不痒了不痒了！真舒服真舒服！”

老威：你们村，像你爸那样中毒的多吗？

李林山：很少。我们打小抹农药杀虱子，习惯成自然了。

老威：对皮肤没伤害？

李林山：阵阵火烧，留下一绺绺紫斑，然后大块大块蜕皮。稍微严重的，就有点浮肿，有点头重脚轻，几个钟头能缓过来。可喝农药自杀的，不一定缓得过来。

老威：很多自杀的？

李林山：一年有那么些女人寻短见。喝农药的少，跳旱井和茅坑的多，两人多深呐，栽了进去，根本爬不上坎。

老威：环境太恶劣！倒邪霉的女人才嫁进来。

李林山：本地找本地，谁也不嫌弃。我家男的多，味儿重，你家闺女多，味儿更重，因为女的连露天澡也没机会洗。我老岳母家那个味儿呀，站围墙外，能将外乡人冲一跟头。

老威：啥味儿？

李林山：乞丐味儿，比屎臭强不了多少。我们村各家的味儿各有特色，比如谁谁上我屋，不用看，我闭着眼睛也能叫出他的名字，因为味儿提前就拐进墙了。可就这条件，老岳母还挑刺。为了娶媳妇，我上几十里外的煤窑打了几年工，没鼻子没眼，差点累死，每月才挣几十块钱。

老威：总能吃饱吧？

李林山：玉米和小米，填个小半饱就不错了。15个人，一个月才吃一斤菜油。盐巴倒是敞开供应，可不是细盐，而是比玉米籽还粗的岩盐，炒菜不容易化。终于熬满刑期，回家了，那煤渍却浸入肉里，烙印一般去不掉。

老威：总能洗澡吧？

李林山：不能，管得还特严，除了挖煤，就只准在工棚内呆。大通铺上，紧裹比煤炭还黑的被子，觉得人生最大的娱乐，就是大伙挤着，像猴子一般互相抓虱子，因为肩背和头发，自己够不着，让别人撩撩，那种酥麻劲儿，筋也缩一块了。哎呀，就这样攒够两三千块。起新房花了2000，彩礼花了300，老岳母还挺不乐意。

老威：1980年代，这是很大的钱了。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下）

（续前）

李林山：那年我21岁。那段婚姻持续了10年，1995年我就背井离乡来大理。

老威：之前呢？

李林山：没出过省界。平生出远门，是80年代末，看到报纸刊登的广告，就去太原学裁缝。走几十里山路，到晋庄搭火车，在车厢内挤了一夜，拢省会。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和车啊。沿路打听，终于找对地方。生意很红火的裁缝班，一期至少招五六十名学员。我身上带了300块，学费交几十，买出门新装花100多，买劣质电熨斗花27，还要自备学裁剪的布料。剩下的几十块，才是我的伙食费。40天，每天两个自己烙的面饼，不够就喝开水补给。

毕业回到村里，我就成了见过世面的“洋裁缝”。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挺羡慕，买了布料找上门。可我那临阵磨枪的手艺！后来操练几年，才勉强上得台面。1994年，云南楚雄的姨爹返乡探亲，正撞着我离婚不久，日子艰辛，就竭力动员我出来，还为我掏300元路费。于是我耗了4天，转了几趟慢车，还在水泄不通的车厢内憋了一天一夜的尿，总算抵达云南。

老威：树挪死，人挪活，总算脱离苦海了。

李林山：洗澡随便了。白花花淌着的水呀，开头我还挺肉疼。曾做了个梦，把老家和大理搞混淆，洱海缩小成一澡盆，我在里面起劲泡，舒服得不肯上坎了。可周围却黑咕隆咚，乡亲们的脑袋，从煤渣子里飞起来，骂骂咧咧：你驴日的，太腐败！我们几辈人的命根子水，都让你浪费掉。接着就张嘴咬人。吓得我哇哇叫。正光着屁股四处躲闪，洱海的澡盆突然又没水了，我又站在南山后村，一道道黄土梁，那些嘴呀，一咬一个黑印儿，眨眼间我又恢复了在老家的鬼样子。

老威：后来呢？

李林山：梦醒了。北方人跑几千里地，到南方，开头还不太习惯。米饭寡淡，惦记着面食。替老板打工，太忙，又没办法自己动手弄。

老威：还做裁缝吗？

李林山：对。就在古城洋人街。后来就琢磨自己开这个小铺。

老威：传说缝补行。

李林山：如今在大理也算老店铺了。不过所谓的“传说”不是远古神话，而是希望口口相传，维持个温饱。当时我想呀，大理老外和假老外都多，各种奇装异服也挺国际化，我这种山西老土，没能力与别人竞争。可是补个疤、锁个边、换个拉链，挣个一块几毛的零碎钱总行。就这样，站稳脚跟了。32岁至今，我在这儿15年，省吃俭用，寄回老家不少钱。

老威：算老大理了。

李林山：仅次于原住民吧。不过在饮食上，仍有意无意，保持某些山西特色。比如包这个饺子，老惦记往肉馅儿里加萝卜，恨不得几两肉加几斤萝卜，翻来覆去剁。在老家，一年到头包一回饺子，还只见肉味儿不见肉。

老威：改天我请客，我们上大馆子，整大肉。

李林山：如今想吃也吃不下啰。明显感觉癌块块卡在这儿。每顿饭都要凭运气，嘴里先包口水，一点点咂，看浸得顺不顺；如果顺，就乘着势头，咂几口粥；终于打通了，才可以正常吃些干东西。

老威：如果运气差？

李林山：第一口水被顶回来，就只有挨饿。

老威：难怪你这么精干。

李林山：皮包骨头了，当然“精干”。

老威：今天不错，你还吞下几个饺子。

李林山：今天是特殊日子，我的传说缝补铺关门。我踩不动缝纫机了，就剩这点点残余命，我得放松放松。

老威：迷茫吗？

李林山：不迷茫，上帝会安排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知道有上帝？

李林山：从小就知道。恍惚记得报纸还是课文，讲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还有什么“育婴堂的故事”，杀害小娃娃，用作祭品，很恐怖。

老威：你相信？

李林山：我在文革中上的小学。平生第一课，老师叫几十个脏孩子翻开课本，齐声念第一页：毛主席万岁！第二页：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页：人民公社万岁！所以我们在萌芽时就被洗脑了，相信红色，相信正面，相信无神论。我们村没基督徒，有的是烧香拜佛的老头老太太，我也特鄙视，不断“口头批判”。在大理十几年，眼界宽阔了，各地各国各肤色的人，来来往往。我早就知道这儿有基督教，并且教堂古老，100多年历史。还有天主教、回教、巴哈依教，等等。可我本能地排斥，把所谓“信洋教”和本地白族“信土教”，也就是“拜本主”混淆。

老威：估计目前，大理白族建有几百个本主庙，庙里塑了上千个本主，什么四海龙王、五道山神、八方罗刹，还有若干伟大的祖先。

李林山：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封建迷信”，和抽大麻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抽大麻。大理这地方，山好水好，物产也丰富，可就这宗教和大麻令人反感。

老威：嘿嘿，比共产党老干部还正派。

李林山：受无神论的害，无信靠，无喜乐，为糊口而糊口，也不知道哪儿是个头。遇着麻烦事儿，就盘算怎么逃避，抽烟喝酒，憋一肚子气，想骂人，又不敢。我的大女儿高烧成脑膜炎，6岁转为癫痫，以后又成哑巴，9岁就夭折了，我内心在流血，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威：昏天黑地啊。

李林山：得癌症时，我曾想不通，因为扳着指头数，就没几天舒心日子，更别提什么人生价值。

老威：如果你家有20万，如果两年前你治了病……

李林山：多活5年，还不一样等死。看不见的钝刀子，刺你，剐你，半夜难受，憋醒了，坐起来，却只能忍。只能忍！没心劲儿自杀。你早早放弃自己了，可癌细胞不放弃你。

老威：上帝也没放弃你。

李林山：仁慈的主，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老威：你最初通过谁认识主的？

李林山：有个杨弟兄，从云南边境的保山过来，住在大理。他经常路过我的铺子，脸熟了，就进来聊天。“老李啊，最近还好吗？”我说：“不怎么好，得癌症啦。”他大吃一惊，就陪我坐，替我着急：“哎呀，这可是花钱的无底洞！”我说：“没钱，只有等死啰。”可他却说：“不用这么绝望，信主吧，老李，主会医治你的。”接着他又多次登门。“老李啊，看你这个状况，只有信主一条路了。医院帮不了你，亲属帮不了你，政府天天在喊‘让世界充满爱’，也帮不了你。而我们普通人，特别是普通的穷人，总得有个信靠有个追随啊。”都生死关口了，还犹豫啥？把自己交出去嘛。那一刻我掉泪了，因为我这个蔫巴巴的活鬼，稍微势利的，还怕沾染晦气呢。可主却通过杨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于是我大声说：“主啊！信您！”

老威：奇迹可发生了？

李林山：杨弟兄当场为我做了绝志祷告。街上依旧人来人往，阳光依旧普照这个世界，瓦顶重重叠叠，几只鸟儿在老树枝头叽叽喳喳。更远处，苍山洱海依旧环抱着我们……

老威：你变成作家了呀，老李。

李林山：我跟着杨弟兄，抱住双手，抵在胸前，不断线地流泪。不是悲痛，而是感恩。我平生第一次，不想自己，不想人，而想主，祂高于我们，高于万物，高于苍山洱海。我是父母生的，我的命却是祂给的，可是我以前却不知道。癌症使我觉悟，使我被踩入泥土的心，飞起来，感受天国。

老威：我也被你感染了。

李林山：一阵一阵，触电似的。风拂在脸上很舒服。可当我只琢磨自己，只琢磨癌细胞的时候，却被撒旦所控制，连风很舒服都感受不到。

老威：这个杨弟兄上教堂吗？

李林山：他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认为上教堂的人不一定是耶稣的信徒；反过来，政府宗教局也不认可他这一路。2008年复活节，我在大理北门有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受洗。大理周围的信徒都和我差不多，教堂祷告和家庭聚会交叉着去。

老威：信耶稣这一年来，你觉得病情减轻了？

李林山：病情也许加重了，因为吞咽更困难，消瘦更快，但精神挺放松。开头祷告还存有私心，每次都求主治病，像《圣经》里描述的，请降神迹予我，似乎主亏欠了我什么，还经常走神儿，边祷告边有意无意想其它事，比如没办法啦，主不救我，真没多少活头啦。这就犯了渎灵的罪。几十年除了苦，还是苦，哪怕再活几十年还是苦。要真正悔改，不太容易。于是传道人吩咐，要代祷。为亲属为朋友，为那些远离救主的羔羊，为世界每天发生的灾难，为周围的不义、贪婪和杀戮，为深陷其罪而不认罪的国家、民族和个人代祷。求主宽恕，求主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因为耶稣背负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没有谁的受难，比十字架更重。可耶稣在临终时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代祷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全身心为别人祷告，主就会在无知无觉之际，医治你的病。

老威：绝症病人无一例外会考虑自杀，你呢？

李林山：考虑过，但这是一种必须忏悔的罪。因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给的，你没有权利擅自结束。我曾经感冒，曾经开刀，曾经多年缺水。当时以为受不了，却还是受了。我想自然而然死去的滋味，没有缺水和开刀难受，或许比发烧还轻呢，就像树叶飘落大地，而灵魂却飘落在天使的怀抱。

老威：听说你昨晚没睡好？

李林山：半夜被苍山下来的滚雷惊醒，突然很无助，泪水不知不觉打转。连忙默唱《赞美诗》，还跪下祷告，求主宽恕我的动摇。

老威：这种孤独，你的家人能体会吗？

李林山：我尽量不惊动他们。屋里太小，我就到铺子。正读《圣经》呢，晨跑的余鲲弟兄就路过，笑着打招呼。我抬起头，他就刹步端详：脸色这么差？李弟兄啊，昨夜雷雨交加，好恐怖哦，我惊醒两三次呢，感觉上帝与魔鬼在耳边打仗。我的脸色也很差吧？

老威：他在没话找话。

李林山：我明白。可我们还是东拉西扯个把小时，直到街面人多起来，我的心境也渐渐平复。

老威：你们挺有缘份。

李林山：主的安排。通过他的引见，我又结识了你，还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这也是主的安排。

老威：我们交谈了这么久，很耗元气吧。

李林山：临近终点前，这么梳理自己这一生，也别有一番滋味。

补记：

残阳斑斑驳驳，笼罩住小院的一角。老李边谈话，边张罗着面食，卡白的脸逐渐潮红，脑门儿也微微冒汗了。乘着氛围不错，我再三请他吼几句“上党落子”。老李推辞不过，就挺胸提气，来了一段《七品芝麻官》：想当年，我在朝廷居大官，忘掉了民间的苦和难；今日里，我目睹荒年无收成，才记起百姓急了要造反……

老李很抱歉，说这种调调，本来该一吼二吼连三吼，余音绕梁，甚至能压过秦腔，可自己气不足，只得低八度，金属质地的假嗓就化作娘娘腔了。

而我却由衷喝彩，并觉得这降了调的上党落子，竟夹杂了些《赞美诗》的韵味。接着晚餐开始，我和余鲲应邀加入。6个人在院子里围拢矮桌，围拢热气腾腾的山西饺子，低头祷告。老李高声领祷。我原以为他会照例求主医治他的病痛，却不料他打头就是“今天是世界和平祷告日，主啊，您让余鲲弟兄和廖老师来到这里，倾听我微不足道的经历，他们是了不起的文化人，竟然来和我做朋友，这是您的恩赐啊。求您保佑他们健康、喜乐……”

这个餐前祷告很长，饺子有些凉了，我却面红耳赤，跟着大家应和多次“阿门”。用餐时，老李招呼我们多吃，自己却偷跑出门两次，回来后，饺子就吃得比较顺畅。细心的余鲲悄悄说，老李怕吞不下，去隔壁喷过药了。

我始终微笑。我经历过饿殍遍野，吃相历来不雅，可此刻，我却绅士一般克制。直至握手告别、转身，走出相当长一段路，我的微笑面具还在。谁都明白，我不想笑。脸颊针扎一般疼。我不想笑！

兜头一个闷雷。接着一阵雨。再接着一股风。再接着，湿漉漉的月儿升起来，似乎还挂了几丝苍山的青苔。主啊，这就是您创造的大理——令人不可捉摸的永远的大理。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上）

采访缘起

眼下是2006年12月27日晚上8点50分，我在前门附近一家东北餐馆，访谈两位已经出狱的“六四”死缓犯。张茂盛刚完，我换了盘磁带，转向46岁的董盛坤。武文建在旁边咋呼道：“抓得这么紧？让人不敢出大气。”我立即会意道：“歇会儿歇会儿，吃菜吃菜。”武文建叹道：“我们这些暴徒，虽在同一北京城，平常却各奔各的生存，难得相见。今天沾老廖的光，咱哥们儿聚了，就要多贪几杯。”于是大伙儿全站起来，碰了一杯二锅头。武文建又满上，单独敬张和董，还大呼一声：“二位遭罪啦！”小武子先干为净。张茂盛跟着也干了，董盛坤却迟疑道：“我还得骑车呀，我老妈在家里候着。”武文建埋怨道：“今天好日子，你怎么不乘公交车？醉了也不怕。”董盛坤道：“我平时烟酒不沾，也沾不起。你想想，在外面20来块一条的‘都宝’烟，拿到里面就翻5倍，卖100多，没关系还不一定能搞到。可烟瘾一上，人就难受。我不想难受。”张茂盛一团和气地笑道：“酒瘾比烟瘾好些吧。在里面不准喝酒。”武文建道：“他妈的说到底，不是上不上瘾的问题，而是烟酒都得花钱。咱哥们儿穷、背、命硬，不招人喜，不像海内外某些精英，油头粉面、花天酒地，光环还都落他们头顶。”眼见三人的悲情借酒往上爬，我急忙打岔道：“老董不太喝酒，就以茶代酒吧。多吃点饭菜，平常多注意身体。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六四’人，要想有未来，就得寿命长。”

一席话得到大伙认同，于是重新落座。武文建率先为两位哥们儿掏腰包，还嘀咕：“惭愧惭愧，没多少没多少。”我也不甘落后。接着抓紧时间，大伙儿吭哧吭哧猛吃一阵。终于，董盛坤放下筷子：“差不多了，咱得对得起这餐饭。”

正文

董盛坤：刚才张茂盛讲的“今冬明春”，我深有同感啊！我跟他相似的放火罪、相同的死缓，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出狱了，外面社会的巨变，城市的巨变，尤其是人心的巨变，让我们这些与世隔绝太久的傻瓜，茫然失措、束手无策。我们是废物！我们被遗忘！我们活该！

老威：老兄不必如此。喝酒喝酒。

董盛坤：嗨，说来话长。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潮，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打倒官倒、铲除腐败、推动政改、要民主自由，真可谓民心所向。1949年老毛站天安门城楼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果是他一个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全趴下；而1989年，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虽然只站了几十天，又被揍趴下。

我至今为当时的北京人自豪！你想想，三伏天儿的北京，敞地儿暴晒着，七老八十的居民老太太，为支援学生，天天骑小三轮往广场送绿豆粥，清热解毒啊。我们家也一样，我妈几乎每天一盒鸡蛋，还有黄瓜、西红柿，免费送，还唠叨着，这鬼热天，可别让孩子们中暑了。1989年的物价，持续暴涨，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却没涨。我当时每月才80块，还拿出40块捐给学生呢。

我们不懂什么叫政治，更不想“颠覆政权”，只是觉得广场学生们的一言一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谁不希望自己国家更健康？当然共产党也这么说，就像一个癌症患者，宣称癌症是心声，自己很健康一样。

老威：对对。我们就是在制度的癌细胞下活着，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被扩散掉。

董盛坤：为国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应该是“八九”学潮期间每个北京市民的共识。我家离天安门很近，几乎每天下班，我都顺道去广场陪陪学生，说说话，鼓鼓劲，别的帮不上。几十万戒严部队将市区围住了，有一段儿传言说，李鹏已经搞定邓小平，下命令了，大兵分分秒秒要开进来了，要动真格了，要杀人了。那个人心浮动哟！学生那一双双眼神，惊慌得像遭圈住的绵羊。听说广场指挥部的学生头头们，还熬不住，打架呢。

老威：听说你曾经当过兵？

董盛坤：在陕西，3年陆军。退伍后在一家印刷厂的制版中心工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部队，受的可是正面教育，爱党爱国爱人民，战争年代，堵枪眼的黄继光是榜样，和平年代，做好事的雷锋是榜样。可“六四”一开枪，全颠倒啦，明目张胆杀人，谁受得了。

老威：你在哪儿看到杀人的？

董盛坤：6月3号晚上，我骑自行车去看住在北京体育馆附近的父母，我好几天上不成班，他们不放心呢。那时候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大兵往里开，老百姓上街堵，混乱至极。在六部口家门前，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被开枪打死的人，横躺桥底下，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我寻思着，不能再往前走啦，再往前走就到天安门啦。枪声炒豆子一般，乱响一阵，停一阵，又乱响一阵。子弹可没长眼睛。

我犹犹豫豫，正路过长安街民族宫那儿，老远就望见坦克、装甲车轰隆轰隆开过来，一长溜，后面还有更长的、几乎没有尽头的运兵车队。部队推进的速度非常慢，队形、车距保持得非常好，一点一点往前蹭。车队两侧，实枪荷弹的步兵紧张护卫着。

老威：像玩阅兵式。

董盛坤：我自个当过兵，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血肉之躯拦不住钢铁啊。很多市民围观，渐渐，情绪冲动起来，不知谁喊了几嗓子，人们就朝街中间涌。不少人破口大骂，我把自行车停放了，劝大家不要骂，因为军人也没办法，不想进城开枪，也不敢违抗命令啊。

老威：你知道阻挡坦克的王维林吗？

董盛坤：我没那个胆儿，可也不能让他们长驱直入、进广场滥杀无辜，于是就鼓起勇气，与大家一起拦军车，还凑拢着一辆卡车，瓦解士气。那驾驶室里，坐了个斯斯文文的陆军少校，我高声劝说，让他们别把枪口对准人民，别让子孙后代唾骂。他竟连连叹气，一个劲儿冲我摆手，那意思是说：你别傻了，我们比谁都清楚。仔细瞅瞅，好些当兵的，眼眶通红，好像还哭过。

我豁出去了，声音更高。我的口才从来没这么好过。我说：“我也当过兵，大家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奉命乱开枪，也许没开枪，就走火，死伤的可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的不是自己，是为了你们，怕你们成为千古罪人。掉头回吧，或者丢下枪走人吧，别受不了骂，就开枪。老百姓骂你们几句，只是情绪激动，但他们为什么激动呢？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冲你们呢？因为见不着李鹏，见不着罪魁祸首啊。一两句话把儿，冲撞你们了，就开枪，这可是杀人啊，老百姓的死活，就决定于你们扣扳机的指头！中国人之间就这么不共戴天吗？”

老威：不错不错。

董盛坤：所以，那军官受了触动，当即就作调整，将车上的兵里外对调。我猜想，戒严部队，并不是每支枪都配备子弹，开头，荷枪实弹的兵围车厢站一圈，时刻警戒，街面稍有异常，就先下手为强，可经我一劝说，无弹兵就站外圈了。

接着，我又转身劝说围观谩骂的群众：“大家要理性！要克制！一时冲动只会激化矛盾！当兵的也是没办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这命令是个浑蛋下的，他们也只能听从摆布。你们骂，保不准他们也一时冲动，开枪伤大家，何必呢？”

老威：你如此有理有节，真跟烧军车联系不起来。

董盛坤：直至敌对双方都松弛下来，我才骑车离开。一进父母家，老两口就大放悲声。原来他们担心我呢。看见我浑身溅了些血点子，我妈紧张极了：“哎哟，你伤到哪儿啦？你到底伤到哪儿啦？”我说：“没，别人的血迹呢。”我也纳闷，怎么弄上身的？那一夜，不仅我们一家，估计全北京城，每个家庭都无人入睡，除非没肝没肺的东西。

6月4号白天，父母轮番看守，不准我出门，但我体内猫抓一般，总想溜号。嘿嘿，直到终于傍晚6点，我才瞅个空子，跑掉。我妈追着喊了十几声，我装耳背。哪知我骑车出去不一会儿，猛回头，竟发觉我爸跟密探似的，偷偷摸摸跟踪我。我顿时就急了，冲他嚷嚷：“你老跟着我干嘛呀？我又不是小孩！”我爸听我这种口气，脸面下不来，就拐个弯儿，骑车反转了。我继续往前，骑车到崇文门路口，打老远就望见火光冲天。抵拢一瞅：嗬！烧军车呢！打头两辆已经点着，火焰灼人，我就绕到第三辆车尾巴。堵车群众特别多，街面满当当的人脑袋，群情愤怒，比比划划，骂骂咧咧。置身其中，我的怒火一下子上来，浑身哆嗦，想找什么东西发泄，却听耳边有声音：把狗娘养的车轱辘给它点了！

鬼使神差，我就凑近那辆车的后座，寻着两块擦车布。不知是谁，反正油箱盖已被人拧开了，挺顺手的，我将布塞进油箱，蘸湿了，拖出来借地上的火苗子点着，哗啦扔向那车轱辘……

老威：特别紧张吧？

董盛坤：甚至有点手脚无措。有块布还掉地上了。另外一块粘着车轱辘，燃了一会儿，烧成灰，竟然灭了。总之在我等候之际，那辆车没点着。我还以为没事儿呢。

老威：怎么会没事儿？

董盛坤：不过烧了两块擦车布啊。事后回家，真没把这无后果的纵火行为当回事儿。照常上班才几天，就落网了。

老威：几号？

董盛坤：6月10号。

老威：够快的。

董盛坤：那天单位保卫科的人跑到车间，通知说新来的刘厂长找我有事。我应声去了，一进办公室，却看见两个陌生的小伙子坐在厂长的位置。打个照面，他们就自我介绍：“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大概知道我们找你有什么事吧？”不知为什么，我点点头，竟回答说：“心里有点数。”他们说：“有点数吗？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凭什么我要跟你们走一趟？”他们说：“咱们都是年轻人，你识相点，找个僻静地方聊聊去。”于是我随他俩走到门口，一辆天津产的老式面的停靠在那儿。

一上车，身子就紧了，左右两个便衣，我顿时被夹得无法动弹。接着车子发动，前排副驾驶“喂喂”地打电话，报告说姓董的已被带上车，如此这般。我心想：“原来这几位还不是直接抓我的人，只是探底的，瞅我在不在。”正猜测着，面的就抵拢一胡同口，吱地刹住。一辆212标志的警车逼过来，车屁股门轰隆打开，六七个戴钢盔的特警跳出来，V字形排开，黑洞洞的枪口全冲我。我一下子懵掉，魂飞魄散，所以根本没看清楚他们的标识，来自哪儿。这时领头的军官说：“董盛坤，你被刑事拘留了。”接着戴手铐，并用衣服蒙头，非常专业。

黑暗中我被架上闷罐警车，猛摔个狗吃屎，几双脚同时踩扁我，哎哟，那一阵毒打！暴风骤雨似的！只知道疼，却不知道哪块肉更疼。有个瞬间，肋骨啪嗒一下，我晕死，一秒钟之间，又醒过来。

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凭感觉，揣摸车往哪个方向开，可过了没多久，我的感觉就不准了。后来车子停下来，有人拽住我脖子，推搡着上楼，转弯再拐弯，好像是进了房间。没站稳，几只铁掌摁住我脑袋，砰砰砰朝门框上撞。真疯了！我晕头转向，身子不由自主软下去，还没到地，又被提起来，砰砰砰猛撞。我的脑门当即起一大包。我呀，也顾不得人格尊严了，龇牙咧嘴，一个劲儿求饶。

下马威整完，头套揭开，我的双眼已肿得像桃子，血糊糊的，看什么都重影。两个警察开始审问了，问得很详尽，到了这地步，我也一五一十答得很详尽。三下五除二，犯罪过程问答完了，不料他们又一拍桌子，大喝两声：“董盛坤，你他妈态度不老实！还有重大隐瞒！”我当时已掉进冤窟窿，比旧戏《六月雪》里被无辜砍头的窦娥还冤呢。我说：“我敢不老实吗？装肚里的全吐了，没装肚里的，再打也吐不出。你们举个例子，要怎样才叫老实交待？”

他们继续吹胡子瞪眼，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首都警察用烂了的恐骇手段。他们还冲到跟前，拉出要打的架势，却又突然停住，说：“我们懒得修理你，你再顽抗，就干脆送戒严部队。到了那地儿，你想交待都没机会啦，乱枪崩了，就地掩埋，还算痛快；最厉害的，是枪托子捣你几钟头，等骨头跟肉一样稀软了，再左一枪右一枪，专捡不致命的地方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家里人不会知道，说不定还四处贴《寻人启事》呢。”

我也就一上班拿工资的，哪经得住这样折腾。我真被吓住了。唉，要搁“六四”以前吧，我可能不相信，随你怎么着。可“六四”当天，我亲眼目睹过戒严部队开枪，那个穷凶极恶！所以我相信，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干什么都不过分。妈的，为了忍辱偷生，不被送戒严部队弄死，我就只好瞎编啦。

老威：生死关头，你怎么能瞎编？

董盛坤：不瞎编，我就没机会坐这儿接受你的采访。我说军车油箱是我点的。他们说：“你不抽烟，哪儿来的火？不是你干的，就不要往自个儿身上揽。”过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他们恐骇我的目的，是想逼我揭发他人，因为北京市烧了那么多车，要把成百上千的放火犯统统抓住，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老威：你有同案犯吗？

董盛坤：没有哇！就算毙了我，也交代不出。于是我一再坚持：那车是我自个儿点的，是蘸地上的流火点的，但当时没燃起来，至于我走之后燃了，烧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想烧军车，当时群情激愤，乱糟糟的市民，把街全拦断了，恐怕每个在场的，都想烧军车。

老威：警察也许是好意？你多交代几个同伙，就多几个人承担罪责。

董盛坤：搞成反革命集团案，多少脑袋都没了。王连禧的那个案子，枪决了五六个，王连禧脑子有毛病，才幸免一死。我是个案，烧了两块擦车布，就判了死缓。可当时，大伙还觉得我命大。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下）

（接上期）

老威：接下来呢？

董盛坤：这一轮审讯中，我冤家路窄，还真撞着一位戒严部队的参谋长，躲闪不及，他冲过来，当胸给我一拳，还拔出手枪，哗啦顶住我脑门，暴吼：“暴徒！你妈个屄！认清楚了，老子是戒严部队！你哼个‘不’啊，你哼啊，老子马上崩了你！”

老威：野兽进城了。

董盛坤：熬到6月14号，我被送七处看守所，深监重地，据说判十几年都不会到这儿。可我当时，还傻不哩叽，认为是过过堂，关几天，等社会上稍微稳定了，就会放我。

老威：这么幼稚？

董盛坤：以前没进去呀。在号子里终于弄明白，本人目前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中间的一员，才连叫几声“完啦完啦”。吃不下睡不着，瞪着双眼，竖着双耳，脑袋控制不住，成天胡乱转。老婆呀，刚出生的孩子呀，父母啊，在临死前，我能做点什么？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暴徒、是一腔爱国热血才点了两块擦车布？

老威：进入看守所，就进入正规司法程序。你请了律师吗？

董盛坤：家里替我请了。开庭之前，我的律师来提我出去，随便聊天。我揪着他反复问：“我会判死吗？”他答应尽力保命，还说有一线希望，接着问我给亲属代不代话儿。我眼泪差点下来，还以为是那个意思，就说既然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律师唉了一声，说：“你别理解偏了。”我说：“家里的婆媳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你就给我妈我老婆都说说，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危难时刻一定要团结。”

律师临走特意叮嘱：开庭时态度要诚恳，说话要客观。我一宿没合眼，反反复复琢磨要怎样才能诚恳、客观，让法官受感动，留我一条生路。6月28号上午，我黑着个眼圈，被带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就一个来小时。我没说什么。律师的辩护大概是说，被告烧军车那会儿，社会处于混乱，包括被告的一些群众，没看电视，的确不知道陈希同市长已颁布戒严令。接着又说，被告以前也当过兵，在部队里表现相当不错。希望法庭量刑时，酌情考虑这些情节。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审判长叫李国强，当他起立宣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时，我的后颈窝起了一溜鸡皮疙瘩。而后他问：“被告还有什么要表达？”我语气生硬地说：“已经判死刑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审判长就解释说：死缓不等于死刑，如果被告悔过自新，积极改造，表现不错的话，两年后，死缓可以降为无期；如果靠拢政府，一直表现好，几年后，无期也就减刑为有期，“你还年轻，人生道路还长，跌倒了爬起来，终有回归社会的那一天。”

说实话，当时那根保命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同时又觉得莫名冤屈。我忍不住当庭嚎啕大哭，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还徒劳地申辩：“我不反共产党，也不反社会主义。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是个有良知的北京市民，当时亲眼见当兵的开枪打人，怒火中烧，情绪失控，才做出了过激行动。其实我也在部队呆了多年，受了多年爱党爱国爱民的教育，可谁也没遇到过‘六四’事件呀，它实在超出了我的认识范围。”接着我又绕回老套路，恳求他们把我当作犯了错的孩子，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唉！不说了，屈辱啊。

8月4号，我接到正式判决；8月30号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能捡回这条命不容易呵！我父母奔波找人，疏通了一层层关系；我原单位的领导也专门跑到公安局说情，竭力让他们相信我是好人犯罪。当时的气氛多恐怖！真是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

入监劳改期间，我父母也费了不少心，花了很多钱，替我申诉，直到有人提醒：别白白折腾了，像这种案子，只有等大形势好转了，也许两三年，也许四五年。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我想，没有他们老两口，我能撑得了这么久？

老威：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董盛坤：我父亲退休前是单位里的小干部。2002年头查出胃癌，5月份做手术。家里人却瞒着我。那段时间，我在监狱里出了点事儿。老廖，你认识江棋生吗？他是要求当局平反“六四”被关进来的。

老威：我知道。很不错的异见学者，现在是中文独立笔会的副会长。

董盛坤：没错。2000年我转到二监，就跟他凑一块儿。我一直很敬重他。当时我在值班室当杂务员，比车间轻松些。记得江老师有一篇论文，他夫人来探监时，悄悄给带出去发表了。我不清楚他的文章在何种情形下写，何种情形下出去。只因为我是值班员，负责监听他们的接见电话，就受了牵连，当即被降到车间干活去了。我父亲胆儿小，知道了这事儿，焦虑不安，生怕我再出纰漏，影响减刑。他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才1个月，就赶来探监，叮嘱个没完。

他是2003年5月13号去世的。那个主刀医生非常吃惊：手术很成功呀！类似的状况，基本可存活5年以上，怎么会才1年就……？唉，家里人全清楚，我爸为了我操心太过，一风烛残年的八旬老人，我没能尽孝道，反而，我算什么东西啊。

老威：你现在跟你妈住一块？老婆小孩呢？

董盛坤：早离了。进去头几年，还抱希望，以为关个三五年“六四”就平反啦。后来改判无期，外面的变化也大，大家不爱国爱钱啦，她就死心如灰，提出离婚。我当然理解，单身女人带小孩难。我进去时女儿才3岁半，现在都21了。

老威：我进去时，女儿还在妈肚子里。

董盛坤：你判几年？

老威：与你没法比。

董盛坤：每个“六四”家庭都差不多吧，除非神经特别坚韧，像徐文立、江棋生家那种，老婆心甘情愿在外守多年活寡。

你记得鲁德成——学潮时请老毛像吃臭鸡蛋的那个？嘿嘿，他出狱后先偷渡到泰国，然后去了加拿大。我出狱不久，他就在网上弄到我的电话，打过来叙旧。听我说当年跟他在七处关一个号的朱宇也出来了，就也想跟老朱叙叙，看有什么困难，需要海外出力。我把人家的好意转达了，老朱也同意接电话。可没料到，老朱老婆出面阻拦，明明白白表示，不准自己的老公再跟这帮“六四”难友掺和，否则她的精神立即崩溃。

谁能说什么？她等了老朱这么多年，没离婚，简直称得上圣女了。我只得如此这般给鲁德成回话。他说能够理解，他也有类似经历。其实通个电话算什么？警察还抓你？人家鲁德成没别的意思，可能在国外感觉寂寞，关心关心共患难的哥们儿而已。嗨，话题扯远了，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万岁”。

老威：你在狱中干过什么活儿？

董盛坤：什么都干过。缝衣服、做挎包、包装筷子、加工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甚至还干过农活。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那些古代盔甲，都是我们的手艺，监狱为赚钱，道具厂的活儿也接。1995年以前挺苦，特别是加工乳胶手套，朝里面吹气，久而久之舌头都木了，有毒啊。还有一段时间，规定每天每人必须织5件毛衣，大老爷们干老娘们的活儿，返工特别多。从早晨6点开始，直到夜里两三点，还干不完。回监舍刚躺下，迷糊一小会儿，又得上工啦！

老威：这样累死累活，有钱吗？

董盛坤：有。年终总结，会象征性得到10块左右奖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刑。为了自由，扒层皮也干。我总共服刑17年2个月零21天，就是玩命干活儿，挣劳改积分的结果。

老威：出狱后能适应社会吗？

董盛坤：正发愁。今年我46，眨眼奔五的人，眼下还吃住我妈，窝心呢。

老威：我出来时，也跟我父母厮混了两年。

董盛坤：我妈每月1000多的退休金，暂时能维持娘儿俩的温饱。目前我正申请低保，如果能批下来，家里开销又增加300块，就算锦上添花。不过，不能生病，上次我妈得了场不大的病，就花掉1800元。没辙。

老威：想不想找工作？

董盛坤：跟张茂盛一样，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可人家一听劳改过的，就死活不要。也有人建议我在家门口摆个小摊维持生计，可我坐牢之前是印刷厂职工，没做过小买卖，再说城管太凶了，经常把小摊小贩撵得鸡飞狗跳，我这把岁数，丢不起这脸。我们家在北京本不算穷，可父亲治病，我坐牢17年，早把家底耗空了，幸好我不抽烟喝酒。知道吗，外头20多块一条的“都宝”烟，在监狱里至少卖100多块？

这些年人心不古。比我早出来的哥们儿，能请你吃一顿就不错了。我得到的最大一笔外援，是江棋生老师，他硬塞给我5000块，我不要，因为他靠写文章赚钱，呕心沥血的。可他说：“你快拿着！我还能写来几个钱，你们就更加不易了。而整个‘六四’，代价最惨重的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暴徒’。”

我的泪顿时就牵线了，止都止不住啊！老廖，我说这些，你不会怪我吧？有脚有手，谁愿意接受施舍？我们那批人，一腔热血声援学潮，可事隔多年，却被中国人忘了，连海内外的“六四”精英们，也很少提这档子事，或者是故意装傻。

老威：还是有些文章在提吧。

董盛坤：我没看到。鲁德成还不错，知道来个电话问候，这心里也好受一些。唉，说个笑话给老廖您听，前几天有个老朋友带我去花鸟市场，遇到一帮遛鸟儿的，他就咋咋呼呼给人介绍：“这是老董，‘六四’堵军车的抗暴英雄，刚出来。”不料人们马上起哄：“你开啥玩笑，‘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年那批人早放了！”于是我的朋友费尽口舌解释：“不是这样，还有好多人关里面呢！”人们顿时很吃惊：“哦哟，这老董真坐了这些年的牢！我们还以为你编个故事逗乐呢！ ”

老威：喝酒啊，老董，高兴一点。

董盛坤：不敢喝，我该回家了。

老威：家远吗？

董盛坤：今晚小武子约的地儿，骑自行车就几十分钟，合适。嘿嘿，我女儿告诉我，眼下网络的流行语是：人生最好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老威：是的是的。你妈就是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董盛坤：对，我得走了。我妈每晚不见我，就坐着不睡。

补记

11点多钟，我们从餐馆出来。北风呼啸，仿佛要将地皮铲去一层。董盛坤棉衣棉裤加口罩，包裹得只剩下眼睛，才骑车离去。我们缩着脖子，匆匆赶往地铁口。半道上，以前门为背景，合影一张。在此前，董张二位都婉拒拍照。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只好冲着满桌狼藉，咔嚓数次，最后留下一个二锅头的空瓶，在镜头内顶天立地。

跺脚闲聊中，张茂盛对基督教家庭聚会感兴趣，觉得可以多接触人。我竭力支持，说试试吧，也许上帝比民运靠得住。武文建却道：我们这些人要抱团，要靠自己啊。

内心有一股暖流涌动，但是我们男人，不能像娘们儿那样随便拉手表达彼此的亲密。在下地铁前，我拍拍张茂盛的肩，没话；而武文建忙着开低级玩笑：“哥们儿，你那话儿还行不？”张茂盛憨厚地笑：“没机会试啊。”武文建又道：“我出来那会儿，那话儿软了大半年。长期不用，想得发疯，可临阵就退缩。”张茂盛道：“牢坐久了都一样。去去。这话题扯个通宵，估计也不会完。”

空荡荡的甬道。我不禁回头仰望，张茂盛还在上面，还在呼啸的风中。可眨眼之间，他就消逝了，独自走着，回家了。

我耳边突然响起台湾人侯德健的《归去来兮》：归去来兮，青春已荒芜，离家的时侯他才二十五……再见一面要等多少年？多少年？

最后一班地铁轰隆隆进站。就我们两个乘客了。其他人呢？董盛坤、张茂盛或参加过1989年天安门绝食的侯德健呢？这辈子能否再见着他？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

胡平序：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胡平

一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祇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200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20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30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祇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备尝艰辛，25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份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祇有12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祇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祇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50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着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4、5或5、6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祇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祇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祇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崩坍，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祇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雕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像，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祇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祇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墻，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望外的动机

《最后的地主》写了两年，终于水到渠成。

为了摸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的群体真相（胡平语）”，从2005年冬季开始，我先后奔走过以下乡镇、山村和城市：

云南省昆明市及禄劝县境内的撒营盘镇——则黑乡——向金沙江倾斜的打车村——夏天穿棉袄的马鹿塘乡——环形山脚底的撒戈铲村——世外桃源般的大住基村——正在进行圣餐仪式的德嘎村——作为西南神学院遗址的撒老乌村——禄劝县城——大理古城附近沦为废墟的凤阳邑——丽江郊区——作为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极其闭塞肮脏的剑川县——西双版纳境内的普文农场——景洪市郊的曼喃村——武定县境内的高桥乡下长冲村——黑灯瞎火的田心乡发块村——元谋县城——能禹镇——苴林乡。

《霸王别姬》电影编剧芦苇曾建议，开篇即展示一张错综复杂的寻访路线图，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可待我找出云南省地图，眼巴巴地瞪半晌，不少地名竟然没标！唉，手边条件受限，请专业绘图又得耗费不少时间，这一缺憾只得留待将来弥补。

在这项记忆抢救工程进行当中，我的朋友康正果、胡平、一平、陈迈平、苏晓康、廖天琪等人均来信鞭策，遥寄厚望。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今年中秋，我最初的访谈对象、因信仰上帝而被划为地主的张应荣长老，就已在家中溘然而逝，享年85岁。

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1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我坐在这儿，坐在父亲生前曾坐过的桌子旁，写着字，像身为中学教员的他在批改作业。我绞尽脑汁回忆，这5年来干了些什么。成百上千的生活细节早已含糊，剩下的大致线索是：送父亲进火葬场，与家人一道四处寻找公墓，最终却鬼使神差，按盐亭县境内风水权威罗天王的掐算，将老人家的骨灰回归故里，和地主爷爷住一块。随后——我应邀参加作家王力雄发起的“为阿安扎西活佛冤案寻求司法公正”的呼吁签名，被传讯抄家。再随后——患难与共的妻子宋玉因无法排解的不安全感，提出离婚。再随后——事物发展就捎带了戏剧性，某一天，逃离精神病院的-信徒陈氏上小区7楼来敲门塞传单，我一时手痒，让进屋做个采访，稀里糊涂就种下祸根。

凑巧的是，便衣警察如大片乌鸦降临敝舍的那个黄昏，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也在北京家中落网，知识界顿时风声鹤唳，连叫痛风害得下不了楼的王胖子怡，也丢开刚写完战斗檄文《冷兵器时代的政治》的笔，拔腿就避风头去。我的身板比他结实，自然在擂门的咚咚响中，从7楼翻窗上平台，因过分做贼心虚，险些失脚摔成肉饼。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白白奔逃上千公里，却在某某火车站被以逸待劳的我党逮个正着——还和逮刘晓波等人的我党不属一个部门！再随后——凄凉四顾，荒唐荒诞，持续数年的“与无赖政权拼热血沸腾”的人生观被彻底解构，无家可归又一把年纪的我，干脆破罐子破摔，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同形形色色背景不明的家伙为伍,还协助湖北奇女子金琴，造出在江湖上以地下即兴音乐闻名的“丽江38号”。由于要糊口，还要满足一个文字证人重现历史的本能，我的《冤案录》采写一直没断，因此有缘结识堪称“冤案线人”的基督徒孙医生。再随后——就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

现在，《最后的地主》马上收尾，再随后——是下一本《冤案录》，这在我目前的能力掌控范围内。可这当中还要发生何种变数呢？不知道。我父亲，乃至我爷爷活着时，我还比较青春，精力充沛，具有远大的文学抱负，我清清楚楚知道他们是地主父子，经历过解放、土改，以及毛时代的所有政治运动；我还知道他们的同辈人也跟他们一样，如果那时我要写和《最后的地主》类似的书，想必是容易的，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口述，至少地主及贫农多如牛毛。可我，的确没有了解他们的冲动；即使根根底底都了解，恐怕也没有写出来的冲动；即使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公诸于世的冲动。那时我同现今走红的作家们一样，热衷于纯文学，暗恋着诺贝尔文学奖，觉得诗歌和小说都贵在提炼，贵在升华，贵在把民族、人类、宇宙的内核，用悲剧抑或荒诞剧之箭，三点一线地射穿过去。最土也是最洋，最民族也是最世界，号称20世纪现代派文学三大巨头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就是现成的榜样！那么最惨最不开窍的卖文者（连作家都谈不上），就属于我目前这种，不提炼不升华，不人类不宇宙，上不了高雅或主流殿堂的台面。几年前，曾有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对我说：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极好的素材，想不想让我将它们写成小说？

我咧嘴笑笑，不置可否。因为在将近20年前，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而不觉得脑子进水。谁料到后来有“六四”，我会坐牢？谁料到出狱至今的日子这么没头没脑，没白没黑，没羞没耻，让人无法提炼也无法升华。孔子曰：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既然已经生在乱邦，居在危邦，就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居一处是一处。八九年胡耀邦死，学潮初起，有谁想到要开枪？后来就开枪了，咋样？还有你做梦都没想到的军中传言，“杀20万人，换20年的稳定”，老百姓的血不如水，不如尿，咋样？

土改时杀地主，也是抱着稳定江山的理想，所以杀戒一开，果真有至少两百多万颗人头落地。暴力革命之树植根于人心，借助一次次运动的狂风骤雨朝上疯长，直至六四。一代代杀人者，统治技巧千变万化，为江山稳定而杀人的传承却不允许变——这是中国文化吗？这是中国传统吗？中国人已经忘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话吗？

的确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甚至绝大多数文化人，只要能暂时忘忧地活着，有奶便是娘就包括全部内容。所以《最后的地主》肯定不合时宜。刚才我已经简述了5年来的遭遇：父死，妻离，抄家，归葬，逃跑，凄惶，流浪，厮混，吹箫，卖艺，寻访，写作。其中只有吹箫和写作是我愿意干的，而其它都是命运强加在头上的。我心存畏惧，不敢妄论如此的安排公不公平，因为事实证明，过去、现在和未来，种种疑惑和折腾均无济于事，过后还不是丑角一般乖乖接受？

但是《最后的地主》圆满完成，不是由正统行业殿堂内的权威学者、记者抑或作家，而是由我这么一个不懂行规、不知深浅的野家伙来完成，多少有点错位，甚至滑稽。也许，这又属于上苍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

不可能成为可能，没动机成为望外的动机，我的指尖蓦然起了一阵暖意。我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这难道不是上苍付给的酬劳？老母聒噪地健在，并存有主宰儿子私生活的不老心；我反抗无效，身心却徒然茁壮，越发迷人起来，这难道不是上苍格外的恩宠？那么，此前我骤然遭遇接二连三的变故是？

谜底似乎有了，可说不出。那么，就把我和《最后的地主》捆绑一体，交给上苍，交给冥冥中永远年轻的读者吧。从今后我不去琢磨人的死和不死，尽管天天都有人在死去活来；书的朽和不朽，尽管文化垃圾已泛滥成灾。

2007年11月21日，星期三，成都白果林

“麻风病人”张志恩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初，我于云南某小城与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孙某某相遇，当时，孙医生正在巡回医疗的途中，其状态颇似中国古代的游方郎中。交谈之下，我才晓得孙医生是江浙人，1974年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改革开放后考上北京医学院，接着在体制内从医多年，原本前途无量，却因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信了上帝，至此屡受牵制，步入了人生的坎坷历程，终于被抛出正式单位，流落于民间，靠医术讨起生活来。

由于我也曾以吹箫卖艺为生，所以双方沟通很畅。出乎我的意料，孙医生关注民生疾苦，有一颗赤子之心，当知道我正在进行《冤案录》的追寻和写作时，孙医生不禁心潮起伏，站起来把住我的胳膊大声说：“我听说过老威这个名字，你就是我要找的作家！”我说：“你要给我提供线索？”

孙医生摇头：“什么线索？仁慈的主，要我给你充当冤案向导。”我也心潮起伏了一阵，接着就是彼此约定，互道珍重。

12月15日，我照老习惯在家整理行装，然后出发去北京采访；28日折回昆明，紧跟着与孙医生重逢。由于一位蒋姓朋友自愿驾车送我们一段路，所以29日大早的行程很顺利。小车披着金色霞光，沿着大道，没一会儿就进入禄劝县城。我们穿城而过，11点多在极为破烂肮脏的小镇团街吃饭。我在一家简陋的超市买了几斤糖果，准备用于沟通情感。再走就是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还夹杂着基边不稳的土路。甲壳虫外表的小车颤抖着，喘息着，冒着青烟向上爬行，大约盘桓了一两个小时才上了顶。虽然关了车窗，仍能感觉到风大，云如大片的风筝，在阳光的丝线里穿插着飘飞，深深的红土沟壑，已叫岁月的血染透了。拐了几个弯，碎石路还是平的。快拢山嘴了，孙医生说，这地方叫大平地，属团街石门坎村。把车停到路边吧，此行的头一个访谈对象就住在我们脑壳上面。

孙医生的讲述：

大约一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当时有个曾经害肺结核的人送我，步行了大半个小时，在这土路边上等车。由于地势较高，山风自1000多米深的谷底呼啦啦地朝上刮，我们的衣摆和头发都翻起来,于是就退到拐弯的山凹处避风。无意中抬眼，却见对面峰峦在云海之间连绵起伏，真是太美了！再移动目光，又见山凹上头草木葱郁，斜斜的荒坡旁，竟有一间枝头掩蔽的草房。受好奇心驱使，我就要绕上去看看。不料却被两只手牢牢地扯住：“去不得！去不得！那儿有麻风病！”我说：“我是医生，有啥去不得？”那人说：“好多年了，没人敢接近那地方。”我说不怕，就抹下那人的手，绕了几十米，从路边一个缺口登上坎。穿过我们刚才爬的那片杂树丛，就来到这儿。当时这房顶还是发黑的烂草，土墙也塌了几处，所谓的麻风病人张志恩和他的老伴唐开凤就坐在门下晒太阳。我近前打招呼，与他们谈了一会儿，透过仔细的观察，发觉这位老人没有任何麻风症状。我埋下腰，钻进门去看了看，房里像个山洞，甚至比山洞更糟糕。老人说，因为没力气，顶上的草已好几年没换，到处是大洞小孔，撞上刮风下雨，里头也翻江倒海。我叹息道，这日子怎么过啊？老人说，怎么过？整夜像推磨似的，满屋子转嘛，雨浇到脑壳上，就挪一个窝；再浇到颈窝里，就再挪一个窝……最后地上成秧田了，用来接雨的锅碗瓢盆都沉底，我们也挪不动了……我呆不下去，就直接找这儿村里的人了解情况，他们都说：“医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说：“他们不是麻风啊。”他们很惊讶：“怎么不是？张老头以前的老婆就因为麻风被烧死的……”我深感震惊。这以后，我和教会出钱出力为这对孤老人重建了房子，把草房改成瓦房，好歹能遮风避雨了。我还向这周围的群众反覆解释，可直到如今，还是有不少人害怕。

老威：你叫什么名字？

张志恩：张志恩，属羊的，今年75岁；她叫唐开凤，77岁，属马。

老威：你们是彝族吗？

张志恩：汉族。

老威：两位孤老人，就一直住在这儿？

张志恩：从前住山沟下，团街的石门坎村，后来就不跟村里人住了，搬上来单独住。不过从前的从前，我们的老人也住这儿，有两代的坟在坡上，我们离他们很近。

老威：两代的坟？他们都是得麻风病死的？

张志恩：没么。

老威：那村里人在传言，你家谁得了麻风病？

张志恩：嘿嘿，已经死掉了。

老威：请你讲讲怎么死掉的？

张志恩：死掉了就死掉了。

老威：请你讲讲来龙去脉。

张志恩：我么，原来不是这儿的人，我在老家打了一捆麻蛇，就倒了霉……

老威：是哪一年？

张志恩：不记得了。

老威：再想想。

张志恩：还在生产队上，土地还没分到户么。

老威：那就是70年代。

张志恩：对么。那天一早太阳还没起，我就上坡，想寻些药材来卖。不料埋头爬着爬着，就撞上一座坟。坟周围的乱草齐腰深，我辨不出路，只好试探着下脚，却感觉到许多夹脚的石头。我左一滑右一拐，无意间踩着了一颗野杜鹃的根。我薅开杂草细看，见这杜鹃根特别肥，就挥起锄头掏，心想赶街时能卖个好价钱。可突然间，一捆麻蛇钻了出来，还缠着杜鹃根往上爬。我浑身一哆嗦，锄头就下去，把麻蛇的尾巴斩断了。麻蛇痛得扬起脑壳，丝丝地吐舌，我又狠挖了几锄，把它打死，就背着杜鹃根回家了。后来我就落下了心病，好长一段时间，皮肤着痒，骨头阵阵发寒，夏天都穿棉袄。我自己找了许多药吃，都不见好。有一次我去赶街，在买盐巴时碰上生产队长，他见我在太阳底下打哆嗦，感到奇怪，就喊：“你咋么了？”我回答病了；他又问咋病？我说是叫麻蛇缠住了。队长一听，吓了一跳：“麻蛇打不得哟！看来你的病好不了！”我没想到，队长过后竟添盐加醋，报告给了麻风病院的医生王х安，于是王医生脚跟脚地赶来，在一米之外盯了我一会儿，就确诊为“麻风”。我不服，王医生就说：“看你的脸灰得跟土一样，肯定是了。”我被民兵拉到麻风病院，隔离起来仔细检查，又说没得病。可既然进去了，出来就不太容易，这样，我被强留在里头给麻风病人煮了几年的饭。因为实在没病，继续强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终于叫“清理出院”了。

老威：你在医院里，与麻风病人接触过？

张志恩：天天在一处，没啥嘛。

老威：这是什么时候？

张志恩：不记得。大概毛主席都死了，大会也开过了。我出院后回到老家，风向已变，生产队再也不是集体劳动，记工分；土地全部分给了各家各户。因为分田地时我不在，大家就把我忘了。

老威：你也可以按政策要求补分。

张志恩：连土疙瘩也没剩下，分个啥？况且，我如果不出院，就背着麻风的皮，也没资格承包土地。

老威：你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了？

张志恩：所以我就找队上闹，我是几代贫农，还受你妈的窝囊气？这时，有个同村人出面调解，说你一个光棍汉，好几十岁了，闹下去也捞不着便宜。干脆我在别的地方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冷静一盘算：在老家呆不下去，就到外乡上门，媳妇和土地不都有了？于是答应下来。双方在赶街时见了面，都还不挑剔，接着谢媒请客，我打起铺盖就到石门坎村来做上门女婿了。

老威：女方知道你在麻风病院呆过吗？她没嫌弃你？

张志恩：听同村的人说，她也在康乐村的麻风病院住过，后来没事了，就出来了。

老威：什么叫“没事就出来了”？（孙医生插话：直到现在，乡下对麻风也很恐惧，只要大家认定谁有这种嫌疑，就马上送去隔离，关一段时间，没事再释放。而真正的麻风永远也出不了院，这其中包括一些被误诊为麻风的无辜者。我在这一片巡回出诊，经常听人们传言，某某村某某人得麻风了，就赶去看，结果根本不是。我当场给大家解释，也是文化稍高一点的信，多数人依然“闻麻变色”。

老威：麻风有些什么症状呢？

孙医生：开头的反应为一种皮疹，一般得皮疹又痒又痛，可麻风皮疹不痒不痛。往后，人的神经末稍就会坏掉，脚趾、手指、耳朵、鼻孔都会溃烂，眉毛也脱落。深度接触会传染，但一般交往也没问题。我曾经在红河的麻风院替里面的病人动手术，割疝气和阑尾，稍加防护就没事嘛。唉，乡下的庸医不少，害了多少人！

张志恩：她在我之前还处过5个男人，都不务正业，又偷鸡又牵猪，在当地名声很不好，只有我是个正经种地过日子的。

老威：也就是说，你们俩谁也不嫌弃谁。

张志恩：徐美英长得好么。

老威：你们做了多少年的夫妻？

张志恩：不记得。

老威：不记得？我能看看她的相片吗？

张志恩：没有照过相片。

老威：结婚登记照呢？

张志恩：没么。上门就睡一起么。

老威：当时她多大？

张志恩：小我两三岁。我们开始睡，屋前的这条路才开始修。

老威：你们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张志恩：挖土么，找吃么。

老威：有娃娃？

张志恩：没么。

老威：她被烧死是哪一年？

张志恩：不记得。

老威：不记得？那她走了多少年？

张志恩：她么，已走了10来年。

老威：那就是95年前后的事。你们应该在一起生活了近20年。

张志恩：是么。

老威：为什么要烧死她？

张志恩：她得了病，好不了么。

老威：好不了就该送医院。

张志恩：你不晓得，她遇上了大蛊龙。那年春天，我锄地的时候，石缝里又钻出一捆麻蛇，我不想打，它偏要来缠，我一害怕，就下狠手把它灭了。随后清明节到了，徐美英去给她妈上坟，回来不久，她在富民县者北乡的一个朋友来我们家走人户，住了3个月。这个亲戚送了一大匹花布，徐美英用这匹花布缝了一床新被子……

老威：我不太明白。

张志恩：那夜下了很大的雨，天快亮的时候，哇刺打了一个雷，房子都震抖了。蛊龙突然现身，如锅盖罩下来，龙头在云缝里，尾巴却在荒坟坡上扫来扫去。徐美英起身往窗外瞅了一眼，就啊地一声倒回床，我问你咋么？她不吭气，可没一会儿，她就扯开喉咙喊半边脑壳痛。紧接着，她的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我急得四处求医，把家当都败光了，可根本找不到病根。啥药啥草都熬了灌了，病却一天天加重。我快疯了，徐美英的事却传开了，并且越传越神，大家都说这是我打麻蛇的报应，蛊龙作法了。我请端公来家摆道场，可蛊龙太强，端公也斗不过；这期间还有人牵来一个算命的老瞎子，皱着鼻子绕屋转了一圈，啥话也不说就摇头溜了。眼看徐美英不得活，我就先找舅老公（她的大哥），再去找村长商量办法。他们都一口咬定是麻风病复发，还有老人出面证实，徐美英的妈妈就是害麻风死的。

老威：麻风有遗传？

张志恩：我晓不得，也没主张。这样熬了几天，舅老公来喊我出屋，说是为我好。

老威：什么为你好？

张志恩：村长也来，同村的其他人也来，鱼苗一样，一串接一串，都说为我好。

老威：到底好什么？

张志恩：亲戚、村长这么说，同村人都这么说，我一个上门女婿，又没啥势力，能说么？即使能说，也叫群众的口水淹死了。

老威：你在麻风院呆过，应该知道麻风发病的症状。

张志恩：大蛊龙要吃她。

老威：她的手指、脚趾溃烂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眉毛掉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身上起疙瘩了？

张志恩：没么。

老威：你们这时候还住一块？

张志恩：对么，还住一屋。

老威：没传染你？

张志恩：没么，我好着呢。

老威：你好着呢？！

张志恩：那天早上，舅老公带了6个人先到，接着是村长和他的侄儿，再接着全村人都到了。我被喊出屋，按在一边不能动，舅老公等几人就进门了。徐美英睡在一张门板上，叫抬了出来……

老威：他们怎么给她本人说的？

张志恩：去看病么。

老威：看病？！

张志恩：对么。

老威：她有什么反应？

张志恩：没反应，她进出只一口气了。

老威：她挣扎吗？

张志恩：嘿嘿。

老威：她听天由命？

张志恩：嘿嘿。

老威：你无动于衷？

张志恩：我被遮住了，啥也看不见。舅老公领着人，一路吆喝“让开让开”，就把她抬下山了。照规矩，村里每家每户都出一捆柴，架起一个很高的柴堆，徐美英被他们连门板捆在柴堆顶上，然后浇了几遍柴油，直到从上到下都透了，才点火。大家隔着我，不能靠拢去。我只能望见黑烟冲天而起，一下子把太阳都给盖住了，然后是火苗子呼呼地窜。我不敢看，但还是偷偷垫起脚后根，火像一堵亮闪闪的墙，只能感觉到徐美英如一张皮子，一点点打卷，颜色也越来越深……

老威：活人被烧，真的就没任何动静？

张志恩：她又聋又瞎，又几天没吃啥东西，早迷糊了。

老威：即使是蚂蚁，遇火也要奔命啊。

张志恩：我没看见，大家也不想让我看见。徐美英已迷糊了，她就是醒来，也就几秒分把钟，又得死过去。那火太猛了，隔着十几米都灼得人肉疼，起先大家还逼得近，随着火圈越来越开，大家就一步步后退；烧了一会儿，柴堆塌了，在烟雾中，徐美英陷了下去，跟一捆柴也差不多。这时，一些人就将手里的棍子投进火里……

老威：拨火棍吗？

张志恩：拨人棍。村上的青壮年都拿着棍子，守在火堆边防着许美英，万一她突然跑出来，就用棍子敲。

老威：真是无法无天了。

张志恩：你说谁无法无天？

老威：那些害死你媳妇的人。

张志恩：大家都怕麻风啊。

老威：你就这么麻木？

张志恩：没有办法么。

老威：烧了一个小时？

张志恩：两个小时。徐美英再瘦，也要烧这么久。

老威：你哭了没有？

张志恩：没么。

老威：不心痛？

张志恩：烧她的时候，有人看见大蛊龙拖着长长的尾巴，一圈圈盘着下来了。

老威：你信？

张志恩：我信。徐美英死后，她缝的新被子我舍不得扔，继续盖，不料在有一天晚上，梦见碗口粗的麻蛇将我缠得死死的。我透不过气，就举起弯刀砍，可胳膊都整酸了，就是砍不断。我浑身是血，好不容易挣扎醒来，差点翻到床下。我再不敢睡了，就点灯熬到天亮，拖着那条被子出门。奔到地头，燃了把火，你猜咋了？那被子居然烧出油来！还一股肉焦了的味儿！我眼鼓鼓地干完这事，家里才清静了。

老威：你烧死了大蛊龙？

张志恩：烧死了它下蛊的棉被嘛。

老威：我看，你们这一村人都中了大蛊龙的邪。

张志恩：徐美英娘家人挑头，他们晓得么。

老威：你出面收尸了吗？

张志恩：我舅老公收的尸，把没燃尽的骨头捡成一堆包了，埋在白沙坡那边。

老威：麻风都集中埋在那儿？

张志恩：没么。

老威：这事就完了？

张志恩：没么，还要办饭。

老威：烧死你家的人，还要你办饭？

张志恩：我出东西，他们办饭。村长领人进屋，把我家的猪牵去杀了，梁上腊肉也取了。那头烧人的烟子还没散，这头就在几十米远挖了两眼露天的地灶，架上锅，一边煮肉一边蒸大米干饭。天没落黑，全村人就点起火把，捧着海碗，集中到锅边来等着开席。

老威：全村有多少人？

张志恩：30多户，每户出一个强劳动力来吃。我花了250多元钱，耗穿了家底，还欠了帐。家里没有那么多米，所以大锅饭吃掉的细粮，先由村里垫着，秋后收苞谷，卖了钱再折算还帐。

老威：有点像吃丧宴。那你收没收祭幛之类？

张志恩：没么，都是为我家出力嘛，所以办饭我没怨言，不能亏了大家。直到每个人都揉着肚皮说，圆了，再也胀不下了，我心里才踏实。

老威：烧活人犯法，你想没想过报案？

张志恩：没么，大家是为我好么。

老威：你直到今天，还认为都是为你好？

张志恩：村里人都这么说。

老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儿似乎没啥变化。

张志恩：有变化，团街过这儿的路越修越好么，人也晓得做生意了。我也养了猪，养了狗和鸡，岁数大了，坡上的地种不动，就包给别人去种，每年补给我们120元钱。我们两个老人吃不多，能凑合着过。

老威：你现在的老伴进门多久了？

张志恩：有五、六年。她是大麦地那边的人，儿女不管她，有人就介绍她到这儿来。

老威：她可知道徐美英的事？

张志恩：她没提，我也没说，估计她不想听。

老威： 你们也没办《结婚证》，就住在一起了？

张志恩：没么。这门前一年不见几根人毛，她来了就有个说话的人。

老威：也没请客？

张志恩：请不起，也没人来。

老威：总该照张像吧？

张志恩：你刚才已照了嘛。

老威：你还想徐美英吗？

张志恩：嘿嘿，这只能怪大蛊龙么。她去了不久，我舅老公的媳妇也被大蛊龙缠住，不得活，听捉龙的端公讲，要喂人脑髓，所以我舅老公在半夜摸到荒坟地，挖死人掏脑髓喂自己的媳妇。舅老公还躲在桥下，听蛊龙呜呜地叫过。

老威：死人脑髓病毒更多，没病也叫搞出病来。

张志恩：嘿嘿，你晓不得。

老威：我晓不得？那你可晓得毛主席死是哪一年？

张志恩：毛主席死开过大会嘛。

老威：邓小平死呢？

张志恩：邓小平死了？我晓不得。

老威：唉，在这山梁子，时间好像停顿了，每天只有风声呼——，呼呼——。

张志恩：路上还要过汽车么。

老威：你们今后怎么办？

张志恩：信靠主么。

老威：为什么？

张志恩：感谢主，让我们有了瓦房；感谢主，还有了医生。教会的人也没嫌弃我们，有时还能下山做礼拜。我们天天向上帝祷告，大蛊龙就不会再跑出来害人。

孙医生哦，你终于来了，我已憋了他妈的三个月，大便不通，小便不通，我已喊了好多回，教会的人一个不来，咋办么？

孙医生：我教你一个法子，把黄连洗干净，切成片，熬了之后再加蜂蜜；每天喝几次，一直喝到通了为止。

土改受害者阿泽

采访缘起：2005年12月29日下午3点32分，我们一行3人，在完成了对“麻风病人”张志恩的拜访后，继续驱车在碎石路上绕行。不久抵达一个岔路口，右边的下坡是狭仄的机耕道，孙医生说，顺着这路下到底，就是团街乡治安村，以前叫养龙村，我们的下一个寻访对象就在那儿。

我有些迟疑，因为司机朋友是个与我同岁的女同志，而且所驾的小车底盘矮，跑碎石路已十分勉强了。我们都下车仔细察看路况，孙医生不禁劝道，蒋老师你还是打道回府吧，下面这十几公里我们自己走，估计天黑前就到了。

我也说，万一抛锚咋办，弄不好走路还比开车快些呢。

蒋老师微笑着回到车里，招呼道，两个大男人让一个女人拉着跑，还这么多的废话。

车摇摇晃晃地下了机耕道，一望无际的红泥巴翻滚着，犹如大片大片的伤口，有的已凝固成痂，有的还脓血流淌，车轮一碾上去，就四溅开来，没一会儿，小车就像刚打了败仗的大笨熊，显得一塌糊涂。右边是千丈沟壑，梯田沿着令人绝望的裸体山峦蔓延，我不禁叹了口气，这彝族地面的土真瘦啊，也不知他们一年到头怎么种怎么吃的。

蒋老师说，这儿还不算最穷，我在楚雄州下面做过几年县长，那儿才称得上穷山恶水，几十年来，每年都吃政府救济。孙医生也附和道，对对，在与四川接壤的金沙江边，坡更陡，从山谷来的风更大，我经常下乡，也在上面站不稳，可彝族人祖祖辈辈在上面刀耕火种。

路面越来越软，巨蟒一般蜿蜒的泥梗吱吱磨擦着汽车底盘，蒋老师不再吭声，似乎眼睛和双手都在用力，我在副驾座上起落着，觉得前方的坡道像一把弓，我们沿着弓背，如一颗弹丸向下滑，速度却与骑自行车差不多。

先后有男女两个村民招手，请求搭便车，我们接纳了。接着撞上了修路，在两个拐弯处，两堆村民在往漏洞一般的坑里填石头,见了我们，就闪到一边，惊奇地议论着。小车先喘息，后咳嗽，终于陷入了泥潭；右轮扎进泥梗里，挣扎了半天也出不来。我们下来，动员若干村民一起推车，并在退出的空档下垫入石块和木棒。发动机一阵接一阵冒青烟，从轮下喷涌的泥浆射了我一裤裆。孙医生问一村民，路怎么烂成这样？村民答，被采石料的卡车压的，这些家伙同政府有一腿，所以光他妈的搞钱，不修路。

斜阳将山水映得更红，闪闪烁烁中，有一群亮眼睛孩子围拢过来，唧唧匝匝地叫着彝语。我给他们照了好几张像，特别天真无邪，令人想起战争废墟边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孩子。

幸而车后又来了一辆底盘极高的越野车，司机技高人豪放，主动在前开路。如此，历经近两个小时的折腾，我们方下到山脚的一片谷地。孙医生探出头去，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似乎回家了。

受村民指点，我们将车停靠在一个有桥有树的岔路口，旁边的土屋据说是个村中小卖部，却不见人影。领路的村民说，没关系，一会儿人就来了，我们先去办事吧。

我们在村落里穿插，与中国所有的偏远农村一样，狗们惊喜得阵阵狂吠，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领路人也就越来越多。我们还与不少驴子、马、猪擦肩而过。盘桓而上的仄道潮湿而肮脏，露天石碾，歪脖子树，除了偶然传过耳的拖拉机声，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和百年前没啥两样。

上了一个陡坎，再沿着两三层菜地绕回来，我们脚下露出一片瓦顶。我们一步步下，瓦顶右边有一扇柴门，狗叫了，领路人也大叫“老爹”。一个挽着裤腿的蓝衣老汉应声钻出骂狗，并拉开柴门迎客。一行人继续下到土墙边，视野开阔了，我们站在半个院坝里，又应邀上了三、四级台阶，向老板凳坐了下去。

屋里屋外都很简陋，很零乱，夕阳迈过门坎透过去，使我模模糊糊望见了落满灰尘的圣母玛丽亚和毛泽东的像。75岁的瘦老汉阿泽在黑漆漆的供桌上摸了一会儿，端出半土碗蜂蜜和一双筷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矮凳上，连说，吃吧，野生的。

天光还很充足，我照像若干张，再拿出录音机开始交谈。渐渐，夜色以猫的步态，一伸一缩地跃上台阶，接着跃上我们的膝盖；透骨的凉风擦过下巴，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一对时间，已快8点了。老人抱歉地说，我家太寒酸，没办法招待，只好带你们到另一家去吃。

我们连称不好意思，老汉又说，我刚替他们杀的年猪，走嘛，村里有吃杀猪饭的习惯。

的确，人家已派人来催了3次，最后竟来了3个人，打着手电筒为我们引路。几分钟后，进了那人声鼎沸的院落，坝子里已摆过好几桌，妇女们正在收拾残羹。作为上宾，我们被热情迎入正屋——角落里，一堆妇女儿童在看老掉牙的黑白电视，其中有一个包着头帕的老祖母，至少80多岁，哮喘的声响很大，几乎压过了扎扎的电视音量。

矮桌上铺开8个菜，除了炸虾片，全是白花花的肉。我吞了3碗饭，还喝了两杯酒。其间，对吃得心满意足的老汉进行了补充了解——他的跟前有一碗生剁猪肝，他一筷接一筷地整去大半。我刚要去尝一筷，就被孙医生以眼色制止——里面有太多的寄生虫，他事后解释道。

老威：你也坐嘛。

阿泽：我蹲就是了，彝族人都习惯蹲着。

老威：“阿泽”是你的姓氏还是名字？

阿泽：晓不得，我从小就叫阿泽。长大以后，父母才替我取了一个“李天旭”的汉族学名，不过平时用不着。我的祖先姓禄，在曲靖、会泽、昭通一带，至今还有许多禄姓的彝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与我们都属于同一血脉。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这一支从会泽迁到了这片彝汉杂居地。照彝族的习惯，这“养龙村”分两头，这边叫卡念，那边叫卡布。

老威：为什么你没用祖先的姓？

阿泽：这只有父母才清楚。不过我的一个堂妹，在昆明水电工程设计院工作，她要寻根，所以就改姓禄了。我还有个堂兄叫李天禄，名字中也有不忘祖先的含义。

老威：听口气，你还有些文化。

阿泽：只读过几年小学，家境就衰落了。我的老家是团街上头的高家乡白石岩，老爹（祖父）过世得早，我没见着；父亲还有个亲弟弟，可我这个叔叔过世得更早，刚刚结婚，连个后代也没留下。父亲好歹有我这点骨血，他38岁过世时，我才十五、六岁……

老威：这是哪一年？

阿泽：记不得了。有一次，父亲上山砍柴，不小心从岩子上滚下来，把腿骨摔断了。那年月，大山沟里医疗落后，家里只能找个草药郎中，遍山寻些草药来捣碎包扎。父亲整夜挣扎，吆喝连天，为了止痛，就狂抽鸦片烟，很快上瘾了。这可不得了，以后为了抽，就卖祖上留下的田产。他又不会做生意，光出不进，家就这样败了，临近解放，只剩下20多亩田和一户院子。

老威：你父亲死后，家里还留下几口人？

阿泽：母亲、我、媳妇和不满周岁的娃娃。

老威：自己种田吗？

阿泽：养了一头牛，全家都下田。当然，也佃给别人一部分，收些租。

老威：你家院子有多大？

阿泽：正房有3间，左右厢房各两间，下头关牲口的碾房有4间。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地主做得有些勉强，如果放在较富庶的平坝地区，可能你只能算个富农，甚至富裕中农。

阿泽：父亲再晚死两年，田和房子都抽光啰。

老威：那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你就是贫农，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我爷爷是地主，据说他的弟弟就是靠一杆鸦片烟枪，败完了几十亩家产，而成为贫农的——撞上解放，他又翻身做主人，去分他哥哥辛苦挣来的田地了。

阿泽：这是命啰，1950年，村子里20来户人家，就我和我的堂兄家被划为地主。这彝族地盘太穷了，相比之下，我家的日子稍微好过点；其他还划了3户富农，也不见得有多富。

老威：听孙医生讲，你的堂兄是老革命，还当过中共云南宣威县长？

阿泽：他就是李天禄，读过许多书，在家族中文化最高。1947年他师范学校毕业，就走出家乡投奔革命，从此几十年没回来。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查抄财产，瓜分田地，他的继母还叫抓去判了刑呢——亲不亲，路线分，他是革命干部，哪怕在外面晓得家里出事，也不能吭声嘛。

老威：听说在四川大凉山，黑彝被称为贵族，白彝和红彝被叫做娃子（奴隶），你们这儿呢？

阿泽：我们这个方圆两里的村，除了汉族，住的都是黑彝。所以划阶级与这个没关系。

老威：20来户人家就划了5户剥削阶级， 敌人的面也太宽了。

阿泽：是啰。

老威：接下来的遭遇呢？

阿泽：解放了，上头派来工作组，下村子一摸情况，明摆着。于是提出要“合理负担”，即所有地主与富农都要照政府的要求纳公粮，每个月按人头交两百多斤。动员会开过好多次，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在大形势下，我们最先得雇人，走5天5夜，将1000多斤粮食背到昆明去入库；后来团街建立粮站，送粮就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

老威：有人押运吗？

阿泽：农民协会来个口头通知，你就是饿饭也得送。新政府的意图就是要把你的汁水挤干，然后才抽筋剥皮。到了1951年3月，家里无粮可交了，就捕人了。

老威：工作组来捕人？

阿泽：我这种死老鼠，来几个民兵就吓得没魂儿了。我从来没见过工作组，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见工作组。3月抓了我母亲，4月又抓我，都关进团街区上的监狱。

老威：你母亲被捕后，你没逃跑？

阿泽：周围都有眼睛，连地缝也没得钻。

老威：你和你母亲是被绑走的？

阿泽：他们带了麻绳，见我们太老实，就没绑。一伙人端着枪，指着我们出门。嘿嘿，也不晓得那种老枪能不能打响。

老威：他们有没有逮捕手续？

阿泽：啥子手续？就说了一句“区上要捕你”。

老威：“区上”是什么机关？

阿泽：晓不得。总之一到团街，就塞进一户老院子，那也是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每间屋都塞满人，有两三百号啰。

老威：全是你这类的？

阿泽：有一半是各乡各村的地富，其他就是小偷小摸、奸淫、土匪之流。昼夜都在审讯，搞得一片鬼哭狼嚎。

老威：你没挨打？

阿泽：关了几个月，审讯我3次，没挨打。

老威：审你的是工作组？

阿泽：本地人，也算政府干部吧。

老威：地主也是罪名？

阿泽：我有3条罪名：第一，抗交公粮。冤枉死了，锅都吊起来当锣打了，哪还有粮？第二，窝藏反革命。我老岳父因反对解放军被划为反革命，在没解放之前，我曾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玩了几天，村上人人都晓得，却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罪。第三，造谣惑众。有人揭发——阿泽说的——捉到一个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要奖赏多少多少钱。我是跳河也洗不清嘛。

老威：嘿嘿，新社会算旧社会的帐。

阿泽：临近解放时，地方上很乱，今天听到这种风声，明天听到那种风声，这个也闹革命，那个也闹革命。把人都搞糊涂了。特别是我这种死脑筋，啥子叫革命？晓不得。

老威：命已革到你头上，还晓不得？

阿泽：晓不得。做过的事认帐；没偷没抢没通匪，你再逼我，也认不出帐。

老威：接下来呢？

阿泽：接下来就在龙海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公判，团街区下面几个乡的群众都参加。我们六、七个反革命地主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下接受批斗。两三个小时后，有判六、七年的，有判七、八年的，我判了5年。

老威：由哪一级的法院宣判的？

阿泽：区上的法庭，好像是工作组。

老威：没有查抄财产吗？

阿泽：这是清匪反霸阶段，没收财产是后来土改中的事。我已经劳改去了，在楚雄州的罗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20好几年。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手里落实了地富政策，我才彻底自由了。

老威：你不是只有5年刑期吗？

阿泽：罗茨是个极偏远的乡，我去时，农场有七、八百犯人，全部在开垦荒地，每天挥十几个小时的锄头，非常苦；后来又种水稻、玉米。我天天扳指头熬到1956年刑满，心想要回家和老婆团圆了，政府又来开会骗人，农场干部在会上说，现在你们已获得新生，有公民权，在人格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了。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就太好了。政府将无微不至地关心你们，给你们修工人宿舍，让你们结婚生孩子，安家落户，这总比你们回到社会上无依无靠，还受歧视强。

犯人头脑简单，许多人相信政府的甜言蜜语，就留场当了工人；也有人表示不愿意，政府就来硬的，不留也得留。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我们的工人资格又被取消，重新成为专政对象。以后运动来运动去，七专政八专政，我们就没清静过了。强迫劳动，强迫学习，外出要请假，违规要遭罚——政府的许愿全成了泡影。

老威：这么多年来，你的家庭还在吧？

阿泽：早散了。母亲也被判了刑，牢还没坐出来，就在土地改革那年死了。

老威：怎么死的？

阿泽：晓不得。

老威：也就是说，自你们母子分别被捕，即成永诀？

阿泽：以后还见过一面，那是在判完刑押送去劳改的途中。当时武定还是楚雄州的一个比较大的专区，管禄劝等十几个县，我们100多犯人由禄劝转武定，在专署门口暂时集中，再等着分派到各个劳改队。我们下了囚车，被绳子串着，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在飘飘的雨丝中，每个人的脸都是青的，下巴还滴着水。我们在泥浆子里站了几个小时，为了转移浑身的难受，眼珠子就东溜西溜。就在我歪颈子的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母亲她老人家！竟在我身后的两三米外！唉，才分开三、四个月，她的头发就已花白了，而眼睛遮在头发里，猛一撞见，还以为是个瞎子。

那时她才50岁左右，却已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我心里如开水煮，却紧咬舌头，不敢出半点声。母亲也发现我了，她猛然抬起绕着绳头的右手，堵住嘴。我感觉她流泪了，幸好在下雨，要不就叫解放军给看出来。

老威：怎么会这么巧？

阿泽：我母亲也判完刑，在武定看守所搞劳动，等着转到其它地方去。

老威：她判了几年？

阿泽：晓不得，也没敢问。

老威：母子就那么彼此望着？

阿泽：还同走了一段路。当时已捱到下午五、六点，政府才来点名分配，由于从武定到罗茨劳改农场的公路正在铺，所以许多人被弄去修路；而我和其他5名犯人被挑选出来，派到山上一座寺庙旁边去烧石灰。

老威：你母亲呢？

阿泽：也没剩下，可具体去哪儿晓不得。几十个犯人互相牵扯着，排着队从武定出发，在真枪实弹的逼迫下走了大约10公里烂泥路。我和母亲肩擦着肩，在犯人队列中埋头赶路，路况较平展时，领队的干部为了提神，就121，121，123——4！地喊口令，大家立马挺胸抬头，脸红筋涨地跟着喊；我和母亲也喊，她的声音只有一尺多远，却只能感觉到细细的尾音，像一根铜丝在刮耳朵。

老威：那么远的路，至少要走两三个小时，你们就没有谈话？

阿泽：周围都是解放军盯着，所以一想说话就很紧张，不敢转头，眼角也不敢乱瞟。遇上烂泥潭或土坎，母亲的步子就不太稳，好几次滑倒，连累了一串人；我本能地伸手去扶，觉得她浑身都在打哆嗦。有一回，我的手慢了一拍，母亲的膝盖就咚的跪到地上，绳子把前排走的人都差点拖倒。

如今回想，路那么长，从天还亮走到天黑尽，再有大手电筒和火把照着，也不可

能不说话。母子感情，十指连心，牵着疼啊，况且彼此不知消息已好几个月，家里的媳妇、娃娃也晓不得咋样了……

我已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些啥子，要不就是我说了她没听见，或者她问了我没反应。解放军也没咋管犯人说小话，可我们母子晓不得咋搞的，就是对不上号。唉，有啥说头！一样都没有了，人都快熬成灰了，顾不上顾不上了。

我留在了烧石灰的地方，就像做梦一样，母亲他们不知消失在哪儿了。几十年后才晓得，她第二年就死了，娃娃也死了，媳妇也死了。

老威：绝户了？只剩你1人？

阿泽：是啰。

老威：在土地改革那年？

阿泽：一土改，我家就叫瓜分掉了，媳妇她才十八九岁，却抱着1岁多的女娃娃，被赶出自己的院子。后来恳求农民协会，给了她一个猪圈大的破屋。

老威：孤儿寡母怎么过呢？

阿泽：地主婆嘛，在村里讨饭，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捱着。有时也帮贫下中农干活，人家就赏几斤粮。我娃娃营养不良，没多久就病死了，至于啥子时候、咋个死的我也晓不得。

老威：你老婆没跟你离婚？

阿泽：没有。

老威：不错嘛。

阿泽：农村女人文化低，所以认命。她是1958年大跃进死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她被弄去背柴、敲矿石，粮食定量又低，她又累又饿，终于垮了。

老威：你在她身边吗？

阿泽：不准假，就回去不了。我后来才晓得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成骷髅了。平时没知没觉地躺着，只要听到那儿有吃的，眼睛方哗啦一下睁开，手也乱抓，把布条、泥巴、草，啥子都往嘴里塞。

老威：1956年你刑满，就该是有公民权的工人了，为啥还不能探亲？

阿泽：转眼就变了。再说1958年的革命形势很厉害，不仅我们不准上街，农民也不准上街，都被圈在劳动现场。店铺关门了，赶街都取消了，为了节省时间，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两年内超英赶美，大伙买盐巴也是委托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供销社跑个来回。区乡的街上、马路上，全部空荡荡的，偶尔有外乡人路过本地，如果叫眼尖的发现，立马就会被腿快的群众围住，拉你到田里地里或者山上的炼铁场去做贡献。城里人也好，干部也好，你解释没用，中央的大政策摆在那儿呢，你不放下架子，群众就用拳头和口水帮你放下架子。

所以一个小小的地主婆，累病累死算个啥？

老威：人都快死了，还不通知亲属？

阿泽：一年多以后，我才晓得媳妇不在了。

老威：大跃进时代的效率也太低了。

阿泽：我没钱，她更没钱，所以没法寄信；不寄信，双方就晓不得情况。1959年夏天都过了，我已好久好久没她的下落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啥子亲人都没有啰，除了她，我也没啥想头。刚好，队上额外开恩，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张明信片，我就迫不及待在这上面写了几行字，当家书给媳妇寄出去。

老威：这公开的家书怎么写的？

阿泽：太简单了：“好长时间没写着信，我也没钱带信，也不晓得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老威：没收到回音吧？

阿泽：媳妇没回音，那边村里一个好心人却回了信：“你老婆已经不在了。”其它就没说啥了。唉，又过了许多年，我才真正弄清媳妇她是怎么不在的。

又能咋个样嘛，人还得活下去。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种的粮食不够吃，就以瓜菜填肚子，油荤见不着，人也浮肿，数我命大能熬，好不容易起死回阳。

老威：看样子，你在劳改队已呆习惯了。

阿泽：人长了两条腿，做梦都想到外面的世界走动嘛，所以一有探亲假，我还是要回家。

老威：你的家在哪儿呢？

阿泽：村上的熟人家还是可以去一下。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也疲了，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看穿了，无所谓。

老威：里面也搞文革吗？

阿泽：反右、文革都在干部中展开，和犯人无关，因为我们比右派和走资派还要坏些。不过运动一来，监狱就会严管，一律不准探亲假，稍有言论，将以破坏罪论处。

我还以为要在监狱混一辈子了，灰心得整日眼皮都懒得抬。不料毛主席一伸腿，邓小平上台，地主阶级摘了帽子，出头了。50几岁的我被清理出狱时，真比贫农还贫——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生产队干部看着我都头痛。幸好筋骨还结实，干活是把好手，就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到这家上门。当时她是个50来岁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娃娃，正需要个帮手。

一晃又20多年，我已75岁，老伴带来的娃娃也都成家，连孙子辈也有几个了，虽然不是亲生，我也可以满足了——所以我极少对人提起过去，忘了就忘了吧，搞得心情不好有啥意思。

老威：你落难时，你那个当官的堂兄没拉你一把？

阿泽：他在路线斗争中多次受冲击，文革中更是自身难保，只有在邓小平手上，兄弟俩都老了，才敢见面相认。他晚年比我凄惨，去年1月，他忧虑过度，患癌症去世了，太可惜。

补记：

吃罢杀猪饭，再与村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过9点钟，夜就显得很深了。在伸手不见五指中，几个领路人前后照应着，用手电筒带我们走了大约两里曲折小道。有个8岁女童尤其热情，拉着我的衣角，像个毛乎乎的刺猬，感动之下，我塞给她50元钱和一包糖果。

我和蒋老师被安排在乡村医生张彩香家住宿。张家有前后两套院子，丈夫和儿子又在外打工，所以在村里算富户。可是院内潮湿而肮脏，我们敲门进入时，先是一条狗，后是一群鹅，再后才是两头猪，连奏了好一阵畜生交响乐。跟着，炸起一串吆喝，畜生指挥家张医生扯亮了大门、中门、侧门、圈门、里屋门的乱七八糟的灯，我们在灯影中垫起脚后跟，但还是连踩了两三次畜粪。终于登堂入室了，张医生端出一盆碳火，就坐下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个50来岁的脸蛋红扑扑的妇女，回忆起当年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医的情景，依然充满憧憬。

我却对着墙上并排张贴的东西发呆，那左边是基督教年历，外圈大红大艳，对联为“辞旧岁数算神恩，传扬圣经救世真道”，横批是“神爱世人”；而在右边大红大绿的背景前，屹立着油头粉面的毛泽东，对联为“巍巍青山历史丰碑，彤彤红日民族正气”，横批是“伟大领袖”。

“妖魔和上帝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孙医生不禁对张医生的信仰提出质疑，后者回答说没有多想。孙医生立即起身告辞，到村里另一个小学教师家去歇脚。

张医生送客毕，有点尴尬地望着我们，问信主吗？我们沉默。这个赤脚医生出身的信主的妇女打了个哈欠，把蒋老师带入四面透风的2楼；我在底层打滚多年，眼光

四下一溜，就坚持就地睡沙发。事后蒋老师说，她一夜被子蒙头，也冻得无法入眠，看来老威不愧江湖油子。

院内无茅坑，夜里我在野地拉了屎。大清早起来又肚疼，只好在张医生的指点下，钻进土路旁一个半人高的洞。我下准脚，闭目咬牙蹲坑，感觉置身于一个密封的大粪罐筒。突然吱呀一声，我受惊睁眼，却是一个狗嘴伸进了门缝。慌乱之中，我也变成一条狗，汪地窜了出去。就在这眨眼间，大小四条狗已挤入，愤怒地抢吃新鲜大便。

7点多钟重新上路，蒋老师觉得她的车技高超了不少。在山顶绕行时，路过“麻风病人”张志恩所在的大平地，我虽是个泛神论者，却在内心为他们做了专一的祷告。9点过钟回到团街，我们与蒋老师告别，目送着她风尘仆仆地驾车返回。

本想吃碗热面，可从禄劝县城发来的长途中巴已吱地刹到脚边。我和孙医生立即登车而行，并相视一笑，庆幸此行的运气不坏。

土改受害者张应荣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点过钟，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葱葱郁郁，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车内还有一小半的座位空着，我和孙医生由于坐得宽敞，所以都袖着手，笑嘻嘻地聊了一会天。腹内饥焰熊熊，我们就分享了好几块准备捐献给山区的软糖，觉得味道很美。我不禁联想到昨天饭桌上的生剁猪肝，感到还是该尝尝鲜，理由是既然曾生吃过鱼和牛羊，那猪也不在话下，况且那猪肝里还拌了杀菌的姜蒜与酒。孙医生闻言，笑脸顿时沉下来。说你们这些作家啊，如此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搞不好那天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死掉都不知道。我说路倒路埋很惬意嘛。他说人不能这么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在彝族地区跑了几年，发现寄生虫引起的发病率极高，并且很难治。乡下猪圈臭烘烘的，猪们吃喝拉撒都全在里面，这样长出来的所谓生态肉肯定也含有多种寄生虫，人一旦生吃，寄生虫就找到了扩大繁殖的温床。有的彝族，经常头疼，明明是脑子里已爬满寄生虫了，还自以为是喝酒喝的。我理屈词穷，只得点头称是。孙医生又说，在乡下最好吃素，荤以牛羊鱼肉为佳；可遗憾的是，彝汉民族都以养猪为主，所以他不得已用餐沾肉后，都要啃个生萝卜化解。我立即检讨道，我就是吃猪肉长大的，一天不吃就无精打采，这都是小时候饿饭，或一个月只配给半斤肉的毛时代造成的后遗症，今后一定痛改前非，从少吃不吃到改吃其它肉。孙医生笑了，连说没这么严重。如此说说笑笑，路和风景就被抛在后面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布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清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

9点41分车抵撒营盘镇，便减速拐弯入客运站内停靠。司机宣布休息半小时，于是多数旅客下车上站内的收费厕所，然后站在院坝里东张西望。我和孙医生小便罢，逃跑似的窜到大街边透气，不料又迎头撞上一辆客车；避闪之间，但见三架马拉砖车狂奔而至，车夫敞胸露怀，挺立车头啪啪舞鞭，激起阵阵烟尘——回想一下，我可能十几年没见过如此蔑视交通法规的马戏表演了。在昏日头下，小镇像个浑身打满补丁的邋遢婆娘，街道短而阔，两旁的房屋矮而挤，污泥浊水四处明目张胆，纸片及塑料袋随风起落。孙医生说，撒营盘是老区了，旧社会就管撒老乌、则黑等好多个乡。我们在车站大门旁的小吃店要了两碗猪肉臊子米线，孙医生先头拒绝，后来经不住诱惑，还是连汤带水都下肚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没啥看头，我们10点过就回到车里，公厕的臭味时浓时淡，我一看到时间了，就叫为啥还不开车？售票员置若罔闻。拖至10点20分，车里又涌进一拨彝族农民，满了，又有人吼道。司机趾高气扬地从靠背上回头望一望，才不紧不慢地缩回去，发动机卡卡响了。出了撒营盘没多远，就碰上修路，车速顿减。我原本在打盹，却突然被抛起，脑袋撞顶，又咚的反弹回来。我哎哟一下张目，见满车旅客都在前倾后仰，犹如置身激流之上的气垫船。孙医生在旁边摇摆着下巴说，老威你好福气啊，这种路上也睡得着。我嗯了一声，探头出窗——一边峭壁一边悬崖，之间才是肚肠一般的曲折山路。一堆筑路民工正各持器械，把横七竖八的条石撬到边儿上，给我们腾出前面的道。我吐了吐舌头，满腹疑惑地对孙医生说，怎么这路修得跟水渠似的？后者回答，避免翻车嘛。这条路出过不少车祸，前不久才有一辆中巴，拐急弯没刹住，就直接冲下悬崖，连岩石也没挡得住。那车打了几十个滚儿，落到两千米以下的河沟里，完全扁成一只烂饺子了。我问死人数量，孙医生说有近20人。我联想起饺子馅儿一般糊涂的人肉酱，肚内一阵翻江倒海，可有什么办法，人类还是要继续前进。这不，刚过去这一段，又连续三四个急弯，我们像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风中芦苇，大起大落，大摇大摆。兀地从山嘴又冒出一辆货车，我方只得在三四米外站住，而后轰轰撤退约20米，方擦着靠崖的堡坎停下来，让对方鸣笛而过。地势越来越高，峰峦犹如一伙患了牛皮癣的秃头巨人，在忽明忽暗的云层中沉浮着；太阳偶尔露一面，但很矮，几乎就与人的眉毛平行。此时，我看见了顶端平展的轿子雪山，它在深不可测的天幕的拂动下，微微起伏；随着车的绕行，它也像一块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人脖子之外远远地绕行。隐隐约约，我还在轿子山脉的某一处皱褶里，发现了一颗米粒大的红点。孙医生说，那红点是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我叹息道，连那么高那么缺氧的地方也信主了。孙医生却说，那不是轿子雪山，而是旁边的凳子山，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两座山就重叠了。当然，那里的彝族村都信主。也都经历过土改。下坡了，由于条石长堤在两边无限延伸，所以我觉得中间的狭路似水流淌，似光阴流逝。下午2点21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与撒营盘类似的山区小镇，区别只是比

前者更小更旧，街两旁低矮房屋的颜色更暗淡。旅客们瞬间就作鸟兽散，我也跟随提着两包行李的孙医生走在空荡荡的街中心。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空气寂静，一旦驻脚，恐怕能听到苍蝇的嗡嗡或骡子尾巴的煽动。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5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铺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客随主便，我们先去街上寻了两碗羊肉米线吃了，再回来等候。孙医生在背阴的药店里喝茶，我却提一只小凳，蹲坐在“三春饲料经营处”的短墙外晒太阳。脚底是一溜斜坡，两边的污水沟蜿蜒着，顺坡而下，将房屋的石头基脚侵蚀得墨黑。我极目望远，见山丘朦胧，成片的瓦顶光斑闪烁，可塑料垃圾仍然颤动着，飘飞着，成为中国所有乡村风景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孙医生又进饲料经营处打了电话，转瞬间，一个黑脸汉子骑着摩托，威风凛凛而至。我们由他带路，贴着土墙，从斜刺里穿过去，在拐弯后又上了一个坡，就来到上村。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3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铺集中的商业活动区，上下村则镶嵌在田野之中。我们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年代久远的斑驳红墙，上面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标语，据说还是红军时代的。过完红墙，我们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然后上了又高又陡的石阶，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长老张应荣牧师及老伴李桂芝。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爪子一般毛绒绒的阳光探入门槛，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2005年12月30日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了。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90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张应荣：我也84岁了。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5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 3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3个年头。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50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住名字了。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10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1950年圣诞节了。老威：此时全国已解放，你还能继续传福音？ 张应荣：1949年圣诞节前后，云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凉山直到1950年春天还在国民党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谁统治，福音肯定要传的。 1951年开头，共产党忙着更换基层政权，还没功夫操心宗教的事；接着是清匪反霸，再接着是土地改革，我也满30岁了。老威：还没成家？ 张应荣：我30岁才定亲、结婚，跟着，家里就被划为地主。老威：你家在当地算大户？

张应荣：我家5哥弟，两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当过乡长，但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却很少。我本人更穷了，在土地改革以前，都一直在神学院住着。老威：那么划你地主的依据是什么？ 张应荣：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们又是子承父业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云南都解放了，我还被神学院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四川彝区，除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到底还干了什么？历史不清；第三，我大哥当过伪乡长，株连了整个家庭。老威：请讲一下你所经历的土改。 张应荣：清匪反霸期间我还住在西南神学院，阶级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则黑，和几十个乡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关押在则黑小学内。群众大会开了若干回，重点是没收土地财产，以及罚款。在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动武之前，一些人还在夜半三更偷偷埋点吃的穿的，打算避过风头再挖出来。可没想到运动越来越激烈，群众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会被搜到，哪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讲究个诚实，罚款，没钱；财产，没有。他们搜来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几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丢在神学院的行李都拿去了。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钱吧？ 张应荣：就一床铺盖，连被面也没有。他们气坏了，连骂我不老实，天下哪有这么穷的地主？开过斗争会，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着大棍子在旁边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懒腰要挨打，就是动一动膝盖也挨打。老威：在牢房里吗？ 张应荣：在露天。膝下铺着敲碎的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里还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震得房梁与瓦片嘎嘎的抖。雨浇在身上，开始还冷，过后就麻木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我的大腿根。膝盖和头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凼凼都染透了。我嘴里反复念叨着：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过来，也算神迹了。 张应荣：当时，雨里跪了一大片，几十个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贫下中农逼着，各交代各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内，受神学院指派，与外国人接触过，与解放军接触过，与国民党军队也接触过，到底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这些国民党军官，有的被捕了，劳改了；有的从昭觉县去了西昌，去了台湾——自土改到1979年邓小平出山，政府来人宣布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写了几百份《坦白书》，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历史问题”。 李桂芝插话：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乌的家里，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带信来，说你家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则黑赶。天不见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怀里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紧赶慢赶，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时到了则黑。看见他跪在雨里面，样子像个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认不出，不是认不出，是魂还没回到肉壳内。我喊了他几声，他总算嗯了一声，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着，一棒敲过来。洋芋掉进水里。可怜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东西都不准吃。老威：撒老乌离则黑有多远？ 李桂芝：90里，我连夜打来回，要走180里。老威：我们从撒营盘坐车过来，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当时我们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狱里探了一趟，啥忙也帮不上，只好边哭边往回赶。拢家时，脚都走瘸了。房子周围有贫下中农监视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再不敢出门。老威：后来呢？ 李桂芝：运动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来的？ 李桂芝：一点一点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没睡着，鸡叫最后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觉到房外有哎哟哎哟的呻唤，就起身去看。一打开门，却见脚下有个浑身磨得稀烂的东西在伸手扯我的裤腿。我赶紧弯腰相认，可怜啊，蒙神的照看，一个快被整散架的仆人才能爬90里山路回家。他已经动弹不了，最后连呻唤的劲儿也没有了。我把他抱进屋，在他身子下垫了一张羊皮，羊皮下又垫了一堆草。就这样缓了一会儿，民兵又来押他去开则黑全乡的土改大会。他动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骂装死狗也没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还不准闭眼睛。 张应荣：四周有三四千人，围得跟铁桶似的；我的身体却如一块生铁，哪个部位都不能动，扭脖子也要出一头虚汗。那天被公审的有十几个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绑，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边，弯腰90度，还有两个民兵将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这叫“坐喷气式飞机”。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耳边还能隐约感觉到小河的水淌。太阳从渐渐散开的乌云中露出脸，天太蓝了，怎么会有这么蓝的天呢？而在太阳和蓝天之下，人们彼此仇恨，被划为贫下中农的大多数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脚底。难道这就是“解放”？难道在“解放”以前，人们没有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村子里，蒙上帝的恩宠，和谐地生存了许多年？ “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变形，每张人脸都是肿的，脑袋被石块、棍棒揍得坑坑洼洼，口水和粪便在上面干了，起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判刑，枪毙人。就在这次会上，撒营盘和则黑的区长、乡长、大住基（彝语，意为大地主）都叫枪毙了；他们的儿子也判了十几二十年的刑，有的疯了，有的出狱没几天就死了。 我与政治没啥关系，也说不上“剥削”了谁，因此苟活了下来。可从此落下了风湿病根，终身残疾。

老威：你没判刑吧？ 张应荣：当时没判刑，只是作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更不准传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势一紧张，我就去劳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劳改吗？ 张应荣：1958年秋天，公社在撒老乌修水坝，我们3个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着又编入四类分子学习队，在禄劝县的角家营和胶山一带烧了10个月的碳。 老威：学习队有多少人？ 张应荣：二百五、六十人，才劳动了1个多月，就有50多人病倒。 老威：劳动强度太大了？ 张应荣：主要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开始紧张，吃不饱。一天才三两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汤大家喝，如此，肚子虽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瘪。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脚上还长了个大疮，开头还硬撑着，可有一天出公差，从早晨走到下午，实在挪不动了，就停下来想歇脚，却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脚上的浓疮哗地绽开了，我痛得虚脱，就倒在地上，无论怎样挣扎都起不来。我感觉要死在这路上了，就在心里祷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这样去见您了。不料过了一会儿，他们居然扶我起来，还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没开我的斗争会。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递给我一把斧头，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已开始大面积地饿死人了。在胶山真金万的时候，同我住一起的四类分子就饿死了3个。啥都吃光了，树皮、树叶、草，畜生能咽的东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东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见的3具尸体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裤子扒掉了，嘴皮萎缩，牙齿如锄头伸出来，好像随时准备着去阴间挖吃食。他们都吆喝了半夜，后来就不吭气了，大家还以为睡过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铺盖，人已是硬的。 民兵监督我们把坑挖深些，免得饿疯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头，大家都看惯了。 李桂芝插话：他被弄走不久，我们3个月大的女儿腰就塌掉了，整日啼哭，拖到1岁零17天就死了。还没缓过气，我的堂兄又悄悄带信回来，你家里那人也快饿死了。这怎么得了，他万一死掉，我也活不成。哭了一晚上，天不见亮就去守在队长家门口，等到人家起床了，才进门跪在地上。恳求半饷，队长终于答应借给我 10斤燕麦、5斤粮票和3元车钱。因为听说学习队不准单独开伙，我就将燕麦炒熟，磨成面，然后搭车去撒营盘，再转车。 拢了学习队，见那儿已饿死不少人，遍山遍野都是新坟包包。那些坟包起得很浅，可能是人们已没力气往上压石头。树也砍得差不多了，但是碳窑还开着，几个活着的刚才还站在窑门口，可一眨眼，他们就坐下了，再一眨眼，就横着竖着躺倒了。 房子里找不着他，我就抓一小把燕麦面给一个人，让他带我去寻。沿着山沟绕了一会儿，看见他蜷在一堆烂草里，进出只有半口气了。我蹲下去喊了几声，他才抬一下眼皮，那眼神又聚了半天，才认出我，两颗泪珠子啪地掉出来。 他吞完2两燕麦面，人就有力气站直了。跟着，趁没人时，他把救命粮和粮票都藏了，答应我一定度过难关，平安回家来。感谢主，59年秋天学习队解散了，他到底还是回家了，虽然已是个瘫子。 老威：他瘫到什么程度了？ 李桂芝：他的风湿病一阵阵发作，两三个月之后就躺着动不了。既然动不了，不出工，粮食定量就要减半，别人一天1斤2两，他就只有6两。 老威：这时公共食堂还在办吗？ 李桂芝：大跃进之后，公共食堂办了两三年，不过，我们地富分子不能进去，打饭在外面，通过贫下中农的手，6两就变成5两了。他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重，身上的疮烂得也快，最后打来的饭都吃不下了。我很着急，又去恳求队长，再借一点大麦面救救人命吧？队长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大麦是细粮，他做不了主，就去与队上其他干部商量。结果还是从仓库里称了10斤大麦面给我。 我每天熬一小碗加了野菜的大麦糊糊，一口一口喂他；接着，我又找队长借了8斤荞麦面。这时，四川那边来了个草医，仔细察看了他的病情，就开出一幅药方，让我抓齐草药后，用药炖鸡给他吃。我发了两夜的呆，在队里想不到办法，只好走几十里路回娘家，费尽力气弄了一只小鸡娃。回来马上炖了，连汤带药带渣都叫他咽了，第二天就有了些起色。 草医说的，人没有一点油荤，药也起不了作用。可那个年月，公共食堂都好久不冒烟了，我的身上也有些浮肿，因为要在每天的口粮中扣一半，还从队上借的细粮，我几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死活绑在一块了，抹下脸皮，我到处去讨。有一个人在食品公司工作，心肠比较好，听了我的哭诉，就给了我 5斤粮票。当时凭着这食品公司的粮票，能买到每碗带两小片猪肉的饭。这太贵重了，如果现在碰见这个恩人，我把房子给他都愿意。 我把这肉片让他吃了，他又有点起色。这时，村里有个懂医的汉族老大爹出了个主意，叫我在屋后挖一个半人深一人长的坑，第一天，在坑里填满桑叶，然后用树干将他架在上面，点燃了，以暗火冲出的桑烟熏烤身体，从太阳露头直到太阳落山，湿毒才透出表皮；第二天，又换松针填坑，再依法炮制。这个土办法还真见效，不久，他的手脚就能慢慢活动，也能下床了。不过还是体虚，最多站分把钟，汗水就牵着线从鼻尖往下淌。 感谢主，又有好心人送了一瓶那年头十分稀罕的云南白药，他服了头一次，汗就止住了；全部服完后，虽然还是干不了重活，可命总算保住了。 张应荣：这次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开了许多事。反正都是政治运动员，就随喊随到，斗争会上也不用你来按脑袋，我先就埋下去了。四清、社教，一般的政治运动还以文斗为主，风头一过就罢了，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你看看我的嘴，只有一颗牙齿，这不是自然脱落，而是被造反派打掉的。一次斗争会打去两三颗，开四五次会，嘴里就空荡荡了。 老威：文革结束后呢？ 张应荣：四人帮粉碎时，依然不准信宗教；稍后，民间经历了基督教的自然复苏时期，但在1982年以前，谁也不敢公开信主。私下聚会被群众检举，队上就要开大会批斗我们，拳打脚踢。前两年，这儿又经历了十字架发光运动，一个村一个乡，成片地信主；而几十年前那么多人信的共产党，现在已没人信了；甚至那些党里的人，也来教堂做礼拜，忏悔自己的罪，还捐款修教堂。 老威：请从头至尾，讲更详细一些。 张应荣：被关被打被吊的次数多了，记忆就有点模糊了。总之，1952年土地改革，我才30岁，就因为信主，被划成地主，跟着受了几十年难以想象的逼迫。每一次陷入绝境，我都以为不行了，却在暗中得到神的保守，居然多活了50几年。这好比《圣经》上写的：“神因西西加的苦难而增添他15年的寿数。” 老威：感谢主给了你一个好妻子。 张应荣：她嫁给我时，才17岁，人漂亮，又出生贫农，按条件，很多好的男人可以任她挑拣。当时我和哥哥去她们乡里传福音，有人来说媒，我就曾推托过。但她主意已定，并且说得到了神的允许。果然，主经过她的手，将大爱赐于我，她却因我受了几十年的拖累。而现在，我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她却生了7年的病，风湿加上妇科，手臂一抬就疼，好像已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她的思想很苦闷。我就说，不必苦闷，这是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神是知肉知灵的神，在我们没有抵达人生的终点，得见他的真面之前，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熬炼清楚。否则，我们如何能赎清原罪，做到纯洁坦然呢？ 老威：讲得很好啊。 张应荣：虽然我太渺小，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却从神的大爱中得到了安慰。 我的一生翻过4次生死的大坎。第一次是8岁，我在半山腰放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是秋天，阳光非常温暖，可一觉醒来，却起了风，一大团乌云将太阳吃了，羊也走散了。我害怕父亲责怪我，就呜呜哭起来，还用手背横着擦眼泪。我不晓得两头狼就蹲在背后，等着猎物回头，好咬断我的脖子。太险了，后来有人发现，那狼嘴几乎抵着我的颈子了，可我还在越哭越伤心，弄得狼们也一头雾水，迟迟疑疑，不敢轻易来扑。 老威：这有点神话色彩了。 张应荣：狼很凶残，疑心也很重。我哭了那么长时间，显然超出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父亲终于赶来了，老远望见他儿子的背上耸着两头狼，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懂得狼的习性，就停步，把双手圈成喇叭筒，拖着长声吆喝，跟着，牧羊狗也狂叫起来。狼立马起身，还不甘心地与父亲对视了半分钟，才转身逃跑。父亲气喘吁吁地冲上坡，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连说好险好险。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羊也一只不拉地跑回家了。大家都说，没有神的照看，这娃娃不可能毫毛无伤地坐在这儿。所以这事儿传开后，不少人信了主。 第二次是我17岁的当口，一家人都出痧子（天花），那年头，这弄不好要死人。我不晓得厉害，仍跑到外乡去。直到在返回的路上，突然觉得浑身发闷，好像许多豆芽从毛孔往外窜，刹那间，天旋地转，脸憋得通红，刚巧不远处有条沟，我就挣扎着爬过去，把嘴直接戳进水里喝，后来，又在兜里翻了些砂糖，一捧一捧兑着喝。麻痘痘就像虫虫这一堆那一堆，我一会儿昏一会儿醒，从太阳当空折腾到太阳快落山，才被一条狗发现，一叫，才唤来几个人，把我抬到附近村子一个草医家。又过一晚上，好歹捡了一条命。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狗就不会来，我也就呛死在沟里了。第二天，我父亲赶来，将我接回家去。后来他说，我儿子大难不死，是神挑拣他，将以使命赋予他。 第三次就是土改，我跪在水凼凼里三天三夜，风湿都侵进心肺了，还被抬去开大会，陪杀场；第四次则是1958年被抓进学习队，又饿又累，风湿大发作。 没有她我早就死了，而目前，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也风烛残年，不能分担她的痛——这可能是翻人生最后一道坎了。

补记

残阳如血，3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了。由于被张长老的经历和气节所感召，还没有信主的我，也在出门前与这个四世同堂的基督教家庭一道，虔心作了祷告。接着，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赶来，接张长老和客人去下面吃晚饭。我们伴着老人慢慢地走，沿途赶牛和赶骡马的村民都语气崇敬地招呼老人，并纷纷让路；在斑驳红墙边，老人说，这就是则黑首户杨心林的院子，从旧社会一直留到现在，可他的后代却早不住在里面了。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上）

采访缘起

告别则黑乡基督教会的张长老之际，我习惯性地瞟了一眼壁上的挂钟，已经2005年12月30日傍晚7点40分了。我顺便问起本地曾经最显赫的家族如今怎样？张长老说，杨区长的遗孀还在，我指一条路，你自己去找她了解吧。

天黑尽了，我们由一位当地妇女领路，在土墙组成的村子里摸索前行。地下沟渠蜿蜒，散发着阵阵人畜粪便混合的臭味，好几次，我们都犹如山羊，在沟与沟之间连续跳跃；接着又绕过大小三道生活垃圾屏障，扁着身体穿过两道墙中间的仄道，终于豁然开朗。我弯腰摘除粘在运动鞋底的塑料袋，再抬头，就感到清风扑面了。远处，重重叠叠的乌云下面，黑黝黝的山丘动荡着，好似大群被栅栏圈定的巨兽，随时都可能咆哮着越栅而逃；稍近一些，则是开阔地和肠子一般盘桓其上的小河；冥空里的树影发出若有若无的低啸，如迷失在阴阳界找不到归宿的冤魂的歌谣。领路妇女转头说，那块向阳的坡地过去是操场，解放军初次进则黑，就在那儿训练民兵，教他们打枪、拼刺刀；后来又在那儿开土改大会，枪毙地主。

我刚要问什么，狗就叫了，跟着，全村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成一片。领路妇女推开一扇矮栅栏，用当地土话骂狗和唤人，然后进了短墙围绕的大院。

我还没看清院内的情景，就被好客的主人们迎上石阶，让进堂屋。领路妇女给我们作了简单介绍，正中坐沙发的老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她驼着背，年轮密布的脸上透出笑来。我和孙医生急忙扶住——她就是本文的主角，84岁的地主遗孀张美芝。隔着火盆与其相对的，是她的四女儿杨思仙，今年59岁；五儿子杨思义，今年57岁。

气氛融洽之后，我顺势掏出老录音机。这是8点零8分，门外的风突然停了，月白如洗；而在门内的昏黄灯光下，在一家几口不间断的抽泣中，尘封已久的回忆裂开一条缝……

老威：今天下午我拜访基督教会的张长老，路过你家的院子上头，觉得一长溜青瓦之下，那面桔黄色的斑驳旧墙很特别，比周围所有的农家大院都气派。我在墙前照了像，还问过张长老，是否可以见一见这户主人？张长老说，这是当地最大家族的宅子，可目前只剩一个外壳，住不了人，就弄成牛圈了。我追问人呢？张长老说，几十年前就搬出去了……

张美芝：土改那年，我们就叫撵出来，挤在旁边的牛圈里；而贫下中农翻身了，成了我们院里的新主人。

老威：请讲讲当时的情景，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张美芝：记录？

老威：是啊，目前距离1952年的土地改革已相当久远，50岁上下的人，有所耳闻，但记忆早模糊了；而40岁上下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只能从小说、电影、官方教科书里去了解；再往后的人，连了解的兴趣也没有。

张美芝：是啰，陈年老帐了，谁也不耐烦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老威：我是个写书的，不愿意你们这代人如此被淡忘掉。

张美芝：说不清啰，我26岁就撞上土改，今年已经84岁啰。又哮喘，胃又疼了好久。

老威：奶奶你莫着急。

张美芝：着急也没用啰，感谢主，我还活着。我不会埋怨谁，更不敢埋怨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形势，我们普通人是无法阻挡的。在这地方上，我们家世代为官，为老百姓断案时，虽然尽了力，也不能说就没犯过错。除了全能的上帝，连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也不敢打保票说，自己没错误。所以，我们家被划成地主是应该的，贫下中农开大会斗争我们也不过分，过去几十年了，不给地主平反也算了，全能的上帝心里有数。我们家现在还过得去，又有读大学的，又有做官的，胜过好多贫下中农家庭。

老威：奶奶你满足了？

张美芝：我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我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浑身抽筋。我们家作了什么孽，要被杀掉那么多人？我的丈夫杨心林，原来是这儿的区长，我的哥哥张应心，是乡长，在土改大会上一起被枪毙，两具死尸抬回来，连舌头也叫人割掉了，凭啥就这么惨？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们家原来有多少口人？

张美芝：算不清啰。往上说吧，我家外祖生有两个儿子，由于两兄弟非常要好，没有分家，就把彼此的儿女都视为己出。老大育有3个儿子，老二育有两个儿子，照统一排行，这一辈的老大就是杨县长，他可是多少年以来，则黑这偏远地方出的大人物。他早年外出求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共产党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是校友。25岁即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荐，去云南德钦县任县长。

老威：藏族地区的彝族县长？

张美芝：是啰。那时的德钦还叫安东，吏治不清，盗匪横行，龙云就特别举荐志向高远的大哥去解决难题。果然大半年后，那地方就清净了——杨县长因此名声大振，还受过政府的嘉奖。大哥是解放前夕病死的，他幸好病死了，否则也难逃劫难。

老威：为什么？

张美芝：大哥做人的宗旨就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讲武堂读书时，曾经因为被洋教官谩骂成“东亚病夫”而拍案而起，并公开与洋教官比武获胜，结果却让龙云绑了。但是，他的民族气节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老威：共产党也打“民族气节”的牌。

张美芝：可大哥他既然信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不会再改换门庭，去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我二哥是撒营盘（解放前叫永山区）保安大队长；脾气也和大哥一样。老三就是我的丈夫杨心林，当时是永山区区长；四弟和五弟没啥作为，就是个不愁吃喝的普通人罢了。

另外，我娘家也不算差，哥哥张应心，做过则黑（解放前叫永安）乡乡长。

张美芝的四女儿杨思仙插话：

我看过小说《苦菜花》，我们家真是比苦菜花还苦！土改那年我才5岁，本来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娃，但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爸爸和舅舅，呜呜……

老威：怎么失去的？

杨思仙：呜呜，1952年头上，爸爸和舅舅就叫民兵五花大绑带走，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起，关在则黑小学内，以后又升级，关进了乡公所。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当时妈妈也叫抓走了，19岁的大哥因为害怕，就跑进山里躲起来，家里就剩两三个娃娃，连自己都顾不过来，那敢探监？直到开大会那天……

老威：你们也去了？

杨思仙：我们躲在牛圈里，门窗紧闭着，饿了两三天。大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因为一碰上贫下中农的娃娃，不仅讨不到吃，还要遭围攻。只有夜里才从门缝钻出去，像老鼠一般在野地里窜来窜去，见啥捞啥，能进嘴就行。那一整夜，我们都不敢出去，因为民兵轮换着巡逻，一见影子就开枪打。我们抱在一块，滚在烂草里，迷迷糊糊觉得天透亮了，墙外响起许多脚步声，并且一直不停。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脚步声过完。估计一两个钟头吧，墙外才清净了，好像那些人都到河边的操场开会了。从门缝朝外瞅，还有民兵端着枪来来回回走动，一个人嘴里还叼了根烟，我听见他们在议论：“今天要敲七八个脑壳。”

有个人不信，说敲不了那么多；另一个人反驳：“只有多，没有少。”两人就开始争起来，面红耳赤。直到民兵排长过来制止，并且说：“过一阵响枪就见分晓，你们两个猪脑壳打个赌啰。”于是两人就打赌，输家割2斤肉来办招待。

老威：杀人还打赌吃肉？真跟过节差不多。

杨思仙：旧社会，除了过年，乡下难得有啥大事，解放了，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就月月有大事。特别是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就天天有热闹。那天上午，我们在两里之外都听见喊口号，排山倒海似的，一阵接一阵。快散会了，妈妈被放了回来，披头散发，浑身都在流血。我们扑上去叫妈妈妈妈，她才慢慢坐下，魂不守舍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问饿不饿。又说要去村里给我们讨吃的。过了大约十几分钟，门口嘈杂起来，我们还来不及紧张，有人就轰轰擂门。妈妈刚挣扎起身，门就一下子倒下来，我们看见刺目的光亮中横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爸爸和舅舅就这样被人抬回家了。

张美芝：我被关起来很多天，受尽了折磨，那天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七八个人，其中有我的丈夫和哥哥。我一早就与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被民兵五花大绑了，押去批斗，并且陪杀场。在离会场不远的河边，被宣判死刑的阶级敌人后颈窝插了黑牌，五花大绑后，大腿也叫麻绳给缠了，嘴里塞了一团烂布。我在两米外，眼睁睁地看见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民兵们按跪下去，拔掉黑牌，用步枪嘴抵着胸口，砰砰两响。我哥个头大，晃了几下还没倒，后面的预备枪手接着上来，抵着那已被打烂的胸口补枪。血砰的又窜起很高，有一支血箭叭的喷向枪手的肩头,吓得他一闪,就顺势一脚,把我哥踹翻。他一边擦血一边骂娘，还迈步上前，踩着在地下挣扎的我哥再补枪。咽气时，我哥就横躺在我丈夫身上，他的手向天空抓了一把，就鞭子一样软了，脑袋也滚到左边，刚好与我丈夫的脑袋碰到一处。血骨碌碌地冒着，在阳光下显得很亮，两个亲人像在说悄悄话。我被两个民兵架着，头发也被揪着，这样就没法低头，可他们是我的亲人呀，再没法低头，我也不忍心看下去，好多次，我闭上眼睛，但人家骂我，把我的眼皮撕开，我的眼珠子都叫弄出血了。泪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脑袋全是包块，伤口淌出的浓血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一直想自己站起来，因为被人家架着太难受，而且形象不好，挺丢脸，我好歹也算个贵妇人呀。在大难之际，也应该保持起码的气节。可是，我无论如何站不了，脚尖一试再试，腿肚子就是抽筋。唉，丢脸也是没办法呀！

最后，我突然看见，两个民兵举起枪，用枪嘴捣我两个亲人的门牙，还拿刺刀使劲撬。我毕竟经历过一些事儿，我晓得他们要干什么，顿时天旋地转。我猛然狠咬自己的舌头，我想喊：“把我的舌头拿去！别再折磨死人了！”可是，脑袋轰隆一声，就啥也不晓得了。

老威：他们是当众割死者的舌头吗？

张美芝：是啰。

老威：群众有什么反应？

张美芝：大概有几千人从会场那边跟过来，乌压压一片，把周围的庄稼地都踩平了。我恍恍惚惚，只听见大家都在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某某某死有余辜！”“土地改革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许多小孩向阶级敌人扔石头、泥巴，挤在路两边用树条条抽坏人。我挨了数不清的打，已不晓得痛了。

唉，这是大形势啊，莫说舌头，就是当众将所有地主千刀万剐，群众也只会鼓掌欢呼。

老威：那主持大会的干部呢？

张美芝：我在台下，只听见宣判死刑的声音，没看见人。

老威：我能看看《判决书》吗？

张美芝：没有《判决书》，那次毙了七八个，劳改了十几个，都没发《判决书》。好像那个时代，不兴发《判决书》。

老威：我曾见过50年代的《判决书》，是用手写的，很潦草。

张美芝：我不晓得。

老威：哪一级法院判的，档案里应该能查到。

张美芝：都是本地工作组判的，我也不晓得是哪一级。

老威：是吗？那割掉的舌头能做什么用呢？

张美芝：当药。

老威：内服还是外用？

张美芝：当跌打损伤药外用。后来听说，我两个亲人的舌头被他们割去，交给了当地的民兵连长。因为那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而这个模范连长在执行抓捕任务时，被狗咬伤了大腿。不晓得是不是报应，那腿伤感染化脓，一两个月都不结疤。人家采了很多草药，捣碎包扎；乡里区里的卫生所、还有民间的郎中都看了治了，就是不见起色。人家急了，就照高人指点，把我亲人的两根舌头阴干，切成片，捻成粉，撒在伤口上。

老威：果真有效吗？

张美芝：按理说应该有特效，可人家用舌粉天天敷，不仅无效，而且还溃烂成了碗口大的一个洞。人家起不来床，呻唤了20几天，被十几个民兵护送着，又是担架又是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抬到武定县城。结果还是抢救无效。死了以后，丧事办得很隆重，乡里开了追悼大会，区政府派人来念悼词，人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思仙插话：

我和弟弟看见死了的爸爸、舅舅，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已不是平时所熟悉的长辈了。他们血肉模糊，胸口翻开比汤碗还大的洞，特别是那张脸，犹如一块被砸碎的玻璃，到处都裂着缝。妈妈面无表情，像在梦游一般走过去，抬起破衣袖擦爸爸的脸，又转过头，叫我拿木桶打水。5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用棍子抬了半桶水回来，妈妈一点一点给爸爸和舅舅擦洗，她咳着嗽，一会儿又发呆，还一下一下拉扯他们的嘴皮，好像要让豁开的嘴闭拢，但是已不可能了。因为里面既没舌头也没牙，就一个叫彻底捣碎的圆洞，下巴都快脱下来了。

妈妈给他们洗了大半天，我和弟弟抬了很多次水，饿极了，但不敢出一点声。天慢慢黑了，我们却没有力气把我们的亲人抬进家门。太阳落坡了，风开始大了，鬼哭狼嚎，像些冥空中的爪子，将房上的瓦片翻得夸夸地响。妈妈说，你们进屋吧。她却又在外面站了几分钟，才进来关了门，把我们紧紧搂在怀中。我们挤在烂草堆里，已哭不出，或者已没力气哭了。我在心中叫了无数遍爸爸和舅舅，在我的脑子里，他们永远是慈祥的，总是讲道理，没骂过谁，没动过谁一指头，见着家里的长工也总是笑脸。我不懂啥阶级斗争，也不懂他们为啥非死不可，并且死得这样凄惨。

张美芝：第二天，我悄悄联络娘家的人，用木板板把两个亲人抬上山，草草埋葬了，连个坟包也没敢留。由于慌张，也由于饿得缺力气，坑挖浅了，两个亲人的尸骨当晚就叫野兽刨了，肉全啃光，剩下的白骨拖得东一块西一块。真是造孽啊。我只好收拾残骨，重新埋了一次。

老威：唉，人死如灯灭，惨剧总算结束了吧。

张美芝：远远没有结束，远远没有尽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家族到底死了多少人？我算算——大哥杨县长家，大女婿被枪毙，大女儿在极度绝望之中，先用麻绳勒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服毒自尽；二哥杨大队长家，二哥和两个儿子同时遭镇压；老三杨区长，也就是我们家，死了父亲、舅舅、三儿子、外婆、外公……

老威：都是公开镇压的？

张美芝：孩子他外婆是叫民兵活活打死的，他外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乘值班民兵松懈，用裤带吊死在监狱里。我的三儿子死于1954年，民兵在坡上发现了他，就开枪了。我四弟当时才20多岁，结婚没几天，由于生性老实，日子也过得平凡。可他也受到家族株连，叫弄去枪毙了，冤啊。

老威：真是人命贱如草啊。

张美芝：应该是人命不如草吧？都长在野外，草和草之间至少平等吧？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下）

插记：

谈话至此，屋里已抽泣成一团，我不得不暂时关掉录音机，悔罪似的低下头。户外狂风大作，似有无数无形的脚，踹得房梁嘎吱嘎吱地摇晃。我曾寻访过无数冤案，自以为已心如铁石了，不料此刻却心乱如麻——这样追下去的意义何在？大家都是人，都有权利忘掉噩梦，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

我的耳边再一次响起日本新民谣歌手冈林信康的声音：“你就是你，你不能变成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地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能够“注视”已经不错了，又不能一直停在原地。注视以后呢，就走开？或者象我这样，写下来公开出去，给你我他的生活添一点点徒劳的不快，短暂的郁闷？

再以后呢，地球依旧转动，专制依旧进行，人类如虫蚁般生生灭灭，能否改变一丝一毫？上帝在哪儿，当我空想这些问题时，他觉得好笑吗？

最体面的解答是，这个民族需要历史。可国家、民族、政府等东西除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灾难，就是虚妄和疯癫。

打住吧，别费这多余的脑筋了。

老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话题还得进行下去。其实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当我爷爷的田地和院落被瓜分掉，人叫抓起来斗争时，我爸爸正在外县教书，他不敢回去，怕人指责阶级立场不稳。后来我在老家了解到，我爷爷婆婆被划成四类分子，几乎天天挨斗，还挂黑牌游乡。有时候，民兵将砖头竖起来，命令我爷爷站上去，这种体罚最多持续几分钟，人的腿肚子就哆嗦，接着就摔倒。一两个钟头，我爷爷要挨几十次摔，直到爬不起来……

张美芝：这不算啥啰，在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杀害之后，他们也把我抓去，连斗40个昼夜，天天五花大绑，只有吃饭和解手才松绳子。由于不准回家，我两岁的小女儿吃不上奶水，就活活饿死了。

老威：你有多少儿女？

张美芝：除了没活成的，当时我家共有五儿两女。我小杨区长19岁，是续弦，所以我嫁过来那阵儿，前房留下的孩子已成人了。大儿子叫杨思源，19岁，旧社会就在读武定县初中，一解放，受家庭株连，上不了学，还被人诬陷，说他有歹心，要杀解放军多人。天哪，老大是文弱书生，连枪都不敢摸，还提杀人？但是大形势下，有口难辨，他也只有逃命，躲在山上做了两年野人，1954年才被捉住，判了20年徒刑；我二儿子叫杨思蒲，不满16岁，在本地上小学，被贫下中农检举，罪名是“书写反动标语”……

老威：什么反动标语？

张美芝：晓不得啰，检举人是文盲，可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一说工作组就信。就这样，老二被抓起来判了7年刑，服刑期满继续留场，也和老大一样，相当于坐了近30年牢。我的三儿子12岁就死了，很惨。剩下的儿女都在本地，就一言难尽了。

（此时，老人抬脸望了望房梁，两滴浊泪粘在眼角，接着又垂下脑袋，连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还以那老树根一般的手指狠戳腰眼）

老威：老人家累了，你们可以接着讲吗？

杨思仙：可以。

老威：你当时才5岁，记得清楚吗？

杨思仙：我虽然小，但记忆已经烙在心灵深处了！只可惜从小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文化浅，不能像你们作家一样，把这苦大仇深的家史写出来。

老威：讲出来也一样。

杨思仙：爸爸和舅舅都是当年抓当年毙，乡里杀了十几个地主，都齐齐倒在河滩那边，据说水都变色了，河底的鱼由于喝了太多的血，眼睛也变红了，大白天嗖嗖地往上窜。我大哥如果不跑，下场绝对与爸爸他们一样。那时没正式的法院，也不讲究调查，说你杀解放军，你就莫辩解了，乖乖地把脑袋交出去吧。

我大哥是中学生，在乡里算很大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事情，在书上也看过的。杀旧朝廷的人，株连九族，都在意料之中。所以在1952年头上，他就逃了。他跟妈妈说要学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去，我还不懂是啥意思，因为则黑周围没有叫首阳的山嘛。

我记得他逃的那晚，也跟今晚差不多吧，风把瓦片刨得夸夸响，月亮偶尔露脸，像个吊死鬼。

老威：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觉得月亮是吊死鬼？

杨思仙：我最怕看月亮，因为在漆黑一团中，反而要安全些，还能去野地弄些吃的。我大哥睡觉从来不脱衣裳，还把一个裹着几本书的小包袱当枕头，这样，墙外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弹簧一般蹦起来，挽着包袱，顺着屋角的杆子朝房顶爬，那儿有早就掏好的一个洞，平时用泥巴糊成的盖子塞着，不容易看出来。

家里的大人都抓走了，白天抓妈妈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的都抱住她的腿，但民兵用枪托子打，用脚踢。小孩子只顾着哭，却没有像大哥二哥，始终站一边，听天由命地看着这一幕，表面上麻木，其实心里已在打主意了。大哥后来说，那个民兵连长盯了他好几眼，那瞬间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和弟弟却仍不明白，还喊饿，没有了大人，长兄就当父啰。

大哥煮了些红苕分给我们，他自己却没吃；他叫我们睡下，又从门缝看了几回动静。我不久就开始做梦，眼睁睁的看着大哥从门缝跨出一条腿。我想喊，可发不了声；我还要翻起来拉他，也动不了。我在梦里晓得是在做梦，我还说，大哥，你为啥不去爬杆子钻洞呢，人不可能长翅膀飞嘛。大哥摇头说，贫下中农都长着翅膀，乌鸦一样歇在瓦顶，所以我不敢朝上钻。我说，那就变小，藏进灶台里。大哥说，我又不是耗子，钻不进地心啰。我说，你先变小嘛。大哥说，小娃娃懂个屁，我们这种阶级的人，只有脱胎换骨才行啰。

我晓不得这梦做了多久，可大哥却边和我说话，便扁着身子出门了。他本来就瘦，这时更像一张纸，被啥子东西吱啦吱啦拖出去。最后是手，包袱吊在上面，还向我摇了摇，一本厚书露出角角。我本想说，哥啊，逃跑还带书干啥，不如带两包老玉米在路上啃，可那手却消失了。我迷迷糊糊地挣起来，可门却栓着；我正纳闷大哥他是怎么出去的，却听见大哥在我背后吃吃笑，我吓得叫出声来……

老威：几十年前的梦你也记得吗？

杨思仙：非常清楚，因为醒过来大哥就不见了。天大亮时，果然来了20多个民兵，把房子铁桶般地围起来，然后猛一下把门踹开，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一窝娃娃只得投降，到门外靠墙站着。民兵连长喝问：“杨思源呢？”我们都没吱声。接着枪托子就下来了，我们像几个足球，被捣得满地滚，屋里又被抄了个底朝天，15岁多的二哥和10岁多的三哥都叫麻绳扎了，揪住头发往墙上撞了很多下。

老威：你们全被带走了？

杨思仙：二哥和三哥弄去拷打，几天后三哥放回来了，二哥却在爸爸被枪毙不久，判了7年刑，送蒙自的草坝农场劳改，稍后又转富源县煤矿。在那儿一呆20几年。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原以为7年刑满，他好歹也会回家，没想到他与家里人重逢已是30年之后。按当时的劳改政策，反革命分子刑满将被强迫留场。如果不是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我们和大哥二哥就永远见不了面。

老威：你们家15岁以上的人都抓走了，剩下的？

杨思仙：我5岁，弟弟3岁，姐姐不足10岁，妹妹更小，妈妈被抓后，她缺奶，饿死了。三哥说，民兵把他们兄弟俩用麻绳串起来，押着去搜山。全乡的青壮年都出动了，像赶野猪，几百人朝山上拉网，又是鸣枪，又是在洋铁桶里放鞭炮；遇上林子或者山洞，还点茅草、湿柴，哇刺哇刺向里面扇浓烟。当年的山里，啥子野物都有，所以人没逮着，野猪、野兔、野鸡倒猎了不少，据说还放翻了狼和熊。

老威：真是一场集体狩猎。

杨思仙：是啰，大伙在山上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扛着各种野物，欢天喜地回来。他们在乡公所外头挖了一眼灶，架上海锅，就剐皮煮肉了。而我的两个哥哥被吊在旁边的树上，如等待着宰割的野物。有人吃饱喝足了，就拿骨头去逗他们，命令他们伸出舌头舔，可又不让舔着。二哥不愿受辱，就紧闭嘴，将脑袋偏向一边，却把人家惹毛了。二哥挨了无数骨头，嘴还叫刺刀撬开，灌了一碗粪便。

张美芝：我被斗了40个昼夜才放回家。在则黑小学里，先是逼着我检举丈夫和哥哥，后又要我交代大儿子的下落，是不是受我的指使上山为匪了？我一个妇道人家，自从嫁过来，无非相夫教子而已，那晓得场面上的事情？大儿子是个读书人，与土匪更联系不上了。我还晓得，如今斗我打我的贫下中农里，做过土匪的不少，当然那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匪，天一变，就成了“苦大仇深，逼上梁山”。

那是雨季，我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跪在一滩污水里。膝下铺着碎砖和炭渣，天上下着倾盆大雨，我都痛麻木了，可身子一歪，民兵就过来把脑袋踩在水中，让你醒脑。风湿的病根就这样留下的，直到80多岁了，腿和腰还直不起来。

还有打，吊，一把接一把揪头发，用皮鞋、布鞋、草鞋的鞋底扇嘴巴，用杠子压腿……人想得出来的刑全搬出来了。从那年开始，我的牙就没剩下几颗。我没想到能活出来，感谢主，我真没想到我的寿命比好多贫下中农还长。

回到家，两个儿子又没了。老三悄悄告诉我，他晓得大哥藏的地方，我都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大儿子没跑远，就躲在后山垭口的一眼废窖里。

老威：虽然逃过了这一劫，往后的日子怎么捱呢？

张美芝：在我丈夫和哥哥遭枪毙的会上，他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乡里村里都张榜抓他，所以他绝对不能回来，更不能在有人烟的地方出现。

老威：只有做野人了。

张美芝：大白天在窖里埋着，下半夜拱出来，去坡地里掏些生东西充饥。大儿子读过书，加上一个人在坡上坎上晃荡久了，听觉也跟野兽差不多。这样，时间一长，土改高潮一过，人们就淡了，好像不再为一个反革命野人多费工夫。

老威：后来呢？

张美芝：后来家里人也上山种地。大儿子的双手经常刨东西，指甲又长又厚，于是他就在家里的荞子地底下，掏了一眼窖，顶上盖石板，石板上盖土，土上再种荞子。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想不到。

老威：如此复杂的埋人工程，得要你们的合作才行吧？

张美芝：一家人只能抱成团，要不一个也活不出来。我被盯得紧，哪就把吃的（有时是粑粑、炒面，有时是煮熟的洋芋、包谷）绑在几个没成年的儿女腿上，带上去。我们还在地窖边上种满竹子和向日葵，竹子里面的节疤是可以打通的，而向日葵的秆内有天然的气眼，这样，既可以透气透光，又可以将葫芦里的水灌进去，给窖底的大儿子喝。

老威：这算地球上最绝妙的地牢了。

张美芝：没人发觉，渐渐也没人过问，张在村里的逮人榜也褪色了。我呢，还是开会，还是挨斗，但罪状就那些，也挖不出啥新鲜货色。秋去春又来，生土种成了熟地，我还以为大儿子会永远与世隔绝地生存下去，又在地边的一棵老树干里慢慢钻了两个气眼，以防意外。

老威：可人不是蚯蚓啊。

张美芝：赖一天算一天，顾不上多想。我大儿子活埋了两年余，已忘了太阳怎么升怎么落。地窖里寒湿重，憋得他浑身长疮，衣裳也烂成刷刷，最后在身上挂不住，就赤条条的了。有一次，我磨蹭到天黑，终于等到脚边慢慢挪开一个洞，我儿子的脑壳像木头桩子一般拱了上来。我一阵心酸，就趴下去，母子俩搂抱着，唉，这哪是我一表人才的读书郎啊，除了裆里缠了一团乱草，真一丝不挂，并且瘦成了一副骨头架架。

老威：这算是阴阳两个世界的接触。

张美芝：作了什么孽，我儿子变成了鬼？那么大个子，却轻得如一段泡桐木，我都能把他给抱起来。这副没有一块好肉的糙皮壳子，汗毛一寸多长，像霉豆腐，又细又白。特别是头发，齐腰深，破麻袋一般，我岔开手指替他梳理，才几分钟，虱子就一把芝麻似地朝下撒。做妈妈的肉疼啊，忍不住，就哭出声，儿子他急忙堵住我的嘴，眼睛一闪一闪地四处张望。幸好快秋天了，荞麦长出半人高，母子俩坐在黑地里，外面瞅不见。

我还没来得及把吃的拿出来，儿子他就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捏，把到手的红苕和炒面往嘴里塞，噎住了，就响尾蛇一般丝丝仰脖子。奇怪的是，他吞了那么些干的，喉咙都顶出一串包了，也不喝一滴水。直到肚子填得差不多了，才野物一样四肢着地，嗖嗖跃至十几米外的水沟边，趴下去埋脑壳饮水。

目睹此情此景，我晓不得该说啥，又不敢久留，因为那年月搞阶级斗争，民兵随时可能上门。我凑在儿子耳边说：“思源，妈妈走了。”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我又说：“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还是啊啊了两声，我明白，他一个人呆得太久，已不习惯讲人话了。

老威：这样下去十几年，他也许就忘掉人话了。

张美芝：我站起来走出荞子地，下山回家。我感觉儿子始终在看我，就回头，还举了举手，不料他转身就逃，眨眼就不见了。唉，他还以为我在发出“人来了”的信号！

老威：小时候，我看过反映解放区土改的革命歌剧《白毛女》，剧情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贫农杨白劳，强奸杨喜儿，搞得人家走投无路，只能上山当野人。天长日久，仇恨与营养不良使喜儿成了白毛女。

张美芝：那我儿子是啥呢？

老威：算地下版的《白毛女》？也不对。总之，《白毛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黄世仁成了天下地主最著名的代表，它的作者贺敬之因此晋升为共产党的中宣部副部长——历史就这样永远颠倒下去，谁也想不到地主在土改中被逼成了《白毛男》。

张美芝：《白毛女》我看过，她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翻身得解放了。可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却永世不得翻身！1954年秋天，他已经在山上躲了两年半，头发都齐大腿深了。我的三儿子杨思洪，当时只有12岁，与他的大哥感情特别厚，就经常上山见面。开始，兄弟俩在一起呆一会儿就分手，也没啥事儿；渐渐，就有些难舍难分。我被阶级斗争搞怕了，就阻止他，让他莫去得太勤，暴露了秘密将不可收拾。可这娃娃表面上点头，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一段，农村正在搞初级合作化，生产占了上风，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好像要松懈些，集中学习开会时，体罚也减轻了许多。我心里的弦也没绷得那么紧了，甚至想，杨思源“失踪”了这么久，对村上乡上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杨思洪人小鬼大，最后一次，他居然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白天与他大哥挤在地窖里，晚上出来活动。我又担心又着急，就叫其他几个娃娃去劝他回家，不听，我就亲自去，把利害关系讲了，口水也说干了，他们却只顾点头，就是不动脚。我一时心软，想到都是没父爱的娃娃，既然他们要患难与共，我也不能太不通情理。

杨思源还说：“妈妈，您就让三弟再陪我几天。我反正已是活死人，过去学的文化对这个社会也莫用，但三弟聪明，教给他，将来或许有用。”

我只能叹气。

杨思源又说：“如果不是三弟上来和我说话，我恐怕已变成舌头打结的哑巴了，更莫提思考问题。”

我说：“你三弟人小，你可不能连累他。”

杨思源一下子哭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连累家里的任何人！”

我也哭了，接下来的许多天，我都让几个娃娃轮番给他们送吃的。但那几天，我老做恶梦，血淋淋的场景，一会儿是我的丈夫和哥哥，一会儿却是那藏在地窖里的兄弟俩，一个压着另一个，身上布满了枪眼，醒来时冷汗直淌，手脚全抽筋。这是咋回事，果然村里的民兵又来了，他们对着本子，挨个清点人数：“还差一个！”

我敷衍说：“一大早走亲戚，晚黑就回来。”

民兵排长瞪眼道：“狗地主，为啥不报告？”

我说：“正要报告啰。”

民兵排长说：“狡猾的地主婆，敢给老子耍花枪！你娃娃走的是那家亲戚？从实招来，是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去了？”

我一时答不上，民兵们就一拥而上，用细麻绳将我五花大绑，严刑拷打。我家缺一个人的敌情被迅速上报乡里，上级指示：无论老幼，一律严加控制，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并且要彻底查清地主三儿子杨思洪的下落。

事已至此，我心急如焚又毫无办法。家里人上不了山，那兄弟俩饿急了，肯定在地窖里呆不住。而一露面，哪怕半夜三更露面，也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猎物。那时我还没信上帝，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祈求列祖列宗和天上的神保佑我的儿子逃过这一劫。

老威：我晓得那个人民战争如汪洋大海的年代，你的一举一动，也躲不开群众的耳目。

张美芝：除了劳动，吃喝拉撒都有专人看管；晚上睡觉，民兵就用两根长绳子，从老到幼，一手一脚地拴一长串，绳头还固定在门斗上，娃娃翻一个身，门也嘎嘎响。

老威：看管你们的人也不舒服吧？

张美芝：那时的人阶级觉悟很高的。况且烦闷的时候，还可以打骂我们，想方设法用我们取乐，比如一边打锣一边领着我们游乡啦，让我们学狗爬啦，往我们身上淋尿啦。听说民兵们还争着看押我们，仿佛是一桩肥差。

老威：肥差？集体变态。

张美芝：莫办法，谁也顾不了谁。我那两个儿子在地窖里憋了四五天，又渴又饿，都在喝自己的尿了，才忍不住从土里拱上来。民兵刚烧过山，四处焦土，树子和荆棘都赤条条，没个遮没个挡的，偏偏那晚又是大月亮。兄弟俩的脑袋冒出地面，还如一对地老鼠，东张西望了一阵儿，才一前一后向水沟爬去。解了渴，肚子更咕咕叫，于是他们又四肢着地，跳跃到几十米开外的另一块地里，埋伏在地坎下掏红苕。他们掏了两个大红苕，搓了搓泥巴就开啃，然后继续掏。他们在地里耽搁了十几分钟，将一包红苕运入洞里，还把战场打扫干净。

他们又憋了三四天，因为第一次没出事，第二次出土胆子就要大些。哥哥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最好跑远些。于是兄弟俩野物一般翻着蹄子，跃过了几块地。那晚月亮实在太大了，白白的光都刺眼睛，他们已习惯不穿衣裳，所以在掏了红苕之后，就滚下一个地坎，脑袋抵脑袋，在那儿吭哧吭哧。他们啃得太香了，没想到夜太静，更没想到前次出洞就留下了痕迹，人家已发现红苕被动过。

轮番埋伏了几夜的民兵已把枪口指定了他们，有人突然大吼一声：“有鬼啰！”兄弟俩一惊，扭头刚要跑，枪就响了。吓得崖石顶的一群歇鸟扑索索地飞起来。

第一下擦着哥哥的耳朵过去，激起一团泥烟；弟弟大叫“完了”，转身扑倒哥哥，第二下就响了，他的肩膀叫射出个大窟窿。跟着是稀里哗啦的乱枪，他的头叫射爆了，脑浆子四溅，盖了他哥哥满脖子满脸。隔了好久，枪声歇下来，民兵们提着冒烟的猎枪围拢去，借手电光埋腰查看，才发现那个失踪已久的12岁的地主娃娃已被射成一张肉饼，裹在他的野人哥哥身上。

他们把一死一活的兄弟俩绑在一块，用麻绳子牵着下山。回村后将死弟弟卸下来，换根铁链子将哥哥吊在牢房里。整个村子轰动了，老老少少都半夜起床，打着火把要去看野人。

因为山上一响枪，脚底的群众全都惊醒了，有些人早就穿了衣裳，钻出房门打望。而我们却浑身哆嗦，魂都飞了。

第二天，乡里又是出告示又是打锣，方圆百里都开了锅。第三天，全乡开大会，反革命野人被押上戏台，在上万群众面前亮相，我们全家也被揪去陪斗。由于两年多不见天日，我大儿子在台上睁不开眼睛，他大约瞎了一个星期左右，才能辨清模糊的人影子。

张美芝的五儿子杨思义插话：

我1949年生，当时才5岁，可也是在大庭广众下第一次看见我大哥这个样子。皮肤和拖地的长发都是灰白灰白的，嘴很尖，牙槽都突出到嘴皮外了。以前在晚上见过面，不觉得像鬼，而现在，他真是个可怜的活鬼了。许多人还向他扔石块吐口水，还扯他的头发，忍心哦，他的命可是我三哥的命换来的。

老威：他不是被缺席判了死刑吗？

杨思义：土改过了，政策宽松些，乡里区里也不能随便毙人了。所以大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昆明的云南省第一监狱劳改了近30年。家里人，包括我大嫂，都直到80年代才与他重新联系上，晓得他刑满后就在监狱隔壁的机器厂就业。

四女儿杨思仙插话：兄妹分离时我才7岁，可重逢时我已35岁，是3个娃娃的妈妈了。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我就抱着她，坐了一两天长途汽车才拢昆明。打听了几个钟头，快天黑了，才在一个好心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已50多岁的大哥——当时他正在洗脚，一听别人说妹妹来了，一下子傻了；接着就跳了起来，洗脚水翻了一地。

老威你看，这张照片就是第二天上午照的，大哥还穿着劳改就业服装，手里抱着他的小侄女，脸上有微笑了，这很难得。

我大嫂一直没有另外嫁人，大哥出狱后，他们又生活了20多年，却没有后代。大哥两三年前害肾衰竭，死得很不甘心；大嫂现在还与我们住，她熬不住夜，已经睡了。

老威：我明天能见她吗？

杨思仙：见到她也问不出啥，这个现代的孟姜女，一辈子就活在泪水里。

张美芝：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太多痛，逆来顺受，却活了80多岁——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生离死别了十几回，人都麻木了，所以能无知无觉地熬到头。几十次政治运动，几百次批斗，稀奇古怪的刑罚……我一个妇道人家都见识了。又能咋样，感谢主，我还活着。我曾经恨自己为啥不早早地死，因为儿女都受阶级的牵连，只读了小学，就不能再升初中，也没有钱升初中。任何朝代，没有文化就完了，我以为这个辉煌了好几代的家族完了，被共产党毛主席整来整去，恐怕连耗子也不下崽崽了。家谱族谱也烧得干干净净，贫下中农没搜尽的地方，我自己再搜一遍，免得再惹祸。恶梦啊，恶梦啊。

老威：你记恨那些整过你的人吗？

张美芝：大形势摆在那儿，我能恨谁？全能的主在头上，他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要用宽恕去惩罚敌人。我的儿子辈没受到正常的教育，可孙子辈翻身了，出了几个大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昆明工作，有的自愿回到家乡，又像他们的祖上一样，成为这方圆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出息人，村里乡里要办啥大事，都缺不了他们。我的一个孙儿还做了官，于是，几十年前把我们朝死里整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又上门来巴结了，口口声声叫我这命大的地主婆为“老祖母”。我耳朵背，听不太清，人家就贴上来连叫好几遍。我不好意思，就答应了，还笑呵呵地问：“你的亲祖母呢？”人家回答：“没您老福气高，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不知咋的，我一阵心酸，就点头说：“晓得晓得，她还小我5岁啰。”

老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讲过土改的事儿吗？

张美芝：估计不会讲，你想一个杀人犯会给自己儿孙提“当年勇”么？党和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群众要“一切向前看”。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还蛮高的。

张美芝：我孙儿每天把单位里的报纸拿回家，我就认认字，受受启发。去年，我那当官的孙儿出钱在我们杨家大院的旧址上，摆了十几桌酒席，筵请在土改当中与我家同命运的地富分子——一大半都死了，就让那些冤魂的儿女们来代替他们吃酒吧。我们还请了一部分贫下中农，都是从土改到镇反到四清到文革等几十次政治运动中，对杨家比较好的，暗中关照也算，整人时没下狠手也算。我特别叫孙儿把杨家过去的长工某某请到上席，坐在我身边。他小我两三岁，是个老实人，在土改中，工作组反复动员，要他起来斗争我们，他死也不吭声。因为划不清阶级路线，他还挨了打。如今，我当着众人替他夹菜，还大声将孙儿唤过来敬酒，我说：“这是我的老兄弟，按辈份你该喊老爹，他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比如现在，他孙女读书缺钱，你每月能不能补贴一点？还有给他家老幺在街上找个铺面，做个小生意好不好？”孙儿当然满口答应，хх连说当不起。

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酒席在当地影响很大，相当多的人都没请，只能远远地观望。50岁以下的人或许不太明白，但老一辈心里肯定有数。我的重孙儿女们还放了鞭炮，那个高兴劲儿啰，相当于杨家自己给自己平反。我将几个大学生孙儿叫到一边说：“是不是太招摇了？”他们都回答：“奶奶您还担心个啥？过去已过去了，杨家彻底翻身作主了。”

午夜读旧报

结束了对土改受害者张美芝家的拜访，已是2005年12月31日凌晨。我和孙医生步行回教堂的中途，风嘎然而止，月亮拖着一根长长的丝带从云里闪了出来。我不禁刹步，请孙医生先行。面朝浩浩旷野，茫茫群峰，我解裤下蹲拉起了野屎。快活之间，吹了一段口哨，不料惊动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狗吠，还有些昏黄的狗眼在四周飘飘落落，与天上的狗眼混杂。我想，那稍远处横贯着小河的旷野过去就是召开土改大会的操场吧？如今时过境迁，枯骨之上已长满了庄稼。

没带手纸，我就像个真正的农夫，拔了些衰草擦屁股。草根很肥，浸透了血似的——也许张美芝家的死者已融化为植物生生不息的胎记了，法国诗人瓦雷里早就在长诗《海滨墓园》里吟叹过：“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

我慢悠悠地继续走，还与一头水牛擦肩而过。终于接近街面了，桔黄色的路灯令肮脏的小镇显得浪漫。我埋头上斜坡，又在十字架的笼罩下进了半掩的窄门，拐了一个弯，就准备入室休息。

两张床并排，一张床横着。孙医生已入梦，鼾声隐约。由于经常出门，他把随身带的床单、被套都用上了。我打开供基督教徒歇脚的被子，在令人不适的异味中躺下。由于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不良习惯，我又爬起来东找西翻，想不到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旮旯里，搜出一卷边角焦黄的报纸。我蹲在床尾细细查看，多数是文革时期的文字垃圾，不堪一读。唯有41年前的大半张旧报，竟与地主的命运密切相关，现公布于后，可作为这次系列追访的官方佐证。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14日版，作者：景文灿

这是“人情”，还是毒药？

（编者按）山西文水县马村十一队贫下中农社员阶级警惕性高，他们从地主分子送几个粽子给队长的“小事”中，识破地主的阴谋，帮助队长划清阶级界限。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十一生产队的贫农张松富向我讲了他们队里一件事，很开脑筋。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平素很不老实的地主分子王淑珍，鬼鬼祟祟地溜进队长孟耀吉的家里，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对孟的妻子景秀如说：“您嫂子，我知道您家没有做下粽子，特意给孩儿们送来几个。”从这以后，接连几天，王淑珍不是提出要白给景秀如看孩子，就是要把磨面的家具借给队长家使用。

在王淑珍给孟耀吉家粽子的第二天上午，一伙在地里锄玉米的贫农下中农就纷纷议论起这件事来。有人说：“听说王淑珍昨晚上偷偷给耀吉家送粽子。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地主把队长拉下沟底不管啊！”也有人说，怕管了到头来要吃亏。他的话刚落音，便引起好多人的反对：“咱们给队长提意见，是为了大家好，也为他自己好。不该不吭气。”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好好帮助队长孟耀吉认识这个问题。

在贫农下中农的提议下，在送粽子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贫农下中农一方面揭露了地主分子王淑珍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又热诚地批评和帮助了队长孟耀吉。贫农张松富说：“可不能小看这几个粽子，你想想，为什么地主分子不给别人送粽子专给你家送？为什么从来不送偏在你当队长以后送？为什么他们过去一毛不拔，现在愿白给你家看孩子？”贫农张秀峰说：“我们一眼就看透了王淑珍的鬼胎，可是你还在鼓里蒙着，原因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了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贫农刘占奎说：“现在不法的地主分子换了新办法跟我们软斗，当干部的可要时时刻刻操他们的心啊！”

孟耀吉在贫农下中农的帮助下，恍然大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思想。他说：“要不是阶级兄弟早点拉我一把，非要犯错误不可。今后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照着党的阶级路线办事。”从这以后，孟耀吉大有进步，遇事主动找贫农下中农商量。他说：“只要多和贫农下中农商量，常请贫农下中农指点，就走不错路；万一走错了，也能早点改正过来。”

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主动地监督和帮助干部，把错误纠正在刚刚露头的时候。这是值得表扬的。

这篇报道的时代背景是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旁边还配有草垛下斗地主的图片。不过贫农下中农都戴着工作帽，显得衣冠楚楚，而地主却一身补丁棉袄，像是大家共同的长工。我想，土地改革已过去十几年头，再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气息奄奄了，更别提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地主婆。可假想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弱化，送几个粽子也成了“阴谋”，还上了官方最高级别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这就意味着地主的铁案永世不得翻了。

共产党就是做土匪起家的，我采访过自称“职业革命家”的何家栋先生，据他回忆，30年代初期，红25军曾把他家征用为临时监狱，将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当作“土豪劣绅”关起来，倒吊，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其目的是“榨些油水”。这跟山匪绑票是一种性质，因为红军当时没有自己发行钞票的能力，所以“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扩充军费的主要手段之一——直到夺取政权以后，煽动仇富的惯性就蔓延为大规模的国家迫害，并且一直持续了30年。理论家胡平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一文中披露，在土改期间死于非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200多万，而被划为地富成分的总人数超过2000万。

我虽然是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也受过株连，因为爷爷是地主，所以我在文革中跟父亲下放到某地农村，就近上一所小学时，就被老师强迫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还因此被剥夺参加红小兵的权利。当我解释说，我爸爸是人民教师，我也该出身于“教师家庭”……额头上竟被戳了一食指：“地主的儿子当了教师，就不是地主了？你就不是地主的孙子了？”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孩子强忍泪水，张口结舌的情景。但又能怎样？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死了，包括这个不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了阶级斗争活靶子的地主婆，恐怕也没等到揭帽，就已作古了——我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今夜碰巧读到了有关她的旧报，徒劳地辛酸着，而她的后人呢，又在何方？是否保存了这张旧报，以及一段荒唐的历史？

教堂外的鸡叫了，旁边的孙医生喃喃嘀咕了一句梦话。我记起还要起个大早，翻山越岭去另一个彝族山寨寻访，就叠起旧报，熄灯宽衣。刚躺下，腰间一阵猛烈的刺痒。估计是跳蚤，狠挠了几把，也懒得顾它了。倦意袭来，人就如瘫痪一般，感觉中只打了一个盹，身体就剧烈摇摆起来，原来是孙医生在催起床了。

我瞪着一双眼，却仍在做梦。“洗个冷水脸就清醒了，”孙医生说。

与地主女儿同行

2005年的最后一日，我和孙医生赶早起床，出了教堂，高楼遮蔽的街面一片昏暗。我们在冷水管前匆匆洗漱，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早已候在一边，今天由她充当我们的向导。

6点40分，我们用罢简单的早餐，从小吃店钻出来，向郊野走去。夹杂着卡卡电流声的劣质高音喇叭一直弥漫着，《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三朝皇帝赞颂完毕，《新闻联播》才粉墨登场。孙医生叹息道：“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形式上反了一百多年的封建，可眼下，独裁者的阴魂依然不散。”李世珍却灿然一笑：“这儿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听免费广播，耳朵都起老茧了。” 我说：“毛邓江都全了，尚缺当朝皇帝胡的马屁歌，估计过两年会添上吧。不过，这氛围令人回到了童年，我随爸爸下放在一个叫柏梓的乡场，那儿的高音喇叭也是每早6点，必播《东方红》。”孙医生说：“这不是扰民吗？依照法律，大家有权要求精神损失赔偿。”我摇头道：“这些陈年老帐和土地改革一样，没法算。孙医生你看过电影《告别列宁》吗？或许某一天中国的柏林墙突然倒了，我们这些在专制之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觉得不适应呢——没有敌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因此被激发出来的悲壮和荣耀。我们将在平庸中虚度光阴，最多只能杵着拐杖，在旧政权留下的遗址周围回忆、感叹，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将令你流泪——原来专制播下的种子已经在自己体内扎根了，每一种过去叫人受不了的东西眼下都牵扯着你的神经。”

闲扯之间，头脑清醒了许多。紧贴小镇的是圆馒头一般向高处起伏的红土坡，我们爬了十几分钟，《新闻联播》就销声蹑迹了。回头眺望，我这个著名的懒觉大王终于欣赏到天色初开。对面的群峰如一些牙齿，在开口咀嚼之际，将一团青色的泡沫吐了出来；接着，泡沫在蔓延中变淡了，化作薄雾，沉入弯弯曲曲的山脚。组成则黑的3个村落在薄雾的笼罩下，宛如世外桃源；再接着，一丝腥红在微微摇荡的天幕中央浮现，像是两瓣肉红色的山体留下的唇印。我不禁掏出相机，可只拍了两张，电量不足的红点就出来了，该死，我昨晚竟忘了充电！

继续赶路，穿过一片矮树林与灌木相间的地带，坡度突然陡了起来。此刻再回头一瞥，我们就如三只蚂蚁，跨在巨大的沙发椅的靠背顶端，下面的一切都深不可测。只能向上，汗水出来了，我和孙医生开始宽衣；而我们的向导却连帽子也没揭——这是一位比我小 10岁的妇女，浓密的黑发都压在旧军帽的舌头下，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当我们横七竖八地爬过一道又一道坳口，气喘吁吁之际，我顾不上与她搭话；直到1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越过两排城墙般的天然巨石，眼前豁然开朗。

挥袖抹把汗，步履在广大的山顶平川上从容起来。田野和稀稀落落的房顶铺满一层白，而红色的土路，如镶了两道曲曲弯弯的雪花边儿，将人的心情勾得美滋滋的。于是我凑拢向导找话，先问这山顶村庄叫啥？她回答：“鲁嘎，是个彝族村。”我顺势又问：“那你也是彝族人？”她回答：“是啰，可不是则黑这边的人。”“嫁过来的？”“嫁过来十几年，女儿都读小学了。”接着，她反问我是否去过轿子雪山？我记起在来的路上，远远看见一座顶端平展的积雪的山峰，当时我把它想象成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我的脖子之外绕行着。我还记得雪峰之畔的小红点，孙医生说那是十字架。

大约是我的脸部表情鼓励了她，这个比较年轻的母亲开始讲述她家族的故事：

“我于1968 年出生在轿子雪山背面的凳子山乡，海拔比这儿高得多。听父母讲，西方的两位传教士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福音带去了，还建立了教堂。他们在村子里一住好多年，风闻日本鬼子要从缅甸打过来，他们也没跑；可共产党来了，要解放，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们就不得不撤离。”

“这是一对夫妻吗？”我问。

“是。”

“他们有孩子吗？”

“晓不得。哦，我忘了，那男的没住不久，就得了重感冒，死了。那个时候，那么高的地方，一感冒就得死。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太习惯凳子山的气候，大半年见雪，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女的脂肪厚些，活了下来，还在丈夫的墓前建了两三层楼高的教堂。由于她的坚持，整个村子都信了主，山脚村里的人也赶来听福音，我们家族也不例外。”

“观察你的言谈举止，你的家庭教育应该不错的。”

“我的祖上靠贩牛起家，我的老爹（祖父）继承家业，由于精明强干，又大大地发展了一番，成为方圆几十里的养牛大户。但是在解放前夕，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共产党、彝汉地方势力的纠缠不清，土匪就猖獗起来。不仅拦路抢，甚至也结伙来村子里杀人越货。有一次，20 几个悍匪骑着高头大马进村，先一阵乱枪，把大伙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几声唿哨，直奔我们家，团团围住了大院，架上了柴草，再喊话威胁，要一家老小都举着手出来，或者先将金银财宝扔出来，否则就斩草除根。老爹的脾气倔强，指挥家人用鸟枪抵抗，但几分钟就叫土匪的洋枪压了下去。土匪被惹毛了，在墙外放火，再以原木桩子撞门，一下子就涌了进来。那时，我们家院子很大，关了上百头牛，所以土匪虽然破了门，可还是叫密密匝匝的牛给拦住了。牛群叫烟火一薰，炸了营，牛角将土匪骑的马挑伤了两匹。土匪更毛了，一边开枪，一边指名点姓，要老爹出头，换全家20几口的命。老爹不怕死，先暗中安排家人从地道逃跑，然后站上2楼平台出头。红了眼的土匪根本不讲信用，隔着牛群，枪炮齐发，据说老爹中了几十弹，像个马蜂窝，从头到脚都打烂了。土匪把我们家洗劫一空，老爹那血肉模糊的尸体还被吊在全村最高的柱子上，示众几个小时。待土匪走后，才叫同村人放下来。

“我爸爸说，他没来得及从地道逃跑，就急中生智，埋腰钻入牛肚子。他在比森林还密的牛腿里爬来爬去，那些懂人性的畜生竟没踩过他一蹄。土匪有的马上，有的马下，提着冒烟的枪管四处瞅，也没找到他。当天擦黑，他鬼一般从牛肚子里爬出来，大喊救命时，路过的人几乎认不出他是谁了。”

“后来呢？”

“后来就解放了，我家虽然伤了元气，但与同村大多数相比，还算大户，因此被划为地主。被土匪烧一遍抢一遍的家，又在土地改革时被抄了许多遍。最后全家人还扫地出门。他们将我爸爸抓到乡里，关起来严刑拷打，几十天后，公审公判，我爸爸判了13年有期徒刑。”

“什么罪名？”

“恶霸地主。”

“哪个法院判的？有《判决书》吗？”

“没有法院，也没有《判决书》。那个时候判刑，甚至枪毙人，都由工作组说了算。”

“工作组算哪一级？”

“晓不得。农民协会向工作组检举谁，谁就倒霉了。在那种大形势下，也不敢申辩。”

“你出生得较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去凳子山拜访你爸爸吗？”

“他已经去世了。”

“哪一年？”

“1979年。”

“就是共产党为全国400多万地富分子揭帽的时候？”

“爸爸他没熬到揭帽就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满11岁。临终前，他几乎成了一把枯柴，出气进气，浑身皮肤都如扯风箱一般大鼓大瘪。我们三兄妹被妈妈叫到床边，让他一个一个地摸索手和脸。那个凉那个抖啊，特别是那对眼珠子，定定地落在我们身上，像要从眼眶里爆出来……”

“他给你们留下什么遗言？”

“没有遗言。他啥也说不出，就那么瞪着眼珠子，让人心里发毛。我只好低下头，可妈妈说，好好看着你们爸爸，他也算个读书人啊，在旧社会，你们老爹就送他读完了初中。他一直想当个教师，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但阶级成分把他给限制死了，还连累你们不能升学，你们可不能怪他，都是时代的原因啰。

“爸爸他听妈妈这么讲，两颗胡豆大的泪珠坠了下来。妈妈忙替他擦了，又说，老汉啊，你放心啰，你的后代不会是文盲嘛。毛主席死了，邓小平上台，形势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这也相当于改朝换代，说不定以后地主子女不仅能读中学，还能读大学啰。”

“你们家有大学生？”

“我读完了中学，三兄妹里数我文化最高。但家族的香火不能断，我会培养我的下一代，让他们上大学。我爸爸50多岁就死了，差那么一点点，他就能亲身经历地富分子揭帽了，虽然这不是平反，也没有一文钱的补偿，但对我们这种要求不高的家庭，这就相当于解放了。”

“真是终身遗憾。”

“爸爸他劳改了13年，在煤矿，每天要挖十几个小时的煤，真是暗无天日啊。我太小，不可能晓得那种日子怎么熬，连妈妈也不是太清楚，因为爸爸不愿意提。劳改期满他只多留了两三年场，就回家了。因为劳累过度，得了矽肺病，丧失劳动力了。

“一个废人叫送了回来，放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农活。幸好爸爸他还有文化，到了文革后期，阶级斗争也搞疲了，队里干部就瞒着公社，把他弄去教村小。教书虽不是干农活，可比农活更费心思。爸爸说，黄土都埋到下巴了，才做上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得争分夺秒，为家乡多培养几株文化的苗子……

“就这样拼了几年老命，人就差不多油尽灯枯了……”

“按目前的标准，这样的地主可以评教育战线的劳动模范。”

“许多当年斗争过他的贫农下中农的子女都做过他的学生，有些还升到县里读中学，听说还有去昆明读书的。”

“听口气，你还是有遗憾。”

“我们家没出过你这样的文人，这就是最大的遗憾。我是教会的卫生员，按主的旨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服务，也不错；可我这辈人没有能力，将家族的血泪史写出来。”

“你们可以写啊，不用担心写不好。就按编年的方法，1949，1950，1951，1952，一直记下去，到你父亲去世，地主揭帽，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地详细。不用添枝加叶，也不用像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加入那么多文采、观点、议论。只要有心，只要懂得记叙文体，小学生都能做这种事。”

“许多事说说可以，下笔就不太容易。”

“试试吧，你们有家谱吗？先整理一番。”

“小时候听爸爸说，祖上曾传下来一厚本牛皮家谱，土改时，把它埋在地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最终在文革期间掘出来烧了。因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成为企图复辟的变天帐，弄得全家遭殃。”

“太可惜！如果中国每家都有变天帐该多好，那将构成一部丰富的民间史，令官方的所谓正史化作废纸一堆。”

山顶平地如人类的记忆继续延伸着，但有关地主女儿李世珍的家史却在下坡之际中止了。因为她抠了几次脑门，也寻思不出更多的细节。我记住了她爸爸的名字—— 李光裕，并且暗祷上苍，让多一些土改受害者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孙医生说，其实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都有保存家谱或家史的传统，可经过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政治洗礼，这个传统叫彻底毁坏了。

心情莫名的沉重，我不禁回头望了望那高处的十字架，还有正好闪耀其中的露出云端的太阳。向导说，这山顶村庄鲁嘎全都信主，连党支部书记也信，所以治安秩序也最好。

下坡的路又滑又陡，并且在密林中盘桓了一长段。我们踩着泥泞，与叮叮当当的骡子队伍擦肩而过了几次，精瘦的赶骡人一再冲我们微笑。大约9点钟，我们挟带着若干泥星子从山顶落到一条红泥盘山公路旁，再穿过公路，往更深的渊底俯冲。由于脚掌在小道上刹不住车，我和孙医生的屁股都亲吻了几次地面。而在另两条与这边平行的坡道间，彝族农夫们吆着骡子，悠闲地上下穿梭。

“这坡至少有60度，”我一前一后蹬着腿喘息道，“累死人了。”

“过了这打车村，再往里走，就是金沙江。”向导说，“那坡还要陡，江风刮过来，人都站不住。但是彝族人还要在上面开荒种洋芋呢。”

我打了一个寒战，忙问：“我们要拜访的人在那儿吗？”

向导摇摇头，笑了起来。远处，日头将裸露的万丈峭岩烤得通红，大团大团的蒸气向上弥漫，而金沙江在锅底咆哮着，一边一半划开了云南和四川。

贫农李正才

采访缘起：现在是2005年最后一日的上午9点30分，我们一行三人，进入了这个名叫“打车”的彝族村寨。羊肠坡道迂回在陡峭的山势之间，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聚着一些村民、骡子和狗。彝族人无论在哪儿，都习惯蹲在地上，所以远远看去，像歇在坡坎上的黑糊糊的鹰鹫。我们的向导用彝语沿途打招呼，还不时刹步，笑嘻嘻地与衔着烟杆的“鹰鹫”们聊几句。不知不觉，孩子和狗就在我们屁股后牵了一长串，我不禁叹息道：“环境如此恶劣，人居然过得如此悠闲。”向导摇头道：“土地太贫瘠，下种再勤，不一定能收获好庄稼嘛。”“哪咋办？”“吃不饱穿不暖，就偷就抢就杀啰。”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孙医生又解释道：“这儿从古至今，民风都无比强悍，动不动就拔刀子。前两年，还有抢亲的陋习，不仅到别的村子抢，自己村里也互相抢，也不管女人愿不愿意。这两年基督教传得开了，信主的多起来，人心才慢慢变得善良，小偷小摸还是有的，但杀人案件几乎绝迹了。”

向导也附和道：“对啰，没有教会，我可没这个胆子带外乡人来！这一带彝人的眼光特别凶，莫说抢，就是不转眼地死盯着，也够你心里发毛的。”

太阳沿着峭壁继续上升，可蜷伏的金沙江还在脚底，那种波涛的深呼吸不时窜过耳，令人的神经隐隐颤动。我信口一问：“那儿是？”向导也信口答道：“与打车村接壤的，是黄草坪村，它在金沙江和普渡河的交叉处；而过了金沙江，则是四川大凉山的会东县。当年红军长征，被国民党围追堵截，就从这不毛之地过江，窜去四川，皎平渡口现在成为革命遗址，很著名，离这儿不过十几里路。”

“那两省人民来往挺容易。”

“是啰，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数不清，土匪也数不清啰。刚解放那阵，毙了好几百，局面才平稳下来。”

由于交谈分神，我又屁股着地了。孙医生拉我起来，安慰说快到了。的确，绕过了一块弯曲的庄稼地，眼前出现了一堵依坡坎而建的赭红石墙。我们从墙根边爬到墙头，自旁门进入院落，一个戴军用棉帽的焉巴老头倚柱而立，用无比愁苦的眼神打量着不速之客。向导为彼此作了介绍，老头就热情地邀我们进屋。

我口头答应着，但双脚却迟疑，目光习惯性地乱溜。此时我站在赭红石墙之上，望着天边的群岩与云雾纠缠，犹如锁在时间深处的变形的古兽，时而露头，时而露爪，时而将尾巴凌空扬起，于是明镜般的天顶被破开一道裂纹……

孙医生与我并肩而立，目光却朝下，死盯着石墙根的猪和鸡，它们都被圈定在脚下两人深的露天囚笼底。浊臭一阵阵升腾，不仅薰退了我们，还提醒此行的目标——他还是一脸愁苦，在门后袖手等待。我连忙道歉，跟着跨入门槛，在一派昏暗里坐了下去。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乘老头埋腰地坑，呼呼吹木炭余烬之际，掏出录音机放在膝上。

老威：你是地主吗？

李正才：不，我是贫农。

老威：贫农？

李正才：是啰，1952年土地改革，是根据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划的阶级成分。

老威：你们家一直是穷人吗？孙医生经常来这一带，据他了解，你的身世非常悲惨。

李正才：都过去好多年啰。

老威：我是写书的，你不想留个记录下来？

李正才：莫提了。

老威：你信主吧？

李正才：信，如果没信，我只有去死。

老威：为什么？

李正才：你看见了，解放几十年了，我们家还是破破烂烂，没一个女人。父母去得太早，剩我一个孤儿，好不容易托人介绍，当了上门女婿，可老婆又饿死了；把儿子丢给我，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拉扯大；为了娶儿媳妇，我耗光全部的积蓄，原以为可以勤劳致富，打翻身仗了……可三个月前，媳妇又得病死了，活鲜鲜一个人，突然得病，几个钟头就不行了，连得了啥病都晓不得！丢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娃儿，一门三根光棍，哪个来疼哪个来怜……日子还长啰，我又得了寒湿，浑身不自在，不信主咋得了……

老威：唉，老人家你别难过了。

李正才：呜呜呜。

老威：人活的就是精神，你现在信主了，有精神支撑了。

李正才：我天天都祷告，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孙子。也为我自己早日解脱，去天国见主。我晓得，我没有，也拿不出啥去荣耀主。我只是在赎罪，我恳求主将所有的罪加在我的身上，包括我爸爸和妈妈，包括我老爹和奶奶。我1937年生，同志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们家出事的那年，我才11岁……

老威：1949年？

李正才：记不太清了。那年的冬天，也像这样的天气，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爸爸天不见亮就起床，在院坝里抬头望了望，然后对妈妈说，有星星啰，是个晴天。妈妈就说，那就早点出门去赶街嘛。当时在金沙江两边，有一二十个场口，父母心情好，就商量着要去赶河木口。

老威：河木口？

李正才：是金沙江与普渡河交叉的一个场口，属于云南东川，江对面是四川会东。那天爸爸妈妈带上我们三弟兄，高高兴兴上路。开始还点着火把引道，爸爸在前，妈妈背着5个月大的小弟在后，我和比我小1岁的二弟在中间，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在羊肠小道上旋来旋去，后来天麻麻亮了，爸爸才熄了火把。

我爸爸个子很高大，比现在的我还高半个脑壳，膀子很粗。据村里人说，在我还没出世的时候，爸爸曾乘着酒兴，与一头大牯牛扳角，大牯牛红了眼，拼命要将他挑起，他就用那两条粗膀子，死死地压。太惊险了，如果压不住，让牛头翻起来，他的胸脯肯定叫牛角戳穿，牛蹄也要跟着上，那人不成肉饼也成肉酱。但是爸爸他压了十几分钟，硬是把大牯牛给压跪了，最后猛一扳，大牯牛就四蹄朝天仰在那儿。这次比赛，我们家赢了一座院子。

老威：你们的家境在那时还算不错吧？

李正才：日子过得去。可爸爸他酒量大，脾气坏，喜欢赌博，所以在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来来去去，暗中结了一些冤家。妈妈挺担心的，但爸爸说自己人正影子正，不太在乎。所以出事的那天早上，爸爸嫌娃娃们步子慢，还扛着我和二弟走了几里路，直到望得见场口，才放下地。

老威：看来你爸爸心情很好。

李正才：他沿途都在吼山歌，说山歌能将蛇和野兽吓跑。坡下完了，金沙江水的味道都能嗅到了，平地突然起了一阵怪风，从脚底下往上翻着吹，我和哥哥站不住，急忙抱住爸爸的腰。眨眼间，刚刚露面的日头被裹进云里，雨点噼噼啪啪打下来。这就是大江边的气候，比娃娃脸还变得快。妈妈说，这不是好兆头，当家的你可得当心点啰，国民党共产党打来打去，云南四川的土匪也两边抢。日子不太平，我们最好是早去早回。爸爸说，没事，拢了场口，自然要找老相识，摇几把骰子，碰一下运气。妈妈问爸爸到底带了多少钱？爸爸嘿嘿笑了两声，妈妈就不吭气了。我却感觉到爸爸的腰里鼓出一大包，估计都是银元。

老威：你爸爸是老赌徒了。

李正才：那年他才36岁，一点不老。况且世世代代，只要是彝族男人，就没有不赌的。软赌硬赌，穷也赌富也赌，天晴赌天阴也赌。如果手气不顺，或叫人做了手脚，赌毛了，就你一刀我一刀，在手臂上肚皮上划；甚至你一头我一头撞桌子撞墙。女人家根本不敢发杂音，因为男人一旦输了，面子下不来，就打老婆，打孩子，气再不顺，就把老婆孩子当宝给押了。

老威：你爸爸不至于这么疯吧？

李正才：爸爸他不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他在中间是顶梁柱。他脾气虽然坏，却有老爹和奶奶管着，出门之前，都让他将裤档、衣服抖了又抖，把多的钱留下来。

老威：他还算个孝子。

李正才：那次出门却是个例外，他乘老人家还没起床，比平时多带了一两倍的钱。他对妈妈说，局势不太稳当，谁晓得明天会咋样，所以要多赚一些银元在手上。那时，河木口的黑赌场很有名，明的暗的，稍微有点背景的人家都设局。爸爸他拢了河木口，领着我们，马马虎虎赶了一个来回的街，然后将一把零票塞给妈妈，吩咐说，买几斤盐巴，扯几尺布，再给娃娃们买点糖果果。妈妈还想说啥子，爸爸就摆摆手，像根粗泥鳅，在人流中钻不见了。“才9点多钟，慌啥子啰。”妈妈嘀咕着，只好把我和二弟拽到阶沿边，放下背兜，给小弟喂奶。

那时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场口旁边的金沙江也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妈妈买了盐巴，扯了布，又带我们在鸡肠子一样的街上挤了好多个来回。饿了，糖果果填不饱肚子，妈妈又在街边大灶给我们买了两碗热腾腾的烧肥肠，我和二弟吃得满头大汗。

过了正午，赶街的人就少了一大半，从前的话，要到偏下午人才会少。妈妈连连叹气，不太平啊，不太平啊。就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地找爸爸，却越急越不见人影。终于，百多米长的街面空了，店铺也接二连三地关门，稀稀拉拉的人，稀稀拉拉的雨。妈妈抬头瞅了瞅天色说，快4点钟了，你们先到渡口去等着。我问，妈妈你呢？

妈妈不回答，接着又不耐烦地催促，娃娃家莫管大人的事，快去快去！

我和二弟几步一回头，妈妈留在场口，继续打听爸爸的下落。去渡口还有一段路，我们走了20几分钟，还眼巴巴地望着渡船来回了好几趟。太阳依旧时隐时现，金沙江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虽然我们是娃娃，心也提在喉咙里，那滚滚的江水更叫人发愁。船老大吼了几次，两个娃儿，过不过？再不过，就过不去啰。这年头，兵多匪也多，当心遭抢哦。我说，谢谢船老大，我们不去四川那边。

我们盼呀盼呀，父母到底赶来了，可神色很慌张。拢了跟前也没二话，爸爸一手拽起一个娃儿就跑起来。就这样，一家四口沿着普渡河边跑了两三里路，才刹步歇气。妈妈边给小弟喂奶边说，当家的你咋去那种地方啊？爸爸说，我钻了十几个窝子，都赌纸票，唉，纸票天天贬值，弄不好明天解放军打来，就成废纸了。我总得找一个赌银元的去处。妈妈说，那些人太凶神恶煞，我一探脑壳进去，刀子就拢下巴了。爸爸说，一个妇道人家，乱钻个啥？不懂门道不懂规矩。妈妈说，你是顶梁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爸爸说，有个三长两短你又能咋样？妈妈就哭了起来。爸爸说，好啰，嚎啥子丧嘛。不是我不想走，是人家不让走，我赢了钱啰。甲乙丙丁方下的赌注都大，我的骰子一甩，连着两个清一色，外加一个最大点，不到半个钟头，包包就鼓得不行了。接下来，庄家搞联合，要让我吐渣，熬得昏天黑地，俗话说，输家不开口，赢家不准走嘛。我故意吐了些小钱，还打躬作揖，口称得罪，因为终归是要走的。放心啰，我的胆子肥，气力大，狗日的再有背景，还虚火我几分。你都看见了，我说声告辞，哪个敢拦我？

扯着闲话，父母又领我们赶了一截路，天就黑尽了。我们在河边的岩洞里歇了一晚，又冷又饿，却不敢生火。天亮时吃了点干粮，准备继续走。爸爸口渴了，就钻出岩洞，趴到河边饮水。他的整张脸都埋入水里，一家人站在后面等他。爸爸食量大，喝水也多，我还看见他的后脑勺腾腾冒热气。这一刻，我真是终身难忘！因为嗖的一响，一颗子弹从我们头顶射下来，击中了爸爸的背心。血如箭一般喷出，爸爸浑身猛抽了两下，一只手臂抬起来，划了个半圆，又哗的落到水面。

血随着河水淌了好远，我们都惊呆了。好像变魔术，转眼从大树顶，从石头后，甚至从河中的礁石缝里，钻出了10来个包黑头帕的土匪，有的端枪有的举刀，哇哇叫着包抄过来。爸爸又挨了十几枪，腰里的银元包裹被搜去。有个土匪开枪打断了妈妈的腿，当他还要补枪时，脸上有条刀疤的土匪头吼了声“莫浪费弹药”，就上来卡住妈妈的脖子，在她的前胸后背戳了一二十刀。二弟也被戳了一二十刀。鲜血把菜刀地面全染透了。

老威：什么？

李正才：菜刀是一个地名，遍地乱石头，连根草也不长。估计河木口设赌局的本来就是土匪，或者勾结土匪，经常干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抢的勾当。他们撂翻我爸爸，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老威：那你是如何逃脱的？

李正才：我才十一二岁，都骇得尿裤子了，哪敢跑？全家人都躺在地上，血淋淋的。妈妈太惨了，身上那么多洞，还没断气，手还去抓背兜里的小弟。我的小弟啥也不懂哦，哇哇哇，一抽一抽的哭。土匪头过来，嫌我妈妈的手碍事，挥刀一砍，妈妈的手就飞到河里，一浪一浪飘远了。

老威：他们连吃奶的娃娃也不放过？

李正才：他们没杀小弟，只是掀翻背兜，像倒一麻袋洋芋似的，将他倒在妈妈身上。小弟在妈妈周围又爬又哭又抓，一会儿也染成血娃娃了，他啥也晓不得，还在找奶吃啰。听人说，小弟熬到第二天才死的，晓不得是饿还是冷，到死嘴都张着，脸上的泪都冻住了。

土匪嫌背兜底有奶娃儿的稀屎，就放河里漂洗。土匪头还叫我过去，当着我的面，从屁股后抽出一把小刀，在鹅卵石上磨了磨，就一点一点，很仔细地割我爸爸的脑袋。他割了十几分钟，终于自脖子根，整整齐齐地割了下来。这时候，爸爸脑袋里的血已流尽了，看上去白惨惨的。土匪头捞出背兜，将手中提着的脑袋丢进去，然后命令我“背起来走”！

我眼前一片空白，屎尿拉了一裤裆，却啥也晓不得。土匪头吐了口唾沫，将爸爸的无头尸体蹬入水中，顺势踹了我一脚，小杂种，等死么，背起来走！

我打了个寒战，只好背起爸爸的脑袋。土匪们牵出骡子和马，都骑上去，只剩我一个小娃娃在地上走。天还是时阴时阳，爬坡的时候，我的鞋子脱了一只，要埋腰去捡，土匪从马背上一绳子抽过来。莫办法，我就光着脚板，一拐一拐在林子里窜……

老威：你走了多久？

李正才：两天两夜啰。头天晚上歇韭菜地（地名），住的还是岩洞。土匪们栓了马，在洞里生了一堆火，就围着喝酒吃干肉；我却被捆在一边，守着我爸爸的脑袋过夜。

老威：你睡得着吗？

李正才；一个娃娃跟着骑马的土匪，拖了一整天，还有不累的？土匪丢给我一块粑粑，我几口就下肚，然后往背兜里一栽，与爸爸头抵头，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土匪们在笑我没心肝，真是一报还一报。

老威：什么“一报还一报”？

李正才：当时我也不懂啰。后来听说，在一年前赶街时，算命先生就给我家拿过脉，料定有血光之灾。我爸爸问咋个消解？算命先生提醒说，少赌博，少得罪大户啰。不要怕穷，熬到江山改了，你家就转运了。

老威：后来呢？

李正才：后来天蒙蒙亮了，土匪又揪我起来，背着爸爸的脑袋走了一整天。

老威：你这一路上害怕吗？

李正才：我害怕走不动，土匪要打我。但是人再咋个卖力，也撵不赢骡子和马，所以差点就被累死了。当然，我恨土匪，做梦都想报仇，可当时没啥子办法，为了活命，是泡屎也要吃。终于走到撒营盘和则黑交界的一个地方，天晚了，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土匪们就在林子里燃起一堆篝火，准备安营扎寨。这回他们没把爸爸的脑袋与我弄一块，而是高挂在一棵大树上。在篝火的映照中，爸爸的脸很白，两颗眼珠子挺出来了。

我虽然是小娃娃，可也感觉到快到尽头了。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因为那一个个土匪面露凶光，搞不清楚他们如何对待我。放回家，还是杀掉？腿发软，跑不动，也不敢跑，所以最后只有打哆嗦的份——饿也忘了，土匪给的粑粑也咽不下。

老威：像圈在笼子里的待宰的动物。

李正才：差不多，像猴子﹑猪﹑狗一类，看见周围的同类被杀掉，连气都不敢出粗了。土匪们还拿我开玩笑，说娃儿啰，你爸爸的脑壳挂在树杈头，看得清哦？想不想给他喂口饭？还说，你咋个不哭啰？都绝户了，还不哭，是不是骇成傻子了？

那两天，我莫说哭，连屁也不敢放啰。直到翻过这个坎，我才哭了很多场。后来，回想一辈子这么苦，我有流不完的泪啰。

老威：可你还是活下来了。

李正才：多亏杨区长和张乡长赶来了。当时，土匪用绳子的一头绑住我，将另一头甩上树叉，然后一拉，我就腾空起来，与爸爸的脑袋一般齐了。土匪们在下面手舞足蹈，还边看边指挥拉绳的家伙，再高些，太高了。你这蠢驴，往右拉，让娃娃往左靠，死活两颗脑壳就挨着啰。

我与爸爸脸贴脸，如贴着一块冰。土匪们仰着脖子爆笑，看这个双头怪物嘛！那片大林子里的乌鸦被惊得噗啦啦地飞。土匪头还掏出匣子枪，哗啦啦地弄扳机，吓得我双腿猛蹬，却落不了实。正晓不得土匪到底要干啥子，那边，区和乡的保安队都出动了，几十个人在林中悄悄围拢，把土匪包抄住。突然，有个声音喊道——山贼们听着！马上放下武器，原地不动！谁动谁死！

眨眼间，天地都不出气了。静了几秒钟，土匪头回了一句，你是啥子人？那个声音又响了——我是永山区（撒营盘）区长杨心林，这位是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你们吃了老虎胆，敢抗拒官府啰？

土匪们立刻魂飞魄散，稀里哗啦地缴械。杨区长从黑影子里现身了，个子很高大，他叫人放我下地，一松绑，我就软在火堆边。杨区长又让人拍醒我，喂我喝的吃的。跟着，派人连夜送我回家。

老威：那时的官府怎样处理土匪的？

李正才：他们当场没收了土匪的武器、骡子、马，还有抢来的金银财宝，接着就绑起来押回则黑了。我那时太小，加上遇这种顶破天的事，都蒙了，所以晓不得土匪们的下落。

回到家中，才晓得老爹和奶奶都卧床不起，没几天，他们全气死了。奶奶落气时，把死在她前面的亲人都挨个喊了一遍，最后说“我也来了”。

如果我懂事，说不定也不想活了，可我只有十一二岁，只能傻子一般往下活。如今我69岁了，爸爸那被割掉的脑袋还经常出现在梦里，我拜祭他，给他烧了数不清的纸钱，也不管用。那脑袋毛毛的，白白的，在我身上滚来滚去，永远也甩不掉。

老威：你感激解救你的杨区长和张乡长吗？

李正才：在旧社会，他们是官府，应该保一方平安；到了新社会，他们成了恶霸大地主，成了罪人，叫人民政府枪毙掉——我是贫农，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即使心里同情，表面上也要做出苦大仇深的样子。

老威：我昨天刚拜访了杨区长的遗孀，已84岁的张美芝老人。她说她也永远甩不掉被割掉舌头的丈夫与哥哥。

李正才：她的确吃过太多苦头，与我一样，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啰。愿主降福予她。

老威：也愿主降福予你。

补记

李正才在交谈中多次哭诉自己解放后的不幸遭遇，比如孤苦伶仃，做上门女婿，饥饿，老婆死后拉扯儿子，几个月前儿媳妇突然夭折，等等。其间，他瘦小的儿子回家了，还抱着更加瘦小的孙子。三根光棍靠一块，李正才最高，他儿子要矮半个头，他孙子的生长期就长了。冥冥中，我仿佛看见李正才的爸爸，膀阔腰圆，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高——这种倒退着的遗传似乎暗合了拉丁美洲魔幻小说《百年孤独》里的结尾，庞大的布恩地亚家族经过上百年演变，最后只剩下一个耗尽了繁殖能力的长猪尾巴的婴儿。

那是在遥远的亚马逊河边兴衰的家族，而我眼前则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边的一个彝族家庭，但两边的故事可以互相置换——割头、砍手、赌博、绑架、改朝换代、因果报应、祷告——某种注定的灾难的力量涵盖或扭曲了那时那刻或此时此刻。

我问，不是已经解放了吗？经历过1952年的土地改革，你成了贫农，新政权的依靠对象了。李正才立即反驳，啥子解放啰，比没解放还穷还坏。我是贫农，好些在旧社会当过土匪的也是贫农；在江两岸场口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也成了贫农。地主斗久了，没啥子可斗的了，就贫下中农之间互相争互相斗啰。人懒土地也懒，没得吃，一样地偷抢杀。

我们的向导见李正才情绪激动，就接过话题道，这儿不比汉族地方，地主的财产是靠几辈人积攒，有时也存在剥削。彝族地主特别惨，因为他们曾经是金沙江两岸的赌博高手，过去赌博致富，一解放，从前的输家翻了身，就将他们往死里整。比如刚才提到的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就是闻名一时的赌王，听老一辈讲，他曾与四川昭觉境内最大的财主赌骰子，搞了一天一夜，都红眼了。那个财主把自己全部的金银财宝押上，驮了20多匹马；张应心呢，不仅押了全部的财产，而且还押上一条命。他说，这一把输了他就不活了。结果对方眨眼间变成穷光蛋，大冷天单衣单裤，走路回家；张应心却变成则黑首富，乐善好施了多年，可叹不得善终。

闲聊间，不觉日已当午。李正才热情留饭，并称已杀了一只鸡。我们只好又共进了一顿基督教徒的午餐，圣歌和祷告都免不了的，但在用餐时，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问了不愿下山的土匪在解放后的命运。李正才说，骗啰，政府派人去谈判，保证下山后，啥事没有，该分地就分地，该讨老婆就讨老婆。等到上套了，就突然翻脸，统统枪毙。工作组长教育我们，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大家都笑了，孙医生道，这叫以土匪的办法对付土匪吧。

饭菜很香，我不好意思，就付了100元人民币，李正才的眼睛再一次湿润。在告别之际，他将我们送出相当远，然后按彝族人的习惯，一个人蹲在正在铺修的土路边，一再向渐行渐远的客人招手。我们爬了10分钟的坡，一回头，他还蹲在那儿；爬了20分钟，再回头，他还在那儿，只一颗黄豆大小。我掏出相机，将他往自己胸前拉，我后悔只与他握了手，没有使劲地抱一抱。

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太克制了，长此以往，人是否就会炼成钢铁？

地主后代刘金琴

采访缘起： 2006年元旦，我在则黑乡逗留。再次拜访了地主遗孀张美芝一家，在玻璃般透明的阳光下拍了些照片。我对孙医生说，应该采访几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从所谓的正面了解一下土改。孙医生点点头，答应等下次继续，因为这次他还要在春节期间跑好几个乡，时间比较紧张。

2号一早，我又在晨曲《东方红》的聒噪中起床，孙医生也醒了，执意要送我赶早班车。我们在鬼火般的路灯里穿出教堂，一溜小跑，然后拥抱作别。

汽车启动了，接着又连续颠簸了两天，我回到在云南的暂居地。整个骨头架子在嘎嘎作响，而女友却有些怨声，因为我每次外出，都不能如约归来。“在花花世界呆着很爽吧？” 她挖苦道。我自然以傻笑应之。

接着，为了弥合代沟，我对她讲述了一路的见闻。我知道她有10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不会如绝大多数80代的年轻人，只活在当下或潮流里面，不仅对土地改革，甚至对反右、文革、六四屠杀的反应都很淡漠——目前风靡一种叫“斗地主”的扑克游戏，所以一提“地主”，人们想到的肯定是娱乐。

没料到女友的脸部竟浮现起一种与她的时代背景不太协调的沉思。她开了瓶啤酒，吹了一口，又开始数手指头。我知道她的精神强迫症犯了，其实，每一个在孤独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强迫症，我在童年也酷爱数数，指头、蚂蚁、树枝，还有自己的汗毛。直到现在，我也与公众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2006年1月4日夜，我的女友开始讲述不幸的童年及更不幸的地主的故事。由于录音机故障，我又极不人道地在5月8日和7月9日的昼夜，让她重复了两次。

她控制不住，发火了。拿鲁迅的话说，我感觉自己活在非人间。

老威：你是哪一年出生？

刘金琴：1980年1月31日。我的原籍是湖北省枝江的安福寺，属宜昌、枝江、当阳三县交界的丘陵地带，物产还是比较丰富，不像你寻访过的那些狗吃屎的大山沟，穷得令人恐怖。

老威：这个种族是非常健忘的，对地主、贫农及土改的记忆，如今连40岁左右的人都已淡漠了，可你一个如此新潮的80代人，居然还……

刘金琴：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亲生父母都是城里人，至今还住在枝江。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安福寺上面的刘家冲当知青，并因此与我养父成为朋友。后来，文革结束，知青返城，我父母结合，就有了我和我弟弟。但是，80年代初，政府抓“计划生育”，挨家挨户查超生子女。宋丹丹演过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内容就是农民为了逃避罚款和强制坠胎，背井离乡，四处流窜，连几千里外的新疆都去了。

老威：我也看了这个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的小品，同全国人民一样，被宋丹丹演的农村妇女逗得哈哈大笑。过后还模仿她那土得掉渣的腔调——老三叫“吐鲁番”，老四叫“海南岛”——却没意识到那种暴力笼罩下的惨叫已被几亿人的嘲笑所淹没。

刘金琴：总之，按政策，一户人家只能生一个孩子，违者重罚。所以我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在风声鹤唳中，把我送到乡下，过继给人家做养女。生父和养父有交情，可深浅如何我不知道。

老威：你养父家有孩子吗？

刘金琴：没有。他是条老光棍，头上只有个母亲，日子本来就非常苦，又添了我这么一张小嘴巴，就苦得没法说。我在养父家呆了10年，不懂得什么叫温暖，更别提宠爱了。住的是土坯房子，经常漏雨；吃就更马虎了，油炒饭，加一点鸡蛋就算锦上添花。很少有菜，乡下人都图省事，因为要忙农活。我在农村十余年，可能将一辈子的油炒饭都吃尽了，就如你在监狱中天天吃土豆和南瓜，过后一见那种熟悉东西，就反胃。

我走路还摇摇晃晃，就要干活儿了。婆婆煮饭，我站在灶前烧火。那老人家已六、七十岁，弓着腰，一张树疙瘩脸都栽进锅里了。我这边柴草火没架好，一冒浓烟，就熏得她眼泪、鼻涕直淌，最后都坠入饭里菜里。还有半瞎的红眼睛，糊满眼屎，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恶心，可当时，一个单纯小姑娘，还是觉得婆婆的饭蛮香的。

与农村孩子一样，捡柴、打猪草、捡花生、捡野菌，我什么都干，也不敢说不干。就这样，我就泥一把灰一把成长起来了，脸从来没干净过，头发虱子成堆。由于地处山坳，又是单家独户，所以性格就一天天自闭。

老威：你的精神强迫症就是这样炼成的？

刘金琴：也许吧。可能是童年的环境太脏了，所以我现在有洁癖，一见到脏东西，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自言自语，还有自己强迫自己数数，1、2、3、4、5、6、7，不数就过不去，压得心脏直抽。

老威：接下来呢？

刘金琴：孩子嘛，还是怕孤独的。我要花好几分钟，才能从单家独户的哑巴环境里走出来，到村落里去。可其他孩子老是欺负我，不和我玩。

老威：你好歹是从城里落难的灰姑娘，农村孩子还嫌弃你吗？

刘金琴：所谓“刘家冲”，就是一条河冲积而成的这个村庄都姓刘，他们世世代代繁衍，有共同的家谱和宗祠，所以从骨子里很排外。我上小学是在邻村的赵家冲，两个村的同学都经常在路上伏击我，把我推倒，往我身上糊稀泥巴。加之养父是地主家庭……

老威：我记得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就宣布给地主和富农揭帽了，怎么到了80年代，还在搞阶级歧视？

刘金琴：不明白。我7岁上小学，语文老师还在课堂上讲，地主如何剥削，如何惨无人道，大年三十如何带着狗腿子，上贫下中农家讨债，掀房顶，抢女人，逼得人上吊等等。听得孩子们非常气愤，恨不得早生几十年，跟着共产党、解放军，亲手将地主消灭干净。直到放学回家，我还心潮澎湃，拉住婆婆的衣角问：“你见过地主吗？地主为啥那么坏？”不料婆婆翻了我一眼：“有啥稀奇？我们家就是地主。”当时，我犹如挨了一闷棍。婆婆又说：“如果不是成分高，你大爹也不至于这么大岁数还娶不上媳妇。”我心虚地嘀咕：“不可能吧？”婆婆说：“有啥不可能？刘家冲有十几户地主呢。教你认字的驼背爷爷就是地主，对你最好的大妈家更是大地主。”

我真叫弄糊涂了。驼背爷爷的老伴是聋子婆婆，都是好人啊。由于路太远，中午不方便回家，养父就把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老两口家吃饭。驼背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他给我讲故事，还教了我不少成语，什么“登高望远”“冬虫夏草”“月白风清”，可以说，我最早的文学基础就是他替我打下的。当我背着手，大人一般清清喉咙，在一群邋遢娃娃中间“出口成章”时，连老师都在一旁吃惊。

老威：直到现在，你说话也爱用书面语。

刘金琴：对呀。多年后，我还梦见自己坐在驼背爷爷和聋子婆婆中间吃饭，他们的对话在头顶上，跟打雷似的。驼背爷爷做过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解放前夕回到家乡，本来没什么田产，可因为“历史反动”，就打成了地主。他们本来有一个儿子，可不知在哪一次政治运动中，不堪折磨，跳江自杀了。儿媳妇也改嫁了，带走了两岁的孙儿。听说这个孙儿长大后还回家看过他们两次，但那种血缘感情已相当淡漠。终于有一天，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被送进地狱般的乡敬老院，没多久就死在里面。

由于太孤独，老两口把猫和鸡都当成孩子养。咯咯一唤，小鸡就会跳到他们手上来啄饭粒；那只猫已养了十几年，毛色还比较鲜亮，可见老人对它的无微不至的关爱。猫儿太通灵了，人一叫，它就喵喵答应；老人每天与它说话，喂了饭还替它擦嘴，唉。

老威：为什么叹气？

刘金琴：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觉得这些事犹如发生在几百年前，可又像发生在几个钟头前。

老威：这是你印象最深的地主吗？

刘金琴：影响我一生的地主是大妈——这是按当地的辈分叫的，她其实已经很老了。

老威：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深入接触一个很老的地主婆呢？

刘金琴：她的学名叫张世秀，旧时代的女子都喜欢取这样的名字。我与她特别投缘。

老威：她家里有几口人？

刘金琴：她还有一个儿子和儿媳妇。她的儿媳妇被搞计划生育的人结扎了，不能生孩子，这成了她最大的心病。所以，她第一次见我这么个小不点，就感到亲，把我当作自家的孙女。

老威：她当时的家境如何？

刘金琴：住的是瓦房，比我养父家好。由于在单家独户呆不住，我从小就经常溜出来，沿着田梗去邻居大妈家。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妈还是很慷慨，时不时抓花生、豌豆、瓜子给我吃。有时怕儿子发现了要骂，就把东西揣满我的衣兜，让我赶快从后门逃走。大妈用一种植物的根搅的凉宵最好吃，长大后，我还时常想起那酸酸甜甜的味儿。

大妈的白发用油或者水，梳得光光的，衣服尽管旧，可总是十分整洁。因为屋里屋外一把手，农村妇女无论老少，在平常都有点蓬头垢面，大妈往里一站，就显得鹤立鸡群。可能是没人说话，她也不管我年幼无知，三天两头拉着我唠叨。我边吃东西，边把她的唠叨当故事听，一年两年三年，她在我耳边重复了几十遍，我不想记也牢牢地记住了。

大妈早年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美女，身世却跟林黛玉差不多，幼年丧母，家道中落，不得已，她外婆就把她接到舅舅家来住。她舅舅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她跟着院里的孩子，入私塾，天天念《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温习唐诗宋词，操练琴棋书画，甚至涉猎算术和天文。待长大出阁，由于没母亲，父亲也长年在外，舅舅就拿着她的八字，替她作主，与刘家冲的首户结下姻缘，算是门当户对。

当时刘家冲一大半田地都是属于她婆家的。可她本可以做富家公子的丈夫却不稀罕，偏偏信奉胡适的教育救国，去做了新派的教书先生，拿着家里的钱，到更偏僻的山沟办平民学校。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夫家4弟兄，都跑到外面去，读书，经商，参加各种思潮和运动。这有点像巴金的《家》中描述的，老爷子艰难支撑家业，差点就找不到一个中规中举的继承人。

大妈一讲起过去，昏花老眼就放光。做姑娘时，虽然足不出户，可也受进步思想的冲击。比如裹脚缠到一半，舅舅从武汉回来，跟外婆嚷嚷，不让缠了。所以直到晚年，她的脚还是半大不小。她说，幸好没成三寸金莲，否则日后跟随夫君东跑西颠，就会很惨。

中国太穷太大，所以她先生虽然有理想，肯花心血，甚至饥一顿饱一顿，但对于偏僻山区的若干孩子，无异于杯水车薪。在解放前夕，她先生终于积劳成疾，撒手尘寰，丢下难于割舍的老婆和4个年幼的儿女。

大妈又回到刘家冲，打算守寡终生，学孟母教子，将儿女培养成夫君那样的人才。不料眨眼之间，天下就姓共；穷人翻身闹革命，大妈婆家和娘家都被划为大地主。公公婆婆死于非命，田产、宅院全叫瓜分了，连倾向于共产思想的叔伯弟兄也未能幸免于难，自革命队伍清洗回原籍，沦为天天挨斗的四类分子。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妈被赶出传了几辈人的刘家大院，带着孩子挤在以前叫化子住的破房子里。1952年，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大妈被关押起来，大会小会挨斗；与其他地富分子一道，戴着高帽子游街，还陪过恶霸地主的杀场。

那时，一个小小的贫农组长都掌握着大妈他们的生杀权。我这个年纪的孩子，真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竟有那么刻骨的仇恨——组长将大妈吊在大树上。你知道怎么个吊法？是将大妈右手的拇指用麻绳缠紧，然后单臂高吊——大妈当时是个20多岁的妇女，由于历经折磨，已皮包骨头。可再瘦，她也有几十斤啊！一根指头悬几十斤的重量，下面的人一松手，大妈就吼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一种怎样刺耳的叫声啊，像挨宰的母狼被扼住喉管的一瞬，嗷——！刀子一样尖利，又突然折断，跟着，整个身子都在晃荡中噗噗冒泡，白沫和舌头都从嘴里直喷出来，吓得围观的人们缩头闪避。据一位当事者说，大妈的舌头挂在外面两三分钟，才一颤一颤朝里缩。有个人将一根树枝戳进去，以免她咬掉舌尖，只听得喀嚓一响，树枝真断了。血滴、汗水、鼻涕不断线地淌，屎尿也嘀嘀嗒嗒地淌……

老威：如此惨状，人们看得下去吗？

刘金琴：人们看得可高兴了，还鼓掌呢。接着，组长指挥大家，拉成长队，用木桶从河沟里打水去泼大妈。连泼了十几桶都没醒，又接着泼，直到醒了，呻唤了半声，脑袋又耷拉下去。

老威：吊了多久？

刘金琴：不知道。

老威：这样搞下去会出人命的。

刘金琴：大妈的生命力够顽强，不会轻易死。

老威：我的朋友芦苇是电影《活着》《霸王别姬》的编剧，他为了搜集电影素材，曾到陕北老革命根据地采风，据他了解，当时的土改也很可怕。当过中宣部高官的著名作家陈ΧΧ也当过工作队长，只要姓陈的一下乡，土豪劣绅的屎尿都得吓出来——因为此著名文人之著名一招，就是先把人捆起来，使其动弹不了；再将油煎得透熟；最后才挽起袖口，柔声细语地审问金银细软的去处。不招，他就笑着拿起一只调羹，从烟熏火燎的锅里舀起熟油，往人肉上浇。

刘金琴：你一说，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老威：大妈后来怎样了？

刘金琴：她成了终身残废，右手抬不起来，拇指变为一截麻花。可组长还不放过她，连耕田也用一根绳子把她牵着。

老威：押着她劳动吗？

刘金琴：消遣。组长说，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逼着我们做长工，还到田头地尾监视我们。今天，穷人翻身作主，我也不让地主婆做我的长工，我要让她继续做地主婆，监视我吆牛犁田。

老威：什么意思？

刘金琴：就是在田埂上铺一层碎瓦渣子，叫大妈头戴纸高帽跪在上面，脖子挂一尿罐。不准抬头，不准耸肩，连眼皮也不准抬。

老威：这样折磨人很有乐趣吗？

刘金琴：受过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大妈却忍着，事隔多年，也没好意思对外人讲。老威：那你怎么知道的？

刘金琴：大妈的邻居，我的婆婆，总之，与她差不多年龄的长辈都知道。他们经常当饭

后茶余的龙门阵，讲得眉飞色舞。那时的农村又没什么娱乐，老爷爷老婆婆就聚一块，东加长西家短的。我和大妈感情好，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威：后来呢？

刘金琴：日日都有民兵看管，大妈回不了家，孩子没人管，全完蛋了。

老威：什么叫全完蛋了？

刘金琴：4个孩子，老大才5岁。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克润，饿得实在受不了，就离家出走。这孩子算机灵，沿途只要有人户，就跪下去磕头乞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乱叫一气。人心都是肉长的，隔了山隔了村，没人知道他是地主的崽子，就给些吃的。他饥一顿饱一顿，夜里歇庄稼地或岩缝，白天就凭着动物本能，顺着路或路的印子向前走……

老威：5岁的孩子，不想家吗？

刘金琴：他的3个弟弟妹妹，有个还没断奶，都饿死了。他离开的时候，3岁半的二弟还没落气，还伸出那枯柴棒子一样的手，拽住他的裤腿说：“哥，带我走。”他刚答应一声，二弟的脑袋就歪到一边，有出气没进气了。

他扳开二弟的手指，哭着跑出家门，才十几分钟就眼冒金花。路边寻了些野菜，胡乱朝嘴里塞，眨眼间肚里就翻江倒海。他吐得一塌糊涂，可只有一滩绿水，他就倒在自己吐的绿水里，爬不起来了。幸好一个过路的人丢给他一个糠馍馍，他看也没看就吞了下去。等他坐起来，那个人已无影无踪。黄天厚土，万籁俱寂，连一丝风都没有。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这是蚂蚁和蝗虫都会产生的念头，就是尽可能逃得越远越好。

老威：我两岁的时候，正遇上大饥荒，也差点饿得没命了——从那一刻起，一颗不爱故乡不爱祖国的种子，就在我的骨头里发芽。

刘金琴：5岁的刘克润，皮包骨头，眼珠子都快顶出来了，可他几天几夜，走了100多公里，没回一下头。他终于倒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天蒙蒙亮，主人家开门，吓了一跳，蹲下去摸鼻孔，感觉还有气，就抱进屋里灌米汤——命大的刘克润终于苏醒了——他成了救命恩人，一个贫农家庭的养子，至此十几年没回过老家。

老威：大妈怎样了？

刘金琴：她被斗了100多天，直到村里都知道她家出事了，民兵才放她回去。还没进门，尸体的腐败味儿就扑面而来，苍蝇跟炸了营似的。她不管不顾地抱住孩子，张嘴干嚎了老半天，却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泪水；她像个80岁的老太婆，头发掉得掩不住头皮，喉咙撕裂得哑了。

这个母亲和她的死孩子们共渡了一宿，除了一盏灯，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任何别的。村里的人都悄悄拢一块，在不远处议论、猜测，这地主婆到底躲在屋里干啥？有人说，她的娃娃都生蛆了，难道她也等着生蛆不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大妈一晚上都在收拾尸体，用竹签将腐肉深处的蛆虫一下下挑出来，像在做极仔细的针线活儿。天快亮时，大妈直了直腰，从家里搜了些旧布，勉强将孩子们裹了，然后，先将老二装进背兜。费了半天劲儿，她才背着老二开门出来，在朦胧曙光下上山去。

她来回搬运了三趟，太阳就升起两根竿子高了。在一面荒坡上，她选了松软的土坎，起落着左臂刨坑。她的右臂已经残废了，她拖着它，十分累赘，可还要以单手举一把小锄头，不断地喘气、刨坑。她在烈日下刨了一上午，三个簸箕大的浅坑浮现了。她将孩子们并排放入坑里，自己坐在坑边歇气；她喃喃说着什么，然后站起来，四处寻

了些树叶和青草，她用一只手将草和叶洒在孩子们的身上。

蓝色的晴空一望无际，一阵呱呱的叫声突然自远方传来。开始大妈还以为是耳鸣，就起劲地钻耳朵，可呱呱的聒噪越来越响，终于如轰炸机一般。大妈猛一抬头，才发现周围的三棵大树上全歇满了乌鸦。她头皮发麻，立即填土，她的左手像上了发条，越动越快。乌鸦们越逼越近，有几只呼地扑到地上，那只最大胆的，甚至凌空划了个半圆，从她的肩头擦了过去。她惊得一弹而起，挥舞着锄头去赶乌鸦，鸦群一炸而起，在刹那遮没了太阳，然后如大把的灰烬，纷纷扬扬地洒下来。她继续挥舞着锄头，直到累跪下，只剩喘气的份。乌鸦也不动了，也不起劲的聒噪了，人和鸦对峙着，大妈丢了锄头，一把一把往坑里推土；还将整个身子扑下去，以肩膀和下巴推土。这个母亲，甚至想将单薄的千疮百孔的身体盖上去，永远笼罩住自己的死孩子，不让他们再受到一丝一毫的糟蹋。

她不知在坑上趴了多久，似乎还最后贴着孩子们睡了一觉。总之，天色已晚，她终于完成了掩埋，连坟包也没力气垒。她下山时，月芽已经上树梢了。

老威：鸦群还没撤退，她能放心吗？

刘金琴：她是不可能睡踏实，据说在午夜的朦胧之间，她还听见了嗷嗷的狼叫。第二天大早，她就赶上山，却惊呆了。昨天的浅坟已一片狼藉，坑里坑外布满狼或野狗凌乱的爪印，可孩子们呢？除了与泥土混杂的碎布，孩子们在哪儿呢？

她下意识地在坑里翻找，又捞起几撮头发，在离坑几米远的树下，又寻着了一地鸟血、鸟毛和一颗牙齿。显然，狼或野狗为了享受尸体，曾与乌鸦有过一场血腥大战，最后大约以狼的胜利告终。

老威：目睹过如此惨状，母亲能活下去算个奇迹了。

刘金琴：她活下来了，并且活了80多岁。

老威：是么？

刘金琴：她右手残废，孤苦一人，活着的理由也就是还不死心啊，她的大儿子刘克润还没找到啊。接下来的日子，她跑遍了方圆数百里，逢人便打听，直到十几年以后，才终于知道儿子的下落。

老威：那母子见面，悲喜交集吧？

刘金琴：没有喜没有悲，形同陌路。那已经是60年代，快长大成人的刘克润东躲西藏，死活不跟生母回家。可大妈也死活不愿放手。这种拉锯战持续了大半年，终于由公家出面，将孩子断给了生母。刘克润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他已换了血，成为贫农的儿子，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可转眼间，他还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那时不像现在，还能背井离乡——户口已把人限制死了，去趟县城，住个旅馆，还得由大队党支部开证明呢。可怜的刘克润只好与养父养母抱头痛哭一晚，再跟候在旁边垂泪一晚的生母走。这一段，我听大妈亲口讲了若干遍，刘克润可谓三步一回头，回头肝肠断。大妈不忍心，就远远坐在一个山坳等。还连着唠叨，造孽啊造孽啊，我也是没办法，除了这个儿我还有啥呀。

老威：亲生母子相守，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过。

刘金琴：可那年头，地主受歧视，刘克润在生产队里抬不起头，就将一腔怒火转移到母亲身上。母子俩要么不说话，要么就吵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成了小伙子后，就因为家庭成分，连找了好多个对象都告吹。

老威：我也是地主的后代，文革当中，我姐姐20多岁，出落得如花似玉，本来她按自己的心意，接受了一位解放军连长的求爱，可男方组织上一开展政审调查，发现女方出身地主家庭，马上就对那连长进行严厉批评，“亲不亲，阶级分”。个人那一丁点感情在时代的大环境里算什么？一粒芝麻。

刘金琴：所以刘克润很惨，拖到30多岁还是光棍一条，只好一咬牙，去几十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当上门女婿。女方是寡妇，拖了两个小孩，并因为计划生育原因，被政府动员去做了结扎手术。

老威：也是个十分不幸的人。

刘金琴：双方刚见面就“相中”了，一说真实情况，“门当户对”嘛。刘可润也不在乎老婆不能生崽，只要互相不嫌弃，就朝老时过啰。当了几年的上门女婿，文革结束，地主也揭帽了，刘可润就带着老婆和白捡的两个儿女，认祖归宗，与母亲同居一个屋檐下。

老威：总算是个大团圆结局。

刘金琴：刘克润倒希望大团圆，但媳妇和婆婆却势同水火。大妈是旧社会过来的大家闺秀，受传统的束缚，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可媳妇却叫结扎了……

老威：她不是有两个子女吗？

刘金琴：但不是亲生的，这让大妈日夜受煎熬，觉得一辈子的苦白吃了，刘家的香火眼看要绝了。婆媳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而儿子总是偏袒媳妇。大妈的脾气越来越古怪，斜吊着右手，似乎与任何人都合不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她的生活的，我生得乖巧，嘴也甜，一老一小相当投缘。大妈一见我，就笑，就叫乖乖过来，于是我就过去靠着她的膝盖坐下。

我抱给养父10来年，几乎天天与大妈见面。后来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还时常打听她的消息，因为大妈已经成为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老威：就这样完结了吗？

刘金琴：我常常回刘家冲，名义上看养父和婆婆，其实最挂心的还是她。冥冥中，我和她才有真正的精神血缘。2002年，她大概有80岁了，我从北京回宜昌探亲，一听说她病危，就马上赶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老威：她得了什么病？

刘金琴：人老了，骨头脆了，可有一次，婆媳之间爆发家庭战争，她再次戳到媳妇不生崽的痛处，于是，被激怒的媳妇推了她一掌。她跌倒在地，却再也没有如过去许多次那样，从灾难中爬起来。

她的腰椎和盆骨都摔断了，一下子痛得晕了过去。正高声尖叫的媳妇猛然呆住，直到儿子进门，弯腰将母亲抱到床上，她才回过神，跟过去照顾。

就这样拖了一二十天，大妈根本动弹不了。在一生中，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再苦再难，跌得再深，哪怕跌入地狱，都不要人扶持。她是刘家冲少有的两三个知书识礼的女人，虽然穷，却总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可是落到这一步，就只能任人摆布。

婆媳间的宿怨永难化解，但是媳妇当着人面，还得摆出无微不至的模样，为婆婆喂水喂饭，接屎接尿。当我出现在门口，那媳妇正从大妈的身子底下抽出秽迹斑斑的尿布，动作很粗野，把大妈的腿都划破皮了。我看不过去，大妈却对我笑，遮羞布扒拉开了，她依旧无所谓地笑。我眼泪快出来了，连忙俯下身去问她需要什么。

我喂她水，她的舌头在满是燎泡的嘴里卷动了两下，然后问我好不好？接着是沉默，接着她又回到从前，时断时续地唠唠叨叨。她说做闺女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矩太多太严，好不容易放回风，与弟兄姐妹上街，竟觉得样样都新鲜。遇上卖洋布的货郎挑子，就一齐围住，比比划划。满意就买下，不满意，也不能妄加评论，直言不好。我只说了声“不对”，也叫外婆听见，立即唤到一边教训道：“大户人家的闺女怎么能说不对？先生没教过你吗？该说不然。”

老威：这算对美好旧事物的回光返照吧。

刘金琴：是啊，我们分别大约三、四天，她就去世了。我不知道她信不信神，或许她已经通过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长长的走廊，回到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旧社会。

民兵主任余学康

采访缘起：自2006年初从云南省禄劝县境内采访归来，我一直刻意追寻有关土地改革的人与事。我试图另外找一个点，再度深入，以图在著述里形成地域上的对称。可非常遗憾，知道1950至1952年土改的中年以上的人比较多，能够提供具体线索的有心者就稀少了。大半年下来，我先后跑了北京、成都、重庆、湖南省长沙市和我的老家四川省盐亭县的乡下，收获甚微。原因大约是幸存的老地主们虽然快走到了生命终点，可还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在一个陌生人跟前说共产党的坏话，会祸及子孙。感谢上苍，赐予我孙医生这样的基督徒。经过三番几次的电话联系，2006年8月3日，我们又在昆明重逢了。用罢晚餐，我们在阴风惨惨的街头徘徊了一会儿，接着又去了孙医生简陋的住处。因为极其忙，此次孙医生不能陪同我下乡，却对我的行程作了细致的安排。

睡前与孙医生聊了一会儿，都是光棍汉，就对彼此的经历怀着浓厚兴趣。但当我提到某一位朋友想用摄像机跟拍他几个月，成就一部当代游方郎中的纪录片时，孙医生的反应却比较淡漠。“没人看。”他说。

“不在乎，”我说，“应该有个新世纪上山下乡的记录嘛。”

他不置可否，并很快进入了梦乡。

2006年8月4日6点50分，我们起床洗漱，出门时阳光灿烂。我们在一个路边鸡毛店匆匆用罢早点，孙医生又将我送到黄土坡汽车站。分手在即，老孙又以极快的语速，把沿途注意事项冲我复述一遍，我只得如一个幼稚晚辈，挺感动地点头。稍后，我在肮脏的车站内登上去禄劝县的更加肮脏的中巴。屁股朝异味刺鼻的坐垫下去，膝盖就抵到了胸前。一个哑巴姑娘上车卖非法印刷品，她先递过来一块写着“自强不息，自谋生路”的纸牌。想起自己也曾干过地下出版这一行，就捐了10元钱。哑巴姑娘不依，涨红着脸，非要我选她怀里抱着的劣质书刊，我随手抽了一张《生肖运程》的单子，“属狗的。”我不由自主地解释，姑娘似乎听懂了，甜笑着，还翘了大拇指。

车摇摇晃晃地出站了，烟尘弥漫；跟着出城了，天高云淡。在金光飞窜的风中正好养精神。于是我仰头便睡。不料一睁眼，两个多小时就溜过去了。灰不溜湫的禄劝县城映入眼帘，哪怕周围粘满补丁般的垃圾，一种亲切感还是油然而生。

行人和建筑都老一套，就不费口舌了。总之我下了车，沿土坡爬到马路边，一个公用电话就招来了接头的面包车。司机是个彝族瘦子，姓张，我递上孙医生的路条，上面写着：“此人是我的好友老威，请按电话里说好的条件，尽力帮助。”

沿着上次的路线，我们继续前行，没多久上了土路。尘土飞扬中，人头与骡马源源不断在车窗外沉浮，有时，车已抵着马车了，才一个急刹。司机老张探出脑袋，以喉咙代替喇叭，恳求让路，可在马车上摇晃着的衣着花哨的彝族女人们都回头报以微笑。老张也只能微笑，并解释说，今天团街逢场，大家都出来赶街了。

堆积着人的柴油货车与骡马拉车越来越密集，终于遮天蔽日起来。前方会车，我们停下来等，见若干农民如起义一般，从四面八方往车上爬，其中一个还在两车相交的缝隙中扒拉车门，惊得我连吐舌头。老张却说，他以前赶街也爬车，图个方便。

我小时候也爬过车，那是受父亲之命，从盐亭县城回20多公里外的李家坪探望老地主爷爷。遇着货车上长坡，就撵着车屁股，一顿猛跑，使出吃奶的力气翻上货厢，就洋洋得意。可如今，我的父亲、爷爷、姐姐都长眠在李家坪的祖坟里了。

经过乡场时，我胡乱拍了些照片。接着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到了破烂肮脏如昨的撒营盘。在路边一个清真馆子要了牛肉和两斗碗干饭，狼吞虎咽罢，才发现碗底尚存苍蝇一只。而更多的苍蝇在我们头上嗡嗡欢呼着。

胃口相当争气，就如这破面包车，再怎么历尽颠簸，它也不熄火。又跑了1个来小时，到一剪刀似的岔路口，往下走去则黑，我们上行，沿着盘山道直奔此行的目的地，海拔3600多米的山顶小镇马鹿塘。

下午两点左右，进了空荡荡的马鹿塘场口，太阳依旧明晃晃，却如悬在空中的白铁皮，没有热度。我们在场上唯一的“美发厅”前刹车，打开车门，立即加衣服，并向一女孩打听本站联络人小孙。不料一回头，瘸着一只腿的小孙已站在我们身后了。

小孙也是大地主家族的后代，头脑在乡村青年中算灵活的，也曾在深圳打过工，却因病险些瘫痪，只好回乡。前不久，孙医生巡回至此，为他治过腿，还认了本家。

我们被请进乱七八糟的美发厅稍歇片刻，就穿过街面，跟小孙下一斜坡，绕入人畜混杂的农家院子去拜访马鹿塘乡的高龄老人余学康。在狗儿们的狂吠中，一个系围裙的粗壮妇女自猪圈钻出，摊着两手与小孙搭话毕，就仰脸冲着木楼叫“老爹”。余学康从楼影里探头，眼睛与皱褶几乎难以区分，我们立马趋前打招呼。小孙贴住他的耳门叫道：“成都来的同志，想找你款款古。”

老人嗯嗯答应着，弓着腰，带我们上了二楼。由于屋里太阴暗，四个人就搭矮凳蜷在楼道中。谈话还没开始，楼下院坝里已立满大人小孩，以及猪、狗和牛。老人脸朝外，皱褶中挤出两道得意的目光：“现在还有人听款古？”

我急忙点头道：“我想请你讲讲土地改革，也就是斗地主的事。”

老人一脸迷惘。小孙就替我做传声筒，并且补充道：“你随便款，解放前、解放后，想咋款就咋款，人家要写你啰。”

老 威：老人家高寿？

余学康：蒋介石手头就出生了。

老 威：到底是哪一年？

余学康：记不得啰，只晓得今年81岁了。

老 威：你算这马鹿塘乡里的长者，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款款古。

余学康：款古么？我的脑壳已经糊涂啰。小时候，听老祖讲，我们的祖脉在金沙江对岸的四川东川县境内，由于与彝族打冤家，输了，就千里迢迢迁过来。当时迁过来的还有李、田、孙、张、杨、冯等汉姓，都是叫彝族赶过来的。

老 威：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余学康：早啰。我已经是迁过马鹿塘来的第10辈余姓人了。祖宗他们刚到的时候，这儿还是万山老林，人钻进去就眼睛发黑，深处还听得见野猪和熊叫。祖宗他们扎下来，经过刀砍火种，开出向阳坡地，种下荞子和洋芋，也种下大烟。

老 威：这些都是彝族的主食吧？

余学康：入乡随俗啰。云南的黑彝性子温和，不像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一冲撞就要动刀动枪，所以这儿的汉彝历来都和平相处。满目荒山，愁的是没有劳力去开啰。不晓得背太阳过山了多少年，这与外界隔绝的马鹿塘突然热闹了，先是朱德领头的红军过，去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与毛主席汇合；后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追过来，三天三夜的马蹄和脚步声。红军进到我们大村，找人带路，翻山越岭跑拢江边，许多战士饿得不行了，就采地里的蓖麻子充饥。蓖麻子可以榨油，闻着比花生油香，却是闹人的。听说不少人口吐白沫，叫毒死了。红军是在韭菜地、黄草坪扎耙子过的江，险得很。

村里带路的人，有的没回来，参加红军了；有的穿密林子回来，衣裳都烂成刷刷了。他们说，红军过雪山草地，又没有吃的，所以经常是进几步退几步，看着看着，人就往下倒。他们不愿送命，就当了逃兵。马鹿塘的人从老祖开始，就种烟抽烟，红军中也流行吹大烟，还问他们吹不吹两口提神？那时候红军的政策还是好的，逃跑不远的，追着你转去，不追究，还有大烟吹。

老 威：红军在马鹿塘驻扎过吗？

余学康：歇过嘛。村乡里的大户叫绑了十几口，通知家属拿银元去赎人。在下面的大松树干仗，活捉了国民党军家眷，男的女的一串，也弄到马鹿塘上头来，召集乡民大会，统统砍头。我那时小，也跟老爹们去看，血滴了一路，尸体就埋在坡沟下。红军还在土墙上贴告示，我听长辈念道：“杀官安民，打富济贫……”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两句。解放军、工作组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搞土改，也就是“杀官安民，打富济贫”啰。

红军如风一般刮过去，他们从大户那儿弄来分给大家的东西，没人敢要；当时接了，事后都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这儿的人乡情重，只要不挨饿，就不管脑壳顶的哪一方天。我记得那时的保长也换得勤，今年是李保长，明年就是杨保长了。

老 威：保长的权力大吧？

余学康：通知开会，派款派壮丁，保长就上门了。壮丁的政策是每家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轮到那个是那个。我12岁死了母亲，家里两兄弟一妹子，加父亲，共四口人，所以没人当兵。但村里有好几个人去当兵。我的一个老表，一走就没音信，几十年后才晓得，他随国民党军过海，在台湾安家落户了。八几年天子换了，他坐飞机到昆明，包了几辆车回马鹿塘寻祖，还有政府官员陪着。一下村里，没人认得出。还比我大好几岁，可西装一套，像我的儿子辈。村里人都围着这个命好的人，昏款了一晚上。有人问他那边出不出荞子和洋芋？他点头说，啥子都出，就是花椒不出，因为怕麻死人。把大家逗笑了。我问他台湾有多远，咋过来？他说从南边绕大半个中国，再从香港进来。我问有没有我们的老祖来得远？他连说概念不一样，老祖们是走路，翻山越岭，从金沙江对岸过来，一两个月都说不准；我是坐飞机，如果拉直线，台北到昆明，大半天就到了。一大屋人全傻了，搭不上话，因为我们最远才去过昆明啰，到一趟禄劝县城也算大事情啰。

我这个老表心慈，连着抹眼泪，说几十年了，没料到家乡还是这么穷。他打算以后在昆明安家，可以引一些海外资金来家乡扶贫。现在，他的女儿倒是住在昆明，他没有回来，听说是台湾那边不让。

老 威：老人家，你在旧社会有多少土地呢？

余学康；3亩多。

老 威：一家4口人才3亩多？

余学康：眼下我家有10几口啰。

老 威：我说的是旧社会。

余学康：旧社会么？我的耳朵也老了。坡上的地种不完，一家一户，少说也有几十亩。

老 威：那家家都够地主了？

余学康：我们家有几十亩地，可是自耕自种，没余粮，没请长短工，没有租子可收，更没有丫环、奴仆，所以是贫农啰。

老 威：这些都是划阶级的标准吗？

余学康：土改中，我们把这个叫做“称大秤”。是猪还是骡子，有多重，自己先称一称。第一等是地主，分恶霸地主、一般地主和破落地主；第二等是富农；然后是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是依靠对象。在马鹿塘，老林子多，野猪、熊瞎子、游击队都在里头出没，

四几年，国民党军从撒营盘过来，清剿了很多次，把游击队打急了，就轰的一声散开。有的就钻进村里躲。不少人家都窝藏过游击队，因为他们的纪律好，哪怕饿瘫了，也不偷不抢，要口吃的，也征求住户的同意。还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啥子为国家为民族为人人平等，到了动情处，眼泪就哗哗的掉。不料真让他们猜准了，眨眼间解放，游击队果然又回来了，不过，这回可不是钻老林子，搞偷袭，而是在青天白日下进马鹿塘……

老 威：游击队成了解放军？

余学康：解放军1949年就来了，先是一小股，过后才是大队人马。我还为解放军的侦察兵带过路啰。我是说工作组，有县里的、区里的人，跟在解放军后面进马鹿塘，村里的人一认，原来就是游击队。大家都是熟人啰，那家肥那家瘦，在旧社会就摸底啰。

老 威：这么说，土改起来很容易？

余学康：马鹿塘的所有村子都驻了工作组，我们大村也驻了4个工作组的人，先是分散到穷苦人家，同此同住同劳动，讲新旧社会的变化，启发阶级觉悟。因为过去无论穷和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乡亲，我雇你到我地头干活，你在青黄不接时，来我家借点粮食，都太平常了。10根指头还不一样长啰，那个能辨清楚，是细的幺指头好，还是粗的大指头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新社会，旧道理就讲不通了。发动群众，划阶级，上面的政策就是铁板钉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贫雇农的主席团也有了，民兵也有了，我当上了民兵主任……

老 威：当时你有多大年龄？

余学康：20多岁，还没结婚，一根脑壳简单的光棍啰。

老 威：你恨地主吗？

余学康：应该恨，政策叫我恨我就恨。要不咋个当民兵主任？

老 威：你手下管多少民兵？

余学康：十几个。其实也不是那个管那个，大家互相监督，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秤完大秤，工作组就叫我们民兵将伪政府成员、恶霸地主从家里一个不漏地清出来，押到马鹿塘乡公所集中看管，勒令交代隐瞒的浮财。

老 威：你是文盲吧？

余学康：我没有文化，记性也不好，可工作组都表扬我政策执行得不错。

老 威：是么。

余学康：村里的民兵都是大肚皮，饿痨饿虾的，好像从妈肚子一出来就没吃饱过。所以，他们总是扣地主家属送来的饭菜，几个家伙分吃光。还命令必须送肉，送白米饭，否则就打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这就不符合政策啰。我审问时，发现一个孙家的地主，已瘫在墙角，有出气没进气了。连问几声浮财埋哪儿，那人却伸一伸颈子，直翻白眼。我瞅着不对头，忙叫舀一碗水来灌，没想到进去半碗就出来半碗，还从胃里带出黑糊糊的泥巴和铺草节节。原来他5天没上吃一口饭，只好在地下胡乱抓东西填肚子。

我一下子就冒火了，地主都饿死了，找那个去追浮财嘛？即使该枪毙他们，还要给一顿砍头饭啰。于是就批评那些扣饭吃的民兵。他们不服气，与我吵，说地主饿死活该，如果全世界的剥削阶级都饿死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没文化，只好反映上去。工作组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认为我觉悟高，有全局观念。我可没想到全局，但贫农要有志气，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啰。

老 威：老人家还是蛮实在的。

余学康；我做过民兵主任，做过保管员，在村里是有口碑的。所以你们这些后生，不要认为我在昏侃。

老 威：哪里，哪里。

余学康：其实地主很不好对付，他们要么读过书，要么比较聪明，否则发不了财。称了大秤，开了会，人人都盯死你了，可他们还以为能蒙混过关。于是工作组与贫雇农主席团一合计，集中起来审。我先挨个劝他们，也叫声老表、叔叔、姨爹啥子的，都是乡里乡亲，你还是吃软吧，都吐了吧，大政策大形势摆在眼前，你不说实话不行啰，就是对抗政府，对抗共产党啰。

老 威：你还挺会攻心的。

余学康：但是行不通。这些狗老财，放租放债都不交代，或者只交代一点点，想大化小，小化无。你说他有丫环，他说那是亲戚家的丫头，暂时住几天；你说他有奴仆，他说吃住一窝，干活一块，哪能叫奴仆？至于雇长工，他更是满腹委屈，说吃穿、工钱都没亏待过人，有人快饿死了，找上门来磕头作揖，求你雇他，给他一口活命饭吃，你能不答应啰？这位同志你听听，这哪像罪行交代？不来硬的行么？于是我扇过去一耳光，说：“你欺负我没文化是不是？你把剥削浑侃成做慈善，那我就要看你有多慈善！”

攻心不成，我们就要伤他们的心了。把他们全拉出来，跪碎瓦渣，跪刺耙笼，膝盖烂了，还往上头抹盐；还挂黑牌，戴高帽子游乡、游地坎。你可晓得火塘里架柴烧的铁十字？我们就是把烧得半红的铁十字罩在他们头上，带焦糊肉味儿的青烟一冒，脸都变形了，他们就会大吼：“吐，吐，全吐，肠肠肚肚都吐！”

老 威：真有点恐怖。

余学康：还有扎烟火、推阴阳头、往头上倒红墨水……

老 威：什么“扎烟火”？

余学康：就是把燃着的烟头往人身上扎，一扎一个眼，看你能顽抗多久？

老 威：还有什么刑罚？

余学康：打陪衬。就是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将所有的地主押到公审会场，陪斗几个钟头。在枪毙的那一刻，让十几个跪成一排，前面都挖了坑。这样，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屎尿一裤裆的，喊爹叫妈的，昏过去的，嘴巴啃土的，太热闹了。民兵用枪托子捣，手膀子都酸麻了，还制止不住。轮到真开枪，那个恶霸地主天灵盖一飞，作陪衬的地主多半也死了一回。这时候，再架回去趁热打铁，就啥子都招了。金银埋在哪个窖；首饰藏在哪一家；还有细粮灌在哪个树洞；咋个样教唆自己的媳妇、闺女勾引主席团的人下水，梦想用美人计改变阶级，逃避斗争等等，甚至上一辈子的丑事都往外抖。

可这个关头就太晚了，工作组指示，不仅要将已经交代的浮财，包括田地、房子、余粮、骡马牛羊全部没收充公，而且要视其态度恶劣的程度，给予轻重不同的赔罚。罚款数目是50元起价，100、200到300，最高500元。那时一匹骡子才卖50元，所以地主们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老 威：给不起罚款怎么办？

余学康：土改时，工作组就是金口玉牙，说一就只能是一。罚款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出不起罚款，人头就落地，马鹿塘有两个大地主，都因为交不起300元钱的罚款，而被镇压了。

老 威：这算是保命钱了。

余学康：差不多啰。交够数的，当场就叫家属写张《保证书》，领回家去听候处理。想逃是没门的，村与村都设了岗哨，除了工作组和主席团，任何人，哪怕走亲戚，都要查《通行证》。

老 威：这有点像抗日革命根据地了。

余学康：皎西、马鹿塘、大松树都轮流开过群众大会，镇压伪政府、反革命和地主。我那时年轻，热血沸腾，都去执行过任务。我还被派到皎平，帮助那儿的群众土改。

老 威：你枪毙过人吗？

余学康：我扛过枪，打过靶，可胆子小，没打过人。那是要受专门训练啰。

老 威：斗地主的名堂还比较多吧？

余学康：案头上的肉，想咋个切就咋个切啰。那时候，贫雇农家里死了人，也叫地主来当坐街先生。

老 威：什么？

余学康：就是临到出殡，让几个地主披麻戴孝，在大棺材前头鸣锣开路。解放前，马鹿塘一带就有雇叫化子当坐街先生的习俗，解放了，天地一翻个，剥削阶级就免费充当劳苦大众的孝子。从阳间到阴间的路，由他们先趟出来；埋死人的活儿，也是他们干；那年头太好呵，连祭年祭月，给老祖上坟，都由地主代劳。

老 威：新社会不是讲究移风易俗吗？

余学康：土改阶段，新风尚还没提上来嘛。

老 威：你们这一带到底镇压了多少地主？

余学康：记不清了。总之，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几个大姓中的大户，都镇压了。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公审大会开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上千人；集中到撒营盘开，起码就上万人了。我们民兵的革命担子可重啰，从看管到押送，到维持会场秩序，有时一整天都轮着啃干粮，神经高度紧张。

老 威：就是站个岗放个哨嘛。

余学康：同志你太小看我们民兵了，地主的公愤那么大，如果不是我们隔在他们和群众中间，地主一个也活不出来。许多乡都发生过没经过公审，地主就叫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的事，受到上面的批评。有时候，群众就如海里的浪子，一波一波涌过来，一波比一波更猛，我们就把枪横在胸前，拼命阻挡。我们经常叫掀翻在地，又立马蹦起来，甚至学解放军，手挽手，汗水把衣裳、裤子都湿透了。有的人蹦跶着也够不着地主，就隔着我们这道人墙，喷口水、扔石块，还把棍子、竹竿老远打过去。我们挨了多少误伤啰！一次，棍子头没碰着地主，而扫到我的耳门上，只听得砰的一响，我差点就昏过去了。右半边脸肿了10多天，牙都松了。

老 威：当时的法庭是怎样组成的？

余学康：以工作组为中心，周围是贫雇农的主席团。那个该杀那个该留，大伙碰个头，工作组点个头，就铁板钉钉了。唯一一次例外，就是镇压李保长。已经押到会场，挂了黑牌，插了亡命标。群众和领导都一致认为，他该死，死定了。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口号早就喊了几轮，“拥护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枪毙反革命恶霸地主、伪保长李ХХ！”

李保长在台下打抖，吓得站不稳。两个民兵将他往上架，可他的双腿拖在地上。屎尿没吓出来，清口水却挂了一尺多长。我还吼了一声：“狗日保长的威风到哪儿去了？”

执行民兵排出4颗步枪子弹，在鞋帮子挨个摩擦一遍，就喀嚓上膛了。李保长被五花大绑，按在土坑边跪下。十几米外，埋人的井早就挖好。台上的工作组长把手轻轻一挥，烂泥巴一样的李保长立马就要报销。可这时——枪口都抵着那后背了——有个声音吼道：“留人！！”

我们睁大眼睛一看，原来是禄劝县杨县长的通讯员。那十几岁的小兵满头满脸全是灰，正骑着高头大马冲向会场。群众纷纷两边闪，大会顿时乱成了开锅稀饭。那马还扬了扬蹄子，啾啾叫了两声，就一直撞到主席台下才刹住。小兵跳下马，一个箭步射上去，隔着前排十几个贫雇农主席团成员，全身猛扑，向台子中央的工作组组长递上一封急信。

组长匆匆看了，吓出一头冷汗，也吼了一声：“留人！！”紧接着又吼了一声：“散会！！”

老 威：怎么回事？难道这李保长是杨县长家的亲戚？

余学康：比亲戚还亲。解放前，杨县长在马鹿塘的万山老林里打游击，曾袭击了好几个乡公所。国民党为了报复，就悬赏抓他。有一回，都将他们十几个游击队员包围了，是李保长出于江湖义气，亲自护送杨县长等人钻密林小道，走了几天几夜，才拢金沙江边。李保长与杨县长拱手作别，还叫手下人送了一麻袋荞子粑粑。李保长一直看着杨县长他们过了江，估计安全了，才回头走自己的路。

老 威：李保长明为国民党干公差，却暗通共产党，真是吃里扒外。

余学康：江湖中人只顾义气，不顾党派，更不管那个坐江山。解放后，李保长倒血霉，眼看老命不保，就在监狱里把自己与杨县长的“救命”关系坦白出来，却没人信。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可到底捡了一条命。

老 威：杨县长也算有情有义。后来如何？他们“后会有期”了吗？

余学康：救命是一回事，阶级界限又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县长当然不能轻易见一个恶霸地主啰。

老 威：过了生死关，李保长这辈子也算平安了。

余学康：一两年后，上面有政策，进行土改复查。李保长活罪难逃，他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几年刑，劳改出来，没两年就死了。

老 威：他可是共产党的功臣啊。

余学康：我没啥文化，不太懂这个。

放羊娃彭绍宗

采访前奏：现在是2006年8月4日下午4点45分，我与81岁的老人余学康道完别，从嘎吱作响的木楼过道下来，尾随热心的跛腿小伙子孙如策，从大村的烂泥坡爬回马鹿塘街面。斜阳如一颗被压扁的橘子，浆汁四溅，把山川染得斑斑驳驳。又起了一阵风，我们不由瑟缩起来。

在浸入肺腑的冷太阳中，孙如策突然转头问我，是否跟湖南卫视的某某栏目有联系？我愣了一下，小孙又继续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材料寄去，并探问可不可以上荧屏，当众表露心声？对方回信认可，却声明旅费自理。我关切道，值得花这大笔钱吗？小孙道，只要能找回老婆，花多少钱都值。接着，就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是他和一摩登女郎的亲密合影。

回到灰尘扑扑的美发厅，小孙又从抽屉拿出一厚本影集，全是小两口的昔日记忆。原来，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山村青年一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好不容易凭日以继夜的勤劳在深圳站稳脚跟，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小孙得了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不久竟瘫痪在床，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而他年轻的老婆守候了几十天，苦无良策，就在绝望中带着幼子偷跑了。

幸好有同乡人的鼎力协助，小孙才回到马鹿塘，凭借着土方与针灸，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当然，这也包含孙医生在内的许多土郎中的努力。小孙说，他一点也不责怪“临阵脱逃”的老婆，哪怕她跟了另外的人。他只是渴望通过电视，把自己健康的形象展示给大众，希望她能看见，让全家破镜重圆一次。她还是自由的，去和留都可以。

我正在赞赏小孙的豁达，挂着破毛巾的窗口闪过一位戴蓝帽子的老头。我直觉到这当中有名堂，就叫小孙追出门去招呼。老头弓着虾米腰，摆着手推辞了两回，就随小孙进屋了。眼下，他与我并坐在长椅子上，两手搓来搓去，像个惹祸的小学生。我一开口，他受惊鸵鸟一般耸起了肩膀，脸色泛起潮红。我笑了，连称“没关系”，接着在东拉西扯中开始了新一轮访谈。

兴致正高的小孙这么快就被晾在一边，我瞟了他一眼，感到十分歉意。

老威：我已经看见你在这街面上晃了几个来回了……

彭绍宗：人老了，没事干，就这么瞎兜圈儿啰，

老威：马鹿塘有多长？

彭绍宗：就一条直肠子街，你抬眼就看得穿。现在，街两边都修了水泥房子，显得光鲜了，宽阔了，哪怕赶街日，货摊一家接一家，人如稀牛屎，一堆连一堆，汽车也能从中间挤过去。翻回去一二十年，你眼前就是土路土房子了，一下雨就是泥巴凼凼，货郎赶着骡马车卖东西，汽车是稀罕货，可能要几天才看得到一辆。

老威：这么说，你老人家在马鹿塘瞎晃了几十年了？

彭绍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马鹿塘的地势太高，七八十岁的老人比较少啰。夏天好过，冬天不好过啰。原先我没事兜几圈儿，门槛前坐着吹烟的同辈人不少，一眨眼，就一个接一个走了。

老威：你的身子骨还不错嘛。

彭绍宗：马鹿塘出了许多能人，乡里乡外，呼风唤雨了好一阵子，结果都走得早，我是个只晓得种庄稼的蠢汉，所以就落后了。

老威：老人家生于哪一年？

彭绍宗：1937年，如今70岁了。

老威：解放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

彭绍宗：1946年，我才9岁，就替李保长家放羊。

老威：就是那个共产党游击队的救命恩人吗？

彭绍宗：是啰。公审过了，埋人的井也挖了，枪筒都抵着他脑壳了，禄劝县杨县长一声“留人”。这事儿把马鹿塘，把方圆几十里都震住了。

老威：我已听民兵主任余学康讲过。

彭绍宗：是么？他与我三哥一路，土改的积极分子，当然比我一个小孩清楚啰。

老威：你三哥还在？

彭绍宗：我三哥彭绍周十几年前就走了。他曾经是贫雇农主席团的成员，参加了马鹿塘所有地主的审判，却没有比他跳得还凶的余学康命长。

老威：你觉得李保长该死吗？

彭绍宗：清匪反霸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保长，贫雇农都骂他该死。我一个放羊娃哪敢放屁？眼下不搞阶级斗争了，我才敢实事求是地说，李保长是个大善人！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办法，李保长看不过，就主动对我爸爸说，让宗娃子到我家混口饭吧。真是饿狗进了肉铺，第一天，我就连肉带饭胀了5碗，气都喘不过来了。李保长摸着我的脑壳叹气：“可怜的娃呀。”接着还问我，愿不愿意跟他的孩子一道念私塾？我怕挣不到工钱，要挨父母骂，就摇头。而今想起来，很后悔，没文化吃了不少亏啰。

我替李保长放了几年羊，吃得饱穿得暖，冬有棉夏有单，人虽然在坡上跑，辛苦些，但身板炼得结实，脸盘子也黑里透红。那几年是打身体底子的关键时期，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咳不喘不畏寒，估计，我至少能活过80几的余学康。

老威：老人家有底气。

彭绍宗：我三哥帮的不是李保长，身体吃亏就比较大，所以他对地主阶级充满仇恨，判死刑判劳改，他统统举手。马鹿塘解放要慢些，1950年吧，我十二三岁，工作组就下来，先还有解放军陪着，清匪，反霸，向剥削阶级征收公粮。李保长为旧政权干事，当然是恶霸地主啰，被抓起来关进乡公所，严刑拷打，据说还朝嘴里灌辣椒水，灌粪便。李保长叫冤枉，说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恩人，没人信，两瓣嘴被鞋底给扇豁了，牙齿一颗接一颗掉。更具体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太小，没有参加斗地主的会。

老威：你是孩子，不爱凑热闹吗？

彭绍宗：我是李保长家的放羊娃，土改运动一来，工作组组长李国柱就亲自来动员我，要我起来诉阶级苦，我憋得脸红筋涨，捶了半天脑壳，也挤不出一滴苦水。李队长就说，这个娃娃已被剥削傻了。于是，工作组命令我坚守阵地，看住李保长家打了封条的院子，还有骡马、牛羊、猪。这可是个苦差事，我一个老实娃娃，叫困在那块阴森的地盘，连门也不敢出。

老威：你要管住多少牲口？

彭绍宗：八、九十只羊，五、六头牛，六、七匹马。本来猪还有十几条，可没人喂，就饿死了。

老威：一个儿童要养这么多牲口！

彭绍宗：他妈个Ⅹ，长八双手也忙不过来。幸好我放羊多年，够麻利。那些羊儿马儿啊，与我有感情，一见了我，立马啾啾呜呜地乱叫一气，又是亲又是啃的，它们哪晓得人间发生了啥子事？我天天累得手脚抽筋，也弄不来那么多草喂它们。我几乎站着都打瞌睡，梦里，牲口扯我头发，将我汗臭熏天的头发当草吃啰。

老威：李保长家没人了？

彭绍宗：土改才开头，就宣布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将他们全家十几口赶出去，挤在大村下面一个猪圈那么宽的茅草房里。顶上有簸箕大的洞，连叫化子都嫌太风凉。直到李保长拣了一条命回来，才将破屋修修补补，勉强过下去。可没几天，土改复查，他又被判刑劳改了。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那些日子晓不得咋过来的，好多房子好多牲口，就我一个人在里头窜来窜去，你说见鬼不见鬼？夜半三更，穿堂风忽忽地响，跟着房梁也响棺材也响，吓得我铺盖蒙脑壳，还牙齿打颤。有一回，天刚蒙蒙亮，铺盖突然叫掀了，吓得我光着屁股跳起来，却不敢睁眼睛。我直喊：“鬼大爷饶命！”你猜是个啥？

老威：李保长家的先人回来探亲了？

彭绍宗：逑。是我养了几年的那匹灰马饿疯了，扯断缰绳，踢开房门撞进来，叼起我的铺盖就转身跑。我回过神，一直撵到马圈，那铺盖已四分五裂，一大半被几匹马嚼烂吞了。没办法啰，它们都只剩几根骨头撑一张马匹。幸好不是食肉动物，要不连我也吃了。

老威：你没向工作组反映吗？

彭绍宗：他们都忙啰，我三哥也一天到晚不落屋。直到1952年秋凉，土改的几个阶段弄完，要分土地、浮财了，工作组和农民协会才从我手里，将牲口、财产一件件数出去。

老威：都分给谁了？

彭绍宗：我一个孩子，晓不得啰。可惜的是那些大肥猪，都饿死了，死前把食槽都啃脱大半。长蛆了，只能挖井埋掉。接着，四、五家贫雇农搬进李保长的院子，床、柜子、农具都是现成的，屋子也大，把一伙泥巴脚杆乐颠了。我亲眼见马鹿塘出了名的滚刀皮某某某在李保长的漆皮描金雕花床上打滚，连吼了几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土地改革胜利万岁！”有人拍着他的脑壳开玩笑：“狗日的，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啰？”滚刀皮点头：“老子在旧社会滚草，二十几年没沾过床边边；如今托毛主席的福，分了恶霸地主的大金床，下一步，老子要娶媳妇，天天日Ⅹ，争取下他十个八个崽。”大家就起哄：“你养得起啰？”滚刀皮拍着胸脯说：“怕个逑，以后是社会主义了，贫雇农千秋万代，只管下崽；让地主、富农断子绝孙。”

老威：这家伙真无赖。

彭绍宗：不管无赖不无赖，人家的确除了自己的鸡巴，别无长物，这就是土改的本钱。划阶级凭三把尺子，一是有没有丫头、娃子；二是有没有租赁、放债；三是有没有长工、短工。三条占全就是地主，够两条划为富农。

老威：当时马鹿塘划了多少地主、富农？

彭绍宗：多啰。我太小，因为守院子，没机会参加斗争会，所以记不着。余学康是民兵主任，他记得着。

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直到从70岁的的放羊娃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我才贪婪地吞下两口唾沫，中止了录音。我将老头送出门，太阳更红了，犹如一颗橘子，被挤得更烂，山影笼罩下的马鹿塘街面，有一半浸透了太阳的汁水。司机老张在车里打瞌睡，此时探出头发零乱的脑袋问：“下一步？”

我也问：“下一步？”跟在身后的孙如策抬起腕表应道：“快6点了，可下一步还远。不如在马鹿塘先歇，明天一早走。”我脑子里打了个转，就追问到底有多远？小孙吞吞吐吐道：“车下不去，走路要花一个多钟头，我的腿……”

我正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司机老张却插话道：“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抓紧点，我们还能赶到。”

小孙反问道：“你能找到么？”

老张满不在乎道：“这方圆几百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你就放心地给你家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们腾出床铺，准备晚饭，我和威老师要在那儿过夜了。”

小孙还在犹豫，一个10来岁的孩子却从斜刺里蹦了出来：“我愿带路！”

我和老张立马欢迎，于是两大一小在寒风习习中上车。小孙扒住车窗，挺遗憾地与我握手，连说“还没有办招待，还没有好好聊”。我晓得他的心思，就拍着他的手背许愿：“我会把你的悲情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车开动时，小孙还跛着腿往前跑了几步，我不忍心，就冲他大叫“明天见”。其实明天见了又咋样呢？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我这种自身难保的异类文人除了耍耍嘴皮子，能起到什么作用！

沿着盘山公路，车开得风驰电闪。这是盛夏，可在路两旁，不时飘过裹棉大衣的农民。斜阳在云里忽隐忽现，穿行得极快，令我蓦然回到早年在川藏高原驾驶卡车的时光：几十里不见人烟，除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啥也没有。地球空寂得要命，雪坡平缓向上，似乎打一个盹，车就开进天幕了。有时风一起，太阳就变得脸色煞白，断线风筝一般哗哗晃动，眨眼就坠下雪峰。接着，星星或银鱼浮现在深蓝里，令人的心脏也为之窜动。

当年我20几岁，曾感叹“宇宙是个巨大的鱼缸”，可余音未散，我就40几岁了。而司机老张30几岁，已有两个孩子。眼下，跑了20来分钟的“好路”终结了，他一打方向盘，车就拐上了一条机耕土路。一边岩壁一边深沟，可车鼻子前的空间还越来越窄。我的身体和脑袋不由自主地晃悠开来，有那么两分钟，我死盯着老张，因为三条命都捏在他的手板心里。小孙的弟弟，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孩子，本来横躺在后座睡大觉，此时也被颠醒，把住车门东张西望。老张笑骂道：“小狗日的，眼睛放亮点。”

一直是下坡，老张的刹车踩得嘎嘎响，有两次，车轮忽地定死在悬崖上，老张伸长脖子，边看边退，而后继续往下放车。我抹了一把冷汗道：“早知这么险，今晚就歇在马鹿塘了。”

老张吐了口气：“险的还在后头啰。但愿上帝保佑夜里别下雨，要不明天车就上不来了。”

小孩在耳朵后插话道：“上不来就多玩几天啰，反正学校放暑假。”

我有点冒火了，可转念一想，风云变幻，谁能左右呢？只好闭眼3分钟，向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祷告，愿归途顺利。

高度降了几百米，机耕泥路换成了碎石路，车在眨眼间变为淘气的小鬼，蹦着高下行。拐过一个直角山嘴，我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望见一个红彤彤的十字架，精神不由一振。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是在车过教堂顶时，让老张停住，下去拍照。真是天随人意，一抹阳光刚好从乌云缝隙中透出来，我手指微颤，以陡峭如天门的绝壁为背景，拍下了那交叉着的永远的火炬；还拉拢镜头，拍下距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位安详的驼背老太太。她戴着紫红圆帽，将手作遮阳帽沿，正转眼凝视我。

后来这两张照片成为我这个摄影盲的“经典之作”，被一些朋友吹捧，认为那背景令人忆起劳动党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那个几乎被当代社会遗忘了的“山鹰之国”。可惜还没听说上帝的荣光笼罩过它。

老张还以为我是基督徒，就说这教堂里的人他熟悉，可以进去参观的。甚至住下也行。我却断然说：“上车吧。”

面包车又跳了一刻钟的舞，把个老张搞得咬牙切齿，犹如在驾驶坦克。小孩觉得好玩，故意上下颠屁股，我急忙制止。突然，车不跳了，老张换了个挡，却更加小心翼翼，眼珠子死瞪着右前轮。原来路在眨眼间收拢了三分之一，只够骡马车通行。老张没有退路，就照着绵软的旧辙印，一尺一尺向前挪动。为了配合驾驶，我将脑袋伸出窗外，千仞绝壁自车门齐刷刷地切下去，令人一阵眩晕。我急忙摘下眼镜，狠掐鼻梁。幸好我在现实里没有恐高症，可在梦中，我却一再经历目前的场景，车轮滚动在悬崖上，滚动在塌陷的路面上，我连人带车坠下云端，沉入河床，可还落不到实处；河床也是漏洞，车都嘣嘣摔散架了，还从漏洞里往下掉。我拼命大叫，脑袋挂在一边，看着身子在几十米的低处翻筋斗……

当年我在川藏线开卡车，我们车队里就有一个翻车冠军，5年中翻了13次，每次都从解放牌的车头奇迹般地露出血肉模糊的脑壳来。不知为什么，20多年后，我又在采访途中望见他躺在脚底，躺在夕光笼罩的山谷中。

还有我的保护神姐姐，也于1988年逝于车祸。

但是，现实、记忆、梦魇的界限还是在20分钟后清晰了，车安全抵达了位于山腰的列朵涅村，贴着岩壁，停靠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不及喘气，老张就跃上陡峭的台阶敲门。指着车与门内妇女交涉了两分钟后，才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膀子说：“妥当了。”

我们急行军一般穿越这岩石上的村庄。经过一牛马充盈的破落院子，我举起相机拍照。步履稍慢，老张就转过身，不由分说地从我肩上抓过背包，赶在前头。向导小孩此时方显出山地人本色，羚羊般跳跃的同时，还不忘与狭道旁的其他孩子打招呼。我们屁股后照旧跟了一长溜黑黝黝的人和狗，直到将我们送出村尾才刹步。

有一股山泉哗哗淌过村子，在拦腰部位，人们建了一公共水池。一个老人蹲在水池边刮洗洋芋，我拍了照，习惯性地要与他交谈几句。不料刚听清“我今年80啰”，老张和小孩竟齐声冲我吆喝。骇得我也模仿羚羊连蹦几个高。

出了村尾，箭一般射过一片梯级包谷地，夕阳就已稳稳嵌在对面山头了。裸露的山体，犹如几个互相撕扯的疯子，在苍穹的病院里痉挛起伏。我们在疯子连绵的肩头上暴走，鞋底嗤嗤摩擦着尖利的石块，溅起一阵阵粉尘和火星星。又过20多分钟，山体的颜色由黄褐转为铁青，山道也越来越龇牙咧嘴。我挥了若干把汗，又跌了两跤，险些就栽下深渊；可前面那一大一小两混蛋，竟头也不回，反而还连走带跳。我蓦然记起老张说过，他那彝族老家，陡得洋芋也没法种，如果遇上天降暴雨，山头的土就哗哗往山脚倒。

“难怪狗日的越奔越欢，”我想，“刮风的速度，衬衣不脱，连汗也不抹。”

就这样吭哧吭哧了近一小时，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斜坡。沿坡一排树林，细细的枝干相互缠绕，密得像铁丝网，而网的里面，是粉白的碎石床。我刚拍了一张照片，那两个又窜出数丈之远，逼得我不得不大叫。他们才如梦方醒，自顶端回首，二目已中蛊一般恍惚。

我们在山腰缓行了几分钟，老张有点抱歉地与我搭话，将刚才出发的地点指给我看。脚下是探不到底的天井，原来我们围着井口，绕了大半个圆。暮霭自底部渐渐升腾，随风在两边拉起一座莫须有的虹桥，令人觉得转眼就可以飘回蚂蚁般蠕动着的彼岸村庄。

下坡的道太陡，犹如一条顺着井壁弯曲滑行的蟒蛇。我跟在两个“羚羊人”的后面，连滚带爬，出尽了洋相。最惊险的一次，我忽地溜出五、六米远，骑在了一棵树桩上。终于，在海拔又降了千把米之际，我们也降入又一个汉彝杂居的村落。接着的村间小道要平缓些，我举相机拍下一面肉红色的土坡，还有背着小山似的柴草归来的村民，他被压得满面愁容，却努力对我挤出纯良的微笑。

天色已混沌了，但能见度不算最差。我抓紧时间，又将一个准备进门的老富农摄入了相框。他已81岁，还目光如炬。他说，几乎全村子都晓得我们要来。

“真的？”我感到惊讶。

“山沟沟，外面来个人就算个大事啰。”

几乎随着最后一线天光的飞逝，我们钻入位于一面缓坡的撒戈铲村之陈家。院墙内，猪狗鸡已归圈，可一见生人，就汪汪嗯嗯咯咯地表示立场和态度。我们上了台阶，一个十分整洁的蓝衣婆婆连胳膊逮住我的手，然后才转过头，听老张和小孩介绍情况。

蓝衣婆婆叫董存英，今年85岁，裹着很精致的三寸金莲；跟在她旁边的反应迟钝的爷爷叫陈义尧，今年84岁。老两口正是我此行的主要采访对象。

我们被请进堂屋，饭菜已经摆上矮桌，有腊肉、鲜肉以及两三样菜蔬，这在山区已十分丰盛了。共进晚餐的有老两口的大儿子陈国良，1945年生；二儿子陈国聪，1947年生；三女儿陈国芬，1950年生。还有五、六口，属媳妇及孙子辈，因与土改相去甚远，暂不记载。

访谈开始时，已是夜里9点过，按中国乡村的作息规律，这一家老小早该上床休息了。但却一个不少地聚在我的周围。我注意到陈义尧爷爷始终蹲在门边，不吃不喝，只抱着头呻吟。婆婆说，这个查不出的病根，自他劳改回来就落下了。

老威：我是四川过来的作家，想了解一些土地改革的情况。

陈义尧：我晓得，可是说不成了。

老威：讲一点算一点嘛。

陈义尧：真的说不成了。

老威：几句也行。

陈义尧：我一说，脑壳就疼得厉害……哎呀！说不成！

老威：老人家得的什么病？

陈义尧：说不成……

（难堪的沉默。蚊虫像微型轰炸机群，嗡嗡袭进门来。老人以双拳挤脑袋，痉挛的脸颊淌下两行热泪）

董存英：他是说不成了。他今年84，脑壳就疼了二十几年。他心头是清楚的，说不成着急啰。

老威：清楚的？不能说？

董存英：一件事情，他颠来倒去想好多遍，同睡一张床，我不睁眼睛，也晓得他的嘴皮子在咕哝咕哝地动，可就是说不成！脑壳一炸，啥也没有了。

老威：我不太明白。

董存英：他28岁判刑劳改，56岁才释放回家，虽然岁数大了些，可头脑、心眼都还好使。有一回，他上山砍刺笆，鬼推磨一般，刀口翻转，差点砸了自己的脑门。回来就不对头了，眼眶内白多黑少，一有响动就举胳膊，甚至吹风也举胳膊，好像上面有看不见的人，很凶的人，要敲他。晓不得是疼还是吓，他动不动就鬼叫、鬼叫。可怜啰。

老威：跟劳改有关系吗？

董存英：他劳改期间倒是规规矩矩，没犯病。

老威：他是哪年判的刑？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老威：什么罪？

董存英：晓不得。

老威：地主？

董存英：我们家田地很多，一解放就成了地主。他三天两头叫押去开斗争会，每次都鼻青脸肿，走着去，爬着回来。他说，农民协会堆了几大箩筐的罪，他都晓不得该认那一条。

老威：总有具体的名目吧？

董存英：他在旧社会当村长的时候，曾领着一伙男男女女去乡上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作风不正，沿途调笑妇女，他实在看不过，就骂了几句，言语比较重。后来这人想不通，竟吊脖子死了。这事过去就调查了，明明白白结了案，可土改时却被翻出来。人家硬说是他害的。

老威：这叫旧帐新算。

董存英：晓不得。那年头，只要有两三个贫农说你有罪，工作组立马拍板。

老威：就这一条？

董存英：我们的老家不在这下面，是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旧社会，他家里比较富裕，送他到禄劝县读了中学，然后，他自愿到马鹿塘附近的普福村教了两年书。因为有文化，他跟着又回草海子，被选为村长。

老威：按土改的标准，这也是一条。

董存英：四几年，共产党的游击队藏在万山老林里，经常溜出来偷袭乡公所。国民党派部队剿匪，强征当地农民“协办”，他也被弄去。枪不敢放，替“剿匪部队”煮了几个月饭。

老威：按阶级斗争的标准，爷爷他没掉脑袋算幸运了。

董存英：他读过古书，经常背着人念叨：上下几千年，每次改朝换代，都有人头要落地啰。所以我们一心想的就是逆来顺受。

（大儿子陈国良插话：我那时六、七岁，已经能记事。房子、田地、牲畜、财产，该交的都交了，大爹、爹爹两弟兄合计，共产党泰山压顶，既然保不住家业，还不如争取个主动态度，少受些罪。可减租退押还没结束呢，罚款又开始了。金银铜铁，锅碗瓢盆，只要值点钱的，都他妈的拿去啰。稍微像样点的衣裳都脱下，甚至带金边的包包、绣花鞋也没剩。

可结果呢，大爹和我爹都关起来，吊、打、跪刺笆、跪瓦碴子、顶石板、顶火塘里烧红的铁三角。还用枪筒子剁嘴，搞得大爹和我爹一会儿冒烟一会儿出水，牙齿一颗一颗掉光了。铁打的人也遭不住哦。可家里已叫挤干净了，一跤跌进门槛，连挡脚的砖头也没多余的。

唉，聪明点的富户，都晓得先偷偷挖地窖，藏些东西。因为共产党的运动，都是一环扣一环，步步升级的。清匪、反霸、逼交公粮、减租退押加罚款……你挤一点我交一点，最后搞急了，要拿命去了，再把肠肠肚肚全翻出来。这样，没伤筋动骨，人家也好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向工作组汇报成绩。我爹把古书倒背如流，却没想到老框框套不了新政策。你要争取主动，一下子全交，但下一回就没得交）

陈义尧：比李自成进北京还狠！

老威：老人家清醒了？可以讲了？

陈义尧：民国的时候，我家的银子用铜盆装。几辈人的辛苦……

老威：是嘛。

陈义尧：说不成了，说不成了。

老威：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陈义尧（猛敲天灵盖）：这里头，好多虫虫在爬在咬！我要说，说不成。

老威：你喝水吗？

陈义尧（啜泣）：我、我……

老威：你能写吗？我给你笔。

陈义尧：哎哟。

董存英：老头子，你咋个啰？我晓得你心头明白，你就坐在一边听嘛，不同意就摆手嘛。实在恼火就先睡啰。

老威：爷爷你莫难过，爷爷你四世同堂了，重孙子都这么有出息，还有啥子看不开？莫激动啊。

董存英：他现在好多了。同志你晓不得当年那个惨！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就拿女人开刀！娃儿他公公、奶奶也抓了……

（陈国良插话：民兵将奶奶五花大绑，吊在走廊的门柱上一天一夜，膀子都扯脱了。他们一直拷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朝死里弄。奶奶下身是光的，有些整法我说不出口哦。记得民兵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敢从床底钻出来，搬一个小马扎垫在奶奶的脚下，让她稍微歇口气。我舀了碗水，要递给她喝，可人太矮，够不着。我哇的哭了，奶奶这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叫声“良娃子，奶奶活不了”。她那个样子比鬼还吓人，头发被拽掉了大半，天灵盖像个坑坑洼洼的核桃，脖子细得撑不起脑壳，抬一下，马上就耷下去，于是她鼓了几分钟的劲，再抬一下。我说：“奶奶，你不要死，我找妈妈来给你松绳子。”奶奶呻唤着说：“你妈给我松绳子，她也不得活，这是铁板钉钉的政策啰。还是叫你妈从她后家想想办法。”

老威：什么办法？

陈国良：妈妈和大妈的娘家都是大地主。我太小，晓不得大人们咋个设的法，在3天内端了一铜盆银子来，民兵才把奶奶放下地。家里人给她穿裤子，但是两腿已肿得套不进去。由于膀子从后面扎在一块好几天，一松绳，就瘫了，直到死，也是个残废）

老威：老人家，你娘家的情况怎样？

董存英：我后家在大松树村，19岁做了陈家的媳妇，带了许多陪嫁，来到草海子。我不愿回头，免得伤心。在土改中，舅老公、舅老太都死掉，只剩一个侄儿子，养了一个侄孙子。他妈的，说不成了，都“改”光了。

他和大哥一直关着没放，余下这一窝人接到工作组和贫雇农协会的通知，滚出草海子！七、八辈人变牛变马，才有了这点根基，那个料得准，共产党一来，就要连根拔。他这个呆子，又把古书读翻山了，株连九族，戴枷戍边，这是朝廷重犯才有的下场啊。马鹿塘离朝廷几万里远，出了这万山老林，我们连只小虾虾也算不上。

老威：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董存英：本来堂屋中央，还供有“天地君亲师”，列祖列宗的牌位，过去是允许带走的，而新社会，都当成封建迷信，先就叫穷棒子砸了。临走的那天半夜，娃娃们都睡着了，我放下还在吃奶的三女儿，与他们的公公、奶奶、大妈、还有小大妈一块，跪在草窝棚里，悄悄对着那世代相传的陈家大院作了揖。我们都哗哗地掉泪，可捂住嘴巴，不敢出一点声——如果民兵发觉了，要罪加一等啰。

第二天大早，出动了30几个民兵，还有十几条枪，先将我们押到乡公所登记。除了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否则以“对抗土地改革”论处。被撵出草海子，我们歪歪倒倒，走了一天一夜，只能以随身揣的12个荞麦粑粑充饥。

老威：草海子海拔高，这撒戈铲已快到山谷底了，气候还是要好些吧。

董存英：我们在高处住习惯了。那儿有去撒营盘和禄劝的大路，民国的时候，就与外界通商。相比之下，这边是个坛子，叫四面山封住了，出一趟门很不方便。

老威：我们从马鹿塘绕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

董存英：你们是坐车一半走路一半啰。从撒戈铲去赶街，最近的场口是马鹿塘，爬坡下河，腿快的年轻人也要走小半天。所以，要去就得满天星出门。如我这种小脚老太婆，几十年上去不了几回。

老威：万一病了咋办？

董存英：村里的卫生员发几颗药。严重了用骡马驮，颠簸不得就抬滑竿啰。

老威：太危险了。

董存英：习惯了就不危险。不过时间久，从山路上马路，再等过路汽车到撒营盘或禄劝，七弄八弄，说不定半路就报销了。所以，还是草海子好，哪怕是几十年前，也比撒戈铲的现在好。

我们刚下来，这儿穷得叮当响，连地主、富农都住土坯房子。我们没住的，民兵把我们丢在露天坝就不管了，还说，看月亮吧，这儿的月亮比草海子的好看。我们只得忍着饿，在避风的岩边边搭了一个草棚子，从坡上兜了些乱草铺地下。一家人就垫着草挤一窝，没被子，就脱了衣裳当被子；没吃的，就在荒坡间四处寻，兔子似的掏洞，能入口的根块、树皮、野菜全找回来煮。

熬到土改过后，他劳改去，大哥却意外地回来了，一家人又有了顶梁柱。他领着我们，几天修了一座小土坯房子，就算正式安居了。共产党的天下，天地翻了个滚，该轮到我们为贫雇农做牛马了，砍柴、喂猪、背粪、耕田，啥子都抢着干，才勉强糊口。接着，我们家也分了边边角角的一点薄田，凑和着种吧，人总得活下去啰。

（陈国良插话：后来又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革，我家是四类分子，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一级开批斗会也少不了。我家三子妹，因为受阶级成分限制，都没有念啥子书。老威同志你看，这是我二弟陈国聪，小我两岁，性格最像爹爹。认不了几个字，还喜欢翻报纸。如果环境正常，弄不好是个秀才。可在1958年，他才11岁，替集体放牛。天突然降暴雨，他急忙把牛往回牵。坡上太滑了，风又大，那牛有点老，眼睛昏花，一脚踩虚，就向岩子下栽。我二弟挽着牛鼻绳，抱住牛腿拼命顶。一个娃娃哪能顶住老牛啊，一个狗吃屎，牛就从他脑壳上压过去，翻了几个滚，落下岩子死了。

本来二弟也受了重伤，直到现在，他的脑壳都一下雨就痛。跟爹爹一个毛病，说不得话，记不得事。但地主子女摔死了集体的牛！这不反了天啰？这不是借牛进行阶级报复啰？生产队马上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我们全家。最后还决定，要二弟为牛披麻戴孝。

虽然是个娃娃，虽然二弟为了救牛，脑壳落下病根。可还是披麻衣，拖几丈长的孝帕跪在死牛旁边大半天，每隔半小时要磕三个响头）

老威：真够荒唐。

董存英：大山沟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个乐趣。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把阶级斗争当成乐趣。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就没药医啰。哪怕我儿子是个懵懂娃娃，大伙让他给牛当孝子，也觉得好耍。

我是个小脚老太婆，他们在土改时，硬逼着我在田埂上来来回回跑，一大伙人跟前跟后参观。跑不动，就用赶牛的竹竿抽。我栽进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他们就拍着巴掌，跳着脚笑。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押着斗争了几百次的四类分子，都是些吊着半口气的焉巴老头老太，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跳忠字舞。嘴巴都不关风了，还要唱“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脚小，一转圈就跌跤，可偏要叫我转圈，他们好找理由打人，好捂着嘴巴笑。我还偏着耳朵听他们发议论：“幸好有了毛主席，弄些地主、富农来斗，要不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好打发。”

老威：你能熬到如今，不容易啊。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去劳改，我以为永远回不来。民兵又把我抓去，打得太凶，我受不得罪啰，就趁他们不注意，跳草海子自杀。可没两分钟，来了十几个人打捞。我喝了一肚皮水，还是叫人家从几米深的海子底，揪住头发提上岸。擀面杖在身上滚来滚去，我痛醒了，盯着上头明晃晃的太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死过了？却听见一个声音说：“狗日地主婆，还敢跳水，抗拒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弄回来！有种的又去跳。”接着就是打雷似地要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关押了一个星期，逼着交代自杀动机；我说没动机，就是不想活。他们就打，就说还没到死的时候。如果人民政府要你死，你想活也得死。而自杀是不允许的，你自杀，给整个草海子村的土改形象抹了黑。

我在大会上一次次认罪，死也死不起啰，要连累后代啰。所以只能活着，为共产党、毛主席活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着。嘿，想不到贱命这么长，85岁了。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蛮高嘛。

董存英：1979年，地富分子揭帽，他又从监狱回来了。

老威：平反了吗？

董存英：听他说，早两年刑就服满了，又留场。后来中国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边境不稳定，就把所有留场人员清理一遍，该放的就放。

老威：没有一个说法吗，爷爷？

陈义尧：哪儿来哪儿去……我我我……

董存英：你就说两句啰。

陈义尧：哎哟，说不成，说不成！

补记

访谈勉强结束，已近午夜12点。装了十几个人的堂屋闷如火药桶。这个历尽劫难的家庭，年龄最大的85，最小的已衔着妈妈的奶头睡着了。

我和老张被安排进孙儿媳妇房间，同床抵脚而眠。随着神经的松驰，便意袭来，于是我起身出门寻臭。不料那个曾为牛尽孝的迟钝的陈家老三竟闻风而动，举着电筒，顺院墙跟引路。山风呼啸，树影摇曳，我的衣裳下摆被刮翻起来。而脚下的石板嘎嘎响，如果不小心踏空，就会降落四、五米，躺在另一农户的房顶。

拐一直角，又上了10多梯土坎，陈三哥把我直送到屋后的茅坑前。一掀草帘就如厕了，可他还要手握电筒，电线杆一般立在外头充当警卫。这实在让人难堪，我强笑着，一再谦让，可对方更加有礼，臊得我不禁怒吼一声，夺过电筒，对方才醒悟似地撤退。

粪坑之上，横着碗口粗的木棒二根，我探入左脚，被惊扰的蝇群爆炸一般升腾开来。我赶紧缩回，变成憋急的兔子，不问深浅地往上直窜了几丈。方下蹲撒野。

畅快了没几秒，从对面山谷嘘嘘来了一阵旋头风，如一把无形的铲子，将我整个端了起来。无奈，我挪了个窝，要继续畅快，可外露的肉馒头却触电般哆嗦，我蹦了个高，转身拿电筒当机枪扫射过去——一条蛇！天哪，矛头形状的脑壳已直竖起半尺高！我差点就坐在蛇窝里！

我后迈两大步，一转身来个勇士跳崖，刚巧在茅坑外跌了个狗吃屎。动静巨大，惹得一柱强光自下方刺来，由于裤子已在膝盖，我的私处暴露无遗。

无奈，只能从头收拾旧山河，让站岗多时的陈三哥接应回屋。掀帐上床，倒头贴着鼾声轰隆的老张侧卧一小会儿，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朦胧起来。其间，因奇痒，梦游似的直坐三回，狂抓头颈、肩背、肚脐周边、大腿两侧，致使伤痕累累。

而后便无梦。

鸡叫数遍，接着是狗叫，牛叫，及猪叫。天蒙蒙亮，老张先起床，出外洗了把冷水脸，折回叫我“威老师”。

风起如昨，我觉得不必擦脸了，就抓起背包，登上新的旅途。

贫农酒鬼余金元 (上)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早晨9点多，经过约3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槛，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83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1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元钱1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1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8元就8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1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

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该我们人民坐江山，

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

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

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

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朝阳升起来，

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月亮升起来，

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

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

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

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

狼心的蒋狗吃了它；

地里的包谷才长大，

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嗬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20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1952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16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年清匪反霸，51年减租退押，52年土改，53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53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拢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80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逑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1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逑。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逑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1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80年代做诗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50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槛，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跌跌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槛之外。门槛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他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300元。当时的骡马价才50元1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300，就再添100；400给了，还要增加到500，甚至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550元出来，还差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1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6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10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1950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足有3米高。这姓方的30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叠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60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10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1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着。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

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100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13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采访前奏

我对老酒鬼余金元的最后印象，是他横着烟竿，鼻子尖直抵相机镜头，似乎要钻进去琢磨个透彻。我本能地一仰身板，还他一口酒气，并拍下那满脸的迷惑。

这高海拔的山窝，四周的峰峦显得矮。我与所有的醉汉一样抱紧双肩，感觉太阳是块冰，不间断地冲人类喷射凉气。我不甘示弱地仰起头，可一出气，眼镜就蒙雾了。

老张将面包车从几十米外挪过来，拽我上副座，然后急匆匆地出马鹿塘，奔向下一站。

由于是旋来旋去的下坡，老张的手脚忙得跟打拳似的，我则乘着酒兴，随他腾云驾雾。这是盛夏八月，山道旁居然走着穿棉袄、扛锄头的乡民，我贴着车窗，挤扁着鼻头嘀咕“奇怪”，老张却答非所问道：“他们去坡上找药呢。”

“什么药？”

“人参、天麻，还有虫草啥的，拿到禄劝去卖给中药材贩子。”

酒劲如波涛一般涌动。身体骤然燥热起来。我心不在焉地哦哦，就开窗去喝口冷风。虽然连打了两个喷嚏，却明显感到太阳有了热度。车又驶出10多里路，我们像蛇一样，逐渐蜕皮。筋骨也随着衣裳的减少而舒展了。

一辆挖掘机横在路中，正以它的巨臂猛啃鼓胀的地面，老张骂了句粗话，紧咬着一串大型载重货车的屁股刹车。我已清醒如常，就下去打听情况。原来是豆腐渣工程，这段公路整修才几个月，又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塌陷。一个卡车司机说：“我刚好尿胀了，就靠边停车，不料竟眼睁睁地盯着路中央凸一个包起来，而且一眨眼就由篮球变成簸箕，再一眨眼，嘿，一个簸箕就变成两个特大奶子，还卜卜冒气。我的尿筋都叫吓缩了，万一像平常那样碾过去，肯定连人带车垮进沟里……”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将修公路的，以及卖水泥、碎石和沥青的爹妈与祖宗都日了数遍。有个络腮胡子说：“这有啥稀奇？连长江的防洪坝都是豆腐渣工程，98年发大水，拿了好多解放军去堵漏洞。朱镕基都哭啰。”

另一个小伙子也凑热闹：“我们中国人连导弹都敢造假，外面是钢的，内瓤子是木头削的。最近中央领导去河南视察，才曝的光……”

老张在一旁捂着嘴笑，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轰轰吼叫的机器，但见铁臂左旋右旋，将抓起来的豆渣浮土扔到坡下。如此恭候了大半个小时，方得到“小车通行”的恩准。

过了这一关，车开得更猛了，转瞬就直逼山脚。在昨天经过的岔路口拐了个180度的急弯，又驶向我在去年底来过的通往则黑的老路。在随惯性摇摆之际，我瞟见写着“大松树”的箭头路碑，蓦然感觉亲切。因为此即嫁到大山另一面的地主婆婆董存英的娘家，也不晓得这一片有多少人在土改中死于非命？

下行了一小段，又是爬坡。记得大半年前，才修成这种两边砌条石的“水渠路”，可如今看上去，又显得饱历沧桑，一有会车或超车，就尘头大起。老张在门窗紧闭的车内，脖子前挺，眯缝着眼，仿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驾驶战车。

渐至山腰，视野豁然开阔。但见对面的群峰之间，也有一条路跟我们平行，车辆犹如三五只瓢虫，在大片裸露的肉红色中间闪烁移动。急弯的标志很多，在拐过一山嘴后，老张的情绪却陡然高涨，居然哼了半截子山歌。我诧异地转眼，老张信手往窗外一指：“我的家乡。”

“在哪儿？”

“那边。”

那边有圆盖子一般的蓝天和阳光，峰峦在几抹云彩的掩蔽下，像一些缥缈的拳头；还有深不见底的沟壑，仿佛造物主用无形的巨斧自极高处劈下，震裂而成千回百转的地槽。

老张见我一脸茫然，又说：“眼前这扇门板一样直上直下的山峰背后，是升发乡，车过不去，走路得两个多小时。我的家在北增谷，从升发再往里走1个小时就到了。”

“那你欢喜个啥？”我沉下脸，头皮一阵发麻。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撒营盘教区的张蒙恩牧师，老家刚好在升发乡。

“这里的山山水水养人啰。”老张还在发感慨。“可惜我现在很少有时间回北增谷，家搬出来了，爹妈不愿出来，他们是地道的地主思维，生下来就没想过挪窝。”

“怎样才能快一点到升发乡？”我打断他的话头。

“再跑10来公里，就是德嘎村，那儿正在建一座基督教堂。我们把车停在村头我婶子家。就绕山路进去。”老张神色轻松，“赶紧一点，天黑之前能到。”

“路好走吗？”我终于露了怯。

“跟昨天的差不多。彝族人的地方都是老山沟，这坡与那坡差不多。”老张还在盘算，“你就住在张牧师家采访，我呢，抽空赶夜路回北增谷看一趟爹妈，明天大早又回来。”

腿肚子不由自主哆嗦，“听天由命吧，”我嘀咕道。

“你算城里人中的这个。”老张翘着大拇指安慰道。“张牧师还给我施过洗呢。你一个作家，这么大老远去找他，肯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可一记起昨天连滚带爬的狼狈，就觉得没底气。

下午2点多，我们在一个V字山坳停车。天阴了几分钟，荡妇一样的风就从地槽里呼啦啦地张狂上来。老张死按着衣裳下摆，立着头发去教堂建筑工地打探张牧师的具体行踪，我则在车里整理背包，兼耸肩捶腿，作上路准备。不料没一会儿，老张就笑嘻嘻地回来了：“算你运气好，张牧师正从升发村过来，今晚住德嘎。”

我这个懒虫顿时可耻地大笑。

下面的计划就比较轻松了。我们先沿上次的老路进军则黑，在比邻的住基村采访后，再折回来。“今晚住则黑，找家干净旅馆，把精神养足。”我也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能抽空，还能再访张应荣长老和地主婆婆张美芝，追问出张家的长工是否健在。”

车往前，我又在某一高度眺望了更高的轿子雪山。它离太阳很近，彼此的呼吸已在互相触摸。我想起若干年前的诗句：“地说，我要接近天，于是山峦耸起。/人说，我要生活，于是洪水退去。/河流优美地延伸。”

浪漫的情绪刹那间被鼓动起来，可创作上述原始诗句的朦胧派江河却早已迁徙美国。听说是个西方古典音乐迷，采购了许多交响曲光碟在纽约的某一间屋子里放。

我这个曾经的诗人在怀旧当中，感觉下坡路也“优美地流着”，打个盹就在山脚了。外面蓦然人烟滚滚，“又是一个赶街天。”老张道，就抵着几架骡马车减速。车窗前晃动着花花绿绿的彝族妇女，老张悠闲地点燃纸烟，扶着方向盘与她们调笑。偶尔鸣一声喇叭，也显得不太正经。“你的熟人真多啊。”我讽刺道。老张点点头，又摇摇头：“都是村里的乡亲，或者一个教会的。”

突然，有一只手自斜刺里扯住老张的耳朵，要求搭车。门一开，男女老少就汹涌澎湃地进来，把空间塞满了。初步估计，这辆7人座的小面包，至少填了16个活物。我天生好奇，就回首两次。不料未及细看，那一张张重叠的脸就笑开了花。也不晓得有啥好笑的，我问老张，我是不是花脸？老张说，你不是花脸，你是长眉毛和尚。

满车的彝族话泛滥开去，犹如喳喳鸟叫。我恍如置身异国他乡。就这样拖拖沓沓，与骡马车同步抵达场口，老张众多乡亲的手与我拍肩告别。在皮笑肉不笑中，我看上了一个彝族女子的刺绣围腰，就花50元给她解下来，准备送给刘晓波的老婆。省得她挖苦我在穷山沟里钻，却连一根兽毛也没带出来。

慢腾腾穿过这百米短街。想起孙医生讲过，新加坡的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曾经到一个类似的乡场送医送药。他们花钱雇人搭戏台，在台上码了价值几万人民币的西药，在西药的上面扯了鲜艳醒目的大横幅。几位衣冠楚楚、细皮嫩肉的绅士犹如救世主，给川流不息的褴褛乡民发药。“不管有病没病，有效没效都发，”孙医生说，“然后将这些一拥而上抢药的感人场面拍成片子，写成长篇报道，拿到海外去赚人眼泪。他们才不管中国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听说独裁者李光耀还表彰这些医盲为新加坡争了光呢。”

愤世嫉俗之余，我拍下一面土墙上的政策标语，作为以上“行为艺术”的国内佐证：

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利国利民利己！

午后3点左右，我再次到达山区小镇则黑。老张把车停在我倍感亲切的教堂脚下，就忙着去打探大住基村的孙家。我却在太阳里狂伸懒腰，并东张西望，希望能碰上一熟悉面孔。从向阳的“三春饲料经营处”门前，一个20来岁的母亲转头招呼我。她依旧灿烂如女孩，可已习惯摇晃背上1岁多的娃娃了。我顺便问教堂的人在哪儿？她答在乡下，就只笑不吭声了。

没有功夫吃午饭。老张摸准了情况，就立即折回车头。我们又一阵风似的甩开一排排门脸，在野地里继续前行。顺平路跑了几公里，就左拐，翻越一座矮山。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浮现了。

在庄稼地之间的机耕道上走走停停，沿途向村民打听大住基2队的孙选超。孙医生在纸条上写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没料到，当车颠入苞谷林深处的一个院落，并嘎的刹住时，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

“你就是孙选超？”我使劲擦亮眼睛。

孙选超含笑点头。他的眼睛不用擦也清澈明亮。

“我是孙医生介绍来的。专门了解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孙选超的眼睛蒙上一层雾。

“就是斗地主。你们家不是地主么？”老张补充道。

“哦。”孙选超恍然醒悟，“那要我爹才晓得。”

“你爹多大？”

“50好几了。”

“不行，土改的时候你爹还没断奶呢。”

“但是他听我公公讲过啰。”

“你公公呢？”

“早死了。”

“你公公的同辈人呢？”

“差不多死光了。即使活着也差不多糊涂了。”

“你的意思是，我这一趟白跑了？”

“孙医生的朋友，不会让你白跑。”孙选超立即站起来，“走吧。”

“去哪儿？”

“找年岁大的人。”

久经沙场的“老面包”又在苞谷林里穿梭开了。在弹簧垫一般的起落中，我从前座转身与孙选超交谈。了解到他接受过孙医生的“火线培训”，已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可与我们孙家以前的影响比起来，差远了。”他感叹道。

我这属狗的鼻子耸了耸，似乎嗅出点什么，就从兜里偷偷掏出录音机：“我听孙医生讲，这边的孙姓是从马鹿塘上面迁下来的？”

“对。我们的老家是马鹿塘，在方圆千里也算赫赫有名的家族。自最上面的老祖起，我们这一脉迁到大住基村已有七、八十年。”

“你是多少代？”

“大概十几代。”

“你公公哪年死的？”

“1950年。”

“就是土改前期了。”

“对。他是被镇压的。你往左看，一直看上去，那面坡坎正中有座坟，我公公就埋在里头。我爹说过，老辈子中，除了孙百万老祖，就数公公有本事，可共产党一来，鼓动穷人闹土改，孙姓统统划为地主。公公是与则黑的几个地主一道被枪毙的，不在的时候才42岁。”

车很快就深入绝境。我们下地，沿弯弯曲曲的土坎上行几分钟，就进了孙选超的伯伯家。满目狼藉的农家大院内，一农妇丢下晾晒中的烟叶，抬腰招呼我们。孙选超代替主人，将我们安排在堂屋门前坐下，以树上的鲜果招待。不一会儿，真正的主人进院门，放下锄头。一个很害羞的中年人。稍后，我费了相当的口舌，让他明白我的来意。而他始终垂头，搓揉着裤腿边的泥斑，一脸温开水似的苦笑。

录音机记载着彼此机械的问答。整理的大概结果如下：

我和孙选超的爹是亲弟兄，我1949年生，他1948年生，土改的时候太小了，所以不很清楚。我才6个月大，爹爹就被解放军镇压了，如今，不仅他的相貌记不得，连他的大名也险些忘掉，因为妈妈从来不提。几十年来，挨关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饭，她自身都难保。所以没熬到地主揭帽，她就走了。

一生下来就是贱民，我们受了几十年欺负。没有爹，怕贫下中农的娃娃提起我们的爹。相貌与名字都记不得，却受他的株连，不准上中学。反革命地主子女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哟。运动一来，家族里面任何人挨斗挨打，都押我们去陪。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大爹、大妈双双叫抓到炼钢炉前跪起，膝盖下是碎矿石，血已经止不住了，民兵还拿一根大柴棒抵住压腿。嗷地一声人就死过去，又端水泼。哎呀，上一辈的事，说不得说不得啰。总之，躲过了枪毙，也没被打死打残的，就送去劳改了。我大爹孙如龙，从来威风不倒，可在58年被整得要死不活，再判刑劳改。直到改革开放回家，已变成木木的焉老头子了。

唉，孙家也没从政也没从军，就是在经商方面出过人才。比如我们的公公孙万昌，在30年代就办铜厂，发了大财，人称“金铜官”，又称“孙百万”，受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还买下了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的田地。虽然到孙选超的公公手里，有些破败了，可凭他的能力，肯定能翻梢的。不料折腾没几下，就栽在共产党手里，永远翻不了本。

作为后世，孙姓的来龙去脉，我们也是最近几年才摸出一点点。威老师你看，这是海外的孙家子孙回云南寻根的集体合影，浩浩荡荡几十人，开了会，修了家谱，还要捐钱为孙百万立碑。据说国父孙中山也跟我们家族有血缘关系啰。

在访谈当中，热情的孙选超两次出去，打探他幺公公的下落。“这是大住基唯一健在的孙家老辈子。年岁小，辈分大。”他喘吁吁地解释。

时间不早了，第三次，孙家两代人就领着我们，急匆匆地出门，3分钟就穿过土坎，抵达一更加破烂的院子。依旧铁锁把门。失望之余，我们全都站直身子，透过苞谷林向开阔的坝子眺望。

我是近视眼，望了也白望。可大小两孙都眼尖，手搭凉棚才几秒，就锁定了目标。

连跑带跳，下了几级梯形菜地，又嗖嗖连钻四、五片苞谷林，终于闯入一块阳光灿烂的菜园子。我寻觅已久的访谈对象如满目的莲花白，缓缓从黄土埂里长出来，定型为一个扣着蓝衣蓝帽的白发庄稼汉。

老中小三孙以当地话交流了几分钟，就齐刷刷地转向我。老孙习惯性地拍拍泥尘，背着手，从菜地来到苞谷林边蹲下。我捏住录音机开始提问。已近5点，牛铃的叮当自远处隐约传来，其中还夹杂着模糊的人声。斜阳热辣辣地射击着我们的脸。

而老孙裹着花头巾的老伴，仍然牵着长蛇一般的水管，埋着头，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庄稼。

孙如勋：同志你，来找我干啥子？

老威：找你款款土地改革。

孙如勋：过去就算了，不敢款啰。

老威：我跑了一两千里路，特地从四川过来了解你们孙家的情况。过去一提到地主，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众马上就会想起诗人贺敬之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里头的黄世仁就是恶霸地主，年关领着狗腿子逼债，逼死了贫农杨白劳，还强奸喜儿，把黑发女变成荒山野岭上的白发鬼，真是无恶不作。其他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有南霸天、刘文彩……

孙如勋：我晓得，电影都演过好多遍。

老威：你觉得如何？

孙如勋：我们是地主家庭，一辈子受气，不敢放屁啰。

老威：土改已过去几十年，你可以说一说实话，这也是对你们孙家的祖先及后世负责。

孙如勋：从来没对外人款过。也晓不得咋个说。

老威：想到哪儿款到哪儿。现在连刘文彩的后人都不服气，张罗着翻案，你就别太多顾虑了。

孙如勋：你从马鹿塘过来，应该晓得孙姓是个大家族。我们的公公孙百万，在世很风光，又办铜厂又办纸厂，在云南境内都出了名。他赚钱买下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田地。

老威：你们的公公为什么不往昆明方向发展，反而要在这里面投资买地呢？

孙如勋：当时的大住基田地便宜嘛。气候相对马鹿塘，较温和宜人，水土也适合耕种。你看一眼这周围的绿色就明白了。

老威：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孙如勋：孙百万是个商人，也许他想在这么一个远离政治动荡的桃花源，给子孙留下百代基业。可他那样的大能人能有几个啰。以后的孙家后代，都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庄稼汉，从没走出去见过啥大世面。所以在他过世一二十年，也就是解放前两年，孙家已经衰败了。

老威：怎么败的？

孙如勋：要么是抽鸦片烟，要么是赌。我小，不很清楚。

老威：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吧。

孙如勋：差远了。则黑这一带，数杨区长家势力大，场面上拉得开。风水轮流转啰，昨天是孙家，今天就该杨家了。当时在大住基坝子内，孙姓有5户，长长短短，5个指头都不一般齐。

老威：什么意思？

孙如勋：有穷的有富的。富的数孙选超的公公家，虽然田地折腾得只剩十几亩，可脑子灵活，能做买卖，为人处世真有点孙百万的味道。可惜生不逢时，连命都丢了。我家算中等，四、五口人种七、八亩地，粮食勉强够吃。

老威：你爹能干吗？

孙如勋：晓不得。他1942年就去世了。我1937年生，我弟弟1940年生，当时都小，没留下啥记忆。我们靠妈妈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拉扯大，三、四岁就田间地头干活，跟最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区别。

老威：你妈妈不容易啊。

孙如勋：20出头守寡，土改时才31岁，50多就不在了。唉，她哪有苦不苦的概念？只要有一口气，能活下去就满足了。

老威：这也算地主吗？

孙如勋：算。比我家更差，一年在两三亩地里忙到头，粮食都不够吃的都划成了地主。只要是孙百万的后人，统统是地主。谁叫我们的祖宗家产万贯，有那么大的名气。

老威：这没啥道理嘛。世事难料，皇帝的后裔也可能沿街要饭。总不能把血统高贵的乞丐划为剥削阶级吧？

孙如勋：土改“称大秤”，一般来说有政策，有条条框框。啥也没有是雇农，种粮不够吃的是贫农，够吃的就升为中农。定地主有3条杠子，土地财产、奴仆、租石，够两条就划富农。可方圆多少里，哪个晓不得孙百万？他的后人哪怕种田累断了腰，饿断了气，也必须定地主。否则群众不依。于是孙选超的公公是恶霸地主，他大爹是不悔改地主，我家是地主，比我们差的孙家定为破落地主。在大住基坝子，只有我们孙姓5户全部地主。

老威：过场也没走就直接划阶级？

孙如勋：工作组下村来，发动贫雇农，开诉苦会、斗争会。只要喊不服，就打，就用刑。遭不住啰。比如我家，土地财产和租石都不够秤，就说有奴仆。啥子奴仆？就是爹爹在的时候，雇的两个外姓人。爹爹走了，他们没家没室，没地方可去，就留在我家了。十几年，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彼此，早就是一家人了。土改一划成份，农民协会带着工作组上门来搞启发，硬把一家人拆散为两个阶级。三番五次让他们诉苦，诉不出来，还批评他们觉悟低。

孙选超的公公，按3条杠子也不够秤。可他心高脾气大，在旧社会得罪过村里混着吃百家饭的。解放了，过去拿他没奈何的一个人成了雇农，就到工作组那儿去检举，诬赖他加入过则黑杨区长组织的“西南反共革命军”。

老威：地方武装？

孙如勋：我那时才十三、四岁，糊里糊涂的。只晓得是民团换了个招牌，好像有百把人，都叫解放军给剿灭了。孙选超的公公粘上这个，自然成了反革命恶霸地主，比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还不得了。

老威：他承认了吗？

孙如勋：他叫抓去，关着整了几个月，啥子刑都用遍了。提出来枪毙的时候，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人站不起来，就被五花大绑吊在一根柱头上。在则黑的河边草坝开的群众大会，来了好几千人。十多个恶霸地主，被斗了整整一天，然后拉到坡上枪毙了。

老威：你当时也在场？

孙如勋：一大早，就叫民兵押去了。

老威：你还是个娃娃嘛。

孙如勋：孙姓5户人，除了几岁的留下，其他都必须到场。比我和弟弟更小的还有啰，男女老少，十几二十个，在草坝上跪了两三排。记得那天是半阴半晴的，从早晨拖到下午两点多毙人，我们都跪起的。周围喊了好几轮口号：“打倒反革命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地主完蛋之时！”

老威：孙选超的公公欠了血债？

孙如勋：没有。同他一块被镇压的地主沾没沾血，就晓不得了。毙他那瞬间我不敢看，连响了几枪，等我抬起头，周围全是热腾腾的血点点，脑壳打烂成一包糟了。

老威：当着亲属的面枪杀犯人吗？

孙如勋：是。跪了大半天，腿都快断了。不料刚站起来，又被弄去陪杀场。孙姓5户拉家带口，围着还在卜卜冒泡的尸体跪成两圈。心里在哭，却不敢出声，不敢流泪。这是我们家族又钢气又聪明的人呀，才42岁，竟落得这个下场！

老威：你们当时恨共产党吗？

孙如勋：借100个胆子也不敢。毛主席不在了这么多年，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不敢公开议论他老人家的错啰。我们孙家只是诅咒那个公报私仇的人，你成了雇农，翻身了，咋个变疯狗乱咬人呢。这个人果然遭了报应，活到70多岁，都儿孙满堂了，还从县城里的四楼莫名其妙地摔下去，不得好死。

老威：如此的童年记忆，太可怕了。

孙如勋：人一死就解脱，没记忆了。剩下来的却活罪难逃。我妈妈是四类分子，到死那一天止，挨了几百次斗争。我和弟弟是地主崽子，也见不得人。可又不能一天到晚躲在家中。土地改革结束那年，也是这样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苞谷林长得密匝匝的。可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地主子女，干完活刚要歇口气，就被贫雇农和他们的娃娃撵得连滚带爬。大住基是块平坝，只要有人像你们刚才那样，站在高坎朝下仔细望，任何地方的动静都逃不过。何况一个村的群众要逮你？

老威：你犯了什么事？

孙如勋：猫天生要逮老鼠，并不因为老鼠犯了事。这个路口也有人，那条地坎也有人，你在苞谷林里穿来穿去，嗖嗖嗖，气都跑脱了，可一露面抬头，人家就叉着腰，或者横着棍子、红缨枪在那儿候着。你转身再逃，另一头也一样。直到你浑身抽筋，累瘫了，就举手投降。

老威：农民还玩这种游戏？

孙如勋：不是游戏，是严肃认真的阶级斗争。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村里村外，甚至在家门口，只要你被他们追上或堵住，就要立马跪下去喊：“新中国的主人！”

老威：什么？！

孙如勋：喊“新中国的主人，饶我狗命”啰。

老威：真他妈的翻身了！与希特勒的党卫军对待犹太人的手段一样。

孙如勋：连续不断地喊“主人”，直到人家打你一顿，满意了，放你走。大住基的地主子女都受过这种待遇。有一次，我被鞋底扇了几十个耳巴子，连脸带脖子肿了好多天，喝水都困难。

老威：后来呢？

孙如勋：时间久了，人就麻痹了。

老威：谁麻痹了？

孙如勋：自己麻痹了。整我们的人却回回都有新花样。到了1958年，他大爹孙如龙对孙家的处境气不过，私下抱怨了几句，又被揭发出来。在大炼钢铁的采矿现场，全生产队召开他的斗争会。队长命令他跪下向“三面红旗”请罪，他犟嘴。人家就说：“敌人威风不倒，就要把他打倒。”于是两口子都叫弄来跪滚烫的碎矿石，还拿大柴棒抵住压腿。他大妈惨叫一声昏过去，泼了几桶水都没醒转；他大爹却鼓着牛眼睛，嘴皮咬得血淌，也忍住不求饶。可到最后，还是松口喷出一条血龙，脑壳嘭的栽下地……

孙如龙被树成“反攻倒算”的典型，判刑劳改，直到1979年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以后，才放回来。

老威：孙如龙还在村里吗？

孙如勋：早走了。大住基这边，70岁以上的孙姓老辈子就剩我啰。这个地主，当得太窝囊，几十年提心吊胆地过。连穿一件伸展衣服，也要被人家揪住批斗。理由是：“贫下中农都没得灯芯绒衣服，你一个狗日的地主又从哪儿剥削来的？”我辩解说：“是劳动所得，不是剥削来的。”他们就打我，要脱我的新衣服，把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年，才凑够钱买了一件灯芯绒呀！我也有小学文化，读得通报纸，上面明明说地主阶级已经被瓦解了。既然“瓦解了”，凭啥还死盯着我不放？

老威：他们想穿你的衣服？

孙如勋：没有。就是不让地主在任何方面超过贫下中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甚至笑。不信你就在人多的场合，比如开会，比如评工分，比如集体劳动的时候，笑一场试试看。只要你的嘴张得和别人一样大，声音发得和别人一样响，所有的脑壳都将转过来冲着你。下一步就是咬牙切齿；就是命令你站起来，腰杆弓90度；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老威：小时候我跟父亲下放农村，也经常见到类似的场景。

孙如勋：是啰是啰。

老威：这时你妈妈还在吗？

孙如勋：文革开始她还在，后来就走了。

老威：没熬到地主揭帽？

孙如勋：早得很。我妹妹嫁在伐木克村，从大住基坝子翻山过去，七、八里路。1969年夏天，妈妈想念女儿，就向生产队请探亲假。当时正文革，阶级斗争抓得紧，一般群众外出，都要大队一级开《证明》，否则住不了旅馆。而四类分子请假，比一般群众又要麻烦多了，生产队干部先开会研究，再报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批。好不容易才准假一天。

你想想，从这儿到伐木克，打来回至少有16里路，妈妈她就是跑，也要耗半天多。人家的意思很明确，你一个小脚地主婆探亲，必须当天打来回！

老威：也就是说，不准在自己女儿家过夜。

孙如勋：对。我妈妈捏着假条，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依然早早就出门了。记得那时各生产队已经连线安装了广播，好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头遍《东方红》响的时候是6点钟。妈妈走了好久，《东方红》才响，可太阳落山还没回来。天黑尽播《新闻》，接倒又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停止广播是10点半，之前5分钟，生产队长在村头喇叭里喊：“孙如勋！ⅹⅹⅹ回家没有？记住明天早晨汇报。”

当天妈妈没回，第二天也没回。直到第三天下午，妈妈才肿着两只眼泡回家。她说妹妹病了，生离死别一样好劝歹劝，非要拖住多留两天。我晓得惹下了大祸，可不敢给妈妈讲。生产队长已通过喇叭吼了两三次“后果自负”。

天一黑，妈妈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去找生产队长赔罪。没一会儿，广播就通知开全体社员大会，18岁以上的成人必须参加。我扒拉两口饭，就赶到保管室外的晒谷坝，一盏汽灯挂在屋檐下，刺亮刺亮的。妈妈已叫麻绳捆起了。

那天的斗争会开到深夜12点多钟。我立在一边，埋起脑壳。反正都是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套话，一个个口水横飞，指指戳戳。还一轮一轮地喊口号：“打倒ⅹⅹⅹ！踏上一只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地主婆ⅹⅹⅹ难受之时！”

老威：你的现场感觉怎样？

孙如勋：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因为同见刀见血的土改相比，这只能算毛毛雨。我万万没料到，妈妈却糊涂了。她熬过那么多斗争会，都想得通，这次就不通。

老威：土改时她还年轻，这时她已老了，经不住折腾，也盼不见希望。所以就出了毛病。

孙如勋：她没毛病。她清清醒醒地上吊自杀了。

老威：是么？！

孙如勋：当天夜里，家里人全睡了。她还在洗脸，然后又擦了身子，洗了脚。模模糊糊中，我透过蚊帐，分明看见她躺下了。我还听她叹了一口气，就劝：“妈，过都过去了，就莫想那么多。”她还答应了一声：“儿啰，以后你可得好好过。”

我觉得蹊跷，可太累，一闭眼就死过去。第二天起床，妈妈已悬在房梁上，眼珠子鼓着。那年她才50多岁。

老威：事先没一点预兆吗？

孙如勋；我睡得跟石头似的。以往我老是睡不踏实，做逃跑、挨打、躲躲闪闪、又一次次叫逮着的梦。我老是在梦中惊醒，出一身冷汗。老婆也受我拖累，一惊一炸，还闹着跟我分床。可妈妈要死，我却如一头猪，一动不动就到天亮。看来，活受罪，真不如死了好。嘿嘿嘿，死了好。干净。

老威：嗯，干净。

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傍晚7点，我完成了对大住基村孙氏家族的走访，急匆匆赶回则黑乡。夕照浸润着山川，令赭红色的岩壁显得油腻腻的，我刚开玩笑说，连泥巴都如一块块鲜肉，肠胃就一阵阵抽。老张也感到肚子里在喷火，就一顿狂奔。翻山时遇土坎也不减速，只听得嘣嗵一声巨响，车弹跳着就下坡了。

在则黑街上最大的一家饭馆外刹车，我穿过正厅，直入极其昏暗的厨房。菜架是空的，肉案也是空的。老板和小工都下班了，只剩一个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留守。她拦截道：“全卖光了，找也没用。”却低估了一只属狗的鼻子对荤腥的天然敏感。我这个近视眼居然在隐蔽的石缸内侦察出鱼！就扯过老板娘点了两条。一称3斤6两。老板娘道：“没任何菜叶子，就弄糖醋鱼吧。”我道：“从你的泡菜坛子里捞两把，剁几刀，煮成酸菜鱼。”

十几分钟后，一洗脸盆酸菜鱼气势汹汹地端了出来。乡镇上果然民风泼辣，干海椒大捧，酸菜比手掌宽。我尝了一口汤，脑顶的毛毛汗就激出来了。于是叫上饭。砰砰两声，又冷又硬的两海碗到了跟前。

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刚巧撞上，一出生就浑身浮肿，差点没活头。所以我的吃相比较狰狞，胃他妈的像只章鱼，伸着触须，什么都往里面搂。老张长得精瘦，却与我棋逢对手，两边的脑袋及肩膀如乌云笼罩了鱼盆。没几分钟，盆和碗里的东西就稀里哗啦，消失了大半。夕照红得更透了，将肮脏的屋顶、街道、墙面染得很浪漫，几辆马拉车嘀嘀嗒嗒地经过，在破塑料袋飘飞的污水沟边拉了一滩也很有情调的屎。我到底抬头了，摸起一旁的眼镜戴上。真巧啊，一个圆脸老头背着手，在门口停顿了两三秒，他与我对了一下光，我习惯性地笑，他却没笑。

“你好啊。”我招呼道。接着，鬼使神差地起身。

背包里有一本朋友赠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罗平汉。这是一本以中国官方的观点“正面评介”土改的著作。我摸出来，递给老头。

“哦？你写的？”

我始终暧昧地微笑。待老头放松了警惕，才江湖骗子一般严肃地说：“我是四川的一个作家，专程到这一带调查、研究土地改革。老先生你愿意和我交谈几句吗？”

“你要搜集素材？”

“也不是遍地都是素材。”我的脸板得更凶了，“我在马鹿塘、撒营盘、则黑访谈过许多老人，正面、负面都有。准备将来有选择地写进书里。”

就这样两三板斧，就砍翻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乡镇人物。他的面皮逐渐松弛：“请跟我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歌星苏芮有首歌，也叫《请跟我来》。

上行不过10米，一老一少相跟着进了另一饭馆。门脸与上一家相当，可里头的堂子却高多了，四周贴满亮晃晃的瓷砖，还有大红大绿的明星照。更扎眼的是，正中财神爷的左边，还供着毛泽东的乡间风俗画，面皮红彤彤，除了头发，没一丝皱纹，没一丝毛。真是个万寿无疆的慈祥公公。

在一圈能坐10人以上的大圆桌前，老头和我做出促膝谈心的架势。他的儿孙一大堆，此刻都在堂子的尽头。待他将军似地一声召唤：“泡茶！”就一溜烟地全过来了。老大老二等等等等，只需打量一下那些油光水滑的装束，就晓得是乡镇一级的干部或成功人士。递烟的同时，他们企图查验我的身份，我再次以那本《土地改革运动史》来搪塞，并称“更详细的证明材料”在车上。大约是我的态度比政府官员还生硬，他们摸不清是何方神圣，于是留了一包暗示身份的云烟在桌上，便哦哦撤退了。

厨房的油烟阵阵弥漫，我恍若置身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而老头的三角眼眯缝着，面对门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发愣。

老威：老人家姓孙，然后是祖宗的宗，文化的文？

孙宗文：对。

老威：好名字。

孙宗文：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啰。

老威：我刚刚拜访了大住基村的孙姓家族，你跟他们是同一血脉？

孙宗文：都从马鹿塘迁来的，算一个祖先吧。后来就晓不得咋回事了。

老威：你与孙百万是什么关系？

孙宗文：没有关系。

老威：你住在哪儿？

孙宗文：则黑乡的上村。

老威：我指解放前。

孙宗文：在老虎堆村，离则黑三四里路。

老威：有多少土地？

孙宗文：没有。除了一间烂草房，啥也没有。我家是佃地种，有时也去外村打打短工。所以一土改，我家就划为贫农。

老威：孙姓差不多是地主，你家为啥是贫农呢？

孙宗文：我家与他们扯不上。

老威：请讲讲你们村土改，也就是斗地主的情况。

孙宗文：老虎堆太穷了，每年青黄不接，多数人都出来要饭。所以按上面的政策，以几把尺子“称大秤”，没评出地主，只推选了一户富农。

老威：你们村去过工作组吗？

孙宗文：刚解放，解放军、工作组都去过，也照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男女老少全被组织起来。我1930年生，那时20出头，就叫发展成了民兵。各村的贫雇农，年龄在十六、七到二、三十的，都当民兵。

老威：民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宗文：党叫干啥就干啥。运动一环扣一环，这一阶段重点是这个，下一阶段重点是那个。

老威：举个例子。

孙宗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加赔罚，还有土改、土改复查。那几年，我们一直风风火火，瞌睡都不够。先是各村的地主各村斗，后来就交叉斗，集中起来斗。

老威：则黑周围的地主集中在那儿？

孙宗文：先是乡公所，后来人多了，就把小学的教室腾出来关。

老威：民兵打人吗？

孙宗文：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

老威：到底打不打人？

孙宗文：一般不打人。态度老实的，主动交财产交罚款的，一开头就把解放前的罪行一条一条抖出来，向人民缴械投降，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们按工作组的指示，绝不动他一根寒毛。

老威：态度老实的有多少？

孙宗文：还是比较多啰。集中反省，一天天不准回家，他们就紧张得屎也拉不出来。审问时，要反复政策攻心，使他们明白蒙混过不了关。再不行就用厉害的话骇两句。

老威：再不行呢？

孙宗文：一般来说就交代了。

老威：如果不交代呢？

孙宗文：那就动点手。

老威：我在这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不仅打人，还普遍使用肉刑。比如大柴棒压腿、跪瓦碴、扎烟头、扎绳子、倒吊、陪杀场等等。你……

孙宗文：我还小。上面的政策压下来，一定要打垮地主。

老威：“打垮”的意思就是用刑吗？

孙宗文：有些人是很顽固的，不动点手，根本不会坦白。运动是有期限的，比如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或者大半年，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敲碎，否则就没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老威：你恨地主？

孙宗文：我岁数小，政治觉悟不高。政策让恨就恨，必须恨。抵赖的时候就更遭人恨了。

老威：剥去那层阶级斗争的外壳，他们也是一辈子种庄稼的人嘛。

孙宗文：他们剥削啰。

老威：剥削？好嘛，那你儿子开这个饭馆，请了小工和厨师，算不算剥削？

孙宗文：时代不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和胡主席就不同。

老威：我们不争论。老人家的虚岁77吧？脑子蛮好使的。

孙宗文：去年生了场大病。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体就差多了。现在你要我摆几十年前的事，就只能是个大概。

老威：土改至今已54年，真难为你了。

孙宗文：哪年开哪些会还记得住，小细节就记不住了。

老威：镇压地主的公审大会记得住吗？

孙宗文：从1950年起，镇压了好几批，我们当时负责押解犯人，维持秩序。则黑乡毙了伪政府的区长杨心林，乡长张应心，还有十几个恶霸地主。

老威：据说他们死前受过极其残酷的虐待。

孙宗文：他们罪有应得。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镇压？

孙宗文：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照当时的政策条款……

老威：照现在的法律呢？

孙宗文：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

（一辆手扶式拖拉机自门外经过，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了彼此的谈话。我不禁转移视线，但见街对面的瓦顶上，最后一抹夕光正一点点逝去。电视里的中央与云南地方新闻都结束了，老头的儿媳妇故意将音量放得很大，我却置若罔闻。于是她又努嘴，暗示男人过来，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老头似笑非笑地瞟我，可他绝对没料到我的脸皮有多厚。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60元1包的云烟敬了老头儿子一支。他一愣，接过去了。我又用火机给他点着，然后道：“实在对不起，我挺喜欢你爹的，能不能再耽搁几分钟？”

“不能吃了饭再说？”

“眼下的气氛正好。我怕过了这阵子，你爹的谈兴就没这么浓了。”见对方的强笑在慢慢凝固，我急忙嘿嘿干笑，补充道：“没想到老人家以前如此风光。”

“那当然，那当然。”儿子只得打退堂鼓。我灌了一口冷茶水，又回头继续伺候他老子）

老威：通过土地改革，你家得了啥子好处？

孙宗文：我家从老虎堆搬了下来，在则黑上村分了两间瓦房，1亩多地。

老威：你家几口人？

孙宗文：母亲和我。

老威：分谁的地？

孙宗文：张应喜家的。

老威：和则黑伪乡长张应心有关系吗？

孙宗文：他们是家门。不过来往很少。解放前张应喜是老师。

老威：这个教书先生有钱吧？所以划地主。

孙宗文：没啥钱。但有奴仆，有一点土地，一称大秤就够地主。

老威：奴仆？是书童？

孙宗文：他一个人要教很多农村娃娃，太忙了，没时间种家里的地，就雇了长工帮着种。

老威：这也算剥削？

孙宗文：算。

老威：哪教书是不是劳动？

孙宗文：工作组不会问那么多。只要上了硬杠杠，就是地主。

老威：他被斗争过吗？

孙宗文：是地主就要挨斗。不过他是老师，文化高，人缘好，没受啥子罪。

老威：他的学生家长私下关照他？

孙宗文：他太聪明了，晓得这是共产党的江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形势大政策都明摆着，于是一开头，他就赶紧坦白，非常彻底，把几十年的肠肠肚肚，包括大家族、小家庭的根底全挖出来。《交代书》也写得深刻，不喊屈，不喊冤，只要是共产党、工作组，随便咋样都对头。肯定就能过关啰。

老威：真不愧是文人，看得穿。

孙宗文：只能顺着去，不能反着来。过了运动，大家的关系又恢复正常。

老威：也不恨地主了？

孙宗文：只要他们莫犯法、莫造谣、莫破坏，就不恨。

老威：现在恨吗？

孙宗文：现在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

老威：看你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地主了。

孙宗文：翻身啰。

老威：翻身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孙宗文：想法很多，过后都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记着也没意思。至于政治运动，搞对了就对了，搞不对，下一任中央领导自然会出面纠正。老百姓闹得再凶，都不用负啥子具体责任。我这一辈子嘛，歪门邪道不会，见风使舵也差，可认定跟共产党闹革命，始终不变。

老威：老革命的认识的确高我等一筹。

孙宗文：50年到53年，我当了3年多土改民兵。由于听话，表现积极，年纪轻轻就入了党。1954年开始，我担任了4年多的则黑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当过生产队长。

老威：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冲击？

孙宗文：上面叫咋整就咋整。官这么小，冲击我干啥？

老威：1979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揭帽。你对政策的变化有啥感想？

孙宗文：土改没错，揭帽也没错。跟我不相干。

老威：什么与你相干呢？

孙宗文：农民嘛，只有庄稼地啰。

老威：你好像没出过远门。

孙宗文：50年代，上级派到昆明修了几年铁路。接着又回则黑上村。转眼人老得走不动了，才想起这辈子几乎没挪窝。

老威：嘿嘿，党没叫挪窝就别挪窝吧。

补记

2006年10月中旬，我躲在一个小县城整理写作。迄今为止，我大约访谈过150多人，只有上面的谈话令我觉得别扭。听着听着录音，生理性的厌恶竟油然而生。先还以为，是我“一贯的反动立场”作祟，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踪、记录、还原中，这与“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样，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否则就注定落入老毛“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陷阱中。

可不管怎样，我不会关掉机器。所以，在磁带反复过两次以后，我突然对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同情起来。尽管他目前还认为地主们“罪有应得”，“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但是他已风烛残年，口气颤巍巍的。越到后来，头句话与下句话之间的停顿就越长，可此种空白蕴含着的不是自信或深思熟虑，而是气短、心虚、思维短路，甚至哀叹。

我的气焰却越发嚣张。话锋咄咄逼人，活脱脱一个真理在握的红色警察出演审讯把戏。伪装、逼问、诱供、激将、设陷阱等等，《孙子兵法》36计用了多少不晓得，但对付一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难道我这个曾经的政治犯，动脉里却涌动着警察的血？

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暂时离开机器里的那个嘿嘿假笑着的冷血的自己。

刚刚下了雨，马上就出太阳。

我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没一个熟人，没地方可去。

几十米外有个旧书摊，我正好可以消磨一点无聊时光。

我花了10元人民币买了3本太旧的书，其中1本是《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1949年7月在上海出版，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我大致翻阅，竟篇篇与土地改革有关。

为了让我和我的读者不那么沉闷，我选录其中共产党官方表彰解放区土改积极分子的一篇报道在这儿，供对照参考。

人民的好闺女

华东新华社

胶东滨北分区藏马县（新设县）农会委员徐茂红，出身贫苦，从小讨饭，当丫头，做童养媳，直到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后，才翻了身。因为她积极帮助穷苦兄弟姐妹翻身，被选为区妇会委员，去秋土改复查中，她是全县发动雇贫农团结中农走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庄，据村干的报告说：“土改已完成了。”但后来发现有讨饭的，区里派她去了解和解决这庄的问题。她到村后，深入贫雇农中，先找到讨饭的刘大娘家里，刘大娘讨饭刚回来，正在温剩饭吃，徐就和她一块吃起来，刘大娘当时惊奇的说：“同志，讨饭人吃的都是猪狗不吃的东西，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能吃下去？”徐一边吃，一边叙述她自己当初讨饭的困难情形，晚上和刘大娘一起睡，刘大娘难为情的指着炕上的破席说：“叫同志笑话，要铺无铺的，要盖无盖的，同志怎么能睡呢！”徐茂红便向她诉说自己十三岁那年到诸城讨饭时，铺着雪，盖着天睡，以及给地主当丫头时，在地上盖着簸箕睡觉的苦楚。就在这大黑夜刘大娘也把她一辈子受的委曲哭诉了出来，又把她在翻身中的委曲诉了出来，她原来只分到一斤猪肉，二升粮食，后来地主又骇唬她说：“吃一斤猪肉还十斤人肉。”从此谁也不敢提翻身了，刘大娘抱着徐茂红哽咽的说：“我的好闺女，想不到天下还有和俺穷苦人作伴的。”第二天刘大娘碰见人便说：“咱们有洪福啦！好人来咱村领导翻身了，大家都到俺家听她开导开导吧。”全村十八家贫雇农都来找徐茂红，把这庄的实情说了个明明白白，工作也就从此真正开展了。徐茂红从来不把自己和群众分开看，而群众也从未外看她，大家都亲热的叫她“闺女”或“大姐”，她帮助群众去干活，一起吃睡，不是单纯为了调查或为了“深入”，她觉得凡是受苦的人都和她母亲以及她当丫头时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翻身和她自己的翻身一样迫切。她在工作中经常帮助群众做针线、做饭，一直到刨地捣粪，……

有时她能一天访问三十家贫雇农。很多干部学习她的工作方法，都觉得受不住。但是徐茂红却说：“我们一天工作顶多比上群众一天的劳动，群众天天如此，已经多少辈子了，我们工作嫌累，而老百姓又该怎样办呢？”这种真正的阶级自觉和群众观点，以及朴实细心的工作作风，使她得到群众普遍的爱戴，也使她能在别人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

夜祷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8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槛，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词句：“雅各”、“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3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80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1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年生，11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3次，总共坐牢34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2002年1月13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56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3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15年，实际坐牢35年。1999年出狱，2002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终年75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年生，6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年代升任主持。1950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年先后接受我4次采访，2005年圆寂，终年105岁。刘世昌，1914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20余年无果。2005年去世，终年91岁。袁相忱，1914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1989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年去世，终年91岁。张紫葛，1921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15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年刑满，继续管制4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年9月去世，终年85岁。何家栋，1924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30年，下放14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年10月去世，终年82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 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9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

土改受害者张茂恩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深夜10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10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30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1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槛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30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

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3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

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

“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6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1点50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2006年8月6日早晨6点零2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92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92岁。我父亲就是在我大哥出生的1915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苕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

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1939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3、4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50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以上统喊老祖。40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6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1943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3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36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年，我12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

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1958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13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到2003，我当了24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72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犟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12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10个月以后，上面来了批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10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

日祷

现在是2006年8月6日早上8点半，朝阳怒放，令晦暗如洞穴的厨房亮堂起来。一阵阵圣歌飘入，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鸟叫，霎时就冲淡了笼罩住我们的悲剧氛围。一位大嫂泡上了方便面，我们匆匆吃罢，就跟着双拳捶腰的张牧师出门，融入到瓦顶重叠的山村。牛铃噹噹，马蹄哒哒，人畜在同一条践踏如泥的鸡肠道上遭遇多次，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张牧师，也只能侧身紧靠庄稼地边的篱笆，两掌朝外，让圆滚滚的可爱牲口先行。我反手从背包挖相机，要抓拍点东西，不料一条马尾巴凌空而起，呼的甩了个圈儿，我急忙扭头，正好挨了火辣辣的一嘴巴，只好掩面扶眼镜，放弃非份之想。而脚底也险象丛生，人蹄得一下接一下垫起，避开重心不太稳的畜蹄。最可恶的是粪便，前头拉后面踩，搞得热火朝天，我的裤腿以下都一塌糊涂。

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十几分钟。赶马或赶牛的汉子们，在扬鞭的同时，还不忘向张牧师点头致敬。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岔道口，我刹步整理鞋面，刚擦两三下，让鞋鼻子从稀屎里绽露，老张就回头催促。还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安慰道：“一会儿就晒干了，干的好整，跺两脚就干干净净。”

我闻之一愣，舌尖突然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回味。眼前的场景像过期彩色胶片一样缓缓褪色，我中年人的躯体也缩小成儿童，而我去世的父亲在胶片里刚巧是我这把年纪。全家人跟他下放到一个叫“柏梓”的农村中学，校园与四周的村庄混淆一体，篮球场在农忙季节就变为打谷或晒麦场，教室在寒暑假也可以是猪圈或牛圈。大人们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走资派、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我父亲）隔三差五挨斗，有时也将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个“土洋结合”的牛鬼蛇神，游校、游田坎、开大会，都显得极有声势。学校几百人，贫下中农上千人，夹杂着搞运动，时间眨眼就过去好多天。所以那阵儿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天天认罪，已喘不过气了，还在晚上给我补课。我对牛屎，还有其它牲口的屎印象深刻，不仅源于儿时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一篇课文。其大意是面对一泡刚出炉的鲜牛屎，下乡知识青年四处寻铲子，可没料到一位贫下中农女孩二话不说，弓下腰，双手捧起稀屎就往集体粪坑里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知识青年通过狠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见着地上的粪便也用手了。”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篇范文，还点评道，“到底是粪便臭，还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臭？到底谁的内心美，谁的内心丑？相信同志们从一堆牛粪中，能得出答案。”

记忆深处的破喇叭回荡了几秒钟，还是被当下的圣歌一点点屏蔽了。白得耀眼的教堂就在我们头顶，嘎嘎电流贯穿在歌声里。我想，仅从喇叭的质量看，这几十年似乎没进步多少。但肩负着社会改造重任的牛屎却归朴返真，与多种粪便一道，成为这个彝族村庄人人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的日常风景。

眨眼间，太阳又上窜一大截。水汽在蒸发，蝉子叫也刚猛起来。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进了昨晚有些魔幻的黄泥大院，浪漫的外壳一下子剥掉了，眼前一派熙熙攘攘的世俗图景。我拿出相机，镜头内全是人，男女老少，每个角落都是衣衫褴褛的人，都是被信仰点燃的笑。我有意将镜头抬高，使之越过短墙或屋檐，可天空透白，已经布满了太阳的钢刺。

张牧师的白发闪烁了几下，就消失在正屋里。我晓得他作为方圆数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唯一牧师，要把圣餐分发给来自几十个村子的支堂长老和执事，可得忙一阵子。老张陪我留在露天院坝里，我问他为啥不跟张牧师进屋？他压低声音回答：“我还不够格。”我不以为然道：“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话尚未落音，老张就将指头横在嘴唇间。

真像演戏，松弛的肌肉一下子又绷紧了。台阶上下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和交谈，全都支起耳朵，聆听房子内部的声音。又是彝语，与我年轻的时候听诗人艾略特的英语朗诵差不多，一句不懂，只能凭鼻子去嗅那语义之外的气味，那被肢解的血肉浸润舌根的气味，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弹音。

持续时间不太长，房子里外的人就一道“阿门”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熙熙攘攘的原貌。老张大声笑道：“等我们的事情一完，我也可以回村子领圣餐。”

我疑惑道：“你不能在这儿领吗？”

老张解释道：“长老和执事在总堂牧师手里领，再回去发给支堂的一般基督徒。月月如此，不会乱的。”

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我只能拎着相机在人堆里晃悠，遇感兴趣的人脸，就喀嚓一下。

靠院门的两面墙根，垃圾与杂物混合堆放，猪圈和鸡圈也没有分界，而人类挤在中间，臭味虽不相投，色彩上倒还和谐。我拍了4个老太太冲着阳光排排坐，其中一个，刚才下台阶颤巍巍的，我抓拍了她紧张的脸部。密布的沟壑里，两只眼球浑浊如泥，却相当锐利。

接近正午了，苍蝇越来越密。记忆中，我是第一次遭遇如此多如此勇猛的苍蝇，人稍微一站，就没头没脸地扑上来。我周围都是基督徒，修养好，根本不把这种下贱的军团当回事，他们或立或坐，每人身体上起码有几十只，甚至一个加强连队。他们谈话、笑、拉手、拍肩，苍蝇们也随之起落、盘旋，似乎也属于他们情绪的一部分。除非某几只苍蝇高度近视，在谈兴正浓之际向口鼻眼俯冲，他们才漫不经心地抬手，抹一把面孔，或者在脸前扇两下。我亲眼见有人在两三分钟内，从鼻孔、嘴角，还有舌头上，抠出些活物来，然后遗憾地捻两捻，扔地下。

我是一个外来人，是整个村子唯一赶苍蝇的傻子。我老是站不住，到后来，拍照也有困难了。因为稍微停顿，手背和秃瓢就成了苍蝇的停机坪，这些裸露的地方咋会这么敏感，那么细的蝇腿、蝇须一碰，就痒得不行。没办法，我揣了相机，在人堆里穿插着兜圈子，将苍蝇逗得恼怒又兴奋，嗡嗡地跟着撵，我往上瞅了一眼，在波纹般眨动的光线里，至少有一个飞行大队。

张牧师从正屋门槛冲我招手，我进门，室内气温要低些，苍蝇相对就少些。张牧师给我挨个介绍各村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的汉话不利落，却一直点头微笑，并将昨晚就塞过的糖果与瓜子再塞我一遍，仿佛我是个天生嘴馋的顽童。我一一认清他们被至高的火种所点燃的面容，跟云贵高原遍布的红泥真没区别，除此之外，我能了解他们多少？

转眼间，院坝里摆开4张红饭桌，这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旧梦。自小到大，我在四川乡下吃过不少各种名目（以婚丧为主）的筵席，可在圣餐会期间，与如此众多的乡村基督徒一道共进午宴，却是初次。除了云南人习惯矮桌矮凳，四川人习惯高桌高凳，一开始，我的确没觉得两省乡间的风俗有何不同，从古至今，中国各省都保留了逢年过节杀猪宰羊、大盘大碗的老传统。

厨师和房东大嫂进屋多次，点头哈腰，请张牧师及众贵宾入席。大伙起立又落座，落座又起立，反复谦让，“请啰，请啰”不绝于耳。我这个既要混饭又疏于礼仪的文人，跟着谦谦君子们起落了两次，就极不自然地僵在原地，无所适从。幸而张牧师及时牵住我的手腕，主角亮相一般出门槛，下台阶，于是大家才依次坐下。我扫了一眼，4张大红桌都满了，按每桌8至10人算，也该有38位吃客。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两轮吃客在院墙周围候着。

上菜了，猪羊鸡鸭、豆腐花生，照炒炖烧凉拌等样式登场，至少有10来种，一下子就把桌面布满了。日已登顶，饥焰如焚，不料苍蝇比人类更没耐性，亡命徒一般成群降落，争夺起我们的口中食。若在往日，我早就赶在苍蝇发起轮番冲锋之前，运力执箸，冲最厚实的那块去了。可今天当着张牧师和满桌长老，我暗暗发誓，绝不先动筷子。眼瞅着那只翘出汤面的鸡腿刹那间粘上了10余只苍蝇，我心潮难平地垂下头。

区别于所有世俗筵席的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突然之间静默了。本来应该是碗碟交错、你请我请的大热闹，却反而很深地静默了。只剩下苍蝇军团的嗡嗡，由含混到清晰，终于连成了一大片。我情不自禁地仰头，屋檐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日神，遥不可及。而在日神和我们中间，是苍蝇的活动屏障，它们还在飞过来，降落；飞过来，降落。

张牧师从矮桌边起立，眺望远方，开始祈祷。由于我们坐得低，他就显得特别高。此时的日神，笔直笔直的，用它那光线的细脚，踩住他那银白如雪的头发。所以我相信，他的祈祷能够震颤阳光，直达天庭。

老实说，我依然一句不懂，可又觉得每一句都那样美丽。我听过不少彝族的民谣，前不久，我在云南大理的酒吧里碰见一个法国人，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过来，用他那非常精良的录音设备，采集了两三个光碟的彝族古歌。其中有闹的，类似火把节的集体狂欢；也有静的，游魂一般，极其孤寂。后来这种孤寂进入我当夜的梦里，周围都是黑黝黝、光秃秃的环形山，那单线条的歌声就在里面回荡，每个音符都滴着蚯蚓般滑腻腻的泪。

醒来时我的双脚冰凉。这就是我对彝族下意识的了解，他们都是从阴暗、潮湿的山里来，从站不稳人的陡坡上来，半神半鬼半人。可在此时此刻，一个彝族牧师的投影罩住我的头顶，他的声音浑厚，在天地间都引起了共鸣。这种祷告的音节，令我想到的不是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信主的彝族，而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大西洋岛国的土著人敬神的旋律。

连苍蝇都感动了，神圣了。张牧师的祈祷分三段，上一段与下一段中间，约有十来秒的间隙。而令人厌恶之极的蝇群，此时如个头最小的唱诗班的孩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遍布苍穹的孩子，紧追在张牧师波澜壮阔的赞颂后面。当主祷的声音一停，蝇群的嗡嗡立即起来，波涛般越涌越高，形成天籁的混声合唱，填满了世间的每一个空隙。

张牧师还在祈祷。

苍蝇还在嗡嗡。

我抬眼直视日神，苍蝇笼罩下来。不知有多少只歇在我的眼皮、鼻翼和嘴唇上，透过睫毛，我触及到它们的腿与翅膀。天空是一个反扣着的蚁穴，刺满了嗡嗡的针孔，赞美造物主的针孔。我不禁吟道：

你们这群天堂的蚂蚁，

从粪便里脱胎换骨，

一波又一波，嗡嗡嗡，

引导我们向至高的地方迁徙……

当张牧师道完“阿门”坐下，集体的圣歌就唱响了。这次是人类与苍蝇，与鸟，与其它益虫及害虫的合唱，我也跟着哼哼。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为了向上帝祷告，汤里牺牲了几十只苍蝇，大伙动筷子将它们打捞上岸，便吃起来。

不断有热菜添上桌，但我没吃多少就饱了。旁边的张牧师和邻桌的老张都边吃边张大嘴巴，笑得挺开心。我想，他们与周围的彝族兄弟一样，已习惯了信主的长久快乐，而我呢，是否只配享有怀疑论者转瞬即逝的快乐？

下午1点多钟，我们离开这个乡村伊甸园，去另外一个更老的伊甸园——位于撒老乌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沿途很顺，两点过就拢撒营盘镇，然后从一条岔道上规模比德嘎稍大的撒老乌村。车子在村中的水泥路穿插了一截，遭遇了好几辆黑烟弥漫的手扶式拖拉机，最终停靠在一畜粪遍地的空坝里。

接下来是贴着红土墙根七拐八拐，被我赞美过的猪、狗、苍蝇无处不在，其一如既往的超常热情令我们不断跳跃，不断小跑，终于一溜烟扎入郁郁葱葱的苞谷地。于地坎边刹步，孤岛般的西南神学院在对面浮现了。在两座深绿色浅丘的正中缺口，散落了两三幢寻常房屋，灰瓦白墙，跟川西平原的朴素农舍并无二致，却与云南乡村普遍的红泥石墙对比鲜明。

回顾第一次路过撒营盘，曾沿着孙医生的食指恋恋不舍地眺望，几十年前就埋骨于此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夫妻，还有张长老、张牧师等系列脸谱就走马灯一般转动在眼前。心跳加快，本来可以绕个半圆，从同一水平面的正规小路散步过去，我却率先直下直上，自此端达彼端，经历一巨大锅底。老张连连呐喊无效，只得与我一样气喘吁吁地撵路。

我到底走进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发祥地，不仅外观，它的内部也没任何堂皇的结构与装饰。学院正门和一般民居的门差不多，作为主要建筑的“撒老乌福音圣堂”连个牌匾也没有，那几个字嵌入半个黄太阳图案，一并涂画在二楼眼睛般分布的窗户正中。不断有信徒自小小的门洞进去，我们也加入了。圣堂内倒十分宽敞，砖木结构，有特别大的窗户、黑板、红十字架，还有讲坛与一排排漆成草绿色的长板凳。如果不是头顶的楼板太灰暗老旧，这儿就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课教室了。

稀稀拉拉的村民，犹如提前进教室的勤奋学生，安静地等候着。我却张大眼睛寻找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神学院的痕迹。我拎着相机屋前屋后、满院子转，甚至还爬上了依山而建的红泥后墙，也没寻出它的创始人张尔昌夫妻的墓或碑。有几块砖也好啊，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每一个房间都进入或窥视过了，灰尘、蜘蛛、苍蝇、粪便，还有一只用铁链子拴住的凶猛黑狗。二楼的木板早就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五六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老张吼了声：“快回头！”下面院坝已出现一滩看热闹的信徒。

在另一间较小的空教室，我为在黑板和十字架旁剃头的一对信徒拍了照。可怜的老张尾巴一般紧随，担心还闯出什么祸来。直到我惘然若失地蹲在石阶边，盯着一串串从四周村子赶来的乡民发愣。

在过去的西南神学院，如今的撒老乌村福音堂周围，我拦住好几个人问：“你知道张尔昌吗？你知道西南神学院吗？”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有的点头，并指指脚底：“这就是啰。”有的却摇头，听不懂一个外乡人在嘀咕什么。

土改受害者孙大川、陈秀英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6日下午4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撒老乌赶回禄劝县城。老张不愧为模范基督徒，他兜了几圈，七探八问，才将我送到指定的一家旅馆。我当即付了几天的包车钱，共计400元人民币，并连连道谢。本来已相当便宜，老张却特别不好意思，就陪我进门，扯开喉咙喊了好一阵，直到惊动了一位衣着相当正统的妇女同志，她边打毛线边打量我们：“找哪个？”

“马鹿塘孙家的老辈子啰。”老张陪着笑，“这位作家专门来找他。”

“有单位证明吗？”妇女同志一脸警惕。

“我出过许多书，这张脸就是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自吹一把，以气势压人了。

妇女同志果然一捏就软。“孙如策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啰。”她干笑着解释罢，就领我们进了开着小窗的“旅客登记处”。里面乱糟糟的，桌椅、床铺和破沙发上都堆满棉絮、床单，我一时不知道该在哪儿落屁股。正左顾右盼，一个戴着鸭嘴帽和白框眼镜的老头出现了，小城退休干部的装束，一笑，满口假牙。我的开场白带着调侃：“你们可真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

谁知老头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从云南境内的孙姓祖宗哪儿来哪儿去哪儿落户起头，一直讲到如何垫家底，如何发达，如何名扬四海，乃至祭祖宗修家谱，将春秋时代的孙武孙膑、三国的孙权、民国的孙中山统统纳入了家门，颇有天下孙者一家亲的气象。我洗耳恭听了20来分钟，终于截断他的话头，问及土地改革。老头愕然，并抬手搭住长长的寿耳，冲向我的嘴：“啥子？”

“孙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我提高声量道，“我已采访过好几位，你的辈分高，有文化，肯定比他们更讲得透。”

“都过去啰。”老头沉吟道，“现在提起来不合适啰。”

我抹了一把口鼻的尘土，清清喉咙，也打开话匣子。从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一直往下说，口沫四溅，还从包里掏出《土地改革运动史》作为佐证。老头眉间紧锁的愁云方才散去，他最后还疑虑地问一句：“真的可以说？”

我这个反革命如革命者一样坚定不移地逼视着企图隐瞒历史的老地主。访谈正式开始。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少了点东西，转眼一瞅，老张不知何时消失了。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很乱。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真的很乱。

老威：老人家莫着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不催你。

孙大川：整个禄劝县境，孙姓的影响很大，光马鹿塘一个乡，就有300多户。其中又数我们这一支最著名。

老威：我这一路下来，听了不少有关你们孙家的故事。

孙大川：我们的祖籍是南京罗安，大约在明朝朱元璋手里，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被皇帝派来攻打云南。然后驻扎下来，镇守边陲，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变迁和繁衍，我们这一支孙姓在曲靖的秦寨沟小衡山落户，至今，小衡山还有我们的祖坟。大约过了6年，虫灾严重起来，搞得颗粒无收，加之兵荒马乱，所以老祖们只好再次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底走了多少时间、多少个县市已无证可考。最后听一个姓杨的客商报信，称马鹿塘条件好，又山高皇帝远，开荒没人管。于是就全部过来了。

当时，马鹿塘还叫新火山，地势虽然高，可万山老林，土地肥得出油，开春刀耕火种，随便撒下一毡帽（相当于一升）荞子，秋天就能收获一石。我们孙姓，还有其他姓，就在这儿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据家谱记载，率领孙姓在马鹿塘落脚的老祖叫孙准和孙浩，顺着下来的辈分，是兴、开、万、济、大，然后才是如。孙姓以农业为基础，以畜牧业求发展，经几辈人的辛劳，从彝族土司手里买了不少土地。在马鹿塘之外许多地方，也遍布孙家子弟了。开明老祖时期辉煌了一段，办了4个铜厂4个纸厂；接着是孙万昌老祖，抵达了顶峰。那时的交通不发达，马鹿塘产的铜，经常要用100匹以上的骡马驮到昆明，交割给国民政府。

老威：这么说，刀耕火种起家的孙姓，这时已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

孙大川：只限于孙万昌老祖这一脉。因为他脑子灵活，懂得就地取材，多种经营。比如造纸的竹子，就是山上砍下来的。国民政府还送了一个匾，派人来悬挂在堂屋正中，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一解放，家里人就赶快取下来烧了。

老威：孙百万的名声在禄劝县境很大。

孙大川：他又叫“金铜官”，在云南省志上都有记载。

老威：据我了解，到了解放前夕，你们孙家已经衰败了。

孙大川：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土改时划阶级，在整个撒营盘区内的孙姓，成分高低各占一半吧。

老威：请讲讲你自己在土改中的经历。

孙大川：我家是孙百万的直系后裔，所以共产党一来，大部分被镇压了。我父亲有6弟兄，都不在了。我三大爹是减租退押阶段被杀的，罚款交不出，命就保不住。三大爹的大儿子也叫杀了。我是四弟兄里的老小，当时还在昆明做生意，没料到一回马鹿塘探亲，就没走得脱。

老威；为什么？

孙大川：家里已相当紧张了。大哥曾做过保长，一解放就不在了；二哥孙大尧，才26岁，也被当成反革命镇压掉；二大妈家的五哥孙大恩，是马鹿塘的乡长，大概40多岁吧，自然该杀；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孙维汉，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也叫杀了。

老威：人命关天，总该公布罪状吧。

孙大川：先把人集中关押，当时赊角、新槽、马鹿塘为一个乡，就把这几个地方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有四五十人。天天审天天打天天用刑，你熬不过去，一认罪，就符合枪毙条件了。唉，那年头，其实认罪不认罪都是走过场，如果有3个以上的贫雇农站出来揭发，你就死定了。

老威：不通过法律吗？

孙大川：有临时法庭。工作组在上面，有时候是南下干部，有时候是本地干部，最高的级别就是区长了。下面坐一排贫雇农主席团，胳膊上还绑着红布条，满脸杀气腾腾的。成百上千的人一呼口号，打倒、枪毙、铲除之类，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口水、石块、棍棒都朝阶级敌人飞过去。这时才由贫雇农主席团举拳头，往往都是一致同意杀，再将脸转向工作组。只要上面点点头或挥挥手，一个五花大绑的倒霉鬼就报销了。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孙大川：我都在场，不过没有挨斗。我1947年在皎西上中学时，就接触到地下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孙营长的部队。孙营长后来起义，倒向郑伯克的游击队，我也就跟着成了共产党的人。马鹿塘闹土改，本来我赖在昆明的单位，也许就没啥子事啰。可母亲带信来，责备我没回家尽孝，受旧教育的人，这罪名可大了，于是回家，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

老威：你也算革命干部吧？对你的家属没有优待吗？

孙大川：连我都自身难保啰。

老威：能不能讲具体点？

孙大川：过去了就过去了，共产党提倡向前看嘛。

老威：可是，

孙大川：没得啥子可是，一辈子命运就这样了。

（我被呛住了，谈话陷入僵局。幸好这时陈秀英老婆婆进门，点着虾米腰接上了话茬）

陈秀英：小同志你不了解，老头子胆小，他1930生，今年76岁，还天天读报学文件，生怕一不留神犯错误，又挨整。我1933年生，嫁到马鹿塘孙家才14岁，没过几天好日子就撞上土改啰。夫家遭殃，娘家也遭殃，连个退路也绝了。

老威：你娘家在哪儿？

陈秀英：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跟孙家也算门当户对，土改划为地主。我妈妈在旧社会就去世了，家里剩我爹爹，还有我们子妹两个。一解放，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动员穷得没底的人站出来，在大会上揭发富人。草海子所有富庶一点的人家，都没跑得脱。我哥哥是在减租退押阶段判刑劳改的，那时22岁，结果54岁才放回来。

老威：什么罪名？

陈秀英：有两个贫雇农检举他杀人。

老威：杀了谁？

陈秀英：我大嫂的堂舅老公，姓田。我妈去世后，我哥18岁，正在乡里的小学教书。姓田的成天在外游手好闲，我哥看在亲戚的份上，就把他弄到学校来打杂工。没想到这家伙作风不太正，利用背柴的机会，动一个家门的姐姐的心思。我哥发现了，就批评他，因为身为教书先生，要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严于律己的榜样。可能是言语重了点，姓田的想不通，就吊脖子自杀了。这事远乡近邻都晓得，解放前就结案了，可万万没料到解放后又被翻出来，作为地主阶级谋杀贫雇农的一个例子。我哥被公审公判，先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满后强迫留在昆明市第一监狱，转为工人，54岁回家时已成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大嫂死了吗？

陈秀英：改嫁了。她守了几年，有一回去探监，大哥就对她说，我可能这辈子回不来啰，你这么年轻，还是另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

老威：你大哥是个好人啊。

陈秀英：死掉的好人多啰。

老威：判他这么重的罪，不经过调查取证吗？

陈秀英：小同志你今年30多岁吧？

老威：40好几了。

陈秀英：所以你不明白那是个啥子世道！划成地主富农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切。根红苗正的贫雇农检举你个臭地主，还敢狡辩？当场打死你！

我哥送劳改，民兵又来折磨我大嫂。吊几天几夜，还跪瓦碴，顶烧红的铁十字。田地、房子、财产全拿走，还不甘心，要挖浮财。交不出来了还要罚款。真是生不如死啰。我爹风闻我大嫂被整成那样，估计自己一把老骨头，熬不过去，就在半夜自杀了。

老威：什么？

陈秀英：也吊脖子了。当时，地主吊脖子很普遍，不值得大惊小怪。光草海子一个村，就有七、八个地主吊脖子。

老威：熬不到头了？

陈秀英：打、吊、用大杠子压腿，你嗷的一声昏死过去，又水泼，醒过来又整。还想方设法消遣人，逼你围着海子跑，或者从这面山跑到那面山，跑不动就用竹杆追着打，像赶牲口一样。旧时代的妇女，都缠裹脚，三寸金莲，平常出院子门都少，这时候却一跑几里十几里。大群年轻力壮的汉子一路跟着，摔了筋头，大家就哈哈笑，再抽你几杆子，爬起来跑几步，又摔了，大家又笑。你越鼻青脸肿，人家越高兴。我三婶就是被活活累死在半路的。

大形势摆着，你没处躲，有工作组撑腰，日子也看不到头。动不动就枪毙人，地主的胆子早骇破了。与其最后受尽折磨而死，不如吊脖子来得痛快。我六公公家，大妈和大哥吊在同一棵树上，大妈70多岁了，弓腰驼背的，大哥也有50多岁，母子俩就那样脸对脸、头抵头地去了阴间。草海子的晚上很冷，大清早人们发现他们，眼还睁着，脸上的泪冻成了冰槽槽。于是去拿锄头，嘿唑嘿唑地刨坑，十几个人忙了一上午，估摸着够躺两个死人了，才挥一刀，割断绳子，让母子俩扑通一声落下去。有人说他们在坑里竟然直挺挺地站住了，一个民兵用锄头一勾，才倒下，可脑袋还双双卡在坑沿，又一勾，才在坑底摆平了。

还有三对地主夫妻吊了脖子，有陈姓，也有外姓。都脸对脸、头抵头，吊在同一棵树上。

老威：这情景够震撼！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啊。

陈秀英：不是故事，是真的！男人熬不下去了，想死，又觉得自己死了，把婆娘丢在人间咋办啰？孤苦伶仃，挨了斗挨了整回来，连个擦身子的人也没有；痛得叫唤，连个递水的也没有。就哭，就把脑壳去撞墙，就喊：“婆娘啰婆娘！”女人一听就清楚了，男人你好自私，没活头就要先死！我成了地主婆，又改不了嫁，为啥不一块死了干净啰？于是抱着哭啊哭啊，又不敢大声，怕民兵听见，就你咬我的肩膀，我咬你的手杆，将牙齿印往肉里压。找一根长绳子，在树叉顶绕几圈，绳子这头挽一个套，那头挽一个套，再搬一条长板凳，一起站上面，一起把脑壳伸进套中。你盯我，我盯你，身子冻僵了，泪流干了，还看不够啰。再一起踢板凳，一起……埋人倒省事啰，脚底下刨个坑，人成双成对掉下来，也不用棺材也不用寿衣，甚至坟包都不用起，土弄平了就完事。

（话至此，陈秀英婆婆已泣不成声。孙大川老汉忙插断话头，连道“提不得”，并声明马鹿塘与草海子不属于一个乡，马鹿塘的土改就要温柔得多。我指出，马鹿塘已去过了，而且采访了谁谁谁，连贫雇农剥死人衣服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老头神色愕然，随即也点头证明，这一切不是虚构）

孙大川：我二哥被镇压，不仅衣服，连鞋子、帽子都叫人脱了。光溜溜、血糊糊就入土了，家里不敢出面管啊。老母亲63岁，在减租退押时也关押了，因为她吃斋念佛，是乡里出了名的善人，所以工作组指示要专政，下面的群众明里打几下，暗地都不忍心出狠手。

老威：那时候还讲人情吗？

孙大川：山沟沟里的农民，没见世面，本来都淳良，可搞土改，把阶级斗争意识一灌输，就凶起来了。可老母亲，连叫化子饿死了，棺材板她都出，哪个能冲她凶啰？即使做个凶的样子给工作组看，转眼也就放她一马了。由于没吃大的苦头，她92岁才去世。我们也算尽了孝道。

你这辈人，已想象不出当时有多黑暗。城里许多像我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一听说家里划地主，统统吓得不敢回去，就是在单位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我回去了，心想总可以为家庭承担一点，但土改一划成分，我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认了。

老威：以后认了吗？

孙大川：也没认。因为孙旭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虽然投奔了共产党郑伯克的游击队，但历史问题始终没交代清楚。在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他就受到冲击；57年反右，他又成了反革命右派，直到邓小平上台才平了反。我参加的是由孙旭部队改编的游击中队，所以也跟着倒霉。后来他们上头有个说法了，我才把要求平反的申请递上去，云南省信访处批示：“应予平反。”从县上发回到乡里，被党委书记丁绍文给扣押了，所以我离休干部的待遇一直没享受到。

用脑袋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2006年8月24日黄昏，流沙河先生结束了和我的交谈，并慈祥留饭。站起身来，我牵拉几下汗渍贴肉的衣裤，顺势瞟了一眼已摆上餐桌的饭菜，都是极其小的锅，极其小的碗和碟。自忖是灾荒年过来的饿死鬼投胎，一口能装下这一屋三口的量，就借故推辞了。临出门，吴梦华师母还追着解释：“晓得你能吃，我特地多煮了大半锅饭，菜也多炒了，还有你沙河老师亲自打回来的水豆豉！”

我笑道：“吃像不雅，就下回嘛。”跟着就下楼出街。夕阳已经下去了，可火烧云缠绕着高高低低的楼群，燃得正旺。我奔走在地面，感到火苗子忽闪忽闪，一股股从脚板心窜起来，终于通过躯干直攻脑门。豆粒般的汗珠滚滚而坠，我恍惚记得电视新闻说过，这是四川盆地最热的夏天，地狱山城重庆的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并已持续了几十日。

登上公共汽车，刚好有座，我在摇摇晃晃中打了个盹，路灯就亮了。人生就如此转瞬即逝，我似乎回到了小时候，也在公共汽车里摇晃，可那些窄条条街道、灰蒙蒙房顶，都不见了踪影。还在无边际地怀旧呢，一个摩登女郎就立在了我的面前，高跟鞋、超短裙、与奶兜混淆一体的低领背心。我忍不住自下往上看了个饱，没办法，在穷山沟跑多了，那受得这种诱惑。

据说人一旦产生不良念头，体内会散发出一种野兽的气味，摩登女郎耸了耸鼻翼，大约是嗅到了。可不仅没避开，反而垂头对我似笑非笑，进而埋下腰，完全没必要地提了两次鞋跟，奶子几乎喂拢我的嘴壳。勾得人一路浑身赤红，想入非非，如喝醉了酒。

虽然她用足了肢体语言，但我最终没有跟着下车。我晓得她是个发廊小姐，当路灯大亮，就该上班了。“遍地都是发廊，她也不容易呵。”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话说回来，我也不容易。”

骚劲一下去，浑身却更加燥热，偏偏诗人蒋骥又在一条尿巷子里请吃烧烤。我下车快走几十米，习惯性抹了把额头，就见在一片烟熏火燎的街沿上，深陷于人肉围墙的不起眼的蒋氏夫妇正狂挥四手。肥头肥脑的李亚东和瘦头瘦脑的张心武都到了，他们是流亡在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的硕士，满腹经纶，却与我等社会闲杂厮混了多年。

蒋骥点了若干品种的肉和菜，特别是3毛钱1串的五花肉，像一捆吱吱作响的柴火摆上桌。我们整得呲牙咧嘴、怒火中烧，可身患寒湿痼疾的张心武还嫌不够，又要了56度的大瓶二锅头，几个人匀着喝。没一会儿，我就有点头重脚轻，为了不至于翻倒，我开始唠唠叨叨。

我说：张心武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冬天？张心武说：不对，应该是深秋，你和宋玉办完离婚手续不久。我说：管他妈的冬还是秋，反正很冷了，我们几个还经常约起喝街边茶。有一回，你在半夜2点给我打了一卦，是“剥”。你就叫了声不用翻《易经》，你的床快塌了。张心武说：剥卦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相当于一张床板的两头各垫了5匹砖，活摇活甩的，人一睡就塌。我说：果然不到一个星期，警察就上门了。之前半小时，我刚接到老哥子黄河清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途，称独立笔会出大事了，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抓，可能所有的国内理事都跑不脱，你快溜吧。蒋骥插话说：你形容警察抓人比打雷还猛。我说：对对。所以我又一次从猫眼看见外头围了大堆人，脑壳就麻了。老子不仅不开门，而且还反锁了一把。我拿了银行卡、u盘与《身份证》，冲到厨房翻窗子。我先探个头，然后身体扁着出去，再立起来。我顺着抽油烟机的烟筒，抓住捆在上面的一根铁丝，收了几下腹，好不容易才把住水泥檐口。在最后翻上顶楼平台的那一瞬，我的右手差点滑脱，右脚也差点没勾得住，也就是说，我差点从7楼栽下去……李亚东插话说：是啊，差点就脑浆迸流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一趟，让我通知王胖子（王怡）溜。我说：那夜的雾特别大，隔两三米就看不清东西。是我哥和妹，还有妹夫开的车，拉着我往绵阳逃。高速公路关闭了，我们走的老公路，平时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夜走了五六个小时。快天亮了，我躲在一个阴暗角落迷糊了一会儿，又继续逃。我上了火车，差不多一天一夜，却不晓得自己仓皇流窜之际，刘晓波等人已经释放回家了……大伙哈哈大笑，骂我是个傻屄，我点头承认。李亚东举杯说：来来，为两年前的傻屄老廖压压惊。我说：这一惊，把老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万一被摔死，真划不来。我跟一个无赖政权较了那么多年的劲，牢也坐了，两个好老婆也弄没了，结果连自由的臭屁也没嗅着，做梦都在逃跑。

蒋骥说：还没跑得脱，又在昆明火车站被抓了。我说：是啊，原来是为采访法轮功的事，我都忘了，就抵赖到底。没想到这次与独立笔会无关，也没想到盘问两个多小时就放了。可放了又咋样？我他妈打死不回成都，不回那曾经越窗而逃的家了。张心武，你狗日的打的好卦，那床已经永远塌了，我这次回来，只想着卖房。李亚东说：哪你以后咋办？我说：继续流窜，这就是命。张心武说：当然是命，你不流窜，怎么会在云南碰见孙医生？不碰见孙医生，怎么会卷入土地改革，一趟趟去老山沟寻找地主？我愣住了，不禁在心里喊：上帝啊，孙医生是谁？地主跟我有何相干？这一系列来势汹汹的变化难道就是神迹？我拒绝接受你的安排，我爱阿霞，我爱宋玉，我爱金琴，我爱所有因缺乏安全或归宿感而离开我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呆在家里，年复一年；我本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莫名的骚动，但是自由！自由！自由！我怎么在生而不自由的地方服下了自由的毒药？我的屈辱感怎么会如此之深？我怎么会翻来覆去地唱“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是的，地主们，地主后代的我们，真不如狗。

蒋骥见我表情有些异样，忙举杯说：喝酒喝酒。李亚东说：蒋骥，你不是刚买了两万多的摄像机吗？怎么不把老廖的这一段拍成电影？弄不好还挺卖座。蒋骥说：好多事情不能重复，不能表演，要不就成戏子了。李亚东说：老廖难道不是地道的戏子吗？我说：就形象而言，张心武倒适合演电影，脑袋黑得像驴蛋，身板瘦得像木乃伊，大热天，还穿一件绿军装。张心武说：这不是一般的中国军装，这是缅甸的保安制服，我花30元钱从旧货市场买的。蒋骥说：你最好动员你的老婆儿子都穿上这一套制服，我们的电影就能开拍了。

正说笑间，陈墨来了，大家都拱手相迎。陈墨致歉说：今天刚好是探监日，所以来晚了。李亚东说：好久不见，老兄瘦了，却还精神。陈墨说：每个月都要去龙泉驿探监，跑瘦了。我说：你老婆的情况如何？陈墨说：李明达的精神还过得去，都60几岁的人，又有心脏病，在监狱里也不可能干重活。夫妻见面，她还安慰我，说犯到公安一处手上，就算撞鬼了。我说：对对，千万想开些，特别是身体不能透支。接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刚收到不久的《中国冤案录》第二卷，翻出《民刊〈野草〉主编陈墨》给他看。我说：本来是上下两篇，结果弄成一篇了，只有等再版时改过来。陈墨叹息一声：这个文字记录就算留给后人，谢谢。就将书收藏妥当了。我说：我是去年初采访你的，转眼又是一年半。陈墨说：李明达已关了两年，还有5年，我只有稳稳当当地等她出来。着急的时候，甚至想自杀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后悔。我说：你办《野草》，我们这些文人都在上面登过文章，可东窗事发，你的家连连被抄，你老婆更是受累入狱，而我们最多说说写写一番，帮不上实际的忙，惭愧惭愧。陈墨说：你当年坐牢不也一样吗？就莫客气。况且我也是你的《冤案录》中的一位，不被忘掉就不错了。

接着我们讨论了记录在当下的意义。我建议陈墨坚持写《探监日记》，认为这比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虚构作品有意思。蒋骥表示同意，并引申说：纪实和运用镜头一样，都是行业性的基本功。李亚东说：老廖，不是有人在拍你的纪录片吗？我说：先是一个台湾姑娘，拥护民进党的，断断续续跟了我大半年，拍的带子有一大堆，结果在采访90岁的家庭教会牧师袁相忱时遭遇警察，被吓回去了；后来遇上班忠义，调查与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人物，几个月里拍了我几次，又打住了，因为他觉得我成天嬉皮笑脸，“赖狗扶不上墙”。蒋骥说：的确，你与你的书对不上号，你的书似乎是用镜头在写，可你又不习惯别人把镜头对准你。

这个时代真变了，连蒋骥这样的抒情诗人都操起了摄像机，而我这样比他大一轮的诗人，却蜕变成访谈者。我力图在文字里复原场景与对话，我的脑袋里至始至终架着一台摄像机。特别是寻访土改受害者，我希望在文字里不要遗漏什么，当我面对一张沟壑纵横的脸，面对一段由口齿不清的嘴巴吐露的惨绝人寰的往事，我经常想，如果眼下有一台摄像机就好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怂恿班忠义带着摄像机进山沟去重访，老班回来说：他妈的老威，什么都是第一遍好，第二遍，特别是让老头老太冲着机器，就差远了，很多东西都记不起来。我说：记起来又咋样？还不是镜头里一张老脸从头讲到尾，观众能看得下去吗？老班说：除非镜头穿过那张脸，让时间退回到1950年。没有补充的材料，只能让人演，那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的，我有些自鸣得意，因为现实里的机器只能拍此时此刻的人和事，而脑子里的机器却能穿透此时此刻，将镜头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对方的灵魂深处，被泯灭掉的历史碎片会一块块拼接拢来，重新嵌合成一种称之为“见证”的惨不忍睹的东西。二战以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犹太作家威塞尔就是这么干的，他搜集了许多遗物、遗言，做了许多寻访，就是为了将若干单个的碎片拼接拢来，用“脑子里的摄像机”重现纳粹的罪恶，犹太民族的殉难。他甚至搜集到不少死孩子的诗歌，其中一位只活了4岁的女孩这样写道：“墙角的小花，明天我还能看见你的微笑吗？”

还有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堪称在没有摄像机的时代，运用“脑子里的摄像机”记录种族苦难的高手。而今天，录音录像手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证人证言也成为一种法律常识，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可绝大部分中国作家，包括若干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著称的作家诗人们，还在虚构，还在魔幻，还在比赛编故事的手艺，可就是不会运用镜头的基本功，准确、清楚、实在地描述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

李亚东说：我也对现在的小说没多大兴趣，可还在四川师大教当代文学，最近又接了一个修文学史的很痛苦的活儿，怎么办？张心武说：如果将来老廖当了校长，你肯定失业。李亚东说：他连考了四次大学都淘汰了，还当校长？所以，我也对他的“大脑摄像机”的高论深表怀疑。张心武说：老廖的理论，小学老师都教过，记叙文嘛。陈墨说：就是嘛，狗日现在的作家连记叙文都忘了咋个写。蒋骥说：老廖当校长，底层人民就有希望了，数学系全是民工，中文系全是三陪小姐，你不会把铁人王进喜弄去当音乐系主任吧？我反唇相讥：我让你当摄影系主任，如果民工和三陪小姐约会上床，你就躲在床底下拍。

夜已深，可暑热依然不退。烧烤早吃得差不多了，可我们还是霸着位子吹牛。在成都呆久了，受吊儿郎当之市井风气的熏染，再严肃的话题，一进行长了，就没个正经。我想，朋友要处得久，只能这样吧。李亚东说的话令我有点点感伤：老廖在的时候，我们至少个把星期要集体吃喝一次；老廖走了，我们恐怕几个月半年碰不着一回。

蒋骥那龟儿子说：老廖有他的地主，我们不用牵挂他。

我只好说：对头，李亚东是有信仰的人，只要每天与上帝碰面就足够了。

在自己家里坐牢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2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84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20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先后在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担任工作队付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年8月26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叠叠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2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2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20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摺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幺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1982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对象，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5点多钟，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11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10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幺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边无际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1岁就80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80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20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他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沉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100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愕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钟。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热爱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

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采访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2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20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6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资料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90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年8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2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

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12楼（高干病房）40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2002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10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12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87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1952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年的九、十月间到1952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56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1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1957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1919年生，当时才20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30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他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资料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资料，1947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50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资料，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1939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100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旮旯旯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沉，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20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20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年初征的粮，我是1951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1933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人。1939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1950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1958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2006年8月30日大早，妹妹、妹夫和我，匆匆购得香蜡、纸钱、鞭炮等物，向北驱车几十分钟，就抵达了位于盐亭县黑坪镇冯河乡的李家坪老家。盐亭属于贫瘠的丘陵地带，小时候爬坡下坎，经常往返这段路，一个单边就要耗大半天，所以觉得人生长得没有道理；而眼下，小车转瞬就偏离公路，进入田间地头的土路，再过一座小石桥，提早加档，冲上短而陡的烂泥坡，就直抵每个人迟早都得躺进去的坟墓旁。

妹夫连按喇叭，没人应，于是都下车。左边是新修的祖坟，占地面积宽，显得很有气势；右边却是老宅，一座上百年的四合院，已拆掉了大半，剩下的因年久失修，满目颓败。妹妹从缺口进到浅草凄凄的院坝，发觉堂屋短阶旁的石狮子还干净，就冲狮头落下屁股，高叫：桂英！桂英！桂英是我们的堂姐，在右耳房内陪我的老地主爷爷几十年，直到爷爷死了，房子也千疮百孔了，还住在里面。

一个白发婆婆从右厢房钻出来，我定睛一认，是德成家二妈。妹妹很亲切地打招呼。二妈说：桂英去绵阳了，她幺女生娃儿，要耽搁一段时间。我说：就你一个人守院子么？二妈说：还有鸡嘛，还有猪和狗嘛，还有你们家祖坟嘛。妹妹急忙道谢，并掏了100元人民币递上去。

我却不管不顾地掰开右耳房的铁门扣，一脚迈了进去。灶台、案板、水缸，还有通往猪圈的后门，跟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样，没挪地方。粮柜和楼梯也没挪地方，我顺梯子爬上阁楼，从前爷爷就住在上面。1967年，我9岁，在家破人亡中，随已当知青的哥哥大毛流窜至此。

晚上没睡处，爷爷就安排我跟他挤。老人家一身枯骨就不提了，可怕的是臭虫和跳蚤，整得我彻夜未眠。三更天还起床下楼，对着皎洁的月光，脱了汗衫举起来，竟全是密密麻麻的血点子。正在懊恼呢，爷爷像个鬼，荡过来将我拽回阁楼，点亮煤油灯，在焦黄的老蚊帐内捉拿臭虫。四只蚊帐角都埋伏着小指头粗的臭虫王，爷爷逮住他们，犹豫片刻，又放了回去，还亲切地叫唤它们的名字，说啥子“臭老三，你咬我就可以了，莫咬我孙娃儿啰，他的肉嫩”……

瓦顶缝隙漏下来的光柱子很密，我埋着腰，像丛林深处的野兽，在嗅着多年前在这儿留下的气味。我能听到自己寒毛炸开的噼啪响。我说：爷爷，老地主，孙儿我故地重游了。听说你在旧社会挺有能耐的，一年三百多天，大多数时候都光着脚板，种庄稼是一把远近闻名的好手。耕冬水田时，牛都累了，吐着白沫不走了，你还不累，还奔到前头去替牛拉犁。就这样，你前半生赌命，好不容易挣够了几十亩田地，还包括一个祖上留下的四合院、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却上了共产党的土改政策线，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地主。而在几年前，同样的乡亲们，也一致推举你为保长。幸好没作啥子孽，好歹保住了脑壳。

你的教师儿子生前有过非常残缺的讲述，你孙儿曾据此记载：

……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近30年前死于大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从床上滚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完整的。

爷爷奶奶育有4儿4女，3个儿子死于非命，4个女儿均为文盲，一生都耗在大山沟里。只有我父亲远走他乡求学，成为李家坪唯一的旧时代大学生，却是新时代被改造来改造去的“臭老九”。

我和母亲都不喜欢爷爷。母亲说，爷爷的土和脏让她受不了，一年四季，眼屎、眼泪、清鼻涕从未断过。母亲还说，大饥荒的时候，爷爷就像只黄鼠狼，在山上窜来窜去地打洞，十天半月不归屋，见啥都往嘴巴里捞，从不管奶奶有没有吃食。所以把奶奶饿死了。

而爷爷这个老地主留给我最令人发指的印象就是吝啬。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写道：

老鼠和菜花蛇将房梁上的陈年腊肉啃得伤痕累累，却从不取下来喂人；核桃、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洗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快80岁了，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县城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竟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

爷爷死于1988年初，临走前我们全家都赶回这老宅，扶他起来，在祖坟前合影。老人家嗓门还挺大，冲我父亲吼着要吃糖。姐姐飞飞急忙把白糖口袋献上，他竟一把接一把抓起朝嘴里填。两斤多白糖吞完没一会儿，我们84岁的爷爷，窝囊一生的老地主就咽气，并躺进了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就打造完工的布满虫眼的棺材。

紧接着，我姐姐飞飞也因车祸逝于同年5月，仅37岁。

惋叹数声，我缩手缩脚地下楼，从岁月丛林返回院坝，见妹妹小飞正给妹夫王鲁介绍四合院的来历。她说：堂屋的左边，曾住着王三婆，爷爷的嫂嫂，苦大仇深的五保户，养了十几只猫，一到冬天，这些猫儿猫女就钻进被窝为她供暖。王三婆是爷爷的死对头，两个老人像两个门神，经常一边坐一个骂架，偶尔还发生抓扯，可三婆对我们却相当好，总把好吃的留着，等我们回来。王三婆的背后，是德泰一家，德泰是爸爸的堂弟兄，独眼龙，土改积极分子，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凶得很，负责监管爷爷那种四类分子。左厢房是李义大爸和开玉大妈，人很和善，爱卫生，爸爸每次回来，都住他们家。右厢房德成是我们二爸，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可现在呢，除了你刚才看见的二妈，这院里的上两辈人都死光了，桂英这辈人也死了大半，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笑问：他们都是土改那年搬进来的贫雇农啊，如今在哪儿呢？小飞指着瓦顶高处笑答：都在坡坡上埋着嘛。王鲁催促说：莫耽搁时间了，快去上坟吧。

10米之外就是刚竣工的新墓，条石围了齐人高的一圈，犹如阴阳之间的隔墙，墙里安息着我们的曾祖父李春城、祖父李树凡、祖母李刘氏、父亲李德奎和姐姐廖飞飞。与众不同的是，墓前立了新旧两块碑，旧碑是父亲生前重修祖坟时造的；新碑却为父亲单立，上面刻着盐亭县中学致一位普通教师的悼文。

按古老的礼仪，我上香、作揖、烧纸钱。小飞比我虔诚，还跪下磕了头。可不知为啥，我暗自感到忐忑不安。这墓修得太阔气了，包括石梯、堡坎、墓前空地及墓体墓碑，占地十来平方米，比父亲他老人家生前任何时期的卧室都大；而在文革结束前，我们全家6口，也就十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

况且，与旁边老宅的新旧对照也过于强烈了。

但是我不能说什么，大毛和小飞都是按风水先生的指点办的，三兄妹比起来，我大约对死后的事最淡漠。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在盐亭县境的教育界很有影响，可我这个儿子，几乎没听他讲过课，更丢脸的是，作为鼎鼎大名的教书匠的后代，我连考4次大学都落榜，第5次免试上武汉大学作家班，还被开除。所以，父亲自小就缺乏对我的信任感，与二毛的交流远远不及与飞飞、大毛多，哪怕我成了所谓的诗人，他还是担心、失望超过信任。直到有一天，我坐牢去了，父亲彻夜未眠，据说第二天就买了收音机，从此养成偷听敌台的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在敌台里，突然听到他这辈子最尊敬的作家刘宾雁正专题评论他儿子的作品，并称他儿子是“了不起的中国人”，才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那天回家，瞅见父亲居然捧着《中国底层访谈录》，边读边拿笔在划杠杠，跟批改作业差不多。

由于政治运动，我的家庭多次四分五裂，我几岁就因文革失学，当上流浪儿。我的文化基础是高小毕业就上山下乡的大毛打下的，所以读初中了，还不会打标点符号。我习作文，省略号要点两三排，老师质问，我回答还有很多话很多话没写。而父亲呢，那个老资格的语文教师呢，好像从没审阅过我无边无际的省略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学生，哪怕下放到穷山沟底的柏梓中学，在我家打转的学生也永远最多。四面墙壁，一面靠窗，半面摞书，其它就顶天立地叠放着箱子和口袋。都是农村孩子，从几十上百里过来住校上学，粮食搁在集体宿舍不放心，就存放在我家了。早中晚3餐，几十个学生要进出6次，因为是各自将包谷碴、红苕等粗粮（也有少数学生掺入少许白米）放进各自的钵里，再拿到学生食堂去掺水蒸，所以我家就成了大伙的储藏室兼饭厅，除了钻入蚊帐，缩进被窝，不存在丝毫的私人空间。由于一切都透明化，我曾一度不明白我们四子妹是咋个生下来的。唉，如此舍己为人的臭老九，却应验了杂种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盐亭为中国培养了好些中高级官僚、商人和技术人员，其中肯定有我父亲的汗马功劳。事隔多年我才体会到，父亲的教育基点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孔夫子也没有私生活，稍微有点出轨的想法，马上就受到弟子的非议和质问。难怪，有文艺天赋的母亲经常大叫“日子没法过”。母亲说：我跟你爸爸，就像电影和川戏，资本家和土地主，搞不拢。

退休之后，父亲来成都，替大毛守了十几年的牙科诊所。刚好我出狱离婚，光棍一条返乡，白吃老人家好几年的饭，还穷凶极恶，嫌饭菜不好吃，惹得老人家时常拍案而起，全忘记了当年对学生的那份耐烦。直到2001年底，沉疴不起，换了五、六家医院，终于确诊为晚期肺癌。

劳改犯的身板硬扎，我自然充当起贴身护理，背、扶、洗澡，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到底切身体会到无用儿子的有用之处，我则首次目睹并搓揉父亲的裸体，他本能地遮遮掩掩，后来次数多了，就麻木了。父亲的最后一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11楼，也就是癌症楼。出了电梯是走廊，在那一头，是梅花形状的病区，每朵花瓣都是病室，躺着两到三个等死的人。父亲拖了大半年，算久了。

开头还有大把时间留给我们父子俩，父亲说了几次：二毛，我给你讲讲老家，讲讲我和你妈的经历吧。我却说：不急，等几天嘛。或者说：刚打完吊针，休息一会儿。或者又说：再休息一会儿。父亲深深地叹口气，说：这一生快划句号了，我除了教书，别无所能，因此我的墓碑就刻“盐亭中学教师李德奎”几个字足够。

我急忙说：爸，你想那儿去了。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料才过20几天，癌细胞就扩散到呼吸道，父亲的喘息一阵紧似一阵，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眼睁睁地瞪我，还抓住我的手，可当我会意地埋头，将耳朵凑拢他的嘴边，却只有含混的卜卜声。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全面了解自己父亲及家族的机会！而我竟是一个靠文字，靠倾听，靠挖掘他人经历讨生活的家伙！父亲活了80岁，去世这年我44岁，可父子俩私下交谈的时间加起来有没有两天，一天，或者大半天？特别是目前，我正在拚力还原土地改革的真相，而父亲作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啊。

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天的苟延残喘。每时每刻，那些价格奇贵却毫无用处的化疗药物都伴随着父亲，吊针要打十几个钟头，手背肿了，插不进针了，就改手臂；手臂不行，就改大腿；大腿再不行，就改脚背。父亲终于减肥了，硬梆梆的大肚子瘪了下去，可查房的女主任说：要输脂肪乳加强营养，支持化疗。还没等家属反应过来，一日两大瓶黏液又挂上床尾了。

穿白大褂的屠夫呀，哪怕是大象也会让你们折腾完蛋！没过几天，脂肪乳也输不进去了，护士连扎七、八下，针头都弹了回来，她吓坏了，急忙跑去叫女主任。两人又在病房里瞎搞了半天，针头终于进去。可吊瓶里的液体却进不去，不但进不去，还倒灌，胶皮管刹那就变红了。

我实在怒不可遏，一把扯掉管子，屋里屋外地叫骂开了。可连喊痛都没力气的父亲还冲我摇头，还在为人师表。门外，死者一个接一个，每当太平车从电梯出头，吱吱的穿过走廊，深入到梅花病区的某一瓣时，我都立即关门。特别是夜半，家属猝然爆发的哭泣像无数钢针，不，像比钢针更尖更细的看不见的指甲，深深抠入每个人的皮肤、内脏和记忆。

我真想将父亲的耳朵堵上。

我真想将父亲所有的感觉器官堵上。

如果手里有中止世间痛苦的毒酒，我愿意亲自给父亲灌下。

但是，喘息、呻吟、哭叫、歇斯底里与麻木还得继续，地球的转动还得继续。

楼外的大街，车辆川流不息，路灯犹如波涛汹涌的江河，由近而远地涌往夜幕后的天国。天国中央的神啊，你可知晓，我们隔壁病房的中年人已于昨日黄昏到你那儿去了。他不堪癌细胞和高价无效治疗的双重折磨，就腾空而起，走了捷径——他从11楼俯冲到底，嘭的摔成一块浆汁四溅的肉饼。不同楼层的脑袋三三两两地探出去，还以为是楼顶的花盆掉下去了呢。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停止呼吸。一个年轻医生装模作样地做了几下胸搏击，算是抢救过了。此前约1个小时，主治医生查房，用小电筒射了病人的瞳孔，还指着我问：他是谁？父亲似乎微笑了一下，伸出两根指头。见医生不解其意，我就说：我是二毛，爸爸还没糊涂。

他一生中极少糊涂。约5个小时前，门外有人哭，刚打完杜冷丁的他还示意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3个下岗的兄妹，因缺钱而抱头痛哭。他们为了延缓绝症父亲的死期，花光了全部10来万的积蓄，再也交不出后续费用了。可毙命在即的父亲还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想活——即使一天半天，即使不成人样，也想活。可多活一天半天，需要大把钞票啊。

父亲，你操心太多，管闲事太多了，世道却没有因为你而好一点或坏一点。安息吧，永远退休吧，让良心经常被狗吃掉的儿子我，为你抹下眼皮，为你顶上假牙——你在阳间继承了老地主的香火，艰苦朴素，老吃剩饭剩菜，散发着馊味的东西也舍不得倒，但愿你在阴间提高生活质量，多尝点好东西。

转眼快4年了，小飞埋怨说，二毛你还发啥子呆？赶快烧纸嘛。爸和姐跟前多烧点，爷爷、奶奶、祖祖全要烧到，莫偏心眼，弄得他们在阴间呕气哈。

我点头称是，将纸钱烧得热火朝天。大个子王鲁牵着十几米长的鞭炮，在墓前空地摆了个蟒蛇阵。坡上田间的乡亲们陆陆续续往这儿赶来。我却在继续想，姐姐那么善良，为什么死在父亲的前头？老天或上帝真是公平的吗？

寻思不出答案。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姐姐与他最亲，命运却跟他最像。

还记得姐姐十几岁参加工作，去深山老林的平武县伐木厂，因出众的美丽，数次出演样板戏的主角。她曾与一位解放军连长倾心相爱，却由于出生地主家庭，政审不合格而告终。后来的丈夫与她各方面都不般配，可时代弄人，只好听天由命地过下去。

她的两个女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父亲总觉得欠了姐姐的。特别是她死后，骨灰一直无法入土。父亲说：父女俩一道走更合适。

鞭炮炸响了，小飞捂着耳朵跳到一旁。父亲、姐姐，你们此刻还在遗憾吗？

蓦然，《梵高传》里的结尾句子蹦出我的脑海，那也是梵高和他的知音弟弟泰奥合葬时的碑文——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1）

采访前奏

客居的窗前，风呜呜地吹，雪也下了好几天。据当地人说，古城大理好多年没这么冷过，屏障般的苍山全白了。

寒流正一点点浸入心中，我咳嗽两声，神色麻木地写着、写着。突然之间一切变小了，已在天国的父亲从眼前的照片上走下来，代替我坐在椅子上，一篇篇地批改学生作业；而我却缩回旁边的地毯，抹着鼻涕，拿一支铅笔在纸上戳来戳去。我不禁躬下腰去问那个小我：你几岁呀？小我懵懂地摇摇头。是啊，摇几回头就20几岁，小我成了现代派诗人，长头发大胡子，坐在桌边写雄心勃勃的长篇史诗——父母远在长江中上游的成都，我却迁居长江中下游的涪陵，新婚老婆阿霞已入梦了。接着30出头，我坐牢去，在号子里还捏着自制的竹签笔写《犯人的祖国》，死刑犯的铁镣在四周叮当响。然后出狱了，在姐姐夭折的那条路上认识18岁的宋玉，买房娶妻罢，我光头光脚，坐在桌边写访谈录。这一来，十几年又过去了，访谈录还在写，宋玉却离开了。宋玉之后的金琴来了又去了，我卖掉成都那个7楼的家，在云南漂了两三年，惶惶然不知天命为何物。除了写着、写着我还能做什么呢？

继续咳嗽两声，记起后天就是2007年除夕，而这篇80岁老人的采访是去年9月份做的，转眼又搁了5个多月。那几天阴雨绵绵，老人不断追问：何时能让他看到纸上的东西？我却语气迟疑。在没动笔之前，我不能不迟疑，可一迟疑，老人竟汗水满头，又是留饭，又是掏腰包要给代笔费。在那个破落小院的屋檐下，我们拉拉扯扯了好久，我才松口说：尽快。

眨眼年过完了，大年十五也过完了，我还在咳嗽。高烧几次，都死抗过来，迷迷糊糊中看《西藏渡亡经》的碟片，灵魂果真逃离肉体，从窗子缝嘘地钻出去，再回头贴着玻璃瞅屋里。我的寒毛都倒竖起来，可真要死还得等一些年呢。体力恢复了，我先得爬起来，还这个叫张进谦的急性子老头的文债。他家住长江第一湾边上的石鼓镇，80出头，每天还坚持赌博和长跑。

最先牵线的是一位摄影家，30多岁，始终戴着礼帽。他看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说要给我介绍人物。隔了几天，他果然拿来一个电话号码，我照着打过去，未及寒暄，对方就先声夺人，猛掏我的底牌。可惜我没有底牌，也不急着出牌，就将这事儿拖了两个月。直到秋天降临，阵阵寒意中，人的心态趋向平和、冷淡，我才约了一位热衷地理的朋友，从丽江古城乘小面包车，去几十里开外探访。

穿过新城区平庸的街道，面包车开始爬坡，之字形的盘山道旁，不断有山民和随身的鸡鸭上下。约一个多钟头才翻过山顶，气温陡降，风铲着地皮卷上来，云和树枝如疯婆娘的头发，被揪扯着，若干个瞬间，我们感觉车喘息着，挣扎不动了，而且还大有撤退之势。司机在我旁边，卡卡换档，獠牙都呲了出来。

我把脑袋缩进衣领，脚底的气流却将裤裆鼓成了圆球。背后的朋友从三个农妇的头帕间挤上前来开玩笑：还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暖和。

我点头称是。司机乘机介绍说：过了这最高的风口，就是某某寺庙，在那儿可以俯视群峰脚底的长江第一湾。我问：不要门票吧？我们可不是游客。司机摇头微笑：随进随出，不要门票。我们当地人路过，都要进去烧香，求菩萨保佑平安。我可以负责地保证，这是丽江地面最灵验的佛寺。我说：这次就不去了，等下回吧。司机说：你们不信宗教？那就照张像嘛。这么高这么有气势的风景，太难得了。我说：我又不是摄影家，天色灰暗如此，拍不出好玩意儿。司机沉下脸说：随便你们，算我白费口水。

没一会儿，车子就不由分说地停靠在寺庙大门前。一探头，我发现周围已有大小数辆车。我的朋友在正规的报社当过记者，这方面反应快些，就招呼我说：大家都下，我们呆在车上也没意思，进去看看嘛。

显然这是新增的一处旅游景点，水泥垒起来的庙门如古装电影中的山洞，不伦不类。庙外风大，且一览无余，游客们就只能缩着脖子往洞内涌。我们也随大流，在里面逛了两圈，晃眼睛的雕梁画栋，油漆未干呢，实在没什么观赏价值。我咕哝说：这块地势凌云而起，像一只悬空的秃鹫脑袋，可这庙偏偏修在秃鹫脖子上，活活将鬼斧神工的自然杰作给破坏了。朋友说：你我都不是风水先生，就别妄加评论了。

由于带着情绪，浏览中的碑和匾都过目即忘，不留一丝痕迹。遇观音殿，朋友进去磕头，不料刚埋下身子，就闻当的一声锣响，两位黄衣和尚齐刷刷念“阿弥陀佛”，请施主入布帘隔出的里间说话。朋友面软，先鬼使神差地随他去了；我自忖有点主见，连忙抽身，却叫扯住了袖口。翻脸显然不吉利，罢罢。

掀帘入内，仅见一桌两凳。我与和尚分主客落座，彼此对视，竟都是秃瓢，都戴眼镜，感觉滑稽，我不禁失笑，和尚也跟着笑，满口“善哉”“佛缘”“阿弥陀佛”，接着询问了我的年纪，猜测我至少是某公司的老总。我谦虚说：写字的，写字的。和尚就说：原来是个鹏程万里的大记者！我要每天早晚为你念经，保佑你名利双收。我受宠若惊，推辞说：已经混到头，就不用了。和尚说：还早呢，观你的面相，在政坛上还大有作为，你我既然有缘，我就辛苦一点，为你多多念经加持。佛法无边哦。接着，《随喜功德簿》就从抽屉底捧上了台面，和尚左手执册，右手执笔，眉头微皱，目光任重道远地逼视过来：施主捐功德几何？转折太快了，我愕然以对。和尚凝然重复说：为重塑观音菩萨的金身，施主捐多少功德？几万？几千？还是几百？我的脑袋嗡然一响，可面皮还是挤出了笑纹，和尚见状，又欲擒故纵地加了一句：随你的心。

我的心是一文钱都不想出，正沉吟间，和尚又说：出1000元，你的名字就可以上《万世功德碑》，流芳百代了。我急忙点头，感激涕零地从腰包里掏出50元人民币奉上，做贼似的站起来说：名字就不用写了，阿弥陀佛！

我憋着不看和尚那悲悯的眼神，逃出百把米，才回头，与我的朋友相视贼笑，并不约而同地鸟儿问答：捐款几何？50。就算门票了？对对。

继续上路，弯曲如弓的长江第一湾尽收眼底，站在那弓背边照张像，差不多是一般游客此行的最终目的。20几分钟后，车抵石鼓镇，我顺便问起张进谦老人的府第，没料到司机居然晓得，于是车子偏离正街，在粪便四溢的陋巷三拐四拐，就直抵一半新半旧的土墙院落。

付罢车钱，扣浅蓝鸭舌帽的张老夫人就将我们迎入门槛，并告之，老张已恭候多时，不耐烦，就去街面打听了。老夫人瘪着嘴，笑得羞涩而慈祥，令我等晚辈不好意思，就穿过杂乱的院坝，朝正屋檐下的小凳，规规矩矩地落下屁股。树枝间有鸟叫，脚边晾着几簸箕核桃，我从背包里翻出录音机和笔记本，突然感到特别静，石鼓镇背后是山，很远的风从缺口过来，到达院墙内就凝固了。

直至张进谦老人进来，黑呢帽，大耳垂，声若洪钟。我惊醒一般笑了。

时为9月12日午时，秋雨飘飘。

正 文

老威：对不起，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

张进谦：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从8月份我们接上头开始，到现在，人都快等断气了。刚才我还到长江第一湾的停车场，转了好几圈，逮住司机就问：看没看见一个外省的光头？都说不晓得，当然不晓得，世上的光头多了。

老威：老人家真是个急性子。

张进谦：我1926年生，整80，没几天活头了。我等得，阎王爷可等不得，所以要尽快找个人，把这一肚皮的经历写出来，给钱都可以。听说现在出书要贴钱……

老威：嘿嘿，把我当成枪手了。

张进谦：以前叫作家，如今就是枪手嘛，你出个价。

老威；老人家有点英雄气短了。我是听说你受了很多磨难，豪爽的性子依旧不改，才自愿找上门的。我不为任何人当树碑立传的枪手。

张进谦：你说，我为什么17岁就参加抗日？

老威：还是按时间顺序，从头说吧。

张进谦：哪儿是头？

老威：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张进谦：我父亲是老地下党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身份暴露，就翻你刚才来的那座山，到丽江县政府去自首。当时国民党的县长叫周果。

老威：他没被杀头？

张进谦：没有。我很小的时候，他还做过一任区长；抗战胜利到1949年解放，他一直都是石鼓的乡长，所以在土地改革中，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

老威：那你家是大地主了。

张进谦：我家早先是佃农，自己没地，佃地种，还得给人家交租子。到了父亲这辈，家境就逐渐变得富裕，接近小康了。我生于国民革命军北伐那年，4岁就在我外公家念私塾，儒学的基础扎实，到老都受用。眼下我还天天在二楼的书房里温习《四书》《五经》，练书法。

老威：难怪，你说话的口吻像知识分子。

张进谦：我母亲有文化，她两个弟弟，其中一个还是燕京大学博士。那时，外公常在我耳边念叨，读书要“三更灯火五更鸡”，可我一个几岁孩子，哪儿懂？老打磕睡。我脑壳上至今还有一个疤，就是读书打瞌睡，被外公的烟锅子敲的。头敲破了没得药，就刮烟油糊起。我忘不了《大学》里有这么一句：诗曰，诗曰……

老威：诗曰个啥子？

张进谦：还跟小时候一样，着急就卡壳。稍大一点，就诗曰着进了学堂。10岁，高小没毕业，我就考初中。当时云南省内只有3所中学，我考入了丽江城头的省第三中学，也算所谓的天之骄子了。

1943年，我刚满17岁，就进了中央军校，即中央军事委员会住滇干训团大理分团，是专门速成抗日干部的机构。1年后毕业，分配到远征军第二军，开拔到芒市前线。由于怕家人担忧，我只告诉多病的母亲去下关了。

老威：你们当时的长官是谁？

张进谦：战区总司令是宋希濂，也就是我们干训团的教育长；第二军军长是王凌云，通讯营营长叫马奎。我在营部见了马营长，他说：你学的无线电？那就去无线电连7班报到吧。就这样，我就成了前沿部队里的1名小小报务员。

老威：你随军去过缅甸吗？

张进谦：中日军队在中缅边境多次拉锯战，可无线电连跟着军部，在芒市留守。芒市出去30多公里，有座三台山，是日本鬼子重兵把守的据点，我军久攻不克，上去了几个师，都差不多拼光了。于是11集团军开会，调整部署。第二军军长王凌云是土匪出身，此时红着两眼站了起来，立下军令状。他说：给我1个月时间，还有多少多少吨炸药，拿不下三台山，我和弟兄们都死在阵地上！

老威：这个土匪军长真厉害！

张进谦：许多土匪比共产党还爱国，况且王凌云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他从前在河南，杀富济贫，与日本人打了很多硬仗，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后来被蒋介石招安，委任他军长，他却只当师长，条件是不整编他的手下。这是支特殊的双枪部队，几乎人人都带步枪和烟枪，可战斗力却第一强。

凭借战功当了军长的王凌云领了任务，立马来到第9师。这是他的本钱，跟黑社会一样，9师的官兵都不叫他军座，而喊“大哥”。下面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也统统喊“哥”。于是一声令下，全体兄弟伙集合，听大哥训话：弟兄们，我已领下解放三台山的军令状，时间是1个月；我却只给你们24天，拿不下来，大哥我带头去死！所以，给我将日本鬼子在三台山的6个碉堡围起来，硬拼不行，咱就在他机枪射不着的地方，学老鼠刨地洞！四面八方往里挖，弄到底了就填炸药，给他娘连锅端了！

下面齐声叫好，跟响雷似的。大哥又问：还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宽限两天？9师师长代表大家回答：不需要宽限，只需要每人每天加发2两上等鸦片烟！下面哈哈大笑，大哥说：行，就这么办！他娘的，你们有了大烟还吃饭吗？

当天夜里，这支大烟军就进入了阵地，人人都光着身子，你抽烟我打洞，我抽烟你打洞，轮番上，裤衩顾不着穿，饭顾不着吃。拢了22天头上，大清早，9师前沿就发来一个急电，营长亲自命令我翻译出来，两个字：就绪。通讯员立马呈军部，军长王凌云也立马回电，交我发送，他说：小鬼，有没有把握3分钟打出去？那时发报还是用手摇发电机，有人在旁边摇得呜呜响，我却翻开密电码，照着拼凑“点火”两个字，然后打出去。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刚过1分零4秒，对方的信号就响了，是“嘀嘀嘀，嘀嘀嗒嘀”，照电码拼拢来就是“sl”，表示收到。我叫声通了，军长就拍着我的头说：好，小鬼，我这个中将亲自为你请功！为什么敢放心呢？因为集团军总部还有电台在监听我们之间的通讯。

老威：后来呢？

张进谦：好几吨炸药埋在地洞里，一点火，山摇地动，鬼子的6个碉堡一家伙冲上了天。哦呀，山包包都平了……

老威：炸死了多少日本兵？

张进谦：11个。

老威：什么？6个碉堡才11个？

张进谦：旧尸体成堆，新鲜带血的尸体只有11个。原来守三台山的有两个师团，经过几个月的消耗，鬼子死了几千人，已经山穷水尽，我军却死掉了几万。

老威：早知如此，就不必费这么大的劲儿。

张进谦：你这个年纪的人，不晓得日本鬼子有多可恶！受伤被俘，我方人员出于人道主义，将他背起来，准备送医院抢救，可他一苏醒，就拔出匕首，捅死背他的人，然后自杀，以此效忠天皇。另外，芒市的好多傣族姑娘也惨遭他们蹂躏，所以大家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部队抓了俘虏，也懒得送战俘营，当场交给傣族寨子，男女老幼都围上来砸石头，打个半死，再用刀砍成几截。

老威：可叹可叹。

张进谦：没啥可叹的，其它地方我不晓得，入侵芒市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活口。哎呀，现在才敢说国民党抗日，以前哪敢说哟，反革命的帽子就给你戴起。抗战结束，我们从弹痕累累的惠通桥过去，只见那些山尖尖上，插满了松毛片片，望不到头，一根片片下面就埋着一个烈士。可至今也不见谁为他们写上一笔。

老威：早就听说过惠通桥，有空我一定去看看。

张进谦：日本投降了，部队里见官升一级，我因为立了功，提拔成少尉。本来前途无量的，可我觉得抗日的心愿已了，该回家了。

老威：老人家算得上性情中人。

张进谦：回想1943年，腾冲和龙陵先后失守，我们几个同乡的热血青年，嚷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竟步行了好几天，从丽江走到大理的三塔寺。军校临时设在里面，大门两边，醒目的黑字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杀敌救国。

老威：可谓报国有门了。

张进谦：对，我们二话没说就进去报名考试。我有一小点英文基础，就进了通讯班，学习有线电和无线电，还有各种战时通讯课程。可如今呢，外敌已除，母亲病重，我就应该回乡尽孝。旧时代的人嘛，脑子挺简单的，没收了汉奸的金子，让我们拿，也坚决不要。问要什么？我答要回家读旧学。当时带着两把枪、400发子弹、罗斯福呢的西服汗肩、英国产的毛呢大衣，还有美国产的靴子，才从芒市出来30华里，就撞上检查哨。四处都架着机枪，不由分辨，我就被脱得一丝不挂，枪弹、衣服、靴子全部没收。我犟了两句嘴，他们又把所有的证件及路费也扣下，真跟抢人差不多。嘿，幸好我不贪财，没拿黄金，否则编一个罪名，当场就毙掉灭口了。

1946年的腊月13，我母亲病逝，令人心灰意冷。1947年，国民政府抽壮丁，我家4弟兄，只好由我重操旧业，去丽江团管区当门户兵。1948年初，闹金圆券风波，政局不稳，本地兵全部叫撵出部队。我正不知何去何从，地下党组织找上门来，由中学同学引荐，我加入了滇西工委领导下的民青，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是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人才，1949年12月份，我又被地下党“边纵”（即滇桂黔边游击纵队）接纳，成为第7支队司令部的电台台长。

老威：你从国军变共军了？

张进谦：时局动荡，人人都变来变去，人生谁说得准？1950年，第7支队到大理迎接解放大军，可没想到，在一阵锣鼓喧天之后，整风开始了。第7支队被谢富治等人诬陷为“土匪武装”，许多人都受牵连，蒙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老威：你也是冤主之一？

张进谦：说来话长了。因为没过多久，老家就闹土改，我家成了恶霸地主家庭。风声传来，我想赖在革命队伍里也不行了。

右派才子沈沉

——纪念反右50周年 邓焕武 （四川）

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

早在1956年，我就知道沈沉。那时，沈沉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派在温州市文化馆，搞民间曲艺(戏曲、鼓词、说书、唱道情等)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是单身汉一个，才住宿在文化馆的阁楼上。不知是平常晚上熬夜时间太多呢，还是习惯于睡懒觉，当我多次去文化馆时(上午)，常见馆里有人站在楼梯下，抬头喊着：“沈沉……沈沉……，都11点钟了，还不起床呀？”或者

喊：“沈沉呀，快起床嘛，有人找你呐！……”。因而，使我注意到这个叫沈沉的“懒汉”——中等身材，阔额、疏发，凤尾眼、高鼻梁，发音有点“短舌头”(舔口腔)。一看，便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知识人。

由于我搞美术工作，到文化馆都是找奚立进等人，故同沈沉没有交往。那时，我们这些“小知”都很自负，即便是面对面碰见，亦互相不打招呼的。但是，沈沉这人之所以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由于他的乒乓球艺超群。虽然说，我也是乒乓球运动的爱好者，可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潮落潮诵，风云突变……。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然都被1957年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并且，一晃就是20余年；当再见之时，沈沉已是耳鬓添霜之人！其实，沈沉此时只有40多岁，不知是他多愁善感所致呢，还是生理遗传基因之故，他的头发已经是黑白掺半——远看去，一团暗灰色，像老头一个。重见之际，我都不敢认他了！……

沈沉所在的劳改中队——缸窑场院队，距离我所在的梨园，大约有10多华里，由于乡间道路弯弯曲曲，步行须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他被编在中队的杂务组，搞值班室里的统计、调度之类的事务，故无须参与体力劳动。这说明，此时的沈沉，能得到中队干部的“信任”与“重用”。但尽管如此，他却迟迟摘不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身处外地的温州人，似乎特别注重乡情，即使是刑满留场人员，亦不例外。所以，一般在休息天，他们常有来往走动。同时，也讲究吃吃喝喝——我们去，他们请客；他们来，我们请客。席间，免不了要喝点酒，于是谈兴更浓。但由于，当时极左政治气氛太严重与留场“就业”的环境太恶劣，故而大家在闲聊话语上，因长期养成留有余地的“习惯”，都不会直言无忌，一吐为快的，尤其在3人以上的场合，说话更为谨慎。而沈沉，因星期天要留守在中队值班室，平常很少外出，所以我们往来不是很多。再说他与我，均经历了太相似的严酷磨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 ”，遭受钉脚镣、带手铐、关禁闭……。所以，我们即便谈及政治问题，亦都像打擦边球那样，一点而过。随之，相对微笑着心照不宣地点头……。这种通常无言的沟通，却很能增加相互了解与信赖，也增进了一定程度的友谊。

就凭着这种有限的友谊与信任，沈沉一次伴同一位依着考究的中年女子，前来看望我。经沈沉介绍才知道，这位名叫曼丽的女士，是沈沉母亲的干女儿。他们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曾两情相悦，若不是沈沉后来被判刑劳改，他俩早应成为夫妻。…… 40来岁仍旧漂亮的曼丽，却不幸中年丧夫。但她的这种不幸，反而促使他们俩重萌旧情。现在，两人已是情人关系；这一次，就是为了争取落实沈沉的户籍，她才特地专程前来交涉——请求(暗中送了不少礼品)缸窑队部，同意在他们婚后，让沈沉落实回家。然而队部最终发话说：先让沈沉争取摘帽，然后让其回家。这即是说，收了礼品却不答应。无可奈何，曼丽只能背地里以咒骂出气！……

为了劝慰他们，我亦诉说道：我年迈多病(咯血)的母亲，为了恳求允许让她儿子落实回家侍养她，先后多次于晚间，给派出所户籍警员送了不少的鸡蛋与高档牡丹牌香烟。因此，当地的落实证明是开具出来了，可是农场这里，却一直压着不予批准……。我母亲哪里知道她的儿子，是被浙江省公安厅内定为“终生留场改造”的对象……。 曼丽听了，愁眉不展地瞅着沈沉，深深叹息道：“看来像你们这种人，……开后门是没用的！本来，我还打算回去再想办法……，可是，哪能把钱都打水漂了！”对此，沈沉只是苦笑不语……。

那天午饭之后，我陪着沈沉一起，把曼丽女士送到蒋堂车站……。此后不久，我被调到安吉县南湖林场，这里，人称“浙江北大荒”。于是，我同沈沉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沈沉的户口落实情况，我就一直不得知晓了。但当时的情况，已足够说明，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些被内定为戴帽终生留场的“反革命分子”，想要落实回家，几乎比豋天更艰难！

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终于等来了摘帽落实回家的一天。我骑着刚买来不久的杂牌自行车，经宜兴、无锡、苏州、湖州，游山玩水地绕着太湖兜了个大半圈，抵达杭州之后才搭乘运货便车回温州。回家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沈沉的信息——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又获改正，接着又获彻底平反。于是，重新回到温州市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即原先的文化馆)，并重操他的老本行，即负责民间曲艺方面的管理工作。此时的曼丽女士，亦早已成为沈沉夫人；而沈沉回温之后，就落户在她家里。如此，沈沉可谓是“官复原职”与“衣锦还乡”啦。

我们归来自见面之后，他夫妻俩多次来我家做客；而我去他们家看望的次数更多。 因为，当时我只要拿到民刊，几乎都要转给沈沉看，而他对于各地民刊，亦颇感兴趣。有时，他看过之后还急着想看更多的，就抽空送回来，再要去未曾看过的以先读为快。我们碰面时，自然免不了要谈论西单民主墙与各地民刊等活动情况。我们此时的交谈， 再无原先那种顾忌，可谓是畅所欲言，但争论亦不少……。 由于我的学历太低，又加上长期坐牢而荒废日久，故在与他交谈中，常常是“错别字”连连！这时，沈沉他就会笑着替我纠正。比如，“擅自”，可我会脱口唸成“坛自”；“蜕化”会唸为“脱化”，如此等等。所以，对我语文水准的恢复与提高，当数沈沉的帮助最多。…… 记得1981年4月初，我从广州、重庆等地带回来的一些民刊，如阵尔晋的《叉路口社会主义》、《争鸣》、《童音》等，都及时转给沈沉先看。当然，亦向他畅谈了2个月来在各地的见闻，谈了对王希哲等各地友人的印象，也谈及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达之后危急情势，并托付他，出现万一情况下，定要保存好手头的刊物……。不想，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的4月14日，我于上班时间被诱捕，一去4个半月。…… 于当年8月31日，我在杭州米市巷省公安厅看守所那里，被宣布免于处理，并立即被接返温州。过后不久，我急着去了沈沉家里，想看望他并彼此叙一叙数月来的情况。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夫妻俩居然闹得分手了！曼丽向我哭诉说：“沈沉……这人现在全变了，不再是落难时候的他了！他嫌我子女多，犯不着替我……”。之后她又告知说，他们现在，还只是分居，但不知他现在住在何处？所以，她想请我去沈沉母亲那里打听一下……。我答应了，可是我却找不到沈沉——他工作单位里的人说，老沈经常下乡蹲点，行踪不定……。而沈母那边，还不知他俩分居的事……。于是，我转着想：事已至此，反正现在没急事，待以后，总有机会见到他的。大约是，过了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终于在基围山上(公园)偶然见到了沈沉。我高兴地向他打招呼，可他却拉下脸不大理睬的样子，这令我感到诧异不已！起先，还以为他是因同曼丽分居而怄气，接着才知道，原来他在责怪我“出卖了他”。面对沈沉的责备，让我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已了！于是忙着问他：“那些刊物还在吗？……”不想，他更生气地说：“我早已……交给市委宣传部了！……”这话，令我愕然：“这！……” 原来，在我被捕之后，文化局与公安局人员联手，多次上门找沈沉“谈话”，致使他敏感地知道，是因为同我交往的事情，因而断定是我出卖了他，否则怎么会找他呢？而其实，我却根本没有涉及沈沉一个字，因而还以为，一直把他保卫得好好的。于是我争辩道：“……在审讯中，根本没有提到你……这是怎么搞的？”当然，沈沉是绝顶聪明之人，况且他的经历、经验，都不比我少。故一听，再一看，就知道是错怪我了。可我在心里，却责怪他经不住吓唬，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丢失民刊)……。后来我知道也不应该责怪沈沉。因为，在那种隔离状况下，他难免会认为，是我被逮之后“交代”了，不然，怎会……。这是彼此其实交往不深，又在未见到我之前的一时顺理成章的推断。其实，温州民运圈内早有“线人”，而我和此人就曾一起去过沈沉家……。现在这个线人，不仅早已穿上“官服”，而且步步高升……。

说沈沉是温州才子，是名副其实的。他对于南昆、(据他说，昆曲有南北之分，江、浙两地是南方昆剧的发源地)永嘉瓯剧等颇有研究，以及关于乱弹、婺剧等地方剧种，均有较为深厚的学识，且懂古典诗词、牌曲。所以在温州，老前辈唐堤(王策岳父)、王锦新(王策父亲)等作古之后，大概未见出沈沉之右者？并且，沈沉在退休之前，经常下乡发掘民间传统曲艺，亦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沈沉未有高等学历，他是靠自身的才智与勤奋，自学成才的。他自从被改正、平反之后，常受聘上业余讲座授课；并为《温州日报》等报刊撰写杂文、时评与文艺评论，文字颇显个性。虽然在我看来，他被后极权时期现实政治状况所局限，不敢尽述己见，但几乎每篇论作的开篇，总会强劲如同程千岁之“三劈斧”，锐光闪闪，其言词透辟入里，颇有一仗可夺之势。但可惜的是，这种气势不能贯穿全文，往往是“老虎头，老鼠尾”，故令我读毕，不免丧气不己！这，亦不能太苛责他，不然的话，他的大作，岂能见之于党报乎？！ 让我颇感滑稽的是，这沈沉老夫子为了表明心志，显示自己不甘心就此沉沦，后来他取了一个颇为醒目的笔名——沈不沉。这个于他像座右铭式的独特笔名，在外人觉得，颇为志气昂扬，够个性化的了。然而，它却着实令我笑弯了腰，连声曰：“理解，理解！”有一次，我还很含蓄地讥讽过他：“你可漂浮在浪尖上……，怎会沉到底呢？…… ”。他拱手道：“老弟，请多关照！别……”。想来毫不奇怪，后极权时期的中国，遍地都是生长知识分子犬儒化的肥沃土壤。因此， 这时候在这里，盛产品种繁多的犬儒人物，是时代的必然所致。所以这个责任，主要应由这个太不理想的时代来承担！请试想，比如若三面挂着机枪……，那么，求活命的人们，除了只能擁挤在一条通道上，还能怎样？……。但是，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从前，他被打成右派，又被打成反革命，投入劳改营20余年。这期间，他在杭州的武林机械厂， 带镣铐，关禁闭，受够了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时势的变化，他终于熬出了头，终于是否极泰来。就这样一个苦难人，人们难道还有理由苛求他吗？难道还应该予以理解吗？！做为朋友，我讥讽他，是出于善意的调侃逗乐，而不是为了苛求于他…… 至于言及个人的家庭私生活，沈沉在留场期间，他和曼丽结为夫妻，这既是两人旧情复萌之甘果，亦是患难与共一场的前定姻缘。后来日久，因性格终不相投，经过几度“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最后协议离婚，理性地各奔前程——曼丽经商有方，终成富婆；沈沉专职文艺，事功有成。所以，这对于他们俩来说，都非憾事。甚为幸运的是，一位在温工作的上海大龄姑娘，芳名——咏梅。她于文艺工作交往中，被沈沉的知识与才气所倾倒，于是两人忘年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他俩深谙电脑知识，故而自老沈退休之后，开办了电脑培训班，且越办越红火；从而使家庭在经济上亦“更上一层楼”。如今早已满头银发的沈沉——老沈、沈不沉，自从他再迁新居之后，屈指已数年未曾相见，故在此祝愿他康健、幸福！与此同时，却不知他老沈，对于今年的反右运动50周年纪念，以及全国性右派索赔签名活动——讨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正确说法，有何感想？抱何态度？念甚！ 2007.3.9-10.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家中峨边沙坪劳教农场 铁流 （北京）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一、峨边沙坪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在毛泽东亲信李井泉的领导下，共揪出右派64724人（見《当代回川省简史》，实际全省不少余12万右派仅“草木篇”一事就高达万人），其中柀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怎么解决这些“阶级敌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重修监狱吧，耗时，耗工，且时间不允许；放在城里工厂吧，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花钱，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扩充原有的劳改农场。据后来得知的消息，在1957年8月末四川省公安厅召开的一次议事日程会议，省劳改局一位主事的头头说：“ 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没说四、五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会议后不几天，省劳改局立即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赵功两位干员，去到四川偏远地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这个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养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堑大渡河，后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风雪迷漫，道路崎岖，与世隔绝，不通魏晋，四周住户多是彝胞，风俗各异，情感难容。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教授.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从四川各地（主要是成渝两市）在枪杆子的押解下，送来这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想不到半年后那两位勘察定点广的李、赵先生，也成为右派来到自己精心选定的“宝地”、与众多流放囚徒一起，共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我是钦点“右派”，自然享此“殊荣”。二、苞谷汤汤 记得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写的1942年孟加拉大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时有这么一段震憾心灵的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它把孟加拉人变成了没有良知的野兽……”当时，我以为作家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现在面临饥饿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实所在。全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的1959年至1961年，而我们所面临的饥饿却早在此一年的1958年。多少年来我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不给我们饱饭吃，要活活拆腾我们？最后的答案是：毛泽东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仇恨有才华而又敢于说真话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政策有歧义和说三道四，如有，非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杀灭。怎样来杀灭？推上刑场抛尸旷野太扎眼，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不见血归罪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就是饥锇！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看不见血的消灭，故不愧为一代“伟人”，不然何以称为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现的“天才”。

沙坪农场的饥饿来得太突然。一天，事务长“赵边花”（据说他的左眼是玩枪走火迸瞎的）突然向我们宣布说：“粮食吃超了标准，从明天起要按国家定量执行。”其实这之前的“超标”也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半饱，现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没有闹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发现摆在坝子里的四个盛包谷糊糊的大黄桶全变成了包谷汤汤。它清澈见底，映树照天，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名符其实的“快餐”啊！

有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陈某，原是重庆空压厂的一个技术工人，因对工资不满，常去纠缠厂长书记，“反右”中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现过上这种非人生活更为不满，由不得叫喊出：“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腾人，喝這样的水水汤汤怎么去干活？”当场埃了事务长一耳光，晚上全中队立即召开批判斗争大会，说他诬蔑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好在那时批判斗争会还讲点文明礼貌，不轻易动手打人捆人，陈也就没吃什么大亏，只要认个错便草草收兵。

批判了批判，斗争了斗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每天到开饭（应该叫“开水”）时间，盛满苞谷汤的四个大木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黄桶，同学们拿着臉盆（惟怕包谷汤外泄，都将饭碗换成脸盆）依次排成长龙，走到掌勺的大组长面前像乞丐似的举起脸盆，接上一瓢便仓惶离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须清空碗里的残汤剩水，否则白瞪眼。生命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大家很快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应叫喝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烫，三是边走边吹冷气边喝。由此一来，饭场变成战场，四处一遍“呼哧呼哧”吹气声，喝饭声，应了“伟人”千古绝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当大组長手上鉄勺再舀不上苞谷汤汤时，人们蜂涌而上围着黄桶争抢，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头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挤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围脖齐飞，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汤汤一遍，两只眼不停搜索残粒。谁还有尊严？谁有斯文？餐毕省了洗碗工序，那灵巧的舌头比擦布好用，莫说不会溜掉一颗粮食，就连尘灰般的星点粮沫也逃不过舌尖的搜查席卷。此时，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吃这样一点点吊命的粮食，每天却要去完成75平方米的开荒任务，75平方米是多大一遍啊！挖不上几锄头就是一把尿，几把尿一冲肚皮就空空了。这两瓢包谷汤汤怎能支撑热能的付出，填饱肚皮成了每天首要问题。

三、大作家刘盛亚

我们天天盼，夜夜想，何时何日能吃上一顿饱饭？距到了195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五六天了，以为到了节日能吃上两碗稠稠的包谷羹羹，以解难熬的肚饿。但没有盼到包谷羹羹，却盼来大批和我们一样饥饿的名人，他们是重庆著名作家刘盛亚、西南美协副主席汪子美、中共重庆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西南师范大学讲师、归国学子董时光。其中刘盛亚、董时光竟编入我们一大组。他们是从三根桥中队调来的，据说那里比我们白夹林中队冷，气候更恶劣。

其中刘盛亚先生早在1953年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惠赠刊物。他写的小说《再生记》正猛遭棍子们的狂打，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如下介绍：19岁时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万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20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27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郭的夫人于立群巳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便是吴祖光从手抄稿寻来发表的，刘盛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1950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刘盛亚先生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他身着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矝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有点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将家里寄来的丁点猪油分了一些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一点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1979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亲人？为此，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所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四、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1948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西海岸深造。新中国在北京宣布成立，他受到极大鼓舞热泪盈眶，对共产党顶礼谟拜，经常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视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1955年被驱除出境。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您！我们共产党欢迎您！欢迎您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他被分配到西师教育系任教。由于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理念的不一致，在工作上常和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人发生矛盾。1957年“整风鸣放”中，院党委多次邀请他向党提意见，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希望他建言。他怀着热爱共产党的激情，把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接着，《重庆日报》又邀请他将发言写成文章，他毫无顾地写了一大版，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理，党委不要干预太多”。为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上批，但他坚不承认自已有错有罪，甚至说：“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他正义直言，铿锵有力的辩解并未逃脱“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理，1958年1月和我一来到了沙坪农场。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老右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可耻！可痛！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三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我没有饿死在这里，是因为调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铁路去了。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2）

插记

现在是2006年9月12日午后3点钟，老人突然打住滔滔不绝而又混沌不堪的话头，要用午餐了。我们被盛情邀请，尾随他进厨房，两老两少围住矮桌，谦让一番，就狼吞虎咽起来。两份热菜都是肥猪肉，一份凉菜是素的，老人却嚼得油腥子乱溅，还将菜碗敲得当当响，连冲我们说：整，整，莫客气。我的朋友属都市白领胃口，从来不沾肥肉，可稍微反应迟钝，一大夹肥肉就颤巍巍地降落至碗中，搞得他变脸变色，如丧考妣。他这这这了好一阵，企图将负担转嫁给我，可我的碗里早已硕果累累，只能坚决推辞。老人生气了：嫌我老倌弄的菜不好吃？我陪笑道：那里那里，香得很哦。就连肉带饭，扒了一大口，也嚼得油腥子乱溅。我的朋友无奈，只得学我的江湖嘴脸，埋头就扒，眉眼挤在了一处，可吞咽时，浑身哆嗦，打摆子一般。老人哈哈笑：这是我自己喂的猪！在劳改队时，我连生猪肉都敢吃！我捏着筷子抱拳道：老英雄，佩服佩服。

是的，我不能不佩服，按现在流行的健康吃法，这扎扎油响的东西哪能进嘴（我的朋友终于吃吐了）？可老人却3碗饭1碗肉，从容下肚，几乎不碰素菜。妈的，我也劳改过，晓得肉的金贵，可为啥就整不了这么多？况且前辈他比我大30好几呐。

用罢大肉餐，我的朋友扭头就出门，声称去考察“长江第一湾”，我却明白他已整出毛病，急需找药店解决问题。我与老人回到屋檐下，欲继续交谈，老人却道：慢着，我还要敲8个核桃吃。我猛吃一惊，下意识地捂住撑得鼓鼓的肚皮。

老人慢悠悠地解释：核桃补脑，多吃，不得老年痴呆症。现在，我浑身上下，老皮子一张，不值钱了，只剩这脑壳头的记忆，还值一点点钱。来来，你也吃点，虽然年轻，预防痴呆嘛。

的确，这院子里摊着满满8簸箕核桃，够老两口吃一年的。

正文

张进谦：由于谢富治随便一句“边纵是土匪党、地主党”，我们就叫整编掉，稍后，许多人被劳改，还有不少人死在劳改队。你要记住1950年3月18号，第7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去昆明迎接解放大军归来，拉回两车整风学习材料，进门劈头就说：同志们，我们过去白苦了。到晚上召集会议，才把边纵被打成土匪的过程简单说了，大家都哭成一片。我是出了名的张大炮，当场就放炮弹：我们是土匪，那周恩来就是土匪头子，是他在负责华南局的时候，派庄前（音译）、朱家壁等人到滇桂黔来组织的边纵嘛。如今发展成8个支队，十几万人，周恩来就是大土匪头子啰。

司令员制止了我的“出格话”，接着就布置司令部的移交，连灯泡也不能少一个。支队领导统统交兵权、下地方。黄平（司令）去保山当专员，区根（副司令）到丽江当专员，杨永兴（政委）在大理当专员。本来我该“识时务者为俊杰”，乘机在滇西48个县内选一个去处，可一来我留恋这身军装，二来边纵并入14军后，急需通讯人才。

老威：急需到什么程度呢？

张进谦：解放前，云南境内有不少传教士，他们都是帝国主义派来兜售精神鸦片的特务，随身带着与国外联系的电台。一解放，各地传教士一个不剩地被撵回去，电台没收。这样，以前军师一级才有的电台，如今每个团都分得了。报务员不够，培养又来不及，不小心我也成了老师，栽培了不少土报务员，在稍后的剿匪中发挥了厉害的作用。

老威：你也算对党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同志。

张进谦：当然啰，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坐江山，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我已上书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强烈要求本人的军龄应从1943年算起。

老威：有结果吗？

张进谦：没结果。

老威：边纵之后，你的具体单位是？

张进谦：1950年3月22号，大军进大理县城，边纵的电台移交14军，就成了14军的电台。我被留下来，受通讯科长何凯的领导，稍后进了通讯营电讯队。1951年1月13号调入驻丽江的42师，耽搁两天，就去了维西电台。

老威：此时你还没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张进谦：何凯是个老红军，人很和善，他曾对我说：小鬼，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找个老婆嘛。我回答：按家乡风俗，我18岁就该结婚了，可毛主席教导，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我要继续干革命呢。

老威：你真这么想？

张进谦：土地改革眼看就要全面铺开，我哪敢回去！只能打定主意，死赖在部队，才有一线生机。我甚至要求进藏，条件越艰苦，离家乡越远，越安全。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混了1年多，拢维西时才松了一口气。

老威：维西在现在的迪庆州吧。

张进谦：从丽江出去200多公里，虽然也没跑多远，但总算不在家门口打转了。况且我的对象也在维西，当时她混入了革命队伍，任保和镇的妇女主任。

老威：那她的家庭出身一定很好。

张进谦：大地主。

老威：不可能吧？

张进谦：云南的土改要晚些，1951年前后在大理试点，1952年才扩大到全省。

老威：所以维西地区还没划阶级？

张进谦：对。暂时还没动静。

老威：你就趁机搞对象了。

张进谦：那是我3岁的时候，父亲给订的娃娃亲，是我舅舅家的姑娘。

老威：算近亲联姻？

张进谦：旧社会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是乡长，在石鼓找不着合适的亲家嘛。本来18岁就该成亲，可撞上抗战从军，就耽搁下来；退伍回乡后呢，母亲又去世，按旧制守孝3年，还没缓过劲，就解放了。

老威：你和女方经常见面吗？

张进谦：一个在石鼓，一个在维西，见不着面。不过双方家长一直有走动，过年和中秋节，父亲要送礼，舅舅要还礼。

老威：所谓“礼尚往来”了。

张进谦：自3岁始，我家每次都赶4只牲口，还打一些银首饰带去。那时不通公路，都是翻山越岭，即使顺利，也要走好几天。

老威：不得了哦。

张进谦：到解放为止，双方往还的礼银得用箩筐抬。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石鼓至维西，途中要经过两三处土匪窝子，都是人多势大，杀人不眨眼，官府拿着没奈何，比《水浒》里的强盗更厉害。古代都是大刀片片，跳出来呐喊几声，你还可以扭头就逃，跑不脱再拿钱保命；而现代全部操着炮火，几百米外，蒙头懵脑就射来，要想过路，临头才掏买路钱就晚了。

老威：咋办？

张进谦：派人通关，或者双方出动人马保哨嘛。我父亲是乡长，舅舅在当地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提前好多天，找黑白通吃的那种人，去一处一处，与土匪接洽打点，长此以往，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至今记得，舅舅带着一二十匹快马，在我家一住两三天，院子小了，父亲就安排内外都摆上酒席，几十号人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场面极壮观。

老威：真能折腾。

张进谦：1950年以后，就折腾不动了，两边都成了地主。刚刚改朝换代，还没咋样，我和我的二兄弟在革命队伍里，二弟还是战斗英雄……

老威：你们家算革命军属。

张进谦：可我总做恶梦，逃跑、毙人、被斩尽杀绝之类，吓醒后，满脑壳汗水，腿肚子直抽筋。大理的土改试点我也经历过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所以一拢维西，见我的未婚妻居然还当着保和镇的妇女主任，就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我进门管不顾地将她扯到墙角，板起脸说：你马上去把这个官给我辞掉！请长假，回一趟石鼓。现在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你去见……

老威：你父亲已经被杀了？

张进谦：是，我隔一会儿再讲。我要我未婚妻去拜过家里剩下的唯一长辈，祖父的妾，也就是二祖母。照旧制，得到她的最后首肯，我们就可以在维西成婚，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繁琐的礼数也没必要讲究了。但我未婚妻不仅不理解，还以为我疯了。她说虽然自己是个乡巴佬官，也是大家选出来的，要负责任，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她还说你们革命队伍里，也有组织纪律，也不能这么随便吧？况且结婚是终身大事，哪能草率……

我截断她的话，气得直哆嗦：眼看就要土改了，你可莫后悔！她说：啥子后悔？难道你要悔婚？我说：不是我要悔婚，而是共产党让你我结不成婚！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这么严重？我都快哭了：在大理乡下，我们就住地主家！财产全部没收，还游街示众，开斗争会，农民一拥而上，把地主打得满地爬，脑壳肿得比西瓜大。她说：行得端，走得正，没作孽，凭啥子遭罪呢？我说：就凭你家是地主，是剥削阶级。她问啥子叫剥削阶级？哎呀，跟一个妇道人家没法讲！我的牛劲上来，就吼了句：你到底去不去石鼓？！把舅舅他们都惊动了，跑出屋来劝：快成两口子了，啥子不可以好好商量？好好商量？眼看火烧眉毛了，咋个商量！没有100张嘴啊，有100张嘴也扯不清啊。我不禁万念俱灰：罢了罢了，我今天就与你解除婚约，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你人长得漂亮，就赶快寻个穷点的心眼好点的过，图个平安吧。她叫了声：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就大哭起来。我捶胸跺脚：嚎啥子嘛，你我地主配地主，到头来死无葬身之地哟！舅舅一听这个话，轰的炸了：莫以为你是部队上的人，就可以昧良心！转身就提了根棍子。我未婚妻急忙栏住，将我推出门去。

哎呀，那个时候，风也大雨也大，我像喝醉了，偏偏倒倒在保和镇走了几个来回，才摸回单位驻地。可没有料到，身边的同事里竟然有特务，随时将我的形迹向组织告密。过了几个月，组织上找谈话，指责我没站稳阶级立场，我还蒙在鼓里。可接着，我的问题被反映到丽江42师师部，矛盾一下子就转化了。

老威：隔离审查？

张进谦：先通知我“上调学习”，然后荷枪实弹，将我一家伙送拢大理，关进“随校”当学员。

老威：啥子叫随校？

张进谦：即随军学校。编制是5个大队，辖25个中队，每个中队两三百人。我编在5大队2中队，打眼一看，里头啥子人都有：国民党旧军官，起义的，被俘的，还要追查历史问题的；共产党这边，各种问题没交代清楚的；类似我这种，自己成分就不好，还划不清阶级路线的；犯生活作风、组织纪律问题的；贪污的、乱搞的。密密麻麻，1000多号人。

老威：你老人家落入社会跳蚤堆里，反而不孤独了。

张进谦：哪有功夫孤独哟，一天到晚劳动改造，累得跟龟孙子似的，脑壳碰着枕头就打鼾。

老威：不写交待材料？

张进谦：连政治学习都是做样子。我们在漾濞县山里伐木头、放木头，累得吐血也要干。大家还盼着能开会学习、写交代呢。如此折腾到1951年的12月，一天，中队长找我谈话：张进谦，你在随校的表现很好，劳动改造之余，还办墙报，算个合格的青年团员。可是，你的家庭成分太高了，部队也不便留你。我说：我对部队有感情，难道将功赎罪都不行吗？他说：还是考虑回家吧。我说不。第二天，我就跑去找14军的参谋长，原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他说：你还不算“分子”嘛。就打了个电话，并叫他的警卫员带我去干部管理处。这样，我又继续留在随校改造，直至1952年6月8号，保卫科换人，一个姓王的干部唤我去，当场宣布组织决定：资遣回家，不保留军籍。也就相当于开除。

老威：没人替你说情了。

张进谦：我又去找了一趟朱家壁，他都落泪了，我还开玩笑：迟早会有这一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但是我向参谋长保证：想不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不当反革命！

老威：这一来，你的军旅生涯就永远结束了。

张进谦：绷得紧紧的神经猛地松弛，我办了手续，脱了军装，出入随校大门也不用请假了。我在大理街头晃荡了半天，大口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仰起脸看跑得飞快的云，突然觉得人生太悲哀了。我在大理这么久，一天到晚都琢磨着立功赎罪，改造改造，经常匆忙得脸都忘了洗，还从来没有抬起头，好好看看天，看看云和太阳。

老威：这个时刻，你想不想你的未婚妻？

张进谦：此刻她已家破人亡——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包括舅舅在内的长辈，几乎被杀光了；她这一辈，目前还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婆婆，叫李茹秀，住在维西攀天角乡，已又聋又瞎。有两个儿子，李龙李虎，你有兴趣吗？我可以介绍你去找。

老威：你的未婚妻还活着吗？

张进谦：自杀了。

老威：哦？！

张进谦：1955年端午节死的。

老威：服毒还是上吊？

张进谦：不清楚，可能是跳水吧。

老威：怎么可能不清楚？你们一直没联系吗？

张进谦：我一回家就沉入土改的漩涡，搞得晕头转向，哪儿顾得上哟。

老威：没捎过信？

张进谦：我拢石鼓不久，她家兄弟就来了一次。从1953到1955，连续3年，她家兄弟都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催我将她接过门，可是，可是，我没条件哦。

老威：大家条件都不好，将就着过嘛。

张进谦：又是地主，父亲又被杀；房子叫没收，几兄弟挤一块，又没个住处；我家又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随时挨斗——如果新添一个人，日子更没法过。1955年，我30岁，她也29岁了，难道不想睡一个床？一个老姑娘，一年年与兄弟同屋檐同灶台，也惹人耻笑。记得我还去了一趟维西，脖子伸长了几回，最终还是缩回来，躲着不敢见她。唉，那次她兄弟没来，托人捎的信，说在端午节自杀的。搞得我锥心的痛。他妈的，共产党啊共产党，欠了我家好几条人命。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3）

插记

眼下正好中午12点，老人疲倦了，嘴巴在动，眼睛却眯缝起来。我提议歇一会儿，老人就将帽檐拉下来打盹。我起立伸个懒腰，见张夫人自厨房露头，就跟过去，欲乘机聊几句。不料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竟躬着背，躲到灶台后面。我只得撤退。

百无聊赖，就背手望天，乌云很厚，三二只乌鸦落在院墙头，偏头梳理着羽毛。看样子，老两口平时也没啥天伦之乐，怎么过呢？正如此想，老人就醒了，并转头招呼我跟他上楼。

2楼有3个大房间，中间堆杂物，左间紧锁，我从窗缝瞅见，里头停放着两口特大棺材。而右间最大最气派，是老人的书房，却没见几本书。可书法作品不少，且有相当功力。老人说他每天鸡叫就起床，掌灯练字，至少将《四书》《五经》抄上好几页。有时写着写着，时光就倒流了，仿佛回到儿时，老外公立在身后，叭哒着烟杆，指点这儿指点那儿。可一转头，脖子凉飕飕的，老外公却不见了。唉，我方才如梦醒悟，自己都80岁了，几十年前的人和事肯定不在。我连忙安慰道：记忆中的东西在与不在，全是某种感觉，说不定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还要可靠些。老人连说对对，看来我遇到知音了，等采访完了我送你一幅字。

下楼时又碰到张夫人，这个乡村婆婆的脸突然红了。她给客人上完茶水，就埋着眼睛退下去，而她丈夫却嘿嘿笑着：不管她，我们继续吧。

正文

张进谦：1957年7月初，反右运动开始，我又被揪出来……

老威：农村也反右？

张进谦：石鼓街上抓了两个地主，我和我老表。我老表是个胆小鬼，做过枪支和大烟生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兵荒马乱的时候，这石鼓乡，好多人都贩过枪支和大烟。人家都不认帐，可我老表经不住诈，政府再一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就把抗战时期的陈谷子烂糠全抖落出来。嘿嘿，这一下，公安局正好逮捕，弄去劳改。我还是历史问题，辩不过，才指出“破坏生产”的现实问题，比如54年放水淹秧田。我反驳：当时雨水太大，大家的秧田都遭淹了，肯定是要把田里的水放掉，秧苗才得活。又比如56年倒卖粮食。我反驳：我家连年填不饱肚皮，去年碰上长江没涨水，江心田才大丰收。国家的粮我没少交，剩下的赶街卖点，换两斤盐巴，也叫“倒卖”？

泥巴腿杆打不赢嘴仗，就将我绑到小学门口跪起，曝晒几个钟头，才请来一伙小学教师。尽管口干舌燥，我依然先发制人：各位老师，看热闹还是讲道理？教书匠们回答：自然讲道理。我说：你们是外来人，了解过土生土长的石鼓张进谦的历史吗？你们能讲出啥子道理？马列主义？还是唯物辩证法？满场全哑了，我又说：既然啥子都没搞清楚，各位老师就评评理，他们凭啥子斗争我？凭啥子把我弄到大太阳底下跪起？几个民兵气狠了，转头就把我吊了三天三夜，打得我直着喉咙喊：想下手，就一买卖敲死算逑，莫零敲碎打！就这样断断续续整拢9月13号，我被逮捕了。

老威：啥子罪名？

张进谦：莫须有。当时我完全绝望，都在盘算着偷越国境了。不料13号早晨，我正挑水，乡党支部书记就带人来捆。我质问犯了哪一条？书记笑嘻嘻地说：没人说你犯了哪一条，这是运动，懂不懂？过场总要走。我说：公安局没来，你们这样是非法。他说：是啊，讲理讲不赢你！如果抓错了，今晚就释放好不好？

我在乡政府关了28天，中间区委书记来了一次，在过道里吼：咋搞的，小刘？张进谦关了十七八天，连材料都没报上来？

老威：小刘是谁？

张进谦：乡书记嘛。当时形势摆起的，我是地主，还嘴巴劲大，群众要求杀杀我的威风。

老威：也得有个名目哦。

张进谦：破坏生产，态度恶劣，从严惩处，判刑8年。

老威：这么简单？

张进谦：原来准备劳教一下，扣个屎盆子，臭到底就完事。可是在法堂上，我扇了法官一耳光，劳教就立刻升为劳改8年了。

老威：一个耳光判8年刑？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没任何依据，法官劈头大骂我“历史反革命”，我一时忍不住，巴掌就刮过去了，还反骂他“大汉奸汪精卫的孝子贤孙”。他捂着脸说：张进谦，你太嚣张！加入了国民党，还不承认是历史反革命？我说：我参加的是抗日的国民党，又不是打内战的国民党，何罪之有？

老威：既是法庭，法官与被告应该隔开，至少有一定距离，你咋个能打到他？

张进谦：哪有法庭？就在石鼓街子最宽的地方，找了家铺面，里头安一张条桌。法官是丽江县法院派来的，叫和玉光（音译），坐在那边，耀武扬威的模样；我是犯人，站在这边，伸手都能摸着他的鼻子。

老威：检察官和书记员呢？

张进谦：当时不兴这些。就一个人，连记录，带起诉，带判刑，包干。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看稀奇，街面都扎断了。

老威；够搞笑的。

张进谦：法官后来讲，本想吓唬吓唬就收场，是我逼着他判的。从盘古王开天地到而今，没得犯人敢打审判官！所以他当场刷刷刷，几分钟就手写了一张《判决书》。

老威：厉害厉害。

张进谦：厉害个逑！他这个水平，我当几个法官都绰绰有余。当天晚上，我就在膝盖上摊开纸，写《上诉书》，在丽江县看守所，我又在膝盖上，写了46页纸的《申诉书》。昏官哟昏官，不得好死！果不其然，第二年他也栽进监狱！后来死在监狱里，不晓得犯了啥子错误？嘿嘿，整过我的人如今没剩一个，都冲到老子前头见阎王去了。

老威：有这股豪气在，老人家能活100岁。

张进谦：还差两个月，我就结婚了，这一来，只好锁住门，将准备结婚的485元银子揣起，劳改去。

老威：你的未婚妻不是自杀了吗？

张进谦：我又说了一门亲事，眨眼又告吹了。现在的这个老伴，是1973年刑满留场时，才接过门的。

老威：当时你都47岁了。

张进谦：唉，互相不嫌弃，将就过嘛。

老威：接着呢？

张进谦：在看守所呆了两天，就去了大研农场。里头还关着不少地主、土匪、伪政府人员，说起土改，都认为保住脑壳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很知足，干活很积极。11月，我又调到永胜县的米里铜厂——人间地狱哟！2000来号犯人干活，120号牲口运输，那个路，又是水又是沙，犯人一天穿烂一双草鞋。不，那草鞋早晨发，中午就磨穿了，只有光脚，光身子，脸可以不要，裤子也可以不要，上头刨矿，下面的鸡巴也甩来甩去。18个钟头，耗子一般在矿洞里外钻，浑身湿漉漉的，腰杆都累断了。可是，吃不饱，永远吃不饱！妈那个屄，大跃进，牛皮吹得越鼓，死的人就越多。犯人主食包谷、碎米、没去皮的荞面，油饼……

老威：还有油饼吃？

张进谦：榨花生油剩下的，一个饼有小筛子大，农民拿来喂牲口，监狱拿来喂犯人，还当作美味佳肴，不是经常吃得着。再熬一大锅汤，人都可以挽起裤腿下去捞……

老威：捞啥子？

张进谦：捞菜叶叶和油星星嘛。

老威：这么惨？外头还在大跃进哦，公共食堂里，大锅饭整得欢哦。

张进谦：195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永生难忘。2000多犯人在山坡坡上等倒过年，大厨房烟雾腾腾，几百斤包谷煮熟了，油炸洋芋满地丢，饭团子随便你捏来吃，猪杀了，肉切了，码在砧板上，正说要下锅……上面突然来了命令：不准吃！组长监督收筷子，肉不下锅了，不准吃！全体犯人都哭啊！出的是牛马力，过年见不着亲人，还不准吃啊！狗屁共产党，狗屁人道主义！连大组长都忍不住：肉不下锅了，其它随便吃，违抗命令，杀头算我的！

老威：哪一级的命令？

张进谦：听说是中央的命令，狗屁。他们喊“大跃进”，我喊“大要命”。干活18个钟头，今天不完明天加班，还不给吃饱，说几句不满的话，还要挨斗。

老威：你这种性子，在劳改队肯定经常挨斗。

张进谦：天天在死人，还不叫“大要命”？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就这样说。你们还乱打我，有本事就拿枪出来，朝脑门心一炮。哼，毙人要经过法院批，你们没这个胆子。

老威：你不怕加刑？

张进谦：我已经被加了5年刑。

老威：就为了把“大跃进”说成“大要命”？

张进谦：不，是中队长找我谈话，骂我“上诉就是不认罪”，我说他不懂法；他说你为什么死不认罪？我一下子气昏了，抬手就给他一耳光……

老威：嘿嘿，第一巴掌8年，第二巴掌5年。

张进谦：打拐了，打拐了。

老威：两次都打拐了？

张进谦：第一巴掌不打，我就结婚了，也许现在儿子长得比我高；第二巴掌不打……唉，莫提了，鬼晓得会咋样哦。

老威：请你讲讲加刑那天的情景。

张进谦：1958年的6月30号，不，57年的10月间，不，唉，岁数大了，记忆有些模糊了。晚上，永胜县法院派人来宣布，喊一个名字，加刑几年；再喊一个名字，又加刑几年，材料都懒得念了，就是某某加刑几年，某某加刑几年……我晓得自己要加刑，所以比较麻木，还在一边嘀咕：哟，今晚还闹热。可好多人都受不了，哭成一片。和我同时栽进来的那个坦白从宽的地主老表，脸都嚎歪了，他说：这辈子莫想回石鼓啰！惹得我嗬嗬地笑：做梦哦？这身牛肉干巴还要带回家？

老威：牛肉干巴是云南特产，挂在横梁上，叫凉风吹得干干的，很好吃。

张进谦：犯人个个都像牛肉干巴，一条一条，饿鬼样子，在风中飘来荡去。大腿上那层皮，跟裤脚差不多，手一牵就起来半尺高。人贱不如狗，狗饿还可以吃屎，还可以满坡乱刨乱啃，人咋搞？关起来，只有等死。不想等死，逃跑？一枪崩了你，死得就更不如狗了。太多的人没活出来，我算幸运了，当过兵，身体底子打得扎实。还私藏了些现金，400多块，用得只剩80多块，就从老彝族手里买腊肉，18块钱买了9两。没得火，没得锅，就约了一个平时合得来的，叫郭正洪，比我大1岁，现在住剑川县城。约他一起，躲到背人的旮旯里，将生腊肉一人割半截，嘎吱嘎吱啃。那是在梁上挂了1年以上的老猪肉，粘满了灰，又咸，又杀喉咙，啃一大口，猛嚼几下，油腥味就往脑门子窜，眼皮乱眨，跟孙猴子一样。你相不相信，我们不仅把腊油咽了，连石板硬的皮，也一点一点嚼烂，咽了。那皮子上的毛哦，半寸多长，也咽了。

老威：简直是野兽。

张进谦：还像野兽一样舔爪子呢。满手的油，舔了十来分钟。老郭的胃口要弱些，舔着舔着就突然呛住，使劲憋，憋，没憋住，就一口倒灌出来。他赶紧拿双手捂，没捂住，就抵倒下巴接。几秒钟接了一大捧，那温热温热的化猪油嘀嗒嘀嗒地漏下指缝，好可惜啊，我赶忙冲到他的手底去接，也接了大半捧。好可惜啊。我说：老郭，你还是歇口气，再慢慢将这猪肉浆浆重新吞了。老郭喘着气说：福薄命贱哟。我说：肠胃太久没油腥润滑，就是脆的，当心那天一干重活，就拉断了。莫着急，慢慢来。老郭不吭气，大概歇了20几分钟，才像猫一样，哧哧舔掌中的宝贝，还不停地皱眉毛，打臭嗝，进去一点又出来一点。还好，进去的到底比出来的多。

老威：莫讲了，到此为止。难怪老人家对肥猪肉情有独钟。

张进谦：58年的6月30号加刑，7月1号就把我弄进监洞，在严管下背铜矿沙。中队长和指导员轮番督阵，手上掐着表，限时限量，来算定额。每趟背50公斤，来回小跑近20分钟，1个班要折腾52趟，背2600公斤，才收工。他妈的，人又不是机器，没多久，我就累得不想活了，因为肚子饿，一跑眼前就冒火星星。有个深夜，乘管教干部没来，我夹上从家里带来的棉衣和皮衣，躲进堡荒洞睡觉。

老威：堡荒洞？

张进谦：就是矿石已挖完的废洞子，一匹山肚子里，四处都有迷宫一样的堡荒洞。我躺在里面，又冷又饿，睡不着。突然外头喊：吃宵夜啰！我马上跳起来，抓了碗冲出去，迎头就碰到犯人大组长杨向成（音译）。这个狗杂种，当贫雇农主席团的时候，因公报私仇，冤杀了两个人，被追查出来，判了10年刑。可进监狱后，由于出身好，还是封为犯人头，吃香喝辣，整犯人比政府干部还狠。谁要是完不成任务，就被他吊在监洞门口的铁杆上，除非死了，才放下来。

老威：活生生一个阎王爷。

张进谦：他管打饭，喊我让开点，意思是不给我吃。我毛了，反正熬下去也是死，老子今天就为民除害。我右手拖了根铁棍，左手将碗抵拢他的鼻子说：对不起，我要你的命。吓得他一抖，竟给我打了一满碗。

老威：碰上一个要吃不要命的。

张进谦：饭下肚，我又回监洞睡觉，偷听到洞外犯人议论纷纷，没一会儿，又来两个干部。我心想：今晚过不去了，看来要遭收拾。果然，跟着就听见杨股长大声叫：张进谦，出来！

我慢慢吞吞地起身，顺洞壁梭出去。妈的，人生最后一碗饭也吃了，就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就赚！盘算妥当了，我一亮相就大喊：要剐要杀随你们！杨向成吊死犯人，你们为啥子不管？还叫这种人当大组长？监洞里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少，哪里去了？埋尸的原来一组，现在都加成两组了，20个强劳力专门埋尸哦！与其累死饿死，我不如先把杨向成敲死，因为他不让我吃！哪怕多喝一口汤，也叫延续生命，延续不了生命，我就要抓他垫背！

杨股长听得莫名其妙：你说啥子哦，张进谦？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调丽江，大衣带起，所有的行头带起。你还吃不吃？去厨房整个饱嘛。

老威：嘿嘿，像在演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戏，我都虚惊了一场。

张进谦：干部发话，我就去厨房打了满满一盆饭，端给同组的吃，大家边扒边掉泪。犯人遭孽啊，两个人一个铺，一床被子，饿得打晃，还超强负荷，没活出来几个哟。我运气，搞过无线电，脑壳灵光，就有人推荐我去丽江的长水铜厂开机器。

老威：我搞过社会底层访谈，你算沦落到监狱的底层了。

张进谦：是嘛，犯人也有低层高层。云南省委书记的儿子，57年大鸣大放过了头，成了右派。一关进来，就耍死皮……

老威：他的官老子没保他？

张进谦：法官把他还给他老子，他老子却大义灭亲，非得判刑3年。嘿嘿，他在劳改队装瘫痪，屁股漏半边出来，不仅不劳动，干部还得陪笑脸服侍。看来官官相护，哪个地方都一样嘛。

老威：你到底明白了？

张进谦：明白啥？没有哪个官护着，我两个耳光就打出13年，不，加上留场劳动，将近20年。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4）

插 记

下午4点过，老人又疲倦了，这次没原地打盹，而是提议出门逛逛。我欣然接受。于是老人压低帽檐，倒背手，大步流星前行，我和朋友亦步亦趋随后。沿臭气弥漫的陋巷朝上，每遇比较老旧的人与物，老人必定停步，向我们简述此情此景的来历。同中国许多待开发的旅游小镇一样，依山傍水的石鼓出过不少由地方性逐渐升格为世界性的名人，囊括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古今。比如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土著学者范义田，曾在1946年撰写了一副春联：山连云岭几千叠，家在长江第一湾。至此这块弹丸之地就有了如雷的名份，勾得一波波游客闻声而至，像被导游牵着鼻子的狗，山水之间跑一趟，照照像，买买所谓的土特产，即了愿归去。

可我的采访对象却不这么看，他沉迷其间，自认为承接了石鼓的精神香火，所以一再强调我此行的重要。我点头称是，如小学生，不时拿出笔，在手板心里记点什么，令老人很是得意，竟在乱七八糟的石阶间，如微服私访的老干部，向上上下下的挑担农民问这问那。当然，系列地主旧居也参观了，3米多高的旧戏台也参观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石鼓仅存的人文景观，比山丘脚底公园中心的“石鼓”，以及那该死的“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有更深的内涵。老人说，他自小就受老滇戏的熏陶，也曾在那人人向往的旧戏台上，排演抗日救国的新戏。可而今，新和旧都成了过眼云烟。

我们还拜访了两处极为颓败的空宅，老人介绍说是张家的祖屋，并如电视片主持人，回旋于院中，对两个观众解释每间屋子的变迁。他说，父亲被枪杀前住正房，我和两个弟弟住上面的屋子。他固执地请求客人贴近观赏，我只得小心翼翼地用棍子拨开杂草和杂物，站上一堆日晒雨淋的朽木，从外登高平视2楼深处——褪色的窗棂窗花，废弃的家具和蜘蛛网，的确让人平添些许感慨。

以此为背景，我替老人照像若干。还顺便问土改后的房主是谁？老人很不屑：自然都是穷光蛋，有共产党撑腰，就白捡这么大的房子住。我又问现在呢？老人仍旧不屑：几辈人了，早搬家了。他妈的，白吃白住，又不懂维修，哪怕宫殿也要塌嘛。

化了几十分钟，逛了大半个石鼓。天色还不算太晚，于是赶回原地继续工作。老人的精神头似乎更足了。

正 文

张进谦：人啊，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得意忘形，否则就要栽跟斗，瘟神毛主席说过：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老威：老人家为何发此感慨？

张进谦：我在丽江看守所吃了十几天的饱饭，人完全还阳了。站在黄皮寡瘦的犯人堆里，硬是像书上描写的恶霸地主，腰杆挺挺的，说话气也粗。当时正在大量抓人，丽江专区13个县的右派、反革命都朝看守所送，啥子教师、职员、基层干部、不悔改的地主、乘大鸣大放翻案的牛鬼蛇神等等，形形色色。早晨才走一大批，将监房腾空，下午巷道里又在喊：晚上煮600多人的饭！睡觉都要打楔子，起夜屙尿，原来的铺位就找不着了。所以，如我这般“技术人才”，不便久留。

老威：你不是还没学炼铜机器吗？

张进谦：我是远征军军部的报务员，炼铜机器算老几？拢长水铜厂后，我马上到现场，见12架鼓风机安装妥当了，可炉子还在加班加点地砌。师傅问：你以前开过机器没有？我说：其它机器开过，就这机器没开过。师傅说：我马上要走，你好好瞧着，我先解说，然后示范。这是60几马力的电动机，油箱加满，开关一动，它就转了；这是煤气炉，从上面这个大包加煤炭，一定加足，炭足，产生的煤气才足，矿石才炼得化……

老威：我听得云里雾里。

张进谦：机器在跟前，你就一目了然。师傅从头至尾示范一遍，我就会了。嘿嘿，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难道活的制服不了死的？等到正式投入生产，我就成了师傅，要管12台炉子，一天到晚忙得屎尿都顾不得屙。你看这手杆上的疤，就是煤气过于大，电动机皮带打滑，一颗螺丝钉飞起来打着的。万一打中脑门，人就报销了。

老威：那整个铜厂，你老人家的技术含金量最高啰？

张进谦：我是权威，要指点每台炉子的掌火师傅；那些师傅的下面，有7人。开炉的时候，3人持5尺多长的火钳夹后火，将“和尚头”弄出来，敲碎了，再投炉重炼。所谓“和尚头”，就是铜与炭不分解，越烧越黑，严重了，铜水流不出来。曾经出过1200公斤的“和尚头”，把炉底都捅穿了，丽江没得法，只好运昆明冶炼。

总之，只要炉子开得顺，出铜多，啥子都好说。得了红旗，每人奖3斤烤烟。他妈的，要流多少吨汗水，才得3斤烤烟哦！我们都睡在炉子后头，两三人一个床铺，轮班倒。特别是我，责任重大，经常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岗。遭孽哟，我们越苦，人家越甜，长水的铜亮堂堂的，含金重，1吨要卖1200元钱；不像白化（音译）的铜，看着如绿茵茵的牛屎，不含金。所以这边犯人开炉，那边干部兴奋，奖金多多嘛。

老威：真不愧为劳改模范。

张进谦：长水的大队长，原来是米厘的厂长，他见着我就说：张进谦，你这个敢打中队长的捣蛋鬼，到了新环境，汲取教训哟！再努把力，我想法提前释放你。

老威：有盼头了。

张进谦：是啰，我也抓住他的话把不放：说话得算数哦。他拍了拍我的肩：肯定算数！

老威：混得不错嘛。

张进谦：这是我劳改生涯的黄金时期，不靠混，靠出苦力。转眼到了1959年，监狱要特赦一批犯人，那天开大会，检察院和法院都来人，领导一个个讲话后，就宣布特赦名单。我尖起耳朵听，足足几十个名字，就是没有张进谦。如挨闷棍，我懵了几分钟，就冲去找大队长：堂堂党的干部，咋个说话不算数？他让我小声点，我偏不小声，没做啥子见不得人的事！这下可惹祸了，大队长骂我旧病复发，当场给我戴脚镣。

第二天，我想不通，就不开机器，12台炉子只得统统停起。这还了得！领导命令我的助手顶替我，将我调到汝南化矿区。迎头碰上大队教导员段凤先，他咬牙切齿地说：张进谦，你没见过我吧？我可早就晓得你这个监狱名人。

老威：眨眼间，命运就急转直下。

张进谦：这个狗日的段凤先，叫人在监房背后的靠山半坡，专门挖一个地窖，长宽高都不足1米，对，高只有43公分。我永远记得1959年的11月16号，脚镣反铐的我，被两个犯人架起，往地窖里塞。正面进不了洞，就侧着肩膀，等上半身入了，再收腿。

老威：在里面怎么转身呢？

张进谦：不转身，像蚕一样蜷着。

老威：我想起练瑜珈的印度人，一点一点把自己缩进小箱子。

张进谦：相当于活埋啊。脑壳夹在裤裆里，顶上是哨房，哨兵一走动，就嗤嗤掉土。冷得钻心，痛得钻心，痒得钻心，都得忍着，因为动静稍微大，土就成块掉。没任何支架，耗子一般随便打个洞，万一塌了，人也不用朝外拖，将门一堵就万事大吉。

老威：吃喝拉撒咋办呢？

张进谦：落屁股的地方，掏了一个碗口粗的沟，风呼呼倒灌进来，有时屙多了，连屎也倒灌进来。筛糠那个抖，土铐子嵌入肉里那个痛，死又死不了，哪怕被活埋，也是慢慢憋死。人到了这地步，猪狗不如，耗子臭虫不如，还在乎屎尿？吃喝还不简单？外头将地窖拉个缝，摆个碗，你就把脑壳栽下去舔嘛，牲口都这样吃东西，还客气啥？！

老威：你熬了多少天？

张进谦：44天。12月30号出洞，腰都抬不起。

老威：这个狱吏真是疯了。

张进谦：开头我还以为，只是煞煞我的嚣张气焰；稍后一琢磨，不对啊，我以前打干部也没关专用地窖啊。果然，我一出洞，麻绳就代替了脚镣背烤，五花大绑，跟赴刑场一样。我虚起眼睛朝脚底看，整个矿区600多犯人全部集中，在院子里等着，周围立起几个排的解放军，阵势不小。

老威：要干啥？开批斗大会？

张进谦：制造冤案！这个段凤先，不晓得哪根筋错乱，居然构思了一个“以张进谦为首的暴动集团”！黑材料已整了一大摞，我被押着，从犯人中间穿过去，到队部认罪。材料也不看，也不读，直接就抓住我的右手大拇指，按印泥，再一页页按手印。我大吼：姓段的，我与你无怨无仇，为啥要往死里整我？！

段凤先冷笑一声，转身就出屋，当众宣读我的一条条罪状。随后，气也没让歇，就给我换上3扣大脚镣，由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转往丽江专区看守所。

老威：又回老地方。

张进谦：今非昔比啰。上次是即将开机器，这次是即将判死刑。

老威：坐囚车吗？

张进谦：还是走路，拖着脚镣翻了两座山，上五台山，下五台山，整整12个小时，才拢丽江坝子。收监时手脚都烂完了，像个站立的骷髅轰地垮了下来。可是，我晓得这次非同小可，匆匆吃完饭，就连声报告所长，要了50页纸。所长姓安，算个好人，他叫人把我的背铐改成前铐，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我写了46页的申冤材料。记起这些年的一场场一幕幕，我恨不得撞死啊。可是我不能死，至少不能“畏罪自杀”，让段凤先得逞。

老威：你在看守所一直是死刑犯待遇？

张进谦：一年多的脚镣手铐，他妈的。但是饭反而管饱，也算因祸得福。外头饿死好多人哦。

老威：检察院和法院来提审过？

张进谦：没有。1960年的6月30号，刚开早饭，来了两个干部，提我出去。年轻的那位，居然摸出一把小枪，命令我坦白。我毛了，就说：老子抗日玩枪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老子已经是这个待遇了，你开枪嘛，我还得感谢你。老的那位急忙劝住，宣布说：张进谦，据我们多方面调查，你一共犯有63条罪，你来按个手印，认了，我们就可以根据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我说：把这些纸收起来，我半条罪也没有。他说再考虑一下。我说：该考虑的是你们，是段凤先。除非你们将我的大拇指砍下来，否则手印没有，命有。

老威：一个人犯63条罪？真是旷古奇闻。

张进谦：63条蛇，条条都咬人，哪有自己把自己给毒死的？果然，又捱了半年，到12月30号，那两个干部再来审我，63条就变成3条了。我问：还有60条罪呢？他们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3条，我们经过了反复核实，你不认帐绝对过不了关。我说：还是半条也没有。你们不信，我愿立字为据。于是我要了张纸，刷刷写道：我相信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一不逃跑，二不自杀，等待着调查研究，澄清事实真相，愿再次接受党的考验。

老威：命都差点没了，还给我党写《决心书》啊。

张进谦：《决心书》还是管用啰。61年春节过后，一下子来了好几个干部，段凤先也大驾光临，又把我弄回长水汝南化矿区。

老威：终于完事了？

张进谦：完不了，完不了，段凤先这条疯狗，照旧把我塞进地窖。那晚黑，跟演电影一样，总共才600多号犯人，就有120多个拖着脚镣，大院里唏哩哗啦，像赶一队大马帮。解放军和警犬都不够，牵起线从其它地方调。有个犯人说：张进谦，你这个暴动主犯倒因祸得福，去丽江吃饱饭，我们才惨哦，只剩一口气吊起，还喊劳动。

犯人饿死多了，矿区撑不住，慌忙派一架马车，连夜去永胜拉枸杞，再连夜加枸杞炖草乌，每人连汤带水一大碗。我也得了一口缸。

老威：监狱都乱成一锅粥了，阶级斗争还搞吗？

张进谦：第二天，又弄我出去挨批斗，还是剩的3条罪，逼我认，反驳就喊打。众犯都不愿动，只有一个少年犯，提着木棒子劈头盖脑一顿，段凤先很解气，鼓起掌来。可我的脑门却被木棒上的铁钉扎出洞，血卜卜几下，就把脸遮了。我趁机晕倒装死，血在地上流了一滩。死人啰！死人啰！众犯炸了营，段凤先也慌了手脚，传来犯人医生杨文灿当场检查。老杨扒开我眼皮瞅瞅，连唤几声“张进谦”，就站起来：报告教导员，张进谦确实昏死了！其他干部都袖手旁观，只听得段凤先大吼：快背出去抢救！你负责！否则杀你的头！

老杨立即背我到卫生室，边包扎止血，边往窗外瞅，做抢救的样子。他问：张进谦，你没昏嘛？我晓得。我眯缝着眼答：自从劳改，我挨了上百次毒打，撑不起啰。只有昏。老杨说：那就继续昏，脸上的血也莫洗，队上的干部全在外面，就是要让他们参观参观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死狗一样躺了几个钟头，才听得老杨报告：是否将张进谦送监房？段凤先答：还是地窖。老杨说：那里面太冷，要死人哦。旁边的值班解放军插话：这儿有炭，给他烧个小火盆。

老威：这个解放军还不错，心慈手软的。

张进谦：人心是肉长的啊，只有那段凤先的心子是特殊材料造的。半夜的声音传得特别远，我在地窖头竟然清清楚楚听得干部在吵架，还拍桌子打板凳。有个叫杜荣春（音译）的年轻干事说：这个会不开了！要开你开，你的官大腰杆粗，我负责不起！段凤先说：上级指令我们两个主办，你不负责也不行。杜荣春说：事情还没查清楚，就镣起120多号人，全中国都闻所未闻。你说咋个交差？段凤先说：有意见你就提出来。杜荣春说：那好，脚镣全部解了，人放了，推倒重新调查研究。段凤先说：其他可以，张进谦不行，他的3条罪还是成立的。杜荣春说：莫提3条，就1条都是死！人命关天，这不是你我定得了的。

老威：你和那镣起的120多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张进谦：不清楚啊。我既没看过材料，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也不认识。可能是人饿慌了，集体停工要吃的吧？段凤先就全部当作暴乱分子，上脚镣、关禁闭、加刑期。我还在看守所，就被弄成“总司令”了。

老威：顶破天，你就算违反监规嘛，这个姓段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张进谦：对嘛，如果我真死在一个疯子手下，就太划不来了。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5）

插 记

天黑前赶回丽江，饱饱地吃，美美地睡。第二日斗志松懈了些，11点才拢石鼓张家。老人已在门外翘首以盼，一见我们，竟扑上来勾肩搭背，邀约一起去长江第一湾公园——他每天都在里面跑好几圈呢。

对岸山势低缓，顺势大拐弯的水面至近而远地放射，如一把慢慢打开的折扇。作为折扇柄的公园外侧江边，泊了许多机动橡皮船。这是个新开发的旅游项目，还没见外来游客，倒有不少当地人拾阶而上，与老人打招呼。后者矜持地点头，又转而低声对我们介绍：这是谁，他的父亲或爷爷是谁，土改时候是贫雇农或地主，是否枪毙、坐牢或入党、升官，几年前死了或瘫了，等等。然后很得意地埋头自我打量：没任何毛病，搞不明白，都死好多盘了，还是没整出毛病。

街面上传来喇叭声，我们举眼一望，原来抵达了一串豪华大巴。好几百中外混合游客突然涌入，四处乱窜，令这个洋不洋土不土的小镇凭空喧闹起来。假古董贩子大张双臂，满嘴哈罗哈罗，将大屁股洋人朝摊边引；接着，卖土特产和瓜果的男女村民也学假古董贩子的样，满嘴赫罗赫罗，争夺更大屁股的洋人。如此倾城的崇洋媚外，竟激怒了我这爱国情绪浓烈的采访对象，他手舞脚蹈地冲着人群叫：搞啥子鸡巴？没见过老外啰？老子跟老外打交道的时候，你们还在妈肚子里转筋呢。

扫兴之余，又参观了河岔上的铁索桥，桥边立着记述当年红军英勇渡江的石碑，与头顶山壁的渡江纪念碑，以及军民鱼水情的粗壮塑像遥相呼应。老人以一个军人的严肃，指出了石碑间一两处涂改历史的谬误，正要引申下去，铺天盖地的游客在导游的正确率领下，接踵而至。

逃回家中，抹脸擦汗，一杯粗茶下肚，空气方静穆下来。我摸出录音机和笔记本，开场之前，老人却吐了句我不太明白的哲理：过去？现在？你说哪阵儿好？

我干笑一声，没话。

正 文

张进谦：由于“暴动罪”定不了案，转眼我又被押回丽江专区看守所，仍然脚镣背铐。虽然已经三出三进，可还仔细搜了身，裤带也上交。所里大小8个监房，我都蹲过了。

老威：待遇是否好些了？

张进谦：老实说，没有饿肚皮，可挨打的次数太多了。有个老家石鼓的看守，三天两头值班，都将我提出去，命令跪倒，皮带棍棒，甩得跟刮风一般，我被整得叮呤咣啷满地滚。你可能觉得奇怪，人又不是铁坨坨，如此敲打咋个不得内伤？嘿，我有绝招，就是每次遭整后，立马喝“回笼汤”……

老威：回笼汤？

张进谦：就是自己，也包括别人的小便。双手背铐着，不方便，只能鼻青脸肿地求人帮忙解裤子、掏鸡鸡，冲着口缸尿。有时鸡鸡被踢肿了，尿不出，或尿的份量不够，就再磕头作揖，讨要他人的小便。一般来说，犯人都同病相怜，一点“举鸡之劳”何足挂齿。唉，如果按上百口缸一桶尿计算，我这辈子起码喝了上百桶尿吧。

老威：太夸张了一点嘛。

张进谦：1961年5月3进看守所，6月前后又出来，调回长水铜厂4队，随后又是7队，泰安9队，我断断续续戴了近8年的脚镣手铐。那是土铐子，白天打开干活，晚上就背铐，睡不好觉。时间一久，铁就陷入肉里，化脓了，才叫狱医擦点消毒药水。几十年过去了，你看我，肩膀全是斜跨跨的，这手腕子，印记还在。由于被教导员段凤先树为“反改造典型”，批斗会场场有我，自然免不了拳打脚踢。本来，1970年就熬满了刑期，可在文革期间，两劳人员不予处理，又拖延到1972年。

老威：这样算来，老人家的确喝了上百桶尿。

张进谦：不对，应该从1959年被段凤先关入地窖开算……还不对，我差点连尿也喝不成了……在汝南化矿区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几个犯人饿急了，就在山上采来些野果，放进口缸，架在火堆上煮来吃。不料让一个叫杨道康的傈僳族民兵发现了，就过来喝问：那个煮的？我回答：我煮的，肚子饿嘛。他说：你还调皮呢，当心把你捆起来。我一下子火了：你还是不是个人？晓不晓得肚皮饿起难受？你倒是吃得饱哦。他说：一个犯人脾气还大，老子要吊你！我说：道理不会讲，只晓得吊人……嘿，话还没落音，他就扑上来，按倒我，先给我戴一幅大脚镣，不解气，又加一幅，这两幅脚镣总共重76斤。然后将我吊在矿洞的门顶上，问我服不服？我当然不服，还不停地骂，他就从火堆里夹炭来烧嘴巴。火炭明晃晃的，人出于本能，都要扭来扭去地躲避，结果嘴没烧着，两边腮帮子却哧哧烙出潦泡，脖子也烤焦了一大片。你个狗杂种啊！我还在骂。他瞄了几回，想把火炭堵进我的嘴，都偏了；于是这个傈僳族的狗杂种，在地上寻来寻去，就跑到坎下面的茅房去挑大便。亏他做得出，要挑大便来堵我的嘴！落到这地步，是个人都不要活了！我乘他还没转头回来，开始晃悠自己的身体，我算个大个子，饿得再一把骨头，也自重百多斤，加两幅大脚镣，一共200多斤。我晃起来，感觉手臂也快叫拉断了，至少是腋下的筋拉扯到极限，痛得跟五马分尸一样。可管不了那么多，我还在晃，幅度越来越大，渐渐都带风声了……

老威：他没察觉你要干什么？

张进谦：傈僳族很蠢的，他要是不蠢，能为屁大一点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老威：他是民兵，你是犯人，再蠢，他也觉得比你高明。

张进谦：高明才去挑屎啊。他终于用木棍挑起一大坨稀屎，皱着眉头，左手还扇着风，自坎脚爬上来。见我晃荡得厉害，就欲从旁边偷袭，将屎整个盖住我的嘴。他咬牙切齿道：你还打秋千给我看！却不提防我突然硬侧过去，连双脚带脚镣，如200多斤的钟摆，实实地撞中了他的胸口！这个狗杂种，被撞飞起两尺高，后脑壳刚好弹在岩石上，出血了。最可笑的是那坨屎，盖住了他自己嘴壳，不晓得味道咋样？

老威：老人家有绝招啊，真像抗战电影里的革命英雄对付汉奸。

张进谦：是啰，所以那汉奸从地下爬起来，哇哇大叫，扭过头就拖了条枪。他起身将子弹上膛，抵着我要打。嘿，老子的命实在太大了！

老威：子弹卡壳？

张进谦：是中队长发现了，赶紧跑来，把他的枪筒子按下。狗日的红了眼，还与中队长夺了半天枪呢。中队长大吼：给我滚开些！你以为政府发枪，人就可以随便杀？懂不懂法律？

老威：不可以随便杀人，可以随便吊人。

张进谦：中队长将我放下地，解开大脚镣，还不放心，当即就送我回场部。他说：你这次与他结下梁子了，我向教导员汇报一下，你还是住进地窖保险，以防他纠集其他民兵来报复。看看刚才多险！你一个犯人被毙掉，人家民兵大不了开除回老家了事。

老威：杀人不偿命？

张进谦：社会上杀人偿命，监狱里嘛，嘿嘿。

老威：监狱里怎么会有少数民族民兵呢？

张进谦：饥荒年间，犯人情绪波动大，为防意外，正规警力不够用，就经常从附近或稍远一点的村寨抽调基干民兵，协助监狱看管犯人，汉族、傈僳族、彝族、白族都有。民兵的法律水平很差，有的连汉话也说不利索。

老威：活出来真不容易啊，眼下看来，你喝过上百桶尿也不算稀奇了。

张进谦：没得法呀，如我这般刚强的人，有时也不得不低头呀。在看守所，我还被强迫抽过血，那是一个叫托巴的藏族犯人，起码是小土司吧，得了急病。我和另一个犯人被提出去验血，结果我是O型。由于要到专区医院，怕走在街上影响不好，我的脚镣手铐才被暂时去掉。不管押解的兵如何催，我都故意磨蹭，东张西望。当然，好久没这么轻松地穿过街道了，特别是手脚，前后左右随便甩，飘飘然如腾云驾雾。

直到躺在病床上，带大口罩的医生和护士进屋，挽起我的衣袖准备要扎针了，医生才问道：你是自愿献血吗？我不吭声，医生又说：如果你不同意，就算了。我鼻子一酸，差点流泪。唉，你不晓得一个阶下囚的感受！叫你干啥就非干不可，谁会征求你的意见？哪怕就是一枪崩了，也没你开口的份儿，更莫提“不愿意就算了”。

老威：这在西方是最起码的人权。

张进谦：啥子人权啰，猪权狗权都没得。所以我对医生说：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我已遭了几年冤枉，现在你抽我的血，我也算配合政府完成任务。但愿能借此一线生机，摆脱段凤先的毒手！医生点点头，才将大号针管插进我的手臂，抽了600毫升，满满一瓶。

完了医生问：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答不。医生说：身体底子不错。就要开些补血的药给我。旁边的干部急忙摆手：不需要不需要！跟着，就拽着我打道回府。

老威：他妈的，牛马抽血还要多给些草料吃呢。

张进谦：我享受了近一年的死刑犯待遇，虽然手脚锁住，却没饿饭，还胖了。后来那个托巴土司出院，还隔着铁栅栏叫我，一直合掌作揖：感谢，感谢，你的血救了我的命。

老威：谁又来救你的命？

张进谦：一天天熬啰。经常觉得生不如死，可过了那股劲，又继续嘛。还好，我没被段凤先整成残废。1972年，算正式脱了劳改犯的皮，可依旧留在8队当工人，工资19块3毛。

老威：46岁了，才挣一个学徒工的钱。

张进谦：人生的大半截都过了。幸而我性格豁达，周围也有亲戚朋友暗中相帮，要不，哪娶得成老婆？1973年，我结婚了，就跟眼前的这个。大山坳仁和乡人，家庭成分富农，小我5岁，之前就育有两儿两女，都已成家立业。

老威：你们咋个认识的？

张进谦：我们从小就是邻居。成婚是在劳改队。当时啥子都兴票证，粮票、布票，肉票更紧俏，所以只能简简单单请个客。亲戚朋友都商量好了，张进谦岁数大，穷得心慌，我们就不虚张声势送东西，只尽各人的能力，凑钱给他就行。

老威：你没落下亲生骨肉？

张进谦：同房不久，孕就怀了。我还在说：我工资少，肚皮大，养活你都困难，何况添一口？她说：不用你养活，我自己有手。我说：有手也变不出粮食。她说：我娘屋里还存着几百斤，有杂粮，有包谷，这两天我就上山去背下来。我说：来回一趟，爬坡下坎十几里，太累了。我要忙活路，你的身体不方便，不如请我们赶马帮的老表（也是地主），雇他的牲口，一次就驮回来。脚钱我开，估计他也不会多要。

我老伴不吭声，我还以为她同意。不料第二天，我前脚出门，她后脚也出门。她到底舍不得花劳改犯男人的辛苦钱，还是自己上山背粮食，太自不量力了！头一趟她就背了80斤，吭哧吭哧爬一个阳坡，挣得汗如雨下，一会儿就流产了。这个蛮婆娘，还一趟子跑到河里去洗，这下就成习惯性流产——后来又怀上3胎，都流掉了。我抓来很多副草药，亲戚们也送阿胶、人参，还捉鸽子给她吃，都无效。

老威：真是造化弄人。

张进谦：她有良心，还哭兮兮地说：张进谦，我生不得了，我们把离婚手续办掉，你另外再找，找了再生。我说：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不强求。哎呀，我的命硬，脾气大，能得到这么个好心肠女人的照顾，应该满足了。我好赌，全石鼓街上都晓得，打起麻将不要命，我老伴一再劝说，我当耳旁风。可前3天，她突然给我一个6000元钱的存折，把我感动得说不出话——她平时没啥子钱，不晓得攒了好多年，才有这些啊。唉，我张进谦对不起人啰。

老威：你现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也算翻身了。

张进谦：我在劳改队蹲了26年，1983年才正式平反，法院的《判决书》、丽江军分区的《复查决定》都有。此前我专程去昆明，在云南省政协拜访了原边纵7支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得到老首长的大力关照。1986年，我恢复了中共党籍，党龄从1950年10月算起。而目前呢，我还在坚持申诉，强烈要求补发26年的“冤狱费”，31年的工资，还有军龄，应该从1943年我参加抗日开算。

老威：没错。

张进谦：我每天坚持长跑，在长江第一湾，我可能是岁数最大的长跑者；我还坚持吃肉、吃核桃；坚持练书法——有了这些身体和精神本钱，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能坚持申诉。整过我的人，丽江有，石鼓街上有，昆明也有，我张进谦要和他们比比气长。看嘛，我年轻时候那股劲，那股老虎威风还在，我这个抗日军人，这个所谓的恶霸地主的儿子，要等着把你们这帮狗腿子送进坟墓。

老威：没错。

张进谦：差点整死我的那个段凤先，直到现在，我还年年告他。嘿，真是冤家路窄，我曾经3次碰见他。第1次在丽江到石鼓的那个丫口，八几年，还是荒郊野地，他见我就躲。我拦住他说：段凤先，心虚啥子？眼前没人，本来可以一锄头挖死你，但是我张进谦堂堂正正，不干这种阴损事。总有一天，我要把你送上法庭。

老威：他咋个回答？

张进谦：全身在打抖，回答个啥？第二次是在丽江新城的红太阳广场。第三次是看电影，他刚巧坐我前排。莫看我老，都随身带着匕首呢。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狗杂种段凤先，你为啥子要害我？他说：都过去了嘛，张进谦，我们都老了。你现在也是离休干部，资历还比我深嘛。我说：你伸手摸一把，这是啥子？匕首！晓不晓得？我再老，还是有这股子劲，将它稳稳当当插进你的腰杆。老天安排的机会啊，可是我不会，我比你懂法律，我死活要把你扯上公堂。

老威：你和这人的过节深如海。

张进谦：段凤先的老表，在旧社会也当过石鼓乡长，曾经欠我的赌债。这个都不提了，他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所以我从远征军干训团回家探亲时，一冲动，就打了他。

老威：这是哪一年？

张进谦：1944年，我十七八岁。

老威：段凤先起头整你是哪一年？

张进谦：1959年，我33岁。

老威：改朝换代这么久了，旧仇还在延续。

张进谦：至死不忘。

老威：如今，了解你，了解你这些旧仇旧事的还有谁？

张进谦：住在丽江的和瑞尧，76岁，研究孔子的专家；住在剑川县城的郭正洪，大我1岁，就是在劳改队和我分吃生腊肉的那个。都是地主哦，你要去找，我就将电话告诉你。

疯狂的石鼓

为期3日的艰苦寻访终于结束，我松了口气，而张进谦老人却紧张起来。他一再追问：全是犯禁的内容，这本书在哪儿出版？我答：在海外。可总有一天会在海内。他又问：你会不会受连累？我反问：你呢？他说：我都80岁了，又是离休干部，劳改队恐怕不敢收。我笑了。

接着，他又重提付费，令我哭笑不得。这石鼓镇的老年协会里，就数我做生意早，他说，除了修房子，我还攒了好几万，你不要客气。

我握住他的手摇了又摇，边起身边说绝对不客气。老人陪我们出门，本来已告过别了，可又坚持送到车站。日刚过午，我在中巴车里坐了几分钟，直待老人转身离去，才跳下来，望了一会儿老人的背影，咀嚼着一丝丝莫名其妙的感伤。

心血来潮，我让朋友先去，自己却信步闲逛。随便一拐，就进了石鼓公园，屁大一点地盘，门匾还是臭名昭著的伪才子郭沫若题写。中央的架子上，搁了一面簸箕大的石鼓，浑身斑斑驳驳，看来有些年头了。果然，这是记录丽江境内两次战争的文物，为世袭的纳西族知府木高在1561年所造，原立于“拉八”峦下河边——据传，仗打得很惨烈，双方都死了许多人，可时过境迁，儿孙们化干戈为玉帛，大伙又混一块了——我想，牛皮战鼓眨眼变成擂不响的石鼓，是否在暗示一种徒劳的疯狂？

土地改革也是一场战争，至少毛泽东把它视为铲除剥削阶级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战争，从此，也奠定了一套运动治国的模式。开始都气势汹汹，你死我活，到头来却是一派徒劳的疯狂。不过今人没有古人凿碣刻石、打造文物的嗜好，忘就忘了。

沿昨日张进谦老人指引的路线，我又在绕坡而上的羊肠巷子里穿梭起来，不一会儿，竟有些神思恍惚。肉红色的裸土围子一座接一座，头顶的天只有两尺多宽；高高在上的蜘蛛们不断地结网，似乎要将人类的世界包裹起来；而在更上面，是亘古不变的太阳、鸟和山峰——还有群山中的大量坟墓，低处的人死了，就往高处埋，去接近那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然而共产党来了，那些如我一般的叫做“工作组”的外地人，怀揣革命火种，挨家挨户走访，以政党和政府的名义，鼓动人们起来斗争、抢劫、杀人，以改变“天意”安排的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可眼下呢，还有没有56年之前的蛛丝马迹？这一扇扇褪色的院落门板，有的紧闭，有的虚掩，有的敞开着，只要心生动机，我都进去，见人就打打招呼，闲扯几句；没见人也不用慌张，照样东瞅瞅西瞅瞅，参观个饱。碰巧主人家从外头回来，还露出好客的笑容。于是我就问：你家是地主吗？回答是：早就没地主了。或者是：上一辈人的事情，不太清楚。

我瞎钻了五六条背巷，进出了无数院落，几乎没遇见什么行人。正准备窜出巷口，打道回府，突然，身后响起卜卜卜的脚步声。回首一看，在20多米远的那一端，一团火苗直闪而来，转眼就拢跟前。原来是个红衣蓝帽蓝裙的老太太，可我从没遇过行走这么快的老太太，她埋着脑袋，步子僵硬，右手还拽着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孩子。我急忙从背包里挖出相机，乘她与我擦肩而过，不顾死活地喀嚓一张，稍后回放照片，老墙似乎也随着帽檐下的发丝，在朝后动荡。而那种疯子特有的痴笑，却清晰地凸现。

接着我又冲到她的前面，战地记者一般蹲下，拍了第2张和第3张。第2张脸黑了，周围的墙、天和电线杆子倒是亮的；第3张是大祸临头的特写，笑得像哭，极恐怖，每根神经都在抖。为了这件作品，我狗日的翻了个滚儿，否则疯老太僵尸般直来直去的脚肯定迈入我的怀中。

庆幸之余，我起身跟踪。刚才所感受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静穆世界变了，我在一个疯子的牵引下，腾云驾雾。两边的土墙纷纷后退，如时间甬道，模糊不清。我原以为她有个目的地，家、街面或车站，可是个把小时过去了，我一直跟她在巷子里兜圈儿。难道她故意的？难道她不是疯子？可她背弓着，没回过头，走路的姿式从没变过呀。

刚才拍照的地点已路过三四次，我只得满头汗水地止步。因为不少院门已大敞开，人们成堆地站出来，观看疯子撵疯子的闹热了。我谄媚地笑着，与蹲在一门槛上抽水烟的老者打招呼：老人家，高寿哦？回答：76啰。我口称“看不出看不出”，顺势并排蹲下。孩子们哄笑着散了，我的周围仍旧堆了十来个人。

我单刀直入：你们晓不晓得我追的是啥子人？

群众答：疯子嘛。哪家的疯子？拐角那一家。她家还有人吗？有个姐姐，八几年死了。侄儿侄女在嘛。还有侄孙嘛。她咋个疯的？不晓得。一个中年人抠着脑门道，好像我一出世她就是疯的。追着打人？不打人。就这么穿尿巷子，1年365天，每天都穿，不歇空。你们不晓得，我晓得。抽水烟的老者终于开口。她六、七岁就疯了。六、七岁？哪一年？

1951年底？1952年初？记不清了。她爹被当作恶霸地主公审枪毙，就在那长江第一湾的滩滩上，脑壳完全打开花了。她看没看见我不晓得，总之她吓疯了。先是满街跑，后来怕人多，来抓她，就躲着人，在尿巷子里兜圈圈。

她爹叫啥子名字？她叫啥子名字？不好说，不好说，老者躲闪道。并抬起碗口粗的水烟筒顺势一指，石鼓村党支部在斜对面，你找他们了解吧。

我装模作样地过去瞅了瞅，见斑驳门墙间，除了党支部的招牌，还有并排的3条残缺标语——开国主席毛泽东思想万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奋勇前进！拥护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总书记！——这至少是两三年前的产物，因为本届领导人的大名还没添上去。

待我再回首，老者已溜之大吉。我一问，四周群众全嘿嘿笑，这是另外一种麻木的呆笑，在我看来，远不如那个疯女人的笑——一种从50多年前一直持续至今的惊恐的笑，一种见证过血案的迷狂的笑，一种死灰里的笑，一种与张进谦老人的控诉相对称的笑——令我突然记起青年时代写过的诗句：

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阴历七月十五，坟头涨潮似地侵入城市，与人类的房屋对峙……

她在巷子里逃，她从儿时逃到老时，还在逃。或许某一天，肉体倒下，消失，灵魂还要继续？在风、月光和乌云弥漫的虚无的巷子里继续？人类的记忆之旅能够抵达那么高的地方？贯穿几十年、几代人的暴力之手还能伸那么长？

2007年9月14日下午4点，雨住了，但云层很厚，打瞌睡的太阳偶尔露一下头。我来到路边车场，正要登上一辆返程中巴，却被又一位红帽红衣的老太太扯住。我给了她10块钱，连拍3张“红色年代”——主人公披挂着五颜六色的佛珠、仿真象牙、旅游帽，而醒目的左胸上，有一颗比公章还大的毛主席像章。

我想起我的音乐搭档阿泰讲过，这个老太太是石鼓的一道旅游风景，收养了一大群流浪狗和一只鹅。她经常将这只训练有素的鹅顶在脑壳上，她叫一声，鹅就应一声，以此吸引游客，赚些生活费。阿泰是西藏那曲出生的画家兼鼓手，他曾受她的邀请，去她靠近长江岸的窝棚拜访，遭遇了五、六条瞎的、跛的或某个部位正溃烂的狗，感官和心灵均受到强烈刺激。阿泰说：那是个用塑料布遮风避雨的地坑，老人在里面办了个动物的临终关怀医院，好吃的，先喂狗；好住的，先让狗。我问：她的家呢？儿女呢？阿泰说：她没家没儿女，原住地离石鼓镇有十几公里。她遭受冤案，房子被人烧了，一直找村支书评理，人家不耐烦，就把她当作疯子赶出来。在外头混久了，本地人就真叫她“鹅疯子”。

客车卡卡发动了，我向老太太招手，她竟一脸困惑；我只得喊道：你的鹅和狗呢？她摇摇头，似乎没听懂；我又喊：你的鹅和狗呢？她点点头，听懂了，还抬臂指了指远处。

四周的看客都笑了，还是那种我所熟悉的麻木的呆笑——我不禁自语道——如果真像福柯讲的，中世纪以前的疯子自由自在、逛来逛去，跟哲学家一样受到尊重，那谁还愿意做正常人呢？你以为你正常吗？你以为大多数就正常吗？你以为被大多数尊重就正常吗？哪毛泽东和共产党过去、现在、未来都认为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疯子才会这么说话，可你曾经习惯这么说话，正常吗？你，你们，正常了几天？

土改受害者和瑞尧

前 奏

从石鼓返回的当日傍晚，我就拨通了和瑞尧老人的电话，那端的声音极其微弱，在我滚滚闷雷一般的长篇自我介绍以后，就越发气若游丝了。加之屋外风雨交集，我费了相当的功夫才搞懂对方的零星意思，却是关键的意思——老人同意小子登门拜访，至于采访，就免了吧。

2006年9月15日也不是什么好天。由于昨夜在38号黑沙龙里，被音乐搭档阿泰的鼓声和酒客的喧闹催得骚兴大发，又许久缺乏女人的温柔管教，就肆意将平生吹鼓之乐器，诸如洞箫、口琴、算盘、拇指琴、铜钵，像兵器一般轮番舞上阵，配以毛毛草草之啸吟，佐以火火烈烈之青稞酒，所以醉得深沉了。一大早被渴醒来，赤条条翻身寻水，灌了两三斤，渴意缓解，脑袋却如进气的氢气球，晕乎乎的大。于是回笼又睡，午时方在狗叫中还魂。

穿戴毕，又穿插数条人烟稀少的鬼巷子，抵达位于丽江古城北边外沿之农贸市场，挤在一大堆四川民工中，享用斗碗装的大份拉面，油辣子汤喝得呲牙咧嘴。整饱了，才6块钱，这是整个丽江地区分量最足的一家面馆，外来混混们都晓得。就是卫生稍微差点，一脚盆水，大概要洗200多个碗吧？我开始来吃也拉稀，多吃几盘自然不拉了。

我记得成都还有5块钱随便加面的民工馆子，吃了拉得更凶。我怀疑面里加了什么不明物体。

既然饱了，就该干点正事。叫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北郊的玉峰小区。由于是雨季，遭遇了一段被雨水泡透的烂泥巴路，司机不想开，就声称到了。却不料碰上自称“老丽江”的坏蛋，不达目的就拒付车费，只得屈服。

在两三排高楼背后，是大片迷宫似的纳西族庭院建筑，都是整齐划一的楼底带院子，我钻来钻去，问了六七个人，迷宫里的狗起码叫了七八个轮回，我才认准了门。

虽然一身运动装，我还是如孔子的门徒一般，双手垂放大腿间，向露面的孔子研究者躬身问好。小院不过弹丸之地，但极安净极安详，花草众多，可每片叶子均一尘不染。我被让进书房，台桌上叠满书法作品，架子上都是书。

我正襟危坐，绞尽脑汁与老先生谈孔子，才疏学浅是真的，谦虚好问也是真的，总之，老先生比较高兴，终于接受了我的录音采访。

已接近下午3点了。我跟前的这位著过《长江第一湾》的纳西族学者，埋着眼睛，声音依旧微弱——这给我后来的整理造成了一定障碍。

正 文

老威：老先生是从哪一年开始研究孔子的？

和瑞尧：1974年，我在劳改队教书，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和孔子捆绑一块的挖祖坟文章铺天盖地，我却借机系统地读了好几遍“反面教材”。如《四书》《五经》《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特别是《论语》，我是逐字逐句，圈圈点点，可颇多心得只能在脑壳里积累。当然，我们这代人，稍微有些家底的，从小都读过圣贤书，但小儿启蒙和细读、体会、研究是两回事。

老威：我才疏学浅，却也记得“天不生仲尼，长夜无明灯”这句话。孔子作大学问，司马迁作大历史，所以被称为亘古至今的知识界泰山北斗。而我们这种泰山北斗笼罩下的蚂蚁，只能做点眼前的小小历史，所谓学问更谈不上了，但我尊重你这样认真做学问的老人。

和瑞尧：你太客气了。

老威：有个叫丁东的朋友，编了一本口述历史杂志，其中某一期，刊登了一篇谈著名作家老舍死因的文章。好多人都晓得老舍在文革中投湖自杀，可对临终前的种种细节弄不太明白，于是作者采访了3个目击证人。万没料到，3份“口供”都不一样，甚至在投湖的具体时间、地点上也有出入。怎么办？只有将3份“口供”原封不动地同时公开，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就跟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不一样，大凡圣人作史，都有雷打不动的论断。

和瑞尧：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因身体关系，我作“口供”的时间是否可以短一点？

老威：好啊。

和瑞尧：恐怕也谈不了那么细。土地改革距今已相当遥远嘛。

老威：还是尽量多些细节吧。当然，分寸你把握，能说就说，不能说不勉强。

和瑞尧：我生于1931年，老家距石鼓街子7华里，老君山脚下的高民村。

老威：我拍有老君山的照片，从红军渡江纪念碑看过去，那云雾里的山头，似乎触手可及。

和瑞尧：可我父亲早年追求进步，还是从仙境中出去，投考了昆明的云南陆军教育学校，也就是朱德任过教官的云南讲武堂。稍后，二次革命爆发，父亲又参加了蔡锷的讨袁军，因作战勇敢，升任滇军连长。大约二几年，他返乡成家立业。据说他当时就建了嵌大玻璃的房间，采光很好，显得很新潮。

老威：那个时代的玻璃非常昂贵的。

和瑞尧：家底比较厚实。可到了1937年的某一天，村里抓住了一个小偷，于是群情激愤，几十人上去拳打脚踢。眼看要弄出命案，我父亲就挤进人堆制止。众村民不依，他又费尽口舌，讲了半天道理，大伙方勉强同意让官府来处理。然而万没想到，小偷还有个同伙，躲在远处窥视，见我父亲站在人堆中央指手划脚，就认定他是打人的主使。跟着，就在后半夜放了把火，猝不及防地将我家烧成白地。

冤啊，可有啥办法？只好举家流落至石鼓街上，暂时栖身富甲一方的舅父家。随后，江岸数村爆发了会道门性质的农民起义，几千穷人揭竿而起，攻打官衙，焚烧寺庙，直到丽江派来几百人的正规武装，才镇压下去，起义首领也统统砍了头。

经历这么短时间的家国巨变，我父母均心灰意冷，靠舅父的接济，正式搬家，接着就精打细算地做起买卖来。

老威：开铺面吗？

和瑞尧：铺面没咋个开，做过田地的二手买卖，买进卖出，或者卖出买进，吃中间的价差。这当然得罪了不少人，因为那时国家政局不稳，物价涨跌大，大家都不愿捏死钱。于是争田争地争房，比拼得厉害，虽然没到抢的程度，但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情景还是经常有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圈田圈地圈房，有一亩还想十几亩，有十几亩还想几十亩，也是富人之间、官场上下明争暗斗。如果再来一场土改那样的群众运动，可能个个要杀头，财产、二奶也要瓜分掉。

老威：其实发财是人的本能欲望，穷富相同，没有想有，有了想更多。

和瑞尧：对啰。

老威：那你们家在竞争中发展得不错？

和瑞尧：比较差。我父母心不算狠，争不过别人。我家在高民村有十几亩地，平常自己种，龙忙时才按天付费，请个把短工；后来搬家了，路远，自己种很麻烦，就佃给别人，照契约收租，以支撑一家人在街上的生活开支——后来，这成了划地主的一条硬杠。

老威：你当时已成人了？

和瑞尧：十八九岁，在丽江国立师范读书，思想进步，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读书活动，接触到不少从延安偷运来的社会主义小册子。接着又考入教育部直辖的丽江省立中学，类似的学府在全云南都只有3所。读了两学期，暑假时加入党的外围——民主青年同盟，跟着碰到石鼓解放，如果按政策，我也该享受离休待遇。

老威：解放石鼓是哪支部队？

和瑞尧：地下党。1949年6月13日，乡政府房顶上的青天白日旗放下来了，自卫队的枪也交了，地下党召集开了个会，宣布起义。

老威：就这么简单？

和瑞尧：是啰，大家都说好了。脚跟脚，7月1日，丽江也起义，各机构由边纵7支队接管。我呢，立马投入新生活，在石鼓完小教书，还是青年团的文娱委员，唱解放歌，跳时代舞，热闹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四大运动开始了。

按当时政策，在区级以上单位工作的地主子女，应回避，调其它区县；我倒霉，属区级以下的地主子女，就在当地接受运动。我父母是清匪反霸后期被抓的，大约是1951年，关起来，天天审，天天挨斗。

我是独儿，我家是7代单传，现在祖坟上都刻着，多少有些神秘。唉，能指望谁呢？1949年，我刚刚18岁，就结婚，年轻啊，打心眼想在新社会干一番事业啊。然而人没法选择父母，我就这受株连的命，先从石鼓完小下放到10多公里以外的一所村小，才教了几天书，就叫控制起来，哪儿都不准去。

老威：你担心你父母吗？

和瑞尧：我自身难保。有一天，校长觉得我有逃跑嫌疑，就带人绑架，然后翻箱倒柜搜查，看是否“转移财产”。接着我就彻底失去自由，被押回石鼓关押——至此，我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资格达20多年。

老威：你被关了多久？

和瑞尧：半个多月。

老威：审讯吗？

和瑞尧：也不审讯。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关押的人太多了，民兵都是几班倒，一天到晚整得喊爹叫娘。我仅仅是地主子女，又参加过革命工作，能放出来，算网开一面了。

老威：你父母呢？

和瑞尧：关了几个月？半年？记不清了。

老威：整个石鼓有多少坏蛋被抓？

和瑞尧：五一二年是抓人的高峰，石鼓街上，整整的大院子好几处，每个院子至少拿3间房关人。保守估计，每间房关20余，那乡一级至少抓了100多。而乡下面大村四五个，小村10来个，也抓也关，打死了人也不填命。如此一算，就上1000专政对象了。

老威：有多少人死去？

和瑞尧：非法弄死的不清楚，通过乡一级公审公判被毙掉的，有好几十。我父母大概是1951年清明节前后，不超过10天，被双双镇压的。

老威：那天的情况你亲眼目睹了？

和瑞尧：没有，总之人山人海，枪声很大，快到天黑，民兵就通知我们领尸体。跟着就埋了。

老威：其它呢？

和瑞尧：就不用提了。

老威：你父母犯什么罪？

和瑞尧：总之，恶霸地主，血债累累。书里都这么写。

老威：怎样取证？

和瑞尧：就是上面的工作组来了，串联发动农民，开会诉苦。把这些苦一条条整理出来，拿到公审大会上去宣读，就上纲上线了。其实解放前夕，我家正频临破产，房子都叫别人当出去了，只是赖在里面没走。

老威：此话怎讲？

和瑞尧：某某县长要买我家房子，还没谈好，就预付了几千块钱。这钱被父亲花掉，一时还不出，人家就将我家房子转当抵押。打官司，对方官官相护，自然是我们输——嘿，眼看到“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改朝换代了。

老威：晚解放几年，你家恐怕也是贫农？

和瑞尧：难说。土改快开始，我们还叫撵到老岳父家住；土改结束，我们反而分得地主范义田家的房子，虽然只几平方米。这个范义田是沈从文的学生，曾当过石鼓完小校长，有两百多万字的文化、教育专著，在云南都有很大的名气。

老威：你家被抄过吗？

和瑞尧：抄过许多次，但也没啥可抄。

老威；财产和房子几乎光了，只凭收租一条就划地主？

和瑞尧：父母死时还没正式划阶级。

老威：他们是伪政府的官？

和瑞尧：不是。

老威：袍哥、乡霸？

和瑞尧：不是。

老威：本地名流？

和瑞尧：算。父亲他参加过倒袁革命，当过连长。两块金牌奖章都在土改中没收了。现在，我们老家的大门还保存在高民村敬老院里呢。

老威：哦，那他就是被大伙推举出来的革命刀下鬼。

和瑞尧：当时没有公、检、法这一套，明明是经济纠纷，也可上升为剥削压迫，几个贫雇农检举了你，就跑不脱，况且父亲他还不止得罪几个。那时每个村都有农民代表，就是最最苦大仇深的，同时是说话最最管用的。然后分乡、区、县、专几个等级，越往上，人数越少，在土改中权力越大。专区农民代表只有4个，与工作组一起四处巡查，要人死就不得活，厉害。

老威：那么……

和瑞尧：没有“那么”了，关于土改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老威：可以后呢？

和瑞尧：我们就一直住土改分得的房子，一直到1985年，我重返教育战线，还住着呢。

老威：几平方米住了30几年？添人口怎么办？

和瑞尧：我陆陆续续有5个子女，添1个增加一点点，添1个再增加一点点。

老威：不太明白。

和瑞尧：我自己会木匠，就不断靠着住房搭建玉米杆棚子，不断地修修补补。

老威：日子过得可怜哦。

和瑞尧：我不觉得。据说山西有个县，在文革期间，地富子女被喊去，一个个杀光了，石鼓远没到这个地步嘛。土改过了，乡里乡亲又继续交往，我们那个村，暗中对我挺关照。

老威：据张进谦老人讲，你与他一块劳改过？

和瑞尧：是，在大研农场。

老威；什么原因入狱？

和瑞尧：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能具体一点吗？

和瑞尧：就是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女知青？

和瑞尧：有人栽赃陷害。

老威：奸污？

和瑞尧：当时我在石鼓完小代课，她也在，加上我的背景是黑的，就被陷害了。1974年进去，1984年才出来，平了反，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

老威：知道谁陷害你吗？

和瑞尧：知道。这事牵涉现任地方领导，就放过吧。其实坐牢也是人生的磨练，因为文化算高，我在里面一直做教员，也没吃什么亏。

老威：张进谦呢？

和瑞尧：性格问题，文化问题，他的确吃了大亏。如果他懂得孟子的那段话就好了。

老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和瑞尧：不错。

老威：那老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了。

和瑞尧：不敢当。但我30年多如一日研读孔子，著书立说200余万言，还是想给子孙后代留些东西。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前 奏

2006年9月17日上午，久雨初晴，我背着沉重的行装穿过大半个丽江古城，来到破破烂烂的客运站。根据路人指点，我从售票厅退却，在周边地段寻觅去剑川县的小面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以100元人民币的价格包得一辆。

接下来，我记不太清了，笔记潦草而简单，也查不出所以然。两三年了，数次在丽江进进出出，感觉已麻木。这是否有点“错把他乡当故乡”？王力雄曾说，若照居住时间的长短来界定故乡，他起码有7个以上的故乡，而出生地就勉强算着“第一故乡”。我呢？出生地在四川省盐亭县境内的海门寺，我母亲在寺旁教过乡村小学。我是在成人之后，偶然听父亲提到那“第一故乡”的，我没寻过根，所以觉得有种诗意的虚幻，如大美女金斯基主演的《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不可能有巴黎，但人家就是要东游西荡地追寻，因为那是自己的出生地，是被热恋中的父母所命名的“第一故乡”。

而现实中，我的“第一故乡”是癌症的高发区，有全国著名的肿瘤试点医院，我父亲后来就死于肺癌。我没有哥哥大毛衣锦还乡的热情，我本能地回避，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除了埋在老家的爷爷、父亲及姐姐的尸骨，那儿就是一场缠绕至今的屈辱的噩梦。接下来是成都，接下来是涪陵（包括坐牢之地重庆和大竹），接下来又是成都。如此推算，丽江就是我的“第四故乡”了。

虽然已过大半年，我还是记得小面包11点出发，依旧那条去石鼓的老路。翻了山，可过没过石鼓？有些恍惚了。抵剑川县城已下午两点半，匆匆找家旅馆，放下行李，就出门寻觅。这实在是一个没啥可提的地方，两三条笔直的灰蒙蒙的大街，周围拥挤着潦草搭建的楼房，地方特色为满街的乳扇招牌，这是一种奶制品，云南18怪之一——牛奶搞成片片卖。

人力车拉着我经过城中心，一座花坛内，耸立了全城唯一的艺术雕塑，腾双蹄的马背上，骑着腾双手的人，举起一把龙头琴，似乎在向天弹奏。可惜上下左右密布嗡嗡响的高压线，犹如蜘蛛网，将此不伦不类的风景也煞得七零八落。我想，即使有采访对象，来一次也足矣，虽然早就风闻城郊有南昭国时期的石钟山石窟。

然后进入弯弯曲曲的背巷，满目令人作呕的垃圾，路如癞狗皮一般，在车轮的碾压下摊开、卷曲、流脓。我捂着口鼻，渴望下一段路能呼吸稍微新鲜点的空气，不料车却在一座小石桥前嘎然而止。车夫擦把汗，指点斜对面说：过桥，沿着这条古河道一直走，就是环城北路，门牌号你就自己问吧。

这座叫“永安桥”的建筑的确显得老旧，于是我掏出相机，咔嚓一张；冲着桥下再咔嚓一张，胃口就翻江倒海，如牛一般呣姆反刍。那是怎样浓稠、怎样静止、怎样散发着呛人臭味的“河水”啊！如果是露天大粪池，虽臭，倒还纯粹，偏偏这是大粪与生活垃圾的混淆，与发酸的豆腐脑的混淆，还掺入了摧人泪下的农药！我顺“古河道”一阵快走，尽量调整呼吸，我不能憋，不能跑，因为路还长。天哪，这就是曾经环绕整个城镇，供人类繁衍生息的河道吗？

又钻了几条短巷，打听了几个路人，终于找准了34号。这是一幢自建的3层楼房，嵌在其它自建楼房中间，共临一条千古臭河，谈不上有任何特色。

我扯开破锣嗓子叫门，露面的是郭正洪老人的女婿，也算个头发花白的糟老头了。他将我请上台阶，问明来历后，就让稍候。等了大约一刻钟，大铁门开了，81岁的郭正洪竟骑着三轮车进院子，还拖了满满一车蜂窝煤！未及喘息，他又一摞摞搬运入屋，方才洗手，冲我点头寒暄。

我终于握住了那双劳动人民的黑手，浸入掌纹的煤渍似乎永远洗刷不掉了。主客互相谦让着在阶沿上落座，我抬出张进谦、和瑞尧作为采访的招牌，还顺带问道：你与他们都是石鼓地方人，怎么没落叶归根呢？老人答：我命里没根，所以女儿嫁到剑川，就挂靠过来了。

是啊，对于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此地可算与“第一故乡”对称的“最后故乡”？

正 文

老威：你的电话号码是张进谦老人给的，他对你念念不忘呢。

郭正洪：哼哼。

老威：怎么啦？

郭正洪：他肯定提起如何与我分吃生腊肉的故事，将我丑化了一番。你想想，那年头饿死鬼一片接一片，连粗粮都不好找，到哪儿去弄肉？况且他张进谦就是孙猴子，能折腾上天，也不过是个劳改犯，更不可能从彝胞手中弄肉。

老威：他描述得活灵活现，不亲历咋个能编得出来？

郭正洪：见他的鬼！退一万步，就算他神通广大，弄到了9两腊肉，依他张大炮饿了连屎都吃的个性，会把比钻石还稀罕的肉分给别人？那不成雷锋了？既然是雷锋，共产党又何必关你劳改你，搞个神龛将你供起嘛。哼，都是劳改犯，谁也不欠谁，可他张大炮偏偏到处乱吹，我分吃了他的肉，如果不是他的肉润了我的肠，我就熬不出头……气死人了！有一回，我两个吵着吵着，差点在丽江街头打起来。他说：姓郭的，狗吃屎还晓得舔老子的屁股，你连狗都不如。小同志你评评理，这叫有文化？这叫老革命？骗子啰。

老威：都80出头的人了，还记啥子仇嘛。

郭正洪：活人记，死人就不记，憋着，看那个死在那个前头。

老威：那我们不提张进谦了，从现在起，将他一笔勾销。就算我为了你，专程到剑川来。

郭正洪：不敢当啰。

老威：土改期间你多大？

郭正洪：我1925年生，土改时已20好几了。我们兄弟姐妹7人，加父母，全家共9人，在石鼓街上还算有名。我家有10间铺面出租，包括两个院子，所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划成了地主。

老威：你家有多少土地？

郭正洪：你指自家耕地？没有。祖祖辈辈都没有。田地属于喇嘛寺，在丽江地区有5大寺，周围的农民世世代代都从寺僧手中租地种，然后向他们交租子。当然，直接用新粮交租也可以。拉市坝的指云寺你可晓得？当年我们就是给指云寺交租。

老威：指云寺的名气太大了，仲巴活佛经常光顾嘛。去年中共政府指定的转世班禅由仲巴活佛护驾，也来到指云寺。当日惨雾愁云，辟哩啪啦下了好大一阵冰雹，我住的院子里一片白，樱桃树叶子全打没了。

郭正洪：我家从指云寺租赁了六、七亩，另外还在我姐夫（也划为地主）手里佃了几亩，所以总共有十一、二亩自耕地。

老威：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你家也够不上地主啊。

郭正洪：但农忙和收割时，我家请过长、短帮工，这又是划地主和富农的一条杠杠。

老威：如此推测，石鼓的剥削阶级不算少。

郭正洪：不止20多户吧，几乎都是世代的石鼓人，辛辛苦苦积累了一点家底的。而贫雇农都是没住两年的外来户，人人都在寻觅发财机会，一土改，果然就鸡犬升天了。其实呢，大家都是苦命，地富分子也就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说法，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不是换汤不换药，就要闹翻身。我琢磨着，这翻身嘛，跟翻地差不多，原先压在下面的不太见光的土，一锄一锄翻上来，见光过多的土，一锄一锄翻下去，要长庄稼，就得年复一年折腾啰。可妇女闹翻身是咋回事？几千年受压迫？不就是几千年受压迫吗？难道还要翻到男人身上去？

老威：老人家很幽默。

郭正洪：要活下去就得想开些。1947年，国民党的壮丁抽到我……

老威：你家是地主，不可以出钱雇人顶替吗？

郭正洪：兵役制度比较严格，不像电影《抓壮丁》里演的。当时我大哥在昆明读大学，弟弟们还不到岁数，只有我正好。当然，也可以“骡马代役”，那就要拿票子去堆，看你家出得起多少匹骡马钱。我结婚不久，虽然不愿与老婆分开，可也没办法，只能向老岳父岳母赔个不是，主动去兵役科报名，随后就拉到丽江团管区。石鼓籍有3人，一个是我的侄儿，另一个由于出身贫农，后来叫解放军留下，分往铁道部队，一直干到营长。

气都没歇，一大堆新兵蛋子就开拔，丽江到昆明有18天路程，我们走了20天。跟着挤闷罐火车，拉拢贵州沾谊下站，又急行军到盘县（现在叫六盘水），修整一下，再步行至贵阳，暂时驻扎在十几里外的郊区。

老威：地名叫什么？

郭正洪：亲镇县中正堂。那时的交通没如今方便，人都折腾散架了。加之天气阴冷，伙食极差，我的侄儿终于患了重病。再次开拔，我们就找架马车拖着他上路，才走几里就不行了，门牙漏出来，鼻子也冰冰的，我们就将他翻到路边，草草埋了几把土。唉，云南人啊，真不适合远离家乡。

老威：有点逃荒的凄惨劲。

郭正洪：仗没打，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后来又在四川境内打转，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呆过，璧山县也呆过，随后又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抵达万县，在那儿，我们丽江团管区10个排，1000多号新兵才编入蒋介石嫡系的新7旅，旅长田鄂荣。我进了通讯连，因为有点文化，受到排长的赏识，被提为生活委员。

马上要去湖北打内仗了，所以新7旅驻扎万县，加紧练兵，我却打起了逃跑的主意。我身上有钱，家里带出的现金兑换成一根两钱重的金条子，突击搜查了十几次，连卵蛋、裤腰带、鞋底都翻了，都没暴露……

老威：你的本领通天啊。

郭正洪：不通天，将丽江出的松香肥皂掰开，插入金条子，再合拢就行了。另外，我赌技高明，在军中还赢了不少，做回乡的盘缠绰绰有余。因此1948年的春节刚过完，我就溜了。

老威：这么容易？

郭正洪：我当生活委员，有许多机会去码头瞎混，与做买卖的、撑船的、喝茶的、说评书的都打成一片了。我还买了地图偷偷研究，有了十足的底，才与五、六个人约好，一起开小差。当晚就雇船到了望家坡（音译），第二天抵达一个大码头，将多余的军需品典当了，又日以继夜地逃。终于进入重庆江北，却正撞上四川团管区在训练新兵！来不及躲闪，就闻打雷一声吼：站倒！哪里的？我们只得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衣服上有番号嘛！没长眼睛啰？人家又问：啥子地方来？我们答：前线。不料兵营里一下子出来十几个端枪的，将我们逼进去，转眼就扣押了两三天。

直到连长回来挑明：你们就再留一段，等上峰视察过了再走。原来这家伙吃了兵员空缺，想暂时拿我们抵名额！罢罢，又熬几天，陪他过了关。

屁滚尿流地放出来，赶大半天路，谁料刚拢白石驿机场，又叫79师给逮了。他们声称“专门收容散兵游勇，为国所用”，没办法，我们又耽搁下来。

老威：让你们干什么？

郭正洪：站岗、放哨、出操、下苦力，日他妈，人都折腾成皮包骨头了……

老威：还好，没被就地正法。

郭正洪：为啥？

老威：你们是逃兵嘛。

郭正洪：兵荒马乱，遍地都是逃兵，都正法了，就没人去打仗了。

老威：难怪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

郭正洪：本指望一完事就开路还乡，可突然之间，来了一道紧急命令，79师全体开拔！除了随身穿的，啥子都不准带！

老威：你的金条子呢？

郭正洪：当逃兵的第一站就上金铺兑换了，老板是个云南人，童叟无欺，足足给了我几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多吧。我脑袋都大了，以为回家做个买卖不成问题。没想到这一开拔，等于遭了抢劫！那晚黑，兵营里轰隆轰隆进来几十辆美式大卡车，车灯、探照灯齐刷刷地亮着，连排长守在房门口，点一个出一个，出一个搜一个，然后直接上车。等总体点完数，再每人发给11个龙头大洋。

老威：也算对你的一点补偿吧。

郭正洪：妈的屄哟！天生的穷命，有金子也留不住。这黑灯瞎火出去，一家伙就抵拢陕西汉中！军中盛传要上陕北前线打共军，愿不愿意都得豁出去了。可才过两天，真跟演戏一样，又变了，我们转到安康县，被编入警备师，不属于前线部队了。

老威：你的运气不算太差。

郭正洪：干了几个月，我就成老兵了，还升任上士班长。前线抓得土八路，也由我们看管。整天昏昏噩噩过日子，熬不下去了，又开溜。餐风露宿近1个月，终于回到云南昭通，裹一身美式黄狗皮混火车，也没人敢来查票收钱。

老威：已经穷极潦倒？

郭正洪：按说我不缺钱，缺钱就不会二次开小差。但遭了同路的连部传令兵的算计。我两个逃到重庆璧山县城，正逢赶场，人头攒动。我去买包烟，才一眨眼功夫，这个杂种就和行李一道消失了！

老威：早有预谋哦。

郭正洪：掐指一算，离家到现在快一年了，身上曾捆了大把钱财，被老天牵着鼻子，转了若干个地方，到头来却分文不名地流落异乡！真跟评书里讲的差不多。

老威：可你还是混过来了。

郭正洪：在昆明见着我大哥，喊了一声，就饿昏过去。幸好穿了身黄狗皮，面子绷起，能骗吃骗喝，否则沦为乞丐，连祖宗的脸都丢尽。

大哥刚从云南大学法律系毕业，分到法院做书记官。恰逢1948年的中秋，我们就一起过节赏月，感慨苍海桑田，捉摸不透。可没料到，这是我们弟兄俩最后的闲情逸致。

老威：最后的闲情逸致？

郭正洪：对。因为我回到石鼓，合家团聚不久，就解放了。脚跟脚就闹土改，我家划为地主。父母都被关押批斗，又吊又打，惨得很啰。

老威：这是土改的哪一阶段？

郭正洪：1951年，清匪反霸过了，减租退押当中。当时粮食大涨价，政府命令我家交公粮，一年9000多斤的定额，给不起，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去变卖抵押，值钱的，不值钱的。先是首饰、细软，后是桌子、板凳、床。柜子上的铜扣忍痛撬下来交了，过一阵，实在没法，才交整个柜子。唉，门槛都交了，农民协会还不罢休，将我母亲连斗三天三夜，跪倒压杠子，昏过去也打，醒来也打，就是不准合眼。

老威：当时你母亲多大？

郭正洪：59岁。

老威：算老人了。

郭正洪：管你老不老，挤干为止。本来按政策，我家是自耕土地，每年要向指云寺交租，顶破天也就划个富农。可工作组是外来的，不了解情况，一切就任由贫雇农主席团宰割了。地主帽子乱套，你不承认就暴打，还问你：为啥不老实？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嘛。我父亲一直关了大半年，等到地主帽子戴实了，才放出来。

老威：划阶级有硬杠啊。

郭正洪：不错，对富农实行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所以多划地主对大家来说，意味着多分财产。穷人咋能不积极？斗垮你，你的就变为我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过左，啥子叫过左？就是够不着地主，可以通过斗争，搞成地主。当时我有个堂妹在区委工作，曾摸黑回家找到我：二哥哟，人家说啥都认账啰，运动中过左，哪怕弄死人，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老威：你没挨斗吧？

郭正洪：没有，上头有父母顶缸嘛。土改时，我已输成穷光蛋，家徒四壁了，但作为地主子女，仍要背整个大家庭的黑锅。

老威：听说你曾被劳改？

郭正洪：那是1957年反右期间了。

老威：农村也反右吗？

郭正洪：城里反右，农村组织学《人民日报》，没右派？就把四类分子弄来斗争，算解放前的旧帐。我和张进谦就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

老威：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张进谦提过的那个胆小鬼老表。你经不住恐吓，把啥子陈谷子烂芝麻都坦白了，可政府却没有从宽……

郭正洪：这老狗还说了我些啥？

老威：他还说你一直都在抖，抖，尿都抖裤裆里了。

郭正洪：哼，他狗胆包天，他抵赖到头，差点叫打死逑了，刑也没见比我少判。

老威：听说他扇了法官一耳光？

郭正洪：可转过来就多挨了几百拳头。

老威：他的罪名呢？

郭正洪：除了参加国民党和“放水淹秧田”，还有他老子张永生纵子行凶，唆使张进谦本人殴打贫农李继魁致残。

老威：张进谦了不得哦。

郭正洪：那是十几年前，张进谦十几岁的时候，他家里的花牯牛跑丢了，他就在山沟钻来钻去地寻，急得满头大汗。正巧碰上李继魁坐在路边石头上耍，他就拉住问牛的下落，不料李继魁根本不买账，还开玩笑：这阵你找牛，隔会儿牛找你。张进谦气惨了，就飞起踢他一脚。

老威：姓李的滚下沟了？

郭正洪：没有。他从小就是个瘸子。

老威：哪“致残”罪名咋个贴得上？

郭正洪：有人揭发，就贴得上。嘿嘿，张进谦这辈子，吃亏就在脾气坏，强出头，死不认输。

老威：你呢？

郭正洪：我？罪名比他还吓人：充壮丁，帮国民党打共产党算一条；倒卖枪支弹药和鸦片烟算一条；通匪算一条。

老威：如此罪大恶极，该枪毙了。

郭正洪：瞎鸡巴编嘛，不承认就吊起打。我说当壮丁连枪都没放过，逃回来几乎就变乞丐了，谁相信？枪支没贩过，匪没通过，鸦片烟嘛，从丽江到中甸，是人都贩过的，因为解放前，这方水土盛产这东西，差不多当作货币在流通。可是张进谦稀巴烂的狗头榜样在眼前，我的身子骨远没他结实，统统不认账，肯定叫乱棍打死。哎哟，熬不过就认嘛，公审会一开，丽江县法院判的，他抗拒从严，8年；我坦白从宽，7年。

老威：没多大区别啊。

郭正洪：皮肉少吃苦啰。我跟张进谦一起长大，一起当地主子女，一起判刑，一起劳改。日他妈的土改！我在国民党手头，受够了窝囊气，到了共产党手头，反而是剥削阶级！活到80几，尽在受剥削，现在都撑起一把老骨头下苦力。我日他妈的土改！

老威：你俩的命运差不多，可你们的身板都硬朗。

郭正洪：张进谦嘛，有时蠢到家，有时又精到头。我们一道蹲看守所，下劳改队，在米厘铜厂，狗日的经常装病，逃避下井；到了长水铜厂，又搞成反改造尖子，人人都不相信他活得出来。嘿嘿，他硬是有9条命呢，现在还摇身一变，享受离休待遇了。

老威：你似乎还不太服气。

郭正洪：我和他都当过国民党的兵，可他太能折腾，一出来就东跑西颠地告状，居然撞进边纵副司令朱家壁家里去喊冤，去要待遇。脸皮太厚了。

老威：不能这么说人哦。

郭正洪：总之，张进谦是出了名的“八张嘴”，从石鼓到劳改队，没有人能辩过他。所以朱家壁一听他是边纵7支队的兵，就同病相怜，亲自出头帮他恢复党籍，落实组织关系。因为边纵被打成“土匪武装”，大伙死的死、亡的亡，朱家壁虽为中将，也含冤几十年，直到80年代平反，已经风烛残年了。这张进谦捡了个大便宜，第一个就跑我家来报喜。本是一个槽里拱食的猪，转眼间他的级别也高了，水平也高了，硬是飞黄腾达，忘了自己爹妈是谁，也忘了眼前站着知根知底的老郭。还边喝酒边给我唾沫横飞地乱吹，说啥子我的平反也包在他身上！给地富分子摘帽是中央的政策嘛，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央的政策嘛，毛泽东死了，邓小平出山嘛，跟你小小张进谦有鸡巴关系？你能左右国家的大形势？

老威：你没必要较真嘛。

郭正洪：穷途潦倒就来找我，还说我沾他的光。这一次，我没对他客气，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说：姓张的，我以前咋从来没听说你是地下党？他愣了一下，我又说：你因为作风问题，从维西电台被部队资遣回家，啥子都抹光了嘛。他气疯了：与自己的娃娃亲婆娘约了几次会，就是作风问题？还不是因为他妈的地主家庭牵连！政治迫害！懂不懂？

老威：你们翻脸了？

郭正洪：没有他张进谦，我也平了反，不实之词全推倒。

老威：依你的性格，劳改不会吃啥子亏。

郭正洪：1964年我就刑满，遭强迫留场就业。

老威：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有啥子区别？

郭正洪：一个叫犯人一个叫职工。到了文革，又没区别了，统称“反动派”。挖煤、修铁路、搞建筑，我换的单位不比张进谦少，直到1985年，才算正式退休。

老威：平反补发了多少钱？

郭正洪：没有一文钱。

记忆随风而逝

好几个月了，我住在苍山的脚背上，眼前是拔地而起的古塔。塔尖刺入的天，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云密布，犹如人的记忆——裂缝般的长廊，从天边外，从浑沌的幼年哇刺延伸过来——继续延伸，雨季就到了，苍山和洱海之间的云团变脸更快，五、六分钟的晴，七、八分钟的阴，风雨交替，来得比扇耳光还猛。每当此时，数不尽的面孔，活人或死人、陌生或熟悉、过去或现在的面孔，就从窗外不期而至，比耳光还薄，比耳光晃动得厉害，逼迫我赶紧低头。

再次抬眼，窗口已万籁俱寂，墨色深重。回到文字里，竟不晓得何去何从。叹息几声，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也这么声声叹息，躺倒在类似我身后的一张床上，半梦半醒地涂鸦，遂成意识流的世界名著。自20余岁，我就发誓要啃完它，以领略人类记忆涡流的奥秘，可如今20余年又过去了，我不仅没啃完它，且连啃的心劲也流逝了。

再过20余年，我就差不多接近自己曾采访过的那些土改老人的晚境，创作记忆之书的36岁的普鲁斯特却还留在原地，犹如灰尘密集的古代天空——谁统计过，在几十亿人类中，坚持啃完这个短命鬼的可有100人？

凤阳邑是个百年古镇，位于大理古城和下关新城之间的公路边，却极少有外来者光顾。凤阳邑头顶数十米，有座破落的千年小庙，叫法真寺。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一次次去那儿晃荡，与唯一的和尚混成熟脸。后来和尚去他乡云游，接手庙里日常事务的，竟是一个22岁的美貌尼姑！经常有一帮男女居士环绕左右，不作什么功课，却其乐融融，状若神仙之游。

我也邀约友人，庙前庙后，凑了不少热闹。一日在下山途中，巧遇赶牛老者，顺嘴东拉西扯，就套出其名为“金德尧”，73岁，土改那年18岁，家庭成分贫农，曾参加民兵，还奉工作组之命看管过地主，“诉苦，开大会，拿枪托子逼他们交出财产”。

我大喜过望，欲顺势做个访谈，无奈坡路短暂，转眼就拢凤阳邑村口。天已擦黑，分手在即，幸而老者遥指暮色苍茫下的石板小径说：改天你来吧，一问我名字，全村都晓得。

2006年12月11日上午10点，我与刚拍完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像老骥一道，依约重返凤阳邑。经了解，才晓得这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著名村落，由于马帮往来稠密，曾经十分繁荣——可如今却落得十室九空，原因不是瘟疫，而是长期滥砍滥伐所造成的山体滑坡步步逼近，已经在两三年前酿就屋毁人亡的惨剧。

从村头至村尾，有近千米经马蹄和人脚反复打磨了百年的石板路，锃亮如铜镜。两旁门庭倾颓，荒藤绕墙，我们像强盗一样肆意进退，双臂搂不住的石柱、石梁，以及由云南高原特有的粗砺红土嵌砌的墙面随处耸立，如伤痕累累的顽固斗士，支撑着崩塌或即将崩塌的青色瓦顶，还有笼罩着一片片瓦顶的庞大山丘。老骥屏住呼吸，持摄像机在半人高的败草中游弋，却被隐蔽的砖头绊了一下，屁股嘭的着地，虚惊出一头冷汗。为了给先入为主的蛇和其它爬虫打个招呼，我偶尔掏出美国带回来的山地口琴，呜呜吹几声，引起有一沓没一沓的鸟儿回应。

谁也没料到，如此风景还有人烟！一个身着绿军装的疯子从塌了一半的屋檐下露头，啪地行个军礼，然后向我们查验证件。我们笑了，果真摸出《身份证》。疯子呲出大黄牙，不知算不算笑，却将十几个证件在阶沿上一字排开，计有《身份证》、《士兵证》、《复员证明》、《外出打工证明》、《劳改释放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暂住证》、《病历证明》、《拘留证明》等等，老骥依次拍摄了。我心生慈悲，摸出100元人民币递去，岂知疯子不爱财，竟一把打落尘埃，直令我等俗众无地自容。

躬身退却，记起昨日与赶牛老者的约会，我们就奔村子中段人烟密集处而去。的确，每个人都晓得“老民兵金徳尧”，可又指不出具体的出处。磨磨蹭蹭抵达“老年活动中心”，迈入门槛，屋里却是一窝青壮年，正闹闹嚷嚷围住一张八仙桌打扑克，又是四川人发明的“斗地主”。我不禁高声问：你们晓得啥子叫斗地主？没人回答；我又问：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呢？也就是划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中农？还是没人回答。

不过还是安静了片刻，我瞅见有人在挠头皮，似乎在思索；有人悄声嘀咕：陈谷子烂芝麻，哪个记得住哦。

接着我了解到，这些青壮年目前都住在新城下关附近，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相约回凤阳邑探亲，因为还有一部分长辈舍不得离开这百年故土，晚辈们隔一阵就返乡聚一下。当然，也有没钱建新房的家庭，就只能提心吊胆地暂居危邦了。

格外古朴的阳光从外面探进来，我们跨出门槛透气，却正巧与阶下闲逛的金徳尧老人碰个正着。我急忙迎上前，连声寒暄，不料对方反应平淡，急得我拼出娼妓迎客般的强笑，重拾两三次昨日话题，均被置之高阁。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厚起脸皮要跟定去“登门拜访”，可人家仍旧笑模笑样地不接招。

幸好我穿过老民兵的肩头，认准了更老的一群——他们都蜷缩在一小块空地里晒太阳。空地中央有一颗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周围是枯草凄凄的老房顶，从相机镜框里看，那一颗颗凝固不动的陈年脑袋似乎就挂在屋檐下，犹如枯涩的果实。我拍了几张照片，来了点感觉，就放过老民兵，冲着最老那颗果实而去。

这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长眉罗汉，连头带脚，活脱脱一根千年人参。果然，他叫戴作，公元1921年生，属鸡，大理中学毕业，为凤阳邑村年岁最大文化最高之尊者。由于耳背，我对他的初步提问近乎声声呐喊：

晓得土改吗？晓得嘛。你家啥子成分？上中农。就是富裕中农，接近富农了。没上线啰。参加过斗地主吗？贫农、雇农、下中农才有资格，我没资格。大会总参加过嘛。啥子大会？清匪反霸的大会，减租退押的大会，多了。在七里桥乡开会，凤阳邑归七里桥管。清匪反霸枪毙了几个，乡长、团长，副团长、保长……可以详细一点吗？你说啥子？可不可以详细点？详细？晓不得。凤阳邑村4个社，就没有叫“详细”的人。我是说……我听得懂你的四川话，云南、四川、贵州的口音差不多啰。凤阳邑有几户地主？一个社两三户，加起来有十几户吧。斗争他们吗？打他们吗？毛主席的政策，斗垮他们的威风嘛，反压迫，反剥削，劳苦大众翻身做主嘛。你觉得毛主席的政策如何？对的，永远是对的。邓小平的政策呢？对的，永远是对的。毛的政策和邓的政策打架呢？嘿嘿，永远是对的。现在这儿还有地主吗？1979年就揭帽了，哪还有地主。我是说住在本地的。都死了，没死的也搬走了。他们的儿女还在不在？晓不得。老人家指个道，我去找找看。晓不得。晓不得？晓不得。你是不愿意说吧。老糊涂啰。糊涂好哦，糊涂可以长命百岁。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风调雨顺，儿孙满堂，我85岁还不哮不喘不咳，日子好过。

可以当选村中红色秀才了——我嘀咕一句，接着转向左边的老人：

你是哪年出生？1942年。哦，土改那年你才8岁，有记忆吗？一点点。你的名字？杨写。是吗？这位老人家叫戴作，你叫杨写，凑拢来就是“写作”，真有学问啊。都是私塾先生取的。那你在旧社会读过书？启过蒙的。《四书》《五经》学过的。你家不算穷吧？我半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爷爷、父亲、姐姐和我，耕种7亩多地，挺辛苦的。后来经常忙不赢，误农时，庄稼收成不稳定，就出租部分给别人。于是到了土改划成分，我家就是“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上中农。你参加过斗地主吗？我太小了。不过也晓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党和政府依靠的都是贫下中农，管制四类分子。怎样管制？打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向贫下中农投降。这跟母亲打孩子一样嘛，说到底还是爱护嘛。地主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毛主席在九泉之下听了可不依哦。哪我不说了。当时太小了，记不得。

日头当空了，好几个老人抬头望望，低头溜溜，作出撤退的样子。我见状有些着急，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兜着圈儿搭话。斜对面那个老头也像千年人参，瞅上去与戴作一般大，一般有内容。于是我抖擞精神趋前，嗓门逐渐加大，终于类似轰炸机；可对方如特殊材料造就的桥头堡，永远巍然不动，甚至连眼皮都不抬——原来是个聋子。我只好举起相机，以树杈和蓝天为背景，记录一下他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紧接着的受访者叫杨彪，近80岁，不是聋子，可比聋子还不如。成分？下中农；土改？忘记了；斗地主？忘记了；分田地？忘记了。可是你说话还好？说话还好，就是说了就忘了。

说了就忘了？我颇为不满地高声反问，不料周围全都点头称是。无奈之下，我试图抓住最后的稻草——他叫杨吉，74岁，贫农，当过民兵。我问土改，他干脆答当时不在家，没参加土改。我愕然：怎么可能？他也愕然：怎么不可能？我在下关街上打铁，连凤阳邑的会也没来。

我呆如木鸡，陷入木鸡阵中。老骥早已收妥摄像机，拉了我几次衣角，方惊醒一般还魂。

我们如败兵，沿锃亮的石板路走向村尾，残垣断壁接踵而至，阳光如密不透风的红樱矛头扎在上面，浸出了斑斑血渍。爬虫般的攀墙葛藤被大块大块的红色所笼罩，竟燃烧起来。

万籁俱寂的燃烧。幻象的燃烧。我分明瞅见普鲁斯特及其《追忆似水年华》均在虚无的火苗中灰飞烟灭。人心的坟场啊，难怪山体要滑坡。

在2006年底的中国，一个村庄的落后记忆就这么随风而逝。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前 奏

2007年1月5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罢，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8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7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

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2007年1月7日上午9点40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10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蟊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颠簸了7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嘣嘣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出租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抵头如两个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4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6个大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锈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对象——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叙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孙医生的讲述：

98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爹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霉透顶，至于如何倒霉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号。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53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 文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年的一天， 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8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8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1933年生，我1931年生，我12岁就跟他订婚，16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20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它生意，波折不大。

转眼到1948年，四处都闹共产党。当时在易武最有影响的人物叫王少和，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自石屏宝秀迁到易武，后家道中落。王少和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经历也相似：打小没念书，去制茶、跑马帮、贩烟土，懂多种方言，做越境生意。不过人家更会走上层路线，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被推举为“镇越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稍后又当区长和土司代办，最后出任县参议会参议长兼国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尘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个王少和哟！该人家心高气傲，连云南省主席委派的县长也不放在眼里。拿现在的话说，就叫“地方对抗中央”。所有政务及诉讼，都得经过姓王的，才行得通。县长气疯了，出动保安团，以“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镣铐加身，打入死牢。却不料王少和神通广大，居然在狱中与社会各界频繁往来，聚集武装，策划了一场推翻县政权的暴动，将县长和法官都砍了头。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动武装不得不改换门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整编。成立了党领导的反蒋的“人民自卫军”，与国民党打游击，代价惨重，连自己的家眷三代6口也遭杀害了。一直到1949年9月，王少和任总队长、李衣人任副队长的“江越支队”才被正式并入“边纵”9支队；10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终成正果，任镇越县首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老威：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关系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经济委员啊。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王少和刚率团去昆明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代表大会不久，正风光呢，不料转眼就被抓了。严刑拷打跟着上，要逼他交代“历史反革命”和“组织土匪武装”问题。

老威：我曾听说整个边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都被定性为“土匪武装”，直到1984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进普洱监狱才3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终年50岁。他的部下，还有地方上与他有牵连的，好几百，全被当作土匪镇压掉。人变鬼，当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这儿，简单几句话，就值一条人命啰。

老威：请说说你祖父的具体遭遇。

胡俊忠：1948年的劫狱暴动成功后，王少和亲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伙。当时的“江越支队”有400多人，军需是个大问题，我祖父当经济委员，说白了，就是负责筹枪、筹粮、筹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华侨证》，还掌握了一个马帮，经常出入法国人控制的老挝和英国人控制的缅甸，贩卖烟土、枪支，轻而易举就能逃过检查。

老威：跟现在的跨国毒枭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样啰，如今为了干经济，过去为了干革命，个人不会私吞一分钱。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马功劳。直到1949年9月，经过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队并入“边纵镇江整训总队”，四、五百人缩编为120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随大流从江城回到易武。

接着云南全境解放，上面派来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组织学习，大家都还摸不着头脑。有略知共产党政策的亲戚，曾偷偷劝我祖父一起弃家逃命，可当时拉家带口，哪能说走就走。况且老人家有些底气，心想：撇开革命功劳不提，我在本地也算声望较高的开明士绅嘛，大不了再贡献点财产出来。

嘿，这一念之差，脑袋就飞了。1951年镇反运动，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队”所有在岗和遣散的人员，都琅铛入狱。

老威：为什么？

胡俊忠：刚成立的镇越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并报上级核准，认定以王少和、李衣人为首的江越支队是土匪恶霸武装，正积极筹备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老威：可有证据？

胡俊忠：镇压反革命是有任务和指标的，无处下手？哪先秘密逮捕两个江越支队的成员再说。跟着突击审讯，大刑伺候。两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滚越大了。啥子“总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啥子“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啥子“纲领和组织系统”，啥子“枪支弹药从哪儿取”，等等，编得活灵活现，其实屁事没有。

老威：几十年后又来平反昭雪啰。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老威：“土匪武装”全军覆没？

胡俊忠：凡是有点家底、有点积蓄、有点声望的，都难逃法网，人财两空，亲属还要受几十年的株连；只有穷得就剩一杆枪的，才作为“受蒙蔽群众”教育释放。还是要讲究“阶级原则”啰。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狱暴动起家，最终却死于反革命暴动罪，算一种因果轮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寿终，人还没活明白。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插 记

天擦黑了，最后的晚云如一只断手，拖着斑斑血迹，终于隐没在倾废的岗楼上空。水一般的凉风漫上台阶，我们随即退至室内。孙医生将好几瓶国外的药放在桌上，又低声唤胡俊忠过去，一一叮嘱。而我这厢，肖秀云大妈刚刚提起忆旧的兴致。由于音调低缓，状如喃喃自语，我只好欺上前，将录音机凑拢她的嘴角。而哲学家一般的大爹凝视着门外的夜色，不知在想什么，难道一个失忆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吗？

灯光昏暗，六、七平米的狭窄空间堆着六、七个人，连身子都转不开。可此刻的氛围却显得鬼魅，似乎还有些我们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在往里面涌。远远有幽幽之音传来，又像歌声，又像脚夫的吆喝声，刹那将我带回童年的乡间，老地主爷爷，不太老的爸爸，与我脸贴脸，如两三堵凑在一块的墙——然而他们是那么远，比我感觉到的幽幽之音更远。

有记忆的大妈继续说着，没记忆的大爹想说，却说不出，他们在一起共了几十年患难，为什么呢？

正 文

肖秀云：自16岁嫁到胡家，就没过啥好日子。公公是赶马经商的，没种过地，也没地可种，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家具也比较简陋。稍后有点积蓄，才在易武老街开了个铺面。边疆地区啰，大多数与我们家类似，不特别穷，也不特别富。

老威：我查过西双版纳的整块地图，发现镇越县，也就是如今的勐腊县，与老挝的边界线长达600多公里，而且杂居着傣、汉、彝、哈尼、瑶等多种民族，尽管习俗习惯南辕北辙，可共同点是生存不依赖田地，而依赖越境边贸。真不晓得汉族人发明的土地改革在这儿怎么搞？

肖秀云：上面派的工作组一直都在啰，可是划阶级成分已经1956年的事。

老威：这么晚？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呢？

肖秀云：1951年镇反，随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没咋个搞，好像政策还是学习过。少有人种地嘛，连村长、保长都住茅草房嘛。我们家是小商人，相当于中农。

老威：易武是县政府所在地，地主、富农多不多？

肖秀云：旧政权手头当过官的，有势力的，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做得起慈善事业的，枪毙剩下了，不管有没有土地，都摊派个地主给你当。你还敢不要啰？易武老街的汉族大姓，王、黄、刘，就划了十几家地主。对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先还客气，在政府里安插个职位，可某一天毛主席的指示下达，该翻脸就翻脸，打下去，照划剥削阶级。哎哟，跟我们家也没啥区别嘛！土改之前，他们的房子、牲畜、财产被没收，我们的财产、牲畜、房子也被抢得光光，每次开斗争会也挤在一块。好像反革命家属中，划贫农的也有，你说这个王少和死鬼，牵扯了多少人？

老威：你见过王少和吗？

肖秀云：一条街上的人，与我们家来往多。1948年暴动，杀国民党县官，街坊邻居都去了嘛。脚跟脚，共产党政工队就来了，与王少和他们打得火热，大张旗鼓，同国军干了好多仗。江城县的李衣人又带齐人马，上门搞联合，成立跨县的“江越支队”。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土匪恶霸武装。

肖秀云：公安局搞的大冤案啰！小小易武，一镇三乡，六、七个村，就杀了100多，连政工队（解放后编入工作队）的人都杀了好些。有的集中杀，有的分散到各村去杀，有的开会公审，有的就黑灯瞎火，一脚踢出去崩掉。血浆子将溪沟都染透了，鱼也喂肥了，白愣愣朝沟坎上跳，可谁也不敢去捡。我记得公公被杀是三八妇女节以后，清清楚楚的，头天就在几条街反反复复敲锣通知，当当当。胆小的藏在窗后偷看，胆大的就窜上去拦住问：杀几个？更夫横起砸一锤，当！然后爆着青筋吼：6个！问的人猛拍两巴掌，也爆着青筋跟吼一声：6个啊？又是6个！

我们家大小都没睡着，熬啊熬啊，月亮起来了，星星更亮了；月亮没得了，星星没得了。起一阵风，接着就没风，蟋蟀和青蛙倒是吼得狂。公公他们天不见亮就被五花大绑，听说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就押到学校坝子里去。嘿，那口老远就能望见的大铁钟，还是公公他捐款铸造的呢。

老威：这批杀的都是江越支队的游击战士？

肖秀云：有江越支队的，有商人，也有小学校长、老师。都做了冤鬼，30多年后又平反昭雪，没一个有罪！特别是公公，下到阴曹地府，会让国民党的冤鬼笑掉大牙：哼哼，良民不做，帮共党杀我们，结果报应眨眼就到。

老威：当时你在枪杀现场吗？

肖秀云：屋里躲着啰，大儿子刚生不久，正坐月子。小脚婆婆还在，胡成章又被抓了，家中就没个撑得起的。哎哟，那口号声啰，那排枪的嘭嘭声啰，吓得我们抱成一团，抖个不止，哭个不止。后来听人讲，是开完会，架到老街外的溪沟边杀的，齐刷刷地倒，全部射成筛子了。哎哟，都是易武街有名望的人物，可不可惜！

尸体是请亲戚帮着埋的，坟包包两三年就平了。究竟在哪儿？以前晓得，现在就不清楚了。易武街周围变化也大，盖的房子也多，估计那么多尸骨都垫了基脚。

胡成章：爹的尸体我没见着啰，我被关起啰。

老威：为啥关你？

胡成章：受连累。

老威：为啥受连累？

胡成章：记不得。

肖秀云：他被关了1年多才放，家里就剩婆婆、我、侄儿侄女。大儿子1岁出头就死了，出麻疹没过关，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大儿子是1953年出生的“假老大”。那时候，民兵三天两头来扫荡，屋里啥子都没得，锅碗被砸掉，东西就用树叶裹起，烧熟了吃；床叫抬走了，只好铺几把草，睡地下。多余的布片片都拿走，房顶捅出十几个大洞，漏雨，把我和婆婆都整成了医不好的风湿。哎哟，所以到了1956年土改，我们家已经成原始人，比贫农还贫农，还分了一点点地呢。

老威：也就走个形式啰，因为全国统一的土改已结束几年了。此前这儿搞的“杀人分赃”算是“不叫土改的土改”吧。

肖秀云：瑶族和哈尼族住山坡山脚，刀耕火种，根本就不用土改；傣族住勐仑、勐腊、勐捧三乡，从古至今都受头人、土司管辖，种不种地没多大关系；还有彝族、汉族，很多人就不会种地，有就吃，没有就想办法弄来吃，哪存在啥子阶级剥削！划完成分，我还找过工作队，我说我们家既然不是地主富农，那么财产就该受政策保护，就该把几年前拿走的4匹骡子4匹马退赔了，损失的东西就算了，哪怕归还两匹骡马也可以。可是人家撵我，还骂我反攻倒算。

胡成章：我又第二次坐牢啰。

老威：还是受株连？

胡成章：放卫星。

老威：放卫星？

胡成章：放卫星放错了。

肖秀云：1958年的事，人家在大跃进，放卫星，《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亩产粮食好多好多万斤，仓库都堆不下。大形势摆在那儿，毛主席在吹，全国人民跟倒吹，到处敲锣打鼓，天天在过节，天天在超英赶美。嘿嘿，你就听嘛，表态附和几句也不打紧嘛，实在不愿意，就装哑巴聋子嘛。偏偏这一位，开口就说吹牛！

老威：在会上说的？

肖秀云：反革命家属，不敢在会上发言……

胡成章：几个人私下议论，还哈哈笑，我就插了两句嘴，说山药亩产40万斤是吹牛，反正吹牛不花本钱。谁知这话传到公安局耳朵里，没几天就遭抓了。

老威：嘿，老人家的思路清晰着呢。

胡成章：检举材料都搜集了一摞。接下来判刑，送到普文。

老威：罪名？

胡成章：破坏大跃进的反，反，反革命，判6年，他们打，打我。记得嘛，还拿绳子绑，说，说不成了……

肖秀云：我记得是8月初4，大女儿才1个月零4天，他就进去了。先转到思茅，最后送到这儿劳改。我喊天都来不及，又搞公共食堂，民兵背起枪，闯进屋将猪也赶走，粮食也掏空，然后宣布：私人不准开伙，谁开伙谁犯法。我的身体都要虚脱了，还得领着儿女，去食堂排队打饭。半饥不饱地拖了3个月，食堂就开不下去了，牛皮吹嘛，吹到头来，毛主席不饿肚子，当大官的不饿肚子，就是群众饿肚子。59年到62年，3年多，人就只有一个想法：找吃。每人每个月，供应4斤大米，额外的要凭粮食局的条条。不敢想哦，反胃，难受，那年头啥子不能进嘴？树皮、树叶、蚂蚁、蚯蚓，带刺的藤藤，只要不是毒药，不是大粪。接受不了，身体自然起反应，大不了呕出来。饿死掉好多人啰，连走路都要小心，免得沟沟底快脱气的人突然翻上来，伸手扯你裤脚。唉，如果没得娘家的父母兄弟接济，我们家恐怕绝户啰。我爹当时在加工厂，经常弄些带壳的糙米，得舂了才能吃。我天天凌晨5点起床，邦、邦、邦，舂到7点，才下锅熬粥。吊命啰，呜呜，吊命啰。

老威：大妈莫伤心。

胡成章：劳改队也饿死人，我跟牛一样，把铺草都吃完了。

肖秀云：劳改队死人更多，二三十岁的精壮汉子，饿得倒下去，说咽气就咽气。厉害的时候，每天有四、五个人抬出去，埋都埋不赢。几个月，1000人的中队，就少300多。胡成章为啥没死？一是因为在外面养猪，稍微自由些；二是他接了个犁田的美差，他使劲犁得深深的，有时就会翻出鳝鱼、泥鳅及其它活东西，他马上捉住吃掉。后来又偷偷带火柴，设法烧熟吃。

胡成章：1964年，我，我满刑，不准走，留，留在普文农场。

肖秀云：饥荒过了，劳改犯死得太多，大片土地荒起，于是他就留场就业了。1968年，我们也迁过来了。

老威：易武到普文多远？

肖秀云：以前赶马要走七、八天，现在坐车要大半天吧。

老威：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

肖秀云：他回不来，我们在老家又缺劳动力，饥荒熬过了，仍然吃不饱。娃娃们还小，婆婆还在，我一个体弱多病的妇道人家，只算半个劳动力。那时农村是大锅饭，工分大家评，没有全劳动力，工分就低；工分低，粮食就分得少。而且每年还要从基本口粮里，扣除三分之一作为生产队的公济粮。1000斤就要扣300斤。

老威：除开大锅饭就无法可想了？

肖秀云：文革当中，天天闹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连鸡鸭都不敢多养。猪肥了要上交供销社，按国家牌价统购统销，每斤肉返还几毛钱吧。私下杀猪是犯法的，易武下面村里，有家人娶媳妇，半夜偷杀肥猪，办酒席招待亲朋好友，结果还没散席，一窝人正醉醺醺地猜拳呢，公安局就提着手铐子抓人来了。

老威：中国有《杀猪法》吗？我怎么不晓得？

肖秀云：有杀猪政策，可以当作法律的，不过比较轻，违法杀猪一头，判刑一两年。

老威：70年代末之前，全国所有副食品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才半斤肉4两油，搞得大伙饥态百出，却不明白城镇居民的肉食是这么来之不易。

胡俊忠：那时我十几岁，正长身体，顿顿喝稀，屙泡尿肚子就空了，扛不住啊。加上书也读不成，小学教室不够，贫下中农子女得优先，我们这种家庭背景嘛，踢回家。

老威：日子没法过了。

胡俊忠：所以要迁过来，普文荒地多，劳改犯填不满，正缺人手，所以敞开接纳就业人员家属。关键的是，这儿除了警察，大家的身份都差不多，用不着互相歧视。

老威：跟你们家类似的外来户有多少？

胡俊忠：如今占农场的一大半了。母亲和祖母先到，我满16岁才招进来当工人。父亲正式的工人待遇是80年代，大约在公安部长赵苍璧讲话之后拿到的。

老威：可你们家是冤案啊。

胡俊忠：我父亲1982年平反，来了个通知，说1958年是错判，破坏大跃进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不成立，应予推翻。我祖父1985年平反，过程非常曲折。

老威：牵扯好几百人，当然曲折了。

胡俊忠：1951年镇反冤案是易武的公安局局长经办的，而上级审批者是当时的江城、镇越两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姓余，石屏宝秀人。没料到，这位余书记后来也成右派，入冤狱，劳改了20年。1979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他的一位老表就脚跟脚找上门，也闹平反——原来也是我祖父案子里的苦命人，死罪逃脱，活罪受了几十年。可能是同病相怜，或者是天良发现，余书记当即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还联络当时的公安局预审科长，国务院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老干部共同签署，要求平冤。

老威：后来呢？

胡俊忠：王少和的生平正式写入中共勐腊县党史，最先也有我祖父的名字，后来又没看见了。易武老街许多家都接到了平反昭雪通知。

老威：有赔偿吗？

胡俊忠：我祖父700元，我父亲200元。

老威：两个冤案加一条人命，才900元人民币？

胡俊忠：80年代的900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了。

老威：你父亲受你祖父株连，还坐牢1年多呢？

胡俊忠：没算。

老威：为啥没算？

胡俊忠：因为没定罪名，就平不了反。

老威：这叫什么话？

胡俊忠：哎呀，以前没定罪名就坐牢的太多了！我家三妹夫是个四川人，1959年曾在勐养县做工，由于外出手续不全，被民兵扭送公安局，关起来集训，随后又被劳动教养两年——没任何罪名，平啥子反？找哪个平反？唉，老百姓，历朝历代都是砧板上的猪肉，横切竖切都可以啰。

胡成章：横切竖切？可以嘛。无所谓嘛。

肖秀云：啥子都记不得，吃了睡，睡了吃，你当然无所谓啰。

补 记

告别两位老人已是深夜10点多钟，胡俊忠拎起一把大电筒，将我们送出“沦陷的监区”。翻耕过的土地在光柱两旁延伸，弯曲的铁丝网外，窜跳出好几条野狗，眼睛贼亮，令人回想戒备森严的昨日。果然胡俊忠说，这是进出中队的主路，以前都是几架探照灯来回扫到天亮，除了岗哨，还有牵狼狗的巡逻哨——说不定这些野狗都是狼狗和土狗乱搞，窜的种呢。

我叹息道：人生而自由，你们家却甘愿背井离乡，迁徙此地！注重精神生活的孙医生却抬头望天道：别伤感了，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这些受苦的人。胡俊忠说：上帝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我也说：我只看见稀稀落落的星星，跟狗眼睛差不多，天空都布满铁丝网啊。人在这个世界真是插翅难飞。孙医生沉吟道：上帝比我们看见的事物还要高，可只要你相信，他就在你心中，你就会得到一种支撑自己活下去的自由的力量。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段夜路。胡俊忠方从一堆杂乱平房里唤来一辆屁股嘣嘣响的三轮，并抢先付罢车钱。彼此依依惜别，珍重珍重。十几分钟后返回普文镇，住进一家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旅馆。

出于外科大夫本能，孙医生谢绝了我上街觅食的邀请，立即洗澡。我在路灯暗淡得比鬼火不如的几条街兜了一圈，发现歌厅和发廊依旧敞着门，里面的小姐千姿百态，像植物标本，浸泡在红药水一样的灯光中。而在每个街口，都拥挤着青烟缭绕的烧烤摊。我目光发绿，在摊前流连了三二来回，却不敢贸然点菜——因为周围的饮食男女均为清一色的妓女嫖客，我一个光头和尚，上哪儿落座就餐才不惹人笑话？或者不招蜂惹蝶？

只好在一通宵营业的小卖部购得几包小食品，带回旅馆填肚子。孙医生已入梦了——他长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却陪我长途奔波，还忍饥耐渴，乱了生物钟。

展开被子细细搜索，查得污渍数点，阴毛两根。没办法，明知此处曾是嫖宿窝点，也只有和衣躺倒。倦意睡之袭来，不料朦胧之间，睫毛上竟浮现梁宗岱翻译的里尔克的诗：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这村里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

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

……

那些离开它的，飘流得远远，

说不定许多就在路上死去……

向南，再向南

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1997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1974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3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2007年6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3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100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6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1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1000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19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20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80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 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 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3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1949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21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

土改受害者康朗罕

前 奏

2007年1月9日，我和孙医生起个大早，结算完食宿费用，便匆匆离开傣家楼，去曼景保村毗邻的几个寨子走马观花一回，然后直奔景洪机场背后的曼喃村。我和孙医生的脚力算旗鼓相当，可此番赶路，却总觉得有无形的东西扯我后腿，才走一个多小时，就嘘嘘小喘了。孙医生奇怪道：精神不好？昨晚失眠吗？我回答：做梦算不算失眠？睡觉前水喝多了，就一直做尿急的梦，就像现在，挪步都很别扭，一掏鸡鸡，跟前就站一堆女的。孙医生笑得杨柳似的，随风弯腰；我却无意间发现自己的裤子穿反了，开口跑屁股上去，难怪走不动呢。急忙捡植物茂密处狂窜，迅疾拨乱反正。不料在暴露过程中，耳边突然炸起一连串可怖的尖叫，原来咫尺间有个傣族大嫂正撩起筒裙出恭！哎呀，这种大洋相，平生真出过不少！路上想问题走神，误入女厕所两三回，进去了还在嘀咕：咋个没得尿槽？在劳改监狱里早起跑步，大冷天哗哗淋罢冷水，马猴般蹦个高，卜地朝监区院坝冲，兜了两三圈，猛低头才发觉一丝不挂——此“政治犯绯闻”顷刻就轰动全监。

幸而孙医生不闻不问。君子风度能到这个程度，是要经过长期修炼的——他只是瞅瞅我，再瞅瞅手机上的时间，步子迈得更大。我们接着穿过一段垃圾成堆的土路，才进了曼喃村的寨门。一架客机正巧从我们头顶起飞，动静相当于三四个往远处延伸的闷雷，机尾的强烈气流刮得寨子内外的芭蕉叶子乱晃，连垃圾堆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也被旋起老高，飘飘洒洒的。孙医生叹道：曼喃村的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啊？

继续深入，遭遇了不少牛马及其粪便，然后才是三五成群的傣族村民，妇女居多。孙医生趋前打听，我不懂傣话，就白痴一般跟着陪笑。曼喃村比曼景保至少要大一倍多，更像现代的傣族小区，在风格考究的傣家传统楼群之间，夹杂着大量潦草搭建的红砖房子；浓荫蔽日的大树下，年岁稍大的妇女在做针线活，而年轻人热衷于汉地流传过来的扑克和麻将。孙医生假装有兴趣地观摩了三五分钟，方绕着矮桌打招呼，竟没人愿意搭理；只好转而去几十米开外的佛寺，企图寻个肯帮忙的出家人，不料金碧辉煌的尖顶庙宇内，虽一尘不染，却空无一物。孙医生站门外喊了两声：有人吗？我则注意到旁边的汉文标志牌，上面用红字写着：免费参观－进入寺庙请脱鞋－女子经期请勿入内。

经期女子就不能拜佛吗？我正嘀咕着，孙医生已经与一个灰衣老者搭上话了。看来有重大收获，因为十来分钟后，我们迎面遭遇了我的追访对象康朗罕——他身着军便服，扛一把锄头，面貌清瘦，显得比较年轻。

他与孙医生十多年前见过两次面，可彼此还清晰地记得。孙医生连连叹息：这寨子变化太大，差点迷路，我还担心和你重逢不了。

于是三人行。绕几个弯进一短墙，再启门入室。两排红砖平房，中间水泥院坝，几间四壁徒然的屋，周围杂草丛生。

没任何声音，连蟋蟀叫也没有，因此他放下锄头的碰撞显得很脆。我注意到他头上有几块俗称“鬼剃头”的斑秃——这是因极度的紧张、焦虑所致。

掏出录音机的同时，我瞅了一眼时间：9点58分。天色较阴沉、闷热。可能是许久没和人谈话了，康朗罕刚开口就呼吸紧迫，语速极快，经我反复提醒，才稍微放慢一点。但尽管如此，我和孙医生的耳朵都得兔子一样竖着，因为必要时，两人要互相翻译、核对。

正 文

老威：我听你的话比较吃力，能说慢一点吗？

康朗罕：吃力？人一辈子，干啥不吃力？种地吃力，走路吃力，今天晚上还出气，说不定明天早上就没气可出了。

老威：理解理解，看来老人家活得不顺啊。

康朗罕：就剩孤人一个了，哥哥去年才死，妹妹死了好几年。整个村子，你一路过来都看见了，东一堆西一堆的大人小孩，就数我家清静，空荡荡，啥子都没得，进出都不用锁门。

老威：没养个狗儿猫儿？

康朗罕：养不起。

老威：养不起？这么丧气？你好歹也是地主的后裔啊。听孙医生说，你们家在旧社会也骡马成群，经常赶着越境去缅甸。

康朗罕：我们家是富农，不是地主。这个曼喃村有十来户地主、富农，但是都没活过60岁。

老威：后代呢？

康朗罕：后代是些毛崽崽，比我小得多，不记事。今年我69岁，土改时候我也是毛崽崽。

老威：土改之前，你们寨子与汉地一样吗？有保长、甲长、族长？

康朗罕：不懂你说什么。每个寨子都有村长，有寺庙嘛。解放前就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家事村事，只要有纠纷，只要化解不了，就找村长；再不行，就去寺庙里听僧人念念经，火气就渐渐没了。傣族都是很平和的，其他民族多少造过反，与朝廷打打杀杀过一阵，只有傣族，能让能忍，就让一点忍一点，因为大家都信佛教嘛。几岁的孩子就进庙念经，既学习信仰，又学习文化。

老威：昨天傍晚我们在曼景保村闲逛，无意中上了佛庙二楼，也见一个和尚再领着两个孩子念经，一遍一遍，很认真。

康朗罕：我不认识汉文，一点点傣文，都是几岁进庙学的。我们家田地不多，自己种点吃点，骡马倒不少，过去父亲经常伙同寨里其他人，运各种东西到缅甸，再倒腾些东西过来。

老威：边境自由贸易。

康朗罕：对对，多少辈边民都这样，该务农的时候务农，该经商的时候经商。缅甸人也过境，来往多了，就熟了，傣话和缅话混杂着讲，跟亲戚一样，彼此可以随便在家里吃住，家眷也不避讳，寺庙也不避讳，因为都信佛。

老威：哪边界线就成多余了。

康朗罕：过去是这样。国民党不太管，也管不了，可到共产党手里就不行。所以刚解放时，跑了不少人。我们家骡马多，也没搞清楚形势，就留下来。眼鼓鼓盯着解放军来，然后工作组也来。先是傣话不懂，要靠翻译，渐渐能够懂一些，就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况，将寨子里的穷人组织起来，还劝大家不要去寺庙，新社会了，要搞社会主义，不搞封建主义，要推翻三座大山。村长啦，寺庙的主持啦，在旧政权手头当过差啦，都是三座大山的代表，帝国主义跑了，蒋介石跑了，他们的狗腿子还来不及跑，所以就要打断。要开会斗争他们，要消灭他们。佛教是封建糟粕，是麻醉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烟，念念经就能消除剥削？光忍让就能翻身做主？不行，要靠共产党、毛主席指方向。

老威：嘿嘿，老人家的政策水平不错。

康朗罕：都是十多岁那阵，开会听来的。

老威：哪一年？

康朗罕：52年？53、54年？记逑不清了。寨子里天天开会，学政策杠杠，够几条算地主，够几条算富农。越穷越好，进农民协会的都最穷。以前最穷的有寺庙管，有村长召集家家户户，分摊点钱出来管；而今有共产党撑腰，最穷的在会上闹得最凶，这家也地主，那家也富农，哼，地富分子越多，他们分得财产就越多嘛。主持会议的工作组，有两个是南下干部，还有一个才十八、九岁，奶毛还没褪干净，屋里吵翻天，他们都一声不吭，只是最后才作总结报告。

我们家先叫搞成地主，后来讨论一阵，又评为富农。父母都哭了，还争辩说：就几亩田地，还自己种，顶天划个上中农嘛。可农民协会当场就拿枪出来，拿绳子出来，要捆要杀。说你们家有牲畜，有银子，还瞒得过关？你划上中农，我们该划啥？比贫雇农更低的成分没有。

老威：还算比地主强点。

康朗罕：只是房子没没收，其它都一样。按当时的说法，地富分子一条裤子，贫雇农、下中农一条裤子。骡马、猪牛全部赶走，还遭检举揭发。民兵上门抓了我父母，逼他们交浮财，坝子上跪起晒太阳，水不让喝，饭不让吃，还用荨麻条条抽，父母身上被咬得起红杠杠，火燎火烧。还有扇耳光、压杠子、顶石头，去林子里捉蛇来绕你脖子，咬你的乳头。

老威：傣族人也这么狠？

康朗罕：寺庙被关了嘛，观世音菩萨吃不开了嘛，毛主席的像在村子里到处挂，终于家家都挂，寺庙改成开会的地点，也挂，只有地富家里不准挂。满寨子都是民兵，耀武扬威的，见着地主、富农家的毛崽崽，都要撵得鸡飞狗跳。我母亲被吊在门框上，几天几夜不放下来，一只胳膊都残了。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要她交银子。父亲熬不过打，就说她亲手埋的。结果她领着民兵，将以前存的骡马银子，还有金银首饰都挖起来上交。哎呀，那年头，天亮一睁眼，或者还没睁眼，就在想今天咋个过？会发生啥子事？找不找个旮旯藏起来？遇着民兵该咋个说话？

老威：然后呢？

康朗罕：好几个深夜，父母都头抵头，嘁嘁喳喳说悄悄话。母亲还哭，我们懵懵懂懂的，好奇怪啰，天天挨整，人的眼泪早就整干了，还哭个啥子？我们哪晓得，父亲转眼就失踪了。当时我们三兄妹抱住母亲的腿，要父亲，可她死活不吭气；民兵又上门来抓走她，又吊了几天几夜，人都脱形了，快咽气了，她就是不吭气。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一两年后，她才悄悄告诉我们，父亲越境去了缅甸。正当风头，她怎么敢交代呢？越境就是叛逃，就是反革命，还要连累家属。如果她坐牢，我们三兄妹咋办？

老威：你父亲算有本事。

康朗罕：他在缅甸躲了好几年，那边没搞阶级斗争，他朋友多，还混得走。现在这边也不搞阶级斗争了，边境两边也开始自发做买卖，只要不贩毒，不走私枪支弹药，做啥也可以。

老威：偷渡呢？

康朗罕：有时候卡得紧，不行；多数时候可以，塞点钱，弄个《边境证》嘛。人民币比缅币好用，如果钱多，不想办《边境证》也行，带着穿原始森林，让缅甸那边来人接。靠得住，傣族人靠得住，不会在境外被抢。可惜我父母都死了，没看到社会发展几十年，运动来运动去，七搞八搞，结果又倒转回去，跟解放前差不多了。只是以前私人有马帮，现在没听说，可能是公路修得好，汽车代替了马帮吧。

老威：是啊，倘若你父母活着，该有九十几岁了。

插 记

交谈刚顺畅一些，门突然笃笃响了。康朗罕闻声迎客，尾随进来的却是两个身挎各种布袋的焦炭色的缅甸男女，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不由分说地往地上摊开一大块花布，然后再自布袋内倾倒出更多更花的布。便宜的，他们比划道。

康朗罕苦笑着，也冲他们比划：我，一个人，不买。缅甸女人随身兜个圈，指点着每扇关闭的门：有女人吗？叫她们出来。我插话道：没有。对方不相信：真的没有？我点头。对方露出狡猾的笑容：老婆也没有？他的，不是你的。康朗罕激动了，将几扇门嘭嘭全推开：看嘛，没老婆，没女儿，我，老光棍，不做筒裙，不做花衣服，买花布，没用。缅甸人还不死心：老婆，女儿，在外面？可不可以，叫她们，回来？康朗罕生气道：她们在阴间，在阎王爷那里，回来不了。缅甸人眨巴着眼睛：阎王爷是谁？你，去叫，我们在这里，等一等。

我和孙医生不禁哈哈笑。缅甸人感觉受到戏弄，就粗暴地推了康朗罕一掌，唧唧咕咕一阵，将大堆花布塞回布袋里，走了。

孙医生道：没想到缅甸人也这么走村串寨做生意。康朗罕道：很普遍嘛，中国人过去，他们过来，认识钱就行，世道变逑啰。孙医生乘机恭维道：可你还是老样子。康朗罕道：人老啰，搞不到钱啰。种点菜，锄头刨两个吃两个。

我赞同道：锄头刨吃是辛苦一点，可总比动不动就要你小命的毛时代强。

康朗罕默然。跟着访谈继续。

正 文

康朗罕：三年自然灾害，西双版纳出产这么丰富，只要肯下力气，水稻都两三熟，可还饿肚子。搞个逑的大跃进哦，公共食堂哦，白天黑夜在稻田里，唏哩哗啦打谷子，几班倒，睡觉都在田坎上，稀泥巴几个月都没洗干净。累了还不准吃饱，人家说，狗日的地富子女，凭啥子要和贫下中农吃一样多一样好？大伙每人每顿吃3碗，我们就只准吃一碗半。大概到了1960年，贫下中农都只能每顿吃一碗，我们就半碗，或者小半碗了。地主、富农饿死好几个啰，我们不晓得国外是咋个宣传的，也不晓得饥荒的消息是咋个传出去的，总之，父亲在那边，啥子都一清二楚！

老威：看报嘛，人家有新闻自由嘛。哪像中国，三年大饥荒，人饿死好几千万，报纸还在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康朗罕：父亲急了，担心我们全部饿死，就不顾那边人的劝阻，非要回来一趟。

老威：给你们带吃的？

康朗罕：他想把全家人都带出去。

老威：好啊，有远见！如果那时出去，现在回来就是归侨了。

康朗罕：1960年的有个晚上，天黑漆漆的，全家人喝了半锅稀米汤就睡了。一会儿我被尿胀醒，但是夹着不敢起床屙；因为一屙了，肚子憋下去，就更难受。那年我20出头，胃口大，消化力强，跟牛跟马有得一比，但是吃不下草。肚子饿起来呀，不仅脚软，脑袋冒虚汗，而且肉里面，筋里面，都一抽一抽痛。所以哪敢轻易屙尿！正在折腾呢，竹楼就嘎吱嘎吱响，接着就是敲门，很轻，比老鼠打架的声音大不了多少。母亲起身凑拢门边，问谁呀？外面闷了几秒钟，才回答是你男人。

不敢点灯，全家都不约而同起来了，坐拢一处。父亲喘了好久好久的气，才说：都还在？母亲憋了半天哭声，才回答：今天还在，明天在不在就难说了。父亲叹气说：一晃好多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可是眼下也不能呆得太久，否则被人发现就坏事了。母亲生气说：哪你回家干啥？送钱呢？送米呢？父亲摇头说：我走了几天几夜，就想回来接你们出去，虽然缅甸不是我们的家乡，但是只要能劳动，就不会挨饿，更不会受人欺负，比家乡强多了。

跟着，全家人都不吭声，只听得楼外的蟋蟀吱吱叫了好久。母亲终于说：这样来去太危险！况且家里还没收拾呢。父亲说：都是些不值钱的破烂，收拾个啥？还是趁着天没亮，马上走。母亲还是犹豫，父亲急了，就伸手拉她，两人当着孩子们的面，亲了个嘴，母亲即闪到一边说：不行，我不能由着你！这是将全家的命拿去赌博。父亲见拗不过她，气呼呼地站起来说：你不去就算了，崽崽们呢？他们愿意陪你挨饿陪你等死？陪你做永无出头之日的地富子女？

那时我们没见过世面，只晓得偷越国境就是反革命，所以心脏跳得崩崩响，紧张得饥饿都忘了。天色开始朦胧，屋里不冷，父亲却浑身哆嗦，他其实很害怕！像一只挨过打的老鼠，见不得外人，也不敢躲家里。他不由分说地一把拽起我，命令说：老二，跟我走！母亲还要阻拦，父亲粗暴地推开她：我千难万险摸回来，总不能空手而归。我本想说：我又不是畜生，想牵跑就牵跑。可转念一想：人比畜生高些嘛？与其做个命贱的剥削阶级饿死鬼，还不如跟父亲闯荡一回。

老威：唉，你父亲在异乡多年，也很孤独啊。

康朗罕：所以他要拽上我这个儿子。我们这两只鬼鬼祟祟的老鼠，刚刚溜出村口，斜刺里就窜来四个人，一把抱住我父亲，将他老人家吓了个半死。可定眼一认，原来是本村乡亲，地主老少3口，富农1口。其中某人昨晚无意间瞅着我父亲进寨子，就约齐人马，在这儿候了几个时辰。哎呀，都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既然撞上了，就一起跑嘛。

老威：3家6口地富分子？称得上是“阶级敌人的胜利大逃亡”了。

康朗罕：胜利个屁，一个都没逃得脱。唉，如果只是我们父子，目标小，或许神不知鬼不觉就跑了；可大小6口，还有个50几的地主婆，还背了些包袱，就太费事。从曼喃村到橄榄坝，现在是一条大路，20多公里，坐车眨几下眼就到了。可那时候，还没开垦，四处密密的原始森林，藤子碗口粗，大芭蕉树冲起十几丈。树啊藤啊，根本砍不赢，这几天砍了，过几天来场暴雨，又长起来了，一道道天然活篱笆，动不动就封路。所以在林子里穿，虽然能避开人，但到橄榄坝就耗了将近一天，还累得人不人鬼不鬼。

歇罢脚，啃罢几个冷饭团子，天就黑了。摸夜路往景哈乡赶，到了景哈就快半夜12点了。我们这时还不晓得，曼喃村那边早已炸开了锅——上午吹哨子出工，民兵挨家挨户催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出来集合，结果少了一堆人。这还了得！马上将3家剩下的男女老少都绑了，一拷问，就真相大白。立即作为“重大敌情”上报，这边派追兵，那边一连串的专线电话，各乡各寨各单位的党支部、基干民兵，各边防哨卡都通知到了，高音喇叭也反复广播了。

老威：真是天网恢恢。

康朗罕：我们还在瞎窜啰。地主老两口脚起泡，走不动，父亲还转回头帮他们背东西。景哈过去一点点，景播老寨还没到，我们大概就在这之间的某个林子落入包围圈的。那一刻非常静，路只有巴掌宽，还叫树叶子盖住，所以父亲得边用哨棍将白路印子扫出来，边试探着走，下脚既不能重，也不能偏。正当父亲咳嗽一声，说再走两三个时辰，就拢边境时，天就突然亮了。哎呀，不是天亮了，而是几十根大手电齐刷刷射过来，鱼网一般上下左右交叉。我们顿时眼花缭乱，感觉地震一般摇晃起来。不准动！不准动！到处都在喊，天地、树子、藤子都裂着大嘴在喊：不准动！投降！投降！投降！我的腿肚子抽筋，一下就栽了。可父亲他没栽，而是直杠杠愣在原地，几秒钟，突然，他蹦了一个高，拔腿就跑，树枝随着咔喳喳一阵响。站住！有一个枪栓，不，几十个枪栓在嘎嘎地拉，站住！！嘭！嘭嘭！枪响了，接着是哒哒哒，哒哒哒，妈呀，冲锋枪！蝗虫样的子弹在我们身边炸，吓得那个富农直喊饶命，而地主家3口早就变成乌龟，抱住头趴地下，估计尿都出来了。

老威：你父亲跑掉了？

康朗罕：倒拖回来了，两个橄榄坝的民兵，一边拖一条腿，从十几米深的林子过来。他浑身稀烂，不晓得被射了多少个窟窿，总之，用肉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接着，他们将这张“肉饼”捆在我背上，拿枪指定我，命令背起走。其他坏蛋就用绳子连成一串，前后绳头都由民兵拽着。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我只好背着自己的亲人，也不悲伤，也不流泪，脑袋完全空白。那破罐子一样的头就歪在我的脖子旁，血啊脑浆啊往颈窝里淌，一会儿，我的脊梁就与父亲粘一块了，再一会儿，混着血和脑浆的汗水就从裤裆淌到脚背了。唉，如今我快70岁了，想起背父亲尸体那几里路，还觉得挖心一样难受，几分钟前还活生生的，几分钟后就，人生说不得啊！坎没翻过去，只能怪命太软太轻。当时父亲才40几岁，真是遭了鬼怂恿，回来干啥嘛。

老威：后来呢？怎样料理你父亲的后事？

康朗罕：不晓得。我们被押回来，橄榄坝的民兵审了，曼喃村的民兵又审，要我交代父亲他说了啥子反动话。啥子都没说嘛，非要交代嘛，不合他们的意就吊起打。眼看活不成了，老子就顺着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越境暴动等等，都认。对对，你妈那个屄，该千刀万剐，父亲反正死了，再大的罪也不可能再死一次。

后来就关进景洪看守所，熬了几个月，每天喝两碗稀饭，把命吊得奄奄一息了，5个人才判刑。我8年，其他都6至8年，跟着就送思茅劳改农场，分在6队。

老威：《判决书》上是什么罪名？

康朗罕：《判决书》？不晓得，我没看到。

老威：没《判决书》？怎么判的刑？

康朗罕：法官说几年就几年嘛。反革命叛逃嘛，对，越境都叫反革命叛逃。

老威：听起来挺吓人的。

康朗罕：啥子吓人？傣族外逃的多嘛。在劳改农场，管教干部问我案情，我一讲，他们就说：这法官咋这么乱整？瞎逃一气，连国境线都没碰着嘛，这种情况最多教育教育，放回家接受监督劳动嘛。

老威：既然如此，他们就出头为你伸冤啰。

康朗罕：已经成定局了，咋个可能？不过嘛，寨子内是劳动，监狱内也是劳动，管教干部比寨子上的民兵还讲理些，不会动不动把人朝死里打。况且在外面看来，劳改队都坏蛋成堆，我一个富农后代，在成堆的坏蛋里，就是一颗不那么坏的蛋。

老威：老人家真是在哪儿都能生根、开花、结果。

康朗罕：60年劳改到68年，刑满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就强迫留场。稍后普文农场缺人，又从思茅调过去，这一下就种了十几年的蔬菜。混到80年代，领导还不愿意放我走。

老威：为什么？

康朗罕：我种菜手艺好，又肯下功夫，受过多次表扬，所以他们就舍不得。

老威：我们刚从普文农场过来。

康朗罕：哎呀，那儿原来有14个队，几万犯人；后来改制了，只剩3个劳改队，其他都是我这样的留场人员和家属。

老威：家属？你在普文结婚了？

康朗罕：没有。八几年回家结的婚。当时母亲还在，还有哥哥、嫂嫂、3个侄儿侄女，就在勐养给我找了个本族的。

老威：你那时怕有40几岁？

康朗罕：是啰，人家比我小个十来岁，搞不拢，在曼喃村呆了1年就跑了。第二个老婆是个寡妇，带了两个崽崽过来，吃饭的嘴太多，我不喜欢，她又气跑了。

老威：你的条件也不好嘛，还挑三拣四。

康朗罕：她一去十来年，找不回来了。如今我父母不在，哥嫂不在，妹妹不在，我没有亲生子女，只有自己活。幸好手脚还能动。今天大早，我就去菜地干活，现在和你们聊完天，还得继续——天天这样，除开星期天在寺庙念经拜佛。

老威：往事如烟啊，如果眼下再转回土地改革，依你的状况，恐怕就划不成富农了。

康朗罕：一直穷，一直倒霉，前一阵子还遭了盘“鬼剃头”。他妈个屄，我们家啥子时候富农过啰？

答案随风而逝

2007年1月9日晚10点，我和孙医生自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乏极而卧，感觉才几分钟就天亮了。恍惚中瞅见孙医生起身洗漱，影子一般飘出门去。接着，市井之声逐渐嘈杂，刺耳的军号也从楼群的另一端阵阵吹响，搅得我这条懒虫不停蠕动，直至下床，将脑袋埋入水池约几分钟，方恢复日常状态。

再度出发已是早晨8点40分，孙医生斜挎一包，精神抖擞地领我下楼，来到一辆咖啡色面包车前。探头一看，车内已堵满各类旧衣物，我们奋力将旧物塞得更紧扎些，以便新人能够坐得比较宽敞。我笑道：教会也做这种访贫问苦送温暖的政府工作？孙医生一丝不苟地纠正：都是教友和病员个人捐赠的，跟教会和政府都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磕磕绊绊穿越了大半个昆明市区，又在通往禄劝县的北郊堵上了。记得2005年底首次去禄劝，就在这地名“王家桥”的烂泥滩堵了1个多小时，数百车辆屁股抵屁股，一尺一尺绕着“施工现场，车辆慢行”的招牌挪移，那种令人疯掉的乌烟瘴气！我从前座回头道：这路大概要修拢世界末日才算完。孙医生解释道：前几天的新闻报道，云南省的交通厅长落马，受贿贪污几千万，据说跟这条路有直接关系。我愧疚道：屡屡出师不利，你受累了。孙医生道：我一年要进出禄劝好多次，已经对烂路产生感情，如果哪天突然换成好路，顺畅了，我会生气的。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对嘛，再烂也是自己的国家！

可是一合拢嘴巴，我就想起了宋玉。我们离婚之后，她就从成都来到昆明，在市郊的某个停车场开了个添加黄油的铺子，据说有好几个雇员，生意还不错。没有电话，没有确切的方位，虽然时常有找找她的冲动，也无从下脚。若干朋友建议我，就一家一家，将停车场都寻遍，去争取一个戏剧化的大团圆结局。甚至有朋友愿意提着摄像机，脚跟脚地记录这一“亲情行动”——然而观众需要看到的场面，我和宋玉不一定需要。那种无能为力的痛是永远的——以其出众的美貌和善解人意，她为什么至今没有再接纳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安逸日子的男人？反而一意孤行，在弥漫着货车尾气的恶劣环境里谋生？她在电子邮件里，没透露任何现实信息，却一再说，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处，她会首先告诉我——她果真这么做了，今年初她奶奶患晚期肺癌，我依约回成都探望，却没见着她人。

既然世界上有路，既然人长有腿，就得往前走。这是20几岁的时候，鲍勃?迪伦教会我的，他唱道：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炮弹要纷飞多少次，和平才会降临？答案随风而逝。同居、结婚、坐牢、离婚、亲情都不是借口，你要往前走，不管遭遇什么，不管伤口多么深，不管你多么想回头，不管你曾经倒下去，没有力气、没有信念再爬起来，你都要记着往前走——“答案随风而逝”又怎么样呢？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成长呀！一个生在家里死在家里的德高望重的榜样，哪怕活200岁，也跟没活差不多。你看你看，虽然如今我又成资深光棍，虽然我的胆气和血气都大不如前，可老天毕竟眷顾于蒙昧的我，幼年时通过母亲，少年时通过姐姐，青年时通过阿霞，成年时通过宋玉，持续不断地教育和引导，令我在人心人性如此扭曲的铁血共产社会里，还一步步地学会感动、感伤、怜悯、坚持、忍耐、单纯且源源不断的爱。

无赖政权赋予我的无赖天性也一步步被抑制，这一天我吃惊地发现，嬉皮笑脸的面具裂开了，我在哭，假面具却在笑；我在哀悼，我在祈求六四亡灵的饶恕，我的假面具却在自嘲；我在酗酒，在江湖上瞎混，在虚无的舞台上表演，而另一个我却拒绝着，冷静着，追忆着，跟随着孙医生转穷山沟寻觅陈年冤案。我表里如一吗？我从一而终吗？答案随风而逝。

苍山是一排横亘古今的巨大屏障，自南向北，连绵几十公里；几十条沟壑由天及地，如阴道，孕育繁衍了此地不同凡响的人类历史和文明。我阵发性地栖身苍山脚背，爬山方便。最近有一个月朗之夜，我在斑驳的树影里穿行，遭遇回族人的公墓，遂乘着酒兴撞入，终于靠住一残缺墓碑坐下来。冷风刺骨，簌簌叶动间似有人语；我打了个寒战，转身端详碑文，纳声雷，36岁。原来是位夭者。

复坐，为了壮胆，我扯出洞箫吹将开来，曲未终，竟闻鬼哭。摇摇晃晃下山之际，月色如一缕缕纱衣，来回拂面。眼前跳动着诸多死人活人、女人男人。母亲父亲、姐姐妹妹、宋玉刘晓波、刘霞周忠陵、蒲勇李必丰、金琴余杰王胖子、还有康正果与他的农村婆娘——为了对这人鬼神混淆的场景有个交代，我随口编了3段歌词：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天边传来了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后来我把这命名为《八九悲歌》。由于箫音过于凄切，我改用拇指琴伴奏。反复的演练中我突然明白，第2段写的是刘晓波诸君的下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呼万应的天马行空的人物，如今动不动就叫共产党堵在家里，数日出不来门，为了什么呢？信念吗？和无赖较劲吗？做软禁中的“自由人”吗？与现实和未来都要发生关系的公共知识分子吗？

面包车颠簸着，临近中午才拢禄劝县城。刚说熄火吃饭，车却自动熄火，像一堆破铜烂铁摊在路边。小伙子司机反复折腾，无效，只得哭丧着脸说，生意做不成了。孙医生叹口气，就临时打电话给我们都熟悉的基督徒小张，上帝保佑，一下子就通了。10分钟不到，那辆白色面包车及灿烂的笑脸都浮现过来。

于是大家忙活一阵，在两车之间转移旧衣物，孙医生差点就闪了腰，小张急忙让他靠边，并开玩笑道：医生不能出问题哟。孙医生道：我又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为啥不能出问题？

用罢午餐，我们即脱离禄劝县城，朝武定方向行驶。两县相距不过10公里，起先属于同一专区，可而今却分属昆明市与楚雄州。沿途灰蒙蒙，过往车辆密集，但小张车技高超，谈笑间，再狭仄的缝隙也马不停蹄地钻，惹得孙医生直叫慢、慢，安全、安全。武定县城一晃而过，留下的印象仅仅是大大小小的“板扎壮鸡馆”招牌。小张连刹车都懒得点，就杂耍一般旋动方向盘，下坡上坡，往一派苍翠间的山道落荒而去。

车至山腰，遇一鸡毛店，我们便下来买矿泉水。孙医生乘机向路边的苗族群众打听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本地，也是云南境内最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家族。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生于1907年，成年后继承了其父王撒世牧师的衣钵；1969年因坚持信主而被捕，1973年以反革命罪名遭公开枪决。然而，此以身殉教的事迹没被湮没，还传扬海外，令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替他塑像，作为上个世纪10位伟大的殉道者之一， 永远并排屹立在大教堂的正门上方。

王志明牧师的儿子至今还是这一片教会的传道人。孙医生一挑起话头，大伙即踊跃作答，还自告奋勇带路。阳光普照，白云悠悠，山梁子犹如天路一般蜿蜒着，层层叠叠通往无尽之处。我们趁着格外好的心情，从车里拖下一口袋旧衣物，分发给在场的群众。眼看着那一张张红土捏成的脸逐渐绽放，并越发灿烂，我们体内的暖意也越发浓郁。几个参差不齐的苗家孩子都冲我嗷嗷叫，那最小的女孩，大约才3岁，竟激动得放声大哭。没办法，我只好不客气地从小张手中拽过口袋，使劲抠底，终于翻出两三样玩具。我把最大的那只彩色绒布猪塞给最小的女孩，惹起周围一派气势汹汹的谴责，幸而是苗语，我不懂。

其实那绒布猪已经发黑，并多处绽线，显然是城里孩子玩厌了的垃圾。可我能说什么呢？剩在手中的两样东西都不够大。还是孙医生细致，他又从车里翻出两只双背书包，亲自挂上两个稍大孩子的肩，好好学习啊，他鼓励道，那爬满皱纹的笑容圆满极了。

这一插曲延续了十几分钟，我们接着上路。挤在车里带路的苗族男女七嘴八舌地介绍，上完这山梁子，再一路长坡下到底，就拢了。

我盯住窗外，心不在焉地点头；而孙医生已取下眼镜，比目鱼一般扁着身体，神态疲惫。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王子胜生于1940年，67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

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1906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籐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1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7天；尸体要停放10到20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号病2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1号病？

王子胜：1号病是鼠疫，2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僳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1907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1921年上禄丰县大菁小学，1924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1935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5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年，我11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5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84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3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紧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1964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年5月11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王子胜：我一家住在这边，我父母、我小弟一家住在公路那边。你顺着我的手指望出去，教堂的屋顶往上，过那片包谷地再往上，对，就是那座崖子下的草坡。现在草坡间的几个房子已经属于别人，可我们一大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十年。后来茅草屋失火，烧得精光，我就搬这边来建房子。我父亲是半夜鸡叫时被抓的，我正在梦中，听见嘭的一声枪响，比打雷还凶，比山崩地裂还凶，我全家大小6口都惊醒了。我急忙拱出门，望见公路边的汽车灯，有两三盏，刺亮刺亮的；草坡周围的电筒光密密麻麻，真的，比阴历七月七的星星还密。又嘭的一声，不是枪声，是门被撞开了。人的叫喊比刀子还尖，可隔得远，这边不太清楚，只能辨出大兵的吼和老小的哭。

我将4个娃娃安顿在屋里，一再叮嘱不要出门。我和老婆往对面没命地跑，公路上码满了解放军，不敢过，我们就远远地绕。可能是圈子兜得太大，还没拢那边，汽车就轰轰地发动了；等拢了那边，车灯已经移到半坡，在山嘴壳晃两晃，就消失了。

跟着我才晓得，是两个大兵守在外面，另两个大兵踢门进屋。刺刀上架，子弹上膛，鸣枪为号朝里冲，谁有异常就弄死谁。大兵挺枪直扑父亲床前，刺刀一下挑起被子，甩开，大吼道：不准动！起来！跟我们走！

父亲似乎早有预感，就和平时一样，一言不发地起身。他的内衣内裤都没脱，外衣外裤整齐地叠压在枕头下，所以很顺当就穿好了。脚落地时，当兵的一左一右来扭胳膊，他却轻声说：不用吧，我会跟你们去。接着抬起手腕，让当兵的给自己戴手铐。临出门，他一再回头，用目光暗示母亲，不要有任何举动。可毕竟是生离死别啊，母亲还是忍不住跟出去，叫了一声，当即被当兵的迎胸一脚，踢飞起来，顿时昏厥。

我赶到时，母亲已抬回屋内，全家大小数口正围绕着。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衣裤全湿。我们忙乱了好久，才听得一声哎哟，算还过魂了。我们替她擦身子，重新穿戴，她却直嚷口渴，喝了好几大碗水——这一来，落下一个心口疼，终身未愈。

而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武定县看守所，长达4年多，直至1973年12月惨遭杀害。

老威：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王子胜：正式宣布的是“5顶帽子”。其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其二，现行反革命；其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其四，地主党；其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地干，亲手打死了7个红军战士。

老威：基督徒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了。

王子胜：全是诬陷！几十年前，禄丰那边的确发生过当地民团与红军交火，双方各有死伤的事，可距离武定这边很远，跟父亲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老威：唉，覆巢之下有完卵乎？

事故及后果

行文至此，老基督徒王子胜的声音突然湮没在一片城市嘈杂之中。我拿起录音机反复检查，又将磁带掏出来重装重放，终于明白，这个访谈的后半截已被永远抹掉了！

廖亦武！你个狗鸡巴！我抬脸冲窗外，好像在骂另一个人，一个盗窃记忆的贼。双耳直鸣，冷汗直冒，猛砸自己的秃脑门，跟戏子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均无济于事。此前一段，为打出国护照官司，我先后去了成都、重庆、涪陵、北京，辗转20多天，才折回云南。好不容易收拢心猿意马，要咬牙切齿干活了，却出意外！十几年，我访谈了200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

稍微冷静，就从桌边败退至床上，平躺着琢磨补救法子。是否如过去搞《底层》那样，凭记忆往下整？我这方面的能力超常，估计读者也很难窥破机关。可是，可是，心里总有一道陡坎，翻不过去。

唉，追寻了6年各类冤案，不知不觉，就养成较劲的陋习，自己对自己有“善始善终”的要求了。可却时常贪恋《底层》里那种民间文学状态，无耻、率性、疯癫、麻木，脓血溅得比天高，脸皮厚得比城墙，无可救药如明代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

废话打住，我立即与孙医生取得联系，敲定重访圣徒后裔的时间。2007年8月5日，我从丽江赶往昆明，正好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影老骥和四川平武县作家阿贝尔也在孙医生家里，于是相约第二天清早同行。

6日8点半，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缽、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CD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

可当时，跟电影镜头一样，才两三分钟，我就回过神，失声尖叫“糟了”。可出租车转眼已绕过一大堆建筑垃圾，消失在气势汹汹的烟尘里。我和老骥情不自禁地抬脚就追，横穿马路时惹起七零八落的喇叭声，可最终只有望尘兴叹。孙医生更是顿脚自责，为什么没养成要发票的习惯呢？

不得不继续打的，几乎跑遍整座城市。先抵门脸气派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一位边看报纸边答话的女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然后抵门脸同样气派的客运管理处，在一位边看电脑边答话的男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接着，只能如纸人一般飘荡在街沿，面如黑铁，心如乱麻，可既定的生活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咋这么倒霉？老天爷啊，这不跟抄家差不多？你怎么也学专政机器，动不动就收人家伙？我虽属天然戏子，可也没有玩物丧志，耽误码字的正事嘛。

老骥说：都怪某地的狗屁诗人某某，今天不提起他，你的情绪不会这么波动；你的情绪不波动呢，背包就不会忘。

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与17年前纠集一拨人搞《安魂》如出一辙，我的第二部实验电影《苍山下》拍完后，拿到某地大学一哥们负责的电教中心剪辑，由于保密好，当时没出任何纰漏。可时隔两三月了，国保警察却突然上门搜查，缴获存放在教学电脑里的《苍山下》原始盘，还传唤、审讯了所有参与本片后期制作的人员，在当地文化界引发不小的震动——这连锁性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刚才老骥提过的诗人某某。有一天，几个国保警察请他喝酒，席间称兄道弟，其乐融融。可人家却乘着醉意，突然发问：听说廖亦武前一段来过本地？诗人不假思索地点头。人家接着问：你跟他是一二十年的老朋友，没在一块喝一壶？诗人答：他有事，不想喝。又问：啥子事？又答：做碟子。再问：啥子碟子？哪些人参与？再答：这个嘛，这样的。唉，不晓得是天真还是糊涂，总之绝对不是故意出卖，诗人搜肠刮肚与警察掏了心窝子，他认为管他干啥的，既然能混到一个酒桌上，就是缘分，就该掏心窝子。回到家清醒了些，隐隐觉得不妙，就连夜给《苍山下》的余党们打电话，通知“警察马上要来”。

我气得喷血。祭灵招鬼，《苍山下》和《安魂》的路数相似，这要放在17年前，不又酿成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可是社会毕竟进步了，17岁的孩子正当花季，不可能了解六四屠杀或反右劳改。我虽然为一时愤怒付出“丢失行头”的代价，可还能甩手甩脚地摇摆在外省的大街上。

新买了录音机。重整旗鼓已是中午11点。我们返回黄土坡车站，竟目睹售票处内外人海茫茫，我懵头懵脑扎入，游泳似地爆挤三二来回，人都成湿漉漉的肉饼，仍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售票窗口。孙医生把住一个彝族妇女打听，原来今天正巧是彝族的火把节，所以在天黑之前，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禄劝县城，汇入当地通宵达旦的节日狂欢。

他妈的，这世界和我较上劲了。孙医生刚提议改日再去，我就嚷着“不行”。

迂回到站外，正碰上一辆被交警罚过款的气冲斗牛的破面包车，我灵机一动，就妄称“电视台”，对染着满头金毛的司机和售票员进行了短暂采访。老骥端起摄像机，很配合，很唬人。骗局就这样立竿见影，在双方共同谴责交警乱罚款之后，售票女孩答应拉我们一行四人去禄劝的“合理要求”。

在建筑工地和垃圾场之间寻了家烂饭馆，老板自称是四川广安人，紧挨邓小平老家，所以要给我们弄一份老邓爱吃的地道豆瓣鱼。可端上桌的却是老早就砍成块的死鱼，幸好佐料极浓，掩盖了死鱼味，所以我们非但不计较，还乘着旺盛的饥焰，整光了一大盘土豆烧臭牛肉及几盘素菜。在用餐间隙，敬业的老骥顺势体察民情，了解到这家老板曾远行广西搞传销，蚀了7万元老本，人还遭扣押，差点没回得来。“凑了几千元接过这家店，开头生意马虎，可是后来就一直修路，日他妈修了两年多，还在修，把周围的服装店、杂货店、旅馆、茶楼、饭馆都修垮了。老子经过传销的破产洗礼，算最后一个钢铁战士”。

我颇为感触地拍他肩膀：对，死扛、死扛、再死扛，只要功夫深，破铜烂铁也能炼成金子。

下午1点，我们的破车终于正式上路了！乘客5人，加司机和售票员，刚好满载。途中，孙医生继续给客管处打了若干电话，追问失物下落，均无果。在丽江玩耍的京城酒友余世存闻讯发来几个短信，尽力抚慰。想起他不久前在香格里拉古城酒吧里，观摩藏族艺人热西才让与我的即兴音乐现场，还作了诗文：才让的听众只有我们十几个人，但他唱得认真。尤其他跟老威的配合，更是神奇。二人刚柔相济，一个宏亮时，一个低沉；一个人唱得如丝如线，一个人就唱得如钟如鼓。二人的歌喉都有一种悲绝，但在这雨天并不凄凉，反而有一种神圣、超凡的纯粹性。老外们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似乎在听这异国音乐，又似乎放空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曲歌罢，大家鼓掌。才让就和老威们进入下一个演奏……

接着是古体诗两首，其一：少年哀乐过于人／老成即兴即天声／言辞穷绝思护法／江湖看尽自造身。其二更有味道：玉树倾折飘零若／三千寻音回向若／万人投宿心怡若／香格里拉一般若。

可如今，演出行头全没了，这一切只能如一个余音绕梁却嘎然熄火的美梦，叫我一腔空落落的。

然而文人的酸劲儿可爱却不顶用，车又堵上了。金毛司机伸脖子打望分把钟，嘀咕道：惨啰，少说前面堆了百多辆车。三十六计溜为上，趁屁股还没被封严实，掉头绕道吧。金毛的聪明才智令众乘客交口称赞，于是就得意忘形，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滴溜溜地耍开方向盘，将车摆弄得如一头浑身泥浆的公狮子。还夸口道：这昆明周围么，莫有老子不晓得的路，我出不去，胡锦涛也出不去。

可能是吹牛太满，老天爷不爱听，不过十几分钟，车又在另一条路上被堵。金毛继续发挥聪明才智，立即掉头。如此故伎重演了五六回，不仅不值钱，还耽误了大把时间，于是众乘客的交口称赞变成交口挖苦。在昆明呆了多年的孙医生严正指出，与其在岔路上拐来拐去，不如一开头就直奔大道，尽管大道也堵得凶，特别是王家桥一段，可能一堵就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火把节，去禄劝的车流量增添数倍，交警必定也大量出动，没准比平时还疏通得快些。而一旦沦陷于小路，死定了就死定了，交警不会来。

金毛灰头土脸，充耳不闻，最后干脆推开车门下去了。窗外是起伏的郊野，谁也弄不明白，车怎么会驶入这绝望的包谷地，并且还首尾相接，好几十辆呢。昨夜才下过雨，泥路坑坑洼洼，迎面过来的一辆小面包，错车时轮子偏了十几公分，立马如慢镜头一般，缓缓朝土坎下倾斜。渐渐，在人民大众的惊呼中，车体打了半个滚，右前轮悬空而起。

接着，司机和乘客如狼狈的庄稼，从朝天车门内接二连三地生长出来。我探出脑袋，望见我车热心的金毛已加入抢险行列，还奔前奔后，指挥对面一辆一辆倒车——仅此一项，就足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然后才是敌退我进。教训横在眼底，所以每次错车，都有三、四个司机停车出头，充当义务交警。日头偏西了，我不禁叹气道：这大约是老子2007年最不顺的一天。

孙医生道：没关系啊，今晚回不来，住禄劝也行。

我学基督徒的样子，低头祷告：主啊，您在考验我老威的信心吗？逗得孙医生哈哈大笑。

下午3点40左右，路到底打通。久困的车子立即撒开车轮，没命狂奔；我们在车内持续摇晃、蹦跶了1个多小时，禄劝县城居然就遥遥在望。老骥道：这哪是开面包车，简直就是开超音速飞机！话音未落，连人带座位就跳将起来，脑壳猛射车篷，回落时还把我的脚背压了。此起彼伏的哎哟惨叫，金毛司机却丝毫没受影响，一转眼，车站就到了。

4人车费120元付罢，接着又花100元，雇同样的面包车重返几十里外的楚雄州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由于遭遇太多挫折，我已习惯性地往坏处琢磨：万一王子胜老人不在家咋办？病重咋办？

快6点了，火烧云笼罩着天空和大地。我们在教堂对面靠边停车，又落脚在大半年前落过脚的红土上。这边走啊——我轻车熟路地招呼大伙，内心却暗流涌动，感慨万端。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前奏

2007年8月6日傍晚，我们一行4人，风尘仆仆地再次造访67岁的圣徒后裔王子胜，不料迎头撞上铁将军把门。围绕这陡坡间的陋居，屋前屋后寻罢一圈，回头向村民打听，才晓得老人在山腰伺候包谷地，早晨就带饭出门，至今未归。于是在爱好运动的孙医生的提议下，我们沿着村中蛇形坡道，开始新一轮跋涉，与若干苗族男女及牛马狗擦肩而过。出村尾，在暮色苍茫中大约爬了七、八分钟的红土坡，竟望见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天而降！不，像一块土疙瘩，从群山皱褶里滚将出来。

彼此都笑脸相迎，零距离接触时，孙医生顺势接过老人肩上的锄头，我则迫不及待紧握他的手，感觉捏住了大块磨刀石。边走边交谈，没想到时隔大半年，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淡漠，我一再旧事重提，他才苏醒似的，猛捶一把脑门，大叫一声“你是——”，却没下文了。

老骥一路拍摄，老人瞟见机器冲着自己，就把腰板挺得笔直，步履坚实，说话也中气十足。“天上，地下；过去，将来；中国，外国；所有荣耀都归主”。

我频频点头，如这位矮个子传道者的应声虫。拢家之际，太阳刚好落山，天穹间突然浮现出交叉的彩虹。我虽然神经兮兮，对自然异象兴趣浓厚，可时不我待，只能不管不顾地挖出录音机。

屋内黑咕隆咚，开灯又昏暗不堪，老人就随我和孙医生在外面陡坎边坐下，连擦好几把汗水，谈话就在雨后蚊虫的大肆袭击中开始。

正文

老威：对不起，又来打搅你了。

王子胜：贵客啰。神的旨意啰。

老威：上次的采访出了点问题，录音被抹掉半边，所以这次从断掉的地方开始吧。

王子胜：好的。

老威：上次讲到你父亲王志明被抓，以后呢？他关押在哪儿？

王子胜：武定县看守所。

老威：4年多都没换地方？

王子胜：是的。

老威：能探监吗？

王子胜：能，但是见不着人。送衣服可以，送吃的不可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经常忍受革命战士和群众的打骂，什么“你老子信上帝，那么坏，你咋个还不同他划清界线”；什么“上帝不是人民救星，只要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人民救星，你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什么“你老子是上帝的走狗，为啥还要送衣服呢？上帝与狗都是不穿衣服的”，等等。故意让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们就有了打你斗你的理由。其实完全不用找理由，作恶是没有理由的。

老威：对，撒旦统治中国也是没有理由的。

王子胜：但是我们有信靠，明灯就在心里。按政府方面的说法，本来像我父亲这样“罪大恶极又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允许同亲属见面的，可考虑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特别批准见最后一面。

老威：你们晓得能见最后一面？

王子胜：我们，不仅家里，还包括村里的基督徒，天天祷告。自父亲被抓，就天天祷告，有感应的。对上不上十字架，有感应；对之前和之后会咋样，也有感应。

老威：是么？

王子胜：父亲是1973年12月29号被杀害的，提前一天，民兵就上门通知了。于是全家十几口倾巢出动，紧赶慢赶，走了几个钟头，才拢武定县城。经过几道关卡，终于在高墙内看见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头发全部熬白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挪步子，就唏哩哗啦，脚杆打飘。把全家人心痛得哭啊……

老威：你父亲戴着镣子？

王子胜：几年的脚镣手铐，到死才解下来。

老威：跟杀人犯同种待遇。

王子胜：全家人都拉住他哭啊，可候在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了声“不准哭”。我们只好顺从掌权者，忍住了。人家又吼：来了这么多人！咋个说话？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快点，时间有限哦。

母亲就对父亲点头：你能讲，以前都是你讲，我们听你的。

父亲会意地笑了。接着拿出当牧师的威严，开口道：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向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老威：这个“上面”就是上帝了。

王子胜：对啰，信撒旦的不懂，信耶稣的一听就懂。接着是第二句话：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第三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老威：这三句话的语气似乎都出自《圣经》。

王子胜：我们听得很温暖，因为后两句话，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父亲都一直在说；父亲之前的老爹，以及为老爹取名的外国牧师，也一直在说。我激动得又哭了，我说：爸爸呀，我们会好好听上面的安排！可是家里那么多娃娃等你养育，你改造不好，娃娃们就等不着了——这个意思是，爸爸呀，上帝安排你做牧师，做教会的领袖，你可晓得还有多少羊群等待着牧羊人归去？

我妹子接着说：爸爸呀，到了这一步，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子拜！

老威：啥子叫“子拜”？

王子胜：就是子弹。意思是子弹明天就要穿过去，我舍不得。她说不下去了，却没料到，就这一句含混话，大家都听懂了。四周顿时鸦雀无声，连人保组、公安局和端枪的大兵都埋起脑壳。也许他们在想：这个无罪的人啊，却不得不死掉。

老威：唉。

王子胜：我母亲拿出6个鸡蛋，忍住眼泪说：我是你的女人，没有公话。这些鸡蛋已经煮熟了，你收着吧。我父亲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她，然后接过鸡蛋，留下3个，再还给她3个。

老威：这是永诀的祈祷，血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不禁令人记起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的临终箴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王子胜：我们都明白。这时候大兵过来将我们隔开，公安人员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大声宣布：王志明已经被判处死刑，定于明天公审公决。遗体由政府处理，你们不用过问。

老威：为啥不用过问？

王子胜：我们再三请求，公安人员才继续宣布：王志明死有余辜，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所以你们可以不去大会现场。

我们大吃一惊，就连声求告政府“手下留情”，让我们收尸，并保证不立墓碑，不弄任何显眼的标记，不给社会造成丝毫不良影响。可人家摇头说：哪个晓得你们会利用死人搞啥子名堂？苗族历来是宗教迷信的重灾区。

父亲被押走了，我们还不走，坚持要收尸。公安人员火了，叫大兵把我们赶出监狱。没办法，作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我们只能含悲赶回村子。天已黑了，信主的群众，好几十人，还候在公路边。弟兄姐妹们一听要“炸尸”，都流泪。大家约定，当晚全部在家中祷告，求助于神，制止毁尸灭迹的革命行动。

老威：结果如何？

王子胜：我们祷告完就睡了，可能因为太累，连梦都没做。第二天大早，大队突然来民兵通知，叫我们准备马车，赶到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参加万人大会，“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来不及生火做饭，揣点干粮，借辆马车就往县城跑，嘴里一直在悄悄哼《赞美诗》。抵拢会场，那个拥挤哦，那个口号哦，那个红旗招展哦，如开锅稀饭，人脑壳比开花的米还密，感觉是全中国人民都团结到这儿了。当时接受公审公判的有四、五个阶级敌人，除了我父亲，其他都判有期徒刑。

老威：四、五个反革命吗？

王子胜：不，是其他罪名，弄来陪我父亲的杀场。我们的马车一到，几个大兵就围过来，枪筒子指着喊：不准动！双手抱脑壳！蹲下！于是我们就蹲在马车旁边，背对会场，像瘟疫一般，与革命群众隔离开。

老威：你父亲呢？

王子胜：两三百米远以外啰。开会当中，大兵一松懈，我们就起来透过人脑壳缝缝打一下望，认清楚那个戏台，上面坐着两排领导，台前搭一架子，父亲站中间，左右是陪杀场的，全部五花大绑，挂黑牌。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又有几个大兵一拥而上，将父亲悬空顶起来，向广大人民示众。青天白日啊，整个会场却刮起一阵阵狂风暴雨。想想看啰，武定县多少公社？就算一个公社来几千，聚拢都是好几万。几万个拳头高举，几万个喉咙高喊：打倒！砸烂！万岁！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反动派垮台之时！

老威：疯了疯了。

王子胜：示过众，他们又朝父亲后颈窝插亡命标，多半个人高，5个罪名都在上头，“王志明”3个字打着红叉叉，很醒目。接着，父亲就被弄上卡车，游街示众。前头两辆小车开道，后头满满一车大兵压阵，架着机枪，上着刺刀，绕城个把钟头，才拉到武定郊区原先的小飞机场去打掉。

老威：你们可跟去了？

王子胜：枪指着，根本动不了。等群众差不多散了，大兵才吩咐：乖乖随我们走，要听使唤啰。于是我们牵起一条线，被大兵押到看守所门口，父亲坐牢的铺盖已经扔在那儿，一个公安说：反革命的破烂，领回去吧。

老威：谁为你父亲收尸呢？

王子胜：同村的。等他们赶起马车，跑拢飞机场，父亲已经倒在地下了。好几百群众围观，乌鸦鸦的一片。赶车的站在车头使劲摆手：收尸！收尸！人墙就自动闪出一条夹道。还剩一个大兵在里面守候，问了句：是不是他家里人？回答：是啰。大兵就吆喝道：走开走开！打得稀巴烂的死人，有啥子看头？快让人家早点收拾。

拉起尸体，他们来与我们碰面。我拿毛巾给父亲擦脸，妹子用铺盖掩住他老人家。这是1973年12月29号的下午1点，天非常蓝，阳光非常好，几万群众渐渐散去，街道渐渐敞开了。马车载着父亲出了县城，嘀嘀哒哒朝家走，比步行还慢，我家来的7个人就干脆左右相随着。一路看见雀子飞，听见雀子叫，竟觉得父亲的呼吸还没有停止。

沿途都有一些苗民拦住马车，向父亲道别。老的，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还有小孩。绕过山梁子时，有个小女娃娃竟然爬上车，掀开铺盖，将我父亲从头摸到脚。嘿嘿，我们不由自主微笑起来，暂时忘却了悲伤。

走走停停，太阳落坡才拢村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感谢主啊，父亲的遗体一直很软和，从倒下去，到抬上马车，到拉回来，到天黑，到半夜三更，一直同活人休息差不多，脸有血色，皮肤有弹性，肚子还热乎乎的。那个关口上，干部和民兵从早到晚严防死守，只有到夜里12点以后，确定“那些人”睡着了，信教群众才一家接一家，陆陆续续摸上门来，做道别祷告。

老威：来过多少人？

王子胜：至少七、八十。在沟坎上溜，又不敢打手电，跟夜游神一样。大概过了两点，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我们伸手摸父亲，才感觉身体发凉，手脚变硬了。

老威：的确算黑暗中的神迹。

王子胜：荣耀主，感谢主。

老威：他说该有光，就有了光。

王子胜：天刚蒙蒙亮，我和哥哥、弟弟、妹夫一起上坡，看好岩坎下的一个地方，就吭哧吭哧挖洞。一两个时辰，弄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返回家吃早饭。接着把墓盒（你们汉族叫棺材）先抬上坡，放进洞里，再回头接遗体。

老威：墓盒与遗体分开抬？苗族风俗吗？

王子胜：不是。怕苗民动乱，军车大清早就开过来了。大兵端着枪，满坡守起，明令除了死者家庭成员，任何人不准接近。当时本村外村好几十人，都自己跑来，原准备搞个下葬仪式，眼下却只能相隔几百米，傻傻望着这边，干着急，帮不上忙。遗体带墓盒，至少要8个劳力才抬得起，可家里只得4个劳力。我们试了几次，还喊了号子，都不行，只有分开运送，人最后钻进墓洞去封棺。

大兵一直守到土盖完，坟包垒起，我们下山拢家门了，才吹一声哨子，跑公路边集合报数，上车回城交差——其实他们巴不得溜快些，因为明天就是新年。

老威：1974年元旦。我十几岁。毛泽东、周恩来都病入膏肓，文革快搞不下去了。

王子胜：感觉得到。因为过了不久，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村子里又恢复聚会做礼拜。政府发现了，就派人来召集苗民开会，教训道：枪毙反革命分子没几个月，你们不仅不划清界线，反而敢秘密聚会！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谁带头的？站出来。于是我就站出来。

我是1976年初被正式逮捕的，扔进武定县关过我父亲的监狱。他们说我比父亲更坏，更不可救药，因为父亲的犯罪还有历史原因，我却属于明知故犯。开头4个月，我都关在禁闭间，两三平方米的黑屋子，水泥地，就一个洋瓷碗一个马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跟狗洞一样。

王子胜：不如狗洞，因为始终不见光。只有等个十来天，马桶屙满了，才允许喊报告。大兵先撬开巴掌宽的监视窗，捂住鼻子瞅一瞅，再开门叫我出来倒屎尿。天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朦朦胧胧挨近茅坑，还得竭力稳住脚跟，提防腿肚子一软就栽下去。回到黑屋，眼珠子酸疼，要流好久的泪水才重新适应。

老威：屎尿味薰的？

王子胜：嗅觉已没有了。这人嘛，在茅坑上关多久也不会薰坏掉，可不能长期不见光。植物不见光一会儿就死，动物嘛，最多熬十几天，就要发疯。

老威：人在黑暗中不发疯，是因为有思想和意志。

王子胜：有上帝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族共计7人蒙难。父亲遭杀害。二哥王子华，当时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也受父亲株连，叫造反派揪出来。因为忍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投怒江自杀。大哥王子荣，与我同时继承父亲衣钵，为传道人，后来我们同时被捕，同时判刑，同样的9年刑期，同时释放——只是判刑后，我送姚安县监狱改造，他送禄劝县里面的草海子农场改造。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姨、四姨和老嬢，她们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住在外村。后来二姨和老嬢判5年，四姨判3年。

老威：都因为秘密聚会吗？

王子胜：是。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就全部提前释放了，这样一算，我们就只坐了3年牢。1980年开头，不晓得吹的啥子风，上面来指示，硬要把我选成武定县人大代表，反革命牧师的儿子，帝国主义的走狗，咋个能当人大代表呢？可是跟逮捕一样，你不干不行。记得当时，我拿着姚安县监狱的《减刑判决》，找人大主任，我指着上面写的“该犯坦白交代较好，予以释放”说：我还是“该犯”，不配做人大代表。主任脸红了一阵，生气说：太马虎啰！我找他们去。于是没过两天，“减刑判决”就变成“无罪释放”。

老威：估计此时你父亲的事迹已经传播到海外，大形势变了。

王子胜：释放不久，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确定他为20世纪10个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替他在正门上塑像的事，我们晓得很晚。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人家派使者将有关资料送过来，都是英文，而我只有高小文化（政府不准黑五类子弟升中学），读不懂。2002年12月，我家亲戚的孩子去伦敦，亲自在大教堂门口拍了照片回来，村里村外传看，大家都流泪了。荣耀归主啊！父亲他与魔鬼争战，共65个年头，终于胜利返回天家。正如经里记载——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老威：作为传道人，你也算你父亲留在大地上的果效。

王子胜：我今年67岁，还跑得动。附近的村子，苗族、彝族，都全部信主了。我就准备跑更远。更更远。如今社会，思想乱，心乱，每个人都比过去更需要福音。

补记

夜里9点来钟，谈话结束了。我们在满天繁星之下告别老人，他慈悲的老伴撵出屋子，塞给每人两块有些烫手的荞面粑粑。我三两下就吞并完毕，而孙医生依旧边下坡，边细嚼慢咽，还赞不绝口。我暗笑道：不愧本色的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忘感恩。

面包车晃着射灯在山道间盘桓，我到底松了口气，瘫软在座位上。感觉才迷糊一会儿，禄劝县城就拢了。孙医生说：我已给小张打了电话，他答应连夜送我们回昆明。我不禁叹息道：麻烦小张多少次了！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已属凤毛麟角。孙医生说：你不晓得啰，我一直想把他弄到昆明开车，可那些公司老板嫌他土，有损形象。

快10点半，小张在城郊加油站接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朝车站赶。七、八分钟后，我们登上已经启动的加班的末班车。

小张和他的车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阴影。幸好是火把节哦！他喊道。

午夜1点钟，车抵昆明黄土坡站。接着打野的。1点半钟，4个貌似流浪汉的家伙，围坐在街口路边的小吃摊。一人一碗烫粉，吃得脑壳抵脑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凉。仔细盯一遍其他3人，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

基督徒孙医生

前 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5点，我们结束对圣徒后裔王子胜的寻访，从高桥乡下长冲村回折几公里，就脱离还算平整的主路，拐入通往田心乡发块村的“糖石路”。所谓糖石路，就是泥巴与硬糖一般的碎石块掺和铺成的单行道，面包车一上去，就如伤寒病发作，嘀嘀哒哒哆嗦。我们也随之哆嗦，并且没完没了。孙医生在后座，在旧衣物的包抄之中，没过一会儿就得起身一次，将造反的旧物口袋镇压下去。而司机小张身子前倾，双臂已夹住方向盘，但情不自禁的嘎嘎磕齿声仍不绝于耳。出于诗人天性，我企图将颠簸化作游戏，不料屁股刚随嘀哒的节奏起落两回，脑顶盖就撞出一包。

尿频也一发不可收，车子平均几十分钟要停一次。在一座接一座枯燥乏味且浮尘飞扬的秃山间如此折腾，骨头散架不提，连肉皮也拉扯得不行了。可孙医生说，他一年要进来好几回！为什么？

太阳缓缓坠落，巨大的光轮像一盆盆血，哇哧泼向交错的峰峦。从前窗望出去，视野内全是紫红的潦泡。对面山坳闪出一辆来车，我车就在这面山坳刹住等候，滔滔尘头席卷腾空，太阳之血刹那被冲淡了。

黑夜接踵而至。寒风顿起。远方有扑闪的小灯。孙医生探头指出，注意了，下头是连续3个急弯，很容易撞车，一定要慢点。我估计马上就到了。不料孙医生接着指出，前方山窝子有家小店，山羊肉不错，我们吃罢晚饭再走。

深一脚浅一脚穿过泥地，踏上石阶。有点《水浒传》里的黑店味道，随灯影迎出一彝族壮汉，高声问吃几斤？孙医生答先来两斤，多配几种蔬菜。

旋即锅子端上桌，我们就着糙辣椒蘸碟，狼吞虎咽。身旁一大堆彝人在烤火。孙医生客气地招呼：一起过来吃啰。惹动一阵哄笑。

身热胆壮，我们梁山好汉一般继续赶路。好多年没见识过这么黑的夜，跟墨汁似的。我感觉车子嗖嗖插入一个场口，房屋在光柱两边，极鬼魅地闪避。小张说：发块要到了。把坡下到底就是发窝。我不明其意。孙医生解释：彝语。发块的意思为山腰；发窝的意思为山脚。不过我们不必去山脚。而要拐进机耕道，左绕右绕很难走。我笑道：鬼门关都翻过了，还怕进阎王殿么？

夜里9点，我们抵达群山肚脐眼里的田心乡发块村，进入孙医生的得意门生孙庆元的院子。又是一堆人在屋里烤火，孙医生一露面，全部扑出门，那个久别重逢的亲热劲儿！42岁的孙庆元为本地教会医生，极有威信，他当即按孙医生的吩咐，带人每家每户分发旧衣物，喜气洋洋，同过节一般。

忙碌停当已夜深，人逐渐散去。我和孙医生烫罢脚，围火坑而坐。无言，竟也无睡意。我习惯性地掏出录音机说：随便聊聊，就当催眠吧。

正 文

老威：跟梦游似的，我从来没想到会坐在这儿。

孙医生：主的安排啊。

老威：那眼下这个山村夜话氛围也是主的安排。

孙医生：嘿嘿。

老威：允许我问一句，你是医生，怎么会对土地改革感兴趣？

孙医生：因为我家就是大地主。我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在南京城里开有老字号诊所，很有名望。挣了钱，他们就在郊区购置了不少田地，当不动产存在那儿。可共产党一来，世界翻了个滚儿，我家就成剥削阶级，田地和诊所都遭共产。

老威：他们的命保住了？

孙医生：把我家搬到云南或四川的穷山沟，他们有10个脑袋都掉了；可南京周边是富庶之地，地主、富农太多，光我家所在的那条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家在郊区有田地，相比之下，我家远远不算顶尖。当然，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是重灾区，我从小就习惯了父母被突然之间揪出来，游街批斗。幸好还有家传医术，许多政府官员觉得有利用价值，就让你苟延残喘。

我1974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我年龄最小。当时刚读初三，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虚报岁数下乡的。说来可笑，1973年到1975年，西双版纳这块还在搞“阶级成分复查”，给许多土改中漏划掉所谓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大肆批斗。

老威：是么？也太落伍了。

孙医生：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对时代的反应要慢好多拍。我们属于景洪公社，紧靠着橄榄坝公社，再出去是边境线，除了傣汉，还有哈尼、拉牯、布朗、瑶、彝、佤、白等民族，对汉族人灌输过来的土改怎么搞呢？据我所知，拉钴和瑶族既没搞土改，也没有地主。

老威：可能大伙都在坡上半裸着刀耕火种吧。

孙医生：但我们刚去的时候，到处都在斗地富分子。有个傣族小伙子，我们去的头天就认识了，知青要吃水果，他就猴子一样爬树，摘了很多。可没想到，这样老实的人是富农儿子，经常无缘无故被批斗。有一次民兵打得他满地滚，我实在忍不住，就跑过去扶他起来，由于我的身体插在中间，民兵没法继续打，只好罢手。多少年一晃而过，我却清晰地记得那种恐怖躲闪的眼神，与圈起来待宰的狗差不多。可他不是狗，年龄也和我们知青不相上下，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

我对社会、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怀疑就从这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的。什么人民翻身做主，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狗屁。1976年毛泽东呜呼那天，我正在林子里砍香蕉呢，我边砍边吃，肚子都有点撑了。突然，兵团的高音喇叭放起了哀乐，接着就是低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嘿嘿，不是万寿无疆吗？怎么说死就死？真是个好消息。

后来我当上赤脚医生。再后来恢复高考，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临上京的那天，那个富农儿子还特地跑来送我，很依依不舍。

大学读5年，毕业分配到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直当外科大夫。做了无数急诊，什么肝破裂、肠破裂、脾脏破裂，头颅破裂，开刀缝合，一分一秒抢时间，动作稍慢就大出血，要死人。我的医术就是这么操练出来的。到了1988年，为了“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被破格提升教务长，任了一届，又提升常务副校长。

老威：年轻有为啊。

孙医生： 外科的关键是临床判断，该如何马上如何，来不得半点虚的。可这套在官场行不通。我锐意改革，卖掉专用的桑塔纳轿车，自己买辆自行车骑；我取消逢年过节会餐，禁止大吃大喝，限制财务报账。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人家恨死我，在背地整黑材料，我还蒙在鼓里。九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外教和留学生进入我们学院，通过他们，我读到了《圣经》，很受震动。刚巧官场的挫折也促使我反思。《圣经》的本质就是敬畏，就是爱，而中国人既缺乏敬畏，又缺乏爱，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靠党的领导？规章制度？废话。

大约是1990年9月，我在留学生宿舍第一次参加了祷告聚会，当时除了留学生和外教，还有几个中国学生。此后我一直参加礼拜，也逐渐养成睡前祈祷的习惯。1992年冬天，我休假去西双版纳，逢圣诞节，在家庭聚会上祷告时，突然意识到某种使命，心灵感动不已，就由德国宣教士大虎主持，正式受洗。

老威：既然如此，你的官还能当吗？

孙医生：我知道那个时刻在临近，我必须作出选择。我参加聚会的事也有人告密，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按理，我在体制内已多年，医术上亦有造诣，如果稍作让步，仍是一派锦绣前程。上帝和魔鬼在我头脑里反复争战。可最后，领导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让我填了它，这就意味着“谣言不攻自破”。

不能填。我说。因为不是谣言，是事实。

什么？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信基督。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只能选一样。

领导气得要命：你当共产党的官，拿共产党的工资待遇，却信基督！基督是什么？能吃能喝吗？

我不眨眼地看着他，依然一字一顿地说：我辞职。我得救。

于是我被院方解除了一切职务。

老威：这是哪一年？

孙医生：1993年。我不得不离开医学院。随后不得不离开苏州。西双版纳的景洪医院聘用了我，直到1996年。接着又去深圳两年。再接着出国，从环境相当优美的泰国清迈转道，进入相当糟糕的缅甸佤邦，服务于南佤军区范围内的一家国际丛林医院。

老威：脱离了体制，你的人生马上就动荡不堪。

孙医生：可内心不动荡。我是主动报名去佤邦做人道志愿者，因为那儿充满战乱、瘟疫、贫穷。当红十字会的车子颠簸在土路上，我看见窗外除了漫山遍野的罂粟，就是洋不洋土不土的佤邦军人，身上挎着枪，还挎着炮。附近还不时响起枪炮声。我们抵达的所谓“医院”其实就几间草棚，四周有几棵树。由于酷热，苍蝇相当密。可是技术力量很强，西方各国的医生来过好多批。

老威：你与他们交流没问题？

孙医生：傣话和英语我都会一点。医院虽简陋，气氛却很融洽，应对流行病、疟疾、妇产、吸毒引发的各种病症，以及大批量的大外科都很尽责。连续工作几天是家常便饭，但我在这儿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做野外手术。

不过我反感那个台湾籍院长，他缺乏爱心。比如有一次，医院聘用的一个佤邦护士和军人谈恋爱，头天晚上，男女才钻入一顶蚊帐，第二天女的就被抓起来，那些当地人还闹着要把她推出去毙掉。我听见女孩的哭声，就去找院长，可院长却说这事儿不该他管，还劝我也别管。我气坏了，就直接找抓她的叫“山耿”的军官。山耿解释说：那个军人在家有老婆，是护士勾引他，所以该死。我说：这有啥了不得？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当地人对医生都非常敬重，山耿虽是人民军，也不例外。于是我就亲自打开女孩的脚镣手铐，接她回来了。

老威：真把人命当儿戏啰。

孙医生：是啊，抓人、放人、枪毙人全是一念之差。我的外科助手是个缅甸人，叫玉瓴，相当聪明。他原来也是正规医生，可吸毒成瘾，曾经进过戒毒所，出来后毒不吸了，却嗜酒如命，等于用酒代替了毒。因此院方将他从医生降为护士。有一次值夜班，玉瓴也喝得迷迷糊糊，被台湾院长的朋友，一个台湾牧师逮着，就大声骂他。玉瓴不服，两人就你来我往对骂。我出面阻止，并批评玉瓴：你这样对自己、对医院不负责任，以后怎么办？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玉瓴一下子清醒了，立马道歉，还发誓改正。可是第二天来了辆警车，当作大家的面将玉瓴抓走，从此再没有回来。

老威：咋回事儿？

孙医生：台湾牧师向军方打了报告啰。这前后两件事搞得我对台湾人很厌烦，也是我最终离开佤邦的动因。我在那儿呆了1年半，本来已融入当地，连总司令的太太都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呢。

我是上个世纪末回国的。可以说一无所有，但信心越发坚定。我先由侄儿介绍，去云南大学医学院代课，钱不多，却比较轻松。

老威：你有了异国行医的“通科”经验，不想借机重返体制？

孙医生：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肯定在大医院呆不下去。

老威：信仰障碍吗？

孙医生：普通良心。比如你开什么处方？病员坐对面，直勾勾地盯着你，人家已经叫病魔弄成那样了，你在处方里下什么药？因为同类型的药，价格悬殊很大。一般情况，我捡价格最低、疗效最佳的方子开，如此下去，药房、科室乃至院方都有意见。因为破坏了潜规则，就破坏了形形色色供药商与医院的长期平衡，就直接间接损害了集体利益。

老威：医生坏了良心，跟抢劫犯无异。

孙医生：治病就是抢钱啰。许多病对医生来说，就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不费什么力气。你自己也在治病救人中获得快乐啊。可现实呢，治一点普通病，动不动就几百上千，甚至几千上万。你为什么不习惯开几块钱的抗生素，几块钱的传统药？或许它们的进价才几毛钱，成本才几分钱——照此计算，医院已经赚够了。还嫌不够？

老威：所以你就成了害群之马。

孙医生：对。我是基督徒，我必须告诉病员实情，病员也有权了解实情。所以我进任何医院都容易，可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老威：你是叫逼成“游方郎中”的？

孙医生：没人逼。的确是神的旨意。

老威：嘿嘿，我洗耳恭听。

孙医生：我在教堂做礼拜时碰到我的一个学生，不料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开始我都没认出他，因为云大学生太多了。后来聊得不错，才知道他是禄劝皎西出来的农村孩子。

老威：皎西？撒营盘还往里走，快到红军窜过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了。

孙医生：偏远落后的大山沟，但民风纯朴，村村都信基督教。我的学生说：他的家乡有个等死的病人，问我有没有兴趣跑一趟？我随口答好。没想到这孩子第二天就找上门，领着我搭班车，折腾快一天，抵达了皎西。原来是本地教会长老的太太病了。我进屋一检查，乳腺癌。肿块已有鸡蛋大，得马上动手术。我当时生气地对长老说：病怎么能拖？长老说：禄劝和昆明的医院都跑遍了，动手术至少要花8000元，还不敢担保断根。我们回来东借西凑，才有2000元。我说：这手术我做。长老急忙问多少钱？我答免费。那一家人全愣住了，那种奇怪的目光盯得我不自在，就解释说：比这更复杂更厉害的手术我都做过，你们放心吧。

歇了一夜，我就匆匆往回赶。本来是约好病人随后来昆明，借医院的手术室做，可待我打电话去催，对方又说在皎西家里等。晚上，我跪下祈祷，求主赐给我力量，帮助更多的穷人。脑子里竟浮现出一个个美国或英国的老电影镜头，那些战地医院，或根本没医院，就一块野地，那些可爱的大夫正为病人开刀。还说笑话，引开病人的注意力。

内心充满感动。接着我花了不到100元钱，买刀子、针线、手套等等，其它东西原来就有。我背上药箱赶路，嘴角都挂着笑。我记得手术做了没多久，手术室就是长老太太的卧房，手术台就是她的床，那张黑黝黝的、睡了几十年的床。她以为自己快死在那床上了。

老威：你没有帮手吗？

孙医生：有个老大爹，60多岁，是当地的牧师。屋里很暗，开窗也光线不够，就把几个手电捆在一块，让老大爹举起来当手术灯。老大爹的身板硬朗，站一两个小时一点事儿没有。我让他照那儿，他就直端端照那儿，毫不含糊。我把病人的右乳房整块挖掉，而后做了仔细地处理。我没感觉累，只感觉同穷人在一起，就是同上帝在一起，很甜美。真的，心甜美，接出的果实也是甜美的。

老威：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在农民家里做癌症手术的医生。你可想过万一出意外咋办？

孙医生：既然决定做，肯定要有充分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我是正规科班出身，以前也没料到会在这种条件下做手术。消息刮风一般传开，皎西周围的村民纷纷上门求医。记得那次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几乎不能脱身。

老威：就在一个地方？

孙医生：还从皎西走到武定县的乍基乡。两地间不通公路，起个大早，我跟着热心的带路者，爬坡下河，锻炼了将近8个小时，鞋底都差点磨穿了，才好歹到达。虽说我一直是运动爱好者，可这算是平生最长最累的步行啊。

老威：我进去过两三趟，坡太陡了，连骡子都打滑。爬某些山梁子，鼻子稍不留意就触地。

孙医生：但步行下来，感觉浑身透气，吃得香，睡得沉。趁着好心情，我在乍基村民家里又做了一个腮腺癌手术，一个囊肿切除手术。感谢主，没有一点问题。

感谢主，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道路和使命。

插 记

子时将尽。我知道孙医生不习惯熬夜，就提议明日继续。不料孙医生问：这是不是和做手术一样，开了头就不能停下来？我噗嗤一笑，只得承认道：的确，明日的气氛又与今日不同。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右眉，似乎手术刀还在那儿划动。两个月前，孙医生曾经背着一个简单的挎包到云南某地拜访我，谈笑之间，顺便在我的腋下和眉间动了两个小手术，割除两颗黄豆大的肉赘或瘤子。记得当时室内还在放鲍勃·迪伦的早期摇滚，孙医生叫把音量关小。窗外古塔矗立，夕阳正红，鸟儿在啁啾，有几头老牛向苍山草坡款款远去。孙医生叹道：好一个世外桃源啊。接着就挑起音乐话头，让我躺在床上瞎侃，从垮掉一代到黑人灵歌。从“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到“马车自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待我睁开眼睛，手术就结束了。真是从未有过的神奇经历！孙医生边收拾家伙边笑道：我要向你索取一点点报酬。我答好啊。他就试探着问：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制作的箫碟拷贝一张给我？我又答好啊。

两人对话的余音尚在，可光阴已滑过一大截了。

我再次打开录音机。

只有抓紧往下说啰。孙医生道。

孙医生：昭通的彝良县是云南最穷的地方，那儿的很多山被砍得光秃秃，村庄在秃山腰，泥巴草房很矮，门跟山洞一样，只有埋着腰才能钻进去。而平时吃水靠两口井，一口喂牲畜，一口喂人。若遇天旱，就得跑山脚河里背水。

我曾经到那儿行医，也有过几天不洗脸的记录。有一次，我在村里迎面碰见一个杵棍子的彝人，右裤腿空荡荡的，脸颊一个劲抽搐。出于职业本能，我自然要询问。原来这是车祸的后果。我急忙扶他坐下，掀开裤腿。哎呀，不知是那个缺德鬼做的原始截肢！膝盖以下没了，可大腿骨却刀子一般暴露在那儿，四周的皮肉发黑溃烂，臭味令人恶心。我说：喂，你这样下去不行啰，骨头暴露，骨髓炎会一点点往上走，最后感染血管，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那彝人没话说，就直勾勾地看我，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流。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裁一次肢，齐大腿根全拿掉，就没事儿了。往后有条件，你还可以装个假肢。

村民们都围过来，没人了解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昆明来的。不过大家也算给面子，帮我把病人架进屋，平放在床上。我耐心地做消毒、抗炎、麻醉，然后更耐心地剔除腐肉。太臭了！我就叫把门窗都敞开，让空气对流。

老威：你不怕空气中的细菌感染吗？

孙医生：乡村看起来破破烂烂，其实空气比城市、特别是比医院干净。至少没有各类病菌的交叉感染啰。我把腐肉剔光了，再一根根理出血管，与老大娘纳鞋底相似，要特别细致。待全部血管都缝合完毕，检查没纰漏了，就可以裁肢。

嘿，没啥神秘，与木工活儿差不多，锯、锉、琢、锤、刨都得用上。我还特地买了把小锯子，锯口极锋利，外形却似木工锯。你想，人的大腿骨，特别是成年人的大腿骨，相当硬，没钢铁硬，至少比一般木头硬多了。我比划一下，猛吸口气，就下锯子。呼哧呼哧，才几个回合，手臂就震麻了，脑门的汗珠子牵着线下来。要是在正规医院，不用招呼，护士会主动擦汗，可在这儿，我一再暗示，别人也反应不过来啊。

不过这难不倒我。骨头锯了，又用小锤子敲几下，然后琢，然后将钝口锉平整。待一切都处理妥当，再将正常肉皮拉拢，缝合好。

老威：我听得汗毛直竖。

孙医生：没什么啊。村民也配合，病人也那么放心地把性命交给我，应该感谢才对。

老威：把人当作木工活儿来做，外科大夫本身也算特殊材料造就的。

孙医生：哈哈，作家的想象真丰富啰。那我接着讲。去年在红河州，对，云南著名的红河烟厂就在那儿。我到红河州石屏麻风病院，在那儿给一个麻风病人切除过阑尾。我的当地朋友介绍的，说本来是急性阑尾炎，可医生都不敢治，每次发作起来，送医院，就只打打针，开点药，结果急性拖成慢性了。我说这样一个小手术，算得什么。人家就陪同我去了。抵达隔离区，人们都大吃一惊，叫唤：这个地方你也敢来！我说这儿四处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洁白，比我从前的看病环境还好，我为什么不敢来？见着病员，是个中年男子，手脚、皮肤开始烂了，脚也变形。可人不错，平和，不抱怨，不自私。我为他动手术，还有一个甘肃来的天主教姑娘协助，很顺当。刚一完，病员自个就起身。我按住他，让稍微歇一会儿。他说不用，感觉挺好的，就下床站起来。试着走两步，没问题，就点头致谢，然后走回去了。我立在门口望他，起码走了两百多米，才进那边的房间。

老威：我晓得你“胆大包天”，可掐指一算，你做游方郎中已第8个年头，没出过问题？

孙医生：不能出问题啰。

老威：为什么？你毕竟是人呀。

孙医生：治病救人，判断必须十分准确。不像写文章，错了还能修改，把人治错可没得修改。否则坏名声一传播，损害我个人事小，损害到我信仰的基督教，罪就大了。

其实，比医术更重要的还是爱心，比如你认识的小孙……

老威：就是上次你介绍我去马鹿塘找的那个瘸腿小伙子？

孙医生：是。

老威：他给我引荐了两个老地主、3个老贫农，贡献很大哦。

孙医生：他原来在广州一家造船厂打工，还结婚生子，不错的。可突然间得了一种脊椎怪病，令双腿瘫痪，连中山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无奈。这一来，老婆跑了，同乡们将他千里迢迢送回家，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惨极了。当时我闻讯从则黑跑到马鹿塘去见他，动不了刀，西医的确没法子。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学习传统针灸。我的老师姓梁，很有名气。记得第1天开课有十几个学生，第2天剩七、八个，第3天四、五个，第5天1个，就是我。大伙议论道：梁老师啊，你教我们这个经那个经，弄得我们要发神经。我没发神经，我属中医世家，经脉一点就通，还其乐无穷呢。后来我觉得有些把握了，就赶去给小孙扎针。不料扎针后的头天晚上，他的腿就持续麻胀！就这样坚持针灸，加上他自己搞了些中草药偏方，配合治疗，慢慢就能站起来了。

老威：这太耗费时间。

孙医生：时间不是问题，我喜欢在农村逛，爬山、涉水、治病，碰见的都是善良的穷人，什么都愿意奉献。像小孙，非常聪明，现在他丢开棍子也能到处走，还愿意跟我学医，常见病也能处理一下。老威：他在乡场上开了家奇怪的店，美容美发加治病加拔牙。

孙医生：嘿，我引荐他跟美国来的牙医学过，他聪明、刻苦，钻研过口腔结构，真的能拔牙。说不定比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还强些。

老威：你的乡村弟子，我接触过这个小孙，还有则黑大住基村的小孙，都自己开诊所，在当地蛮吃香的。

孙医生：这些年我陆续教了几十个学生，相当于由几十上百个点组成的农村医疗网络。其实，医术精湛固然好，可普及医疗常识显得更迫切，因为乡村里的若干突发病，只要当时处理恰当，得到缓解，就能争取到救治时间。农民苦啊，住山沟山梁，赶一趟街，爬坡下坎，动不动就折腾几个小时。平时没什么，可犯了急病麻烦就大了。几个壮劳力，轮换抬啊背啊，山道几小时，拢公路还得等车，乘车到乡镇一级的医院，医生水平又有限。不少人就这么死的，不少人死得莫名其妙。

老威：抢救不及时，不是绝症也弄成绝症了。

孙医生：唉。

老威：可建立乡村的医疗网络应该是一项国家工程，一个人的力量……

孙医生：共产党烂成这样，我们别指望了。海外有些慈善机构，也关注第三世界，但它们有它们的目的。99年那阵，我与新加坡的“爱心扶贫”有过联系。发窝就是那次来的。当时我和1个美国、1个香港、1个新加坡医生来这儿赶街考察，逛了两圈，碰见这家主人孙庆元。一聊，就马上跟他来。

村里还有个痨病，吃了香港医生给的抗痨西药，很管用。这孙庆元学过医，开了家庭诊所，但欠款很多，面临倒闭。我们给了他坚持的信心。我说：有外援自然好，没外援也别指望，要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你看到了，院子里晾的草药非常多，这些年，孙庆元在造福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还清了欠款，活得不错。

老威：我在你家遇见过两个美籍医生，1个姓吴1个姓熊，都不错。

孙医生：他们都下乡考察好几次，愿意投入一些资金。特别是吴医生，快80了，人非常善良。要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状况，避开政府官员，去掉中间环节，农民就能直接得到实惠。

老威：你是深谋远虑。

孙医生：我不是商人，不是政治家，我的榜样是德兰修女。她抛开贵族化的修道院，深入到遍地垃圾的印度底层，深入到穷人当中，把爱当作毕生的事业

老威：你随身带着《德兰修女传》。

孙医生：很多时候，你我对深重的苦难无能为力。在皎西那边的真金万，一个极边远的村子，有个村长。他的脖子原来生了个肿块，开过刀，没割干净，反而越变越大，还四处窜。我见着他的时候，肿块已经蔓延至肩头，蔓延至后脑勺，沉甸甸地坠着，把整个人拉扯得站不稳。我稍微检查一下，就知道是淋巴癌晚期转移，根本无法动刀。我只好在床沿坐下，读了一段《圣经》。我说：生命不是无限的，但在上帝那儿，又是无限而公平的。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点点头，还露出微笑。接着我握住他的手，静静地呆了1个多小时。门口的光投进来，许多人影子在那儿晃动着。第二天，他就死了。

老威：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在《哀歌》里写到：清晨、正午、黄昏到来前的每一分钟，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孙医生：但我更喜欢《汤姆叔叔小屋》中的黑人灵歌“马车从天上下来，把你带回你的家乡”。你唱过的。又有一次，刚拢一个村子，就被领到一个50多岁的大姐屋里。看她已上气不接下气，就询问旁边人，原来她发烧好长一段时间后，突然间大出血。我把了脉，太晚，没得救。当时她的大女儿还在外头瞎跑，只剩读初中的二女儿在。我就吩咐烧点水，我亲自拿盆子、毛巾为她洗脸。又接过木梳为她梳头。作为医生，我明白人在临终时刻，不能过分邋遢，否则就死得没什么尊严，连收殓群众都害怕接近。

举手之劳做完了，我还是老样子，握住她的手坐在那儿。但是她没有上一个死者安详，呼吸急促，好像胸腔随时会爆炸。我心里十分难过，就说：大姐姐呀，我明白这辈子你吃了太多苦。不要怕，不要怕。快结束了，天堂的门已经敞开，你的苦快结束了。她的眼泪淌下来，叭嗒叭嗒落在我手背上。跟着她猛抖两下，嘎的断气了。还好，时间没拖很长。

老威：夜这么深，听你讲到死，虽然有大爱，仍感觉人生没多大意思。

孙医生：千万别这么想。你在记录苦难，你得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老威： 我们是2005年12月初认识的，当时你正在丽江古城一个基督徒家里替一个老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就跟你下乡，从此切入土地改革专题，这么久还收不了手。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吧？

孙医生：“麻风病人”张志恩。

老威：对。讲讲他。

孙医生：在他之前，有另外一段掌故。2001年夏天，我去刚才提到的真金万行医，抵达时已下午3点。歇1个小时，感到肚子饿了，就在村民家里弄饭吃。可米和豆子下锅不久，有人来告诉我，另一个村子有人快病死了。我一急，马上开饭，半熟的豆子也咽了半碗。然后随带路的起身。路途耽搁两个半小时，泥浆山道，一不小心就打滑，可想到那头有人要死，也顾不了许多。8点过赶到，太阳落坡了，昏暗的光影里，茅草屋的周围，全村100多人都聚拢了。我浑身湿得水透，可来不及擦汗就跑过去。只见屋檐下，红漆大棺材已摆在那儿，盖子掀开，吓人啰。我进到屋里，见床上床下都是血，而病人还在喀，气都快整断了，还在不停地喀。人们都异口同声称：上昆明照过片子的，是肺癌，活不了。我马上给他打止血针，很平静地问他病史。这人倒比较理性，一五一十地抖落得清楚。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他做详细诊断，确定为肺结核，虽然极严重，仍有一线希望。

抗结核的特效药没带身边，第二天大早，我和病人的两个女儿出村赶路，中午抵昆明买了药，让她俩先带回去。结果非常管用。第三天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病人已好转，棺材用不着了。

又过十来天，病人村里来人接我去复诊，完了再返回。就是在石门坎上面的公路边等客车时，抬头发现了所谓“麻风病人”张志恩的家。

远远望见红土山坳间绿树葱郁，枝头掩映中，还有一草房。我感叹道：太美啰！那儿有人隐居吗？就要爬上去探个究竟。不料却被送我的人牢牢拽住：去不得！去不得！有麻风病！我是医生啊，有什么问题？就去了。接着是你我都曾经历过的场面，两个老人坐在房前晒太阳。我边观测边与他们聊天，没一点病征，哪是什么鬼麻风！谣言可把他们害惨了。

故事你也写了。张志恩老人原来不住这儿。大约70年代，他上山砍柴，遇一窝麻蛇，就拿锄头敲。没想到麻蛇死了一条又窜出一条，他怕了，就逃回家。不知道麻蛇怎么和麻风扯上关系，又使他的前妻被村里人怀疑为麻风，弄去活活烧死掉。而他自己也叫弄进麻风病院，关好几年，才莫名其妙放回家。

老威：后来就迁到荒坡上，与世隔绝，枉背一张麻风的皮。

孙医生：是。没人管，房子漏了塌了也没力气修补。于是我联络附近教会的人，我个人出资近2000元，将草房换成瓦房。还给他们买了猪和鸡，好歹像在过日子。

老威：我有一个疑问：你在乡村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靠什么支撑？诊费怎么收取？

孙医生：开始两年，美国一家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在支持，我与其中一位姑娘私交很好；后来她的老板变了卦，中止援助，就只能靠主的安排。深入乡村，班车和走路交替，有点路费开销。此外，像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一两月、两三月地走村串乡，吃住都在农家，大致不用花钱。特别是过年前后，挨家挨户有请，还吃不过来。

老威：这不是办法。

孙医生：人心是肉长的，农民看病也主动给点钱，10元20元30元不等。病比较麻烦的，也給个一百两百、两百三百。我有进药的渠道，无论如何，成本还是够的。近一两年，国外的一些医生同我有些接触，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也捐赠部分西药。像你看见过的吴医生和熊医生，还租了房子，在昆明设点。他们不在，我就代管。

老威：我都在里面住过啰。

孙医生：进城来找我看病的农民也住过。最多一晚住6个人。嘿嘿，后半辈子就这样了。海外和城里都不缺医生，主如此安排很合理。

老威：主何时给你安排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助手呢？

孙医生：你比我更需要女助手。多祷告吧。说不定今晚的梦想，明天就成现实。

土改受害者杨自海

前 奏

2007年1月10日清晨，我和孙医生来不及洗脸，就拣了几样旧衣物，跟随一带路的彝族妇女，匆匆赶往位于田心乡发块村西南角的杨自海老人家。太阳刚刚露头，一片片瓦顶还缭绕着薄雾，可村中小道已经热闹起来，不断有猪狗、牛羊、骡马在人类的吆喝下，与我们不期而遇。孙医生的仪态像个超龄老知青，与村民们既熟悉，又保持了适当的矜持。感谢主。感谢主。大家微笑着互致问候。如此伊甸园的暖意笼罩了大约七、八分钟，目标到了。

羚羊一般跳跃几次，过了几滩牲畜粪便，落脚点却是一片荒草。眼前为一横一纵两土屋，横的茅草顶坍塌大半，夯实的土墙已风化得薄，橙色里夹杂灰白的纹路，见证着岁月的斑斑刻痕；纵的为千疮百孔的泥墙瓦房，门楣焦黑。一个满面愁苦的小伙子应声露头，紧跟着露头的是更加愁苦的父辈。孙医生急忙一手握住一个，并歪着脸问：身体可好些了？

回答起码推迟1分多钟，中间隔着撕心裂肺的喘息。哦呼——，哦呼——，我直盯着那气锤一般起落的胸脯，感觉世界末日在这一刻真切地来到。极不情愿地跨入门槛，中间是忽明忽暗的火坑，呛鼻的烟雾在洞穴内弥漫，令我们不得不快速下蹲，占据靠门边的有利地形。

适应了约分把钟，我才辨认出在杨自海老人的背后，那神秘的笑。她似乎没有一刻中断过笑意，麻木的，比哭更容易摧毁人。她直挺挺地靠墙而坐，有围巾，有帽子，还有彝族人高眉凹眼的特征，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她的双膝之间，那儿放着她的双手，戴着镯子，一个劲颤动。她叫杨品英，70岁，杨自海的老伴，3年前不幸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我不禁又记起英国短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句子：整个世界的灾难像雪一样落在了她的肩上／她无声地呼喊／仅仅是为自己的创伤？

正 文

老威：两位老人家好啊。

杨自海：不太好。自从生下来就不太好。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要好一点了，人与人不搞阶级斗争，不歧视了，又得病。你看啰，我一天到晚喘，她一天到晚抖，没个完……

老威：这是100元钱，我的一点点心意。

杨自海：感谢你。感谢主。

老威：惭愧。惭愧。

杨自海：哦呼——，哦呼——，哦呼——。

老威：这个发块村，土改时候多少户人？

杨自海：哦呼。将近30户人。划了3家地主，5家富农。

老威：阶级敌人的比例很高啊。

杨自海：我爸爸叫杨茂勋，曾当过这一块的保长，所以一解放，我们家就划为地主。

老威：你爸爸土改时有多大年纪？

杨自海：他1948年就去世，只活了36岁。他是个急性子，好主持公道，大家就推举他做保长。有一次，邻村有家大户办喜酒，他应邀带些人去祝贺。吃宴席的时候，那家女人们却区别对待。看他是保长，有派头，穿得也体面，马上请入上席，大肉大鱼，十分丰盛；看他带去的几个人，特别是有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无精打采的穷人——可一盯住肉就不眨眼，直吞口水——笑脸转个就拉成哭丧脸。嘀嘀咕咕一阵，就把人往房背后的小桌子引，只给几样小菜，沾点荤腥。我爸爸还在抱拳应酬呢，突然发现这等不平事，当场就拍桌子打板凳，冒起火来。那家主人急忙过来，问清缘由，才将小桌子撤掉，换成正席。人家还当众赔罪，责怪女人家见识短。按理，再大的风浪也平了，可我爸爸就是不依，非要让人改天单独请客。

老威：你爸爸够厉害。

杨自海：他挂在嘴边的话：富人穷人都是人。周围几个村都服他。

老威：后来呢？

杨自海：他得急病，天天拉肚子，止不住，就死掉了。那时我才八、九岁。弟弟才5岁。

老威：家境如何？

杨自海：几亩地，种的粮食还不够吃。不过我们舅家会做买卖，周济些过来，日子可以过的。

老威：你爸爸没留下点什么？

杨自海：房子一小点，还有地，还有1匹骡子1匹马。

老威：土改时候，凭这些财产就能划地主吗？

杨自海：爸爸是保长啰。

老威：死了两三年了。

杨自海：1951年土改，我才十二、三岁。村里人就这么说的，你爸爸是国民党的保长，虽然他死了，你们家也该划地主。我妈妈叫抓起来，每次开斗争会都逃不掉。五花大绑，绳子勒进肉里，还不准松，不准哭。十几年以后，她死掉，肩膀和手腕上的绳子印还没褪啰。

老威：幸好你爸爸死得早。

杨自海：对啰。等到土改也会遭枪毙啰。当时的田心、发窝，还有周围插甸、高桥几个乡，隔几天就开公审大会，土匪、恶霸、大户、旧社会当过官的，统统拉来枪毙，感觉杀人跟砍洋芋砣砣差不多。田心乡的尼阿勒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叫李乐心，非常有钱，但乐善好施。只要有叫花子上门，他都会留住留吃，别人借他的债，数目不太大的，还不还无所谓。去乡场赶街，碰见小娃娃，他就买一碗饭给他吃；碰见老头，他就打一两酒给他喝。有人嫌不够，追着还要，他就回过头说：酒这个东西，少喝活血暖身子，多喝乱性伤身子。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老威：一个可爱的老夫子。

杨自海：解放了，好人变成恶霸。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挨家挨户动员，叫穷人起来与李乐心作对，可嘴皮子磨破了，也没哪个吭声。连没家没口没人理的滚刀肉，工作组最该依靠的苦大仇深的那种，说别的可以，拿棍子敲别人可以，一提起“李乐心”3个字，马上就这个啰，这个啰，我的屎胀啰。转脑壳躲得远远的。

咳咳。群众觉悟低，运动没法开展；运动没法开展么，工作组对上面没法交待。咋个办？总不可能让工作组自己拿枪拿绳子上，革命积极性再高，也是外省来的啰。那次，田心乡所有村子的男女老幼聚到利米村坝子开群众大会，解放军和民兵排开阵势，工作队的大官在戏台上指挥，噼哩叭啦枪毙了十几个，把声势造起来，上面最大的官才通过喇叭喊：李乐心来了没？尼阿勒村的恶霸地主李乐心！站起来！唉，头发花白的大善人只好揭下黑帽子，从人堆里拱出来，走向戏台子。还没拢啰，解放军就拿着麻绳扑过去，按个嘴啃泥，再绑个寒鸭凫水，架到戏台前示众。啥子“罪大恶极、假仁假义、收买群众、破坏土改”，等等，罪状吓死人。

站我旁边的真正的坏蛋吕天富叹气说：李乐心落得如此下场！怕踩死蚂蚁的老好人落得如此下场！世道变了！坏掉，坏掉，全他妈坏掉！

老威：这个吕天富怎么“坏蛋”了？

杨自海：他是个汉族，比彝族还凶几倍。解放前他家穷得叮当响，就搞了一杆枪，去山里当土匪，抢过许多人，听说还欠有人命。清匪时，十几个解放军踢开门抓他，明明探清楚在屋里搂着老婆睡觉呢，却嗖的一声窜没了，比野猫子还快。接着在他家对面的山洞里藏了半个月，直到政府方面做他老婆的工作，保证不杀，才闪出来缴枪投降。

说到底还是穷人。他痛哭流涕，当众坦白：是个匪，是抢人，可没办法，叫地主剥削得揭不开锅，总不能等着饿死啰。况且是旧社会，没遇上共产党，如果遇上，提高了觉悟，肯定打地主，闹革命，闹翻身。

老威：真是个天才演员。

杨自海：咳咳，这一来，政府还不好过分为难他。脑壳是保住了，但也受了几天活罪，弄去和我们一块做苦工。

老威：你也做苦工？

杨自海：是。

老威：那时你还小啊。

杨自海：十二、三岁的地主子女不止我一个，统统被民兵押去挖公路，接着又开荒烧炭，折磨了3年多才允许回家住。那真是地狱，白天连着黑夜，干活、干活、干活。吃饭、拉屎都得限定时间，超过了，民兵就打得你在泥浆子里乱滚。我的哮喘病根就这样落下的，开始是风寒病，没钱没工夫治。即使有钱有工夫，人家也不让你治。你算个什么东西啰？地主子女，天生的贱种，被人民政府和贫雇农踩在脚底的牲口。这样拖、拖、拖……

老威：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杨自海：我自己找了很多草药吃，都是缓一阵，又喘得更厉害。有一次，那个抢人的吕天富与我凑一块烧炭，突然对着我耳朵说：我害过人，拉过血债，也大肉大鱼享受过，玩过不少漂亮女人，连大户人家的小老婆都搞过，所以有今天这个牲口不如的下场，也想得通。报应啰。最想不通的是李乐心，一辈子积德行善，亏欠过哪个？可到头来被当作恶霸地主，挨枪崩不提，还曝尸半天示众。而你这种娃娃，又最最可怜，人皮没长熟，零件没长齐，享受更谈不上，连旧社会新社会是啥子东西都没搞懂，就受气挨打，成今生今世翻不过身的坏种，哎哟。他连着哎哟了好几声，把民兵都引过来了。

老威：这强盗还蛮有想法。

杨自海：我们立即低头干活。可没料到，民兵的注意力刚转移到别处，另一个更厉害的强盗也悄悄凑上来。他叫凤一青，也是穷得不行就做贼，却在黑道上混出很大名气。他经常在撒营盘那边抢过路的生意人。据说有一次，他们抢到武装押运的官商头上，双方交火，打了一两个钟头，他们这伙子当场死掉几个，对方却死掉十几个，最后还是把官商给劫了。解放后，共产党出动上千兵马在撒营盘剿匪，凤一青一伙子全落网。公审大会是在高桥乡开的，36个匪，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标，架到坟地边。一人一个坑，提前就挖好了。见这么大的阵势，民兵端起枪都不敢上。全是清一色的解放军，身上的硝烟味还没退，就直接红着眼珠子来了。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大盖步枪，1米多长，枪筒酒杯粗，原本已转给民兵用了，又重新拿过来。子弹也是大号，每颗都像中指拇，在鞋帮子边擦、擦，发光发热了，才装枪膛。从左至右，一枪一脑壳，崩的冒一股脑浆浆，轰的栽入坑底，把人都看狂了。就这样六七八、十二三、二十二三、三十二三地毙下去，直到35，崩！冒脑浆，下坑。36，最后一颗，也就是凤一青的脑壳了——咳咳，不毙了。

解放军将他提起来，他还喊：来呀！老子该死！想死！为啥不打？！嘿，他懵懵懂懂捡条命，也叫押来做苦工。见我和吕天富一块，就过来摸我脑壳：娃娃，我做贼之前也帮地主，长工短工都搞过，没想到世道打个滚，你这个小地主比我做贼之前还苦。

老威：这些土匪后来咋样？判刑没？

杨自海：判啥子刑啰，逃过了鬼门关，按当时的政策，他们也划贫农。

老威：是么？

杨自海：还分了土地、房子和牲口。那个凤一青，解放前接了两个老婆，1个老婆生6个，总共有12个娃娃，17张嘴，靠正常劳动实在塞不满，只能做贼。还得做个勤快的贼。开展清匪反霸，他叫抓了，没毙成，就罚做苦工。这一来，老婆娃娃一大窝，挤在草棚里挨饿，眼看吊命粮也吃没了，就豁出去了。十几口破破烂烂的杂种主动找工作组，见面也不讲究说理，就东一砣西一砣倒下打滚，呼天喊地。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强盗的儿子会打洞，工作组拿着没办法。掏枪么，你还没比划，他就朝你的枪眼上撞；喊民兵拿绳子么，他就先把手杆伸过来，连叫“捆啰，捆啰，只要给吃，随便你们捆”。新社会啰，不能饿死人啰。更何况是瓦片都没得的穷光蛋。做贼又咋个？不穷，能做贼么？共产党早在，能做贼么？

老威：这土改，真是越改越荒诞。

杨自海：只有地富分子倒霉到底，从解放土改，次次运动都逃不掉。我妈妈杨玉贤，是1961年饿死的，没一颗粮食了，就一把把抓灶灰往嘴里填。我说不下去了，再说，这口气就上不来了。哦呼——，哦呼——，对不起啰，哦呼……

土改受害者杨品英

说明

这对可怜老人的访谈是交替进行的。加之语言含混，伴之惊涛骇浪的气喘，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回放录音。幸而有孙医生在旁边不断地注释，往事的轮廓方如沉船一般，一点一滴从波涛中闪现。

为了方便阅读，也因为杨品英的回忆本身比较独立，我做了文字技术上的剔分处理，以及语气、语感、节奏方面的压缩和调整。所以在原有场景的真实性上，没做到百分百，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原汁原味。我在此祈求土改冤魂们的理解和谅解，但愿这唯一的个体见证能经得住岁月的磨损。

山洞般的土屋，火坑边的病危老人，气管的哮动，手的战栗——我这个当年土改工作组一样的外省人，兀然闯入。不是要救援，而是为了将他们拖进更加深重的历史灾难中。

上帝啊，用您那无底的杯子，来承接世人的泪吧。

正文

老威：大妈没问题吧？

杨品英：没问题。抖了好几年。没问题。

老威：看样子，你有话说？

杨品英：哦哦。我娘家是发窝乡汤黑村，不太远啰。发块、利米、尼阿勒、汤黑几个村的人，赶街经常凑一块。我和杨自海是亲戚，我的爸爸是他的大舅，我的四爸是他的四舅，我的姨妈是他的妈妈。自小，两家人就亲如一家人。

老威：那你们算近亲结婚了。

杨品英：彝族人都喜欢亲上加亲。解放前，他爸爸虽然当保长，可家境并不富裕，还要经常靠我娘家铺贴。

老威：你娘家有多少土地？

杨品英：一小点。我们彝族地区，在山坡上烧荒种地，家家收的粮食都不太够吃。可我大舅头脑灵活，会做生意，隔三差五赶街时，他就在山里面的田心、发窝等场口，收购些猪羊、鸡鸭，再吆起骡马车，运到山外面的插甸、高桥去卖。

老威：我们昨天就从高桥，经插甸过来，颠簸了好几个钟头呢。

杨品英：以前没公路，骡马车要跑一两天，过坳口时，还要提防土匪。赚点差价不容易，血汗钱啰。

老威：按现在的观点，你爸爸是本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先驱。

杨品英：做生意风险大，可的确比种地划算。我至今还记得，爸爸每次回家，饿得跟老虎似的，卸了骡马，抖抖灰，手脸都不洗，就蹲在门槛上，从妈妈手里接饭吃。他要呼哧呼哧连整3斗碗干饭，1碗肥猪肉，才抬起头，伸个懒腰，出口粗气。然后转脑壳进屋，蒙头睡个一天一夜。

妈妈趁爸爸睡得香，就会把他丢在一边的脏衣裤拣起来，搜出一堆乱七八糟的钱，银元、角子、票子、铜版都有，捧到旮旯里，一遍接一遍地数。她不准儿女去偷看，说娃娃家爱钱不应该。可我们在墙外，却听见她一个人嘁嘁喳喳的，可能是高兴啰。因为爸爸跑一次生意，够全家用好久。

我娘家在本村富了，名声在外，穷人就眼红。我爸爸性子直，总是说：眼红有个屁用，有本事自己出力去挣，荞面粑粑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可是转眼解放了，荞面粑粑就真从天上往下掉，人不必有本事，穷就是本事。上面派土改工作组进村子，还没拢，就在打听那家最穷，那几个人吃不起饭，讨不起老婆，受人挖苦等等，然后对直去寻。见面了，二话不说，就送干粮。如果有空地，还将铺盖卷打开，大家滚一处。

老威：这叫访贫问苦，土改的前奏。

杨品英：除了惹一身虱子，好像没多大效果。因为人饿急了，只对吃听得懂，其它嘛，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人越穷越懒啰，喂饱就想睡觉。而且工作组有3个是南下干部，外省人，跟孙医生一样，说的是普通话。没出过大山沟的彝族，可能几辈人都没听过普通话。啥子“翻身做主”“剥削压迫”“三座大山”，哦哟！懵懵懂懂，鬼晓得啥子意思。

老威：工作组也听不懂本地话吧？

杨品英：有本地人翻译啰。不过他们文化高，在村子里蹲一段时间，就啥都弄得明白。晓得彝族喜欢跳舞，也加入进来；对歌也加入进来。我那时十三、四岁，脸盘子漂亮，嗓子又尖又高，可以站在坡坡上，你一段我一段唱大半天。工作组的河北人老唐就三天两头踢破门槛，要请我去唱。还说彝族山歌的调调好听，就是词太老，既然到新社会，就该换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新词。

老威：你是地主家小姐，还让唱新词？

杨品英：搞不清楚啰。我还被老唐请到工作组住的院子去对歌，4个姑娘4个小伙子，都穿民族服装，两人一组轮番对唱。老唐拿着笔和本子在旁边记。全村人都跑拢看热闹，一颗颗脑壳都挤冒烟啰。哦呀，不知不觉，跳舞对歌就变成运动。先是工作组发展的积极分子挨家挨户通知开会，慢慢就不用通知了，大家主动去开会，还争着发言。大概是1951年夏天吧，老唐一变脸，我娘家就出事了。

先是农民协会来通知，我娘家被评为地主了。杨自海爸爸当过保长，也地主；发块、汤黑两边的杨姓，只要和我们沾亲的，都地主。全村30多户，有9户地主富农。接着开诉苦会，地主家的大人都叫揪去斗争，算解放前的账；再接着命令交粮交钱，按人头，一个罚多少，自己交到田心乡去。哦呀，家里很快就搞空了。骡马、房子也没收，换一间穷人的草棚给我们住；爸爸妈妈也被民兵押去关，一两个月不回家。我们送饭去，看见妈妈正被吊在梁上，逼她交待隐瞒的财产。其实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民兵抄家，就剩一口缺了边的锅给我们。我哀求说：还是留几个碗下来。民兵答应好，就当场摔烂几个碗，喊狗地主拣碗啰。

老威：书中写的，在旧社会，贫下中农就过的你们这种日子。

杨品英：宁愿被土匪抢，也不愿被土改成地主。因为土匪最多抢一次两次，碰上了，算你运气差，总不可能一辈子挨抢吧？当地主是这辈人挨抢，下辈人跟着挨抢，你不服，想抬起脑壳做人，大家就斗争你，把你的脑壳按下去。

乡里的地主斗死了好几个。小华甸（音译）村有个匪，从来不抢穷人，从来不抢附近几个村的人，而是跑得远远的，专抢出名的大户。听说真发了点财。那次到小华甸开群众大会，逼他交出“不义之财”，他犟着脖子不吭声，把大伙惹毛了。民兵下手不够狠，他耸耸肩膀就扛过了；工作组的老唐下台来，笑着拍他背：共产党的政策你可明白？老实一点。他还是犟着脖子不吭声。老唐就笑着一拳，把他打蹲下去，接着蹦了个高，又踢又睬。全场惊呆了，都是第一次看见工作组打人，而且赤手空拳这么厉害，当场就把土匪的肋骨整断两根。眼看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老唐挥挥手，让他大儿子上去，背他爸爸回家。

老威：这个人不就残废了？

杨品英：哦呀，第二天又站起来，去找工作组道歉认罪。

老威：变魔术啰。

杨品英：他家里有一种祖传的药酒，当夜他连灌几次，连敷几次，肋骨就接好了。到处走，没事儿。

可我爸爸吓坏了。他在几个村子转着挨斗，这是头次见身边活生生的人转眼瘫痪。家里人在台下老远，也感觉他浑身哆嗦，有些站不稳了。政府还算人道，那天将所有挨斗的土匪、恶霸、地主都放回家。老唐说：这个人的下场大家都看见了，回去好好反醒两天。我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亲属们也配合做做思想转化工作。

老威：转化什么呢？

杨品英：不晓得。娘家的大事小事都我爸爸说了算，可那时候，他完全垮了。回到家，头天不吃不喝，第二天还是不吃不喝。妈妈用破锅煮了些洋芋，和3个儿女缩到旮旯里吃，尽量不出声响。天看着看着擦黑了，妈妈就过去和爸爸躺在一块，嘁嘁喳喳咬耳朵，开始听不清他们摆啥子。妈妈哭了，爸爸也哭了，这辈子，我还没听见过爸爸哭呢，闷声闷气的，一个劲地抽。到后来，他们突然吵架。爸爸说：这日子过不成啰！过不成啰！妈妈说：为啥过不成？以前都忍了，以后为啥不能忍？爸爸说：打呀骂呀关呀吊呀，挖苦呀，牲口一样对待呀，都能忍，变了狗还怕吃屎么？可前天大家都看见了，工作组带头把人往死里整！妈妈说：那是匪，我们又不是匪。爸爸说：我们说不好比匪还惨！他们诬我解放前跑生意与匪勾结，抢了哪个哪个。妈妈说：哪过哪个都穷得叮当响，有啥子抢头？你有嘴巴啰，辨得清楚啰。爸爸说：辨得清楚还会当地主？田心、发窝都毙了几批，搞不好下回就轮到我。妈妈说：杨二爷呀，你莫吓人啰！

老威：你爸爸叫杨二爷？

杨品英：是。他52岁死的。

老威：你妈妈呢？

杨品英：叫腊月。1960年饿死，活了58岁。

老威：你妈妈姓什么？

杨品英：不晓得。那晚爸爸妈妈互相抱着吵架，哦呀，爸爸两天没吃没喝，还吵得动啰。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妈妈回到我们这儿，使劲搂着，让我们莫朝爸爸那边看。

天更黑了，不一会儿又亮开了，原来是月亮出来了。草棚门哐哐两下，还以为是刮风呢，却是四爸的脑壳拱进来。整个杨家，就四爸的文化高，有见识，他读过初中啰。这时候他来，先蹲下身子，在草铺边安慰我妈妈，还给我和弟弟两颗水果糖。风声这么紧，他还能搞到水果糖，真不简单。妈妈说：兄弟你快劝劝你大哥，他不想活。四爸怪怪地笑了笑。妈妈又催：你有文化，只有你能劝动他不死。四爸说：嫂嫂，我连自己都劝不动，莫提劝大哥啰。妈妈流泪了，我和弟弟虽不懂事，也感觉到不对劲，就放声哭。四爸立即堵住我们的嘴。

我爸爸已从铺上起身，冲四爸点点头说：你来了。四爸也站起来说：我来了。爸爸说：婆娘娃娃一大堆，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四爸说：好，我们出去。妈妈说：等一下我。爸爸说：你晓得我们出去干啥子。你拦不住的。所以还是留在屋里陪娃娃。妈妈跪在地上，嘭嘭嘭磕了3个头，哭喊道：杨二爷呀，好忍心啰！爸爸说：腊月，对不住了。眼前能自己作主，比以后自己作不了主痛快啰。

老威：你们就眼睁睁盯着……

杨品英：是。一家几口眼睁睁盯着他俩走出门。月亮很大，草棚四处都在漏光。岩子后的黑老鸦呱呱叫了一阵，我们冷得浑身起鸡皮疙瘩。那晚我爸爸是上吊死的。他们走出村子，过了河，在那边的岩子顶上找了颗树。我爸爸将就自己的外裤，撕成布条条，挽个套，下巴挂牢就一了百了。四爸站在一边，安安静静等他大哥断完气，干脆后退几步望前冲，呼地跳下百米深的岩子。过后，村里人找尸体都花了一整天。

老威：以后呢？

杨品英：畏罪自杀啰。不光彩啰。在大会上，老唐代表工作组表了态，说我爸爸是恶霸地主，欺压贫雇农，还通匪。自杀算便宜了，为人民政府节约了子弹。接着娘家的大人全部抓起来，斗了无数次。直到1953年，土改结束。跟着我嫁到发块这边，相当于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

熬到1979年地富分子揭帽，大家平等，日子稍微好过。杨自海这个倒霉鬼，几十年的哮喘，干不得重体力活，是大半个废人。我呢，原来还里外一把手，可上前年得了这发抖的病，就只能一天到晚坐在这火塘边，动不得啰。抹脖子也抬不起手啰。废人望废人，看哪个先去天国。

老威：你们的儿女呢？

杨品英：刚才你看见的那个是我的小儿子，20几岁，还整不成房子，结不成婚。现在我们就是村子里的穷人啰。幸好全村都信靠主，不搞阶级斗争了，不歧视人了。全部是上帝的儿女啰，记爱不记恨啰。特别是孙庆元的媳妇，对我们特别照顾，个个星期都要给我们送好吃的。

感谢主。感谢主……

退休政府官员苴公

前 奏

这条寻访线索是个四处云游的摄影家朋友提供的。某天狭路相逢，彼此问询近况，我随口说还在“搞土改”。不料彼兴趣极浓，并当场摸出手机，给彼元谋县老家的舅舅打电话，三言两语就敲定了。

稍后在酒桌子上，我还表示疑问：你舅舅是政府官员，咋会干反政府的事儿？彼答：现在的政府官员，私底下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儿，当婊子立牌坊，社会主义墙角大家挖嘛。可我舅舅的情况还有点特别，他跟你一样，多看了几本书，假反动就变成真反动。

2007年4月8日凌晨从成都抵达昆明，滞留1日，拉上冤案线人孙医生，约也曾在元谋县做过政府官员的蒋老师见面。我刚说：土改这本书的开头就是我们3人……蒋老师就接上话茬：那结尾这趟也是我们3人。孙医生点头称好。

于是像循环的戏剧，第三日清晨，我们同样在老地方碰头，同样由蒋老师驾同一辆甲壳虫型的小车，乘兴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却有闹有笑。我说：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元谋，北京猿人，元谋猿人、山顶洞人。没料到这次还真投奔祖先去了。孙医生说：时代朝前你朝后，跟考古一个性质嘛。蒋老师说：对对。所以我们愿意陪你。

沿途停了两三次车，我们借小便空隙，参观了云南白药的原料基地。气温极低，令人下车就打寒战。哈气成冰夸张了，但吹气成雾却实实在在。蒋老师说：这儿是马头山制高点，差不多是马眼睛的位置，从眼下起，全是下坡路，从马脖子到马屁股，落脚点就是元谋县城。

下完马脖子，连拐两三个山坳，刚拢一个叫“大梁子”的场口，一团团空心石头般的积雾便迎面砸来，令人晕头转向。蒋老师立即减速，把汽车变成牛车，一寸一寸挪动，可双眼透过镜片，鼓得像两颗核桃。我说：刚才空气比玻璃还透，怎么眨眼就成迷宫了？蒋老师说：元谋是云南最热的地方，每年5月，气温就窜高40多度。蒸锅原理嘛，热气顺着山体往上翻，在这儿遭遇头顶的冷空气，就形成了迷宫带。我调侃说：我们祖先咋会选口蒸锅定居？孙医生插话：猿人时期，元谋说不定是个四季如春的风景区呢，后来树砍光了，当然变成蒸锅。蒋老师刚说：对啰，四周差不多变为老威的脑壳……车嘎地刹住，路堵了。原来有倒霉鬼连人带车栽岩了。

等候十几分钟。不料我车前面的大卡车突然发作羊癫疯，坦克一般倒退而来。我车措手不及，刹那间竟扎入货箱之下，犹如被怪兽的巨嘴吞入半截。我们3张嘴一起呐喊，以蒋老师的女声为最，惊恐，尖利，像被几十把刀子给刺穿。

然而呐喊并没有阻止末日的降临，我们仍在巨轮之下，在轰鸣之上，中邪一般后退。眼看要坠崖，而且是万丈悬崖。四周掀起了人声的骇浪。怪兽嘎嚓一下站住了。

如梦方醒的卡车司机跑了过来；

屁股后跟了一大堆看客。透过车窗玻璃，那些脸如从云雾山洞里飘出。

有一只后轮已悬空。我们3人面面相觑，不由自主地哆嗦。后来在县城修车时，蒋老师还心有余悸，指责我是“著名的扫帚星”。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忘了前年的第一趟土改采访？也是这辆车，也是这3个人，结果陷进泥坑，差点没起得来。我连忙哦哦，猛拍秃脑门，称“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下午两点过，我们坐在小饭馆里狂吃一顿，算自己给自己压惊。元谋是个没啥特点的小县城，就一些高低不平的房子，一些宽窄不等的街道。因刚下过雨，行人稀稀拉拉，空气也黏乎乎的，像被铺天盖地的油汤给滤过一遍。但是蒋老师却数说了此地的不少优越之处，其中有蔬菜特别新鲜，番茄比外面的苹果还好吃，等等。

我点头称是。接着让这位昔日父母官带路，去中兴街某某号寻另一位昔日父母官。在当街铁门外大呼小叫一阵，又打了电话，一个头发乱如刺猬、衣着简如乡民的家伙才开门纳客。大家相视一笑，他自我介绍道：苴公，你朋友的舅舅，元谋县政府某某部门原主任。说着绽露一口比头发更乱的牙。

从小院子上到2楼和3楼，我们参观了苴公的书房和卧室，陈年旧货、老书老杂志极多，可同样乱如刺猬。在客室，宾主各自掸扫臀下灰，落座。交谈开始。

正 文

老威：先生蛮有名士风度的。

苴公：人死就是一堆灰，既然活到这把年纪了，就没讲究的必要了。我侄儿来过电话，说你是专门搞土改专题的大作家？

老威：惭愧，惭愧。

苴公：我在县里负责编纂过《地方志》，晓得解放前元谋县长朱淮的侄姑娘还活着，快90岁了。你可有兴趣？

老威：当然。经历过土改的老人我还想多采访几个呢。

苴公：抢救历史，义不容辞，一会儿我亲自带路。

老威：没料到先生你如此爽快！

苴公：共产党衙门呆过的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承认我以前也有毛病，可近几年活醒豁啰。每去一趟昆明，都要去逛地摊，买不少海外的盗版书回来啃。《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文革内幕》《往事并不如烟》刚读过不久，还有《炎黄春秋》上的文章，很有分量，很长见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看书想问题啰，可我身边退下来的老同志，一天到晚钓鱼打麻将，最多看点《晚霞报》，抄点老年养生知识，没得意思。

老威：你是那年到元谋的？

苴公：我在昆明读的大学，1963年毕业，就分来，一直在单位坐办公室。文革中是造反派，被结合进革委会，可因为胸无城府，不整人害人，也没树什么敌。后来提升进县政府，上进心实在缺乏，官当不大，就挪开屁股把座位让给有本事有野心的人。今年67啰，来日无多，才觉得平生最大的失误就是加入共产党。把成立了57年的新中国砍成两半截，前半截专制独裁，后半截贪污腐败，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真他妈的一无是处！越想越气愤，越想越觉得自己划不来，于是就在几年前写了份《退党申请》，递交给县委组织部。这下捅了大漏子，官阶从高到低的领导，都排着队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啊。嘿嘿，年轻时候，觉得入党光荣，入党不容易；可到老来，退党虽不光荣，却比入党更不容易。但是不行，我非退不可，免得我的子孙后代骂我是腐败分子，免得我夸海口标榜清白的时候，他们表面不吭声，转过脑壳就龇牙咧嘴笑。但是啊，组织不吃这一套，元谋这地方，自有猿人以来，就翻不出一个退党的，你苴公想借这个制造新闻效应，办不到。

老威：后来呢？

苴公：组织部长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不服我，就出了个主意：将组织关系从县委提出来，交给我个人，并开了介绍信，指明转入本人目前所在的街道党委。

老威：什么意思？

苴公：县委踢出的球，街道没接着，就装聋作哑嘛。如此，这个狗日的组织关系就永远睡在我的荷包里，甩不脱。我不交党费，也没人来要。组织部长说：卖我个面子，莫闹了，好歹你的铁饭碗还是共产党给的啰。

老威：还蛮有人情味的。

苴公：算了，莫提这流产的退党了。还是书归正传，给你们讲一件我所接触到的土改公案。

老威：洗耳恭听。

苴公：大概是87还是86年？有些含混了。上级转了1封《申诉信》到我手中，并责令我调查。咋个回事儿？原来这信是离县城不远的苴林乡1个老倌倌所写，他连续不断地申诉好几年，楚雄州委就将他的材料转发元谋县委。嘿嘿，县委领导一碰头，这个谁都不肯去的“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就落到我这个主任肩上。

苴林乡有个白沙井，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村民都在井里舀水吃。可到了土地改革，可能是工作组刚拢不久，有贫雇农发现井水有毒，就指控是村子里几户地主干的，其中就有这个申诉的老倌倌。在当时，这是个比较轰动的反革命集团案子，罪名除了投毒，还有放火、预谋杀人、反革命暴动等等。开群众大会公审，结果枪毙1个，无期徒刑1个，其他还判了好几个。

我动身到苴林乡，在白沙井蹲点整整1个月。每天上午、中午、下午都找不同角色的人问话，案子当事人及家属，贫下中农，民兵，农民协会，一般群众。我还跑了别的几个地方，尽量不漏掉任何关键性的细节。每一份讯问笔录，我都当场念给证人听，如认可，就签字盖手印。不认可就拉倒。

劳改农场也去了，法院的判刑材料也调来对照研究了。我的调查结论是：彻彻底底的假案。所有罪名都是通过刑讯逼供强加的，比如几个民兵轮番用柴块子暴打，不招，很可能当时就出人命。我给县委写了个将近30页纸的详细报告，仍然把老倌倌的《申诉信》，还有大量的询问笔录附在后面。其实老倌倌的要求很简单：感谢政府摘掉他戴了多年的“反动伪军”的帽子；要求政府摘掉他戴了多年却还没摘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

老威：可怜啊可怜。

苴公：某某部长看了我的报告，点头认可，马上汇报给上级。县委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让我到场作详尽的案情介绍，并展开讨论。大家都认为，既然是元谋县境内发生的历史冤案，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妥善处理，该摘帽就摘帽，该平反就平反，这样也能保个面子；如果以后让州委来清查、纠正、责令解决，就被动了。

老威：这个结局还算可以啰。

苴公：是。某某部长根据会议精神，将所有材料转给县委“历史旧案复查领导小组”。可谁都没想到，那个组长刚巧是土改后期由民办教师提升上来的干部，思想深处压根没觉得土改有错误。听说他翻了翻材料，只有一句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意思是，你平了这一桩案子，其它的跟着就来，到那时收不拢口，就相当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老威：可是1979年就给所有地富分子揭了帽。

苴公：左的思潮在党内影响还在，直到现在影响也还在。那个组长就是抵着不办，谁能拿他咋样？

老威：我手中有本《土地改革运动史》，2005年出版，作者罗平汉。上面还在赞美土改是“中国农民伟大的翻身运动，它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苴公：所以，只要土改整个没翻，哪怕在其中发生过再多的局部冤案，都可以死拖死赖，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

老威：你写的那些材料呢？

苴公：全部上交了，这是组织原则。可能一直冷藏在公安局的档案里吧？这么多年又过去，当事人死得差不多了，材料销没销毁也不晓得。哎呀，你这个年轻人，还写土改！费力不讨好啰。

老威：我也算地主阶级狗崽子嘛。

苴公：《炎黄春秋》杂志上，也经常登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去年有一篇《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就透露了共产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以行政命令或暴力手段去推进土改。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大局，“和平土改”必然破产——明白人一看就晓得，这字里行间掩盖着何等血淋林的历史！

我身处偏远小县城，也能读到这种与“八荣八耻”的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东西，算幸运了。说明胡锦涛还有点点想法，明里暗里都要显示：我这个胡式共产党，与毛式、邓式和江式不一样。

（鉴于被采访人的真名及职务需要隐私保护，该文使用了“苴公”的化名）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一）

前 奏

2007年4月10日下午5点，我们跟随退休官员苴公出门，走了一段污水四溢却行人稠密的老街沿，来到宽阔笔直却人烟稀少的城边马路。由于蒋老师的小车已躺入修理店，我们就招手要了一辆机动三轮。4人挤进鸡笼一般的车棚，车身就嘎吱嘎吱摇曳不止。孙医生担心道：这行吗？可否再要一辆车？司机不服气道：咋个不行？水牛也能拉走的。见我们神色异样，又补充道：不过你们昆明下来的，普遍比元谋本地的要肥些。

蒋老师挂不住脸，我却被逗笑了，还回道：有啥子科学依据？苴公不耐烦道：快开快开！肥瘦跟你有狗屁相干？

司机踩几脚油门，车就如挨揍的野狗，呼的窜将出去，屁股拖长长一窜黑烟。蒋老师微笑道：这条路不错吧？它还是我几年前在这儿做官时主持修的。苴公却抬杠道：晓得啰，面子工程啰。孙医生立即附和：政府嘛，要办实事，不可以光做面子。我急忙挂免战牌道：同志们的要求莫太高，有路总比没路好，政府要脸总比不要脸好。

几句话还没落音，大路和城市都一起终结，估计有十来分钟行程。接着是乱七八糟的红土浆子路，泥槽翻起半人高的主路两旁，还分了数条叉。幸而该下车了。

但眼前可谓令人绝望的超级噪音区域！左边为汽车修理铺，停靠好几辆装卸式大货车；右边为汽车修理铺，停靠好几辆装卸式大货车，并且都在肆无忌惮的忙碌中。苴公站在一潭污水之侧，盛情指点一线浮面的砖头，请客人鱼贯而上，而自己牵着裤腿殿后。

过了简单的之字形水泥楼梯，现在我们已经在两层楼的高度，脚下陷阱似的空间填了一堆车和人，而头上还有顶楼、悬崖、望不尽的山峦和乌云。马路对面是田野，老娼妓一般，被人类蹂躏得无声哭泣的田野，灰红、灰黑之间，泛动着灰白泪水似的生活垃圾。

我们要拜访的角色依次呈现。先是患有忧郁症的女儿，在门洞内冲我们笑了笑，没话；接着是在昆明打过工的见过世面的孙女儿，微黄的染发，挺灿烂的笑容。苴公在下面仰头招呼道：红英啊，你奶奶在不？

红英还未作答，本文的主角就在她的背后探出脑袋。有客人来？她小孩一般哈哈笑着。请进来！请进来！

屋里光线极暗，稍微适应了几秒钟，才认清狭窄的空间有3张床。我捏住这年近90的寿星的枯柴手，一起在靠窗的床沿落座。趁苴公作开场白的间隙，我默默祈祷，感谢上苍，感谢命运，如此眷顾于我，眷顾于我的工作。

正 文

老威：老人家身板还如此硬朗，真叫人高兴！

朱家学：吃得，睡得，走得。就是眼睛有毛病了，看东西麻麻杂杂的，所以姜蒜不能吃，辣椒花椒不能吃，牛肉羊肉不能吃。平时少生气。门出远了呢，要人牵着。是啰，活到这把岁数，啥子风浪没见过，啥子西洋镜没瞅穿过，有气也生不来。

老威：医生的告诫吗？

朱家学：医生？好多年没看过医生了。

老威：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了不起的医生，长期跑乡下，给农民治病。我呢，是个写陈年旧事的文人，眼下最感兴趣的是土改。

朱家学：土改？不敢提，不敢提。

老威：老人家不提，以后就没人提,历史的某一段就从你身上断线了。这位县政府的苴公，你们都熟悉吧？

朱家学：苴主任是我家的恩人啰。这座房子的地皮，就是他以“侨眷”的名义，帮我们申请到的。

老威：我晓得你有个大你3岁的二嫂叫黄友瑞，定居美国；我还晓得2005年8月，你夫家重修过《湘潭石子坑居仁堂黄氏族谱》，里面对你丈夫的评价仍然很不公平，说什么“我黄氏家族，以德立家，友朝未继承，自食其果，后代子孙应引以为戒”。

朱家学：是啰。黄友朝已经平反了，湖南那边不太了解其中的冤屈。

老威：所以嘛，你得说。趁这么多人在场，你得把你经历过的都说出来。

朱家学：外面天黑了？

老威：还没有。

朱家学：我咋个感觉天黑了？孙女儿呢？红英！红英！快把灯拉燃！好，可以了，亮了。这个老威同志光着脑壳，像个和尚。哎呀，我家的事难得扯清楚啰。

老威：慢慢来。莫着急。我提个头：你是哪年出生的？

朱家学：我只记得属羊，今年88岁。

老威：据《黄氏族谱》里记载，你生于1919年8月22日。

朱家学：嘿嘿。

老威：你一直在这儿？

朱家学：我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老屋在离公路不远的大沟村。站在顶楼往下望，有一条贴着公路的机耕道；再朝前，弯弯曲曲的泥巴路，翻两个坎坎，就拢大沟村老屋了。房子塌了，院墙倒了，草已经1人多高。美国的二嫂资助钱，政府让我们搬到公路边，建了这座水泥房子，总算有个踏实的窝。

老威：旧社会最后一任元谋县县长叫？

朱家学：朱淮，是我大爹。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20年代就跟随孙中山，勤务兵出身，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抗日战争，屡立战功，从团长、旅长一直升到12师的师长。大爹他结婚，孙中山是证婚人，送了一对银芯，还有对联和条幅，可惜后来都毁于战火。

老威：不简单哦。你祖上是士绅家族吗？

朱家学：不，帮人的，一直帮，到我老爹（祖父）还在帮，是本地大户朱玉华家的长工。

老威：按土改的阶级标准，应该划成贫雇农。

朱家学：对啰。而且是大户很信任的贫雇农。我老爹头脑灵活，手脚麻利，帮工好多年，连婚事都由人家操办。本来我家姓杨，据附近十棵树村编纂的《杨氏族谱》记载，最先的老祖是明朝朱元璋时，从南京过来戍边，后来才在元谋定居下来。同志你想想，传了多少代？为啥我家又改姓朱？

老威：人家朱家对你家有大恩嘛。

朱家学：对啰。朱玉华帮我老爹立了门户，我家从此改姓。我老爹生了4儿4女，好像男丁都不太安分守己。小时候没办法，在坡上放猪放牛，可到了十几岁，就开始削尖脑壳朝外跑。

老威：跟现在一样吗？

朱家学：现在是跑外面打工，那阵是跑外面玩炮火，时局动荡啰。先是我大爹，一离元谋，就一二十年没音讯，二三十年才回乡。然后是我爹朱海，十几岁娶了个马街（即如今的元马镇）的媳妇，结果处不来。他媳妇家嫌我家穷，搬不出动不动就遭水淹的大沟村。我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昆明还不过瘾，竟下了广州。混几年，学会文化，还当上革命军第七团的团长。

老威：哪个部队的第七团？

朱家学：晓不得。

老威：不得了哦。

朱家学：我大爹的部队在上海驻扎过，打日本鬼子。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堂弟朱家荣，是被复仇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当时才19岁。我大爹一直将堂弟的照片随身带着，抗战胜利返回云南时，还经常拿出来看，有时候还悄悄抹眼泪。

老威：后来呢？

朱家学：后来都回元谋。

老威：衣锦还乡啰。

朱家学：我爹是开着吉普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忙着重修大沟村的房子，太烂了，没法住人了。我爹把房子迁到高坎上，再大的水也淹不着。可防得了水，却防不了匪。四几年的元谋乱得很啰，大股小股的土匪，十天半月来一次，胆大的抢，心虚的偷，与我家有仇的就点火烧房子。记得我家房子被烧了三四次，毁掉又建，建起又毁，搞得手忙脚乱。有一次，火燃旺了，我家的帮工上房泼水，埋伏着的土匪就从林子里打冷枪。帮工连中两弹，晃了好几下，才从3楼这么高，哗啦栽到院坝里。嘿，不偏不歪，正砸在我爹的脑壳顶，溅了一身血，看起来好像我爹杀了人。

老威：你家出两个大官，据说你大爹还是国大代表，土匪还敢找麻烦？

朱家学：都是为元谋啰。我爹刚回那阵儿，县城就叫攻破过一回，李县长也为国捐躯了。继任县长叫文泰和，把我家的门槛都踢破了，死活要请我爹当县里的自卫大队长，负责防匪守城。我老爹晓得了，还拉住我爹说：海娃呀，千万当不得！我家房子在城墙外，如果土匪攻不下城，惹毛了，就会像疯狗一样转嘴来咬！到时候我家遭殃，大沟村也遭殃。我爹说：我是军人啊，虽然如今退役还乡，可保境安民仍然是不可推卸的职责。

老威：明火执仗，攻城掠地，什么土匪这么厉害？

朱家学：为首的叫丁志平，枪法准得很……

（苴公插话：这个丁志平有些来历。他是丽江华坪人，二几年入党，随后与组织失去联系，所以到1935年又入一次。后来他受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的派遣，回云南组织反蒋武装，十分骁勇善战。拿行话说，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威：不是寻常意义的土匪啰。

苴公：可一解放，他真被当作土匪给抓了起来，逼着写交待，由当时的边纵丽江第9支队政委杨某某亲自审阅。哎呀，二几年入党，还受董必武直接派遣！资格比自己老得多啰。如果经过调查，情况属实的话，这个姓丁的阶下囚岂不转眼就变大功臣？要爬到我等脑壳上去！一旦他成上级，硬要追究我等将他打成土匪的罪名，咋个办？搞不好他也来个依样画葫芦，把我等当作土匪抓起来！他妈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推出去枪毙掉，死鬼总比活人好打发。

老威：万一上面追查咋办？

苴公：人死不能复生，事过境迁，多检讨几次总能过关啰。

老威：厉害厉害，这才是真正的匪性未改。）

朱家学：因果报应，逃不脱的。丁志平好威风哦，我爹费了天大的力气，还得到几支回民队伍的及时增援，才把他的人马打退。

老威：你家和回民还有交往？

朱家学：是啰，我老爹那辈有4弟兄，跟元谋周围的回民恩恩怨怨扯不清。我7岁时，回民就闹过起义，围住元谋老城，要把汉族赶走。那阵的县长姓董，还找我家老爹、二爷、四爷，商量咋个守城呢。我恍惚记得几个城门都着火，民房也燃了好几排，老百姓如炸窝的马蜂，轰轰轰满街窜，一会儿涌到这边，一会儿涌到那边。我爹还站在街中央指挥，又带人爬房子浇水，打墙，断火源。我二爷就是那次被烧死的。后来回民退了，两边经过谈判，和解了。但是我家老爹传话给回民，要他们交出领头的肖长安，抵我二爷的命。肖长安怕死，就连夜逃到保山去，我家也就没继续追究。从此后，回汉两边客客气气，一说打土匪，两边都卖力。

老威：原来如此。请老人家再回头讲你爹守城。

朱家学：那个文泰和，还是第2个县长呢，吓破胆了，趁我爹在城墙上顶着，丢开县衙和家属连夜溜了。哎呀，又是我家遭殃！被丁志平一把火烧成白地。我爹又急又气，病倒了，弄到昆明住医院，还在病床上干瞪眼，啥都说不出来。我服侍他，忍不住在一边嘀咕：保城保城，保下来是座空城。人家是来找县长算账的，关你啥子事嘛。

老威：接着呢？

朱家学：接着就是我大爹朱淮被委任为元谋县长，1949年从昆明下来，当了大半年，就解放了。唉，我老爹还劝阻过他，兵荒马乱，你既然在外面当过师长，就趁着关系多，场子上蹬打得开，瞅个空子跑啰，何必要回来趟浑水！元谋各方面太复杂，本事再大，也要当心阴沟里翻船。可我大爹没听，一幅“受命于为难之际”的样子。最后一次，丁志平带人攻城，眼看守不住，我大爹才连夜突围，上昆明搬兵。搬来了卢汉手下的保安7团，可一拢城，见炮火喧天，都怕送死，就退得远远地驻扎。我大爹急了，叫团长带头出击，团长不动；他又去叫营长，结果营长刚和他一块出军营，膀子就挨了一枪。跟在屁股后的兵吓得手脚抽筋，哗啦一声全散了。营长就躺在地下吼：团长呢？团长钻了哪个牛屁眼？老子在前头给他顶炮火，等伤好些了，动得了，老子就找他拼命！

老威：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真该垮台啰。

朱家学：救兵没起着啥作用，元谋城里死了许多人。后来丁志平自己退了。再后来解放军就进城了，大家都传，是跟地下党里应外合。

老威：你大爹被俘虏了？

朱家学：逃了。在之前，云南省主席卢汉托人带手书给他，意思是大势已去，要自己看兆头。我大爹还没琢磨明白，就来不及了。

老威：你亲眼见着你大爹逃跑？

朱家学：黄友朝在昆明，我们结婚后，生了大姑娘，就住昆明了。家里出事，我妈没人管，我就不顾黄友朝的阻拦，硬要回元谋接我妈。哎呀，哪还有家哦，大沟村烧光了，全家都搬进城内的蒋家巷暂时呆着。我说：妈妈，啥子都不要了，赶快走啰。我妈却糊里糊涂，舍不得家里的坛坛罐罐。当时我大爹刚刚失踪，听说是换了件麻布衣裳，化妆成老百姓跑的。过了几天几夜，家里才晓得他被抓住的消息——饭没吃水没喝，他就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可翻到马头山，大概在白云坡吧，被罗真撞上了……

老威：我们曾路过马头山，地理很险要。你大爹想逃往昆明吗？

朱家学：不晓得是上昆明还是进禄劝，总之就撞上罗真了。这个罗真是民青成员（即民主青年同盟，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老威注），正带着解放军，漫山遍野搜我大爹。尽管我大爹过卡子时，还包着头帕，挑了一担土碗，可还是被罗真一眼认出了。他首先朝天开一炮，百把条枪就上上下下冲过来，“缴枪不杀”吼得比雷响。其实大爹他哪来的枪啊？只能高举双手，让一堆人按在地下，拿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罗真一路都在打我大爹，一会儿拳头一会儿耳光，一会儿又是棍子，连解放军都看不下去，拦住不让继续打。我大爹先被关在武定监狱，后来又叫押回元谋。

（苴公插话：这个罗真也算元谋的老革命，可在八几年的时候，不晓得因为啥子问题，受到审查，一时想不通，就自己上吊自杀。）

朱家学：罗真还是我幺爹朱杨的干儿。可他爹罗久师不晓得跟哪个结了梁子，莫名其妙被杀了。后来他却将这个罪名安在我大爹脑壳上，口口声声要报阶级仇。

老威：你大爹什么时候被杀的？

朱家学：1950年1月17号元谋解放，1月26号我大爹被公审，枪毙掉。死前人家问他有啥遗言，他就说了8个字：生为元谋，死为元谋。

老威：你大爹算条硬汉。

朱家学：枪毙他那天，元谋老城大街小巷都挤的是人，树上房顶上都爬着人，解放军、地下党，前前后后好几百，押着他朝刑场走。我大爹自从二几年跟随孙中山北伐，身经数百仗，啥子场面没见过，生离死别都看麻木了。所以还边走边笑。拢了土坑坑前，解放军的枪筒子抵住后脑勺，吼“跪下”，他回过头，眼睛都没眨，大声说：你也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军人不可以跪着死。解放军上去四、五个，都没把他压服贴，就只好让他站着挨枪啰。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二）

人不人，鬼不鬼，野兽不野兽，畜生不畜生。我早就有死的心了，可娃娃咋办？

插 记

夜幕渐渐降临，我开窗透气，几颗星星居然出来了。蒋老师一边作笔录一边说，明天千万别晴，因为那不幸的太阳一旦升起，气温跟着就疯狗一般往上窜。我说：有这么严重？那元谋猿人咋几百万年前就到这儿了？朱家的人都笑了，连称“不碍事”，老寿星更是夸口，说整个夏天自己扇子也不用。少吃造火的东西，心静自然凉嘛。孙医生问：你经历了那么多惨剧，能做到心静自然凉？老寿星点头说：因果报应，不用去管它啰，那些整过我家的贫雇农，多数都短命，三四十岁，五六十岁，老天就把他们给收去了。偶尔有两三个熬够七八十岁的，要不就孤寡，要不就多病，要不就儿孙不孝。有时在马街碰上我，头都抬不起。我说：对对，上苍有眼，他们都注定活不过你老人家。连毛泽东这个大魔头，人人吼“万寿无疆”的，也就熬到80出头，不仅死得难看，儿孙也难看。老寿星听得心花怒放，连夸“红英乖孙女，又漂亮又懂事，与我最合得来”。

红英有些羞涩地站起来，对大家说：饭已经摆好了，请随便用一点。我们稍微推辞，就跟红英出这门进那门，来到居中的逼仄的堂屋里。我始终扶着老寿星，使她觉得又“遇上一个忘年之交”。接着落座，客主十来个人围住一张黑乎乎的矮桌，面上有荤二素四。灯光昏暗，迎门的墙中央，照旧是福禄寿三星的拙劣年画，以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我们承其传统的恩泽，在下面你请我让。红英在给老祖宗夹菜，朱家女婿的主攻对象却是我，不过几秒钟，碗内的肥肉块子就堆满了，吓得蒋老师和孙医生立马将碗筷都搂在怀中。

我的确饿了，就连整肉饭若干。可能是胃口接近，朱家女婿和我侃起四川话，原来他是四川自贡地区的农民，80年代初流落至此，走投无路，就做了这个破落地主家族的上门女婿。“开始在大沟村，连房子漏了都没钱翻修，成分高，没地位，遭人歧视，后来才慢慢好起来。特别是有了海外亲戚，成为统战对象，就更上一层楼。”我随口问为什么？“元谋小地方，统战对象稀少，所以碰着统战时期，我们还是能得到某些实惠。比如这房子的地皮，政府就没要钱，这年头，啥子不要钱啰？”

不晓得什么原因，红英嘟着嘴，吆喝一声，阻止她爸爸侃下去。她妈妈却没有一句话。本来我们准备暂别的，可老寿星用餐后，余兴未减。我看了看时间，才八点多，就问红英是否继续？或继续后是否影响老人的睡眠？

星星还在天边闪耀。红英笑着说：没关系，我也想多了解一点我家的旧事儿。

正 文

老威：你大爹家还剩什么人？

朱家学：我大妈是大半年以后被枪毙的。她是苏州人，读过女子学校，属大家闺秀，却20来岁就跟随我大爹走南闯北。他们家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上海被日本人杀害，剩两个小的，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没长成人。

老威：这个时候土改应该开始了。

朱家学：刚刚清匪反霸。可我大妈既不是匪也不是霸，就一个四十六岁的老婆娘。本来是关在县城，可大沟村的农民协会硬要把她弄回来，天天斗争她，打她。要死的那天，她半夜就醒了，对着我一直流泪。我说：大妈呀，星星还挂在天上，你再睡一会儿啰。她说：我倒是想睡，想睡过去就再也不醒来，可是睡不着。我说：是不是叫打狠了，身上痛？我给你揉一揉。她说：自从你大爹去到现在，我哪天不挨打？哪天不痛？可心比肉痛多了。我一个外省人，从来不懂政治，从来不问江山社稷，只是在做姑娘时，倾慕英雄，那个军阀混战、翻天覆地的时代，哪个姑娘不倾慕流血不流泪的英雄呢？谁会预料今天客死他乡的下场！

听她的伤心话，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却不晓得如何劝解她。

老威：你当时也三十多岁吧？

朱家学：是。城里的房子被没收掉，全家老老少少都叫圈在大沟村。破草房住着，三天两头挨饿。我大妈真是来错了地方，她说的话，村里都没几个能懂，更莫提交流了。所以她说，想娘家，想死之前看看苏州。当然这相当于梦话啰。

老威：给她定的什么罪名？

朱家学：国民党县长太太。反革命分子。

老威：这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朱家学：人家说有，就有。大妈最不放心的是两个娃娃，所以她托付给我，东一句西一句，唠叨了好久还放心不下。我说：大妈呀，你不用再说了，有我一口吃，就有他们一口吃，没我一口吃，也不会让他们饿着。大妈点点头，又将外衣里面的三件好衣裳换下来，说是娘家几十年的箱底货，本来要穿着去见大爹的，这次就全送我。因为以后没机会感谢我了。

遭孽呀。我没法推辞，只能收下。天已蒙蒙亮了。我替大妈梳完最后一次头，就坐在草铺上候着。一会儿，民兵将我叫出去挖泥巴……

老威：挖什么泥巴？

朱家学：死人坑坑。大沟村的地主都押去挖。我是汗一把泪一把哦。接着民兵就挨家挨户通知开会，天大亮时，周围几个村都来齐了，人脑壳又是密密麻麻。我们全家，还有好多户地主都被圈在一块，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朝我们吐口水。那天主持公审的叫朱恒元，是个南下干部，解放后元谋县第一任公安局长。他的老婆叫王婉兰，家里也是大地主，可不晓得施展了啥子手段，傍上大靠山朱恒元，成为革命太太，这一下子就翻身了。嘿，她还耀武扬威地站在台子上宣布：今天人民政府要枪毙老班果，枪毙老苏州。

老威：什么？

朱家学：老班果是我四婶，住在班果村，所以叫老班果；老苏州是我大妈，元谋就她一个苏州人，都叫她老苏州。

老威：她们的真名呢？

朱家学：我四婶叫张桂林，我大妈叫张丽娅。大家都记不得，所以枪毙时没宣布她们的真名。哎呀，啥子世道啰，王婉兰宣布完，我家两个老婆娘就被民兵拖过来，脚软了，走不动路，只有靠民兵拖。才到半路，鞋子就掉了，光脚板磨出血了，裤子垮到半截，人已恍惚，估计啥子都不晓得了。翻了几个土坎坎，来到死人坑前，大家都亲眼见着我大妈跪在那里，挨了七枪。

老威：七枪？都打在哪儿了？

朱家学：民兵手抖，有几枪没打准。中的全在脖子根，差不多要打断了。我大婶中的也在脖子根。脑壳耷起，血泡泡咕嘟咕嘟冒了好久。

老威：然后就栽进坑了？

朱家学：他们临时又变主意，要把死人抬到村子外面的田坝坝去。四个人抬一个，八个人抬两个。脖子拖着，脑壳一点一点朝地下坠，我实在不敢抬，民兵才让我抬大妈的脚，他们抬脑壳。这样折腾到河边，我瞅着不对劲，就卟嗵跪下磕头：求你们！让她们落土为安！民兵说：反革命婆娘死了，连狗都不如，啥子安不安啰。我跪在地上，整死不起来，他们不耐烦，就将我大妈和四婶扔在那儿，不管不顾地走掉了。

我一个瘦小婆娘，面对两个死人，喊天也无奈。只好回家。捱到第二天大早，摸到班果村，找到四婶的一对儿女。我说：弟弟妹妹哟，你们妈妈的尸体还摆在河滩边，还是大家一起去埋掉了事啰。哎呀，这两个狗日的不孝子，他们不敢去！人都死了，还有啥子阶级界线？可那个年头，都不敢去认！过了几天，我再去，尸体已经叫野狗啃残了，脸皮肉都没了。我只好一个人慢慢掏，慢慢掏，弄一个浅浅的坑，勉强埋了。想一想啊，我大妈挺仁慈的一个外省婆娘，当年从昆明下来，人生地不熟，可见哪个都点头笑。她还随身带了两大箱子西药，村里村外，只要有人病了，她都赶过去。提起老苏州，哪个不念她的好！咋个一下子就变了呢？就算我大爹反革命，她也不一定就反革命啰。这个因果报应可有点不准。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三）

十几个大人打一个娃娃，当场就脸青面黑，咽气了。我将他抱回屋，还以为死啰，可他命大，后半夜又缓过来了。

插 记

2007年4月10日夜10点11分，访谈双方都困倦了，因此暂停。我们随即告辞，在鬼影晃动的空街奔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寻着一辆元谋特色的机动三轮。苴公拱手作别不久，三轮开始爬坡，并且又持续半个多小时。遇一急弯，三轮发出怒吼，却停滞不前，我们只好跟在车后，摸黑步行一段。

由于蒋老师的关系，我们免费住进相当于3星级的政府招待所，这是土改专题发展至今，享受的最高待遇。我照旧和孙医生同一房间，照旧让他先上厕所，几秒钟后他心情激动地探头报告：还有热水！我这个陋习成性的脏鬼却心不在焉地应道：好啊，洗个够。

洗完澡，孙医生累得不行，很快就入梦了。我本想躺在床上钻研一番自朱家带回的《黄氏族谱》，不料刚看完首页上写的“黄氏为黄帝的直系后裔，黄帝第10代孙陆终之长子樊人跟随大禹治水立了大功，夏禹治水成功，论功行赏……受封黄国……规定凡黄国地方子民都享受黄姓，黄姓从此繁衍发展，相传已至160多代，4800多年矣！”瞌睡竟如洪水滔滔，将我卷入遗忘海底。

重出海面之际，感觉孙医生在湿漉漉的睫毛之上，占据了整个天空。他唤一声老威，四面八方就回荡好几声老威。我终于坐起身，一问时间，快9点了。

匆匆忙忙地出街吃东西。匆匆忙忙地重蹈覆辙。老寿星和她的小孙女早已梳洗打扮毕，坐在昨日的床沿静静等候。我们在雷声隐隐的闷热中赶到，东拉西扯地客套几句，我便翻开笔记本，如处理电影老胶片那样，熟练地拼接上断开的话头。

按下录音键的刹那，我猛然惊悚，多少年又多少年，我是否已符合“旧闻行规”，如一个标准的访谈工人？

正 文

朱家学：好多次我都对自己说：熬不得啰，熬不得啰，油都快干啰。

老威：你家里其他人呢？

朱家学：我丈夫黄友朝，土改刚开始就当作反革命关起来，一两年，连面都见不着。

老威：《黄氏族谱》里记载，你丈夫“1947年因参加所谓援胡志明组织越境，在马关被捕，后潜逃回元谋。解放前夕，又卷入一些不明的社会组织，解放初期又参加了反共救国军集团，判劳改5年……”

朱家学：政府早就平反了，还这么说，对死人也太不公平。

老威：你妈妈呢？

朱家学：土改才开头，她就被又绑又吊，一会儿正起吊，一会儿反起吊。场场开会都少不了。我妈妈也算大户人家出来的，年纪也大，脸皮也没我厚。有一天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家学，我活不成了。我一下子哭了，我说：妈妈，你病了？我想法给你抓药。她说：没得药啰，没得盼头啰。我说：熬啰，我陪你一起熬啰。我们是人，过了这土改，总要给一条活路。她说：你还年轻，你熬啰，我就不拖累你了。我说：妈妈，看在娃娃的面子，你不能这么想不开。她说：家学啊，顾自己，顾娃娃，不要顾我。接着泪水哗啦哗啦下来，任由我咋个劝，她再也不吭气了。我在外面找来吃的，喂她，她死活不张嘴。过去三四天，她滴水未进，可出气进气都紧了。我着急呀，在亲戚那儿弄了块红糖，兑水给她喝，她还是不张嘴。硬要喂，糖水就从下巴一直淌进脖子。我急得放声哭起来，我捶着胸，我叫：妈妈呀，妈妈呀，你不要这样为难我！妈妈还是不吭气，眼睛却一动不动盯住我，好像在笑，又好像没笑。我心里发毛，就伸手摸她的额头，全是汗水！我又顺着摸了摸身上，全是汗水，衣裳裤子都贴肉了。天哪，几天不吃不喝，哪来这么多汗水？急忙去求医生。医生怕老地主，不敢来；我就抱起妈妈跑医院。

医生号了脉，开了中药。我还没来得及去捡，陶院长拢了，他弯腰看看，觉得不对劲，又号了脉，还翻来眼皮检查。然后说：你妈妈已经死了，你还抱着干啥？

老威：她死在你怀里，还好。

朱家学：还好？我已经哭不出来，没眼泪了。我妈妈是和我老爹一起抬出元谋城东门的……

老威：你老爹？跟着也死了？

朱家学：刚土改，农民协会放风，说要斗争他，几天就骇死了。我家将老爹入殓，用石灰封棺材里，停在蒋家巷老屋后面。

老威：没及时入土？

朱家学：群众不答应。说埋了也要挖起来斗。

老威：你老爹停了多久？

朱家学：两年多。直等到我妈妈过去，两代人就一块出丧啰。老爹好歹有棺材，我妈妈就几块薄板子框起。雇人抬到东门外埋的，一片乱坟地，解放前的叫花子都葬那儿。

老威：真是旷古奇闻。

朱家学：死干净了，除一个坐牢的黄有朝，家里就剩我一个大人。可是三天两头，锣敲得哐哐哐，心惊肉跳、心惊肉跳啊。娃娃们都条件反射了，只要一听锣响，就哇哇哭。挤，挤，一遍遍挤，非把肉，把血，把骨髓都挤干。黄友朝受不了，害怕被整死，就交待了：你们不要再打我，不要再吊我，肠肠肚肚我都吐出来，好不好？我在元谋县邮局，还藏有两口箱子，那是我全部的家底。我本来打算熬过土改，再取出来，偷偷地吃，偷偷地穿，不惊动别人，只偷偷地把日子过下去。可现在，我怕死。我是耗子，我挖洞，我藏粮食。我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土改，对不起群众。我祖宗18代都剥削，我祖宗18代都不是好东西。我祖宗18代都贱种。毛主席说的，反动派，你不打，我就不会倒。莫打我了，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打自己。拿根绳子，我自己吊自己。

老威：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朱家学：没胡言乱语，邮局的确藏有解放前从昆明带回的两口皮箱。里面有大妈的金项链、金戒指、镯子，有我的嫁妆，还有呢子大衣。当新媳妇时，我都舍不得穿戴，这一下完了，民兵押着怕死鬼黄友朝，去邮局。还连累邮局的亲戚，被打得死去活来。黄友朝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嘴里唠叨“作孽呀作孽呀，我也是没办法呀”。

老威：这应该是土改的“赔罚”阶段了。我猜测，你丈夫也是为了保你的命，才交出最后的家底。

朱家学：是啰，收了箱子他们还开“庆功会”，有4家地富分子，十几口人弄来陪斗。我在刺藜笆上跪了几个钟头，膝盖烂了十几天。

老威：经过土改，你们家族上一辈几乎没活下来，你这一辈呢？

朱家学：大爹家1儿1女，现在还住大沟村。老二朱家全，14岁就叫弄到东山大沟修水库，饿得头昏眼花，还天天抬石头，实在受不了，就趁民兵不注意，偷跑回家。我把他锁在房子里，几天几夜没露面。可一露面，就被到处搜查的民兵给逮住，十几个大人打一个娃娃，当场就脸青面黑，咽气了。我将他抱回屋，还以为死啰，可他命大，后半夜又缓过来了。

老威：按年龄，你算他的长辈了。

朱家学：我今年88，他65，与我的大姑娘同岁。我四爹还有1儿1女，如今都70多岁，在昆明搞文化工作。

老威：他们退休后没回元谋吗？

朱家学：我那个堂弟朱家万，自从跑出去参加工作，一次都没回来过。

老威：他没有中国人普遍都有的“叶落归根”的观念吗？

朱家学：已经伤透心了，元谋这边的人他都不想见。

老威：你们去找过他？

朱家学：找过，他对家里人还很照顾。我孙女红英在昆明打工，经常进出他家。平时好好的，和和气气，你就别跟他提元谋，否则肯定翻脸。他曾赌咒：死了连骨灰也不要拿回来。

老威：永不还乡？真是个充满诗意的老人。

朱家学：唉，这又何必呢？

老威：你丈夫黄友朝也是永不还乡嘛。

朱家学：不，黄有朝是有乡还不了。我夫家在湖南湘潭，世代中医。黄有朝早年思想活跃，追求进步，跑过好多滩的。后来接触到地下党，一时激动，觉得找着了中国的希望。就加入了，还被国民党抓过一回，差点就没命，幸好逃脱了。由于在昆明被通缉，没法呆，所以地下党才安排他到元谋回民中学教书。我们是抗战期间认识的，那时我刚从昆华女中毕业。

老威：土改时他也在元谋教书吗？

朱家学：开始我们都上昆明了，家里出事，又回来，一下子就没走得脱，还遭冤枉判了5年刑。劳改期满继续留场，到1962年才回家，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次次运动都有份，文革就更惨。他是1975年死的，起因是大沟村的民兵连长怀疑他搞破坏，挖了连长家门口的石头。

老威：你丈夫想不通？

朱家学：经历了这么多变故，黄有朝早就胆小如鼠，连一般的贫下中农都不敢得罪，更莫提村上干部！为了息事宁人，他马上去将连长家门口的石头垫好，还种了几颗龙舌兰。但是人家成心找茬，晚上召集社员大会，斗争黄有朝。连长控诉完，队长又跟到控诉，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黄有朝辩解说：我没搞破坏，调子莫提那么高。我也说：你们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破坏到你民兵连长的头上！大家还不了解黄有朝？走路怕踩死蚂蚁，落树叶怕砸烂脑壳。队长一听就跳起来骂：两个狗地主不老实，就斗争个三天三夜！接着民兵连长又领呼口号。黄有朝气急攻心，指着连长连叫“你，你，你”，突然就翻倒地下。我弯腰抱起他的脑壳，直呼队长和连长的名字，“今天要你们拿个说法出来”。

大家怕出人命，抬起黄有朝跑大沟村卫生院，不行，又跑马街。由于天黑，外加折腾了两个多钟头才吊上水，黄有朝浑身已经冰凉了。我记得这天是阴历10月15号，他只活了53岁。

老威：病因是什么？

朱家学：不晓得。我只晓得是气死的。我从队里弄辆马车拉回尸体，又找队长借钱埋人。队长说钱归会计管，会计说钱要队长批准。两边踢皮球。

老威：这完全是蓄意谋杀。

朱家学：为葬黄有朝，我卖了一对猪。

老威：他什么时候平的反？

朱家学：死以后。1979年地富分子揭帽，夫家那边和我联系上了。我70几岁才第1次去湖南湘潭探亲，人家问起黄有朝，我都只敢说病死的。

他在美国的二姐比我还大3岁，现在91了，还健在。她连连叹息“弟弟命苦”，还说早知如此，为啥不回湖南治病？她不晓得当时的政策已经允许黄有朝走，可大沟村一直卡着不开证明，走不了。

老威：难怪《黄氏族谱》的撰修者对他有较深的偏见，称之为“我黄氏家族最惨者，特别是祸及子孙”。

朱家学：是啰。我女儿维群自小受歧视，得了忧郁症，还没念着书，作为妈妈，我有责任啰。

土改受害者朱家全

前 奏

整理这篇文字时，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内的图片文档，本想对照一番，尽可能多地搜索记忆残片，却猛然惊醒。随即内心起一阵抽搐。原来在一个多月前，我的相机已同所有乐器一道，永远丢失了——我一时懒惰，没将元谋之行的图片倒出来！

晃眼就往事已矣，悔过无济于事。只得翻开笔记本，让思维的虫子一点点爬回2007年4月11日上午。孙医生和蒋老师外出办事，剩我和苴公一道，坚持做完朱家学老人的访谈。接着又由老寿星及其孙女红英带路，去拜访本文的主角，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的幺儿。

老寿星眼力不济，沿途是我和红英轮番牵引；可脚力极健，对泥沼狭路、坡梁沟坎全然不怵，且谈笑风生。过了公路，又过了相当长的机耕道，我们拐入掺杂着农田的起起伏伏的村庄。老寿星杵着拐杖，站在一条深沟的边缘指点对面说：大沟村，我的老家。

一行人缓缓而下，耳畔溪水潺潺，泥土的腥味十分浓郁。我们过了沟，再缓缓而上，在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底，我为寿星拍了照。路绕着树盘桓两圈，就抵达枝桠掩蔽的大沟村头。土墙、砖墙、水泥墙、爬满了葛藤的废墙，横七竖八。我和红英在老寿星的鼓励下，用棍子辟哩啪啦抽打蓬勃发展的杂草，拨出一条沿土坎上墙的路。我终于俯瞰了占地大约一亩的朱家老宅，不过只剩残垣断壁。红英像个现代导游，在身旁指指点点，地基从哪儿到哪儿，堂屋、厢房从哪儿到哪儿，灶房在哪儿，解放前如何如何，解放后如何如何。我不禁嘀咕道：你1982年出生，咋晓得这么清楚？她笑道：90年代搬家，我也有10几岁，后来又听老人一遍一遍讲，自然记住了。寻根啰，我懂得。

我以老墙为背景，为祖孙两代留影。老寿星准确指出土改时，工作组进村住哪儿，民兵连长住哪儿，农民协会的某某某住哪儿；还有最终害死自己男人的那块垫脚石的具体位置，几十年前龙舌兰的位置，等等。我瞅着那双快瞎掉的怒目，哦哦称是，暗里却唏嘘不已。红英挽牢婆婆的胳膊，直叫快走。如此拉拉扯扯出了村头，老寿星才心潮平息；大家沉默寡言了十几分钟，来到能禹镇轧花厂的大门前，不料老寿星又心潮澎湃起来，转头对孙女一再叮嘱：上面那户人家的地基下，埋着你老祖朱海的骨头，不要忘掉自己的出处啰，不要烧香都找不准方向啰。红英一脸沉重地点头答应“晓得了”。我却蓦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几十年来，也一再唠叨：二毛，我们的老家在成都小南街，有公馆哦，住了几辈人哦，解放后都遭没收了。

穿过不少稀稀拉拉、不伦不类的房屋，牛马来来去去，畜粪蜿蜿蜒蜒。我们到底在一扇铁门前站住了。红英叫门，应声而出的是个粗壮汉子，方脸浓眉，经介绍，他就是我的寻访对象，所谓恶霸地主的后人朱家全。

寒暄着进屋，我却习惯性地探头探脑。肮脏的院子，马圈、猪圈、鸡圈和人圈，异味相投，朝夕相闻。我刚掏出录音机，朱家全却顺手拿起来，反复端详，反复讯问，我不得不耐心讲解后，才切入正题。

正 文

老威：今年你多大岁数？

朱家全：65了。

老威：那土改开始时，你才七、八岁。

朱家全：对啰。

老威：有记忆吗？

朱家全：很模糊。

老威：你父亲长什么样子，有记忆吗？

朱家全：一点点。高大，不爱笑，当然，娃娃眼中的大人都高大。

老威：你父母没有照片留下来？

朱家全：我还有个姐姐，以前她那儿有一张？还是两张？我不太关心。总之都烧掉了，你想想，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多少次政治运动啊？我们是国民党、反革命、恶霸地主的后代，家里被抄过多少次？被整过多少次？活出来都不容易了，还保存啥子照片啰。如果叫贫下中农晓得了，就是“反攻倒算，铁证如山”。好了好了，跟你说没得用，你年轻了点。就像跟我的儿女说，也没得用，陈谷子烂芝麻，没人过问。你就是说你差点叫打死，他们也瘪嘴：你既然叫打死了，咋个还会生下我们？

老威：你父亲跟随过孙中山，参加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伐战争，做过国军师长，元谋县长，应该算这方圆百里的大人物啊。

朱家全：又不是共产党的大人物。

老威：你可知道你父母怎样被杀？

朱家全：记不得。

老威：总会有印象吧？

朱家全：真的记不得。

老威：没听旁边人提起过？

朱家全：过去不敢问不敢听，现在不愿问不愿听。农民嘛，就是种地打粮食，盖房子养牲口，娶媳妇生娃娃，把日子过下去。

老威：然后呢？

朱家全：还是种地打粮食，盖房子养牲口，娶媳妇生娃娃，把日子过下去。

老威：你就这么教育你的后代，也是你爹朱淮的后代？

朱家全：是啰。但是他们不好好劳动，一门心思要朝昆明跑，要朝外省跑。荷包跑空了，在大城市饿着肚皮了，又灰溜溜地回来。20几岁，连媳妇都说不上。哎哟，不好办不好办。

老威：当年你爹不就往外跑吗？

朱家全：那是兵荒马乱的时代。投军扛炮火，就能捞着吃。我爹还在江苏娶了我妈，喝过洋墨水的大家闺秀，漂亮得很。

老威：还记得你妈妈的名字？

朱家全：张丽娅。

老威：还行啊，没把你妈妈的名字忘掉。

朱家全：也差一点点。我没念过书，加上我妈的名字不太顺口，时间一久，要想好半天才记得起。前一段，县里统战部还派人来找，我一看，父母的名字都写在书上的。朱淮，淮海的淮；张丽娅，一个女一个亚洲的亚。

我还晓得大哥朱家荣被日本鬼子杀了，为我爹抵的命。上海叫日本人占领，我二姐又在逃荒中丢了。我还有个姐姐叫朱家敏，大我两三岁。我是老幺。

老威：还有呢？

朱家全：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来了一个外省知青，自称是我妈的侄姑娘，叫我哥，寻亲的啰。

老威：你寻过亲吗？

朱家全：当地主子女的时候，想都没想过。后来揭帽了，我爹要上县志了，我才托人写信到江苏无锡广播电台，寻我妈那边的亲戚。如今也一二十年了，找不着了。估计那边的成分也高，土改中也叫赶尽杀绝了。

老威：虽然你土改时年龄小，可后来还是长大了。

朱家全：长大了？也没啥说的。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 九种人的后代，贫下中农不会让你好过。

老威：可否讲具体点？

朱家全：挨斗啰。挨打啰。比如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

老威：怎么啦？

朱家全：唉，没意思，算了。

老威：听你堂姐朱家学讲，你14岁被弄去修水库，熬不住，就逃跑回家，结果被民兵搜查出来，差点打死？

朱家全：命大啰。现在我都六十几了，还提十几岁的事干啥？

老威：你堂姐救过你的命，也不提了？

朱家全：地富子女的命贱，就如蚂蚁被踩了，没死，还活过来，算运气可以。但是无产阶级的江山，贫下中农就是人上人，就凑合着，不吭一声地往下活啰。没搞破坏，敲锣通知你开会，你就去，不能不满，更不能一肚子火。因为你不搞破坏，总有其他地富分子搞破坏，陪斗算便宜了，不就弯个腰，挨几巴掌？大不了捆几绳子。你又不是主角，又不会把你朝死里整。我爹是国民党师长，元谋县县长，太威风啰，太显眼啰。这么大的地方，几十万农村家庭，出过几个师长、几个县长？所以共产党要枪打出头鸟。

老威：你还觉得杀自己父亲有几分道理？

朱家全：绝不是。我爹也绝对是英雄好汉。就是太威风啰，所以要累及子孙，让我们受气挨整，替父背过。听说毛主席的儿孙也不好，一样的啰。

老威：你这个宿命观很彻底啊。

朱家全：虱子顶不翻铺盖。省政协的人来过的，我也这么讲，不晓得。他们说：实事求是嘛。我说：实事求是也不晓得。嘿嘿，来诓我？讲好了给不了钱出不了名，讲坏了让我来担责任，万一那天政策又变，我又成阶级敌人……

老威：社会还是进步了，不至于的。

朱家全：你见过好多事情哟，因为一句话、半句话把人弄死，你相不相信？我堂姐夫黄有朝，有文化有礼节，大气都不敢出的老好人，就因为民兵连长怀疑自己屋前的垫脚石被掏了，与他有关，就又打又骂，死在批斗会上。哎呀，说你年轻还不服气，到我这个岁数，错误要把你给犯死。

老威：谢谢大叔的提醒了。

朱家全：土改是贫下中农翻身，有了土地，得了实惠；改革开放后，阶级成分取消，大家平等，贫下中农和我们坐一条板凳上。原来都是乌龟对王八蛋，把脑壳伸得再直，哪个也比哪个高不到哪儿去。

我们家族呢，有我这种，至今还在泥里土里打转，与大家长短一般齐的；也有又翻一次身，和我爹当年差不多风光的。把中间几十年拿走，嘿嘿，吃国民党和共产党皇粮的都有啰。

老威：谁吃共产党皇粮？

朱家全：我四爹的一儿一女啰，都在昆明市的国家单位。

老威：我晓得，都七十好几，比你大得多。

朱家全：我的堂哥哥朱家万，在军区歌舞团搞创作，还会拉小提琴，得过好多国家奖，不得了。

老威：听说他永不还乡？

朱家全：家里被杀掉那么多人，开始是害怕回来，以后可以回来，地方上欢迎回来，却伤心又灰心，不回来了。我这辈的都去过昆明他家，下辈的也经常去，嘴皮都劝破了，他就是不松口。话说急了，他还火，还摔东西。政府里的人去，他见都不见，他说：即使我孤老一人，也不想凑那个热闹，也不想上啥子县志。我死也不回元谋，连骨灰也不回元谋！就算我生错地点，做了一场噩梦吧。

苴公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故事。有一个叫张娅琴的女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书香门第。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以后，国破家亡，举家逃难。这个张娅琴在南下途中和家人失散，只身一人流落到贵州，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大难不死，又流落到云南。昆明太乱，她呆不下去，不知如何又到了元谋。栖身元谋县中学，教书糊口。接下来呢，与元谋中学的校长好上了。我估计，她从小受的教育太良好，所以在这个偏远的县份找不到说话的人，实在寂寞得发慌。校长好歹也算见过世面吧，不得已，红颜薄命也就认了。她做了校长的小老婆，没两年呢，就解放了。跟着土改，校长成了地主，她连带成了地主婆，双双从学校被撵出来，在农村搭个草棚安家落户。天天挨打，夜夜挨斗，不晓得哪个干的缺德事，她的相也叫破了，额头上一个疤拉下来，经过脸颊，抵拢脖子根；一只手也吊起了。校长有大老婆，新社会新风尚，没地方可容下小老婆，所以她只有搬出校长家，虽然只是一个草棚，跟狗窝差不多的家。这是命啊，没户口没亲人没粮食，也没哪个村子肯承认这个读过书教过书的大活人……

老威：黑人黑户，贱民里的贱民。

苴公：对，那个年月，没文化光荣，有文化犯罪。我至今都不理解，这个毛泽东是个啥鸡巴怪胎？自己把书读得摇头晃脑，却喜欢大老粗，糟蹋文化人。所以这个弱不禁风的《红楼梦》里的小姐张娅琴，注定在普天之下皆文盲的社会里生不了根。她沦为叫花子，沦为疯婆娘，露宿街头，捡着任何东西都往嘴里塞。据说后来她又嫁了一个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过了一段，连老光棍都嫌弃她，赶她出门。我不晓得她的下落如何，总之60年代我刚分到元谋时，还经常碰见她，才40多岁吧，就满头白发。捣蛋娃娃朝她甩石头，打在身上头上，没一点反应，连出血了也不擦。哎呀，啥子世道啰，分辨不出人与鬼，正与邪，疯癫与清醒。哎呀，浪费了，浪费了，这辈子我就这么浪费了。

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前奏

刚打出这篇文字的标题，电话响了，是吴闯，称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前来拜访。我立即关闭电脑，正襟危坐于屋檐下，恭候20多分钟，无果。心神波动，遂找出《易经》，占了一卦，为“大过”，上下两个阴爻，中间四个阳爻，犹如两端脆弱的房梁。

既然栖身摇摇欲坠的房梁下，当然要格外小心；可如果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危房，小心也就没什么用。那么值此乱世，只能坚守正道，做自己眼下该做的，将成败得失交给老天去安排，这就叫“以大过之才，行大过之事”。

这么一琢磨，也就释然。因为土地改革这个系列已做了将近两年，风餐露宿，行踪飘忽，鞋底磨穿了几双，却没出过大的纰漏——恐怕上苍也眷顾于我，觉得应该为这一桩桩“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苦难留下最后的记录。

第三天，也就是2007年9月28日下午，下过雨，又出过太阳，正在不阴不阳之间，警察登门了。先是两男一女，极为客气地上阶沿寒暄，然后自我介绍，是本地国保部门，想请我去他们单位谈谈心。我笑道：是传讯吗？那么请诸位出示证件，还有写明正式理由的正式的《传唤证》。警察们立即声称不不，只因为你是著名作家，我们领导请你去做客。顺便嘛，谈些公事。我说：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那就在这儿谈，院子里也没别的人，很方便。

彼此都微笑着，僵持了十来分钟。警察们就开始打电话。接着第二波高级警察登门，领头的是本地国保支队的杨政委及两个大队长。院里一下子进了7个不速之客，顿时闹热异常。

跟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一样，他们与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才由满头冒汗的大块头的杨政委切入正题。开场白是“共建和谐古城”，我这样在国际上都知名的作家，本地人民更是欢迎，所以我来了那么久，他们从没有打搅过。我连忙致谢，并称自己愿意继续埋名隐姓。可杨政委话锋一转，说他们作为保守本地安全的职能部门，最不愿意看到有人破坏和谐，给古城抹黑。我沉默了，听他继续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地主维权”的文章，社会影响很不好，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与我交流看法，能否停止写这类不和谐的东西？我点点头，却有些懵懂地问：什么时候我为地主维过权啦？况且土地改革已经过去57年，写写这段历史与今日的和谐有关系吗？杨政委答不上来，接着我又拿出一本2005年国内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给他看，申明连共产党中央在当时，都存在“暴力土改与和平土改两种倾向”，我作为一个有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抢救和记录在暴风骤雨中的个人经历，为国为党填补这项历史空白？

杨政委与我争辩了几句，由于隔行如隔山，只得悻悻然地撤退。不过我敏感到，他们此行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舞文弄墨的事，他们很好奇，我居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居然与这么一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虽然他们竭力掩饰，甚至一再询问院主名字及背景。

刚刚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搞了20多年文学，何曾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比《窃听风暴》更复杂的环境中？在强权之下，没有隐私可言；我已经和女友金琴分手许久，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了。我记起干我这行的榜样，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对自己最有力量的保护，就是公开所有的真相。

说吧，记忆；说吧，垂死的地主和贫农。也许再过四、五年或五、六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那代人就缓缓失踪，一切都将从风平浪静过渡到死寂。

现在回到2007年4月11日下午的元谋县城。天气阴着。我们依旧由苴公领路，步行20多分钟，来到富强街中段。一个中年人拉开大铁门，将客人迎入僻静的院落，并站在院坝中央仰头叫了两声“爹”。随即上二楼。本文主角何秀元正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恭候呢。我们紧赶两步，与老人家依次握手，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他身板硬朗。

主客双方都哈哈笑着，气氛很融洽，戴着一顶褪色军帽的老人家越发慈祥，深锁在皱纹内的小眼如星光闪烁。经过苴公的撮合，话题自然而然就展开了。

客厅相当大，交谈回旋着进入了录音机。窗外是一座比较高的楼，三二只麻雀划着弧线，从此端到彼端。而楼下是狭窄的马路，市声隐隐，我突然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

正文

老威：我是苴公的朋友，是搞土地改革这个专题的。

何秀元：好远的的事情啰。几十年都没人过问啰。

老威：所以我特地登门拜访，一见老人家的样子，身体不错，脑袋也还灵光，就放心了。

何秀元：吃饭还可以，走路不太稳当了。同志你坐。

老威：你老先坐。

何秀元：不晓得从何说起呢？

老威：无所谓，只要你记得起的，就随便说。比如，你是哪年生的？

何秀元：1927，今年整80.老威：一直在元谋城里住吗？

何秀元：旧社会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叫官能，如今叫官能镇了。我家啥都没得，毛主席咋个说的呢？脑壳顶的是别人，脚下踩的是别人……

老威：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何秀元：对啰。我父母起早贪黑，打草鞋、割马草卖，还给大户人家做长短工，腰都累弯了，才将儿女5个拉扯大。接着呢，我们又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工，经常是几个人同时帮几家。收花生了，运到油坊榨油；收甘蔗了，运到糖坊榨糖；大户人家盖院子，又去嘿唑嘿唑夯土墙。还挑水卖过，一挑水两分钱。

老威：按书上的说法，你们家算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

何秀元：老实说，我们家虽然下力，可没跟哪个结仇啰。

老威：受压迫、受剥削嘛。

何秀元：都是解放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老威：地主打骂过你们吗？拖欠过工钱吗？

何秀元：没有，都是活路一干完，脚跟脚结账。有时天天结，有时几天结。大户人家顾及名声，不会在乎几个小钱，否则起了争执，下次就没人给你干。

老威：不干行吗？

何秀元：有啥不行？临解放我才20多岁，手脚麻利，还忙不赢。这家太小气，转头就去帮那家啰。

老威：听口气，你帮工还帮得抢手哦。

何秀元：也辛苦，几天不帮就没得吃。那时候经常用包谷抵工，算下来，1人帮工1年，大概挣1升多包谷。

老威：你们家都这样？

何秀元：不完全，三几年时，我大哥被国民党抓过壮丁……

老威：哪儿的国民党？

何秀元：滇军。打过几年仗，他就在外头混了。我爷爷考过科举的，落了榜，就在家乡教私学。

老威：当地士绅的私学吗？

何秀元：不是1家人，而是好多家凑钱，请我爷爷教。私学地点嘛，先将一个废庙修修补补，过渡一阵，后来就设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还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呢。农闲时，娃娃们在屋里叽里哇啦读，大人们还在外面边抽水烟边看。娃娃多了，书教得复杂了，我爷爷忙得没工夫弄饭，二哥就被叫去打杂，日子久了，居然就会了些文化。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后来就解放，爷爷教的封建主义那一套自然就停了。我们家有了一丁点底子，搬到元马镇街上住。工作组也来了，从苴林乡派下一个镇长，姓王，对穷人很信任。组织民兵队伍，我当时20多岁，就被吸收进去。

老威：你对工作组的印象如何？

何秀元：多数是南下干部，当地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要依靠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依靠农民协会。鼓励大胆工作，即使有偏差，也很少横加指责，而是找你单独谈心，一遍遍将政策交待清楚。总之，他们很少公开说啥子，第二天要开重要的群众大会了，头天晚上，工作组就要召集农会的头头，特别是贫雇农主席团的，一个也不准缺席。一条一款布置妥当，包括定调子、开头、收尾、唱什么歌喊什么口号、主要斗争对象由哪几个人带入会场、陪斗的站哪个位置、哪个范围的秩序该重点维持、如何应对骚动甚至突然间的失控，等等。

老威：很细致哦。

何秀元：我们家和工作组个个都熟，访贫问苦，还在我们家住，不怕虱子、蚊虫，不怕铺盖破烂。外出工作，回来吃饭提前通知，我们吃啥他们吃啥，往锅里多添两瓢水就行了，不让单独准备。每顿饭都要交钱交临时粮票，你不好意思收下，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任何人都得遵守。

老威：不简单。

何秀元：睡觉前也聊天，吃饭也聊天，随时揣个小本子，动不动就拿出来记。生产咋样，哪年哪年的收成咋样，够不够吃，盐巴咋个解决，哪家哪家姓啥子，当家的叫啥子，几口人，靠佃田地种呢还是靠帮人，佃谁家的田地帮谁家的人，工钱咋个分，拖欠了咋个办……哎呀，问题多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水平高，任何时候都在干革命工作。

老威：作为贫农民兵，你们主要干什么？

何秀元：组织起来，巡逻、查夜、监视地主、开会维持秩序。最先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是周志勇，跟我父母一样，也是帮人的，苦大仇深，但人太老实，说话没水平，服不了众，很快就下台。接着大家选王正平当主席，才算固定下来。

老威：王正平有文化？

何秀元：没文化，帮人的，但能说会道，执行上面的政策来得快。当时的元谋城很小，就半坡上一点点，城墙以外差不多是荒坝坝。可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上面通知土改，划阶级，具体执行起来就不太好弄。后来整明白了，这个元马镇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有大地主、小地主、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

老威：有啥区别？

何秀元：大家评议，看你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土地呢，还是靠工商业？大头占前面，小头兼后面。其他还有破落地主，比如你家在解放前3年还有20多亩地，后来不争气，吃光喝完，把家产败了，却刚巧遇着变天。难道你也要浑水摸鱼，跟着一大伙穷人闹翻身？这可不行，就划破落地主。

老威：比唱戏还热闹啊。

何秀元：还有小摊贩、小土地出租、游民、富农、雇农、贫农、中农、下中农，复杂得很。

老威：由谁定呢？

何秀元：镇里开大会，传达土改精神，亮明3把尺子，土地财产、长短工、是否收租子；村里群众就接着一家一家评议，先将地主刨出来，然后才是工商业、富农、游民，挨着往下划。嘿嘿，一群乌合之众，屁都不懂。开头你照顾他，提议给他划雇农，他不干，直惊叫唤：我是没房子老婆，但从来也没帮过工嘛。接着又划贫农，他还是不干，说整死不种地。于是大家觉得难办，就问他：你不帮工，靠啥子吃饭？他说：我有本事啰，城里乡下到处晃荡就能吃饭。于是大家说：是这样哦，我们想不起该给你划啥子，你就自己给自己划吧。他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游民咋个样？游民比贫农要高明些。

老威：游民相当于现在的社会闲杂吧？

何秀元：对啰。贫农是依靠对象，游民是改造对象，几乎就是偷鸡摸狗的坏人。这个蠢驴，不做依靠对象，偏偏要挤进坏人堆里！后来政府要净化城乡风气，收容游民，集中起来改造，他才慌了：莫关我！我原来是贫农！可是后悔药没得吃啰。

老威：类似情况多吗？

何秀元：多的。到了评审阶段，大半都推倒重来，最后工作组主持开会，一条一款反复交待，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老威：政策严格吗？

何秀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多少土地多少帮工才算恶霸一级？上面没明确的说法，或者暂时不拿出明确的说法，就交给群众来评。你在社会上处人处事过得去，民愤不大，大家多少能抬抬手，让你过关。否则就麻烦。我们这儿最大的地主是吴耀先，整庄子有好几个，外乡还有土地……

老威：什么叫整庄子？

何秀元：就是整个村的土地全是他的，村中几十户佃农全在他的门下，每村都有一个他委派的伙头，专门负责收租子。其他还有雷树膏，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还有朱淮，元谋县县长，过去威风得很的人物，统统定为恶霸。

老威：他们有土地吗？

何秀元：他们有权有势，要啥子不容易？只要看中了哪块地，说一声，就是他的了。跟现在当官的差不多嘛。

老威：他们的下场如何？

何秀元：都杀了。

老威：有多少个？

何秀元：太久远了，记不得了。

老威：拣记得的说一说。

何秀元：吴耀先是从昆明抓回来的，还没等到枪毙，就关死在元谋县监狱里。

老威：其他呢？

何秀元：杀了好多批，但执行的都是解放军和公安局，我们是外围民兵，主要维持秩序、看守、巡查，防止意外发生。

老威：请讲讲开公审大会的情况。

何秀元：清匪反霸的时候，有一次就枪毙了13个。头天就通知，监狱里加了几道岗，我们民兵通宵都挎枪在街上逛，只要遇到可疑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关起来，没得问题，也要等大会开完再放。第二天上午，临到宣判结束，警卫连就开过来，将五花大绑的罪犯架拢事先挖好的坑坑前，齐刷刷跪一排，子弹在鞋帮子喳喳磨亮，上膛，步枪筒抵准后脑壳，只听得哨子呼地一吹，嘭嘭嘭一起搂火。硝烟味好浓啊，周围群众又是鼓掌又是喊，简直都兴奋得发狂了。

老威：清一色杀恶霸？

何秀元：有个叫张诰，恶霸的帮凶，主子遭抓了，气不过，就放火烧甘蔗地；还有杨永怀，划成大地主，他估计农民协会要去抄家，就在院子门楣顶栓了一颗手榴弹，哪个一推门就炸。幸好大家是翻墙进去抓的他。

老威：还记得审判长是谁？

何秀元：张兴德，一个南下干部。

老威：工作组的？

何秀元：法院的。还有公安局局长，叫朱恒堂。

老威：当时法院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吧？

何秀元：哦，那就是临时法庭，工作组、贫雇农主席团都有。

老威：如此毙人的大会，相隔多久开一次？

何秀元：说不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十天半月都不一定。县城集中枪毙比较热闹，几千万把人，甚至几万人的时候都有。乡上开会规模自然小些，枪毙两三个，就不用提人到县里，由贫雇农主席团根据群众的呼声，商量商量哪个哪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再报给工作组，划了勾，最后让点长批准。

老威：点长拥有生杀大权？

何秀元：点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

老威：工作团团长？

何秀元：小一点。

老威：管一个乡的工作队队长？

何秀元：有的又大一点，管两三个乡。

老威：点长亲临毙人现场吗？

何秀元：不一定。下面只要将名字报去，他批准就可以了。

老威：有没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何秀元：开始有，后来被制止了。

老威：点长都由南下干部担任吗？

何秀元：多数是本地提拔起来的干部担任。

老威：有没有点长公报私仇呢？

何秀元：晓不得。我当时才20多岁，小小民兵，上面的事情晓不得。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插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2007年9月29日中午，这家院子的主人远游归来。我从桌边起身相迎，寒暄之间，自然提起昨天国保警察登门拜访。主人微笑着说没事，主要是中共17大正在筹备，内忧外患加剧。我说这与本人有何关系？我连17大什么时候召开都不晓得。主人说：你可以不晓得，但是公安部要让下面落实你具体在何处。

我骇了一跳。心想有这么严重吗？可表面却不动声色。待坐回桌子边，我扳着指头算，从大理搬进这家有特殊背景的院子已有大半个月，风平浪静，甚至躲过了两三波户口盘查。皆因为房主是解放军中将之子，为人率性，有《水浒传》里江湖庄主之风，这大约是遗传——乃父当年进军川西平原，就不顾党组织的数次告诫，甚至不顾开除党籍的警告，非要娶当时与刘文彩齐名的崇庆县恶霸地主某某某之女为妻。

真是世事难料，经多次酒酣耳热，我这个反革命居然与革命者成为朋友。甚至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佛道儒之学，我们都非常喜欢达赖喇嘛，认同“你的敌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他说，等到一定的时候，说不准他会将自己父母的土改故事讲给我听听。

那就等着吧，可眼下还是继续弄完手里的活路再说。

正文

老威：讲讲你最熟悉的地主。

何秀元：我们家住南门，村里有两家地主，肖晓明、梅洪乾。印象中不是讨嫌的那种。认罪交浮财都积极。土改后上面规定了地富分子的“三要八不准”，每次开会，肖晓明、肖晓成两弟兄都背得滚瓜烂熟……

老威：啥子“三要八不准”？

何秀元：出门要请假，进门要销假，来客要报告；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搞破坏活动，不准搞迷信活动……

老威：还有呢？

何秀元：记不得啰。总之，地富分子年年、月月、天天要牢记。不牢记就要出差错，出差错就要挨打。来了客，出身贫雇农的，就批准住一晚黑，还得对客人进行阶级教育；出身不好的，马上撵起走。

老威：那阶级划清以后，减租退押又如何？

何秀元：政府主持公道，将解放前的老租约废除，换成新租约。比如从前佃农租地期限1年或者几年不等，如今就换成两三个月，老租约里写明的该交的租子统统砍掉，拖欠的也一概不算。退押嘛，就是在减租的基础上，命令地主把最初租地的押头退给佃农，并且根据物价的逐年涨幅，逐年增加。

老威：押头就是押金吧？那我交不起咋办？比如我把地租给你已经好几年，甚至10来年，最初的押金每亩地1块大洋，而现在你将1块大洋翻几倍，甚至十几倍，要我还你，我咋个还？

何秀元：家里的东西，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坛坛罐罐，能卖就卖，能抵押就抵押。总之，你在解放前越富，佃农越多，就越倒霉；越穷，越叫人看不起，就越扬眉吐气。这才是翻身嘛，昨天你踩我，今天我反过来踩你，你不服，有共产党做主，就斗争你，要你的老命。

老威：卖了，抵押了，掘地三尺了，我还是还不起，咋办？

何秀元：必要时候，该斗该关，该伤筋动骨，革命群众不会客气的。班果村的地主张建杨，就被弄来坐软轿……

老威：啥子叫坐软轿？

何秀元：让你坐一个独凳，把你的双脚捆拢，独凳两边放桌子，再把你的双手拉平，捆牢在桌面上；然后往你怀里揣石头，一块一块，揣个几十斤；最后将独凳抽走，你的屁股就悬空了。

老威：啥子感觉？

何秀元：我没坐过，晓不得啥子感觉。只是那种叫法，将周围的人耳朵快震聋了，不怕你笑话，连看家狗都受不了，汪汪两声，就从院子中央箭一样射出门去。

老威：还有啥子花样？

何秀元：吴耀先有个狗腿子，叫李强贵，被弄来背石头。

老威：做苦工？

何秀元：让他站在太阳坝，背一箩筐，一块一块朝里面加石头，撑不住重量了，一屁股摔地上，又从头开始。如此折腾几小时，不见效，又将他的手指头用浸过油的麻线密密地绕，然后点火烧，整得他满地跳脚，不求饶也不行。

老威：隐瞒的浮财都交待了？

何秀元：他是狗腿子，没啥浮财，主要逼他说出吴耀先的财宝去处。因为本地最大的地主，财产到底有多少？哪个搞得清楚啰？

老威：所以只能根据想象，拼命地挤。

何秀元：但是没挤出来，手指头烧掉几根，也没效果。

老威：那狗腿子的确不晓得狗脑子想的什么。

何秀元：但是的确有恶霸地主转移财产，逃避土改的现象。比如有个叫昌培林的中农，解放前同伪县长朱淮家关系不明不白，土改刚开始，朱家就悄悄将好些财产送昌家隐藏。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农民协会得到线报，就找昌培林谈话，要他自觉交待，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否则就死路一条。昌培林吓坏了，立马将朱家的浮财彻彻底底暴露，还低头认罪，痛哭流涕。后来大家研究了，他为恶霸当“防空洞”的事实清楚，但是向人民举手投降的事实也清楚，就从轻将他的中农成分升为小土地出租。

老威：他出没出租小土地呢？

何秀元：有剥削行为嘛。替剥削阶级隐瞒财物，就是变相的剥削。当然，浮财都由贫雇农、下中农分掉，中农以上粘不了边。

老威：你们家也分了？

何秀元：朱家属于大沟村那边，我们分不着，到底有个啥子也不晓得。我们家在土改中也分了土地、房子。班果村的一个地主，名字忘了，以前在乡下，后来搬到城里买了院子。土改了，包括我们的3家贫雇农就搬进去住。那时还没发正式的土地和房产证，打张条子，写上位于哪里哪里的土地，哪里哪里的房子，从某年某月某日，属于某某某，签个字划个押，就作数。公布了《土地法》以后，才把原来打的条子翻出来，换正规的《土地证》。

老威：减租退押的时间有多长？

何秀元：不到1年，地富的油水就算挤干了。

老威：之后的赔罚呢？

何秀元：其实赔也赔不出多少，罚也罚不出多少。也有城镇的游民，趁着土改，跑到农村去，住地主的院子，还不讲理，与贫雇农争了起来。

老威：游民属于哪个阶级？

何秀元：游民不务正业，讨口叫化、偷鸡摸狗、鼓吃霸赊，啥子都干得出来。按财产划分呢，本来是劳动人民，可也归入政府的改造对象。地、富、反、坏、游，五类分子。斗地主时，也弄来陪斗，说是受教育。嘿嘿，那个贫雇农成分不要，偏要当游民的人，每次挨斗都喊冤枉，声明自家3代帮人。大家都忍不住笑，还扯着他的耳朵说：自己争取来的，怪得了哪个？他就在地下又打滚又敲脚：鬼晓得哦，鬼晓得哦。不过呢，差一点的房子、土地还是要分给游民的，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吃混食啰。

老威：元谋县境有多少游民？

何秀元：几十百把个？记不得了。

老威：达不到枪毙级别，送劳改的地主多不多？

何秀元：不清楚了，总有好几十吧。最高有判无期的。元谋附近有个黎明农场，关地主、反革命，后来也关右派。说老实话，南下干部拢地方，脾气也见涨，经常独断专行，不把本地干部放眼里，所以容易摔跟头。有个南下的，老家有原配夫人，到元谋后又染了个年轻的。后来他回去探亲，可能是商量离婚啰，不料原配夫人不久就莫名其妙死了。这可不得了，他洗刷不清，被抓起来，以谋杀罪判死缓。事隔多年平反，人们还私下说，这是他乱搞的报应。

老威：你当了几年民兵？

何秀元：五、六年，从开始土改，到小社成立。接着我被选为社长。

老威：小社？初级合作社？

何秀元：对啰，叫南城社。

老威：老人家挺进步的。

何秀元：自己水平差，全靠党的培养。1954年我光荣入党，1958年元谋老城合并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元马镇划为大管理区，我又被调到管理区当领导。

老威：管理区？管城镇居民吗？

何秀元：居民归镇长管，我是元马大队大队长，管农民。

老威：城乡一体，两套班子？那地主归哪边管？

何秀元：土改一过，都放回自己家里，住哪边就归哪边管。该干活干活，该学习学习。有专门的民兵监督他们，定期汇报思想，定期开会，不准乱说乱动。

老威：在土改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何秀元：嘿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恶霸雷树高遭镇压，他的婆娘被群众弄来干农活。哎呀，快40岁了还细皮嫩肉的，啥都不会做，可见平时有多懒！田不敢下，秧不会栽，大家气坏了，就在田坎边批斗她。弯了半天的腰，还是不见效，于是就叫她跪在田坎上，盯着大家栽秧。我们栽好久，她就跪好久，我们歇气，还是不准起来，磕头也没用。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她求大家让她干活啰。栽秧慢，跟不上，就加班加点。月亮出来明晃晃的，就剩她一个婆娘在田里梦游，有点诗情画意不是？

老威：不觉得。

何秀元：嘿嘿。

老威：土改收尾是咋样的？

何秀元：土地、房子、财产正式落到每户门下，就还有土改复查。一个查成分，划得实在高了，没有实事求是，就要纠正，给人家降下来；划得低了，还要升上去。还有一个是查隐瞒的财产，不像运动高潮，充分发动群众，狂风暴雨似的检举、揭发、斗争、枪毙，而是一点一滴、一项一款、不动声色地将某个地主、某个富农被清算过的东西再滤一遍。一个人拿着单子念，群众围着边听边琢磨，边回忆。看有没有漏网的。

老威：这个阶段动不动粗呢？

何秀元：避免不了啰。捆绳子、坐软轿，看你熬不熬得过。

老威：实在没得呢？

何秀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复查也有针对性，有重点。比如戴玉林，解放前的大烟贩，土改还没搞到头上，他就主动交财产，烟土、金条子都拿出来，争取了态度，政府就没要他的命。可能他自己也暗中得意，以为避过了风头啰，

哪料到共产党的运动一波接一波。他被揪出来炒回锅肉，先一把鼻涕一把泪，死活不吐，于是民兵将他拖到野外搞假枪毙，屎尿骇出满裤裆，当场就招供了。我们在他的院墙地基下挖出来很多金条子。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戴玉林被关押几天，大家发表意见，觉得太恶劣，民愤太大。只能将他枪毙掉。

老威：哪本地有没有交不出财产被毙掉的？

何秀元：先都是喊爹叫娘，恨不得把心啊肝啊交给群众，后来挤啊挤啊，遭不住，交待一点点，再遭不住，再交一点点。但是与大伙估摸的总差一大截。最后呢，挤出来的财物实在与大伙公认的数目合不上，就只有报请上面批准枪毙。

老威：你参加过镇压地主吗？

何秀元：我没毙过人，只跟着毙人的去维持秩序，也抬过几次尸体。老城外河坝，坑先挖好，让人跪在坑边，再听哨子，轰隆一炮火。开始打脑壳，血浆子乱飞，很不雅观，特别是娃娃们看了不好，所以后来就一律打背心。围观群众太多，每次毙人，围观群众都多，比逢年过节闹热。

老威：你估计，整个土改期间枪毙了多少恶霸、地主？

何秀元：元谋是个小县，当时只有五、六万人口，所以毙掉的不多。

老威：多少？

何秀元：记不得。哎呀，解放初期的地主，跟现在的家庭比不得啰。按目前的财产标准，元谋城里大半人口都是地主。当时周围的十几个村子，有的穷得那个凄惨样，评不出个地主，可土改形势在那儿明摆着，评不出也要评，地主没有，富农也弄一两家，过关嘛。其实呢，有的地主就比一般农民多几间房、半个院子。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包谷杂粮塞一肚皮，细粮留到逢年过节才整几顿。大家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有的地主，节约得吓死你，连娃娃不小心把屎拉在院墙外，都心疼，破口大骂哟，追着把屎铲回自己肥堆哟。不怕你笑话，那阵元谋连电灯都没得，地主家有只手电筒，都值得显摆，相当于现在的大型家用电器。

还告诉你，元谋人第一次见着汽车是四几年，当师长的朱淮从昆明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开天辟地哦，不得了哦。还没拢城门洞，还没停下来，方圆几十里就轰动了，都想去看一看，摸一摸。现在呢，汽车遍街跑，还有拖拉机，连农民都不稀罕机械化，更莫提地主。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只可惜我们这种人，黄土已淹齐下巴，享受不了几天人人做地主的日子。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上）

前奏

2007年4月11日下午3点半，我们结束了对八旬老翁何秀元的拜访，即马不停蹄地穿插了几条街巷，直趋元谋县委的某处宿舍，欲乘胜拜访另一个八旬老翁陈文高。

略微颓败的铁栅门前，满嘴酒气的中年门卫刚拦住我们吆喝“登记”，就被同样不拘形迹的苴公一把推开了。我们顺势深入，几颗年轮久远的大树巨伞一般支撑天空，将两三幢爬满藤蔓的7层高楼笼罩得垂头丧气。我们上了某一个单元的4楼，紧闭的铁皮门两边贴着极其庸俗的对联和门神，门框顶好像还描着避邪的桃符。苴公敲门，不应；又敲，还不应；就干脆直起喉咙叫喊。

上面的老妪被惊动，自楼梯口倒悬白头，与苴公对答，方知主人已外出。我们撤退到门卫亭右侧，坐等约1小时，依旧渺茫。于是继续撤退到大街上，透一口闷气，顿觉饥肠漉漉。我提议请朱家学老人吃晚饭，得到3位同行者响应，于是找了个像模像样的饭馆，点了大锅土鸡。我亲自搭机动三轮去接来寿星全家，将尊者让入上位后，十几个食客即围成一桌，席间几起几伏，欢声雷动。

夜幕降临时，我跟随苴公再次登门，终于逮住刚看完所有电视新闻，正闭目养神的前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戴老花镜的表情非常严厉的干巴老头。昏黄的光晕下，我们几番要切入正题，都被挡回。老式钟摆嘀嗒嘀嗒，还夹杂着哮喘一般的噗嗤噗嗤。约6张门神大的毛泽东风俗画占据了半壁墙，我直视那鲜红的嘴唇，转了几秒钟的脑筋，无果。

只得如黑旋风李逵，赤膊上阵。

正文

老威：我是从四川来的一个文人，可以访问你吗？

陈文高：有没有《介绍信》？

老威：哦？《介绍信》？这是哪个年代的事儿？

陈文高：不管哪个年代，坏人、不明身份、不怀好意的人总是有的，组织原则总是要讲的。

老威：我做土改工作，试图还原那段历史，一两年来，我跑了禄劝、武定、石鼓、剑川，采访过不少老人。我还在成都采访过工作队长洪钟，解放初期，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洪钟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陈文高：你到底属于哪个单位？把证件给我看看。

老威：我没有单位。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是自由撰稿人。

陈文高：自由撰稿人？没听说过。

老威：可见你老人家落伍了，某些观念该改变了。

陈文高：这不关你的事。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干什么的？来元谋找我有何意图？

老威：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你不是警察，即使你就是警察，也没有权力以这种口气冲我说话。我到元谋也不是专门找你的，与你同时代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人还有，你不愿意谈，总会有人愿意谈。

陈文高：你这么年轻，有资格调查土改吗？这应该由政府出面的。

老威：这位苴公你认识吧？还有元谋的前任官员蒋某某，她现居昆明，昨天亲自驾车带我们来。

（苴公插话：陈老，和你这样的老革命相比，我们算晚辈了，资历浅，水平差。我之所以引见老威同志来采访你，正是出于对你老的尊重。历史就是历史，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乱开簧腔的。你心里也清楚，有些事政府出面行，比如开个大会，救个灾，维持个治安，动员群众抓个逃犯，平反个冤假错案等等；有些事嘛，政府出面就费力不讨好，比如写历史，我在县委多年，多次组织班子写历史，歌功颂德的废纸一筐又一筐，自己都不想看，更莫提拿出来见人。所以，同一桩土改，如果报纸、电视台、政府部门来找你，调子就是定了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叫你说好，叫你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必须得一丝不苟照办，这才是组织原则，哪还容得你对待老威这样，盘问来盘问去。你想想，阶级斗争的观念20多年前就没了，连反革命的罪名也取消了，你还一口一个坏人坏人。现在的坏人是贪污腐败、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对待卖淫嫖娼也就罚款，人家交了钱，出了公安局，依照法律，你就不能随便叫坏人。

陈文高：哎呀，我没这个意思。

苴公：警惕性高没错。可凭你几十年的革命工作经验，哪个坏人会对几十年前的土改感兴趣？陈谷子烂芝麻，好人也不感兴趣，除非吃错药了。《炎黄春秋》看过没？老革命纷纷做回忆文章，我改天带几本来，你看了就晓得如老威这样想澄清历史真相，又舍得跑路的文化人难得找！陈老，打消顾虑，与时俱进啰，而今自由撰稿人自费写历史的大有人在，秉笔直书，学司马迁嘛，这才是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

陈文高：既然苴公是政府部门的同志，你带着人来，我就破格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接受一次谈话。请老威同志提个头。

老威：请老人家尽可能放松，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想必你心里有个底吧？

陈文高：是的。

老威：你是土生土长的元谋人？

陈文高：是的。

老威：城里？

陈文高：苴林乡小村。当时整个村子有40多户，多数烤酒卖。而我们家老少8口，都靠帮人吃饭。

老威：一直帮人吗？

陈文高：是的，从老祖到我爹，至少3代以上都帮人。

老威：长工？短工？

陈文高：主要打短工。夯墙盖房、薅秧打谷、种菜、种西瓜、种包谷，还有上山割草，卖给烤土酒的人家。

老威：烤酒比打短工挣钱？你们家为什么没烤酒？

陈文高：家穷没本钱。

老威：我们这代人的土改知识都是从书本来的，刘文彩、黄世仁等等，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你在旧社会的实际感受是这样吗？

陈文高：当时嘛，共产党没来，没觉悟到，后来觉悟到了。

老威：没觉悟到？你是文盲？

陈文高：读过两年小学。

老威：私塾？

陈文高：苴林乡的新寺小学。初识些字，家里认为够了，就不让继续读了。

老威：你打短工时，与地主发生过纠纷吗？

陈文高：没有。

老威：地主拖欠过工钱吗？

陈文高：干完活就付，或者以粮食抵，耍不了赖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参加的革命工作？

陈文高：1949年7月，地下党从昆明派张炳今、张绍虞两位同志来元谋，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全称为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老威：两位同志的背景是？

陈文高：都是本地人。张炳今是国民党县参议会参议长张鉴良的儿子，在昆明读书就加入了地下党。他们此次潜回元谋，一是搞组织，二是策反张鉴良，并通过张鉴良去策反城里的主要武装力量长臂大队，大队长叫张柞纪，与张鉴良私交深厚。

老威：你当时的角色？

陈文高：我算不了啥子角色。整个元谋发展了60多个民青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以解放划线，我如今就享受老革命的离休待遇。

老威：然后呢？

陈文高：我年轻腿快，充当张炳今的秘密通信员，经常从班果走路到元谋东门，长臂大队的3个中队，300多号人都驻扎在那儿。我找到张柞纪，呈上信，等一会儿，取了书面回执，或口头吩咐，又往回跑。有时也去找张鉴良。

当然，策反工作具体咋个进行的，我也不太明了。可解放大军还没拢元谋，张柞纪就将长臂大队火力配备最强的一个中队拉跑了。县城周边的几个伪乡长也倒戈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伪政权，欢迎解放。地下党和民青拥有30多条枪，分派在几个城门。做过少将师长的伪县长朱淮见大势已去，就抛下家小，化装成老百姓逃跑，当时他的老爹还想将他藏起来呢，可地下党眼线太多，变根针也藏不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追捕朱淮？

陈文高：1950年1月18号的晚上，已经入老城的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获知朱淮潜逃，立即打电话向滇西北地工委第8支队的领导王元昌汇报，请求指示。随即派罗真、杨杰真等率领民青武装及策反过来的武装，分成几路人马，抄小道追捕。直到三天三夜后，才在武定县境的马鞍山将朱淮抓获。这个罗真，还是朱淮的干儿子，又是边纵独立2团保卫中队的付中队长。

老威：国共两边都沾？

陈文高：特殊历史环境，许多人都有公开与秘密的双重身份。但是到1950年1月19号早晨，我们就分别通知学校等单位和群众，从城里到城外，排队迎接解放军进元谋。至此，每个人的身份都公开了。

老威：才几个月地下工作经历，就享受老干部待遇，真划得来。

陈文高：关于元谋解放，李某某那个家伙还自我吹捧说，他带领人马去白西头梁子，放了两枪，朱淮就投降了。放他妈的狗屁！

老威：李某某也是个老干部吗？

陈文高：也算吧。

老威：你们真厉害，居然将县、乡两级的政权都提前瓦解了。

陈文高：不能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吧。

老威：策反时，都许了啥子愿？比如解放以后，不关，不杀，不追究之类？

陈文高：你咋个晓得？

老威：我做土改专题这么久，当然晓得解放前后的政策变化啦。

陈文高：这的确是沉痛的教训囉！地下党和民青花了大力气，嘴皮子都磨破了。才将他们争取过来。我们的口径全部统一：只要背叛了反动政权，对解放元谋县有贡献，不管你从前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对人民不利的事，不仅不关，不杀，既往不咎，而且当作投诚或起义人员看待，在新生政府里安排工作，不愿意工作的，就发放一定资金，安置回家。

老威：对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有影响的官员，共产党的确也这么做过。比如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率部起义，解放后就当了水利部长，虽然他的弟弟刘文彩后来被树为恶霸地主的最高典型。

陈文高：元谋毕竟是小地方。当年我们的策反口径，是上级定的调子，不是哪一个人随便说的。后来清匪反霸，风向变了，也是上级定的调子。南下干部都是经过炮火，几千里，一路打到这儿，人家有革命资历，革命经验，阶级性、政策性都强，说得起话。我们本地干部呢，只有当学生。

老威：啥子意思？当年的策反许愿一律不算数？

陈文高：说不得，说不得。连地下党负责人张炳今的父亲，为和平解放元谋贡献最大的参议长张鉴良也枪毙了。通过张鉴良做工作，策反过来的长臂大队长张柞纪也毙掉。中队长也毙掉，下面的几百号人，毙的毙，劳改的劳改，遣散的遣散。起义的乡长也差不多杀了。

老威：罪名呢？

陈文高：恶霸地主、土匪武装。

老威：有点过分哦。

陈文高：地方干部的话顶个屁，你说多了，自己就叫牵连进去了。

老威：以后呢？

陈文高：等着几十年后平反嘛。唉，韭菜割掉还会发，人脑壳割掉就割掉囉。

（苴公插话：这个情况我略知一二。土改刚开始，长臂大队及乡里民团一类都统统成了土匪；边纵也打成土匪、地霸武装，下面的民青也顺着成了反革命组织。历次政治运动都没逃得脱，惨得很囉，改革开放后才平反。）

老威：如此看来，这儿的土改也算轰轰烈烈了。

陈文高：毛主席说，要给地主阶级吃3付泻药，第1付是累计征收几年的农业税，并补征1949年全年公粮，土地越多交得越多；第2付是减租退押；第3付才是土地改革。

老威：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陈文高：传达的政策，肯定不是传说囉。从1950年3月起，第1付泻药就开吃。解放军和地方结合，组成多股征粮队，下乡用枪杆子逼着大小地主补交1949年的公粮。当然，在边远地方，还一时不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懵头懵脑地组织抗粮队，几支破枪，结果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接下来是合理负担，你土地越多，财产越多，就负担得越多；反过来，没土地没财产就没负担。

老威：可以讲得详细些吗？举个例子最好。

陈文高：我亲自参加过征粮征税，可是年代太远，记不得了。镇压反革命是1951年初，为土地改革扫清障碍囉。

老威：哪些东西是障碍？

陈文高：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伪官员，与官府勾结，吃香喝辣的大户，伪乡长伪保长，甚至伪甲长。欺压老百姓，民愤大的也算。有劳苦大众的检举嘛。

老威：有硬指标吗？

陈文高：有名单。根据群众意愿，排名单抓人，抓齐了集中关押，再开公审大会，毙掉一批罪大恶极的。

老威：据你所知，当时毙掉多少敌人？

陈文高：记不得囉。那时我当苴林乡乡长，对整个元谋的镇反情况并不掌握。

老威：20多岁就当新政权乡长？不简单哦。你所管辖的范围毙掉多少？

陈文高：有一次集中毙掉了10个。

老威：不算少。

陈文高：也不算多。大地主两个，组织抗粮的两个，还有伪乡长杨炳林，其他嘛，其他嘛，哎呀，实在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非杀不可。

老威：作为乡长，你主持过公审吗？

陈文高：主持过的。但上面的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也到场，下面的贫雇农代表也在，但最终的生杀大权还在区委书记以上，他们都是南下干部。解放不久，整个元谋暂时按区划分，区下面才是乡。苴林第一区，东城第二区，班果第三区。苴林辖4个乡，相当于现在的4个大村吧。

老威：这是区一级的公审了。以现在的观念看，你认为这当中有没有错杀的？

陈文高：绝没有。不杀不足以威慑敌人，不杀不足以鼓舞群众。

老威：其中有没有对元谋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

陈文高：这10人中没有。

老威：那都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了。

陈文高：不见得当权，可的确该杀。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下）

插 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2007年10月15日下午，乌云翻卷，雷声隐隐。我的心情突然烦乱不堪，出室立于檐下，良久，突然听见楼上电视里传来军乐齐奏的《国歌》，原来中共17大正式召开了。

短短几天，本地国保和国安两大部门的最高领导先后会见了我，不得不令人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还跟随这个院子的主人去赴宴，与国安局局长喝酒，碰了两三杯，彼此称“久仰”。席间得知，我差点就被国保大队请进公安局，在囚室内同步开完党的17大，是国安担保协调，才放了我一马。

通过频繁接触，我悲哀而荣幸地获知，这十几年来，从重庆、四川、北京到云南，警察始终是我忠实的读者和追踪者。包括我的文字来源、风格、险恶用心及近期走势，他们全都了然于胸。我辩解说自己的祖师爷是司马迁，模仿的范文叫《史记》，国安局长就马上笑道：《底层》我看过，这个话是你的右派师父流沙河说的，啥子两千年前的暴政造就了司马迁，今日又用同样的手段培养出作家来。

话音未落，我脸色顿时煞白，记起《三国演义》里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细节，急忙称“不敢”。局长继续发挥道：你的巧妙之处，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转个弯，经第三者的嘴巴说出。《底层》如此，《冤案》如此，地主系列也如此，哎呀，真是洗我等的脑壳！

我无言以对。人家将“反面教材”研读到这个深度，真不错了。记得席终之际，局长的告别辞大致是：任何哲学都强调存在就是合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了近60年，还在发展、进步，肯定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表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本想问什么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金钱？女人？醉死梦生？还是好死不如赖活？可忍住了。我天生口舌笨，不是能在酒桌上决高下的勇士，我承认自己懦弱、孤单，而黑白混杂的江湖却有太多太多凶险。

眼下雷声隆隆，乒乓球大的雨点三三两两飞降。我反身回室内坐下，稳定情绪，重新打开录音机，聆听老革命谈土改。

正 文

老威：革命声势就这样造起来。接着呢？

陈文高：就减租退押。减租又叫二五减租，解放前，元谋周围的佃农租地主的田地，一般是按春播时借一斗谷子，秋收时还二点五斗计算，可现在却反过来，按地主收过的二五比例，将原定租子砍掉。

老威：这叫砍租，不叫减租。

陈文高：所谓退押，就是命令地主将当年出租田地的押金，也就是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佃农。

老威：押金的伸缩性比较大的，特别是改朝换代，通货膨胀都相当厉害。比如一九四几的物价与一九五几年的物价，或许短短三四年，翻若干个跟斗。那么我向你老人家证实一下，这个押金是按土改当年的物价退还呢，还是照原始契约逐年累加后再退还？

陈文高：肯定是按土改当年物价，逐年累加，让地主过去吃了多少，今天一块吐个干净。

老威：如此滚动退押，不是和驴打滚的高利贷差不多？

陈文高：话难听啰。不过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强调经济基础，土改的最终目的，就是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吃泻药嘛。

老威：不择手段？

陈文高：你太年轻，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懂啥子？革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不过嘛，老地主还是狡猾的，还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想方设法抵赖，谷子、花生、西瓜子都是实物，他们也翻转给贫雇农一五一十地算帐，哪年哪年，物价又垮了，纸票子又值多少了，实物实际才值多少钱，或者根本不太值钱。泥腿子没文化，如果不是工作组撑腰，还算不过他们。

老威：大形势摆在那儿，动小脑筋有啥用？

陈文高：对啰，下场只有更惨。

老威：接着就是赔罚阶段。

陈文高：赔罚？没有过。

老威：是吗？我在其它地方了解到，减租退押之后就是赔罚。有个叫洪钟的工作队队长还称它为“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

陈文高：挖浮财是有的，赔罚没有过。我乡长当了1年多，又调到区里做公安助理，除开镇反、抓恶霸地主，还管净化社会空气，比如抓赌、抓抽大烟、抓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然后才正式土改，县委书记孟家珍做报告，布置任务，接着在大沟村，那阵叫大沟乡，搞试点。我们的组长叫王世光，组员有20多个，都是几个区抽调来的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头是发动群众，造声势，宣传《土地改革法》，个把月以后，以1951年12月25号的公审大会为标志，宣布土改在元谋县境全面铺开。

老威：这是哪一级的公审？

陈文高：全县大会，几万群众参加，地点就在如今的县政府背后。公安局长，也是南下干部的朱恒元主持，枪毙了5个恶霸地主，其中有伪保安团长赵登第。

老威：还有谁？

陈文高：记不得了。

老威：你亲自参加了大会？

陈文高：当然。

老威：那怎么会记不得？

陈文高：时间久，忘了。

（苴公插话：这个赵登第是冤枉的。他原来在国民党93军任团长，退役还乡，应当地士绅请求，做保安团团长，在地方武装中有些威信。后来受地下党说服，率部弃暗投明，和平解放元谋，他功不可没。80年代我在县委，晓得政府特地给他平反，推倒不实之词，重新定为投诚起义人员。）

陈文高：赵登第是跟着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的，退役回家，还领了3000斤大米。

老威：可能3000斤大米还没吃完，脑袋就丢了。

陈文高：试点一结束，我们马上就重新分配，我被任命为元谋县第一区金雷乡土改工作组组长。

老威：不简单。

陈文高：试点经验已有了。具体政策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所以我们一下村子，就着手访贫问苦，落实毛主席教导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老威：先把最穷最苦的找出来？

陈文高：不一定。还得追究你为啥子穷，为啥子苦？解放前你是干啥的，以何为生？贫农就是有一小点土地，但多数时候不够吃，还要靠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有一小点房子，但破破烂烂。雇农就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只靠打长短工，饱一顿饿一顿的。

老威：毛主席也教导过的，叫乡村无产者，跟城市无产阶级一个阶层。

陈文高：对囉。先寻着几个，再个挨个串连，就像布蜘蛛网，逐渐将我们要依靠的对象组织起来。这是土改第一步，叫发动群众，宣传政策。

老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挑起最穷的去整垮最富的。

陈文高：同志，你这口气不对，立场有问题。

老威：道歉道歉。

陈文高：此时的斗争目标还没确定，咋个能够想当然？

老威：再次道歉。我们换个话题，怎样团结中农？

陈文高：中农相当于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我们不团结他，争取他对土改的理解，他就消极悲观，滑到同情敌人那边去了。

老威：土改几十年后，小辈我还能隔着时空听见如此有水准的报告，真是受益非浅啊。

陈文高：中农又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要作严格区分：上中农稍微有点剥削行为，但没有富农那么严重；而下中农经常受剥削，程度又没有贫农那么严重。我们不会动中农的土地、财产，可他们基本分不到土改的果实。

老威：为什么中立富农呢？

陈文高：我们不让他“中立”，他就滑向地主一边，地富合流，土改的艰巨性就增加。所以对富农的政策不是没收土地、财产，而是征收多余的部分，剥削所得的部分。特别是对反动富农，决不能手软，决不能叫假象所蒙蔽，要坚决征收他的个人所得。

老威：反动富农和一般富农的界限在哪儿？

陈文高：反动富农跟旧政权、半殖民半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在其中担任过职务，如保长、甲长等等。即使当保长，还要分清1946年之前还是之后，抗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连长，也要分清解放战争前后，确定戴不戴反革命帽子。

老威：1946年是条杠杠。

陈文高：对啰。之后就是反革命，在土改中和地主一样，是打击目标。要特别申明，我们是最终消灭剥削，消灭地主阶级，消灭私有土地制度，而不是消灭作为个人的地主。我们要通过改造，让地主和他们的后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老威：据有关资料证实，作为个人的地主也被镇压了几百万。不少地方的土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斗争高潮，自杀、冤杀、逼死、私刑致死、不明不白而死的此起彼伏。

陈文高：我也听到、看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看到的事情，这是土改工作中的失误，是极左路线的教训，却绝不是土改的主流。我敢担保，我当工作组长期间，金雷乡没发生任何一起冤屈。的确，也杀了一两个地主，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手下，上了那个级别，只能杀；一个隐瞒浮财，将金银财宝深埋，无论咋个挤，都不松口，后来终于暴露，挖出来的大烟、金银、首饰，用一匹骡子才驮得起。判刑的地主有10个，一个乡的范围，这个比例算平常囉。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组长水平不错。

陈文高：还可以吧。金雷乡的土改搞出名堂后，我又被上调为点长，管几个工作组。

老威：升官了。

陈文高：点长的上级是片长，相当于区长。

老威：你有生杀大权吗？

陈文高：我有建议生杀大权，报给片长批，再报给武定专区最后核准。

老威：你的确算尊重程序的干部，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陈文高：是啰，正式的刑法还没出台，依据只是暂时的政策，比如《惩治反革命条例》，可杀可不杀，其中的空间很大。

老威：唉，地主和农民多少年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虽然改朝换代，可彼此真是你死我活吗？你们用什么法子点燃群众？

陈文高：解放了，大势所趋，群众都拥护共产党。运动一搞起来，瞎子都摸着来开会，聋子都立起耳朵，害怕漏掉啥子内容。我们不怕群众点不燃，只怕热情燃过头，违反了政策，收不拢口。

老威：跟现在不一样。

陈文高：是啰，现在人心涣散，开任何会，通知半天，也是锣齐鼓不齐。除非要分钱、分房子、分利益指标。

老威：如今回顾土改，你老人家觉得对还是错？

陈文高：土改是我们党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奠基大事，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村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此之前，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有力气无处使，或者使了力气得不到收获，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为了平均财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向新民主主义的近期和远期目标迈进，必须土改。

老威：是吗？一定要通过暴力掠夺吗？政治运动真能够发展生产力吗？那邓小平为什么要拚着老命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1979年为什么又要给地富分子揭帽？既然是对的……

陈文高：邓小平改革正确，毛泽东土改也正确。没有毛泽东的摸索和实践，经验和教训，就没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历史不能分割，要回到当时的背景。

老威：为了巩固政权，为了千秋功业，渺小的普通人就注定要付出血和泪的代价？比如元谋县城解放之前，地下党做工作，千辛万苦许愿封赏，争取和瓦解了旧的社会基础，可等到不费一枪一弹进了城，就翻脸不认人，将已经投诚，堪称和平解放功臣的地方贤达统统公审，定为恶霸地主，然后枪杀，这正常吗？如果史书敢于如实记载，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样看这因为阶级斗争而扭曲人性、出尔反尔的一页？光荣还是耻辱？

陈文高：我有时候也没想通，虽然后来平了反。但是，我们不能拿现在已经进步了几十年的水平、政策、法律去衡量过去，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刚得江山，硝烟未散，百废待举，莫提法律了，啥子都不健全。比如判处死刑，都是草草宣布“依据某某条例的相关条款或有关规定”，远没有法律健全之后这么细，手续这么周到。加上群众对经历过炮火的南下干部崇拜，甚至盲目崇拜，本地干部说不起话，也不敢说错话。年轻人，脑壳不要发热哟，啥子事要多转几个弯弯，才能做到客观、全面。比如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不可能直戳戳开过去就到达，总是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再右一下……

老威：每左一下每右一下，都有数不清的人头落地，家破人亡。

陈文高：事后诸葛亮。

老威：老人家，你算个秉性率真的干部，也当过元谋地下党负责人的通信员，了解多人的投诚内幕，那你当时或事后就没为冤死的“恶霸”们说说话？

陈文高：1953年，我就调到武定专区土改队了。

老威：土改复查吗？

陈文高：参加少数民族山区的土改，要慢一步。所以元谋那摊子事，没功夫问，也问不着。

老威：有人问吗？

陈文高：多得很。后来调到县委统战部的老杨还亲自写了材料，好些证明人都签了字，毕竟人命关天囉。可人家南下干部掌权，根本不尿这一壶。长臂大队长张柞纪在监狱里闹，骂元谋地下党和民青都是一帮骗子，许愿当放屁，早知如此下场，还不如扛枪进山打游击。哎呀，任凭咋个整，都封不住嘴。张家的人也四处找当事者，追得本地干部躲着不敢见。张柞纪的关押地点也转移了好几回。

老威：唉，世事难料啊，老人家你有何体会？

陈文高：在土改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元谋县地下组织，百多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不是人有多聪明，而是吸取了教训，尽量少说话，即使说，也是按照政策的条条框框，求个四平八稳。不怀好意的人太多，都想“引蛇出洞”，随便你咋个引，蛇就是不出洞。

老威：那今天咋出洞了？

陈文高：苴公同志亲自登门，就给个面子；况且我1928年生的，快80岁了，皮子已蜕掉几层，出出洞也无妨。款款陈年旧事，咬不着哪个。

寻访未遂

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2007年4月11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1小时。大约5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18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个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月13日上午9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点至9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7层。一个8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5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9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1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地上拖，所以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1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9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10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1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话。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复印本来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1980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50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3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7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倞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

魂儿在深渊飘零。

再次寻访未遂

阴历7月半，传统的鬼节，阵阵铅灰的雨雾，从苍山顶齐斩斩地切下来。而我，如游魂，还在暂居地背后的草坡走动。三三两两的农舍，闪闪烁烁的长明灯，左一滩右一滩的纸灰。我持棍子，拨打着比人高的野生大麻，还在沟坎下，骤然遭遇一只腐烂的死猪。

不觉抵拢了公墓门口，我迟疑片刻，还是进去兜了两圈。白惨惨的墓碑顺草坡蜿蜒，我在其间停顿，合十念祝着姐姐和爸爸，他们在天上已有些年月了。

没见鬼，不过迷路了，归途颇费周折，似乎条条都是绝路。走进去，退回来；再走进去，再退回来。眼看着苍山如冥府之门，吱吱呀呀地敞开，天色被颤抖的大麻叶子掩蔽得晦暗，裤腿及袜子都湿透了——铃声却适时响起。我惊醒似地掏出手机，对方竟是断掉联系多日的朱家孙女红英！我换了电话卡——她说，回音波纹一般扩散着——对不起，老威，我那个永不还乡的堂爷爷还等着你去呢。

我大叫好好。接着还魂一般调整方位，到底在天黑前绕回自己灯光大作的窝。

进入2007年10月下旬，本书接近收尾。于是我提前与红英联系，稳妥之后，我即于24日乘长途客车，颠簸8个小时，从丽江赶赴昆明。照老习惯，先跟孙医生碰头，放稳行包，然后约会红英。此时夜幕降临，原打算次日再从从容容办正事，不料红英在电话那端催促立即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寻访日期又得推迟。

偷不了懒，这是命。端起刚沏的茶咂一口，又烫了嘴。倒抽着冷气出门，自火车站打的去北郊，在一黑灯瞎火的所在等候10来分钟，红英极其男友终于浮现。互相打过招呼，4人就次第穿越两个建筑工地，花了1刻钟，又撤回到货车屁股密密匝匝的马路边打的。记得当晚月亮比较圆，天空比较深邃，飞扬的尘头如烟如雾。我们在出租车里热切地交谈。红英说，她考虑了半天，怕遭拒绝，没敢给堂爷爷挑明。我说，那这么风风火火上门，是不是太冒失？红英说，当然冒失。可为了你老威，也顾不了许多。我说，这次没挑明，上次总提过吧？红英说：我提过一个作家朋友要来拜访，堂爷爷没表示反对嘛。孙医生说：万一老人家认为你开玩笑呢？红英说，隔了一两代，有啥玩笑好开！

光阴随轮胎飞驰，出租车在某个巷子口嘎然而止。我们摸入云南省歌舞团宿舍，红英在前领路，抵拢最里面的单元，上2楼，敲门。一个鸟窝发型的老太太隔着铁栅，定睛辨别了分把钟，才开锁放人。我到底见着了有些神秘的主角朱家万，胖得像尊不倒翁，正坐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我厚起脸皮蹭过去，挨着坐下，使眼色让左右张罗的红英快快切入正题，红英却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地与老太太拉家常。孙医生更是如坐针毡。没办法，我只好开门见山了。

老威：老人家，我们摆谈一下，不要紧吧？

朱家万：老了。经不起折腾了。高血压，糖尿病，胆囊炎，左心室亏空，也就是冠心病。我坐在这儿都累啊，还摆谈？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

朱家万：轻松的话题还可以。你是哪里人？

老威：成都。我专程来看你。

朱家万：不敢当。不敢当。

老威：我是专门写土地改革的，曾到元谋县城采访过你的堂姐朱家学老人。

朱家万：她的记性好，经历过好多事，你采访她就足够了。

老威：你呢？

朱家万：我这辈子，几乎就没在元谋生活过。

老威：为啥子?

朱家万：我1929年生，解放前就来到昆明，上昆师附中。1950年11月，由昆明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考取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工团歌舞队。1953年上调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在乐队，也兼搞创作。1956年转业，返回昆明，在云南省歌舞团工作至现在。

老威：哦，原来是个老艺术家！可听你的履历，好像跟家乡没丝毫瓜葛。

朱家万：我为啥要有瓜葛？

老威：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父母嘛。

朱家万：革命就是我的源，我的根，共产党就是我的父母。

老威：老人家，我又不是政审干部，你对我说这个干啥。

朱家万：不是政审干部？那是干啥的？你的录音机开着，以为我不晓得？

老威：我要真实地记录此时此刻，我需要录音机。

朱家万：你记录？为了啥？

老威：为了写书方便。

朱家万：过去就过去了，忘就忘了，为啥要写进书里？

老威：老人家别紧张，现在不是毛时代，社会还是进步了。右派、大饥荒、文革都可以写，只有这个土改嘛，缺材料，写不了……

朱家万：有啥用？

老威：嘿嘿，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嘛。否则，一提到地主，人们还以为是我的成都老乡发明的扑克游戏“斗地主”，岁数稍大的，也只晓得恶霸地主刘文彩、黄世仁……

朱家万：历不历史跟我没关系。

老威：元谋赫赫有名的朱氏家族也跟你没关系吗？

朱家万：我读中学就出来了。

老威：读中学之前呢？

朱家万：记不得。

老威：是吗？

朱家万：是！！再次请你关掉录音机！这是我的老伴杨老师，她刚才不眨眼地盯住你，她很紧张！

老威：内心有阴影？什么造成的阴影？

朱家万：请你关掉录音机！你刚才说关，直到现在都没关，出于啥子目的？

老威：没目的。机器早关了。

朱家万：为啥有红点？

老威：通着电，就有红点。好好，我把它揣进衣兜，这样，可轻松些了？

朱家万：我嘛，破罐子破摔。我老伴轻松些了……她是彝良县人，中农成分，家里没受过冲击。我们1956年结的婚，她在军区教幼儿园。

老威：难怪她把我盯得死死，像监视一个两三岁的捣蛋鬼。哦，她可回过自己的老家？

朱家万：年年都回。

老威：她都回，你为啥不回？

朱家万：你明知故问嘛。

老威：土改时期，你们家族被杀害多人，你怕受株连，不敢回去，你是地主子弟，却苟且偷生，将革命队伍当避风港。你肯定要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大势所趋，是我，选择也和你差不多。可是后来，时代不同了，不搞阶级斗争了，你为啥还不回老家看看？

朱家万：我病了，懒得动。

老威：病之前呢？

朱家万：断肠人永不还乡。

老威：啥子？

朱家万：断……没啥子，啥子也没说。

老威：你父亲排行老几？

朱家万：老四。叫朱洪。我还有个妹妹，叫朱家茹。

老威：我晓得你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你妹妹呢？

朱家万：还活着。

老威：我可以拜访她吗？

朱家万：不可以。

老威：你真的连回元谋的念头也没转过？

朱家万：隔开57年，还有感情吗？你想想，人和人隔开57年，还有没有感情？所以，不听，不看，不联系，好得很。中国人被捉弄得还不够吗？我既改变不了历史，也改变不了现状，甚至改变不了身上多种要命的病。哪天腿一蹬，完了，烧成一把灰，也不要埋回元谋。不瞒你说，因为在昆明混出点名堂，元谋政府方面亲自来人，数次邀请，我都推辞掉。

老威：这么决绝？可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嘛。

朱家万：没有必要。

老威：祭祖也没必要？

朱家万：解放了，划地主了，早就无祖可祭了。

老威：哦。

朱家万：不行不行。对不起。心里有点慌……

守候一旁的老太太急忙扑过来，又是喂药又是抹胸口。我等随即仓皇收兵。瞟一眼壁间挂钟，进门还不到个把小时。万般沮丧地下楼时，红英还在埋怨我莽撞，称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大家都负不起责任。我随口问有多大责任？红英闪着哭腔强调，堂爷爷是著名艺术家，命可比我这种小小打工妹值钱。孙医生急忙连声道歉，我也回过神来，顿时冒一头冷汗，土改专题快完工，如果附带牵出这么一桩命案，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容易啊红英！我站在黑黝黝的街口，冲着楼群之间明晃晃的月亮大声说，出门在外多留神，愿老天爷保佑你，保佑你的家人。

心事重重地返程，在街边胡乱享用“鬼饮食”，孙医生不饿，就按科学配方替我安排，几乎全是素菜。他解释说：过一会儿睡觉，身体放平，内脏全处于休眠状态。就不要自己给自己增添负担了。

但是我今天只在旅途中吃过一顿。

好啊，你今天很健康啊，孙医生嘿嘿笑，况且你不正吃着吗？

没沾粮食，越吃越饿。

这就对了。节奏放慢，再放慢，细嚼慢咽，饿的感觉就消失了。

自己骗自己？难怪你瘦得像麻杆。

瘦好啊，过去的人都瘦，耶稣也瘦，可特别能走路，传播一种有意义的宗教或者思想都需要走路。

我不能走路吗？可吃饱喝足才能走，饿肚子走不了。

你说得对。可现在不需要走路，需要休息。所以，嘿嘿。

所以，嘿嘿，我还需要一碗肉面。

让胃部再度兴奋，再度充血？这违反生息规律。

我违反了几十年。我是夜行动物。

那么，这样吧，我们回家削梨，你一个我一个。

我承认是3岁小孩，可我的胃不是3岁小孩。老板，来一碗肉面！别咧着嘴叫，不太雅观。好吧，我去要面，肉就免了。

两个岁数偏大的光棍汉拐入一个十分落伍的大杂院，穿过高低不平的两个天井，再爬某一单元煤窑似的楼道，5层，上顶，便是孙医生的窝。我在临窗的办公桌前坐下，而孙医生坚持站立，似乎时刻都在操练动手术的基本功。我摸出手提电脑，打开视频，准备看律师滕彪为我下载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叙述魔头毛泽东怎样利用文革，打倒政敌，掀起个人崇拜，最终彻底葬送自己，葬送革命的记录片，正是《翻身》作者韩丁女儿韩倞的力作。“东方红，太阳升”的序曲刚响起，习惯早睡早起的孙医生竟探过头来，与我一道兴致勃勃地欣赏，直至午夜1点多。

革命是死了，但暴力的根子还埋着。他紧接电影的结尾台词，边发感慨，边进卫生间洗漱。我明白这要花去一二十分钟，直到从头到脚，一尘不染，他才缩回黯淡的卧室，去独自祈祷，独自做梦。

我则不洗不漱，即刻闭门入室。我靠床呆坐一会儿，不禁抽出洞箫来吹了两段，幽幽游游，飘飘忽忽，父亲和姐姐的亡灵围绕身体，秃头发麻，似乎有掌心在嚓嚓抚摸。唉，这次未遂的寻访太悬乎，幸好没出事。我这样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也不能出事啊。我自语道——如此轻微的语调，既像是自己的祈求，又像是来自身外的亲人的叮嘱。

第三次寻访未遂

阳光明媚的10月25日，孙医生一早外出，我则睡了懒觉，用罢午餐，与一个朋友约好在翠湖边喝茶。下午突然接孙医生电话，称晚上领我去寻访半年前寻访未遂的老人。我问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厨师吗？他答否，是厨师的儿子，今年80了。

心情愉快的黄昏，几个人由基督教医生主导，吃了一顿朴素的晚饭，然后打的10来分钟，直抵昆明五华区中医院宿舍。进门没几步，又遭遇矿井一般深邃的筒子楼，一行人摸黑鱼贯而上，在每个拐角处挤成一团。我层层默记，转着转着又迷糊了，7楼还是8楼？总之，老人家住最高，而且是单家独户。

依旧是铁栅栏，这楼里四处都是铁栅栏，跟二战电影里的犹太人集中营似的。孙医生的女教友敲门，里面有个面色苍白的时尚女孩开门，哐当一声，那颗落下的铁锁起码有拳头大。我们扁着身子，自黑暗的瓶颈涌入灯光昏黄的内室，老人家正要从靠墙的老式沙发里起身迎客呢。

不必了。不必了。我和孙医生连忙欠身扶定，生怕有丝毫闪失。接着，除了我和老人家之外的4个男女互相交换着眼色，似乎早有预谋。然后，由圆脸盘的女教友笑盈盈地道出开场白：施爷爷，我们给你带来个客人。

施爷爷眼花气紧，还偏着耳朵：你说啥子？

女徒弟凑过嘴，正冲着他耳门叫：带来个客人，是作家，早就给你提过的嘛。

哦，作家。失敬失敬。可是我没得啥子写头。

孙医生插嘴：施老先生，我们大家以人格担保，这个老威不是歌功颂德的狗屁文人，而是严肃的，有良心的，他在记录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司马迁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

民族的历史？跟我有何相干？脑壳昏，站不稳当，在家像坐牢，真不晓得今晚睡下去，明早爬不爬得起来。唉，个人都没活明白，还“民族的历史”！

女徒弟急忙打圆场：施爷爷！脾气好大哟！你平时都爱摆老话，那沟那坎，有条有理的，今晚咋个啰？大家瞎聊嘛，上天入地吹嘛。

女娃子，没吃过亏哦。施爷爷我除了中医之外，再教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女徒弟哈哈直笑：你都80岁了，祸还从口出？这屋里除开3个基督徒，就是3个无党派，哪个去告密嘛？况且告准密，哪个警察吃了豹子胆，还敢来抓你嘛？风一吹，嘿嘿，不吹都要倒。

我接上话茬：施爷爷，警察倘若上门，那就太人道了，等于带你到外面的世界兜风，免得你一天到晚在这高高在上的铁笼子内闷得慌。我比较熟悉监狱的情况，你这岁数，你这快散架的身板，想进去增添国家的财政负担？没门儿。监狱又不是养老院，你有个三长两短，还要当事故处理呢。

这道理我明白。可是我不愿意老提以前的伤心事。

孙医生说：你不是已答应和老威聊一聊吗？

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也提醒“在生理和心理允许的条件下”。我要避免激动，否则会彻夜难眠。

孙医生说：既然如此，我们明天上午再来拜访。

上午也要避免激动，否则整天的情绪低落。

我问：下午呢？

下午更要避免激动，否则诱发各种病灶，人随时都可能报销。

我差点说，你都到这步田地，还觉得人耍人好玩？可到底忍住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但也没有谁提议告辞。挂钟嘀嘀嗒嗒响，我扭头望着窗外，竭力分辨夜空中的灯光和星星。一阵军号突兀而起，女教友笑道：好多年没听过军号了，真稀罕。

我可是天天听。施爷爷说。后来有只耳朵背，军号声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打摆子似的，很凄凉。你们莫笑，因为这种笑比较反动，晓不晓得？我是老兵哦，昆明刚解放就参加解放军哦，不出事的话，军龄比老地主的裤腰带还长。

我随口应个是吗？你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吗？

是的，我的老家在昆明郊区的小板桥，我家几辈人做云南菜，我父亲给省主席龙云做菜。还是有些名气啰。

你生于哪一年？

1927。整80。

按红色教科书里的说法，是北伐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年。

不清楚了。我父亲不识字的。

那墙上挂的是你父亲的老照片？胸牌上还写着“云南省军区司令部”。

昆明刚刚和平解放照的。以后他继续给部队首长做菜。接着就做不成了，再接着就死了。

咋个死的？哪一年？

这个嘛，这个嘛，嘿嘿，就不要说了，事情过去那么多年，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是吗。听孙医生讲，你的文化很高。

不算啥。1948年考入云南师大外文系，1949年碰上解放，没毕业就犯错误。

啥子错误？

就一句话。不提了，不提了。

你给孙医生提过嘛：在共产党手里拿工资，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

私下胡扯，被人告密了。那时候才20多岁，又刚从旧社会过渡，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体会还不深刻。如今奄奄一息，就体会比较深刻了。

听起来像在说反话。

你说反话，我没说。你的录音机开起的，你在搜集材料，我晓得。

我把录音机关掉。

关不关无所谓。干啥子也无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我们随便聊聊。你父亲是大厨子，你母亲呢？

保姆。在法国领事馆，给帝国主义带娃娃。

待遇如何？

不敢说。总之你都晓得了，我能上大学，念英文，很费钱囉。

你父母的收入都可观。那家庭成分是啥子？

划成分？那又是土改了。我家在城市，不在农村。

城里也划成分嘛。

我家能有啥子好成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具体是啥子？地主？资本家？

唉，不要问了。这辈子，父母把我害苦了，我也把他们害苦了。怨不了谁，怨不了时代，更怨不了党和政府，只恨自己中旧社会的毒，没有认真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你在写《悔过书》吗？

我也是作家，我写过几百份《悔过书》，还不算口头悔过。成没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呢？要组织说了算，群众说了算。不悔过不行，我曾经跪了几天几夜，魂都整出窍了，倒在地上，再咋个泼水都醒不来。好歹还魂了，嘴里念念不忘的不是爹妈，不是老婆，而是共产党、毛主席。只有共产党、毛主席不会整人害人，而下面的、身边的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一眼望不透的墙，都要防着。你不防着，哪天突然又被揪出来，你还蒙在鼓里。

你讲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作家写过了。

反动。太反动了。他叫啥子名字？是不是昆明的？我要去告他。

他叫乔治.奥威尔,英国人,写了一本政治寓言小说叫《1984》。

嘿嘿，没法告了。

老人家吃过不少苦头，有点神经质了。

你才神经质呢。我活满80，你能不能活满80，都很难说。前一阵，我还下得了楼，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挂倒了，本来没受啥子伤，可是开车的慌了，怕被老人赖上，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匆匆忙忙把我弄到街沿，浑身都哆嗦，还谎称回家拿钱。其实呢，溜之前我就晓得他肯定要脚板擦油，哎呀。

正常嘛，如今乱世，人人都没安全感嘛。

你这个文人，够冷酷，放在土改时期，是当民兵的料。

民兵的料？

就是捆人、打人、煽人耳光的料。

你挨过耳光了？

有一回，我跪在毛主席像前，一口气煽了两三百个耳光，自己把自己打得昏倒在地，牙床都搞松了，流好大一滩血。

疯了疯了。

自己冲自己发疯总比别人冲你发疯来得实惠，虽然也痛也累也猪狗不如，可不会残废，更不会死，而且悔罪效果特别好，容易过关。

你的尊严呢？

说梦话哟。命都差点保不住，还有尊严？官僚地主的狗崽子加现行反革命，还有尊严？

那你的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了。厨师家庭咋会划官僚地主？你家在郊区有土地、房产？

没有嘛。

是受龙云的连累？不可能吧？龙云虽然在国民党手里是云南王，但也是起义将领，为和平解放昆明做出了贡献的。好像，好像，还在共产党手里弄了个什么官当。

说来话长，干脆就不说。

你的老伴呢？儿女呢？

说来话长，也不说了。

唉，不少老人都是你这种心理，被整怕了，运动怕了，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惯性。其实活到你这份儿上，说点真话，谁还能上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影响身体嘛。那些惨事，多说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脑壳昏沉沉，却整夜睡不着。

现代医学证明，倾诉自己内心的隐痛是一种精神排毒治疗。

瞎扯。我就是医生。我不愿意回忆，为啥子要强迫回忆？更莫提倾诉了，20多岁只倾诉过一句话，就倒霉终身。

你就不愿意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你父亲不识字，你有文化呀。

人死如灯灭，没意思。

你这样说，身边这3个基督徒可不同意。

基督徒？他们同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此糟糕的新中国。

年轻人，作为医生，我再次送你8个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谢谢。我无话可说了。

我也该休息了。作家同志，让你失望，很对不住。

保重吧，施爷爷，虽然你连名字都不愿透露。

名字对名人有意义，对普通人没啥意义。我撑不住了，再见。

我们只得告辞，重新将老人孤零零地丢在囚笼一般的室内。沿黑漆漆的楼道往下，再往下，我不禁想起但丁的《神曲》，从第一层坠落到第九层，从地狱坠落到炼狱就是天堂。那么现在，世界是否真如诗中说描绘的那样，在一瞬间倒了过来，地狱反而在顶楼，在接近星空的极高处？

夜深沉。稀稀落落的过往车辆和行人，令眼前的都市显得空寂。我和孙医生都无精打采，直到返回自己的窝，在关门之际，孙医生才突然开口：哦，忘记告诉你，张应荣长老死了。

我触电般哆嗦一下：死了？什么时候？

今年中秋节。我们在丽江还碰面，一起吃月饼呢。

我细细地咀嚼着孙医生的叹息，的确，中秋节那晚，丽江有乌云，有冷风，就是没有一丝月亮。孙医生陪同两对美籍华裔医生夫妇，并约了班忠义和我，本想在仿古客栈的草亭子下，吟诗作对，尽兴风雅一番，可惜天公不作美，烛光于风中飘忽不定，最后雨也跟来了，搞得大家立即掐断进行不久的侍奉神的话头，各持月饼一块，匆匆祝别。

然而在千里之外，在我们相聚过节的同时，我最初寻访的、因为信仰基督而被划成地主的张长老，却正终结其尘世生命，奔赴天堂——他曾受尽折磨，一次次在天堂门口打转，却奇迹般活拢85岁。

约两年前，我写了《土改受害者张应荣》，以下是此文的结尾：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在《最后的地主》快落幕之际，在一连3次寻访未遂之际，读者们请原谅我，以一个证人，一个落魄文人特有的“自我抄袭”的方式，表达对所有过去的、正在过去的、将要过去的老人的悼念。我们曾经接触，曾经交谈，曾经交谈得很不成功（如本文所述），可一旦相互离开，无论死、将死、还是活着，他们都悄然退出了我的视野，远远的远远的，在永恒之河的那边，招不回，叫不应，却一直在人类的记忆星空里闪烁。

眼眶湿润了，但我不会为内心的这份酷烈哭泣，总有一天，我将步他们的后尘。谁不想甩开病痛、无助和孤独，然而病痛、无助和孤独却是注定的。亲情、爱情和友情能够帮你吗？它们有死那么持久吗？有历史那么持久吗？甚至，有历史里所包含的主宰我们的专制，有专制里所包含的谎言、监控、威胁、利诱、背叛、血泪及喊叫不出的危机那么持久吗？

你可以自己掐住喉管，试试什么滋味。

我记述或正在记述被社会主流遗弃、被汹涌群众遗忘的旧日真相，个人被时代的巨手掐住喉管，有的粉碎了，有的残疾了。我在纸上经历了这一切，依然健康。所以不能不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天上的父亲和姐姐的眷顾，更要感谢我这个行当的先行者司马迁，他为“叛国贼”喊冤，而后被盛世君王割掉卵蛋，而后孤愤作《史记》——这令我数度惊骇，并在乱世危邦的呼号不绝于耳之际，下意识地抠紧裤裆。

我没有被阉或自阉，我还是个拿得出手的男人，我幸福无比。

然而，司马迁，他的确比我有更高的去势的尊严。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

百岁和尚灯宽

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戍边女兵之女刘思湘

冤死者杨继年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村民谢明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反革命分子刘德

上访诗人老陆

偏三轮胡小松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采购员霍海仲

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上书者蒋朝才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被抄家者廖亦武

同案犯李齐

专政对象刘世昌夫妇

被收容者李明凯

花案魏西

“盗墓贼”田志光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二卷

序言1 余杰：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 —— 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序言2 北明：自由的现状 ――境外通信节选

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民运列传: 许万平

作曲家王西麟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戒毒者木邸

残疾妇女贾凤珍

法轮功练习者陈氏

1970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上）

民刊《野草》主编陈墨（下）

台胞唐存理（上）

台胞唐存理（下）

间谍教授谷正

六四画家武文建

思想犯李必丰（上）

思想犯李必丰（下）

职业讨债人老曾（上）

职业讨债人老曾（下）

谁值得他们如此重视？

纳西族东巴和君（上）

纳西族东巴和君（下）

洞洞舞女戴凤凰

天安门市民纠察队队长刘仪

光棍刘长五

川菜厨子周半岛

广场行为艺术家余志坚

六四死刑犯张茂盛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上）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下）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上）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下）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

胡平序：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望外的动机

“麻风病人”张志恩

土改受害者阿泽

土改受害者张应荣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上）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下）

午夜读旧报

与地主女儿同行

贫农李正才

地主后代刘金琴

民兵主任余学康

放羊娃彭绍宗

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贫农酒鬼余金元 (上)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

夜祷

土改受害者张茂恩

日祷

土改受害者孙大川、陈秀英

用脑袋里的摄像机记录苦难

在自己家里坐牢

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他们死后永不分离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1）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2）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3）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4）

土改受害者张进谦（5）

疯狂的石鼓

土改受害者和瑞尧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记忆随风而逝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向南，再向南

土改受害者康朗罕

答案随风而逝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事故及后果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基督徒孙医生

土改受害者杨自海

土改受害者杨品英

退休政府官员苴公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一）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二）

土改受害者朱家学（三）

土改受害者朱家全

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上）

土改工作组组长陈文高（下）

寻访未遂

再次寻访未遂

第三次寻访未遂